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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平带来空前灾难。探究一：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攻克柏林的是哪国的军队？（1分）探究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始于哪年的哪一事件？（2分）（2）列举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胜利的重大战役两例。（2分）探究三：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1）美国向日本的哪两个地方投下原子弹？（2分）（2）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是哪次会议的决定？（1分）探究四：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是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请你用一个具体历史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黑龙江讷河市实验学校九年级上期第二次检测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70多年前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平带来空前灾难。探究一：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攻克柏林的是哪国的军队？（1分）探究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8年艰...”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探究一：主要考查柏林战役的相关史实。依据教材知识，1945年4月，苏联军队对柏林发动了总攻，希特勒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所以题中所问攻克柏林的是哪国的军队，应为苏联。探究二：第（1）问，主要考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标志。日，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搜查宛平城，遭到中国守军拒绝，于是悍然进攻卢沟桥，并炮轰宛平城，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8年抗战由此开始。第（2）问，主要考查抗日战争的重大战役名称。依据所学知识，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华儿女用血肉筑长城，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大胜利，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此三大战例任举两例即可。探究三：第（1）问，主要考查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史实。1945年8月，美军在太平洋上同日军战斗的同时，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这是世界按法西斯国家协同作战的一个表现，同时原子弹的使用起到了极大地震慑作用，迫使日本天皇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第（2）问，主要考查雅尔塔会议的内容。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德国投降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参加对日作战，极大地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探究四：主要考查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合对抗法西斯侵略的史实，日，《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从此反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不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此外，也可根据探究三来回答，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终迫使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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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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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与“70多年前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平带来空前灾难。探究一：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攻克柏林的是哪国的军队？（1分）探究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8年艰...”相似的题目：
“完全毁灭纳粹的一切形式和制度，迫使和平与民主的敌人永难卷土重来。”这一材料最初出处应为&&&&&&&&&&
A．开罗会议决议
B．德黑兰会议决议
C．雅尔塔会议决议
D．波茨坦会议决议
下列属于英美联军共同的军事行动有①西西里登陆②中途岛战役③易北河会师④诺曼底登陆⑤阿拉曼战役①②④①③④①④②③⑤
“在一定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其代表性事件是三国轴心军事同盟形成美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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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柏林：苏联复仇成功 希特勒最后时光成谜
序言　　“历史总是注重最终结果。”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战争刚结束后痛苦地对美国盘询者这样说道。希特勒政权最终的失败是否将抹杀其前期的成就，他不愿去想。没有其他事情比最终失败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其政治体系的本质了，施佩尔和其他著名的纳粹党徒一样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也是曾有一个历史时期，有关国家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话题有如此吸引力和重要性的原因。有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青少年，发现第三帝国有许多值得他们崇拜的东西。
　　仅仅在两年前，纳粹的敌手才得以第一次看到他们复仇时刻的来临。日，一个愤怒的苏军上校将一群憔悴的德国战俘领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一群瓦砾堆前，“这就是柏林将来的样子!”他指着周围毁损的建筑物吼道。六年前看到这些文字后，我就立即意识到下一本书要写些什么了。在柏林国会大厦墙上保留下来的涂鸦中，你仍能看到东西两座城市连接的影子。你可以看到因复仇而欢腾的俄国人，他们是如何把侵略者从东线战场的最东端赶回了帝国的心脏。
　　希特勒也对这次决定性战役的失利困惑不已。在1944年11月，当苏联红军在德国的东部边境集结时，他再一次提到了斯大林格勒。他在一次大规模的演讲活动中称：“随着苏联军队1942年11月在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防线，德国的倒退就全面开始了。”他把责任归咎于他不走运的盟友，指责他们投入的兵力不够，并且忽视了斯大林格勒薄弱的两翼，却只字不提自己坚决地对那些危险的警告不予理睬。希特勒总是前事不忘，却未能把它作为后事之师。
　　这次讲话还极其清晰地阐明了德国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个荒谬的逻辑中。这篇讲话后来以“投降就是毁灭”为题出版。他警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获胜，迎接德国人的将是毁灭、被强奸和受奴役，“许多人会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之中”。
　　希特勒极力否认这是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使德国人意识到自己让一个极度混乱的因果关系蒙骗了，不过已悔之晚矣。希特勒声称要消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把它带到了欧洲的心脏。一代德国青年人在恶魔般狡诈思想的灌输下，实现了希特勒对俄罗斯那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入侵计划。戈培尔的宣传不是简单地丑化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整个斯拉夫民族，而是使德国人恐惧和仇恨他们。在这些滔天的罪行中，希特勒设法让整个国家听命于他，并使人们相信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的暴力行为不过是纳粹领导人预言的印证。
　　斯大林有着更远的打算。只要有适合自己的象征性的东西，他总是乐于使用它们——第三帝国的首都确实是“这场战争中我们部队所有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但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施他的安全局局长拉夫连季·贝里亚制订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美军和英军到来之前，把建在柏林的原子研究实验室的所有设备和铀运走。根据前共产党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博士提供的情报，克里姆林宫已经知道了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曼哈顿计划。苏联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要远远落后于美国，斯大林和贝里亚深信，如果能在盟军到达柏林之前俘获德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那么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制造出原子弹来。
　　到战争结束时，人类所经受的灾难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后冷战时代非军事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然而，这段影响了数百万人命运的历史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一个人在选择个人行为时应该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人类在极度苦难或是堕落时都能暴露出人性中最光辉或是最黑暗的一面，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生与死的现象一样具有完全不可预知性。许多苏联军队（特别是前线部队）和那些后来的部队不同，他们对德国的平民十分友善。在一个残酷恐怖的世界里，当所有人性概念几乎全被意识形态所摧毁时，正是少数一部分人出人意料表现出的友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照亮了这一个本已无法回顾的历史故事。
　　在完成这本书的调查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年中的柏林　　充满恐惧的新年
　　1944年，柏林人生活在食品短缺和生活重压之下，这个圣诞节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庆祝的事情。第三帝国首都的许多地方都由于轰炸而变成了瓦砾堆，柏林人的黑色幽默也变得充满怨恨。在这样节日气氛全无的日子里人们经常说的话是：“实际点儿，还是去买副棺材吧。”
　　早在两年以前，德国国内的气氛就已经起了变化。1942年圣诞节前就已经谣言四起，人们都在议论保卢斯将军的第6集团军已在伏尔加河被红军围困。纳粹政权无法承认德国国防军中最大的兵团已注定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被歼灭这一事实。为了让这个国家做好接受坏消息的准备，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布这个圣诞节为“日耳曼式的圣诞节”。这在纳粹主义中就意味着保持节俭的习惯和坚定的意志，而不会再有烛光、松枝环和歌声了。到了1944年，传统的圣诞烤鹅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房屋临街的墙壁已经倒塌，以前的客厅或卧室墙壁上挂着的照片还依稀可见——女演员希尔德加德·克奈夫注视着一架突露在破落楼板上的钢琴。没有人去碰它，她在想还有多久它才会落到下面的瓦砾堆里呢。寥寥数语潦草地写在毁坏房子的墙壁上，告诉从前线返回的儿子一家人都还好，并且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纳粹党的布告提醒人们：“抢掠者将被处死!”
　　空袭十分频繁，晚上是英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周而复始，柏林人感到他们待在地窖和防空洞里的时间比在自己床上的时间还要长。缺乏睡眠使人们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也更相信宿命的安排。担心因为宣扬失败论而被盖世太保告发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在说着同样的话。防空洞中的人们都在说：“快学点俄语吧!”大多数柏林人已经不再用“嗨，希特勒”来打招呼。罗沙·鲁伊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徒，他离开柏林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进入一家商店用了这句话打招呼时，所有人都转过来瞪着他。从那以后，他平时再也没有用过这句话。鲁伊发现现在最常用的问候语已经变成了“我们还活着”!
