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没有宪法里有行政法渊源吗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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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城管,城市就会乱套?
日11:35  
南方新闻网 
2008年伊始,湖北天门人魏文华因拍摄城管暴力执法,而命丧拳脚之下。时隔不久,又一名流浪作家在网上发布求救帖,自称在昆明卖书时被七八个城管暴打,之后又被城管拉上山再次暴打。城管打伤人乃至打死的故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初衷是为了防止多头管理而设置的执法机构,为什么演变成如狼似虎的地方武装势力?正当这民情涌涌、义愤填膺地呼吁取缔城管之际,城管部门又该如何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如果取缔了城管,城市的社会秩序会不会出现混乱?本报邀请三位法学与行政学的专家,共同讨论这一问题。
蔡定剑:城管经常面对的个体经营、个体摊贩,他们的经营权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它应当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如果它属于宪法性权利,那么它是基本权利,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就必须有法律的根据,有国家立法的依据。
作为城管,执法的粗野,动不动就没收工具、砸摊子,侵犯的是别人的生存权,最基本的权利。老百姓当然要跟你抗法。
在今天的条件下,公民的生存都没有保障,去奢谈城市的美好是不现实的。
编辑 吴金 《南都周刊》记者 吴娟 嘉宾:蔡定剑 毛寿龙 马怀德
日上午10时50分许,在北京丰台太平桥城管分队执法过程中,六里桥南一处地摊十余只待售猫狗遭故意摔踩毙命。 京华时报/东方IC
城管的职能很模糊
南都周刊:现在许多市民对城管怨声载道,这是当初设立城管所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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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设立的初衷是好的。出于综合管理的需要,不能让多个行政执法单位,今天去查一下,明天去查一下,老百姓不堪其扰,为了防止多头管理,“七八个大盖帽管一个戴草帽的”,就把各个职权都交到一个部门,使其具有多种管理职能。
南都周刊:城管都管些什么?
毛寿龙:城管的工作范围是很不确定的。街面都归他们管也并不为过,他们有时管违章停车,有时管无照商贩,也时还管理一些破坏卫生环境,随地吐痰、乱丢烟头这样的事,有时甚至还管“扫黄打非”,有时还管买卖盗版等等。但是并不是很确定。这也是城管职能上模糊的地方。从法律来说,他们工作职责范围到底是什么?只要是政府管不过来的事都可以交他们去做,有关城市管理的执法很可能都是交给他们去做。
马怀德:城管获得的权力、人员编制和经费是有限的,但管理职责和义务又是无限的。比如,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是独立的政府职能部门,只是市政管委下属的二级局,虽然有5000名执法人员,但负责13个领域285项管理职能,面临的问题极其琐碎而复杂,常常站在风口浪尖的一线执法。
城管权力VS市民权利
南都周刊:城管获得这么泛的执法权,有合法依据吗?
蔡定剑:城管经常面对的个体经营、个体摊贩,他们的经营权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它应当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如果它属于宪法性权利,那么它是基本权利,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就必须有法律的根据,有国家立法的依据。我是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角度,把小摊小贩的权利当做谋生、生存的基本权利来阐述的。当然,城市管理者需要有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的职能,需要对城市进行管理,这个管理手段应该有限度。
城管与城市个体商贩的关系是政府管理与个人生存、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权利排序问题政府必须搞清楚:公民基本生存权利要优先于市容管理权。从宪法角度,政府应当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也为了公共秩序的目的,政府应当进行管理。但前提和核心价值是——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没有法律根据地限制和取消。因此政府只能要求小商贩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所进行经营活动,为此政府应提供方便的、低廉的、快捷的、有效的服务来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以,我认为城管没有权力取缔小摊小贩,城管只有权力让小摊小贩更加有秩序。
毛寿龙: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城管执法,但是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法律,这些法律构成城管执法的法律基础。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专门制定一部有关城管执法的法律,从现实角度来讲是有必要的。但从立法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因为,相关的法律已经有不少,如果再制定一个法律有可能是重复建设。
每一个城市变化很大,城管执法的概念却是综合执法的概念,现实差别很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职能差别也很大,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要制定一部抽象的法律,能够普遍适用的法律,在立法基础上来讲,存在很大的困难。当然,有困难并不意味着不能去努力,如果城管问题很大,那么制定一部法律,大家多花点时间和努力还是有可能的。
马怀德:今天城管难就难在这儿。它的权力很模糊。它管的事非常琐碎,又有一定的风险,却没有专门立法依据。执法底气不足,社会评价也不高。其他部门都不愿意管的事,都推给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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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制遭遇十大宪法尴尬
你可能喜欢北上广深之后,谁会是下一个一线城市?
