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发财的（全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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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发财的（全文发）
我是怎样发财的　　黄孝阳　　　　许多人都说我是有钱人。这话不对。我的一个叫李光头的同宗，都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那才叫有钱人。不过，有一点相同，我也时常像李光头想像自己在太空中漂泊一般心酸落泪。他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还有很多，可我只能躲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远远地看上一眼，再悄悄走开。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究竟有多么失败？我在这里向大家老老实实汇报。话说起来有点长。大家别笑我罗嗦，人老了，就靠一点回忆过日子。若大家能从中找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东西，我这辈子也算活得有点价值。　　　　我出生在一九五四年。这年中国出了一个李万铭。这位国民党青年军的前士兵，靠着一系列拙劣荒唐的骗术，足迹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并混入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东欧诸国，享尽了鲜花与掌声，还在组织的关怀下娶上一位漂亮的妻子。事件败落后，著名作家老舍同志写了一部话剧《回望长安》，轰动全国。我父亲观剧后，非常激动，把我命名为李长安。父亲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他为我取的这个名字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长安，那是封建唐王朝的国都，有皮肤雪白戴尖顶帽跳胡旋舞生活作风极端混乱的美貌胡女，有整日高谈阔论自称臣是酒中仙醉生梦死的浪荡士子，有操半生不熟汉语讨价还价一心想发财的波斯商人，还有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杨贵妃……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个整日无所事事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时刻想变天。幸好党和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在我五岁那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他。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我夜夜骂，搞啥子名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沙包啊。　　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亲生父亲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亲生父亲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　　母亲出身贫民，吃得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这些平庸的形容词就不拿出来丢人现眼，反正我父亲，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品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父亲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有一天黄昏，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时，被一个小流氓拦住调戏。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大水淹没了那个人渣。母亲惊慌地喊叫，最终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父亲看到这一幕，情不自禁地笑出声，从此，他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父亲的要胁，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滩滩泪痕。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我没喝过母亲一口奶，搞得成年后的我一见到稀饭潜意识里就反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　　五岁的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糖，两眼发光，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结果哽住了，两眼翻了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喝得醉熏熏的父亲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只好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叉，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糖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父亲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　　母亲嚎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我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恩恩怨怨？我离家出走了。其实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汽车站，在长条椅上睡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就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甚至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能听懂这句话，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　　她是一个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或者用瓦片画各种图案。我挺喜欢她。她屋里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移动。我跟着她的指头在中国旅游。　　南方春日的天空飘着吴侬软语，戴斗笠的农人牵着牛赤足行走在田埂上，银子一样闪闪发光的河流在碧绿的田野上打出一个个蝴蝶结。林子里盛满鸟叫。鸟叫声让最急躁的人也心平气和。东方夏日的大海澄清剔透，海面上飘满肥美透明的海蜇，大大小小的黄鱼在水底悠然来往，岩石罅隙里的螃蟹挥舞大钳。有福气的人能看见海天一线间的海市蜃楼，那是天上的街市，那里生活的人们没有烦恼。西方秋日的山峰比天空还要高，山巅终年积雪，连鹰隼的翅膀也没法抵达。