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流水线上的青春：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三人(组图)
来源：新华网
廊坊富士康园区，宿舍楼外墙包裹着一张大网。　　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发“两连跳”：郑州航空港园区内，一名24岁的男子　　和一名23岁的女工，相继跳楼身亡。　　流水线上的迷茫　　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就曾多次在这个全球代工巨头里上演。情况最严重的201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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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达十余名工人从深圳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单调的流水线生活和严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酝酿这些悲剧的“祸首”。机械压抑的工作、没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责骂、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等，无不在考验着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时，记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潜伏”过20天。那段时间里，记者被分配到化成车间的喷码线上负责“收料”，即把沿着流水线流下的手机和电纸书的壳拣到托盘中。　　根据大致统计，上班的10个小时内，每个工人大约需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复一个“伸手―拿料―放料”的动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线前保持“亢奋”。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线的转动速度造成积压，那线长的吼声和骂声就会紧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车间工作10个小时，其中包括8个小时的正常上班时间和2个小时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划分，富士康会向在上述日子里加班的工人分别支付1.5倍、2倍和3倍的工资。　　这样的“馅饼”刺激着工人们“自愿加班”，虽然他们早已厌烦了流水线生活。如果他们不加班的话，一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偿还掉厂牌里的400元饭费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费后，所剩寥寥。　　走过场的生命承诺　　富士康也曾尝试通过加薪、建立工会等行为，舒缓员工的生存状况。但在这种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年发生N连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调员工工资，其底薪已从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调至1800元。　　2010年，富士康官网上刊登文章称，公司工会会员超过39万人，入会率达到80%，基本覆盖了全体员工。今年年初，富士康表示，准备在中国工厂中推进工会改革，举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选举。　　今年5月1日，多个高校联合发布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却显示，富士康工会改革进展缓慢，“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　　调研报告还称，56.1%的人通过工会热线“78585”所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后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此外，记者体验发现，工人在入职签订“珍爱生命承诺书”时，更像是“走过场”培训师并未就承诺书内容作任何解释，工人只需签名即可。而当向心理咨询师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时，咨询师则会“勉励”说，“干好活就行”。早上6点，夜班工友回宿舍时，白班工友还在休息。　　厌倦并依赖着　　“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去年1月，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在一次年会上诉苦。2011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资上千亿元的“百万”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富士康一些单调、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将由机器人承担。　　这些不知疲倦、不惧危险的机器人开始把工人从疲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时，外界却又有了“机器人将引发工人失业潮”的担忧。　　厌倦却又依赖，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工人之于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样的中国工厂的复杂感情。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　　在这个百万人的围城内，一些人觉得工作辛劳且压抑，“城内”的心理咨询师“劝慰”说，如果不适应就走人吧　　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咚咚咚咚……石猴从石缝里钻出，翻着筋斗云，向天穹冲去……　　一曲《西游记》前奏音乐，是廊坊富士康园区一男工公寓楼某集体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点30分，《西游记》会定时从工友手机里奏响。　　石猴翻起了筋斗，但来自河北农村的30岁工友王二猛并不愿意起床，他先是探出头，努力睁了睁眼睛，继而蒙头睡觉。　　10分钟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记者起床，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4月20日凌晨，廊坊富士康园区内仍在生产线上的夜班工友“抓空”闭眼休息。　　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人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继去年10月，今年4月15日，新京报记者再次前往富士康体验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园区占地约千亩，东西走向，繁盛时期员工曾达七八万。　　记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队在富士康园区，去往公寓楼。　　