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 @ 爱问Powered
举报原因(必选)：
广告或垃圾信息
不雅词句或人身攻击
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话题
侵犯他人隐私
其它违法和不良信息《慈善法》颁布，我们要做的仍有很多 | 公益服务网 | NGO发展交流网
简介：『政策观察』简报是NGOCN的一个新尝试，旨在关注公益政策，推动民间参与，欢迎订阅。
截止到日，已在境内设立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共计168个，其中组织注册所在国家或地区数量排名前五位的为美国、香港、日本、德国和韩国，占总数的76.2%。
《慈善法》颁布，我们要做的仍有很多
孕育十年的《慈善法》全文终于在官媒正式亮相。《慈善法》的出台作为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已进入全面法治化时代。
《慈善法》构建了慈善行业整体制度框架，但里面不少内容还需细细填充。该法3月16日颁布，9月1日正式生效，半年准备期算算其实并不长。我们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 慈善组织的具体认定标准
· 慈善组织切实可见的“特权”
· 网络募捐的平台管理
· 慈善信托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 管理费用的比例适用
作为行业首部综合性的基本法，《慈善法》不仅涉及到慈善组织，还涉及到慈善信托和多种慈善行为；不仅涉及到主管机关民政部门内部职权划分，还涉及与慈善行业关系甚重的财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仅需要考虑将来的实施细则，也需要考察与现行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慈善组织的具体认定标准
《慈善法》中的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制度，特别是关于新设组织登记的规定，被公认为通过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直接登记制度，是对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无论是新设组织登记，还是存量组织认定，都离不开慈善组织认定这个环节。虽然对于新设组织法律条文没有采用“认定的表述”，但我们认为新设组织的登记应该是将三大社会组织的法人身份的获取和慈善组织资格认定两个环节合二为一了。
慈善组织资格关乎组织后续享有募捐、税收等特定权利，关系甚重，按照《慈善法》规定的标准，如何认定其为慈善组织？从法条定义可知，慈善组织首先必须是非营利性组织，那么现有的一些获取合理回报的民非理应被排除在界外。其次，我们看到，除了慈善宗旨和面向社会进行慈善活动这项条件之外，其他在人员、财产等方面的标准和三大组织设立的标准看起来没什么实质区别。然而，仅“慈善宗旨”和“面向社会进行慈善活动”这两项作为对社会组织社会效益的考察，就足以考究多时。
首先，慈善组织的慈善宗旨须是绝对和排他的吗？比如，有的会员型社会团体，如环保协会，本身宗旨主要是实现某类慈善目的，但其宗旨同时也包括服务其会员（包括部分营利性环保企业会员），这种同时带有互益性的社会组织如何认定？其次，组织的服务人群和服务收费标准是否对慈善组织资格判断构成显著影响？比如，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教育机构是否会被认定为缺乏“面向社会”的慈善性而被排除？服务费用和市场价格基本持平的医疗、养老机构是否满足要求，等等。
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独有，有的在英美等国的争议也持续至今。比如英国某些私立学校，因服务范围基本限于高收入群体，同时还享有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被公众指责有失公平，被要求撤销慈善资格，或是被监管机关要求对其招生政策和共享资源进行调整。
以上这些问题，由于《慈善法》规定尚比较原则，那就只能留待实施细则明确。
慈善组织切实可见的“特权”
要获得慈善组织资格，前提条件是成为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并满足法律规定的其他要求。一旦拥有慈善组织资格，则可以具有“公募资格”和“税收优惠”（以及享受用地、金融等促进措施）的显著特权的资格。
但这不意味着认定为慈善组织后就能自动享受这两个特权，一般还得经过两年考察期或是依税法认定。因而，这两种特权对慈善组织吸引力有多大还有待考证。从我们已做的关于慈善组织募捐状况的调研中我们发现，首先，不少现有社会组织对公募资格并没有十分渴求，在实践中，公募和私募的界限并不分明，没有公募资格的组织通过与公募组织合作、挂靠等很多途径也能募到善款，而没有品牌和实力的机构就算有了资格也很难募到。其次，由于税收法定原则，《慈善法》里无法对具体的税收制度做出规定。慈善组织获得税收优惠，还得依《税法》来实现。如果财税部门的步伐太慢，对现有制度没有实质性突破，该税收优惠对社会组织吸引力还是有限。
为获得这两个“特权”，慈善组织很可能需要在组织治理和运行上满足更为严格的条件，比如在内部组织架构、支出比例和管理费用、投资活动、关联交易、信息公开等方面，要满足比一般社会组织更高的标准。如果在实践中，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慈善组织只是“看上去很美”，社会组织们自发申请认定慈善组织有可能缺乏动力，而更乐于留守在社会组织相对宽松自由的天地里。
总之，“依法”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获得公募资格所需的“内部结构健全和运作规范”的标准和程序等细节必须在《税法》和实施细则中尽早明确，尽可能减少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切实地为慈善组织的认定提供动力。
网络募捐的平台管理
网络募捐必须在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或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开展。这是最富有争议规定之一。为了加强网络募捐行为的监管，避免近年来高发的诈捐和多平台重复捐赠的出现，采用集中管理的方式无疑是相对高效的，但这无可避免地会限制现实中募捐自由与创新。基本规则既然已定，如要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更好地平衡，后续的实施细则是关键。
