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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__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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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__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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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
作者/编辑：佚名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5 世纪末～10世纪末由日耳曼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的封建王国，。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强大的一支部落，3世纪南迁进入高卢（今法国南部）东北，定居于莱茵河下游地区，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481 年，克洛维继部落酋长后，开始全力扩张，消灭了法兰克其他势力。486 年击溃西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占领高卢地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以巴黎为都。751年，宫相丕平篡夺王位，开始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丕平之子查理在位时大规模向外扩张，公元800年查理加冕称帝，成为查理曼帝国。843年内部分裂为三部分，即后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目录制度墨洛温王朝丕平时代加洛林王朝 制度介绍法兰克王室采取国王死后诸子平分领土的继承制度，使王国经常处于分裂、混战和再统一的反复过程中，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张。封建主势力的强大削弱了王权，王国权力逐步落入掌握宫廷事务的宫相之手。 8 世纪前半期，宫相查理?马特出于加强统治和进行征战的需要，推行军事采邑制，初步奠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732 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击败阿拉伯人，阻止其进一步向西欧扩张。733年迫使勃艮第称臣，734年又征服弗里西亚人。751年，查理?马特之子丕平（矮子）废墨洛温王朝国王自立，建立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期间(768～814)，连年征战，法兰克王国成为统治西欧大部分地区包括多种部族的大帝国。由于境内各地区缺乏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封建主割据势力强大，查理大帝死后不久，帝国陷于混战。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后分裂为东、西、中三个王国，并分别于911、987、887年覆灭。法兰克王国在日耳曼人所建国家中享国最久，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发展和罗马教会在西欧统治地位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法兰克王国采用了封建制度，即国王将领土分封给属下（大封建主），属下再将领土分封给他们的属下（小封建主）。但是领主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辖附庸的附庸，而农民则依赖着小封建主，没有人身自由。墨洛温王朝4世纪初，法兰克人以联邦者的身份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的高卢东北角。罗马帝国本身的军事力量无法保障其所有边境，因此罗马人允许部分被称为联邦者的友好民族进驻其边境来罗马维持边境。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时，法兰克人乘机扩展地盘，同时在他们的南边西哥特人也在扩展自己的地盘。一开始，高卢北部的苏瓦松附近还有一个与帝国其它地方隔离，但依然忠于罗马的飞地。486年法兰克人在克洛维一世的带领下战胜罗马帝国在北部高卢的最后统治者西格里乌斯（位于今皮卡第大区的苏瓦松王国的统治者）。这场胜利使用法兰克人的统治扩张到了卢瓦尔河以北地区，并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并且以自己祖父的名字将王国命名为墨洛温王朝。克洛维本来只不过是众多法兰克小国王中的一个，他接受了依然有作用的罗马管理机构，消灭其它法兰克小王国，建立了一个日耳曼人-罗马人的国家。491年，克洛维一世又在其领地以东的图林根取得一系列胜利；496年他征服阿拉曼尼人；500年，克洛维征服第戎，但未能征服勃艮第王国。随后在507年中，在阿摩里卡人的帮助下，克洛维一世战胜了图卢兹的西哥德王国，将其赶往西班牙并趁机占领了今阿基坦的大部分地区。 在法兰克人扩张过程中，克洛维没收了地主被杀或逃亡的土地，收为王有。克洛维用这些财富得以巩固王权和继续扩张。他成为整个王国最大的地主。通过将他的土地赠送给其他贵族来收买人心，逐渐演化出了采邑制。国王将他的领地有限期地租给手下的人，这样他还解决了管理巨大财产的问题。同时在法兰克王国内几乎没有货币贸易。这是法兰克王国、欧洲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 除采邑制外，天主教教会成为国王的第二根支柱。在克劳蒂尔德的影响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通过他的洗礼（可能于498年，确切有争议）他获得了天主教教会的支持，《》()。这样一来，法兰克人受到了当地的高卢人和罗马人的支持。这同时标志着高卢古代后期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早期的开始。国王通过遣送信使（伯爵和主教）的来使得他的命令得以服从。511年的帝国大会上，克洛维还达到了法兰克国王可以影响命名主教的权利。同时他试图在整个法兰克王国设立统一的教会法。6世纪初（507年之后）《萨利克法典》被定成。这是一部拉丁语的法兰克民族法律收集。丕平时代511年克洛维死后，他的王国被四个儿子瓜分。虽然他的后代不时得以统一整个帝国，但在日耳曼人的传统影响下，帝国往往在帝国死后被分给他的儿子。639年达格贝尔一世死后，他的儿子得以再次继承一个统一的王国，但国家的实权掌握在宫相和王太后手中。 这些宫相试图掌握整个王国的权力。从657年到662年，一个宫相的儿子以被国王收养的方式得以登上王位。687年，奥斯特拉西亚的丞相中丕平战胜了整个王国的统治者，为丕平王朝和卡洛林王朝的上升铺平了道，但当时丕平还不敢篡权。 714年丕平死后，国内发生了争权内讧，719年查理?马特获胜。以凶残著称的马特面临着内忧外患。在王国内始终有不同的部落试图推翻他的统治。732年，他与过去的敌人一起在都尔战役中战胜了入侵的阿拉伯人。他被认为为西方世界天主教信仰的拯救者。此后他向东战胜了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和阿拉曼尼人，这些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此外他还支持圣波尼法爵在这些地区的传教。737年法兰克国王死后，他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但像他父亲一样，他没有国王的称号。按日耳曼人的传统，马特在死前将帝国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丕平三世和卡洛曼。加洛林王朝在此后的斗争中，丕平三世获胜，他的兄弟和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墨洛温王朝国王被迫进入修道院。751年他按旧约中的仪式涂油登基成为国王。三年后，教宗斯德望三世再次为他涂油。754年，丕平同意将拉文纳送给教宗，而教宗则认可卡洛林王朝为法兰克王国的国王。755年开始，教宗开始要求丕平遵守诺言，丕平两次对伦巴底人作战并将所有赢得的土地送给了教宗，这样丕平实际上成为教皇国的创立人。768年丕平死，他为儿子们留下了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欣欣向荣的王国。 查理大帝的死于771年，这样查理就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了。查理依然受他父亲与教宗之间的条约束缚，由于伦巴底人不承认这个条约，他继续与伦巴底人作战。774年他占领了整个伦巴底王国。同时他支持向东的传教工作。到785年为止，他与萨克森人的决定着他的政治。785年，萨克森公爵威德金特臣服于查理，但双方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804年。 连绵的战争推进了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受封建统治的农民的数目大增。封建统治者，尤其国王（后来皇帝）和公爵的权利大增。教会的权利也得到巩固。为了巩固国家的权利，查理在边界建立一系列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是国家的防卫缓冲区和进攻集合区。这些边界地区被封给有特权的伯爵，实际上这些边界地区处于帝国领域之外，而不是帝国的一部分。他向这些地区移民，让农民到那里去守护这些地区，并在那里建造城堡。尤其重要的边界地区有克恩顿和其北部的边界地区，后来这些地区形成了奥地利。 793年查理对王国内部的管理进行改革来进一步巩固内部的统治。国王的直接管理机构是王府、王家法庭和总理府。在王国内，伯爵管理国王的财产。国王通过他的信使向伯爵发布命令和决定伯爵之间的争议。阿亨成为皇帝宫殿和查理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的中心。800年12月25日查理在罗马被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这是他权利的顶峰。
法兰克王国2　　　　〖预览〗法兰西战役法兰西战役(法兰西战役)法兰西战役 日至6月2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为侵占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对英法盟军的实施的进攻战役。目录简介战争背景战争概述战争过程 收缩展开简介法兰西战役日至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为侵占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对英法盟军所实施的进攻战役。日，德军开始进攻，荷军投降。在空军支援下强渡默兹河，并开始从迪南和色当地区向索姆河口方向扩大战果。14日占领色当、迪南并突破法第9、第2集团军防御，向英吉利海峡推进，英内阁下令实施“发电机”计划，组织敦刻尔克撤退。日，比利时投降。法军的抵抗毫无组织。德军坦克兵团迅速向法国腹地推进。领导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统帅部停战。法国政府宣布停止抵抗。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并宣布退出战争和解除法国舰队武装。法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签署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德、意军队占领法国大部，其粮饷由法国政府负担。法国全面停火。战争背景波兰战役后，德军主力西调，准备对法作战。德军领导当局的目的是，在法兰西战役中粉碎西欧的盟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使法国退出战争并强迫英国签订有利于德国的和约。为此，预定实施两次代号为“黄色”和“……【】法兰克王国3　　　　〖预览〗汤米?弗兰克斯汤米?弗兰克斯(汤米?弗兰克斯)汤米?弗兰克斯(TommyR.Franks)1945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温尼伍德，参加了越南战争，在战场上他3次负伤、多次获荣誉勋章。之后，在野战部队、参谋部门、大学、军校、海外驻军、国防部等单位的复杂经历，为他日后晋升打下了坚实基础。1991年海湾战争中，作为美精锐部队第1骑兵师副师长，弗兰克斯首次进入将军行列，并从此仕途平坦，直到2000年6月被委任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晋升为四星上将。目录人物简介人物事迹伊拉克海湾战争人物简介汤米?弗兰克斯(TommyR.Franks)1945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温尼伍德，父亲是建筑工人。