　　从这样的黑色幽默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荒唐可笑，而有时这也正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柏林最大的防空设施建在动物园里，它是在极权主义时期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巨大堡垒。它的上方有高射炮做屏障，下层是宽敞的掩体，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时，大批的柏林人就会挤在这里。乌尔苏拉·冯·卡道夫是一位记者，他将这种场面描述为“如同&费德里奥&中监狱那一幕一样”。爱侣们在螺旋楼梯上紧抱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滑稽的化装舞会”。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毁灭的气息，人们的生活将会与这个国家一起消亡。人们不顾一切地花掉手中的钱，因为很快它们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还有一些无法证实的故事是关于年轻的女人与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在动物园、车站和防空洞的阴暗角落里媾和的传闻。随着红军越来越接近柏林，有更多的女人不顾一切地要舍弃自己的贞操。
　　在散发着幽蓝灯光的防空洞里已经可以感受到悠闲而恐怖的地狱气氛，人们穿着最保暖的衣服挤在一起，他们的小箱子里装着三明治和热水瓶。理论上，所有的基本生活需要在防空洞里都可以得到满足。这里有卫生设施，并且有一名护士，女人们可以在这里帮忙。孕妇的分娩也好像由于炸弹爆炸所带来的振动而变得更快，人们感觉这些爆炸就如同来自地心一样。防空洞的顶篷被漆上了发光的油漆以应付时常发生的停电，这里的灯会先变暗，然后摇曳着渐渐熄灭。供水由于主要管道被炸而停止，厕所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对于一个以前十分洁净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政府经常会在厕所贴上封条，因为许多沮丧的人把自己锁在里面自杀。
　　柏林无法为它的三百万人口提供足够的避难所，因此这些地方通常都会人满为患。在主要的通道、休息大厅和卧房里，空气污浊不堪，天花板上不断有水珠滴落。盖森·布朗宁地铁站结构复杂的地道原本只能容纳1500人，而通常都会有超过三倍于此的人挤在里面。人们用蜡烛来检验空气中氧气的含量，当地面上的蜡烛熄灭时，大人们会把孩子们举过肩膀。当放在椅子上的蜡烛熄灭时，就已经开始达到撤离标准。当第三根也就是大约与下颚等高的蜡烛噼啪作响时，掩体里的人必须要全部撤离，不论此时的空袭有多么猛烈。
　　柏林有三十万体格强健的外国劳工，他们的衣服上都有一个能够标识他们国籍的字母，这些人是绝对禁止进入地下掩体及防空洞的。这是纳粹政策的一种延伸，为的是防止这些人与德国人混杂在一起，但政府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拯救德国人的生命。被强迫参战的劳工，尤其是东部的劳工，大部分已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遭到围困，他们已经被当成了牺牲品。然而，许多外国劳工，无论他们是被强迫还是自愿入伍都更愿意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而其他的外国劳工，比如那些在柏林郊外的兵工厂劳作的人们，只能在菲德烈街车站深处用报纸和剧本来建造他们自己的避难所和波希米亚亚文化群。他们的情绪随着红军的逼近而日益高涨，而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却正相反。大部分德国人在看到这些外国劳工时心中都充满了惶恐，他们将这些人视作“特洛伊木马”，只要敌人的军队逼近这个城市，劳工们就会开始他们的攻击和报复。
　　柏林人的内心埋藏着深深的恐惧，这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曾经受到过来自东方的斯拉夫人的入侵。恐惧很容易化为憎恨，随着红军的逼近，戈培尔也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他一再地宣传，去年秋天红军在侵占内默尔朵尔夫这个东普鲁士东南角小城时，是如何残暴地对待那里的居民的。
　　一些人在空袭时拒绝进入避难所，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一个已婚男子定期到普兰兹劳尔堡区去与他的情妇幽会，他不能到这个社区的防空洞去避难，因为那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一天晚上，情妇的房子受到了轰炸，而这位不幸的情夫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碎石瓦砾一直埋到了他的脖子。空袭过后，是一个叫埃里克·施米特克的男孩和一个非法躲在防空洞里的捷克劳工，听到了这名男子痛苦的呼救，循声跑上楼梯救出他的。当他从废墟中被挖出来并送去医治以后，14岁的埃里克不得不去告诉受伤男子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女人家中受伤的。怒不可遏的妻子闻听此言后尖叫起来，她的不安更多是因为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所遭到的不幸。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对于真实的成年人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残酷的。
　　失落的古德里安
　　像政府中的许多人一样，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相信，不断的轰炸会在德国人中形成一种真正的“爱国同志关系”。在1942年和1943年也许确是这样，但到了1944年年底，在强硬派和厌战派间却出现了意见分歧。1933年前的投票记录显示柏林是反纳粹政权者最多的地方，但是除了极少数敢于公然反抗的人之外，其他反对者都只是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纳粹的支持者们都为日发生的暗杀希特勒事件震惊，而在第三帝国的东西线都已告急时，他们却都在戈培尔的谎言中喝得酩酊大醉，因为戈培尔说元首会研制出新的“超级武器”来打败敌人，就像他要成为愤怒的朱庇特用投掷闪电作为他力量的象征。
　　一位身处法国战俘营的丈夫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中表现出围困中人民的心态和对纳粹政权谎言的信任。她这样写道：“我坚信我们的命运，正如戈培尔所说，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心，因为它来自我们漫长的历史、我们光荣的过去。这是不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我们有英明果断的领导者。整个国家都已准备好远征，我们手中紧握着武器。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我们的秘密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伟大的元首，他可以让我们闭着眼睛跟随。不要允许你自己被打倒，不论付出何种代价。”
　　1944年发起的阿登进攻又使那些忠于希特勒的人们重拾信心，认为局势终于扭转了。对希特勒和纳粹原子弹计划的崇拜和期盼，对如V-2这类超级武器的信赖，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有人谣传美军第1集团军群已被完全包围，并因受到麻醉气体攻击而被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挟持整个世界，并为德国人受到的苦难复仇。这种思想使老兵们深受其害，他们兴高采烈地相互转告，巴黎将被重新占领。许多人都为一年前在柏林被炸成废墟时巴黎所遭受的破坏而感到惋惜，他们都为历史将被纠正而欢欣鼓舞。
　　德国陆军的指挥部并未因西线的反攻而热情高涨，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担心希特勒在阿登实施的战略突袭会在关键时刻削弱东线的兵力。无论如何，这个计划都太过于野心勃勃。这次行动的先头部队是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泽普·迪特里希领导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群和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领导的第5装甲集团军群。但是由于缺乏燃料，他们几乎不可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西部盟军的补给基地安特卫普。
　　希特勒一直梦想着能够奇迹般地扭转战局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妥协让步。他断然拒绝了任何与苏联停火的建议，这一方面是斯大林只对毁灭纳粹德国感兴趣，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希特勒严重的自负心理。他不能在德国失势的时候提出和平要求，而在阿登的胜利就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然而美国人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在巴斯东市，以及盟军飞机在天气晴朗时无处不在的空袭，在一周内遏制了德国的反扑势头。
　　圣诞前夕，陆军最高司令部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驾驶他的大型奔驰车来到了西部的元首司令部。希特勒在日离开了“狼穴”，回到柏林进行了一次很小的咽喉手术，然后于12月10日晚乘坐他的私人火车离开了首都，目的地是距法兰克福不到40公里的齐根贝格附近的丛林掩蔽下的另一个秘密居所。此地代号“鹰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以幼稚的想象命名的野外司令部。
　　古德里安，一位杰出的坦克战理论专家，从行动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危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法向希特勒进言。虽然陆军最高司令部负责东线作战，但它却并非拥有全部指挥权。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掌管所有的武装部队，负责东线以外作战行动。这两个部门都位于柏林南部措森的地下工事里。
　　古德里安不像希特勒那样心浮气躁，他对战局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样一个腹背受敌的时刻，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个完整的全球战略，但他以一个军人的直觉可以感到目前的形势极其危险，而且毫无疑问存在这种危险。他的公文包里装有东线军事情报部部长赖因哈德·格伦的情报分析。格伦估计在1月12日左右红军将会从维斯瓦河一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他的情报部分析，敌人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步兵是德军的11倍，坦克是7倍，而火炮及战机数量则多达20倍。
　　古德里安走进会议室，他面对的是希特勒和他的军官们。他面对的人还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在经过“七月密谋”之后就成了后备兵团的将领。希特勒选择的军官都是那些绝对忠心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就以其奴颜婢膝而闻名，愤怒的军官们都说他简直是“汽车修理工”或者“只会点头的驴子”。面孔冷酷的约德尔中将能力远胜于凯特尔，但他也根本无法对希特勒对每一支部队的控制持疑义。他在1942年秋天差点因为对上司的命令提出异议而被解职。希特勒的副官、德军的人事部长古尔多夫将军，取代了在“狼穴”受到炸弹袭击而严重受伤的忠心耿耿的施蒙特将军。也正是古尔多夫将这个职位交给了隆美尔，并发出了他将自杀的最后通牒。
　　根据格伦情报部的发现，古德里安推测出红军将在东线集结并发动大规模进攻。他警告希特勒这次进攻可能会在三个星期内开始，并且提出要求，既然阿登反攻即将停止，现在应该撤回更多的部队到维斯瓦河前线布防。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他宣布这种预测是荒谬的。苏联一个步兵师的人数从来不会超过七千人，他们的坦克集团军几乎没有坦克。“这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最大的谎言，”希特勒叫了起来，他的情绪开始激动，“是谁搞来的这些垃圾？”
