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最虔诚是什么意思的宗教信仰

中国人为什么无需因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羞愧
中国人为什么无需因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羞愧
&&&&大部分中国民众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所谓“入庙则拜”,无论佛陀、耶稣还是什么土地、财神,拜一拜总不是坏事。你若与声称信仰佛教的人谈论信仰哪个宗门以及教义,则大多数会目瞪口呆。需要的只是保“平安”“发财”而已。
&&&&关于中国人的信仰,近代以来许多来传教的基督士都有过论述和记载,比如葛兰特(Marcel&Granet,),在《中国人的信仰》中关于中国信仰的论述颇有见地,中国民众对信仰随意的态度令发动过“圣战”的传教士们挠头。“混乱不堪的中国式信仰”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洋景”。
&&&&五四之后,“科学”与“民主”救中国。砸烂“礼教”的枷锁,换上“文明”的外衣,于是乎与“科学”“民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信仰”变成了“救国良药”。但是,中国最终以一种“世俗”与“信仰”的巧妙结合,华丽地完成了宏大的“国家改造”。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旧时代的残留被抛弃。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人的信仰的问题又被端上桌面。一群文化精英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或推崇佛教、基督教的哲学和教义改变中国所谓“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进而推导出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信仰”真的是拯救中国的良方吗?
《易》所传承的“天道变易,顺时应变”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宗教信仰”和“复兴传统”都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人不需要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僵化的历史文化复兴,只需要把握中国文化的本源和世界变化的趋势。
一、中国式信仰的核心是“拜”,而不是具体的“神”
&&&&自孔子、老子、墨子之后,中国人逐渐抛弃“旧神”,迎来“人”的时代,进入世俗社会。汉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为一体,逐渐确定以“礼”为秩序的世俗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想。
&&&&中国人信仰祖先吗?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东洋景”。祖先崇拜是对“礼”的秩序合法性的维护,核心依然是“拜”。“拜祖先”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入庙则拜”同样是对“礼”的秩序合法性的认可,是对自我世俗身份和地位的认知。《祝福》中的祥林嫂的遭遇形象说明了“祭祖”和“敬神”对世俗社会秩序的强化。对具体的“神”的崇拜在这个体系中却没有那么重要。
&&&&“礼”作为一种规则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祭祀和祈祷。比如吃饭,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吃的民族。但是吃饭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中“礼”的强有力体现,通过一日三餐的座位和秩序,将“礼”的精髓传承下去。
&&&&这样的价值体系造成中国人并不需要通过“神”的确认就可以获得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多将这种价值归结为“善恶”。王阳明更是直接点明“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找到“拜”后面的本源,“心学”正是对中国文化的返本归真。&&
二、整个世界都在走向“世俗化”,中国何必逆历史而动?
&&&&美国、欧洲这些基督教文化地区毫无疑义地走向世俗化,穆斯林地区的战乱也饱含着“宗教”与“世俗”力量的角力。“世俗化”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在数千年里没有虔诚信仰而保持了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更不需要到“宗教”那里寻求精神资源。
&&&&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并不需要虔诚的宗教信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社会在漫长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具有非凡创新活力的原因。近代以来的落后不能证明中国文化需要被推翻重建。只是证明,我们的文化需要“应时而动”“与时俱进”。“观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
&&&“善恶”对中国人的意义正像“神之旨意”对教徒的意义。“道德滑坡”“传统沦丧”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绝非中国独有。中国人的教化大多来自“日常人伦”,而非“宗教教义”。作为中国人绝不应当为没有所谓“虔诚信仰”而羞愧,正因没有“虔诚信仰”,我们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而言,绝不是需要到“宗教信仰”中寻找“道德的种子”。而是需要在“日常人伦”中寻找“善”的力量。
&&&&有信仰的就去信吧,所有善良的人都值得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和自信。既然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虔诚的信仰,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没有虔诚的信仰,那就证明我们并不必须找到什么虔诚的信仰。