他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一起迁往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 1964年，弗兰克斯进入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越南战争爆发时，正在念大学二年级的弗兰克斯中断学业，考入位于俄克拉荷马州西尔堡的军官学校学习，开始军旅生涯。他1967年军校毕业后参加了越南战争，当过作战军官助理。20世纪70年代，他被调到五角大楼的军队总检查官办公室工作，专门负责军队和国会领袖之间的沟通。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弗兰克斯担任美军的作战师长。海湾战争结束后，他任美国驻韩国混合部队司令官，后升任三星中将并担任美军联合作战中央司令部陆军指挥官。2000年6月至2003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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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相关文摘子　　　　一　　　　传说中，美人一笑可以倾国；现实中，金融之媚却在于蛊惑天下。　　或许，先贤可以超脱金钱的诱惑，但古往今来金钱始终是正常人追求的目标，请不要告诉我，这个目标很俗。这恰恰是一个很高尚的追求，只有钱才能过的更好的日子，人类正是伴着这种向往才一步步走出洪荒。要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视金钱如粪土，那大家现在还在原始社会混日子，也就不用为房、车发愁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歌颂也好，痛斥也罢，有句话或许不怎么高尚，却很现实：　　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个世界确实如此。　　世界上每个人挣钱的手段并不一致，正如每个国家金融体制度迥然相宜。金融学也许是一个囊括万象的学科，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是技术和制度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民族文化，在目不暇接的当代金融变革背后则是文明发轫的密码，他赋予了金融改变世界的魔力。　　正如货币是经济的灵魂，当铅华洗尽，蓦然我们会发现金融制度便是传承人类文明血脉。　　我不是金德尔博格，无意效颦一本中西金融史，或者依靠稗官野史将货币史升格为战争，只希望摆脱繁杂的金融工程模型、枯燥的数据，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展示金融雾绡般的轻裾，亦或是惑主的狐媚。　　由于笔者的经历所限，我选择了以学术材料作为原始资料，讲述人类文明发轫以来的金融发展，当然其中有我们从个人观点对文明渊源的诠释，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心里揣测。我们无意颠覆某个历史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在短短数言中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历史曾经是真实的存在。　　千百年来，金融始终界忽于神魔之间，倏而是天使，倏而是魔鬼。　　二　　对治史者来说，每段历史都独一无二，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历史却是规律的不断重复。每段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美人，经济学却试图寻找美人降生前的神旨。　　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充斥着各种考证，经济学则以晦涩的数学模型著称，然而在金融历史中，现实远比这些考证和模型精彩。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明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无论汇市、股市、期市，目标只有一个：“有效配置资源”，就是说把钱（资源）弄到最能挣钱（有效率）人的手中，让他挣更多的钱。虽然我沿着学术路线前进，但却未界定“金融”或者“文明”的概念，只要我或者您觉得我所写是文明或者金融，那就姑且称其为“文明”或者“金融”吧。　　从精美的古希腊神话中走来，人类似乎寄予金融更多期望，马可波罗曾惊讶于唐朝飞钱的神奇，现代东方却又拜倒于金融市场色彩斑斓的K线。希腊神话已在古罗马隆隆铁骑中逝去，现代金融市场中却依旧传说着刀光剑影，如果说冷兵器时代骑士断缨是一种英雄末路的凄美，那现代金融市场的纵横捭阖则是投资者、企业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间的谋断与征伐。　　这里不在有蓬断草枯、凛若霜晨，却同样是利镞穿骨、蹙决生死，代价不再是地域征服，却是远比之残酷许多的经济统治。　　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不是按金融工程模型计算好了再去发展，而是发展之后人们再去诠释。金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承载，金融不仅记录着财富，更为深邃的是她记录着人类前进的每一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是地理环境、技术、文字、宗教、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总汇。作为文明的高级体现形式，金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一个总的爆发。　　金融体制一旦出现就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她独特的准发展。她是天使，可“无翼而飞，无足而走”；她是魔鬼，夏洛克终于没有割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　　透过贝壳、珠玉等史前货币，我们看到了社会分工，人类终于告别茹毛饮血，从那一刻起人类便不再是大同世界，尽管私有制下出现了残酷的奴隶制，但人类却从此走出洪荒。　　尽管新莽发行了光怪陆离的28种货币，而且还声称自己“事古”，但正是这些后世金石爱好者手中的玩物毁掉了王莽新朝。　　尽管基督教指责高利贷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中世纪银行雏形却维持了王室甚至教皇的收支，促进了公司制乃至大陆法系的形成。　　路易十四曾慨叹“战争中，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他却没能提醒法兰克的后人，约翰.劳的融资方式让法国人对银行心有余悸，禁绝银行近150年，终于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了欧洲大陆霸权。　　2006年，印度宣布“开放资本项目在即”，我们看到这头亚洲象试图凭借国内金融市场的高成长吸引外资，从而走出一条与中国、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不同的路径，透过高涨的孟买指数我们看到了金融成长的魔力，曾经的英属殖民地试图与世界霸主一争雄长，金融可以成为天使。　　新世纪我们目睹了太多的金融危机，有人将东南亚金融危机讥为“一江祸水向东流”，然而正是东南亚国家自己一系列的措施挖好了祸水流淌的沟渠，只不过最后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这里，我们看到了原市场教旨的失误，金融可以成为魔鬼。　　现在我们还难以估量次贷危机给美国甚至世界带来的损失，正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背后是美国二战后经济政策、民族文化弱点，乃至这个“建立在宗教上的国家”危机的一种总爆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忽焉，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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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寻找失落的启蒙　　（先秦与希腊城帮）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然，历史是当代人思想中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按照自身生存条件诠释历史。我对这句话的另一种理解是，当代史是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思想、习俗、传统始终对后世有不可忽略、甚至视决定性影响，经济、政治、生活各个层面概莫能外，金融当然也在其中。　　所谓历史的宿命不过是这些传承的产物，当然也包括金融历史，金融发展最终并不以个人、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有其内在发展密码，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　　破译金融发展密码，解析历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在开始的几个章节里，我们把眼光集中于亚欧大陆，因为此时美洲大陆还未开辟鸿蒙。在这一部分，文字内容颇显枯燥，因为我不敢根据神话杜撰老祖宗的故事。　　一　　没有金融的快乐时光　　在人类最初的时代，地球上实际上是没什么“金融”可言的，无论是亚洲史还是欧洲史对这个时期都是一笔带过。对这个时代的记叙无非是咱老祖宗不再使用几块石头（旧、新石器时代）讨生活了，可取而代之的青铜（青铜时代）、铁器（铁器时代）实在还是不怎么高明，甭说交换了，就连自己吃饱都难，那个时候对先人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代的记述多靠后代传说，诸如中国黄帝、尧舜禹、夏朝，欧洲的荷马诗史等等。很遗憾，这段历史其实很长，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不过几千年，这段历史却有数万年。　　在神话描述的时代，先民的未知实在太多了，于是统将之归类为神的力量，这种崇拜大概达到了很高境界，希腊帕特农神庙、苏美尔－阿卡德庙基无不昭示着人类对神的真挚。　　在凝聚着狂热的神话中孕育了人类文明奇葩－文字，“文字是在庙宇里开始的，只是也是在庙宇里开始的”（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220页）。这个时代，较为公认的原始文明形态有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也有将上述两者统称为爱琴文明）、埃及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　　对神仙的崇拜中，发展了文字，于是我们有了历史。　　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中叶，我们的先民并非孤立发展，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最扑朔迷离的文明融合，我们对此同样一笔带过。理由很简单，历史学家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具体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清楚。　　从后人笔记神话中可以了解到，这个时代原始文明受到了游牧民族的战争洗礼，雅里安民族对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冲击，戎狄部落对商周的战争。　　无论从那个层面，这次文明分野都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随着神话不再具有号召先民的魔力，人类原始文明在战争中凤凰涅槃，古中国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浴火重生，其中也催生了不怎么文明的波斯帝国。　　这是一个战争英雄辈出的时代，战争实现了民族的融合，孕育了文明的更高形态：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即基督教、拜火教（就是金庸先生所谓的明教）、佛教和儒家，虽然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才最终使得人类“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定型，但这一时期的“宗教－伦理”观确立基本形成了不可移易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后世游牧民族的“上帝之鞭”（匈奴）、蒙古铁骑、亚欧殖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没能打破这种文明对垒的格局。　　