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和人民性都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对吗

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年03期
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全面总结分析党性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开展党性教育,提升党性修养的基础性问题。党性作为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体现了政党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共产党人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性的核心是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组织性均建立在其阶级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核心同样是阶级性。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工人阶级的共性外,还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及其先进性、人民性、组织性都有了自身的表现。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A81;D261【正文快照】:
什么是党性?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主要内容有哪些?这是开展党性教育,提升党性修养的基础性问题。如果不能全面把握党性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丰富内涵,就无法抓住党性教育、党性修养的着力点,甚至还会导致党性教育上的形式主义与虚无主义。一、党性是政党所固有的本质规定性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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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执政党研究:《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理论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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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理论梳理
作者:尹韵公&&&&&&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4年1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明确报刊的党性原则的是列宁,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接受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党性原则成为我党报刊遵循的根本原则。在马克思早期新闻实践中,“人民报刊”的思想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毛泽东从党报的立场、服务对象、办报方式等多层面论证了党报的“人民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原来是两个互不搭界、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提出党性就是人民性,将二者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提升人民性的地位,将它与党性并列,这既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做出的最新重大判断,又是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突破和最新理论结晶。从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只有坚持党性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性,只有坚定反映人民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结合得越是紧密,党性与人民性兼容得越是贯通,就越是有利于我们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步伐。
关键词:党性;人民性;报刊;新闻;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个重大判断,既是我们党根据舆论生态市场出现新格局而做出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又反映了我们党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的自在品格,必将有力推动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开创新局面,展开新景象,显示新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原来是两个互不搭界、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
  首先说“党性”。根据已查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而是使用的“党派”,如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中写道:“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1]应该说,这里的“党派”已经很接近“党性”了。真正明确报刊的党性原则的是列宁。1904年,列宁“批评新《火星报》已变成‘反党的机关报’,要求党报工作者增强党性,克服小组习气,新闻报道要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坚持高度的统一性,反对记者立场的分散性和独立性”[2]。之后,他在1905年写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3]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党报的党性原则:“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并大声疾呼:“无党性的写作者”应当立即离开党的出版物![4]
  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思想。我党建立初期曾多次通过决议强调这一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指出:“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5]1942年3月,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6]经过改造和改进后的《解放日报》于日发表《致读者》社论说:“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7]这里把党性列为党报必备的四项品质之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整个《解放日报》改版期间,多次通过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直接指示,为党报遵循党性原则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日,毛泽东在专门发给陈毅的电报中说:“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8]此处报刊的党性原则表现为对党的当前政策的配合。是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一份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问题:“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9]由此可见,党性原则从来就是我党报刊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我党媒体的“规定动作”。
  其次说“人民性”。据查,“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领域中,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叫维严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出了“人民性”问题。之后的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文学界曾广泛讨论和争执过“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曾经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无产阶级新闻学领域,他在1842年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说:“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0]不过,据胡乔木《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一文考证,此处的“人民性”,“在德文里是由两个词组成的:volkstümlich(这个词可译为:1.民间的,民族的,有民族风格的;2.大众的,通俗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与Charakter(这个词可译为:1.性格,品性;2.特性,性质;3.书写的笔法,字体)。在德文中‘人民性’作为名词是Volkstümlichkeit,这个词除了‘人民性’外,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通俗’。但在马恩著作中,没有用过这个词,也再未用过上述‘人民性’的概念”[11]。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42年提出的报刊“人民性”概念具有多义性:在报刊的内容层面既可能指称“人民的”“民间的”,也可能是“民族的”,而在报刊的表述格调上还有大众化、通俗化的意涵。即便如此,在马克思早期新闻实践中,“人民报刊”的思想确有较为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曾在1842年底至1843年初发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第一次提出“人民报刊”的概念,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12]至于“人民报刊”的使命,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3]当然,马克思所针对的是当时普鲁士的反动统治阶级,但“人民报刊”的性质、使命、风格已清晰而完整。
  作为我党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14]显然“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是合二为一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全面阐述了我党的施政纲领,在涉及“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强调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文化工作者应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15]1948年,毛泽东在《对绥晋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这就从党报的立场、服务对象、办报方式等多层面论证了党报的“人民性”原则。至于“人民性”概念的明确使用,则是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充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17]
  再者,将新闻学的党性概念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日,作为我党机关报之一的《新华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18]这是我党权威媒体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从而成功地将原本各走各的党性这条线同人民性这条线二者焊接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提升到新阶段和新水平。必须强调指出,《新华日报》的这段论述是“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谈得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任何疑义。如《人民日报》在日的社论《致读者》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和人民的报纸”,它“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可谓对上述《新华日报》观点在新时期的再次强调。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个问题被人挑起,并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人以反思“文革”为由,认为“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用人民性来制衡、制约党性,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严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人们不仅对党性也对人民性产生了怀疑和曲解。
