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一）力挽狂澜于既倒；――反对冲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促进革命群众“大联合”，建立走向有序的革委会；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愈烈；（二）空前未有的险恶斗争；一是所谓“伍豪事件”；二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龙源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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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这场灾难之中。他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表示赞成和支持，但运动开展后的“天下大乱”形势，与他求稳、求序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性格相抵触，与他憧憬的革命状态大相径庭。他从未想到，“文革”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对于这种局面只能艰难地忍受着，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之言。所以如此，邓小平讲：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也如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在“文革”中，周恩来为治大乱，使党不分裂，使国家机器运转，使民族得以生存，苦苦地支撑局面，不懈斗争，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至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他说过：“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他以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生中极为苦涩、也极其悲壮和辉煌的最后乐章。
（一）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化大革命”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后，如山洪暴发，汹涌澎湃，奔腾直泻，周恩来不可能横刀立马去堵住这一泻千里的山洪，只能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他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为：
――约束红卫兵运动，制止危害社会的动乱。周恩来以非凡的行政统筹能力，使各地1100万人次红卫兵，在首都有序接受“检阅”；疏导全国范围数以千万计人流的“大串连”，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面对破“四旧”的“打、砸、抄、抓”乃至“杀”，他痛心疾首，劝阻红卫兵保护历史文化，执行政策，不能搞野蛮暴行。他召开座谈会40多次，有时通宵达旦。经过各方面努力，中央不断发出文件，才使“红色风暴”得到一定遏制。
――反对冲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开列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四副二高”和著名民主人士。他尽力保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部长、科学家和文艺家，还有英模等；有的送进301医院，有的安排住进中南海工字楼，也有住进西花厅的。他的家成了这场灭顶之灾的避难所。他细心地实施保护，使一些老干部非常感动：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对于长期围困和冲击中南海的“揪刘火线”，他严厉批评说：冲中南海是错误的，就是拿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你们要想冲进来，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的坚守，对刘、邓等领导人起了保护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他点名保护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近百人，社会名流和科学家达40人。
――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保卫外交大权。国务院各部的一些群众组织企图夺各部业务大权。周恩来坚决反对说：中央部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夺。你们不能把发号施令大权夺过去。财贸口“造反派”扬言夺金库，他指出：夺金库是非法的，当场就要开枪、逮捕。如果你们去夺，算造反派还算强盗？中央文革对外交大权虎视眈眈，不断指使外事口群众组织夺权，制造打倒陈毅事件。1967年8月上旬，外交部被夺了权，上万红卫兵要揪斗陈毅，他闻讯后赶到人民大会堂加以制止。经毛泽东干预，当了16天的非法“外交部长”被逮捕，煽动夺权的中央文革成员被监禁，外交大权回归中央。
――促进革命群众“大联合”，建立走向有序的革委会。“文革”开始后，许多单位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派对立加剧，有的地区武斗动用了枪炮，全面内乱局面愈演龙源期刊网 .cn 愈烈。周恩来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的恶劣行径。为保护群众、制止武斗，他不断找各地群众组织座谈，并采取许多措施，包括实行军事管制，来消除两派对立，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和人民生命财产。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提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加以约束。经过周恩来20个月艰辛努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勉强成立。这个革委会，尽管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动乱。这是将泛滥肆虐的洪水纳入河道的一个举措。
（二）空前未有的险恶斗争。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信用江青一伙。他们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以便乱中抢权夺权。他们并非仅仅抢夺各地区各部门权力，其最终目的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不仅仅是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最终目标是周恩来。“文革”伊始，他们就制造“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视为夺取更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因而他们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反周逆流。周恩来在全力关注和解决全国性各种问题的同时，还要同江青集团的卑劣行径展开异常艰难的斗争。其中最险恶的有两大事件。
一是所谓“伍豪事件”。 1967年5月，江青将红卫兵给她的1932年2月上海报上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分送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周恩来收到后，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收到江信那天，他放下其他事情，专门查阅上海报纸，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此事原委，并附上他编写的与此事件有关的大事记和由毛泽东当年签署的布告等材料。③10天后，毛泽东批示中央文革要批评“炮打”周恩来的极左派，当年在上海负责处理此事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中央文革出面做工作。但是，此事并未了结，还不时有人无事生非。因此，1972年6月底，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报告，以让全党高级干部了解这段历史，也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75年9月，他的病情已很危重，但他深知这个历史问题的利害关系，在施行手术前，要来上述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签完字后，他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当时，江青、姚文元正利用毛泽东读《水浒》后的谈话别有用心地大批所谓“投降派”，再次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病入膏肓的他，拼着一死，进行最后的斗争。
二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3年6月以后，苏美两国首脑会谈，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说：我们不怕孤立，决不丧失立场。毛泽东肯定了这次谈话。随后，外交部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写了一个内部材料送毛泽东。毛看后，又批评这个材料，并对正在起草党的十大报告的张春桥和王洪文说：你们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以致上他们的贼船。张春桥认为，整周恩来的时机又来了。在周做检讨得到毛的谅解后，他们没敢妄动。是年11月中旬基辛格访华，周陪毛会见了他。在临走前，他两次提出在与毛会谈时提过的问题：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按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说：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决定。周恩来在第二次见基辛格前，本来准备报告此事，但毛泽东的秘书回龙源期刊网 .cn 告，主席服了安眠药才睡。这样就没有打扰。但参加会谈的人员向毛报告说：周恩来在会谈时右了。毛便批评周态度软弱，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帮助。江青在会上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右倾投降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周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污蔑周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会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忍无可忍，一向很少动怒的他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这次“批周”会议持续半个多月后，毛泽东发话了：对周“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这样，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前，他们的反周阴谋从未停止过。