中国城市比大、好高、求多,容易产生雷同性,而只有深植在自己的文化和个性中,城市才能与众不同。
  经常在国内外出差、交流,让我对不同城市产生了很多直观印象。“城市”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制造”的最大产品,它通过各种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提升经济效率,提高人民福祉。
  城市化、工业化是贯穿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数亿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创造出了更多的劳动价值,这是中国增长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居住在城市的7.7亿人口中,有相当大规模的人口没有城市户籍,进城不落户。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不能和户籍居民有同等待遇。这是中国增长的另一面,即在以人为本的方向上欠债,没有和城市建设更加同步的那一面,所以“十三五”规划再次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未来的“城市中国”会有哪些新的看点?我会尝试从“世界城市”的角度作出回答。
  我的基本看法是,由于GDP增量,中国一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必将在世界城市中位居前列。美国有十多座“世界城市”,分布在东西海岸、中北部、中部、南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中国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这要求中国的城市建立新的“世界观”,尽早把自己放在世界城市的角度,展开新思考,促进新发展。城市服务于人,也依赖人,“世界城市”要建成,也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中国会涌现出怎样的世界级城市?
  在我看来,世界城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综合影响力意义上的世界级城市,一种是经济和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世界城市,一种是特色型的世界城市,如风景名胜、奥运会举办地、历史文化名城等。在三种方向上,中国城市都大有可为。
  中国有没有、会不会出现世界城市、世界级城市,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会涌现怎样的世界级城市?涌现出多少世界城市?
  走在最前面的无疑是上海。上海市委刚刚审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送审稿)》体现了这方面的新思维。这个总规给我比较深的印象有三点:一是将上海的城市愿景确立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在原有的四个国际中心之外又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体现出上海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是综合的、全面的世界级城市,而不是只有经济这个单一维度。
  二是强化自我约束,提出到2040年实现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削减全市建设用地规模,并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用地比重,控制城市PM2.5浓度。这显示出上海所追求的发展模式不是“吃光用尽”、“见缝插针”的外延扩张。
  三是“上海2040”有一些特别具体的以人为本的反映,比如将中央商务区改称为中央生活区,更突出人的体验和活动;建设城市副中心布局,城市副中心的公共资源也参照大城市标准,打破原来的层级式城郊布局;恢复禁行道路的非机动车通行权,同时突出绿道建设,设置骑行、步行、复合三类慢行道,形成总长度逾2000公里的慢行休闲骨干网络。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通过创新实现城市价值的提升,让城市真正成为人的城市,不只有经济、而且有生态和人文的城市。除了上海这样的世界级城市,中国应该还会有十几座城市,在成为中国的区域中心的同时,也跻身世界城市的行列。中国也会有一些城市,依靠独特禀赋成为特色型的世界城市。
从世界城市角度看中国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的四座一线城市,因为它们的GDP一直是中国最前列。而假如是从世界城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在经济之外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力和鲜明的城市特色,一线城市会不会有变化?
  中国目前GDP在1万亿以上的城市有10座,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的GDP分别是9600多亿和9400多亿,很快也会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之后是长沙、无锡、佛山、宁波、大连、郑州、沈阳和烟台。我认为,这20座城市的前12座基本都是世界城市候选对象,后面8座距离比较远,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类似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国拿名次难”的局面。中国的一线,我们假定只能在5个以内。除了北上广深,下一个是谁,我觉得是杭州。
  虽然单就GDP总量,杭州还只是中国第十。杭州的自然禀赋不必说,G20峰会大大提升了杭州的世界性影响力,接下来杭州还有2022年的亚运会。在国内大城市中,杭州是屈指可数的连续五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目前第三产业比重接近6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0%以上是在杭州的企业。
  杭州市长张鸿铭说,G20峰会给杭州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第一,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大家一提到杭州,不用再介绍这是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杭州就是杭州;第二,峰会以后,杭州正逐步成为人才的洼地,各路精英、海归人员、高端人士向杭州集聚;第三,现在很多企业、很多外资都愿意到杭州来投资发展。”
  杭州的政策红利还包括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鸿铭说:“杭州有1个国家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2个国家级的高新区,2个国家级的双创示范基地,24个国家级的众创空间,19个省级的特色小镇,这些都是创新的载体。可以说现在杭州的创新在全国处于前列,除了北京、深圳,那就是杭州。”
  杭州的企图心毫不掩饰!但这可能正是其成功的原因。对比和杭州同为“天堂”的苏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苏州就是苏州”、“不是距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的说法,反而有不少苏州官员说,苏州更希望融入上海,借力上海。苏州不是省会,吴文化和越文化的风格也有不同,经济成分也有区别,所以苏州没有杭州那样的雄心勃勃和大胆想象。苏州的GDP比杭州多40%,苏州工业园区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一流,我对比过那里和上海,就生态论,苏州要好很多。可是,谁更像一线城市呢?我觉得是杭州。