有的山不停地吐出浓烟与岩浆，那是唐僧取经时路过的火焰山。沙漠里没有一丁点绿色，但那里出产最耐得苦寒的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们扬鬃奋蹄，一只只跳上青烟，奔入太阳里面。北方冬日的雪花比席子还要大。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在冰上凿一个洞，鱼会从洞里一只只跃出来。河边的树上挂满冰霜。幸福的人们在屋里交谈着来年的春暖花开。　　她让我对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充满好奇。　　我去她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怕父母亲的打骂。我不想回家。她那间小小的十余平方米的房子是我的天堂。母亲找来了，在医院门口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动手扯落她几绺头发。我很伤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她不是希望我早死吗？为何还要管我？也许我只是一件归母亲所有的东西吧。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砸烂了，也没关系，但让别人拿走了，就不对，得弄回来——我是这样理解的。　　女人成了单位上许多人谈论的焦点。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妈妈做的稀粥里拌入了一袋老鼠药。　　我真失败。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了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父亲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父亲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父亲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迸出一道道惨白的光线。父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父亲的胸膛。几天后，父亲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我五年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年，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有多饿呢？反正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拈入嘴。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到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狂，抓起地上的瓦片，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被撑死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老有小孩子失踪，说是被大人吃了。据说有户村庄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逮到县里。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附近有许多“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要被拍走。我不大信人吃人这种事。老虎都不会咬死去的同伴，人哪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并未亲眼见到过死人。所以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连青蛙、鱼都少见，更别说野果。真饿啊。所有的人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就感觉自己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了霉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父亲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那时的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继父就像一头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大的黑色毛发。我试图捂住耳朵。这种声音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我愤怒了，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青蛙复活了？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用它来补充卡路里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继父的形象因此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高大无大。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　　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来，肚子也不饿了。不过，令我气愤的是，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但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有得必有失，摸着红肿的屁股，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脸都很胖，用指头一掐，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里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比谁脸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　　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偷偷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　　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非常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我在很多年后看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沮丧，不过，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　　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嗒响，心中对继父的敬仰又更深厚了一层。　　　　饥饿让人们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时不时会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了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他妈的爽啊。