沿途，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宇，包裹着一张长约数十米，宽约2-3米的大网。　　这些大网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后安装的。如今近三年时间，已显得破旧，多已破损，裂着大洞，在风中摇摆。　　“如果有人跳楼，防护网不堪一击”，看着一张张破网，一位工友笑称。　　记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张上下铺。宿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足18岁，多数20岁出头，学历初、高中。　　“欢迎你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走？”我刚在宿舍一张床铺前坐下，一年龄30岁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说。　　“王二猛之问”有着它的因由。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宿舍中，多数为工作1到3个月的新员工，而30岁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认为“资深员工”。　　近4万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吸纳大批新人进入；同时，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辞职。　　有时候王二猛会看着一撮撮刚进富士康的新人发笑，“嗨，来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当机器人呀！”　　王二猛说，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压抑，挣不到钱，工作枯燥，受气……没有家的感觉”等等，成为“出城”的主因；而想来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样，体验世界500强企业的文化氛围，找个媳妇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则使不少员工走进“围城”。　　在富士康工作7年的石破浩说，“有的人专门来泡妞的。也有不想听家人唠叨进厂的”。　　机械、压抑的流水线生活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4月23日晚7时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个厂房车间，记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员工一起，在流水线上通宵作业。　　进入车间，迎面扑来浓厚的化工气味，地面上绿色的地板沾满油渍，走在上面不时打滑。　　操作间机器轰鸣，上百人在数百台飞速运转的操机台前忙碌着。　　工友们站在流水作业的操作台前生产一款畅销手机金属框架。该框架边沿被机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　　新员工中，多数男工被分配在操机台手持喷枪，经老员工简单指点，开始流水作业；女工则对所生产出的产品精度进行测量，超出误差范围的将判定为废品。　　记者负责对二十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流程产品拿到测量台测量。然后再拿着流程产品返回测量台，并反馈给操机台前的工友。　　记者的这个活儿在不少站在操机台前作业的工友眼中“再轻松不过了”，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和女工搭话聊天。　　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记者需要将二十多台机器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样本分别送到距离记者二十余米远的测量中心。　　“你要跑起来，否则检测不完，良率会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个工友向记者叮嘱。　　从晚上8点到凌晨11点，二十米远的“跑道”，记者不间断跑了三个小时。　　夜晚11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在食堂匆匆饭毕，短暂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车间。　　从12点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着二十米长的跑道来回行走。其间，几位操机台工友操机时，闭着眼睛，趁线长不在，休息几秒钟。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记者的身上星星点点沾着油渍，大脑已空白，重复着机械劳作。　　凌晨四点多，因为良率低，线长将质检人员组合到一起，“昨天的废品情况30多个，今天是60多个，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线长表情痛苦。　　凌晨五点，8小时工作完成。新员工可以休息，老员工则多选择再延长2个小时，以便赚取加班费。　　机器轰鸣声中，厂区领导召集新员工训话，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拨打关爱热线，但你们要知道，别人拨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找过我事儿，你们自己掂量。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关爱热线告诉想调岗的王二猛，“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五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十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　　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　　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这些吃苦惯了的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有人甚至想，有规律地吃饭、睡觉就是一种幸福。　　不过，少有人愿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离开富士康后，没找到太好出路的张顺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于16岁　　来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着路，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奥运会前后，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　　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　　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新京报记者 尹聪 申志民 太原、廊坊报道　　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范振鸣后来又跑到煤矿学着铺设电线。老板给他的学徒工资是三千，并承诺出师后涨到六七千。收入可观了。