　　古德里安欲言又止，他原本想说正是希特勒本人在德国只有一支部队时将它称为“大军”，也正是他仍然把已经减为营级人数的部队称之为“步兵师”。但古德里安仍坚持为格伦的数据辩护。令他震惊的是，约德尔将军却说西线的进攻应继续加强。而这正是希特勒想要做的，因此古德里安根本无法改变。让他更为恼火的是在晚饭时他又听到希姆莱对此事做出的结论，这个人正在为他的加官晋爵而扬扬得意。除了他以前的职务外，最近他又刚刚被任命为莱茵河上游地区集团军的指挥官。他对古德里安说：“尊敬的将军，你晓得我并不认为俄国人会发起进攻，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
　　古德里安别无选择，只有回到措森的陆军最高司令部。与此同时，西线的伤亡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德军在阿登进攻及相关行动中的伤亡人数已达八万人。此外，它还使本来就在快速减少的燃料储备消耗殆尽。希特勒拒绝承认阿登进攻和“一战”中的凯泽攻势一样，是德国最后的大规模进攻，他拒绝承认现在的德国与1918年有任何共同点。对他而言，1918年象征着推翻了恺撒大帝的革命“暗流”和德意志耻辱的失败。但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正在失败，”他在一天晚上对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说道，“敌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是他仍然一味地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天灾人祸。他们都是“叛徒”，尤其是那些军官们。他总觉得更多的人都同情那个失败的刺客，但是他们又都非常愿意从他那里得到勋章。“我们决不会投降，”他说，“我们也许会失败，但我们会拉上整个世界。”
　　由于害怕维斯瓦河将出现新的灾难，古德里安连续两次回到“鹰巢”。更糟的是，他听说希特勒没有通知他就把维斯瓦河前线的党卫军装甲部队调到了匈牙利。希特勒像以往一样，认为只有他才能读懂战略，他突然决定要发起反攻并夺回油田。实际上他是想突围并夺回在圣诞前夕就已经被围困的布达佩斯。
　　古德里安在元旦当天与希特勒会面，这一天也是一年一度的纳粹高官们向元首表达他们“新年祝福”的日子。当天早晨，维持阿登反攻的主要行动“北风行动”也在阿尔萨斯展开。这一天对于德国空军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戈林这个极不负责的人调遣了约一千架飞机对西线的地面目标实施空袭，这一举动虽然取悦了希特勒，但却使德军的空中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让盟军完全获得了制空权。
　　那一天德意志广播电台播放了希特勒的新年讲话，但并没有提到西线的战事情况，这就意味着这场战役的失败，更加奇怪的是广播里连纳粹的原子弹计划也只字未提。许多人相信这次讲话是事先做好的或者根本就是伪造的。希特勒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人们对此也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已经疯了，而戈林也因为想逃往瑞典而被秘密监禁。
　　一些柏林人由于担心未来一年自己的命运而在祝酒中频频干杯。戈培尔一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汉斯·乌尔里希·吕德尔中校的事迹，他是驾驶斯图卡式战机的王牌飞行员，是德国空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人。他们以土豆汤作为晚餐以显示他们的节俭。
　　新年假期到1月3日结束。无论环境怎样，德国人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短缺，许多人在工厂和办公室里都无事可做，但他们依旧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穿过废墟去上班。虽然地铁车厢的玻璃几乎已经全部破碎，但地铁轨道再一次奇迹般地被修好了。工厂和办公室由于窗户破碎和取暖燃料短缺而异常寒冷，那些身患感冒或流感的人仍挣扎着坚持工作，除非病入膏肓否则没有人就医。德国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成了军医，各地的医院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医生。即使是在柏林主要的教学医院夏历特医院的医生也都是来自荷兰、秘鲁、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匈牙利等国。
　　唯一兴盛的工业是由希特勒的私人设计师阿尔贝特·施佩尔领导的军火制造业。1月13日，施佩尔在柏林郊外的克拉普尼兹军营中向各军军长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了前线指挥官与国内军火工业保持联系的必要性。和其他纳粹高官不同的是，施佩尔并未贬低听众们的智力水平。他不愿避重就轻，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过去八个月中国防军一直处于“灾难性的失败”之中。
　　他并不认为盟军的空袭是主要问题。德国的军工产业仅在12月这一个月中就生产了21.8万支步枪，这差不多是1941年月平均产量的两倍，而国防军正是在那一年侵入了苏联。自动武器的产量提高了近四倍，而坦克的产量则提高了五倍。同样是在1944年12月，装甲车辆的产量达到了1840辆，这比1941年半年的产量还多。这其中也包括坚固程度提高许多的坦克。他警告他们：“最棘手的问题是燃油短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弹药储备问题，而如果弹药生产跟不上的话，这些武器的产量再高也没有意义。
　　施佩尔的演讲持续了四十多分钟，他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滔滔不绝地陈述着繁杂的数据。他没有一再地重复在过去八个月中东西线的巨大失败，而正是这些失败导致德军各种武器的紧缺。他说，到1946年春天，德国工厂的冲锋枪月产量有望达到10万支。当然，他没有提到这些工厂的工人都是被党卫军抓来的壮丁。施佩尔当然也没有提及他们的死亡率——每天几千人。而且，他也没有透露这些人究竟来自何处。而就在此时，苏联红军已在波兰维斯瓦河和东普鲁士边境南部集结了四百多万人。他们正在开始被希特勒称为骗局的进攻。
维斯瓦河的“纸板屋”　　纸板屋
　　格伦将军对苏军的估计毫不夸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苏军有威胁的部队不是那么突出。苏军在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前线上部署了670万人，这比德军及其盟友1941年入侵苏联时兵力的两倍还多。希特勒坚信红军会在那年夏天崩溃，但事实证明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计算错误之一。
　　“我们失败了，”一位德国军士在1945年1月这样说道，“但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我们就会战斗下去”。东部前线的战士们因为战争而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开始相信只有死亡才能够结束这一切。以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任何其他的结果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他们在苏联的土地上都做过些什么，红军正在准备以牙还牙，投降意味着他们的余生将在西伯利亚的劳改集中营里像“斯大林马”一样度过。一位阿尔萨斯的老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再是为希特勒而战，不再为纳粹主义而战，不再为第三帝国而战，不再为我们战火中的未婚妻、母亲和家庭而战。我们战斗，只是因为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为自己而战。所以我们不会死在满是冰雪和烂泥的牢房里，我们会像老鼠一样战斗下去。”
　　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前一年的灾难，尤其是中央集团军被围歼。纳粹的高级军官们威逼利诱，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普通士兵的士气。“你们根本不需要怕苏联人的进攻，”他们这样说，“如果敌人发动进攻，我们的坦克将会在四小时后到达这里”。但老兵们都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
　　虽然古德里安在措森的参谋们已经就确切的进攻日期做出详细报告，但前线的官兵却似乎并未收到这些信息。被苏军突击队俘获的德军304步兵师下士阿洛伊斯告诉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情报官员，他们原本预料攻击会在圣诞节前展开，但后来他们被告知进攻会于1月10日开始，因为那天是斯大林的生日。
　　东部前线匈牙利、维斯瓦河和东普鲁士的战事纷纷告急，古德里安与他的助手巴龙·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一同前往希特勒在齐根贝格的住所。他向希特勒报告了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是由格伦和德国空军司令塞德曼收集整理的。空中侦察显示苏军已在维斯瓦河及东普鲁士附近集结了八千架战机。戈林打断了他的话。“尊敬的元首，别相信他的话，”他对希特勒说，“那些不是真的飞机，它们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货”。凯特尔的奴才嘴脸此时显露无遗，他用拳头敲着桌子信誓旦旦地说：“帝国的元帅绝对不会有错。”
　　会议在一种黑色喜剧的气氛中进行着。希特勒再次重复他的观点——情报机构的数据“荒谬绝伦”，而整理这些情报的人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古德里安完全相信这些数据，他气愤地争辩着，而他竟也被当成了精神病。最后，希特勒断然拒绝了将完全暴露于空袭之下的维斯瓦河哈尔佩将军的部队和东普鲁士莱因哈特将军的部队撤入防御工事。他还坚持将受困于库尔兰半岛的20万德军士兵从海上撤回以保卫德国边境。古德里安对元首司令部这种“自欺欺人的战略”感到厌恶，他已经准备离开这里了。
　　希特勒此时又突然想夸奖古德里安几句：“东部前线从未像现在这样储备充足，这是你的功劳，我要向你表示感谢。”
　　古德里安反驳道：“东部前线就像是一座&纸板屋&，如果有一处被击破，其他部分很快就会全部垮掉。”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在1941年也用了同样的比喻，不过那时候是用在苏军身上。
　　古德里安心情沮丧地回到措森。他在想希特勒和约德尔怎么会如此缺乏想象力，这是否与他们来自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有关——这些地方没有受到威胁。古德里安是一个普鲁士人，他的家园将受到苏联人的报复，而且也许会被永远占领。希特勒对他的装甲集团军司令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进行了嘉奖，他把纳粹侵占的波兰西部伐尔特省的代芬霍夫奖给了他。但现在苏军将要发起的进攻也威胁到了这个地方。而他的妻子还在那里，她受到当地纳粹党官员的监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她不可能离开。
　　就在24小时后，古德里安的参谋们得到可靠消息，苏军的进攻将马上开始而并非几天之后。红军的工兵在夜间排雷，坦克也被开上了桥头堡。希特勒命令维斯瓦河前线的装甲部队全线出击，完全不顾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进入到苏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一些高级军官开始怀疑希特勒是不是要下意识地放弃这场战争。
　　苏军的将军们
　　红军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作战的习惯。德军的老兵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模式，他们称之为“苏联人的天气”。苏军坚信他们在冬季作战中拥有明显的优势，无论霜冻或泥泞他们都可以应对自如。由于苏军不穿短袜而用亚麻布裹足，因此他们冻伤的几率相对较低。天气预报说这将是一个“奇怪的冬天”。经过1月的严寒，紧接着“大雨夹雪”的天气将会到来。德军已下达了命令：“所有的皮靴必须补好。”
　　红军实力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增强——重型武器、周密的计划、对行动良好的伪装和控制，而正是这些行动经常使德军在战争中失去优势。但苏军也有其自身弱点，最大弱点就在于它极为涣散的军纪，这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它确是事实。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少壮派军官之间的摩擦。