这些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才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　　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数，食堂里虽然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老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一个薄膜袋子。我找到了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时，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　　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厉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者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他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脖子上挂着“盗窃国家财产”的木牌子，头高高仰着，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是被人从老家村子里揪出来游街示众的。　　　　人这种两足无羽的生物，或许骨子里都坏透了。我别说忏悔自己的罪，还得意洋洋地把自己做的孽到处宣扬。我成了一群孩子的头，很威风，自封司令。日日夜夜率领着这帮顽童四下做恶。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哟……”我们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张萍。张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张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张萍骄傲地说道，你懂不懂，这是我爸说的。　　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啊！毛主席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造谣！这是诬蔑！这是恶的蒋特分子在攻击我们党，我们伟大的祖国！　　可惜那时还没有红小兵的提法，要不，我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小兵。　　我的拳头飞出去。张萍奋起反击。我们所率领的部队捉对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卷起七十二路烟尘。我方人多，他们人少。他们陷入人民大海的汪洋战争中。他们仍不屈不挠。我成功地把张萍压在身下，用烂泥巴糊了她一嘴。她绝望地喊叫，拳头在我背上无力地捶打。　　不知为什么，我的小鸡鸡硬了。我没撒谎，千真万确。不是一般硬，是非常硬。我都以为是张萍从裤兜里摸出棍子顶在我下面。我无意说七岁的我就有了性意识，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突然想起母亲与继父在床上的样子。张萍的两条细麻腿被我分成一个大字。我觉得很羞耻，放开她。我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被伙伴们发现裤裆里的变化。　　她爬起身，一腿踢来，蹬在我裆里。我正发怔，哪来得及避？睾丸吃了一脚，当场在地上打起滚，发出可怕的惨叫。大家都吓坏了，讪讪地互相松开手。我的军师在旁边小声说道，张萍，你踢烂了李国安的卵，你得嫁给他做老婆了。　　张萍哭了，撒腿飞奔，边跑边回头看，似乎是害怕我追上来把她弄去做老婆。她率领的部队顿作鸟兽散。我方大告全胜。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个词竟有这等威力，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打，叫狗头军师在阵前叉腰戟指说一声，你得做俺司令的老婆就万事大吉。不久，学校停课闹起革命。“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的号角吹得动地山摇。时间翻过一页，真正属于红卫兵小将的六七年到来了。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自此铺天盖地，人人都写大字报，上至白发老者，下至黄口小童，其内容蔚为大观，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有妻子揭发丈夫的，有儿子批斗父亲的，有控诉隔壁老头拉屎时唱《东方红》的，有状告对门邻居十年前借了一块钱不还的。商店里的红纸墨水一时荡然无存，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光天化日下勒令售货员打开库房的门，把为数不多的几卷红纸席卷而去。　　我的女班主任被学生从那几间平房里揪出，剪了阴阳头，被黑墨涂了脸，环操场爬行。还罚跪。大热天，头上顶着一盆水。若水倾覆了，就有人抓住她的头发扇光，皮带没头没脑地抽下。抽的还格外阴险，专抽胸乳。也许女性更了解女人的弱点在哪，尽管手拿皮带的人还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是张萍。一夜之间，她成了红小兵的头。不再系红领巾了。她父亲是革命干部，这是最高的阶级出身，这意味着她先天性地拥有惩罚一切的权力。女班主任无法理解心爱的学生的回报，晚上回了家，上吊了。她的儿子，那个已年满五岁的儿子，在门口喊救命，见没人理会，拿了剪刀，架起楼梯，试图剪断勒在妈妈脖子上的麻绳，梯子翻了，剪刀插入心口，也死了。　　六七年死的人真多。街头不时会出现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上面落满苍蝇。再也没人去抓苍蝇了。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那些中学里的红卫兵已经不满足校园这个战场，挥舞皮带、棍棒冲向全社会。　　人，真是凶残的怪物。至今想来，我都不敢相信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竟然能想出那么多的足可以让上的著名酷臣也自惭不如的折磨人的法子。坐喷气式飞机之类的人身虐待不必多提，那太一般，不新鲜。我说几个不大见之于报刊文章的。一是，把老鼠放进人的裤裆里，裤裆下方用绳扎紧。又或者是猫和鸡；二是用老虎钳一只只拔指甲，再用烧红的针把十根血淋淋的手指头钉在木板上；三是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再往他身上涂蜂蜜，放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暴晒，不一会儿，这人身上爬满蚂蚁。形容那个凄惨，害得我都连做几夜噩梦；四是用木槌锤睾丸，以求让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断子绝孙。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嘴硬，顶撞了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被一个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当众扒了裤子，拎起长嘴铁皮壶，把壶嘴塞进女人的阴道，往里面灌进一整壶开水。　　天可见谅。这位不幸的妇女现在还活着，大家叫她清婆婆。那位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在不久后的武斗中被人用刀剁成肉酱。死之前，曾受到非常残忍的虐待。