尽管近代以来欧洲以外地区不断向西方学习，亚洲在思潮领域“西方化”潮流方兴未艾，但这些都未能抹杀这种“宗教－伦理”分野，这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始终镶嵌于东西方之间。　　在这个意义上，直至今天的历史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当原始农耕文明在异族冲击下解体，时代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俗权力开始超越原始神的力量，取得了话语权，新的文明体系先后登场，近代乃至当代文明成果无出其右。　　在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支撑下，希腊城邦、中国春秋战国演绎了这一时代乃至人类历史上的辉煌篇章。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公元前770年戎狄民族攻陷周朝国都镐京，周幽王死于骊山，由此拉开了春秋战国的序幕。幽王之子平虽然春秋时期保持了“天下宗主”的地位，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在黄河中下游的谷地里出现了卫、鲁、宋、晋、齐、燕等一系列小国，在互相征伐见削弱了世俗权威。此时，列国经济基础是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统治者必须竞争境内居民存量，靠王德让自耕农“衔往来归”，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思想得以自由表达，不至于被迫害。　　我们虽然不赞同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因为按他的思维，就是欧洲人出生于海滨，这是投对胎了，天生比别人强。然而，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气候地理环境迥然相异，发轫于大陆腹地的文明形态应该与沿海不同。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度，在古代中国人的心中世界就是他们脚下的土地，从孔子到19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从来没有提及海洋探险，据说孔子曾突发奇想：去海上漂流（乘桴浮于海），他的学生子路当场表示赞同，孔子却批评子路不能裁度事理。　　意思是，你小子真没眼力，老师我不过是说说，你还真去不成。　　中西方文明自发轫起即产生了差异，中国古人崇尚自然，热爱土地，相应缺乏流动性和变化，进而在儒家、道家中将这种理想发挥到极致，孔子出身贫寒，50岁上下已在鲁国身居高位，但战乱迫使他去国，去他乡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　　孔子自以为继承了古代文明，主张正名、仁义、忠恕等理念。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宣扬“王道”，这种王道是一种“五亩之宅”的田园，仁是王道的人性，而“忠恕”则是仁的结果。如果说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那荀子则是现实主义者，强调人性本恶，社会需要控制人，以礼仪尤其是祭奠祖先的礼仪控制人性。　　从三位创始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在那个时代并不具备宗教的特质，事实上儒家把神撇到一边（未能侍人，焉能侍鬼），而对祖先的崇拜不过是通过家族礼仪控制个人的手段。儒家的修养是具备君子之德，将自身融于自然、融于土地，传名后世。　　这不可避免的要求信徒适应现实，神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忽略了人与社会的义务。儒家并不关注来世，也始终没有形成“救赎”和“彼岸”的概念。虽然汉代孔子的地位甚至高于帝王，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神坻，然而儒家始终未形成宗教的理性内核：即脱离巫术，思考神与世界的关系、宗教与世界的关系。尊重祖先、重视礼仪，这些行为在下层民众逐渐蜕化为巫术，民族所关注的是今世的长寿、健康、富贵；儒家从未系统提出人与神的关系，而是将世俗权力放到了神的位置，这一点在儒学发展历程愈演愈烈，因此在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只有冒犯权威而无救赎。　　因此，我们经常说“得罪”，　　而从来不说“请您原谅”。　　同样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中国道家也是一个亲近自然的流派，道家更崇尚个人主义，道家创始人杨朱曾认为不能以利天下而损害他个人利益，如果人人这样天下就大治了（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豪，天下治矣）。老子把这种爱慕归集为“道”，在道家早期的大成之作《老子》中体现为“小国寡民”。　　说穿了，道家就是主张大家都呆在原地，满足目前的环境多好啊（民重死而不远徙），就不会抄家伙跟别的地方动手了（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与儒家“入世”思想恰恰相反，道家游方之外，但这只是中国先秦思潮亲近自然的两个方面。与儒家相同，道家此时还不是一种宗教，直至东汉中期道教兴起。　　二　　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好了，对金融的记述也便由此开始吧。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并不打算象货币史一样关注铸币形制。货币无疑是时代经济、文化的结晶，最能反映物质、技术和文明的发展格局，如果纠缠于形制细节，总有莫衷一是之处。从经济发展、文明演进着笔，虽然粗略，但视野会顿显舒朗。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提到金融，因为此时经济中还不存在真正的金融。　　亚欧各地区大致在公元前500-300年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在这个阶段货币已经出现。货币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　　在原始社会是不需要货币的，比如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本来大家弄来的粮食就不多，还不够自己人吃，那有东西的去忽悠别的部落。再者，大家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没必要拿自己这点口粮出去忽悠。　　随着青铜器及人类技术的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出现了分工，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当分工造成交换，货币就会登上历史舞台。　　有食物剩余的人希望找到以一种通行凭证去换回自己需要的布匹，而不是扛着他的收获的粮食到村落里寻找谁家布匹用不了。当大家都认同这种交换的媒介，这种通行凭证就被称为货币。　　当然，这种交换媒介要具备几个特征，有价值，比如古人总不能用粮食换个树杈；容易携带，比如住房，虽然有价值，但总不能带着房子四处跑吧；容易分割，比如活猪就不能当作货币，虽然不用自己背着（可以牵着），但总不用一头猪换一碗米饭吧；容易储存，比如猪肉就不能当作货币，虽然有一定价值，可那个时代没有冰箱冷库什么的，不能储存。　　货币是怎样炼成的，在全球范围大致都是如此，古希腊城邦里的人大概也不会希望自己每天扛着精美的陶器和葡萄酒去换粮食。　　货币的前世：贝壳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商、周两代可能以贝壳为主，因为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贝壳很多，而且据记载那个时代用币作为赏赐，在出土的陶器中古人把贝挂在脖子上，大约到腰间，一挂成为一朋。　　经验上，大王赐臣下几朋贝（成王赐锡中贝三朋）比现在电视剧里皇上赐手下几千两银子靠谱多了，因为最早的纸质货币出现在唐朝，唐朝以前要是弄几千两银子回去，非得弄几架牛车不可。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皮是不靠谱的。　　大概二十朋贝可以换三块田，但你别指望在当时普通人可以跑到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发财，因为那个时代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费用是很昂贵的，所以海贝数量及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　　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在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西周也出现了金属货币，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比较实在，别指望用劣币欺骗人，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这到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很厚道，主要原因是没有货币铸造的概念，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的襁褓期没有发行人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于是，贝壳充当了第一代货币。　　子母相权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21年）周景王大概觉得自己国力富强了（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其后百余年景王患钱轻），在史称“景王变法”的过程中想多铸更重的货币（平肩空首布）以提高货币购买力。　　此时，他手下的贵族单穆公挺身而出，用现代语言转述，意思是说“大王，大小钱的数量根据现在市面上的东西多少而定，市面上东西少的时候才需要铸大钱。您弄这么多大钱出来，这不是摆明说咱穷了吗，而且这么干有可能让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您咋收税啊。要是因此激出个民变啥的，不值得。咱不能这么干”。　　景王没听，还是铸了大钱。而且，景王俨然是一个音乐爱好者，523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铸造大锺（一种很大的铜质乐器），单穆公再接再厉，劝阻景王，这次单穆公没有用货币理论说服景王，而是祭出了“失德”。　　当时的货币叫做空首布，以铜为货材，“大钱”、“大锺”无疑减少了货币流通量，2年后所谓“民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未必全是景王的错误，但这位音乐爱好者误肯定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景王在铸币方面是一种方向性错误，虽然没有通过铸币谋利，但收缩货币同样不可以。　　这段历史是中国最早的货币文字历史记载，并且得到了考古佐证。在这段对话中，提到了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子母相权”的思想：货币购买力应该由财货水平决定，铸币之间应该有固定的比价。　　齐刀无锋，楚贝非盾　　春秋时代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这个时期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因此富商敢跟世俗权力叫板：我惹不起你，躲的起。郑桓公无奈的对迁徙的商人说“尔无叛我，我无强贾，毋或丐夺”，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别在背后搞我的小动作，生意上的事情随便。　　这个时代每个诸侯都面临竞争，就算邻居不对自己动刀动枪，把自己手下的居民都忽悠走了也不行啊（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此时，更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创霸业主要的助手管仲本身就是一个商人，在当时的齐国商人是相当牛的，因为商人可以不服役，农人必须服役。　　农商在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生产总在向前发展，单靠贝壳好像已经不能满足商人们的需要了，总不能指望商人每次都弄上一堆贝壳去做生意。　　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由于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了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　　普遍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以铜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此时开始的呼吸到浓重的铜锈气息。