但是，没到矿井几天，他看到一块落下的煤块贴着前面两个工人耳边擦了过去。　　他害怕极了，于是选择了离开。　　范振鸣又到了一家餐馆后厨煲汤，月薪1500元。餐馆的经历同样不算愉快。　　在像现在的范振鸣一样20岁的时候，张顺地已在一家铸造厂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份工作。在这之前的16岁，他曾在工地上扛水泥。扛着100斤的水泥上一层楼赚5毛钱，“出大力的活”。　　扛了3个月水泥后，他去了一家石膏厂。那段日子给他留下记忆最深的片段是：初冬，他跟工友去火车站接货。货物迟迟没来，夜里气温跌到了零下，他们围着一个小火堆，躺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铸造厂给的工资比前两份工作都高得多，一个月四五千元。这钱并不好挣。他和一个工友合作，拖一辆装有半吨铁水的小车。他弯着腰拖了近十年，落下个腰椎间盘突出。　　2009年时，当时还在铸造厂上班的张顺地，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看到村里一下添了五六辆运煤的半挂车后，他与朋友合伙也买了一辆。他为此掏出了打工以来攒的积蓄，又贷了点款，累计投入了10万多元。　　运营了不到一年，短途运输不景气起来运费从高点时每吨130多元，跌到了每吨70多。扣除油费、过路费、司机工资等各项成本后，运输一趟只能赚五六百块钱。　　这点钱还不能稳稳地落入车主张顺地的口袋。半挂曾经蹿到路边的沟里坏过一次，张顺地四处借了3万多块钱修车。不久后车再次大修，他又扔进去1万多块钱。　　跑车路上，频频被“碰瓷”让张顺地烦恼。有一次夜里，一辆QQ把他的半挂逼停，5个“彪形大汉”打着手电找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划痕说，半挂溅起的石子把QQ车划了。　　他担心藏在坐垫下的一万五千块钱被这伙人发现，于是“痛快”地拿出500元，说“兄弟们拿这点钱去买几盒烟吧”。　　再后来的一天，司机打电话给张顺地，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半挂撞了辆载着七八个人的面包车。张顺地吓得够呛，当时就想“如果出了人命赶紧跑路”。还好只有一个人受伤，他举债三四万赔偿了伤者。　　一个跑车的朋友遭遇车祸之死，让张顺地产生了卖车的念头。卖车后，跟合伙人一算账，他分到了2万多块钱。这意味着，2年的跑车之旅耗尽了他打工以来大部分的积蓄。　　有关爱情和理想　　范振鸣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与事业，但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那辆半挂车并不是只给张顺地的生活平添烦恼。它帮助漂泊中的张顺地得到了生命中可贵的东西爱情。　　2010年底，他跟老家一个水产店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在这之前，因为家里穷讨不上媳妇，他没少被村里的人“戳脊梁骨”。　　张顺地说，媒人提亲前，未来的丈母娘就对整天开着半挂打水产店前经过的他有了不错的印象“这么年轻就开上了半挂，这个后生肯定很不错”。　　结婚后，张顺地和老婆商量，把村子里的老宅翻盖成新房。当时，张顺地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一万五千块钱。他咬牙说，盖吧，啥时候没钱了再想办法。　　盖着盖着，到用钢筋的时候，一分钱也没了。他在老丈人的水产店门口徘徊了很久，没好意思开口。老丈人看出了他的窘迫，塞给他一沓钱。　　来富士康之前，张顺地家里就剩了几百块钱。他经常夜里躺在床上想，“自己过得苦也就算了，何苦还要连累上老婆。”　　正值青春的范振鸣，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份爱情的降临。　　这次来富士康打工，范振鸣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能否找个女朋友”。　　单调而机械的流水线生活压抑了青春，爱情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剂。七八万人规模的太原富士康被戏称为“婚姻介绍所”。　　姐姐答应范振鸣，如果他能找到女朋友安定下来，就拿出两三万做他开店的启动资金。范振鸣不想做一辈子的打工仔，他很早就开始考察一些项目，比如肉牛养殖。于是，他认为，他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而爱情则关乎着他能否从姐姐那里套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李国春也把这次来富士康打工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驿站。他想上三个月班后，攒上一万块钱的路费，到四川同女朋友再图长久打算。　　张顺地则计划用这几个月在富士康打工赚的钱，过年时还下债他现在负债三四万元。　　那些“块八毛”的事儿　　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他们珍视每一分钱。厂牌里的400块钱被细致地分拆到每一顿饭上。“早饭3块，午饭和晚饭各5块。”一个不到20岁的小男工吃早饭时计算说，如此400块钱正够一个月。　　他们盖的被子大多是花35块钱从厂外面的小店铺里买的。被子很薄、掉色，而且散着一股莫名的味道。即便这样，有的工人还舍不得花这个钱被子花15块钱买二手的，枕头是从那些没人住的宿舍里捡的。　　张顺地的老婆来看他，两人去富士康外面找了间一晚40块的旅馆。张的老婆嫌“太贵了”。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至于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他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至于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李国春和张顺地都觉得，比起下煤矿和拖铁水，流水线的工作算不上太累。　　一个“90后”的小老乡抱怨流水线太累欲离职而去时，张顺地跑过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还能做什么？　　只是，有时候，张顺地自己也发牢骚说，跟个机器人一样，只有不停地磨啊磨。刚入职的前几天，几个夜班上下来，负责收料的范振鸣，“感觉自己的胳膊没有了”。　　去年11月，张顺地没有想到，他的未来是老家吕梁的一处建筑工地。今年开春，富士康极少加班。没了加班，就意味着月收入只有1800块的底薪。一宿舍10个人走了8个，只剩四川之行出现变故的李国春和另一个两出两进富士康的工友还在坚持。　　与水泥和砖头打交道的一天，从天亮开始，至晚上七点甚至更晚结束。一天的工钱是200多块。腰不好的张顺地觉得这活儿还不错，“能赚着钱”。　　只是，从16岁到29岁，颠沛流离13载，兜兜转转了一圈，打工仔张顺地又站到了刚出发时的原点。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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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流水线作业,流水线作业的优点,某流水线有17项作业,当新生代员工遭遇流水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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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拨新生代产业工人通过罢工,改变这家工厂持续20多年的“站立作业”的规则. “站... 十分突出.他们的矛盾主要是辞工、罚款和调岗等引发.比如员工辞工,通常遭到领班和...