她的肉，还被煮熟，摆到她母亲的面前，要求那位可怜的老母亲把这堆“反革命”的肉咽到肚里去。　　不说这些事吧，免得污了我们的汉字。　　我也参加了红小兵。因为去过北京，虽未真正成行，也有几分炫耀的资本。这年记得最清楚的是倒并非轰轰烈烈让人目不暇接的批斗、抄家、游行、破四旧等活动，而是两个七八岁大的孩子的对话。两个小男孩，一个大门牙，一个光脑袋，躲在废品站后面的围墙下一边玩一种“三面红旗打到台湾”的游戏，一边聊天。　　大门牙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光脑袋说，是毛主席的老婆。　　大门牙说，你说他们在床上要不要做那事？　　光脑袋不解，撸一把鼻涕，说，做啥事？　　大门牙立刻躺在地上，摆出一个四脚朝天的姿势，嘴里哼哼唧唧几声，爬起来，说道，就瘦猴他爸妈做的那事。你忘掉了吗？　　光脑袋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脸上马上又露出困惑的表情。　　大门牙拍拍他的头说，我再问你，你说毛主席要不要吃饭。　　这一次，光脑袋回答得很快，要！　　大门牙又说，那毛主席要不要拉屎？　　我并没有以马上意识到大门牙是在恶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想，毛主席到底拉不拉屎？若只吃不拉，屎到哪里去了？若也吃也拉，那毛主席是不是也要揩屁股？毛主席拉的屎是臭的吗？这些魔鬼一般的问题一下子塞满我的脑袋。我撑不住，从墙头掉下来。他们看了一眼戴红袖章的我，发一声喊，撒丫子跑远了。我抬腿想去追，又想过大门牙刚才躺在地上时的滑稽动作，肠子打起结。我没法让自己不笑。我想起继父身上茂盛的汗毛，想起自己藏在母亲被子里的那只青蛙，想起我一岁的弟弟李国泰。我笑出了眼泪。　　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要稀罕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到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肺。2006年，我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画赫然在目，标价一百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了一角，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吃滴滴畏、用菜刀抹脖子这几种。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生活作风被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一个农业局的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一个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比如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最幽默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不过，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但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许多人也不知道西藏有一种彻底的“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都得出了这种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吧。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六八年也是红卫兵被放逐的一年。他们成了替罪的羊。也不完全是替罪羊。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猎狗烹。文革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陷阱。现在需要是秩序。何况，渴望拥有更多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已经把矛头对准对共和国的根本：军队。这无疑是高层所不能容忍的。更多底层的只有满腹热血一腔虔诚的红卫兵更不知道，从此，他们就要被所谓的钉在耻辱柱上，遭受唾骂与侮辱。他们的罪，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忠诚。红卫兵已成为一个名词。他们马上要拥有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　　像变魔法一样，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深深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已经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奶子。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我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她还是在李国泰的配合下，粉碎了我几次妄图逃蹿的阴谋。我家离一中不远。肉嘟嘟的李国泰整天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盯着我。有一次，我用小刀割破手指头写下了一封表决心的血书，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李国泰跑回家，说，老师表扬了。母亲一愣，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受老师表扬。母亲跑去学校问清端倪，大怒，等继父回来一说，继父去了学校，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老师再看我时，眼神就有点恐惧。　　　　六九年到了，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皆兵，备战备荒。这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在高呼“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一般要再补充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不过越喊越无聊。牛鬼蛇神是泥巴里长出的草，割了一荏又长出一荏。我有点烦了，觉得很憋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关我屁事。惟一令我有点兴趣的是三月份打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大军压境的直接后果是，空气中有了火药味，大批的民兵武装喊着号子排着方队在街头跑来跑去。我跑去看他们打靶。说来也可笑，那些人练习的时候扔的是木手榴弹，当一个民兵脚底打滑不小心木手榴弹扔在脚边时，那位黑脸膛的民兵营长马上扑过去，胸脯压在上面，高喊一声卧倒，然后嘴里长吟，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事还上了县里的广播，说这位民兵营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及时粉碎了“帝、修、反”分子的疯狂反扑。　　