&&&&中国人需要的是在“日常人伦”中“知善恶”“致良知”。“知礼而守节”无愧中国人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观人文、通时变”,承王子“心学”之要义,察当代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善恶”之本源。“何为至善?”“何以致善?”乃“致善之学”的核心与根本。欢迎关注微信公共号“致善书院”或者加作者微信号“fengjiyao”。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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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人宗教信仰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以儒家伦理代替宗教信仰具有多种局限
儒家思想聚焦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准则,确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原则,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并爱护他们。此外,大家都要遵守“仁”、“义”、“礼”、“智”、“信”的五种道德。
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际伦理与道德,中国社会在废除了其它思想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人际关系的伦理和家族本位特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与强化,让中国社会过度沉湎于世俗的人际关系之中,使中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得异常错综复杂。此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世俗崇拜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道家虽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未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使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超越人际关系与世俗社会伦理、纯净而美好的神圣信仰传统,缺少一种人与超自然的纵向联系和灵性提升。
这种过于世俗化的信仰让中国人忽视了更高精神层次的追求,不利于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净化以及向更高境界的认知、探寻与升华。一旦这种以人际和社会关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因时代和社会变迁而迅速改变时,原有的松散的价值与信仰体系就容易松动或崩塌,很容易出现信仰真空或社会价值的混乱,不利于中国社会精神价值的凝聚、稳定与延续。
2、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与西方社会的一神信仰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从信仰的对象看,中国人属于多神信仰,认为无论掌管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都有“神灵”,例如,天神、土地、风神、雨神、雷神、灶神、门神、文曲星、送子娘娘等。这种多神信仰与西方社会的一神信仰有很大的区别也容易产生文化矛盾和冲突。西方社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其它都是上帝的创造。中国人没有找到上帝和真神,而是借用日常生活以及历史人物来代替神灵崇拜。
他们对中国人把那些自己手工修造的偶像当作神灵来崇拜颇有微词,这恰恰违反了“摩西十诫”中最重要的诫命———不崇拜偶像。因此,西方有不少的虔诚基督徒要千方百计地为中国人传播福音,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并且认罪悔改,以获新生。对此,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缺乏基督教信仰传统和认知,仅从政治视角看问题的国人很难真正理解。东西方这种在宗教信仰上的巨大差别造成了彼此文化的差异和矛盾,容易引发文明的冲突。
3、用政治意识形态取代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信仰真空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信仰,中国社会不仅缺乏正统的宗教信仰积淀,国民也缺乏超验信仰的体验和灵性的训练,而其内心深处又渴望信仰,结果导致多神信仰泛滥以及封建迷信盛行。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许多封建迷信进行了认真的“清扫”,结果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是一种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与集体人格组成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现实表现,是一个融普世价值、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为一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复杂的生命系统,缺少其中任何一环都会出现难以预见的风险和危机。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主要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来代替宗教信仰。 