  针对当时新闻界出现的理论混乱和实践迷茫,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作了表态,他在日发表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掷地有声地指出: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而“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20]不难看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习近平,他们在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根本上,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坚定不移的认识和明确无误的判断。
  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和对立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我们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譬如,关于党犯错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党确实犯过像“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对此,我们党自己也不隐讳。但是,党犯错误,就需要人民性挺身而出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犯下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当时的人民性又在哪里呢?可见,党犯错误与否与人民性没有任何关系。的确,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就在于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而且还能够迅速改正自身错误。我们党是曾经犯下数次大错,但是,我们党每次都是主要依靠党内健康力量纠正了自身错误而重新焕发生机,日益走向强大和辉煌。我们不能因为党犯下错误就斥责党性,怀疑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21]
  又如,关于人民群众是否犯错误的问题。以抬高“人民性”来压倒党性,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取的。我们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些论述肯定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要清楚,这些论述主要是指主流而言,大势而言。细察中外历史,人民群众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也是犯下不少错误的。德国历史学家就说过,选举希特勒上台,就是德意志人民铸成的大错。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人民也有缺点的”,而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理应“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22]。正如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论断也主要是指主流、大势而言,它并不等于我们党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就不会犯错误了。所以,说“人民性高于党性”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再如,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相互制衡、相互制约问题。这个提法更为荒唐可笑,我们可以把党性与人民性作为一个有机关系看待,但绝不可以把党性与人民性当作一对矛盾范畴处理。在客观世界,可以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通常都是一对矛盾主体。例如,天与地、黑与白、雄与雌、正极与负极、真善美与假恶丑等等。根据黑格尔的矛盾学说,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己方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对方的存在与否决定己方的存在与否。没有天。则没有地;没有雄,就没有雌;没有真善美,就没有假恶丑。反之亦然。然而,党性与人民性却无法构成一对矛盾范畴。因为党性来自于政党,而政党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人民性则来自于人民,而人民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有了。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政党迟早会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进步而消失,但人民却是永存的。也就是说,党性与人民性都不会因为对方的存在与否而影响和决定自身的存在与否。人民性早已存在,党性后来才有;党性终究会消亡,人民性却永恒;党性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而人民性却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既然如此,党性与人民性之间又怎么可能做得到相互制衡和相互制约呢?由此看来,用人民性来制衡和制约党性的观点,在学术层面是极其荒谬的,在逻辑层面也是站不住脚的。
  毫无疑问,党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而今,如同党性一样,人民性也列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提升人民性的地位,将它与党性并列,这既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最新重大判断,又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突破和最新理论结晶。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和认识,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这样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首先,我们党的性质增加了新内涵,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出现的新元素,是我们确认和提升人民性地位的重要现实依据。实践出现了新变化,势必推动理论出现新概括。这一点,正如胡锦涛同志2002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的:“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为召开党的十六大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23]即党性原则中已包含了党和人民的双重内涵。
  其次,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应用,使网民发声能力大大增强,民意表达的背后常常反映的是民心的争夺。如果我们不强调人民性,不强调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和统一的,我们就有可能丧失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等于把阵地拱手让给敌手。反过来说,我们突出人民性,在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就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争取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有利于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有利于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坚定地统一起来。正如列宁在《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中所说:“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24],强调的正是如何在新闻工作中凸显人民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不变宗旨。我们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从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展开不同层次的传媒服务。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只有坚持党性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性,只有坚定反映人民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结合得越是紧密,党性与人民性兼容得越是贯通,就越是有利于我们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步伐。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9页。
  [2]单波、秦志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新闻学专家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按:这段引文是刘建明的话。
  [3]《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2页。
  [4]《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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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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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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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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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1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第8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47~48页。
  [20]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0~771页、77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9页。
  [2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6页。
  [24]《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8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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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服务型政党中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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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人民性与革命性
作者:正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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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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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阶级性不能丢,人民性不能丢,先进性不能丢,革命的目标不能丢。