基于现实案例，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募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方式：
一种是专门从事募款的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包括名为众筹实为募捐的行为）。如腾讯乐捐、新浪微公益、淘宝众筹等。
另外一种是一般性的网络平台，主动或者被动发布募捐信息。比如某大型门户网站在其公益资讯板块上，主动发布或经请求发布募捐信息；比如募捐人利用微博“打赏”功能获得捐款（如去年的滨海爆炸案中的微博诈捐案件）或者利用贴吧、微信服务号等社交媒体账号等进行募捐，这种情形下，这类网络平台作为一个综合信息平台，在海量且分散的信息中对募捐行为进行识别以及对募捐人的资质审查和行为管理应当需要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
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首先，需要界定哪些是“慈善信息平台”？是否包括目前常见的专业募款平台？是否包含一般性的网络平台？不难想见，如果平台指定过窄，可能会对募捐创新造成过多限制；如果平台指定过宽，得考虑到是否能够实现立法规范的初衷，以及网络运营商能否承担其应尽的验证和管理义务。
其次，需要明确指定的实质标准以及公平透明的指定程序。实质的标准可能会包括，平台的资产规模，募款相关业务年限和风控能力、过往的合规性记录等等。标准的制定上，应当考虑到安全性和创新性的平衡，为初创的平台预留一定的空间。平台的指定上，应当遵循准则主义，尽可能地减少行政裁量，尽量避免重现当初公募权垄断及挂靠引致的管理无序和坐收管理费的现象。
慈善信托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如果说《慈善法》中多个制度都是对现有社会组织改革成果的确认，那么慈善信托可以说是在创新上的闪亮明星。可惜的是，信托本身就比较小众，不为公众所知晓，更不用说慈善信托了。所以慈善信托在立法过程中的关注度被募捐和管理费用等话题轻易超越，虽然不足为奇，但总有些可惜。
为了激活沉睡十余年的公益信托，扫除信托法中的规定不明所带来的障碍，《慈善法》几易其稿，下了不少的功夫。和公益信托相比，慈善信托的政府干预程度明显减少，以便最大程度彰显其制度上的灵活性，丰富公众参与慈善的路径和模式。
笔者认为，为了保障慈善信托的健康发展，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慈善信托的募款行为。我们暂且不论慈善信托成立后寻找委托人增加信托财产的行为究竟赋予什么名称比较合适，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募集善款的行为。从立法意图来看，立法者将慈善信托设置得比较宽松，但是并无意赋予其公开募款的权利，即便法条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按照2008年银监会出台的通知，信托公司承办的公益信托可以进行公开宣传，所以据此推断慈善信托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募。从国际经验上看，慈善信托的公募权一般没有限制，但是我国的慈善信托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独特性，加之商业信托的私募性质非常明显，所以，慈善信托的募款行为如何定性，是否允许实质上的公募行为，还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如何实现慈善信托的权利与义务相匹配？慈善信托备案制本已比较宽松，信托监察人非必设机构，信托运营情况只需要报告和公开即可，也没有支出比例等强制性要求。试问，按照目前《慈善法》和信托法律法规，假设慈善信托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开募款，备案后也可能有税收优惠，同时民政部门不太干预信托运营，慈善信托是不是比慈善组织的自由度要多太多呢？笔者一直支持推动慈善信托在实践中的发展，但从慈善法原则性的条文中看，慈善信托似乎和慈善组织有构成“不公平竞争”的可能。根据权利和义务应当相一致的原则，实施细则应当进一步明确慈善信托的监管细则，以避免慈善信托成为规避监管的手段。
另外，还有相当多需要明确的问题，比如，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如何实现？信托公司承办的慈善信托监管如何与信托公司主管机关银监会进行更好的衔接等。
管理费用的比例适用
关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管理费用比例的存废，15%和10%的高低之争随着《慈善法》的尘埃落定慢慢降温，而法律也设置了特殊情况可以突破的灵活空间。不难推断，这个比例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的执行。
首先，必须明确管理费用的范围。按照现行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直接运行费用，如项目人员的工资福利和执行项目发生的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应算作公益项目支出而非管理费用。如果依此界定，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用的压力就不及大家所预想的那么高。如果不依此界定，很可能对不少组织造成较大的压力。
其次，明确开的“口子”怎么适用。
第一，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的管理成本有约定。从法条上推断，如果多个单项捐赠约定的管理成本比较高，最终导致超出年度法定的管理成本比例，按照约定优先的原则，完全可以突破法定的10%？
第二，有特殊情形无法满足的，应当报告民政部门和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哪些属于特殊情形？执行中适用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上仅仅是《慈善法》条文中比较突出的有待明确的部分，其他部分的走向随着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确想必也会逐渐清晰。《慈善法》颁布了，我们期待的，我们需要做的，仍有很多。
读者投稿、交流请联系:
公益服务网（www.ngocn.net）属于NGOCN旗下运营的公益互联网平台。旨在以互联网为基础，面向关注公益的各界人士提供公益信息及交流服务，推动社会发展。目前网站内容包括行业资讯，从业人员招聘，专栏专题，行业内相关活动发布等信息，亦为对公益感兴趣的相关机构提供各类合作拓展业务。