这在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在一个与外界隔绝,以行政驱动社会发展,并且呈现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基本有效。但是,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极易引发“蝴蝶效应”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在一个全球普世价值和公共标准日益受到重视并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行政与文化建设都必须要同时考虑和顾及自身民众的感受以及国际社会的态度,尽量做到与其它文明的有效沟通、交流与互鉴,以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主要负责确定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国体及其社会的价值导向,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个精英群体应该特别坚守的政治价值准则,以防止国家和社会出现政治价值的偏移。然而,能够真正影响、激励和规范亿万民众思想和行为的除了其所处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外,还要有一套能够进入人们思想、影响其心灵与行为的普遍适用的价值标准,即传统道德、宗教信仰和为人处世的原则等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宗教信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长期以来,我国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代替宗教信仰的文化政策虽然进行得辛苦而努力,但由于缺乏精神价值的完善,使我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道德和信仰真空,加之法制不健全,不少民众不仅无所敬畏,而且有为所欲为之势,造成了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与人类普世价值、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以及所处的时代精神三者进行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出持久的魅力和真正的效力。
4、中国社会无神论以及正统宗教信仰不足的影响和挑战
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都反复证明,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是他律和自律两个系统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严明法治的他律,一个社会就会陷入人情关系的罗网,被特权阶层垄断,会践踏社会正义;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传统道德与正统宗教信仰等的自律,公民就会缺乏应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敬畏,容易为所欲为并出现道德滑坡与社会混乱。假如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规避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机会并拥有脱离二者管束的泛自由空间,任何社会都会坠入自私、诡诈与冷酷的深渊,就会失去应有的公平正义和值得尊重与延续的意义和条件。
因此,一个缺乏健康正统宗教信仰的社会,其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势必缺乏应有的稳定根基和道德完善性,也就很难建立起一套跨越时代、穿越历史,稳定、持久而崇高的精神价值体系,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容易随着人治的无常而出现必然的动荡与混乱。在此,中国社会需要认真思考“把法律能管的交给法律,把法律不能管的交给上帝”或者“把心灵交给上帝,把行为交给法律”的名言,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完善中国社会他律和自律的系统及其科学的机制。
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正视并认真思考这样一个并不值得感到欣慰的事实:目前全球 70 亿人口中10%没有信仰的人口都在中国。从全球的视野看,中国不仅是一个缺乏正统宗教信仰的国家,也是持无神论观点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不仅会让那些具有正统宗教信仰的国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同时,也会被外部有信仰的世界边缘化或妖魔化。
(本文源自《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6期《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问题及其思考》,原文约8500字;作者王石泉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是信仰宽泛 还是没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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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推敲起来,中国人其实信仰宽泛。儒释道耶回,几乎无教不信。但无论何种信仰,只要一落实到民间,就会变成“中国特色”,成为一种杂糅一切的民间迷信。图为曾梵志油画过去和一个菲律宾女记者聊天,对方是天主教徒,对菲国天主教繁琐的成规戒律有诸多不满。抱怨一通后,对方转头问我:“贵国人民信仰什么?”这倒是问得我一时语塞。我不打算向对方解释中华文化是如何把儒释道烩成一锅迷魂汤的,更羞于对对方说咱们全民信仰马列主义。前思后想,我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没什么信仰。