当新生代员工遭遇流水线作业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发展、用工特点和隐患问题分析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产物、我 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融入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 我国劳动 密集型外资企业集中用工的载体。从总体上来说， 外资大 型代工企业对我国扩大就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和发展经济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有的外资大型代 工企业还存在一些用工隐患问题。一、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的发展进程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包含 3 个基本要素： 内核是外资企 业， 规模是大型企业，运营是代工企业，实际上是外资企 业、 大型企业和代工企业的综合体。对外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吸收利用外资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大体经历 4 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9 年至 1985 年为起步阶段。这个阶段， 我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投资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为 主， 投资者以港澳商家为主。为促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发展，我国还制定出台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和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 在劳动 用工管理等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优惠政策，明确企 业享有自主招收用工权，实行劳动合同制， 职工依法享有 劳动权益等。第二阶段： 1986 年至 1991 年为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我国颁布 《外资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关
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 着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和产业结 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外资企业的劳动管理、 自主招聘、 工资分配、 保险福利等事项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三阶段： 1992 年至 2001 年为快速增长阶段。这个阶 段， 对外开放和外商投资范围从经济特区扩大到沿海、 沿 江、 沿边地区， 初步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格局，外商直 接投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方式。第四阶段：2002 年至今为全方位开放阶段。这个阶段，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为契机， 外商投资企业 从局部推向全国。截至 2007 年末， 在我国实有注册的外 资企业超过 28 万家， 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 5000 万个。到 2014 年 3 月末， 全国累计实有注册的外资企业超过 79 万家， 是 2007 年外资企业数量的 3 倍多，其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有 大幅度增加。外资大型代工企业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就进入中国 大陆投资建厂，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迅 速增长，用工规模普遍较大。以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富士 康科技集团为例。从 1988 年富士康开始在深圳地区投资建 厂， 截至 2013 年 1 月底，国内富士康员工人数多达 130 余 万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富士康科技工业园的发展进程， 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发展进程的一 个缩影。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波
动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我国包括外资大型代工 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发展和用工随之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二、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和一线员工的基本特点 （一） 企业用工数量随着产品订单的多少而波动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代工” 。代工本身 源于国际分工，生产和用工易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当经济 快速扩张和产品订单激增时或经济出现危机引起产品订单 下降时，容易引起代工企业员工的大进大出，使代工企业的 用工量波动幅度加大，以致出现较大用工缺口，或造成大量 人员过剩。而且有些委托企业下达给代工企业生产的订单产 品具有极强的季节性，生产旺季订单增多，代工企业需要使 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淡季订单减少，代工企业往往采取各种 办法减少工人的使用量。（二） 企业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程度相当高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量都在 2000 人以上， 超大型代 工企业的用工量超过 1 万人， 特大型代工企业甚至拥有 10 万人以上的职工人数。对外开放早期， 大陆之所以能够吸 引外商经济体大量投资兴办代工企业，除实行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 最重要的还在于有大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 以利形 成劳动密集的规模生产优势。代工企业受制于国际品牌授 权企业， 这两类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处于严重倾斜状态， 授权企业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代工企业在产品的附加值方 面难免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的利润主
要来源于低成本、高密集的生产工人。为赚取最大限度利 润，外资大型代工企业会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产品订单，尽可 能雇用更多的生产工人，尽可能扩大劳动规模和生产规模。虽然从单一的工人个体来说赚取的利润可能很有限，但几 千、 几万、 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名生产工人创造的利润总和， 也会十分可观。（三） 绝大多数生产工人是农村转移就业进城务工者 我国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 主要来源于广大农村地 区。调查显示， 上海某公司的 8 万名员工中，99.63%的员 工属于跨省务工人员。浙江省 16 户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的一 线生产工人中， 跨省务工人员占一线生产岗位的 95%以上。广东省 20 户外资大型代工企业中， 跨省务工人员占员工总 数的 85.52%。从中西部内地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情况看， 山西籍务工人员占本地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员工总数的 78%， 河南籍务工人员占 90%， 重庆籍务工人员占 80%左右。这 些农村转移就业务工人员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 有的人多 年在城市就业，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他们原有的文化 背景和生活习惯等元素与城市居民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 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异，不少城市还没有完全接纳他们。户籍身份上的不对等、自身住宿环境和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 的种种差异，容易导致失落和孤独情绪。他们进入外资大型 代工企业特定的工作环境，对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作节奏和严 格的规章制度也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如果作为企业用工