  从世界城市角度,我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是五座。上海、北京是一个层面,是世界级的,且经济总量比后面的广州、深圳、杭州要高出一个级别。这是一线城市的“2+3”结构。如果更注重城市的创新权重,则北京、深圳、上海是一个层面,深圳的创新能力是世界水平,而杭州、广州在一个层面,这是一线城市的“3+2”结构。
中国城市排名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中国重视排名,城市GDP排名、百强县排名都如此。排名相当于一种品牌定位,一个建立了品牌的城市,对内对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近,我翻看中国城市的GDP百强排名(2015年数据),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省域四强拥有最强城市军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拥有最多的全国城市百强。广东21个省辖市有9个进入全国百强,江苏13个省辖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山东17个省辖市15个进入全国百强,浙江11个省辖市8个进入全国百强。广东总量第一,但各地发展均衡程度不如江苏。广东、江苏各有四个城市跻身全国城市前30,广东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江苏是苏州、南京、无锡、南通。
  经济中心不一定是省会城市。不是省会城市而能跻身全国前20位的城市有8座:深圳、苏州、青岛、无锡、佛山、宁波、大连、烟台。
  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城市。长沙、重庆、武汉、贵阳、南宁与西安在过去十年增速最快,东部比较突出的是天津滨海新区。东部的无锡、青岛都曾是全国城市前十,现在被成都和武汉代替。东北振而不兴,目前排名最前的城市是大连。郑州已经超过沈阳,应该很快赶上大连。长江中上游城市的增速较快,如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等。
  外向型、资源、重工依赖的城市表现欠佳。曾经的外向型经济样板苏州、无锡、宁波、厦门、东莞、佛山、温州等,在增速表现上不如省会城市如杭州、福州、南京、郑州、长沙、合肥。资源依赖型或重工依赖型城市如太原、石家庄、沈阳、长春、大连、大庆、榆林,表现不好。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从当年的广东、浦东、滨海新区到今天中西部城市增速领先,的确如此。这是更加依赖内需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更大空间推动城市群建设和区域整合的结果。以河南为例,目前郑州占河南省的GDP不到20%,而成都、武汉占全省GDP的比重都在35%以上,如果加速郑州和开封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经济体量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创新永不停”也是“城市中国”的图景,比如深圳,直到今天仍然锐气十足,不减当年。
分享、移动和个性化是三个关键词
  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也是一个移动的时代,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我用这三个关键词,给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提出三点建言。
  第一,中国城市的发展和中央政府的有形无形、硬和软的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在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远超其他城市的背景下,未来应该把更多资源和机会投向其他城市。中国的世界城市会有多座,不是北京、上海两座,就像美国不能只是纽约和华盛顿。
  另一重分享的意思,是已经成为世界级城市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要更好地为其他城市服务。不要把自身的优势当成了所在地的特有权利,而要张开怀抱,把很多资源朝向全国打开。过去上海周边到上海的路都修不好,今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主动把“路”修得四通八达,就像高铁一样方便,辐射更远的地方。须知你是代表中国去享受世界级城市的红利,而不是孤芳自赏,唯我独享。
  整个中国的城市化都有一种“向下汲取”的倾向,今后必须改变。不只是定向扶贫,关键是把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彻底开放。
  第二,关于移动。资本是会移动的,信息是会移动的,人才也是会跑的资产。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城市演进史,也是人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的变化史。哪里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哪里就净流入,就兴旺发达。一个地方政府,能不能营造出引流而不是断流的环境,对地方的发展十分关键。这方面的正反例子数不胜数。
  第三,关于个性化。正如中国大学的合并“消灭”了不少品牌学校一样,中国城市在撤县建区等做大的过程中,既收获了规模效益,也流失了不少城市品牌资产。比如顺德、南海并入佛山之后,它们的经济仍在发展,但作为一座城市的影响力不知不觉中下降了。而看全世界,有不少小而美、或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城市,人民的幸福感不亚于大城市。中国城市比大、好高、求多,容易产生雷同性,而只有深植在自己的文化和个性中,城市才能与众不同。只有让更多城市、城镇有更大的热情和动力去建设自己的家园,城市才会打上烙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当人被焕发,当城市和人之间建立起“我与你”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城市才会真正地属于人,这比世界城市的头衔更重要。
  今天的年轻人,将来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们不是螺丝钉思维,而是蜜蜂思维,哪里有花香鸟语就飞向哪里,能力越强、越有抱负的人飞得越快。这一定会造成中国城市更大的分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式的城市破产、凋敝、一栋房子1美元那样的情况,中国也可能出现,远者不想来,近者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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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类似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国拿名次难”的局面。中国的一线,我们假定只能在5个以内。除了北上广深,下一个是谁?
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类似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国拿名次难”的局面。中国的一线,我们假定只能在5个以内。除了北上广深,下一个是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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