当看到对方一脸讶异的表情,我只好补一句:“但我们还是过得挺幸福的。”时隔多年,我一直为当初给国外朋友的答案耿介于怀,觉得它还不够准确,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回答。直到一次我去南方乡间旅行,看见了一家香火颇旺的小寺庙,方圆数十里的善男信女都会来此祭拜。除了供奉一般庙宇常见的泥菩萨外,厅堂上还供着道教始祖甚至是马列塑像和当代领导人塑像。我恍然大悟——这小庙不就是我国人民信仰的最佳注释吗?以后要是还有老外鄙夷中国人无信仰的,我就立马带他去这间庙里上香叩拜,不光言传,更是身教,非得让他们承认中国人有信仰不可。(图注: 日,江苏省南通市一路边算命摊上,一对青年男女在听算命先生讲解。东方IC供图。)推敲起来,中国人其实信仰宽泛。儒释道耶回,几乎无教不信。但无论何种信仰,只要一落实到民间,就会变成“中国特色”,成为一种杂糅一切的民间迷信。千百年来,华夏的民间信仰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这种信仰和宗教没有多大关系,反倒是处处体现着一种小市民式的“实用主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传统中国人脑子里装着的想法是,这世间到处布满了神明。天上有雷公电母,到山有山神,遇水有河神,乡间有土地公、城隍爷,回到家里还有门神、灶神等等。这种对神仙鬼怪异常丰富的想象能力实令西方人望尘莫及。百多年前,清末立宪派为“开启民智”而主办的报纸《清议报》就曾刊文批驳国人的迷信思想:“以飞鸟之去来,神钱之符号,卜事之吉凶,或以巫祝之妄方为神托,此种神怪浅陋,今世之人,岂有信之者哉。”然而,对于这上天入地的众神仙们,近世以来人们不但没有“岂有信之者哉”,反而是信者越来越众。只见华夏大地上,数不清的神仙们各司其职,如同政府官员一样管辖、照料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平时不烧香的民众们在有求于神仙时就得临时抱佛脚了。他们惯常的方法是用食物和钱财向神仙“行贿”,而作为交换,收下贡品的神明会庇佑他们、帮助其顺利达成目的。求生儿子的人会在受孕前拜拜送子观音,求生意兴隆的则在财神面前焚香祭祀,求考试榜上有名的则到庙里祭拜文曲星……一句话,只要有需求,就肯定能找到相对应的神明供人们“行贿”。这种带有极强功利主义色彩的民间信仰也塑造出了社会上默认的潜规则——当需要达到目的时,人们总是设法通过走后门、攀关系、行贿等等不公平的方法来获得成功。每当历史上有时局异动,杂糅着宗教和民间鬼神崇拜的诡异信仰便可能有如霍乱病菌般来一次毁灭性的爆发。当年,西方人预备在清国修铁路、铺电线时,迷信的国人便百般阻挠,理由是铁路电线会破坏风水、惊扰神仙。义和团更是借神仙之名跳出来撬铁路、斩电线,大肆毁坏一切西洋事物。从清末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的笔述中,不难看出外国人是多么厌恶这种迷信:“整个民族的心理构造都充满了迷信观念。迷信在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迷信存在于各阶层之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影响着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扭曲了理性能力,损害了逻辑判断。迷信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私生活,而且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国事也由迷信来决定。”西方人拿中国人的信仰做恶例,其实说的是中国人不按原则办事、遇事喜欢抄近路走后门的办事习惯。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国家几乎连影儿也见不着。但这种办事原则却与信仰有直接联系,人们信奉的始终是所谓的“钱能通神”,只要“塞钱”给神仙并虔诚膜拜,神仙就会帮他们“走后门”,利用其的神通庇护信徒,保其仕途亨通或者财运发达。而这一套与神仙进行“权钱交易”的习俗,则直接来自中国古代神权政治的传统。《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介于人神之间的。就因为这种半人半神,或者叫不人不神的身份,所以人人都得“信于神”。因为一旦做不好,就是“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国家的灾祸就离得不远了。你看,连一国的统治者都要畏于神的权威时不时对神仙进行贿赂,何况匹夫匹妇哉?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费孝通这段对于中国人信仰的解释,我认为十分接近事实的真相。中国人看待神的方法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大不同。基督教世界唯一的神,乃是代表道德至善的上帝,信徒对其膜拜、奉献的原因是为了得到终极的道德救赎。中国人的世界观里虽然神仙众多,但人们膜拜众神仙的原因却是希望神仙施点小恩小惠,让自己蒙泽一些实际的好处。神仙并不比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人与神仙打交道的方法更像是在做生意,所谓的信仰则更像是一门“神仙关系学”。如此看来,中国人拥有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信仰,而是彻头彻尾的世俗信仰。其信赖的对象,不是道德上的神,而是金钱、权力,以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潜规则”。照这么看,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也没有宗教信仰。当人们的眼里只看得见漫天鬼神可能为他们带来的财富、权力与虚荣时,各类冠着大师和活神仙名号的宗教骗子也便粉墨登场了。毕竟,信仰市场的需求始终旺盛,而在这香火兴旺、香客不绝的表象周围,则包裹着一个愈加苍白、愈加趋于腐朽崩坏的信仰空壳。清末的报纸曾刊过一篇《续无鬼论》,里边说:“亚洲之东,有待亡之老大帝国焉,亦一信鬼神之国。各行省中,庙宇不知其几千万落,坛壝不知几千万家,香火不知几千万种。今岁甲地之神兴大会,明岁乙地之神兴小会。某日某神诞也,某所某鬼现矣。浸淫滂漶,忘反流连,故风俗如中国,实可称为纯粹信鬼神之国。”百余年后,回读此篇,古人果不欺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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