  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也是靠人民&起家&的,革命与人民总是相连的。共产党的革命的动机来自于人民,因为共产党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难,需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彻底解放人民于苦难之中;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也是为了人民,共产党的理念来自于共产党依据人民的需求,以及为这个需求而进行的执着的探索;共产党的革命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共产党的理念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积极参与。共产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事业。如果没有人民的需求,共产党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成为其革命的主要力量,那么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共产党的一切胜利都来自于人民,共产党的生存,靠的就是她的人民性,人民性是共产党的生存之本。
  共产党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只是共产党的宏大事业的一小部分。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民主革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进而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又是共产党宏大事业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圆满完成共产党的整个革命事业,需要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这是共产党人对自己事业的艰巨性的新认识。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共产党仍有许多阶段性的任务需要完成,共产党将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还需要进行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它们仍是共产党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期里,旧制度,也就是剥削制度复辟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了,也不需要了。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将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扩大,弄不好,还会激化。对此,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绝不能掉以轻心。
  经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成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些人还在,所以这个阶级还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还会存在更长的时间,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还会通过意识形态这个阵地进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也将是长期的。
  过去曾有些人引经据典,论证这一观点的错误,但是,社会的现实以足够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个阶级,虽然失去了正常情况下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失去了再剥削的资本和条件,但旧的剥削思想任然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把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的意愿,变成复辟的行动。在物质生活还不丰富的条件下,在不能实现按需分配的条件下,他们会利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许多人,扩大自己的共鸣范围。
  因此,从深层次上讲,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执政党的基本任务。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的生存基础也正在于此。
  但是,现行的经济政策客观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名存实亡,新的剥削阶级正在产生,有人认为已经产生,并稳固了下来,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也有了合法存在的地位。
  分配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制度的一个质的标志。分配制度标志着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它确立了劳动人民在社会中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地位,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中当家作主地位的基础。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资分配就是剥削。现在,就社会财富的整体而言,新的剥削阶级通过&按资分配&或其他剥削方式拿走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早已不占主导地位,广大劳动人民被沦为了弱势群体,两极分化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剥削阶级的力量在迅速增大,剥削阶级聚集财富的速度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聚敛财富的速度。这对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存在决定意识。所有上述的社会现状,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尽管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但是,共产党理念的感召力正在迅速下降,国内试图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国内资产阶级,以及期望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人与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正在不断地企图把帝国主义国家输入的&革命&移植到中国,以求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革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正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诚然,共产党现在处于执政地位。这虽与当初领导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取得政权而革命不同了,但面临着的仍然是政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现实的,也是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面临这种挑战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了这种挑战,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党彻底变质了。面临这种挑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存在着,并且变得更复杂了,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现实要求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仅要永远保持党的阶级性、人民性,而且要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性。
  革命这个曾经是神圣的、光彩耀眼的词汇,由于右派的丑化,名声已远不如从前了。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正不断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所谓的&专制&国家输出&革命&,可是,我们许多共产党人,却羞答答地不愿或不敢正视这个词了。这无疑是个悲哀!
  人民性,无论在哪个国家里似乎都是光彩四射,暖人心扉的词。但是,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不论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多么的&普世&,如何理解&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人,对其往往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或者说,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表面上看应该算是普世价值观了,但什么是人民,如何达到真正为人民的目的,不同的阶级在社会实践中实际的回答往往是不同的。
  我们所说的人民,首先是广大的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是首先考虑到他们的利益,那么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一句实实在在的空话了。
  共产党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保持住自己的人民性,而要保持住自己的人民性,就必须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革命性。
  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人民性,不仅仅是个执政水平的问题,&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立场问题,用一个不和时宜的、&右派&们十分反感的或者是惧怕的词来表达,就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共产党必须站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以此去谋事,干事,成事。
  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能力比我们强,法制水平水平比我们高,但按照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标准,他们是缺少真正意义的人民性的,因为他们的执政能力,&法治&水平主要是用来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他们有时也会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们之所以会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为劳动人民着想是被动的。这就是共产党的人民观与资产阶级的人民观的本质区别。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的觉醒,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也在革新,也不得不革新,但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本质没有变,也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什么都要和国际接轨,什么都要一体化,什么都用所谓的国际标准来衡量我们,并以此来改造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必然就会失去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失去自己的人民性,也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就失去了理论基础了和逻辑上的感召力了。
  任何一个阶级的执政党都必须有它执政的政治基础,这是它统治力的力量源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基础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离开了这个基础,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党最终也是要成为革命的对象的。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想真正做到保持自己的人民性,就必须坚持自己的革命性。而作为执政党只有具有了革命性,才能真正做到坚持自己的人民性。这也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所有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