主体的一线工人在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在生活 中缺乏中国式的家庭氛围和人际交往，很容易增加心理压 力， 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产生心理焦虑和心理失衡，也 容易导致企业出现用工不稳定情况。（四） 一线工人年纪轻但受过较多文化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一代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逐步退 出进城务工人员行列， “80 后” 新生代员工成为外资大型代 工企业用工主体。大多数新生代员工的学历在大专及以下， 占比超过 90%， 但与其前辈相比， 新生代员工普遍受过初 中、 高中、中专或职业教育， 视野比较开阔， 有着较高 的工作生活目标和多样化职业发展需求。新生代员工具有 变换工作的年龄优势， 职业爱好和工作兴趣大多比较广泛， 不少人想多方面地了解和体验社会的不同工作与生活。特别 是在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不大满意的状态下，20~30 岁年龄 段的新生代员工很可能对用工企业和工作岗位做出新选择， 力图在频繁的流动就业中找到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的权 益诉求是多方面的，更重视权益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同 上一代农村转移就业和进城务工人员相比，新生代员工经历 的工作和人生困难相对较少，工作与生活中遇到较大的挑战 和挫折时，一些人可能缺乏忍耐坚持的工作精神，采取反抗 或者逃避态度。新生代员工来自工作、 生活、 心理、 文 化、 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压力依然存在， 许多时候他们的期 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摩擦和冲突甚至更大，更加需要
企业给予他们应有的人文关怀。（五） 高效的流水生产方式和严苛的劳动管理模式并 存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主要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这种生产 方式起源于 20 世纪初，由美国人亨利〃福特率先使用于汽 车装配生产线， 在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特别是从事电 子产品生产的企业得到充分发展，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均衡 性、 协调性和连续性，大幅度提高生产工人的劳动熟练程 度和工作效率。简单、 重复、 枯燥、 刻板、无聊的连续 性、单向性和快节奏的机械劳动，会极大地提高工人的劳动 强度， 使之精疲力竭，产生职业倦怠， 甚至失去对自己工 作的兴趣。从相关省市对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调查看， 普 遍存在着企业管理过于严苛、 一线管理简单粗放的特征。企 业内部等级森严， 奉行 “产能至上” ， 片面追逐效率，忽 视人文关怀和人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命令式、 高压式的 管理自上而下向一线生产工人传导， 客观上， 程度不同地 对生产工人的心理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和一定的精神伤害。三、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的用工隐患 在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发展进程中， 我国一方面实行赋 予企业用工自主权等优惠政策，一方面对劳动关系调整体制 进行一系列改革探索，为企业及其职工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 实施管理， 既保障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合法权 益， 也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
动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多数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在加强内部用工管理的同时，结 合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需要， 依法保障员工合法 权益。但是，也有一些外资大型代工企业违反我国相关法律 规定， 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在用工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超时加班现象比较严重、 生产 工人基本工资偏低、 一线管理方式简单粗放、企业劳动管 理缺少人文关怀， 以提供实习岗位为名招用在校学生工， 劳务派遣用工违反法律规定，等等。根据多年来的企业用工实践， 我们认为，当前外资大 型代工企业的用工主要存在三种隐患， 从其对职工个人、 用工企业、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 可区分为不同级别的用 工隐患，等级越高，影响越大。企业用工的个体性隐患， 往往由繁重的工作、严苛的 管理、 偏低的基本工资等因素叠加形成。有些个体性用工 隐患在同一类型员工个体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条件下，可能升 级为群体性用工隐患。当企业用工中存在的极不稳定性转 移到企业外时，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幅波动因素会构成社会性 隐患。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规模巨大， 大进大出， 一线 工人离职率过高，已成为部分外资大型代工企业 “招工难， 留人难”的常态现象。四、 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隐患的对策建议 解决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隐患问题， 特别是防范、 控
制和化解企业用工的社会性隐患，应该把综合性与针对性有 机地结合起来。基本思路是： 健全机制， 综合治理；抓好 源头，掌控全局。（一） 健全外资企业用工引起的社会性隐患综合治理 机制 在外资大型代工企业用工过程中， 一线员工大进大出 引起的社会性隐患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 的综合治理涉及到当地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人 社部门在做好这项工作中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 从源头上化解企业内部用工隐患 一是健全和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适时开展对企业遵 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大检查和企业用工隐患的 大排除。二是指导地方人社部门加强企业一线工人的工时管控。一线生产工人超时加班严重是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存在的长 期未能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建议地方人社部门根据国家 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有关规定，督促外资大型代工企业落实 我国的职工工时制度。三是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最低工资和分享工资标准相 结合的基本工资制， 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一线工人基 本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四是督促或组织培训企业一线管理人员，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
五是引导外资大型代工企业进一步加强对生产工人的 人文关怀。六是广泛深入地推进集体协商制度 七是当地政府应当引导有条件的外资大型代工企业升 级转型。（三） 推动地方从全局出发开展企业用工社会性隐患 综合治理 一是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二是大力扶持和帮助离职流动人员再就业。三是推进市民化进程， 帮助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融入企 业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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