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二年看过的《王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 韧带出奇得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　　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积雪未销，飞雪又至，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棱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冻死饿死的人。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真的，如果我妈死了，我可能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　　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她还没有丈夫与孩子，她的亲人可能早已在惨痛中告别了人世。愿主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我的一个邻居，小名二狗，当年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没想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诉，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虽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煅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倒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目前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　　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不曾下放到那些据说饿死几百万人的省份。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坦率说，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落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　　不过，广阔天地，乐趣无穷。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那些乡下婆娘真是活泼泼的，眉眼儿俊，手底下勤，对付起那些吃她们口头豆腐的老男人来也毫不含糊。三言两语，几个婆娘四面围上，扒下那老男人的裤头，摔几个屁墩儿，大笑着跑开。老男人捂着下身，跳进草丛，唱起山歌。唱什么山歌哟？就是扯黄腔。什么随你后生啷个硬，经妹炉灶软如绵。什么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什么郎姓毛。姐姓毛。赠嫁个丫头也姓毛。毛家囡儿嫁来毛家去。半夜里番身毛对毛。　　也开批斗会，主题是永恒的斗私批修，但哪有我原先见过的那般惨烈，完全是妇女工作大会。几名地主婆轮流讲她们当年虐待长工丫环的故事，讲得柳腮桃红眉眼汪汪，细节特别丰富。大队书记开会时一本正经；开完会，就与那几个地主婆眉儿来眼儿去。傻瓜都晓得大队书记与这些地主婆人人都有一腿。　　有个笑话，说县里的工作组来村里，吃过饭，开过批斗会，大队书记把几个地主婆分头送进工作组成员的房里。一个工作组成员是年轻人，唬得跳出房。大队书记在外面见了就问，怎么不在屋里干革命工作？年轻人纳闷了，问，干啥子革命工作？大队书记说，操X啊。年轻人差点跌倒。年长一辈的大队书记赶紧解释，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骑一骑地主婆，这就是革命工作。年轻人大窘说，这个我干不来。大队书记一笑，压低声音，指指工作组组长的房，说，首长现在都干得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猛干，你不干，你不就成了反革命？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假若有，我很佩服这位大队书记的谈话水平，有逻辑有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大队书记的英明以及地主婆们的身子，这个村里的气氛还算比较详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歌，颇有几分《桃花源记》里的气象。只是就苦了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手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那些地主婆的身子就出现了，还都是不穿衣服的。我浑身躁热，痒，还麻，自涌泉穴麻到泥丸宫没一处不难受。早上起来，看到床单上的那一滩褐黄，恨不得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拿刀剁了，心中有特别巨大的罪恶感。　　　　七一年出大事了。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三日，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我是在十月底才知道这事。　　当时，我躲河边的蓬草里看洗衣妇人。她们腰间会露出一弯白，白得耀眼，白得像天上的月牙儿。我像吸了一样。那么一星半点的肉色，就害得我裤裆里那家伙硬挺挺。我葡在地上，身子上下起伏。大家别笑，因为土比较软，我他妈的还真在地球上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十六岁的我，性欲何至于如此凶猛？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这辈子，女人就是我的。成也女人，败也女人。　　然后，我发现不对劲。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妇人一头扎入水里。其他几位妇人也不去救，手中拿着木槌，呆呆楞楞，好像她们突然玩起了“木头人”的游戏。水并不深，小兰坐在水里，水打湿她的上衣，隐约能看见胸口两点嫣红。我几乎要嚎叫起来，一泻如注，终于舒坦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耳膛内渐渐生出细微的响声，渐渐一声高一声低。我腾地一下坐直身，竖起耳朵。林副主席啥时改叫林彪了？这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犯了大错，是要抓去坐牢的。我这可不是说笑。前二年，县里的黑市上，有个人来卖猪，因为急于脱手，价钱要的比较低。买主疑惑这是病猪。这人脱口而出，这头猪会永远健康！坏事了。“永远健康”那是林副主席的专用词汇，是每个人天天要表达的衷心祝福。这人无疑是攻击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当场被人揭发，押送派出所，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向知青点。屋里坐着的几个人都是泥雕木塑，眼珠子不动。林彪叛党叛国了？操。那位无意中把猪比喻成林副主席的人是不是要马上被释放，坐火箭，像陈永贵倪志福等人一样，直升中央？我搓了几把手。一个叫林达的知青，此刻脸色堪比臭鸡蛋。往日林氏的荣耀已化作无法洗刷的耻辱。一个叫郑红卫的知青用拳头砸脑袋，砸得咣咣响。一个叫高海民的知青用手指抠鼻屎，都把鼻子抠出血，还浑然不觉。一个叫齐雅的女知青，叉腿坐在地上，裤裆开了线缝，能看得见内裤的颜色。那一夜，众人无眠；那一夜，众人无话。月光浮在窗外，比冰还冰。大家的脑子都无法消化这件石破天惊的事。第二天，我急急回城，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　　县城的气氛又紧张了，像有一块石灰掉入混沌的早已死去多时的水潭。挂着高音喇叭的木电线杆下站满人。