　　对于十七八岁的中尉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学校。战地记者、小说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样写道：“在那个时代，一年、一个月，甚至是一场战役都会使一个青年人成熟。”当然，许多人无法活着度过他们的第一场战役。为了证明他们可以领导那些老兵们(有些已经到了他们父辈的年龄)，他们表现出自己的蛮勇并为此而付出代价。
　　军纪不严的另一个原因是红军士兵受到的来自政府的不人道的对待，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其复杂的民族特性。 一位作家这样评价道：“苏联步兵都是勇敢顽强、容易满足、粗心大意的顽固的宿命论者，正是这些特性使他们无可比拟。”一个步兵师里的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对同志们的情绪变化做出总结：“第一种情况，士兵在没有长官在场的情况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他会威胁恐吓别人以炫耀自己，他总是想阻挠别人或者拉一个人和他进行愚蠢的争辩，人们可以从这种不安中看出，生活对他来说是多么艰难；第二种情况，士兵在长官面前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他时刻准备服从任何命令，可以轻信任何许诺，他会为受到表扬而狂喜不已，并随时乐于赞扬上司的严厉，而这些长官也正是他在背后取笑的对象；第三种情况，共同工作或战斗时他是一个英雄，他不会让他的同志处于危险之中，他安静地死去，好像这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红军坦克部队的官兵们则心情非常之好。和苏联空军一样，他们在战争初期也经受了巨大的失败，但现在他们正在开始为自己的英雄地位而感到高兴。瓦西里·格罗斯曼是另一位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他发现“坦克兵”们和斯大林格勒的狙击手一样让他着迷。他带着崇敬的心情将他们描述为“骑士、炮兵和步调一致的机器工人”。但红军的最大力量来自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第三帝国终于进入了他们的有效射程。苏联的破坏者们将会明白那句谚语的真正含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苏军早在1944年10月就已经规划好了这场战役的基本方针。苏军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元帅领导，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后开始成为领袖。斯大林想完全控制苏联，他允许指挥官们拥有自己的职权范围，这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所无法得到的。和希特勒不同的是，他能够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希望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红军的指挥官们越权行事。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安排最高司令部代表监督行动情况。现在，虽然他仍没有亲赴前线的想法，但他已经开始身体力行。
　　斯大林还决定对他的高级将领进行改组，如果这造成他们的嫉妒和不安，他也不会感到不快。最大的调整是更换了进攻德国的核心部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总司令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个子很高，外表英俊、举止优雅，他与绝大多数又矮又胖的苏联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他一些方面他同样与众不同。他出生于康斯坦丁·罗夫斯基家族，有一半的波兰血统，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波兰骑兵队的军官，这使他在斯大林眼中十分危险。斯大林对于这个国家的仇恨早在1920年波苏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曾由于红军攻打华沙的溃败而受到责怪。
　　当罗科索夫斯基得知他被调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指挥东普鲁士的进攻时，他感到十分震怒。那个身材矮胖、性格粗暴，曾经在1941年12月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取代了他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罗科索夫斯基非常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被从最重要的位置替换下来?”他怀疑是朱可夫这个他当作是自己挚友的人在暗中使坏，但实际上是因为斯大林不想让一个波兰人获得攻占柏林的荣誉。罗科索夫斯基受到怀疑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曾在1937年的红军大清洗中被捕入狱，在贝里亚的党羽逼迫下承认叛国罪所受到的侮辱，即使他有再好的心理平衡也会变得有些偏执。而且罗科索夫斯基还知道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头子拉夫连季·贝里亚和苏军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的首脑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一直在监视他。毫无疑问，斯大林使他仍然笼罩在1937年被捕的阴影中。他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如果他在指挥中再犯错误的话，他将被直接送回俄罗斯秘密警察的监狱。他在权力交接时对朱可夫说：“我非常清楚贝里亚能做什么，我曾在他的监狱里待过。”苏联的将军们在八年以后才得以向贝里亚报复。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沿维斯瓦河前线集结，他们的数量不仅超过德军而且具有压倒性优势。在朱可夫南边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他将向东攻占布雷斯劳。他的主要任务将从桑多梅日的桥头堡开始，这是维斯瓦河西岸最突出的部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希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用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冲垮敌人的防线。
　　贝里亚的儿子这样评价科涅夫：“小眼睛中透出邪恶，光光的脑袋看起来像个南瓜，表情中充满了自命不凡。”他可能是斯大林最为看重的将军，他也是极少数的几个残酷得让斯大林都佩服的高级将领之一。在不到一年前，他成功地粉碎了基辅南部科尔孙的包围圈，在那之后他被斯大林提升为元帅。而那也是这场残酷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役。科涅夫命令空军在桑得拉夫卡这个小镇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这迫使在那里的德国人暴露在风雪之中。正当他们历尽苦难在日突围成功时，却又掉进了科涅夫的另一个陷阱。他的坦克部队径直冲向这些部队，机枪向他们扫射，坦克的履带从他们的身上碾过。当德国人穿过大雪落荒而逃时，科涅夫的三个骑兵师又开始穷追不舍。即使德国人已经将武器举过顶，哥萨克骑兵的马刀还是无情地砍下他们的头颅。那一天有两万名德国人丧生。
　　维斯瓦河战役展开
　　随着科涅夫乌克兰第1方面军从桑多梅日桥头堡的进攻开始，维斯瓦河进攻的序幕也在莫斯科时间1月12日凌晨5时正式拉开。这个时候正漫天飞雪，能见度几乎为零。在一队队的战俘被迫踏过雷区之后，步兵控制了前线。苏军开始了密集的炮火攻击，平均每公里有三百门大炮，也就是说每隔三米到四米就有一门。德军防线全面崩溃，士兵大多数选择了投降，每个人都面色铁青，瑟瑟发抖。一位后方的装甲兵军官称他眼中的景象是一场“火雨”，他还说那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那天晚些时候被俘的第16装甲师官兵说，他们的师长穆勒少将早在炮轰开始时就丢下他们逃向凯尔采镇。
　　苏联坦克兵在他们的炮塔上漆上了这样的标语：“开进法西斯的老窝!”“等待德国侵略者的只有复仇和死亡!”下午两点，当他们的T-34和重型斯大林坦克前进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的装甲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冻，这也成了他们最好的伪装，即使是在冰雪和烂泥混杂在一起的棕色的土地上。雷巴尔科军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主要目标是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当斯大林在莫斯科向科涅夫下达作战任务时，就用手指在地图上指明了这一区域。那时他只说了一个词：“金子。”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科涅夫知道斯大林想得到完好无损的工厂和矿井。
　　进攻开始后的当天上午，由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率领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开始进攻东普鲁士。接下来的1月14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从纳累大河的桥头堡开始大举进攻，朱可夫率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马格诺索夫和普瓦维两座桥头堡开始进攻，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雪，浓雾直到中午才渐渐散去。上午8点30分，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以一轮25分钟的连续炮轰开始了进攻。装备精良的步兵营在自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占领了马格诺索夫桥头堡。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5突击集团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突破了第三道防线。接下来最大的障碍是皮利察河。朱可夫的计划是让步兵师先占领这个会合处，以使他的近卫坦克旅通过。
　　波格丹诺夫的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右翼的坦克旅率先通过了皮利察河。作为先头部队，第47近卫坦克旅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支援，包括工兵、自行火炮、机械化高射炮，以及一个冲锋枪营。进攻的目标是桑哈切夫镇南部的机场，它是华沙西部一个重要的会合点。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坦克旅向北推进，沿路击溃了一队队逃亡的德军士兵，用他们的履带碾碎了一辆辆德国军车。
　　左翼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突破时间要长得多。古萨科夫斯基上校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太久的等待使他在率领第44防卫坦克旅到达皮利察河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拒绝等待舟桥部队的到达。河水看起来很浅，因此为了节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命令部队先用炮火将冰面打破，然后直接将坦克驶过河床。这些坦克像破冰船一样从碎冰中穿过，发出刺耳的噪音。坦克兵一定觉得这很糟糕，但古萨科夫斯基好像并不关心这些问题。朱可夫也同样只想着让坦克旅尽快过河，以便用它们来对付德军的第25师和第19坦克师。之后的进攻道路将是一片坦途。
　　1月14日攻占普瓦维桥头堡同样顺利。他们的计划并不是要对整个前线进行轰炸，而只想炸出一条通道。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在进攻拉多姆路上了。与此同时，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最右侧，第47集团军开始从北部包围华沙，波兰第1集团军也冲到了市郊。
　　1月15日下午，“由于在东部取得的巨大进展”，希特勒离开了齐根贝格的“鹰巢”乘专列返回了柏林。早在三天以前，古德里安就已经开始极力要求希特勒返回。希特勒起初还说东部前线的部队必须要自己解决问题，但最后他还是同意停止所有西线的行动并返回柏林。他没有同古德里安及东线作战部队进行任何协商就将“大德意志”军从东普鲁士调往凯尔采去支援维斯瓦河前线，但这意味着这支部队将离开战场至少一星期时间。