（三）维系经济社会运转的中流砥柱。“文革”十年，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濒临崩溃边缘。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除了毛泽东本人还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维护工农业和交通生产运行。周恩来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不断排除干扰，坚忍不拔地同极左势力顽强斗争，才使我们这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完全陷入经济崩溃的苦海。“文革”之初，他对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当江青一伙攻击他“用生产压革命”时，他反驳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他指示有关部门，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以他为代表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的顽强努力，1966年的三秋任务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没遭到重大破坏，基层单位相对稳定；就在1967年大乱之年，粮食产量还增长18%。林彪事件之后，他批判极左思潮说：林彪一伙破坏经济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极左思潮不肃清，业务提不高。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领导对国民经济大力调整和整顿，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引进以“四三方案”（即在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我国后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近两年调整，1973年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得到完成或超额完成，成为那几年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同时，他还积极推动落实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改善极左思潮造成的紧张政治关系，在一个短时期内，社会出现“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局面。
（四）解放干部护英华。周恩来在“文革”前期主要是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林彪事件后，他积极促进解放他们。尽管受到“四人帮”严重阻挠，他费尽苦心，为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复出，更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出来工作，作出了最大努力。
――积极促成邓小平复出，精心安排接班事宜。1972年1月，在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后，周恩来采取一系列举措尽快将邓小平解放，调回北京。1973年3月底，他安排毛与邓会见后半个月，就带着邓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宴会。周已查出癌症，需赶紧治疗。但他在将这一切安置妥善后，才去住院。随着召开四届人大时间的迫近，与“四人帮”的斗争围绕着人事安排激烈展开。1974年底，他不顾两次大手术后的虚弱，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对劝阻的大夫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四龙源期刊网 .cn 届人大闭幕后，他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说：四届人大后的国务院，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任务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不久，邓小平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以坚定而策略的斗争，使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老一辈革命家手中。1975年9月，他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对外宾说：马克思的“请帖”，已经收到了。邓小平已经全面地负起责任来了，他很有才能。
――千方百计落实政策，解脱和起用大批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士。林彪事件后3个星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明确表示，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整老帅是林彪他们搞的。周根据毛的讲话精神，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推倒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他首先指示公安部对关押老干部的监狱情况作全面检查，不能虐待，改善医疗，及时治病；指示有关部门将解除监禁的老同志妥善安置；并有意安排一些有影响的人公开露面，推动落实政策。他说：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1973年7月，他主持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中央部门提出的300多名待“解放”的党政副部级和正军级领导干部名单。江青一伙百般阻挠，干部“解放”的进度非常慢。叶剑英作诗描述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在周恩来等力争下，终于“解放”了一批干部，经他直接过问，有175位将军走上领导岗位，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上，还安排一批老革命家进入中央委员会。
（五）外交阳光穿云出的姣妍。1967年极左势力横行时，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60年代末70年代初，尽管国内还笼罩着“左”的雾霾，但新的国际格局已初露端倪。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顾“左”的干扰，尽量恢复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努力开创外交新局面。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四大事件：
1中苏关系：化干戈为玉帛的首都机场会晤。1969年9月，周恩来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后，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两国总理会谈三个半小时。经过坦诚交换意见，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对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晤，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他指示参加边界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柯西金对日本友人说：周总理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如果有机会，请你转告，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对中国是不会进攻的，也不能进攻的。
2中美关系：帷幄运筹的和解。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周恩来已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松动和加快两国接触的举措。1971年4月，他参与运筹的“乒乓外交”，发挥“小球推动地球”作用，加快了中美高层接触进程。3个月后，基辛格秘密访华。这年10月，他与再次来华的基辛格就如何表达中美联合公报内容会谈，提出起草一份“各说各的”稿案，既明确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守；又写出双方分歧，以便努力解决。这种奇特的外交公报，基辛格研究后发现“不虚此行”，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双方难题。1972年2月，尼克松抵京。周恩来握着他伸出的手，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他同尼克松多次会谈，敲定了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对访华成功十分高兴，认为周的机龙源期刊网 .cn 敏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基辛格说：周恩来在中美建交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 中日关系：以民间外交推动两国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日本朝野感到震惊。他同来访的日本各界不断谈中日邦交问题。田中角荣任首相，表现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姿态。为了准备会谈，他不顾高龄和癌症影响，仍以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来研究有关材料。1972年9月下旬，田中访华。在会谈中，他一方面着眼于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从政治上看问题；另一方面，对历史问题毫不含糊，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包括钓鱼岛的主权“这次不讨论，以后再说”。中日建交，实现了他在总理任上的一大心愿。
4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拥有大国地位的世界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围绕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不断斗争，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周恩来自始至终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要求认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确立持久战思想。同时指出，这也没有什么坏处，拥有6亿5千万人民的国家被排挤在外，联合国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等它7年、8年乃至10年进去不迟，总有一天要请我们进去。1971年第26届联大开幕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形势不可阻挡。经过一个星期激辩，以超过2/3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这既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揭开了联合国历史新的一页。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下半旗致哀。
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志未酬
周恩来是带着两大遗憾永远地离开他毕生为之崛起和腾飞的热土的：一是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二是未能见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民族复兴壮志未酬。但是，他为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努力，因而也可以说，西去无憾。
（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孕育了“一国两制”思想