由于各城邦生产特点并不一致，此时在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多元化格局，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其中的文明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三晋，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图景。当时的秦国是一个西方小国，即使在秦穆公吞并晋国、十二个戎国，而晋国本身就是游牧为主业，虽然这场合并对戎狄有所帮助，但戎狄只给秦国带来了骑射。从另外一个方面，正是与戎国的战争才造就了秦国超强的战斗力。　　齐国最初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就是说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没有被吓倒，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但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　　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国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当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形制上必然要求便于携带，在圆形成为铸币的宿命之前，货币形制则体现了文化的分野。先秦货币以青铜作为主要币材、制形各异，由此我领悟到货币只有到达铸币阶段才有可能反映民族文化发展格局，因为它是人为意识参与的结果。　　需要提到的是，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的。　　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一人　　货币的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记载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如果你在大街上进入个体商铺，你大抵可以看到威武的关二爷手持着青龙偃月刀，站在那里招财进宝。然而，在正统道教经文里文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在这里我们更不打算讨论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也不打算跟大家讲范蠡的军事天才，而是跟大家聊聊这位财神经商的经历。　　公元前473年，范蠡解除了与越王勾践的劳动合同（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但他并没有依靠以前越国的老关系在当地搞批条，而是到了齐国（今山东定陶）。范蠡虽然离开了吴越之地，根据他的经验深知吴越之战还会继续，因此需要马匹。但当时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花盘缠不说马匹还有可能被路上的绿林好汉们免费取走。　　在范蠡的居住地有个姜子盾，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是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同志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同志成功的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作为商人，当时的货物流通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意思是这是我范蠡贩卖来的货物，请大家放心。范蠡同志的LOGO由此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变成了一个行业的LOGO。据说，范蠡同志还是十六量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当时的商人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当代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年—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在当时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能够目睹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被成为“治生之祖”。　　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能做到“智、勇、仁、强”，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什么最赚钱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就不怎么厚道了，他做生意首先结交权贵，然后囤积居奇。据说他曾囤积了很多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发家了。　　然而，吕不韦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终于在回答了这个问题后，结束了自己并不怎么光辉的一生。　　按照当时诸侯交往的惯例，两国结盟，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押给对方，当然这个被质押的王孙贵族肯定会比较郁闷。　　此时秦国王子子楚正在赵国做人质，虽然是王子，可惜子楚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呆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的不怎么样，终于混的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在回家后跟父亲的问答中，称呼子楚为“异人”：　　“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　　吕父的回答比较离谱，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并没有纠正父亲的错误，　　继续问“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终于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你说能赚多少倍”　　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很快得出了答案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的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问题的答案是：　　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吕不韦父子对投资计划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虽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但是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安阳夫人的子嗣中立王子，问题是安阳夫人没有子嗣。　　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　　但是如果华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提了向子楚一个问题，“我想让您把门修的更大”，　　子楚对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向子楚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只有直言不讳了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这个吕不韦不怎么相信，反正也混的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从此开始对华阳夫人进行攻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子楚历经磨难终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　　子楚的儿子中有一个人叫做嬴政。　　吕不韦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然而却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虽然吕不韦在奉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摸不祥的先兆。　　四　　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王宫在赛拉火山喷发下隐没于玄武岩中，然而古希腊文明终于在其废墟上浴火涅槃。尽管现代浪漫主义者夸大了古希腊文明，但古希腊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时期”。古希腊包括主要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从农业生产来说，这个地区比中国的齐国更“海泻卤、少五谷”，按《剑桥古代史》的推算，古希腊地区最多能满足本地粮食的50％。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希腊人也得吃饭啊，手工业、商业就成了谋生之道，古希腊商船上载着伊比利亚、凯特尔和来自中欧的谷物、腌肉、皮毛甚至奴隶行走于海洋之间，形迹甚至到达了今印度沿海。　　古希腊人显然不怎么厚道，完全没有行业平等的概念，歧视农业、商业、战士以外的行业。不但如此，希腊还有地域歧视嫌疑，以雅典为例居民分为公民、外帮人和奴隶，外帮人是没有权力得到土地的。这就很不厚道了，没土地外帮人只能做生意或者从事手工业了。关键是外帮人并不少，男性外帮人与本地公民比例最高时为1：1.25。　　在农商并重中，奥林匹斯山诸神逐渐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这种原始神崇拜与中国殷商并无不同，古希腊人也同样无事不占卜，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原始宗教。类似于中国古代祖先神话，古希腊人都对诸神中的某一位奉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位神不但是城邦的保护者也是他们的祖先。希腊每个贵族都可以向上追溯一个奥林匹斯山诸神。希腊神话绚丽多姿，但这种谱系分明的源流使得他始终保持了原始感性特征。　　与殷商神秘主义不同，古希腊神话中对人世俗欲向往更加明显。人们往往认为希腊奥林匹克运动源于古代征战娱乐，但显然古希腊人没有这种思想觉悟，在古希腊人来说具有一个强壮而矫健的身躯无疑能更多吸引异性，于是贵族青年把很多时间用于锻炼体形，奥林匹克运动由此诞生。　　答案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初是用来泡妞的！　　在东方，我们看到了高高在上，依靠祭祖仪式维系的儒家精神，而在古希腊祖先却化为感性化人的形象。跟希腊人一样，希腊诸神显然也没有什么思想觉悟，奥林匹斯山诸神不过是一群酒色之徒，宙斯荒淫，赫拉嫉妒，波赛冬心胸狭小。在没有正统的环境下，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打破的，更没有什么道德原则。　　这种价值取向深刻的影响了中西文化分野，在中国我们的祖先炎黄都死掉了，大限降至的祖先将权势、品行和伦理传给了下一代，从而形成了自我肯定和延续的道德，反叛永远是错误的。在古希腊神话中，诸神，也是他们的祖先是不死的，但诸神的神力却随着权势易手而消失。　　中国祖先以自我肯定的方式展现了道德礼仪，希腊诸神却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发展了人性。希腊神话中人神共性，神是人更高的现实，是一种生活状态，就这点而言希腊神话是最具感召力的神话。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祖先被后代历史修纂者赋予了崇高的德行，“伏羲通德神明”，“神农教化天下”，“黄帝振德修兵”，凡此种种将尘世与神分割开，尘世不可能超越神。　　在宽容的环境下迸发了辉煌的雅典、古朴的斯巴达，诞生了亚里士多德、苏哥拉抵、柏拉图，希腊悲剧、戏剧和思辨手至今看来仍然象一坛陈年老酒。很难说两种文明在发轫时期孰高孰低，这个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与阿里斯多芬、毕达哥拉斯交相辉映，共同影响着后世。　　