　　希特勒花了19个小时到达柏林。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事。他让梅尔廷·博尔曼暂时不要离开萨尔茨堡，因为在那里只有他陪伴他的妻子爱娃·布劳恩和她姐姐格雷特尔·费格琳。
　　斯大林此时斗志高昂，当天晚上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参谋长——空军参谋长特德元帅，由于天气原因他的飞机在开罗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特德此行的目的是与斯大林讨论未来战事的发展趋势，但斯大林扬扬得意地说德国人在阿登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他还十分高兴地看到德国人在库尔兰保留了三个师作为“荣誉驻军”——他们就是古德里安一直想调回德国的北方集团军。
　　这位苏联领袖非常想得到特德的赞赏。很明显，斯大林想让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相信，他在苏军进攻时已经尽一切努力帮助艾森豪威尔摆脱在阿登陷入的困境。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已经预见到这会加深美国人与更为多疑的丘吉尔之间的矛盾。
　　苏联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斯大林会在1月20日发动进攻，但他在1月6日收到丘吉尔求助信的第二天就下令在1月12日发动进攻，虽然那时的天气状况并不利于进攻。他其实完全曲解了丘吉尔来信的用意，那封信并不是求斯大林将盟军从阿登解救出来。他在信中说“盟军已经控制了局势”，而且斯大林也从他的西方联络官那里得知德军在该地的威胁已完全消除。丘吉尔写信只是为了询问红军何时发动进攻，因为苏联政府即使是在已经清楚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之后仍不愿透露自己的计划。
　　苏联早从10月份就开始准备维斯瓦河进攻：有来自苏联的消息称进攻有可能在“1月8～10日展开”。所以斯大林非常乐意让人们觉得是他将盟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在他有了提前行动的理由之后。丘吉尔越来越关心斯大林在波兰建立他的“卢布林傀儡政府”的意图，这个政府是由贝里亚的俄罗斯秘密警察控制下的流亡的波兰共产党建立的。随着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雅尔塔会议的一天天临近，斯大林也希望当他与英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部队能够安全控制波兰。他可能会在波兰颁布残酷的法令，只是因为这片土地就在苏军的后方。任何意欲反抗的人都会被当作破坏者或法西斯对待。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理由让斯大林提前采取行动——斯大林担心到了2月份由于天气转暖会使坚硬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这样会减慢坦克的推进速度。
　　与特德的会面使斯大林大受启发。美国的报道称：“斯大林强调，维斯瓦河进攻的困难之一是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暗探混杂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以及操俄语的德国人中间。他说这些人都配有电台，但是苏军基本上已经成功地消除了这些威胁。他认为肃清后方和保证供给同样重要。”斯大林对于德国间谍的过分夸张是为了使其在波兰施行暴政合法化。贝里亚还想把非共产党抵抗组织“国内军”作为法西斯对待，根本不管它曾在华沙起义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
　　接下来的24小时证明穿过维斯瓦河前线的苏军的确是在全速前进，每一支部队都争先恐后。
　　朱可夫的坦克集团军得以快速推进的部分原因是T-34型坦克有着简洁坚固的构造和能够适应冰、雪、泥各种路面的宽大履带。即便是这样，机师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野外的维修车间无法维持很长时间。一个坦克兵感叹道：“啊!战争前的生活多好呀，那时我们的零件多得用不完。”正如朱可夫向他的坦克部队保证的那样，苏军的“空中坦克”轰炸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就会出动支援前线。古萨科夫斯基上校炸出了一条通往皮利察河的道路，他吹嘘说：“我们的坦克可以比去柏林的火车还快。”
　　德国在华沙的小股守军没有一点获胜的机会。德国守军包括几个工兵分队和四个警卫营——其中一个营还是由一些有听觉障碍的军人组成的。第47近卫坦克旅和第47集团军的南北合围切断了他们与上级部队第9集团军的联系。
　　A集团军群哈佩尔将军的军官在1月16日傍晚向陆军最高司令部发出警报——他们已经无法再坚守下去了。作战部主任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与古德里安就目前形势进行了讨论。他们最后决定将自主权交给该集团军群，古德里安签发了这一命令。但是在恰纳特拉格希特勒的午夜形势分析会上，没等古德里安将军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来得及提出，希特勒在古德里安那儿的官员向他报告了放弃华沙的建议。希特勒勃然大怒。“你必须立刻停止这样做，”他吼道，“华沙必须要守住!”但他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中断了。几天以后，希特勒签发了一道命令，任何命令在下达到部队以前都必须经他批准。
　　替罪羊
　　华沙的陷落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与古德里安之间的分歧，而古德里安还在对希特勒调动“大德意志”军的决定提出质疑。当得知希特勒将第6装甲集团军调往匈牙利而不是维斯瓦河前线时，他更是怒发冲冠。但希特勒却拒绝与他讨论此事，因为在他的眼中，放弃华沙的错误要严重得多。
　　在第二天，也就是1月18日中午的会议上，古德里安当众被希特勒训斥，但更糟的还在后面。陆军最高司令部官员巴龙·冯·洪堡上校回忆说：“那天是博宁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都站在地图桌旁，手持葡萄酒为他庆祝，这时人事部副部长迈泽尔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中尉闯了进来。他说，&冯·博宁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另外两名军官也一同被捕，他们是冯·克里斯滕中校和冯·德姆·克内泽贝克中校。是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们带到普林茨-阿尔布切街，并由盖世太保审讯。
　　希特勒把波兰失守看作是又一次背叛。在将哈佩尔将军解职的同时，他还撤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第9集团军军长的职务。但这实际上是他极度自负的心理在作祟，他无法容忍自己失去了一个外国首都的事实，即使这是一个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也不行。古德里安为他的三个下属辩护，他坚持他也应该受到审讯，因为他应该对放弃波兰的决定负全责。希特勒早就想整治一下这位总参谋长了，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在维斯瓦河战役最为关键的时刻，古德里安受到了第三帝国安全最高办公室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审讯。被捕的两名中校在两周后获释，而博宁却被关押到集中营里直到战争结束。
　　博宁被捕的第二天，梅尔廷·博尔曼来到了柏林。他在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东线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正在放弃伐尔特地区，敌军坦克的先头部队正在逼近卡托维兹。”就在那一天，苏军穿过了霍恩萨尔察以东的德国边境。
　　古德里安的妻子在“第一颗炮弹落下前的半个小时”离开了施洛斯岛代芬霍夫。古德里安写道：庄园里的工人们(他们是重新定居下来的波罗的海德国人)“泪流满面地站在她的车旁，许多人都愿意继续跟随着她”。虽然毫无疑问他们都非常想离开这里，但他们也的确是对女主人忠心耿耿。关于东普鲁士战况的流言已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苏联红军和波兰士兵，尤其是后者，在目睹了波兰首都的惨状后，都不会再对德军有一丝一毫的怜悯。第3突击集团军的陆军上尉克洛科夫这样写道：“当我们在日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进入华沙那空荡荡的街道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堆的残垣断壁，除了积雪覆盖下的废墟以外别无他物。饥饿疲惫的人们都在向家中走去。”战前的131万人口已经只剩下16.2万人。在1944年10月血腥镇压了华沙起义之后，德国人有计划地摧毁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历史遗迹，虽然起义者们从未使用过这些建筑物。瓦西里·格罗斯曼穿过废墟来到了犹太人聚居区，而这里已经只剩下一座布满碎玻璃和铁丝网的3.5米的高墙，以及德国人建立管理犹太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聚居区的其他地方都是“碎砖头堆砌的红色海洋”，格罗斯曼不知道那下面究竟埋葬了多少犹太人的尸体。很难想象有人能够逃脱这场劫难，但是一个波兰人带着格罗斯曼参观了四名犹太人的藏身之处，那是在一座很高的建筑物的顶梁上。
烈火、钢剑与“崇高的复仇”　　军事科学专家
　　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1月13日开始进攻东普鲁士的时候，政治军官们为了提高士气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士兵们，记住你们现在正在进入法西斯禽兽的巢穴!”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进攻初期并不顺利。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由于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在最后时刻从前线撤回了他的部队，这意味着苏军的轰炸失去了作用。接着，德军组织了有力的反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发现正像他担心的那样，德军在因斯特堡隘口的防御工事让他的部队损失惨重。
　　但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很快找到了一个机会，他是最有智慧和决断力的苏军高级将领之一。最右侧的39集团军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因此他突然将第11近卫集团军转到后方实施包围战术，并将进攻重心转到这一侧。这次在普瑞格尔河与尼曼河之间发动的意想不到的进攻造成了人民冲锋队民兵部队的混乱。与此同时，第43集团军在提尔西特发动了另一场横跨尼曼河的进攻。德国人后方变得越来越混乱，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党官员禁止平民逃亡。1月24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已经进入了进攻东普鲁士首都柯尼斯堡的范围。
　　就如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顾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一样，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这个坦克指挥官、“军事科学专家”，可以任意改变事先制订好的战术安排。瓦西里·格罗斯曼指出：“在渡过尼曼河以后，自动火炮已经成了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7岁的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比大多数的苏军高级将领要年轻得多，他有时像个文人，学着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样子背诵浪漫诗。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对矛盾的事物充满了兴趣，他说斯大林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典型。“理解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他忠心耿耿。”显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并不一定能在战后斯大林的顽固不化中生存下去。如果能早点在战争中阵亡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那样他才可能使他的忠诚完好无缺。