由于香港和澳门的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充分利用，长期打算。周恩来说：香港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将它作为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目前暂时不收回，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它是一个观测站，是一个气象台，是一个交际处。什么时候收回，要等时机成熟。总会有这一天的。195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更加强大，对香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好处。目前，我们不能把香港当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不一样，香港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19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供水危机。他亲到广州，决定修建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为了保证香港副食供给，又批示开通至今还在运营的向香港输送鲜活和冷冻食品的快运货车。这些主张和关怀，为收回港澳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生活休闲娱乐、外语学习资料、专业论文、应用写作文书、93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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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实践、制度全面创新的显著特点，是以发展观点和问题导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曲折到胜利，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又从实践到认识如此反复的进程，不断开辟着真理性认识道路，始终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中国，为我们党寻求救国救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我们党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鲜明提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从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进行了不懈追求和探索，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自觉承担起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备了前提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重要认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带领人民在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的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形成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再次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在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中的根本成就，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对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源泉。
　　几千年来，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一直憧憬着美好社会，尤其是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理想传播广泛，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深深融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奋斗，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崭新的内容，引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来，推广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要义，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期盼和思想基础，更加鲜明地摆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贯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连接了国家、民族、个人息息相关的命运，衔接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打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风格，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升华，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继承和现实召唤的结晶，是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是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统一，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必然选择和伟大实践，是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当代中国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思考和重要观点，必将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丧失是最可怕的丧失。革命时期，在极端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我们党靠的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理想信念，靠的就是这种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打下江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旧中国留下的落后面貌，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和各种挑战，我们党能够坐稳江山，取得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样靠的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靠的是这种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
　　必须坚定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决心。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言必称希腊，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所谓“学而不化，非学也”。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有着自己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搬过来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失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今天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个标识模糊了，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坚持不住了。我们在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征途中，不管国外舆论怎样评价，不管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要有主张，有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不动摇。
　　三、继续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也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彩新篇章。
　　要重视研究和科学判断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关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但另一方面，这种不变又是相对的，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我们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新情况。我们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我们的政治定力、发展定力、战略定力。
　　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特征的研究和把握。我们是在较短的历史进程中同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的任务、矛盾被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时空压缩带来的任务艰巨性、矛盾多重交织带来的问题复杂性、协调难度加大带来的稳定风险性。这种状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找到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解决办法。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离不开人民创造、人民推动、人民发展，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广泛参与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解决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在直面问题过程中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在回应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凝聚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在提升实践经验过程中总结人民的创造和发明，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大胆实践、大胆创新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新路子。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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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结世界的，不仅有深厚的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息息相通的美好梦想。中国的强大昭示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并上升为新的历史逻辑，人类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知识，必须依靠劳动，必须依靠广大青年。广大知识分子、劳动群众和青年,让我们手拉手、肩并肩、心连心，高高扬起理想的风帆，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