五　　币之初，性非恶　　“为了它，便没有了兄弟；为了它，杀伐、征战”——摘自雅典诗人阿拉克瑞翁（公元前6-5世纪）诗集　　在荷马史诗时代（公元前11-9世纪）大概在爱琴文明的地盘上还没有货币这个玩意，克里特岛挨着海，指望用几个贝壳去忽悠是不靠谱的，这个时段牡牛、青铜、斧子是主要的交换媒介。　　公元前8-7世纪，希腊本邦的土地可能不能承载人口膨胀，古希腊开始向往殖民。“殖民”和“殖民地”并非一个贬义词，如果殖民地没有土著居民，或者能于土著居民和平共处、共同开发，殖民就是开拓自然。古希腊与殖民地显然实现了融合，形成了“大希腊”的概念。　　随着殖民城邦间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大家都不希望赶着一群牡牛去交易，货币终于出现在希腊诸城邦。据说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地中海地区银币是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一枚银币，选材是河床天然银矿。其实，在当时及以后一个世纪里，古希腊日常贸易中更为常见的是银块、银条，直到在公元前6世纪铸币才开始流行。铸币盛行是殖民的结果，但大殖民的另外一个结果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　　可能多数殖民地形也不怎么样，因为多数古希腊地区是山坡、堪岩，指望在这种地方种粮食混口饭吃看来是不太靠谱的。　　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很快殖民者们发现这地方种粮不行，种葡萄和橄榄还是很不错的。问题是葡萄、橄榄不能贮存，也不能当粮食吃，在殖民地酿葡萄酒、卖橄榄油很快就成为谋生时尚。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农业产业化”。　　随着货币流行，殖民地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很快开始冲击本土城邦的农民生产。说实话，希腊本土城地形也不怎么样，很多农民生产葡萄和橄榄，这些农民是希腊本土城邦的基础——公民。　　这些公民面临经济窘境，于是高利贷由此诞生。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货币诞生之处也是如此。　　雅典城邦有一种农民叫“六一农”，这到不是这些农民热爱儿童，每年庆祝六一儿童节，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六一儿童节的概念，他们是欠债的农户。欠债农民的土地上往往被债主竖起债务碑，借债者为债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六分之五高吗，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六一民还本金了，债主就选择了很不人道的还债方式：让人沦为奴隶，这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雅典很辉煌，虽然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但在整体上生产力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外能剩下的产品并不多，所以积蓄也很少，一旦外部环境以商品交换为主，很小的事情，比如摔了一跤，就能使生产者不得不借债。而这种债务基本上是没有偿还的可能的，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获，你还指望他还钱？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　　虽然残酷，虽然血腥，但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　　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　　因为只要有竞争，就必然有失败者，失败者必然要付出代价。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轻描淡写的提到“沦为奴”，对现实中的人，却几乎是生命意义的终结。人类没有把竞争推向极端，就是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除了竞争还有智慧。　　生在雅典的六一民并非不知道借债之后可能会沦为奴隶，如果不借债可能会更快饿死，在死亡和沦为奴隶之间六一民选择了沦丧为奴。债主确实无良，当货币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时候，它会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　　其实，货币并没有错。　　泪洒萨拉米斯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梭伦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执政官梭伦（前638年 - 前559年）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　　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按财产的拥有量将公民分为4个等级，其政治权力按照财产来决定。　　这就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六一农中出现的利息，已经超出了欠债者的正常经济承载能力，不但损害了借债者，更重要的是损害了雅典城邦存在的基础－自由民。　　在这场为史学家称颂的梭伦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双面人“梭伦”。他使用非经济手段废除了六一民的债务，以权力指导货币流向；同时，给予财富拥有者政治地位，唯一的失势者是被废除特权的贵族。　　无论怎样指责，说他妥协也好，说他干预经济也好，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改革中唯一受损的是旧贵族。废除六一债务的意义早就超出了借贷契约本身，在这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雅典城邦古典民主体制，维系了雅典城邦赖以生存的公民基础。　　六一债债主某个时刻可能也曾被人性唤醒，但最终货币的诱惑让他选择了增值。当时，大量自由民沦为奴隶，雅典实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虽然未必深入群众实地调研，没有解放六一民的崇高目标，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民持续沦为外邦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在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中都是有牺牲的，或者说是打到旧势力。如果最后六一民使用自己的方式讨一个说法，那就必然是暴力，暴力之后肯定是更大的牺牲。改革成功的前提，必须取搞定既得利益者，而六一民是无法替梭伦搞定债主的，如果能搞定也就不用改革了。以政治利益作为代价，置换六一民债务，同时禁止这种毫无人性的借债制度。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梭伦本人自言），却维持了雅典存在基础。　　这笔生意，很值。　　梭伦曾为雅典收回撒拉米斯岛，他死后骨灰撒旧撒在这里。我没有去过撒拉米斯岛。　　如果我去，一定为这位雅典英雄掬一捧泪。　　乱世出银行　　公元前5世纪后末期，雅典货币汇兑逐步繁荣。说起来不好意思，汇兑业繁荣的原因并非希腊城邦经济发展、贸易繁荣，而是因为希腊城邦的一场群殴。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和雅典为争夺爱琴海地区霸权，双方各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关键是PK双方力量均衡，一打就是三十年。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战争给古希腊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希腊依靠商业为生，不能象咱中国一样搞自力更生生产粮食。古希腊人还得吃饭，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世道不太平啊，没准那天就被在路上黑了，带着货币就更没准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城邦间货币并不统一，带着斯巴达货币在雅典乱转没准会被愤青当作雅典奸干掉。　　为了避免被干掉，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由此诞生了，各城邦中都聚集了一批以各城邦货币价差、时间差和兑换为业的职业外汇炒家。　　伊索克拉底称呼他们“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在战争期间，这一状况更胜，“希腊金融商的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曾盛极一时，侵蚀了希腊世界所有城市居民的广大阶层”。为了满足客户需要，这些金融商开始货币异地汇兑和转帐，同时金融商兼任合同见证人，相当于现在的海事仲裁委员会。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此时，希腊神庙一直接受国家和个人捐赠，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神庙开始向商人贷款。　　希腊人对神一向很敬仰，既然神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同时贷款。　　银行由此诞生。　　古希腊的货币炒家大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柜台办理业务，所以金融商显然不希望遵守当地法律，当时在许多希腊城邦是不允许买卖土地的，金融商们却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τάλαντον），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价值。就是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放到现代概也要12亿美元，如果帕西翁能熬到现在，在中国开家银行也够银监会的资本金要求了。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银行不够厚道，我的钱存在你那里，你借出去收高额利息，就给我这么一点存款利息，等我借款的时候，你又收我很大一笔。问题是，我自己借不出去，借出去的总收不回来。　　这就比较郁闷了，因为我不知道谁要借钱，更不知道借款后会不会还我。可银行知道。　　就凭这个，银行黑了我。　　希腊城邦的银行雏形，也靠这个过日子。　　六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被饿死。即使在古希腊城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每个人或者种每个城邦的产品都非常单一，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能见到的东西基本上很有限，别指望早晨能吃上牛奶面包。　　无论是春秋列国还是希腊城邦，那个时候人的生活水平都不会有太大的差距。这个时代中，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　　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甚至催生原始金融形态。在那个时代，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不是，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不是，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　　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雅典败给斯巴达，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无论是睿智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思辨的孔子，他们的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古希腊文明同样被罗马兵锋撕裂。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到曾经的启蒙。
　　第二章