  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在他们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的时候,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不合理待遇,往往会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当他们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时候,他们为维持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就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而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革命目标,决定了自己即便是由革命政党转变成了执政党,也不能失去自己的革命性。
  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都是铁的事实。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就其本性 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他们迟早会要求变更上层建筑的,也就是说要求改变现行制度的。当他们在力量薄弱,需要发展的时候,他们只是共产党为发展经济而进行改革开放的同路人。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决不会允许一个在党章和宪法上载明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政党来作为他们的执政党的,即便那些话是为一时的政治需要而迫不得已说的假话,他们也是不会放心的。
  如果共产党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鼓动人民革命时的承诺,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人民性,那么,共产党就别无选择,要么自己蜕化变质,让&文革&防止出现的后果出现,像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把由人民作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篡夺革命的胜利成果,成为一个经过改良的新的统治者,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政党,改名易姓,与其它&兄弟&们一道参加执政党的竞争;要么被资产阶级革了命,像当今世界上许多的共产党一样,或者被边缘化,或者彻底退出政治历史舞台。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绝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难免的。
  由于剥削阶级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他们有条件很容易地拉拢和腐蚀共产党的官员,使其成为他们的一员,成为为他们谋利益的工具。这种对党的腐蚀,也会有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使整个共产党发生根本的质变,使共产党也跳入历史的循环之中。
  毛泽东早已料想到了共产党可能会发生质变的后果,为了能使共产党彻底避免跳入这种历史 的循环,走出一个能使共产党长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崭新的道路,晚年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惜 被摔的粉身碎骨,为其进行了极大的努力。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担忧绝不像当年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多么的荒唐、无知、可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国内的现实清楚地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仍执迷不悟,继续无视这一点,我们将犯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
  为了避免毛泽东早已料到的悲剧发生,避免苏联的命运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重演,共产党在必须坚持自己理解的人民性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示:决不放弃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决不放弃自己政党的革命性。
  人民总是要革命的。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的意愿、人民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的需求,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都是人民力量的展现。
  宣示自己的革命性,就是在宣示自己将永远站在广大劳动者的一边,成为他们利益的忠诚代表。
  在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是一致的。共产党的人民性是根本,革命性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保持人民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失去了人民性,共产党就会失去生命,而失去了革命性,共产党就会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人民性。
  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就成为了社会的的管理者,掌握着管理社会的庞大机器,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人民处于被管理的地位。怎样摆正领导者和被领导着的关系?怎样是这一庞大的机器和社会资源既是执政党的,又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呢?
  共产党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的时期,人民和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时的共产党很容易做到人民性和革命性的一致。夺取政权的革命成功之后,人民与革命的领导者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新的统治者往往都借助了人民革命的力量,但人民从革命中取得的利益是极少的,最后革命的成果基本上都被统治者篡夺了,并和人民分离了,也不允许人民再革命了,成为反革命者了。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者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总会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共产党不能走历史的老路,不能跳入历史的循环之中。
  这就要求共产党在职能转换以后,一时一刻也不要脱离广大劳动人民,不能像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那样,革命时依靠穷人,掌权时依靠富人。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要求执政者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是极其困难的。共产党必须能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使自己在经济利益上和劳动人民保持一致,这是党保持人民性的前提。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共产党不改变初衷,不改变颜色,就需要同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作斗争,同他们形形色色的不同形式的进攻作斗争;捍卫党的纯洁性,同他们腐蚀拉拢政府官员的行为作斗争;同执政官员与民争利,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行为作斗争,更要支持人民与他们作斗争。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能一步步地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不断地在我们的社会里增加共产主义元素,而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革命。
  有统治者,就有被统治者,有压迫者,就有被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就有革命。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反抗者,革命者,往往是劳动人民。共产党要做执政者,领导者,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绝不能做统治者,压迫者,反革命者。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新的任务,是执政党职能的一个本质的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革命。
  过去我们总说共产党是革命党,没有错;现在,我们提出共产党要把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也没错。因为过去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人民政权,主要职能是革命,现在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人民政权搞好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主要职能是管理。但是,有些人借共产党职能的转变,而鼓吹&告别革命&,则是别有用心的。
  共产党虽然由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只是告诉人们党的主要职能变化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共产党的革命性,在共产党完成她的最终使命以前,是不能丢的。
  实现共产主义是与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共产主义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运动,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既是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又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以往所有剥削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
  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革命任务犹存,共产党的革命性怎么能丢呢?
  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形式上就有别于过去的暴力革命了,它是一种新型的革命,渐进式的革命。这种革命更复杂,更艰巨,范围更广,经历的时间也更长。这种革命不仅要与复辟势力作斗争,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作斗争,还要推动社会全方位的进步。而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拥有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如何不使自己的党腐败,堕落,蜕化,变质,脱离人民,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
  要想不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成为人民的一员,这也是执政方式的一种革命。
  而要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住自己的革命性,就必须做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念不能丢,阶级性不能丢,人民性不能丢,先进性不能丢,对劳动人民的承诺不能丢,也就是革命的目标不能丢,革旧图新的精神不能丢,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不能丢。
  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独特的天然的本色,以能使自己同其它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永远站在社会发展的前列,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永远走在革命的征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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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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