办公电话：020-，办公时间：9:30-18:00分享本文到：
在微信上关注24楼影院
movie24luo
日，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里，一场关于&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的圆桌讨论进入了白热化。彼时，距离慈善法正式实施未满一个月。
台上嘉宾一阵激烈交锋过后，会场气氛有些凝重。
互动环节，一名中大学生的提问打破了沉默。&都说公益慈善和社工专业同源，可是现在社工专业的学生选择实习时，宁愿去公益机构也不去社工机构实习。而在公益机构实习时又觉得，做公益的人似乎对社工有些偏见，这让我们怎么办？&话音刚落，怀士堂里响起一阵掌声。
中大学子的疑问一语道破天机，点出了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在中国发展十多年后呈现的奇特现象：二者在各自领域单独发展，相互之间偶有来往。&一方面，大部分社工机构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另一方面，公益慈善界则认为社会工作者过于强调专业主义，不够接地气。&峰会主办方之一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如此总结自己多年来对这两个行业的观察。
起源&志愿服务：为解决社会问题探路
追溯国际慈善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本是&同根同源&。虽然发展中两者的方向和路径发生变化&&社会工作更强调社会服务的专业性，而慈善领域逐渐转变为如何更多地动员人们参与捐赠和志愿服务&&但这并不阻碍二者在就业领域的人才重合，许多社工专业毕业生投身公益慈善组织工作。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让朱健刚等长期关注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看到了新的机会和希望。
现行慈善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服务机构也被纳入到慈善法的管辖范围之内。&这给了我们一个考虑社会工作是否可以与公益慈善合流，形成更强大的社会转型力量的契机。&朱健刚说。
改革开放中期，国际志愿者运动兴起，国际扶贫和发展公益进入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重视和明确的法律支持，诸多公益慈善组织长期停留在缺乏资源、人才和足够合法性的阶段。相比之下，作为学术专业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则更受政府青睐。尤其是&5&12&汶川地震后，以政府购买服务作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工作机构蓬勃发展，但也因过于依赖政府支持，致使社工机构工作方法表现出科层化（类似官僚化/编辑注）和形式化。
在中国，由于资源分配的倾斜、工作手法上的迥异等种种原因，社会工作专业和以志愿服务为基础的公益慈善领域的实务，长久以来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分流割裂的状态束缚着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经过专家研讨和历时9个月的筹备，第六届中国公益思想峰会在广州举行，峰会主题正是&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在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就慈善公益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达成了共识：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两者同源，良好的公益慈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的专业支持。此外，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在理论和实务上，均具有较强的亲和性，让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合流并进，从社会工作专业作为切入点，对公益慈善学科探索或成为可行之举。
六年&思想进程：广州经验为慈善法
事实上，到2016年，中国公益思想峰会（广州）已经历六个年头的思想碰撞。
&峰会的主题是比较前沿的，是大家都想，但还没有机会探讨的。&朱健刚教授这样理解峰会举办的初衷。从2011年开始，每一年大陆和港澳台公益领域最具前瞻性与号召力的专家学者都会齐聚一堂，与公益领域的政府官员、民间机构及公益人士共论&全民公益&的当下与未来。
时间倒回六年前，那时民间公益正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大发展，但2011年&郭美美&&尚德门&&宋基会&等事件却让官办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公信力降至冰点，多家大型慈善机构在当年的筹款额度未达预期。
这年年底开幕的首届全民公益思想峰会上，&公信力重建&自然而然成为了峰会主题。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胡小军博士介绍称，首届峰会的共识是&公信力才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基石&。他同时指出，这一年峰会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广东省先行先试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2011年公众对公益慈善的关注度很高，也是广东在珠三角地区全面开启社会建设的时间点，主题也契合了整个民间公益慈善的开启。&
同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募捐条例》并于次年5月实施，率先在城市的范围内打破了公募权垄断。&先行先试&三年过后，公益领域的&广州经验&成了2014年峰会的主题，也成为了立法者们关注的热点。