幻灭的帝国　　（秦汉与古罗马）　　一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自此秦统一六国，并自称“始皇帝”。　　“始皇帝”的意思是我是第一个皇帝，我儿子、孙子都将是皇帝，我家将永远是中国第一家庭。　　中国从此开始了“秦朝”历史，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此后2000多年来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最后总是归于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　　这是秦始皇的最伟大的功绩，我觉得。　　终于统一六国了，嬴政宣布：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12铢，约10克左右），其他的全不算数（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大概黄金属于大额支付手段，而秦半两属于零钱。　　我猜想，嬴政统一货币应该不是出于繁荣贸易的考虑。　　当时肯定没有城际列车、高速公路，商品交换的范围还不是很广，产于秦国的粮食也没有端上六国的餐桌。先秦货币争辉显示了不同的地区文化，嬴政无非是想借统一货币向世人昭示：现在是秦国的一统天下，六国早已玩完了。　　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流通必经之路，但若将政治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就未必有好的效果了。　　六国灭亡，突然出现一种新货币，而且六国的人被告知，以前的钱就不能用了，从现在开始你要用秦国的钱。六国臣子们大概不会热烈拥护，并情绪稳定。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我看来，压制商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应该正好相反，压制商人必然会损害经济发展。　　秦始皇推行的秦半两从未得到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嬴胡亥（秦二世）继位后两次颁布“复行钱”，意思是说“我老爹说要统一六国货币，这个命令必须执行”，这分明说明是说他老爹的命令没有执行，当然他的再次强调也不会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　　其次，但更重要，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的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们往往指责嬴政执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个政策在后来的数千年中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　　要是秦始皇真的限制所有商业，黄金就不可能成为货币，指望小农把铜钱换为黄金是不靠谱的。秦始皇确实将“上农除末”作为基本政策之一，而且征发商人及其子孙做苦役，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抑制了商人。　　不过，商人前面还要加个“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的秦国的黄金支付，动辄以百斤计算，绝少在一斤以下；云梦秦简中不仅提到“复行钱”，而且规定了物资价格，尤其是战争物资和享用物资，不过物价按车计算，我觉得当时的民间交易不可能都用“车”去批发。　　这些交易的背后，则是秦国的大商人，他们与范蠡不同，往往是官、农、商三栖明星，比如最会发财的吕不韦。　　秦代以黄金和铜作为主要币材，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方式，作为货币的材料是由低到高演进的，正常的顺序应该是：铜、银、金。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为平民的交换迥然相异，金铜并行的背后却是金已经从贸易媒介改头换面成政治运行工具，成为官商之间的媒介。　　在云梦秦简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演进模式：　　与其说，金铜并行并非中国货币本位递进，毋宁说这是为世俗权力构建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压抑了经济自然演进，因为自然经济是无法挑战具备绝对优势的世俗权力。　　秦始皇统一货币、“重农抑商”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为残酷，更加血腥。这一切，都是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权威，是消灭对权力的挑战，可惜这条路还很长，嬴政、嬴胡亥都没有做到。　　秦始皇不可能真正统一货币，当然更不可能统一异己，人类只要存在就必然存在竞争。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是江湖。　　三铢、四铢还是八铢　　当货币与权力结合，货币铸造的背后便是权力的斗争，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莫不如是。货币背后的故事不再单纯是史籍中的币制更替，而是争夺财富，是专制君权与竞争势力之间的权力消长。　　《史记》上说，某天刘邦斩杀了一条白蛇，忽然东南方向忽然起了大风，刘邦据此断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后创立了汉朝，史称西汉。　　实际上，刘邦可没那么神奇，他不过是秦朝的一个派出所长（里长），一次，他没有按时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点，论罪当死。　　刘邦当然没死，而是带着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顺便革掉了他的前辈——项羽。所谓楚汗争霸，不过是刘邦把项羽顶到与秦作战的前线，自己从近道摸进咸阳城。　　我们不去论道楚汉争霸的是是非非，而是从西汉说起。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荚钱的意思是“这钱也太轻了吧”。市面上物价开始飞涨，刘邦引起了中国第一次通货膨胀，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西汉初年私人铸币，获益最多的不会是小农，而是诸侯新贵。刚建立汉朝时，刘邦实际只对全国15郡有治理权，而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　　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也就是他的老乡还是颇为照顾，只有依着他们铸钱，看来中国老乡关系还真是源远流长啊。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据说，刘邦登基大典的时候连纯色的四匹马都凑不齐，可见汉高祖此时确实很穷。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通货膨胀已经忍无可忍，也就无需再忍了。　　不过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中央银行行长之类的手下，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啥的，于是就颁布了《盗钱铸令》，最多相当于央行窗口指导。　　结果令刘邦失望，因为这个法令在他统治的15郡内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刘邦在统治期间不停的削减异性诸侯权力，甚至以不光彩的手段干掉了韩信，萧何也曾一度进了班房。到汉惠帝在位，同性王终于替代了异性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　　那就继续斗吧，货币当然是工具之一。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余两位重量级女强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会出场），当政15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曾废掉了惠帝之后的少帝刘恭。　　不过，她却没有拿出有效方法对付诸侯和权贵。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吕后颁布《大唐六典籍》，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重八铢铜钱。 　　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你说给自己听听好了。　　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　　为什么吕后会如此看重货币铸造权呢。　　当时诸侯要以货币向朝廷纳贡，都铸成荚钱来忽悠吕后，吕后自己又铸八铢钱，你让她指望什么给士兵发工资。你铸荚钱摆明了会降低朝廷收入，降低官员工资，那还不得跟你急眼。　　由此，朝廷和诸侯分别站在反私铸和私铸的立场。　　两次政令对诸侯的影响不大，该干啥干啥。最可气的是，朝廷八铢钱被重铸，荚钱仍然充斥市坊。吴王刘鼻就声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有当赐者，寡人且往遗之”，意思是老子钱多的是，只要跟着我干，包你有钱花。　　吕后花了大价钱仍然没有收回铸币权。　　又四年，吕后不得不自己铸“荚钱”，承认了现实。　　毕竟是老爹的原配夫人掌权，看在老爹的份上，当然更看在吕后比他们更牛的份上，诸位王子还算消停。等换了汉文帝，各位王爷就开始叛乱了，因为文帝不但铸四铢钱，而且规定在诸侯国如果再铸三铢钱，就要到都城受罚。　　诸王觉得文帝很不厚道，不让铸钱就算了，还要把我弄到你的地面上受罚，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地盘，我做主。　　个别胆子大的拉杆子就反了，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　　缘起是晁错上书景帝《削藩策》，晁错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诸王当然很不满。　　第一个扯旗的就是自称很有钱的刘鼻，不过他想清的不是晁错，而是取代中央集权。因为，刘鼻听说景帝杀了晁错后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说“朕已称孤”。　　七王之乱持续了三个月，这是一场没有正义的战争，是争夺集权的斗争，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会向中央集权演进，斗争双方从争夺铸币权，最终演变成为武力征讨。　　不过，我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多少拿来秤，先。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王室。　　二　　白鹿白金归五铢　　平定七国之乱，诸侯的势力就算被朝廷灭掉了，铸币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此时，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集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　　在史书中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作为专制者，他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他登基后四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藏钱经耗，赋税既竭），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没钱啊，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的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从肉体上消灭你。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　　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只有更不值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我估算了一下，它的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40万钱。　　马克思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如果利润有100％，资本家就会冒上绞架的危险。　　您把铜都收起来了，又铸最不值钱的荚币，还砍私铸者的头，大家也就消停了，毕竟，犯不上为了几个荚钱调脑袋。不过，白金币与实际价值差9倍，利润达到900％，中国的富商们当然不会比西方资本家差，如果不铸点实在是说不过去。　　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好像刘彻没收的只是铜，没有没收银。　　由此，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了，甚至高过了我们年的牛市。