　　伊利亚·爱伦堡在红军报刊《红星报》上独具特色的向德国人复仇的号召为他在前线部队中赢得了大批的拥趸。戈培尔对这个犹太人深恶痛绝，而这个人却是斯大林最喜欢的“煽动者”。德国宣传部指控爱伦堡煽动苏军对德国妇女施暴，西方的史学家们把他称为纳粹的产物，但爱伦堡并未因这些残忍指控和恶意中伤而退缩。他还被指控鼓动红军士兵将德国妇女当成他们“合法的战利品”并且“毁掉她们的民族自豪感”。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反驳道：“德国曾一度在反映战势的重要文件上造假，而现在他们却沦落到诋毁我文章的地步。”但红军后来野蛮的行为表明他们并非像爱伦堡说的那样“只对那些曾经侵犯他们女性的法西斯感兴趣，而非德国的女人”。而且他时常提到的“金发碧眼的德国美女”当然也并非是在鼓励苏联军队人道地对待德国和波兰妇女。
　　1月14日，也就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开始进攻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从纳累夫河桥头堡开始向北方和西北方向发动进攻，他的主要任务是截断东普鲁士。罗科索夫斯基对苏军最高统帅部计划感到非常不安，他的部队会由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柯尼斯堡的进攻和朱可夫从维斯瓦河向西的进攻而分散开来。
　　对德国第2集团军的进攻是在“非常适于进攻的天气”中开始的。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纳累夫河上的冰仍然没有融化。大雾在中午散去，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立刻得到空中支援。前两天的进攻依旧缓慢，但是苏军的重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又一次在突破防线的初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坚硬的地面使炮弹爆炸的杀伤力更强，冰雪覆盖的地面很快就布满了弹坑和黑黄的焦土。
　　在进攻的第一天，集团军群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与仍在“狼穴”的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希望即使不能说服希特勒让他们撤退，也至少可以让他认清东普鲁士的危险形势。但元首并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而莱因哈特司令部紧接着就在凌晨3时接到命令，把“大德意志”军，这个地区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往维斯瓦河前线。
　　莱因哈特不是唯一一个怒斥希特勒的将领。1月20日，苏军最高司令部突然命令罗科索夫斯基转移进攻重心，因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进攻受阻。他现在要向东北方向前进，并进入东普鲁士的中心地带，而不只是封锁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罗科索夫斯基担心随着朱可夫部队向西推进，他的左侧会留下巨大的空隙，但在东普鲁士，这次进攻路线的改变使德国指挥官们大吃一惊。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第3近卫骑兵军在冰冻的地面上迅速向前推进，并于1月22日凌晨3时进入了艾伦斯坦。在他的左翼，沃尔斯基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正朝埃尔宾市快速前进。先头部队在1月23日进入该市，却被误认为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他们在市中心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最终不得不退出该城。大部队绕过这座城市继续前进到达了弗里斯哈斯多夫。至此，苏军切断了东普鲁士与第三帝国的联系。
　　混乱与猜疑
　　虽然德军曾一度希望进攻东普鲁士会花去苏军几个月的时间，但混乱和猜疑却笼罩着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在后方，可恨的德国宪兵，对人民实行严格的管制。前线士兵都把他们叫作“带链子的猎犬”，因为他们脖子上戴的金属链就像狗项圈一样。
　　1月13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进攻开始的当天早晨，德国宪兵在中途拦住了一辆开往柏林的列车。他们宣布，所有属于他们将要念到番号的部队的士兵都要立刻下车并整队。正要离开的士兵们都祈祷他们的部队不要在名单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过家人了。但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要下车列队，任何没有下车报到的人都将被处决。瓦尔特·拜尔这个年轻的士兵是少数几个幸免的人之一，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可以回到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家乡。但很快他就会发现，红军接近他家乡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造成这种混乱的罪魁祸首是乌克兰的第三帝国代表艾里克·科赫，他以在乌克兰的统治而臭名昭著。科赫对自己的残暴统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从来不介意人们称他为“第二个斯大林”。他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固定防御战术，并强迫成千上万的平民构筑防御工事。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与军方协商究竟这些工事应该修在什么地方。他也是第一个强迫孩子和老人们加入人民冲锋队民兵的统治者，而这支队伍也正是纳粹牺牲无辜平民作为挡箭牌的最好例证。但最糟糕的是，科赫禁止平民撤离。
　　他和当地的纳粹党高官们警告当地居民，逃跑的平民会被当作失败主义者处置，而他们在苏军兵临城下时却偷偷地逃走了。当妇女和孩子们发现红军大兵压境想要逃跑时已经太晚了，他们只能穿过一米深的积雪，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试图从城中撤离。许多农妇自愿留了下来，她们相信除了将在新的统治下工作以外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远处震耳欲聋的炮声开始造成东普鲁士乡村和农庄中的恐怖气氛。妇女们都听说过去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率军进攻东普鲁士时在内默尔朵夫的种种暴行，她们可能都曾在电影院中看过那可怕的一幕——62名妇女和少女惨遭奸杀。戈培尔的宣传部将摄像师们送到前线去记录这些暴行，并竭尽所能地将之夸大。但这些在妇女们中间好像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恐慌，因为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妇女们来说，那时候最为流行的就是集体的淫乱行为。
　　“红军士兵们不信他们会与德国妇女&有染&，”剧作家扎哈尔·阿格拉年科在东普鲁士服役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9个、10个、12个男人一起——和一群女人淫乱”。他后来还描写了埃尔宾德国妇女的情况，她们不顾一切地寻求保护，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也不愿把处子之身留给苏联人糟蹋。
　　苏联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向前推进，这是现代技术与中世纪传统的奇妙结合：坦克兵们戴着黑色的钢盔淹没在他们的T-34坦克卷起的尘土中，哥萨克骑兵们骑在他们挂满战利品的战马上，美国士兵们拖着他们的野战炮，敞篷雪佛兰汽车拖着盖着防雨布的迫击炮，拖拉机拖动的则是重型榴弹炮，它们之后是马车拉着的第2梯队。士兵们的个性千差万别，种类几乎和他们的装备一样多。有人甚至把德国小孩都看作是潜在的纳粹党卫军，并且认为他们应该在长大成人再次侵略苏联以前被杀掉，但也有人同情孩子们并且给他们食物。军营里有只知道喝酒和抢掠的强盗，有整天幻想的唯心主义者，有一丝不苟的共产主义者，还有那些因为这些而感到震惊的知识分子们。后来成为政治军官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由于宣传“中产阶级同情敌人的人道主义理念”而被苏军的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逮捕，科佩列夫还谴责了伊利亚·爱伦堡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残暴本性。
　　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推进十分迅速，这使得柯尼斯堡的德国政府不得不将一批批的难民用火车运往艾伦斯坦，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列车都已经被第3近卫骑兵团在中途拦截。对于哥萨克骑兵来说，这些运送难民的列车是增加他们手中女人和战利品的最理想的选择。
　　莫斯科的贝里亚和斯大林完全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为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们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六个醉醺醺的士兵闯进了地窖，当着孩子的面强奸了我们。2月5日，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
　　第6号命令
　　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她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
　　在男性欲望急剧膨胀而且毫无节制的时候，“战争妻子”的日子并不好过。第19集团军一个名为穆夏·安年科娃的年轻女兵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维拉，现在你该知道他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了!他们看起来对你很温柔，但谁知道他们的灵魂中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真诚，只有短暂的激情或者只是因兽欲而产生的&爱&。想在这里找一个忠实的男人简直太难了。”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签发了第6号命令，想以此来引导士兵们“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到战场上”，他在命令中强调了对于“抢掠、暴力、纵火以及破坏”等行为的惩罚措施，但它收效甚微。也有人用专横的管理来维持权力，一个步兵师师长就曾亲自枪毙了一名中尉，因为他让手下的士兵在一名四肢伸展躺在地上的德国妇女面前列队。但由于纪律涣散和军官带头，使得在那些醉醺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中恢复纪律变得十分危险。
　　就连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奥科罗科夫将军也在2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不认为他所看到的是一种“拒绝向敌人复仇的表现”。在莫斯科，政府担心的并非强奸和谋杀，他们担心的是那些毫无目的的破坏行为。2月9日，《红星报》发表社论称：“部队的各种纪律只能削弱我们无敌红军的战斗力。我们的复仇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也绝不是毫无理性的。在一个人盲目愤怒的时候，他可能会摧毁敌人土地上的工厂——而这工厂对我们是有价值的。”
　　政治军官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宣传方式来解决对妇女施暴的问题。第19集团军政治部宣布：“当我们在一个士兵心中播下真正仇恨的种子，这个士兵就不会与德国女人有染，因为这会使他感到厌恶。”但这种愚蠢的诡辩只会使政府更加不能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就连红军中的年轻女兵和医生们也对红军士兵的做法表示赞同。一位来自阿格拉年科侦察小队的21岁的士兵这样说道：“我们的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有些人甚至觉得政治部的这种宣传是可笑的。当政治部的一名女助理以此开玩笑时，科佩列夫再也无法克制他的愤怒。