与此同时，广州和其他珠三角地区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将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作为工作重点，&社区慈善&的概念得以兴起。仅过一年，这个概念及具体做法如何推行至全国，在2015年思想峰会上成为了新的焦点话题。
&广州慈善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措施有力，公益慈善生态极富活力和多样性，民间参与和与政府互动的程度都很高。&胡小军说，广州的公募权改革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社区慈善有了一定发展，政府购买服务也在这座城市成为了公益的主流，一批社工机构借此登上了公益的大舞台。而2016年峰会主题，正是要讲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
传递&公益发展：公益慈善可以推动社会转型
&议题还是希望思想能与实践相结合。&朱健刚教授认为，整体上历届峰会的议题设置，也考虑到了与公益事业的现状结合。而每届峰会的思想成果，也传递到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当中。
2011年，峰会讨论公信力之际，公益行业自律的探索已开始萌芽。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则在2011年开展调查，从合法性、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透明度四个维度考察多家民间公益组织的公信力。而从2009年开始，由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随后的几年中，&透明度&概念成为焦点话题。基金会中心网负责运行的中基透明指数、深圳USDO自律吧开展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单》等评价体系陆续问世，六年来不断变化的分数却并没能改变透明度堪忧的事实。重建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推动制度完善，任重道远。
不过，自2011年开始，中国在公益慈善立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广东省到全国，对慈善立法的态度从限制转为放开。峰会对慈善立法的讨论未曾停歇。2013年全国人大将慈善法列入立法规划之际，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健提出，慈善法首要解决的是慈善事业的定位问题，并且必须回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日正式实施的慈善法就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做出了较为细化的规定，并从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个维度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其中&慈善组织取消年检&&依法成立行业组织&&建立公众监督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在胡小军看来不仅是制度的进步，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广州经验&。
&广州经验&在慈善法中的体现并未止于此。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主任于建伟曾表示，《广州市募捐条例》为慈善法在慈善募捐方面的规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据胡小军介绍，全国人大在过去的几年中曾专门调研了解广州在放开公募权方面的探索成果，广州市人大和民政局的官员还直接参与了慈善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同样作为&广州经验&、在峰会上被热烈讨论的社区慈善，则在峰会讨论后逐渐成为公益事业新的重点之一。
&一般来说，社区是地方性的，要有一定的认同。&朱健刚教授认为，社区的概念基于地缘的认同，不过从文化的角度形成社区会相对更加自然。&在中国社区感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因为大量的行政区划，但是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也在塑造社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无所不在。&
在胡小军看来，慈善组织的使命便是帮助身处困境的人，若想深入接触这一群体，无疑需要身处&基层&，社区无疑是开展慈善工作的良好平台。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重点提出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慈善的发展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注。
&这个峰会的特点就是强调民间性，草根性，关注一些底层的组织。同时我们也提倡公民价值观。&在朱健刚教授看来，公益慈善可以推动社会转型，同时也是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治理创新。
上一页1下一页
日，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台湾人也是手忙脚乱，急忙寻找日本阪神地震的...
“灾后重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大家的热情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燃烧光了，要轮流接棒。”冯燕说。
台湾公益创新最大的动力来自年轻人的高参与度，他们没有政治忧患。
多个丑闻案例表明，中国公益行业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否则，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乃至中国公益领...
中国大额捐赠的战略慈善趋势虽已初现端倪，但面临缺乏清晰使命、系统性规划不够、专业化程度低、...
购买服务的经费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之中，才有可能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