看到股市里前仆后继的散户，大家就应该深刻理解到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敢冒着生命危险私铸白金币了。　　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中国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之前，刘彻多是在三铢和四铢之间选择货币重量。　　推行五铢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朝廷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作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白金币、白鹿皮币，在刘彻的脑子里恐怕没有什么价值的概念，这些货币的实质是试图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以世俗权力作为后盾推行货币，目的是依靠货币改制打击异己势力。　　虽然此时刘彻已经没有诸侯的竞争，但他并没有“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甚至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对外开疆拓土，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国内商贾。七王之乱历历在目，刘彻对财富怀有深刻的恐惧，作为集权统治者，他绝不会允许有力量挑战权威。　　刘彻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货币不过是为自己统治生财的一个工具，至于什么货币理论，首先我不懂，其次就是懂也要先满足自己再说（更造货币以赡用）。　　在不存在竞争的前提下，刘彻不仅要求政令统一，而且要求全国经济为他服务，货币源生于专业化、源于商品流通，这必然会产生竞争，因此也就成为打击目标。　　盐铁论战　　自战国时代起，生产盐和铁就是赚钱的买卖，各家各户就算自给自足，也不可能自己从地里弄点盐、铁出来，还是需要买的（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比卯于市）。嬴政统一中国后将盐、铁商人弄到咸阳附近，好歹算是给了个京城户口，并且没禁止私营。　　这一切到了刘彻手里就走样了。　　西汉有很多富人，比如齐地的刀间。齐地有个不好的风俗，就是鄙夷奴仆，刀间没有这个习惯，一律收于门下，利用他们制造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盐。显然刀间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记》记载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　　盐商只是先富起来，但铁商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铁商既然可以铸铁，当然可以铸钱，而且还可以铸刀枪，象邓通，他居然富裕到“邓通钱亦尽天下”。　　此时，刘彻却不象他自己想象的富裕，主要是刘彻比较猛，摆平匈奴后又出使西域，虽然留下很多传说，但自己的钱确实不够花了。刘彻终于想到盐铁生意，但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刘彻首先宣布，山海是天地赐给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这个盐铁生意以后只有我才能做。　　对刘彻来说，铁比盐更重要，因此刘彻允许民间生产盐，但一律卖给他的下属企业，铁则由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另外最初被刘彻看上的还有酿酒业，后被废止）。　　刘彻派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主持盐铁专营，提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我实在没找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刀间、邓通这类盐铁商从此在史书中消失了，换之出现了一批盐铁官，据说刘彻有50个铁官，36个盐官。　　盐铁专营，刘彻并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的表示，这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盐铁专营残酷打击了工商业，失去了最挣钱的行业，从此汉代工商业走向没落。刘彻可以说缔造了第一批垄断型皇帝私有企业，弊端很多啊：　　盐铁官生产的铁器很多不能使用，甚至连割草都嫌钝（割草不痛），于是就硬性配给，强迫购买（或颇赋于民），盐铁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个衙门；　　盐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却要转移到全国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腾盐铁；　　不过，刘彻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输平准”流通天下货物。但是，他所谓的流通不是商业流通，照样是为了“专奉兵师”，或者“以赈困乏”。　　总之，是他自己用，只能他一个人发财。　　如果说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那刘彻的“算缗”和“告缗”就是赤裸裸的抢劫了。所谓“算缗”就是平民车上路要交钱，商人、手工业者做生意要交钱，交钱也无所谓，关键是税额太高，大家不缴不好意思，缴的话这生意也不用做了。　　而“告缗”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发不缴纳“算缗”者，奖励罚没收入的一半。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刘彻通过“罚没”手段集中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商贾遭到了洗劫。　　诸子百家归儒家　　先秦的任何一个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然而，刘邦不是，刘邦的汉朝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现在天下一统了，他的子孙开始为自己成为汉代第一家庭找理论依据。　　这个事儿，从刘彻开始。　　刘彻需要佐证自己的汉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坐天下后，打击商贾也是正确的，消灭竞争也是正确的。总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大家执行就可以了。　　儒家由此进入了视线，也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此时儒家不再是孔丘、孟柯、荀况，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翘楚，而是按照刘彻要求改造过的学说。　　被刘彻看中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创的儒家叫做今文经学，以前的儒家叫做朴学。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被誉为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不过我觉得，董仲舒是一个儒家的叛逆。　　董仲舒确实有能耐，分跟谁比。　　董仲舒毕生都在诠释另外一位儒家学者的著作，他的名字叫胡毋生，我相信但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董氏所以能成为儒学新代表，并非是他造诣很牛，不过是他的思想符合刘彻需要。　　刘彻当政时期，汉家天下的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或者说混乱的（师异道，人异伦）。这显然与刘彻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说明汉王朝的合理性，然后大家要统一到这个合理性中来。　　刘彻一定认为董仲舒是个好同志，因为他说“王者受命于天”。既然这样汉家没有必要从祖宗那里继承基业，是基业是老天爷赐给我刘家的，您就甭说什么了。没有天哪有人，当然就更没货币，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货币都要服从天的旨意。总之，听刘彻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别的都不对，是违反天意的，“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仲舒从儒家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纲。董仲舒大概觉得自己地位还不够，他说自己是直接继承了孔子，不过他继承的确实不是孔子。　　秦朝焚书坑儒，要求大家把竹简都献给皇帝，于是很多人就把竹简藏到墙壁、地下。儒生之间靠口头背诵传承著作，很多儒生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汉朝儒生把藏起来的竹简刨出来，一看跟原著已经迥然相宜。刨出来的竹简叫做“古文经学”，而儒生口传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经学”，而董仲舒就是属于今文经学。　　他所谓的那一套“三纲五常”，基本上是汉朝以来为帝王服务的那一套东西，他属于原创。孔子讲究“述而不著”，在论语里只能看到对长辈、对王室的尊敬，那里有什么纲常。难怪2000年后康有为在《今学伪经考》里指责董仲舒篡改儒家经典，我看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先秦文化演进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礼仪，是把外在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慑转为内在道德律令，好歹还是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却把“天”直接归于世俗权力，提倡三纲，以此把天的权力赋予了人，朴学从此成为经学。　　不过，刘彻到底还是比秦始皇文明多了，他没有将其他各家统统从肉体上消灭，但规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经学”的“士”才有资格入仕。　　这就不太厚道了，士晋身阶梯是“学成好武艺，卖给帝王家”，那时候除了你刘彻，又不能卖给别人，就只有搞今文经学了。　　交相辉映的是，在货币流通层面，铜质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再没有先秦的货币争辉。　　三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王莽（前45年—23年），史书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高，他是第一个篡位得天下得皇帝，大家看看京剧里的大白脸，就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了。不过，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王莽似乎不应该是逆臣贼子，既然你祖宗刘邦可以代秦以汉，老子当然可以代汉以新。　　王莽幼年时比较贫困（莽独孤贫），但聪敏好学，在当地名声也很好，后来通过姑母（皇后）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中枢。掌握实权后，鸩杀汉平帝刘衎。　　两年后（公元8年），接受哀帝刘子婴禅位，国号新。　　王莽期间，对朝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刘氏豪强，《史记》记载当时刘氏宗族已经“赊贷郡国，人莫敢负”。集权者王莽当然不希望自己权力受到挑战，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强。　　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国土地收归己有，不准买卖。如果这个政策能推行下去，当然王莽就是全国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没人敢跟他叫板。　　可是，全国土地都是你的，你灭了刘氏宗族，那全国的人民也都彻底没指望了。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严重破坏了资源流动，经济必然会陷于萧条。　　当然，经济没有陷入萧条。　　理由只有一个，王莽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　　权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资源流动，也许会在一定程度限制资源流动，但绝不可能改变经济进程。　　