　　德国人在苏联犯下的罪行和政府不懈的宣传的确增加了红军对东普鲁士妇女的暴行。但复仇也不能成为这种行为的全部理由，虽然它后来成为这些暴行的辩护词。当士兵们体内的酒精开始燃烧时，他们的兽性就显露无余。列夫·科佩列夫描述了他在艾伦斯坦所听到的“疯狂的尖叫”。他看到了一个姑娘，“她长长的、金黄色的发辫散乱着，她的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她用刺耳的声音尖叫着，&我是波兰人!噢，天哪，我是波兰人!&”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坦克兵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着她。
　　这些事情在苏联一直被掩盖，即使是今天，老兵们也不愿承认那个时候在德国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可以容许听到一些过分的话，但很快就会忘掉，把它当作是战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很少的人愿意承认他们曾经目睹过那些场面，但凡是敢于当众说出真相的人都绝不后悔。“她们都拉起裙子躺在床上。”一位苏联共青团员这样说，他曾经是一名坦克连连长。他还声称“有二百万我们的后代出生在德国”。
　　苏军的军官和士兵部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们让自己相信，大多数的受害者或者对她们的命运感到高兴，或者最少可以接受这是她们替德国军队赎罪的一种方式。一位苏军少校对一个英国记者说：“我们的战士都太饥渴了，他们强奸的通常是一些六七十岁甚至是八十岁的老妇——这让她们感到很惊奇，可能还会觉得非常高兴。”
　　苏联士兵喝过各种各样的酒，就连从实验室和工厂里缴获的危险的化学药品也喝过。实际上，酗酒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俄罗斯秘密警察向莫斯科发回了报告说：“大批红军战士由于喝了缴获的酒而中毒。”而酒精好像是红军士兵对妇女施暴的力量源泉。但几乎每一次他们都喝得太多以至于不能做完强奸时该做的事，而酒瓶就变成他们残害妇女的最好的工具。许多受害者都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一个人只能触及心理矛盾的表面。柯尼斯堡被强暴的妇女们乞求强奸她们的人让她们从苦难中解脱，但红军士兵却感到这使他们受到了侮辱。“苏联士兵从来不会杀女人，”他们这样回答，“只有德国兵才会那样做”。红军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将欧洲从法西斯手中解救出来，因此在政治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士兵也可以随心所欲。
　　征服感和耻辱感让士兵们在东普鲁士对妇女们为所欲为，而受害的妇女们承受了红军对纳粹在苏联犯下罪行的疯狂报复。但是当这种愤怒渐渐消散时，他们心中的耻辱感也随之减少。当三个月后红军到达柏林时，士兵们已经更多地将德国妇女看作是战利品而非复仇的对象。而征服感仍在继续，但这可能只是耻辱感的副产品，而耻辱感却是他们自己的长官和政府给予的。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说《生命与命运》中这样写道：“极权主义体制的残暴使人性在这片大陆上无能为力。”
　　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力量或影响在起作用。性解放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斯大林却保证苏联是一个“完全无性”的社会。但这和真正的禁欲主义毫无关系：这是因为爱和性并不适用于使个人不再个体化的教条。人的冲动和情感必须被压抑，弗洛伊德的作品被视为禁书，离婚和通奸是被共产党完全禁止的，对于同性恋的刑事制裁再次被引入法律。这种新的教义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教育范畴——性教育被完全禁止。如果画家在作画时使女人胸部的轮廓透过衣物突显出来，那将被视为危险的色情作品。画中的女人们必须身着工作服。苏联政权显然是希望将所有形式的欲望都转化为对共产党、对至高无上的领袖的热爱。
　　许多未受教育的士兵都深受性无知的困扰，他们对女人一无所知。所以苏联对其人民性欲的压抑适得其反，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写道：“那造就了一个&色情军营&，它的行为比最淫秽的外国色情文学所描绘的还要简单粗暴。”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现代宣传的灭绝人性、人类蜕化的返祖现象以及交织着人类恐怖与苦难的冲动结合在了一起。
　　破亡与逃亡
　　就像非日耳曼民族无法从强暴中拯救妇女一样，左翼党派成员所递交的国书也不能保护男人。秘密地保持了二十年信仰的德国的共产党员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但他们没想到在他们欢迎兄弟般的解放者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被交给了苏联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接受调查。红军到达时他们脸上的那种喜悦很快凝固了，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而锄奸团组织那扭曲的理论常常可以将任何事都变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管这件事有多么真实。而那个在莫斯科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对于那些宣誓效忠斯大林的人来说是最具杀伤力的：“为什么你不参加游击队?”而德国没有游击队这一事实却不能成为合理的借口。这个反复出现的无情的问题在战争年代里经常会使许多红军士兵们感到更加愤怒。他们问自己的政治军官，为什么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联合起来反抗希特勒，但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所以，当苏共中央突然改变他们的路线，并要求红军除了纳粹以外不应该憎恨所有的德国人时，许多士兵都不以为然。
　　憎恨已经深入人心，厌恶所有与德国有关的东西已经成为本能。一位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士兵说：“即使是德国的树木也是我们的敌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在柯尼斯堡郊外被流弹击中阵亡让红军感到震惊，士兵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士兵们将他草草埋葬。按照习俗应该在他的墓前献花，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树上割下的树枝却成了仅有的替代品。但这时一个士兵突然跳下墓穴，把棺材上的树枝又全部扔了出来。因为它们是从敌人的树上割下来的，它们玷污了英雄的安息地。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阵亡以后，原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总参谋长瓦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命令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所采用的加强军纪的方法与其他高级将领们大同小异。有人说，他的参谋长给他的报告中只有抢掠的破坏。“元帅同志”，参谋长说，“士兵们的行为有些过激，他们毁坏家具、镜子和碗碟。请问您对此有何指示?”瓦西列夫斯基，这个可能是苏联将领中最具智慧最有教养的人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我什么也不想说，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士兵自己决定实现正义的方式了。”
　　红军在东普鲁士所表现出的破坏欲令人感到恐惧，已经远远超过拆毁家具去生火的限度。他们不假思索地烧毁能在夜晚给他们带来温暖和遮蔽的房屋，而那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冬季。当他们发现德国农庄的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变得暴怒异常，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已经如此富足的德国还要去侵略他们的祖国，去破坏他们的家园。
　　阿格拉年科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一个老工兵对德国人的印象：“上尉同志，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只是想一想，他们过得已经够好了，有充足的食物、家畜、菜园和苹果树。他们还要侵略我们，他们的铁蹄已经踏进了我的家乡沃罗涅什。为了这些，上尉同志，我们就应该掐死他们。”老工兵停了一下继续说：“我对孩子们感到抱歉，上尉同志。虽然他们是德国人的孩子。”
　　苏联政府当然要避免斯大林由于1941年的灾难而受到谴责，一直试图让苏联人民心中有这样一种负罪感——是他们让自己的祖国受到侵略。毫无疑问，为了补偿这些压抑的负罪感，士兵们在复仇中使用了更多的暴力，但许多暴力的动机都太过直接。德米特里，一位第3集团军的政治官员承认，德国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还憎恨德国人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他这样写道：“我喜欢用我的拳头打碎那些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红军士兵们很惊奇地发现许多德国人的家中都有收音机。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苏联并非工人和农民的天堂，政府所说的都是谎言。东普鲁士的农庄在士兵们心中制造了一种混杂着迷惑、嫉妒、羡慕和愤怒的感情，这使得政治官员们感到十分担心。
　　各集团军政治部的担心在俄罗斯秘密警察邮政监察官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监察官们在报告中用蓝色标注消极的方面用红色标注积极的方面。俄罗斯秘密警察采取的措施是更加严格地检查士兵们的家信，希望以此来控制士兵们向家人描述德国平民生活的方式，减少因这种描述而得出的“错误的政治结论”。俄罗斯秘密警察还惊恐地发现，他们的士兵们向家中邮寄德国明信片。而其中一些明信片上甚至还印有“希特勒演说中反对苏联的口号”。这使得政治部至少也不得不为士兵们提供干净的信纸。
　　在那些中产阶级的房子里，钟表、瓷器、镜子和钢琴被红军士兵砸得粉碎，他们以为那里以前的主人都是德国的贵族。一位女军医从柯尼斯堡郊外寄出的家信中写道：“你们无法想象士兵们毁掉了多少值钱的东西，烧掉了多少漂亮舒适的房子。但同时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们不能从这里带走任何一件东西，而砸碎一面巨大的镜子会让他们心里多少好过一些。这也是一种能够很好地减轻他们身心紧张的方式。”乡村的街道上下起了大雪，而雪片却是枕头和床垫中的羽毛。而令士兵们，特别是那些来自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士兵们感到迷惑的是，这些东西许多都还是新的。当他们第一次见到空心牙签时显然都被惊呆了，“我们还以为那些东西是喝酒用的麦秆吸管呢。”一位士兵对阿格拉年科这样说道。包括军官们在内的其他人都在使劲地吸着他们抢来的雪茄烟，那样子就好像在吸他们用报纸卷着黑色“马霍卡”烟叶的烟卷一样。
　　被当作战利品的物品也经常很快地被丢弃践踏，没有人愿意因为留下任何东西而被视为军中的老鼠甚至寄生虫。索尔仁尼琴描述了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将普鲁士妇女的特大号内裤套在自己身上的情景，他说那简直就像一个“混乱的集市”。有的人在他们的外套外面穿了太多的内裤，这让他们几乎无法移动；坦克兵们几乎在他们的坦克里装满了战利品，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能穿过狭小的炮塔坐到里面。炮弹的供给也减少了，因为原本装炮弹的车辆被塞满了乱七八糟的战利品。军官们对于他们的手下所选择的战利品失望得直摇头，他们甚至连无尾礼服这种东西都要夹在每月一次的邮包中寄回家。科佩列夫这个理想主义者对士兵们这样的行为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得到过特许的五公斤重的小邮包“直接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而军官们更是被允许每月邮寄两次。对于将军和锄奸团组织的军官们的邮寄次数根本没有限制，但将军们当然不需要屈尊去干这种事情，他们的下属会代劳。即使是科佩列夫也亲自为他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奥科罗科夫挑选了一杆精制的猎枪和一件丢勒的版画。
　　一小批亲苏的德国军官被带到东普鲁士参观，他们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愕。俄罗斯秘密警察控制下的为建立自由德国而成立的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冯·艾因西德勒在返回的路上对与他同行的人说：“苏联人已经完全疯了，而这原因只是为了伏特加和所有酒精饮料。他们强奸妇女，喝得烂醉如泥，放火焚烧房屋。”这些话很快传到了贝里亚那里。伊利亚·爱伦堡这个最激进的苏联宣传员也被他所看到的一切而感到震惊，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笔下极具煽动性的宣传。
　　红军战士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们总是饥肠辘辘，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运来了大批的午餐肉和小麦，他们可能会被饿死。他们不得不靠田地里的食物维持生命，虽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政策允许他们这样做。在波兰，他们偷盗农民们的玉米种子，屠宰德国人丢失的仅有的牲畜。在立陶宛，为了满足他们对糖的渴望，士兵们不惜去捅蜂窝——许多人的手脸都因此被蜇得又红又肿。东普鲁士那些经营良好储备丰富的农庄简直成了他们梦想的天堂。被挤得乳房肿胀的奶牛惨嚎着四处奔逃，但它们很快就被射杀变成了牛排。一个士兵写道：“这里的人不顾一切地逃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猪肉、食物和糖，多得让我们吃不过来。”
　　虽然苏联政府很清楚东普鲁士得到了怎样的惩罚，但他们好像还是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发现德国人已经逃跑了，农村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主席向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列斯科桑德罗夫报告称：“这里几乎没有德国人留下&&许多房屋都被遗弃。”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有的村庄只剩下了六七个人，而一座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小城也只剩下了十五个人。“崇高的复仇”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狂潮。日到2月中旬，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德国人逃离了他们在东部省份的家园。
　　在东普鲁士，许多人都藏到了森林中，他们大多是人民冲锋队的民兵和孱弱的妇女，他们每天都在祈祷这复仇快些过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都在入侵到来以前开始逃亡。一些人还给男人们留下了消息。“亲爱的爸爸!”德米特里·施切格洛夫在一扇门上看到了一个孩子匆忙写下的几句话，“我们必须逃到Alt-P去。坐马车，从那里再乘船去德国”。很少有人能够再见到他们的家园。那是对一个地区完全彻底地毁灭，连同那里的特征和文化，而那也正是斯拉夫边界上德国文化的末端。斯大林已经准备将包括柯尼斯堡在内的北部土地纳入苏联国界，并将波兰东部的土地作为“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苏联国土，而剩下的土地交给波兰这个附属国作为对它的补偿。至于东普鲁士，它将从地图上永远消失。
　　一旦罗科索夫斯基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穿过弗里斯切斯哈夫，人们就只能通过萨姆兰半岛西南部的皮劳从海上逃亡，或者穿过冰雪到达弗里斯奇尼赫鲁格，那里是从但泽开始环绕整个潟湖的沙洲。最不幸的逃亡者要算那些逃到柯尼斯堡的人们，那里的通路很快被从陆地上切断。然而逃亡也并非易事，主要原因是纳粹政府并没有为逃亡的平民做好准备，人们等了很长时间才在皮劳等到了第一艘船。同时，东普鲁士首都被包围也成了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件事。
　　而那些逃亡者逃到弗里斯奇尼赫鲁格这个向西逃亡没有受阻的沙洲时，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失望。他们命令逃亡者离开公路，并坚持说公路仅供军队使用。人们只能丢弃他们的马车和财产，艰难地穿越沙丘逃亡。而许多人连弗里斯奇尼赫鲁格都没能到达。在大陆上，苏联坦克碾碎了所有挡在路上的难民的马车，用机枪射杀了他们遇到的所有逃亡的人们。1月19日，苏军的一个坦克分遣队截获了一个难民队，“逃亡者一个不留地遭到了屠杀”。
　　尽管东普鲁士没有一个纳粹集中营，当俄罗斯秘密警察的一个分队在库曼南附近的森林检查时还是在雪地里发现了100具平民的尸体。当红军逼近时，希姆莱命令将集中营撤走，而他们可能都是被当作敢死队的牺牲品。俄罗斯秘密警察的报告中说：“这些人大多数都是18～35岁的妇女，她们穿着残破的衣服，袖子和胸前各有一颗六角星。一些人还穿着木底鞋，杯子和汤匙系在腰间。她们的口袋里装着食物——小土豆、萝卜、谷物等等。一个由医生和军官们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这些人都是被人用枪在很近的距离内打死的，她们死前就已经被饿得半死了。”显然，苏联政府并没有认为她们是犹太人，虽然俄罗斯秘密警察曾经提到她们衣服上的六角星，她们只被当作是“苏联、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平民”。纳粹杀害了150万苏联犹太人，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斯大林却对此置若罔闻，因为他不想将苏联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祖国所经受的苦难上转移开来。
冬季进攻　　一万个床位
　　当德国军官用亲切的语气提到士兵的时候，他们称他们为“孩子”。这起初来源于普鲁士的家长作风，但很快它传遍了整个国家。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战争后期曾经说过：“士兵是人民的孩子。”但在当时，任何想要在军队和平民间建立家庭式关系的想法都太过理想化。
　　无谓的牺牲让人民的愤怒在不断上升，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保护逃兵。一个波兰农民曾于1月24日在柏林见到一名妇女冲着带队行进的军官和军士们大叫：“让我们的丈夫回家!让那些&金鸡&（高级纳粹军官）们去战斗吧!”越来越多的人把那些裤子上有一道红边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称为“吸血鬼”。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国内将要开始革命，就像1918年一样，当时纳粹就曾深受困扰。瑞典武官预言，在食物耗尽以前不会有起义发生。这一点从一句在柏林广为流传的俗语中显露无遗：“在戈林能够穿上戈培尔的裤子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柏林卫生部要求医院为平民和军人各增加一万个床位以应付“灾难”的发生。这一法令体现了典型的纳粹官僚主义作风：因为政府没有拨款对轰炸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救，没有增加紧缺的医疗设施和药品，也没有培训更多的医护人员。政府所做的只是提供更多的床位，而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如果医院在夜晚受到空袭他们连转移病人的人手都不够。这时，医院的管理者们不得不再花时间奔走于纳粹党的各个部门之间，以期能够获得召集人民冲锋队民兵的权力。
　　人民冲锋队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它成立于一年前的秋天。由于希特勒怀疑军队的领导层中有许多叛逆者和失败主义者，他决定不能让他们掌控民兵这一强大力量。通过“七月密谋”而成为党卫军头目和预备役军队总指挥的希姆莱理所当然地成为候选人之一，而野心勃勃的梅尔廷·博尔曼则希望民兵部队的管理权能够掌握在由他管辖的纳粹党各省省长手中。由于所有17～45岁之间的男性都要参加民兵团体，所以它成为一个青年人与中年人的混合体。
　　戈培尔现在成了柏林的帝国防卫代表，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人们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元首的号召就是我们神圣的命令!”“信任!战斗!胜利!”电影院也在放映记述民兵战士们的影片，他们无论老幼都并肩作战，民兵小队也有了自己的榴弹炮，他们列队宣誓永远效忠元首。镜头在聆听戈培尔演讲的战士们的面前来回移动，许多对战况一无所知的平民相信了影片里那些坚定的表情。“全世界的民族都在酝酿一个击溃我们的阴谋，但我们将告诉他们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一位妻子在给他当兵的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人们从各地赶来，聚集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你真应该来亲眼看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力量和骄傲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何时将奔赴前线。”
　　然而前线的士兵却不为所动。许多士兵在得知他们的父亲、祖父、兄弟每个星期天都接受训练时感到十分震惊。实际上，大多数德国人的专业化精神让他们对纳粹的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汉斯·基塞尔将军在被俘以后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纳粹国防军对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那么人民冲锋队也不会有更多的办法。”
　　人民冲锋队的大多数民兵都认为他们只是被无情的纳粹象征性地投入战争，他们对苏军的进攻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从西里西亚征募的40个营的民兵部队被派去守卫东部和东北部前线。他们修筑了一些掩体，但由于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苏联坦克顺利地通过了这道防线。
　　黑夜里弱点总会少些
　　在工厂密集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也就是斯大林所谓的“金子”的中心，德国的工厂主们变得越来越焦急。他们担心那里的三十万外国工人(大多来自苏联和波兰)发动起义，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工厂主们“加强了对工人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科涅夫的坦克比他们想象的来得还要快。
　　苏军的进攻还加快了纳粹撤走战俘营的脚步。看守和战俘们在冰天雪地中艰苦地跋涉，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到哪儿去。一天下午，一队英国战俘遇到了一批脚裹破布的苏联战俘。一个名叫罗伯特·基的人这样描述他们：“由于饥饿而显得苍白的脸色与许久没有刮过的黑色胡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有他们的眼睛还能闪烁一点人类的光芒，痛苦而鬼祟，但却不失人性，那是他们最后一丝求救的希望。”英国人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不管是肥皂还是香烟，丢给对面的苏联人。有一包烟没有丢准，当一个苏联人弯腰去捡的时候，一个人民冲锋队看守跑过去踩在他的手上，然后他开始踢这个人并用枪托打他。这激起了英国战俘队伍中的“一阵怒吼”。“看守停了下来，惊讶地看着英国人。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残暴，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人们还有反抗的权利。”他开始大吼，并举枪威吓，但这只能让英国人的喊声变得更大。英国人的看守走过来维持秩序，并把那名看守推回他自己的队伍中去。“噢，天哪!”一个罗伯特的伙伴说道，“我会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