王莽只好假手货币了，他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货币政策。刘彻更改币制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王莽却没有这个想法。　　王莽太有才了，最离谱的是居然同时搞出了28种货币，大家如果学过排列组合可以自己算一算，这需要多少种换算才能回答“钱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把新莽期间的货币换算完，大概需要几页纸才能说清楚，因此对此粗略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王莽发明了很多种货币就可以了。　　不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古书看多了，成了书呆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莽绝对不是书呆子。　　28种货币说穿了也简单，以不足值货币代替五铢钱，洗劫财富，除了花样太多，跟刘彻造三铢钱的意图没啥两样。虽然史书讲王莽托古改制，将龟壳、珠宝当钱用，而且每次总用古书作为依据，但币改目的却只有一个：强化政权，打击对集权的挑战（输御府受值，齐众庶）。　　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八铢，大部分钱仍然在刘氏宗族手里，只有废掉他们手里的货币，才能集中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刘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币，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错了时候。　　文景之治之后的西汉消灭了同性诸侯，中央政府正处于权威巅峰，匈奴与汉朝征战历来已久，外患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即使如此，刘彻也不得不废止三铢、四铢钱，取而代之使用五铢钱。　　王莽篡汉之前，汉元帝刘奭仁弱、汉成帝刘骜昏聩，朝廷处于弱势，刘氏宗族势力已经形成。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个弱势集权，刘氏集团肯定不会顺从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28种货币实在太离谱了，你指望那时候的人记住28种货币互相换算，确实不太靠谱。据我所知，28种货币同时流通，这在中外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估计就是现在，如果推出28种货币来，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刘邦、刘彻的三铢，王莽币制，目的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消灭挑战。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许与自己竞争的势力存在，正是为此权力的争斗被引到货币层面。　　在王莽跟刘氏宗族的斗争中，人们怀念汉朝的稳定局面啊，据说在王莽新朝流传一句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意思是说：王莽啊，你快完蛋吧，大家还是想用五铢钱啊。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铜臭的由来　　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当上了皇帝。　　然而，刘秀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因为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确实是搂钱的一个好办法。　　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用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史书中没有刘秀之后的铸币记录，直到中平三年（186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　　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啥的，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500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大人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的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啊。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弄你点粮食吃，抢你不需要理由。　　张角就不同了，首先张角为自己造反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　　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张角最鼎盛的时候有30万军队，正规军只敢以游击战的方式对他搞夜袭、偷袭，不敢正面作战。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的先河：将神与现世融汇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这与汉灵帝刘宏的区别实在是很小：刘宏一定不怎么拜祖宗，否则也不敢如此买卖官位。　　我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一之神仙，我估计他是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刚出道的时候张角靠卖野药为生，他只做法不开药，如果你死掉了，那证明你就是魔鬼，死了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当然是张大仙的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性又有什么意义。太平道教，便是中国道教的起源。　　四　　汉代的借贷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　　当年刘邦混的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我实在不太清楚，但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个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也不怎么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189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在家把我老窝端了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　　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的两个事情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　　不是我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汉简的作者显然没有毛主席的觉悟，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景帝当时很穷，皇帝家也没余粮啊。　　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被成为“子钱家”，本金被成为“子钱”。人家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吗，你要是输了我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国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当皇帝首先得有子民啊，要是子民都死掉了，这皇帝当着也没啥威风得。其实并不怕你死掉，死掉反而简单了；就怕不死的话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皇帝还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向小民借款就是其中方法之一。在《汉书》中“振”和“振贷”是两个意思，“振”是指直接赈济，“振贷”则指放贷款赈济。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总不能看着灾民饿死之前拉杆子造反吧。刘彻没有鼓励灾民“众志成城，重建家园”，反正水灾之后恢复地力总要有几年，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迁徙中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最大规模的借贷。　　看到典籍中记载的赈贷措施，不过大家不要由此以为“皇帝爱民”。今文经学理论中皇帝受命于天，但在诏令中永远只能看到他们对小农虚伪的爱，在史籍中对皇帝连篇累牍的歌颂中，我们也看到了小农对皇帝恐惧的爱。　　皇帝最爱自己的权位。　　启蒙的幻灭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的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过是500年的历史，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春秋战国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个时代就转换为董仲舒人对人的恐惧。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没有达到高度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意志约束民间货币流通。　　齐刀、楚贝、秦布，在先秦货币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我觉得这种争夺并不可耻，春秋五霸之间的征伐，同样也是自身经济进程的竞争。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竞争双方虽然依靠白刃宝刀，但锋利箭簇的背后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一过程对世俗权力和当地居民都存在公平性。　　世俗权力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惹不起，我躲的起。　　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权力意志取代经济中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　　在这里，没有竞争。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权力竞争。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缺乏经济竞争制约，必然使世俗权力转换为掠夺。当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武力竞争。武力竞争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演进的圆环，直到清朝也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当货币寄托了世俗权力幻想，无法承载民族经济时，货币最终也将在经济进程中幻灭。　　不过这个进程比较慢，一千多年后再说吧。　　五　　债务奴隶：我们曾经是战士　　在罗马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尊母狼铜像，据说古罗马人的祖先是由一头母狼喂养大的。　　古代罗马一直以铁骑著称，军事力量的目的是保卫氏族财产不被别人掠夺。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地区形成了城市，城市按个人财产将公民划分为5个等级，公民需要服兵役，随着等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这并非古罗马公民有多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实在是古罗马公民的财富来源就是战争掠夺，只有战士才能发财，而发财的手段就是抢劫。　　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没仗打，就没财发。　　罗马共和国成立以后（约公元前450年），全国最高官职是执政官，执政官为了显示自己的最高权力，外出时有12名侍卫，每人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