被污浊的岁月熏得发黑的脸庞惊疑不定。几个在马路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的人，仿佛是畸形的，歪着脖子，脸色苍白。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哭，嘴里还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妈妈，林副主席不是永远身体健康吗？她的母亲忘了去捂女儿的嘴，咬着嘴唇，仿佛已被雷电击中。空气里有酸恶难闻的气息。我没回家，去找了几个留城在工厂里的初中同学。　　我们喝醉了酒。喝的是米酒，那种据说是用农药乐果酿的酒，酒色浑浊，入口与刀子一般。我们疯了一样，在山坡上又跳又喊，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林秃子。妈的，眼看都要成接班人了，这是发哪门子疯？我们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相互拳打脚踢。我们恨不得把对方打死，也恨不得对方把自己打死。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解，太多的难受，憋在喉咙里，无法宣之于口，甚至无法对身边的同学讲起——我们都深知把这种疑惑讲出口的不可控制的后果。我们不再是学生了，都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经验。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换心底的秘密，用肉体的疼痛来换取暂时的平静。　　多年以后，我不断阅读有关林彪元帅的书。这是一个搞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等的军事天才；这是一个在延安党校说“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的且敢于直接顶撞毛主席的人；这是一个在塔山阻击战中，告诉程子华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的人；这是一个以黄埔四期生的资历凭赫赫战功超越当年的老师、学长、上级位列十大元帅第三的人；这是一个对要参加一个老同志新婚的叶群说“老少配算什么回事，我不去是表明我的态度”的人；这是一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主席捧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神坛的人；这是一个在党的九大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结果遭到毛主席嫌弃的人；这是一个与毛主席决裂后坚决不写检查，当着毛主席的面拂袖而去的人。　　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林彪元帅的叛国将是一个永远的谜。　　千秋功罪究竟由何人诉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中国的清醒或许从林彪之死开始。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帝国主义与日本鬼子成为朋友了。我想不通啊。我在这一年里写下了大量的诗句，不谦虚地说，若非后来一把火烧了干净，我可能也是“北岛”、“食指”。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瓢一饮，那也是强求不得。　　知青生活百无聊赖。不要说我，在鸠形鹊面的现实面前，大家都没有了救黎民于倒悬、引世人至大同的崇高理想。或许有，但就没见谁再整天高呼毛主席万岁，指点江山，畅谈国是。　　我们这个知青点上共有七男六女十三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大家都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在下半年得到改变。也许是本能，也许是精明，总之，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让人咋舌。我们男生还在整天四处祸害，六个女知青不约而同与大队书记、会计、民兵排长等几个底层政权的代表者打得火热。村里的婆娘又哪及学生伢子的细皮嫩肉？这些手脚粗大的乡下人没事就往女知青的房间里奔，嘻嘻哈哈，谈天说地，讲白一点，就是打情骂俏。　　男生们眼睛看得流血，潜意识里早把这六个女孩当成禁脔，虽说彼此之间为了某个女孩儿的眼神也明争暗斗，但哪里容得这些手脚粗大的村人沾指？忍无可忍，毋须再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大队书记呢，斗争经验丰富，凡是劳动，女生干轻活，男生干重活、苦活、累活、最危险的活。这也没什么，还故意把我们分开，喊来地主婆与我们搭档，他们与女生搭档。那个姓熊的民兵排长最是可恶，教女生干活，都是手把手，扭臀送胯，那模样，就别提多恶心。　　那是七月的夜晚。其时，万千暑气已被草木吸吮殆尽，山壑岩缝间生出丝丝缕缕的阴凉。阵阵晚风吹得脊背上发麻。是无月无星的夜，正好去干我们早已谋划多日的勾当，目标是这个行为最卑鄙恶劣的民兵排长。这叫敲山震虎，震一震大队书记这只老虎；也叫杀猴给鸡看，杀给那些看见女知青眼睛就放光的老男人们看。我们的胆子也真大。等民兵排长从女知青那谈心回来，用毛巾包脸，蹿出沟渠，一棍子横扫，二棍子打翻，再用麻袋套头，两个人死死按住，其他人闷声猛踢，然后扒了他的裤子，用绳子一头绑在睾丸上，一头绑在一只癞蛤蟆上，把已准备好的粪便倒在他身上，倒吊在树上。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即捏着鼻子鸣金收兵，回到老乡家里继续打牌。　　第二天清晨，全队轰动，那些婆娘们笑得打跌，捂着嘴吃吃笑。我们跑去看热闹。没法不笑。癞蛤蟆见人多，跳得愈欢，东跳、西跳、南跳、北跳，那民兵排长的生殖器经过一晚上露水的滋润以及癞蛤蟆的不断扯动，早胀得紫红色，有木槌大小。等人把他七手八脚解救下来，人已经痴了。大家就猜这是谁干的？我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事成了无头案。民兵排长的气焰被打掉了，老实多了。这也是因为这位可怜的熊排长除了好吃一点口头豆腐外，其他方面还真老实，要不，我们岂有好果子吃？　　更郁闷的是，我们那时哪里懂得不叫的狗才咬人？第二年大学恢复招生，生产队有一个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指标，知青点炸开了锅，十三个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男知青之间的联盟瞬间破产，彼此拆台，打小报告，卖命干活，比赛着给大队书记送烟送酒，恨不得喊他老人家做亲爹。若大队书记好男色，要不，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某个也一定会把自己的臀部洗净献上。　　女知青呢？可能天下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他妈的，六个女知青，全被大队书记睡了。最早我还奇怪，这位《红灯记》唱得格外好的大队书记咋就不见弄大一个女知青的肚子？后来才知道，这位书记大人从地主婆那弄来一种偏方，反正喝了能避孕的那种。指标只有一个，人有六个。咋办哩？书记挨个做工作，最后说，大家抽签吧。大队书记确实是高人。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特别好。六个女知青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点头答应。或许她们以为这是最公平的法子。齐雅摸到了“去”。其他五个女知青也没二话，反正大队书记拍了胸脯，明年还有指标，又或者是党票、招工进城。总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料，这位齐雅姑娘当真是狠角色，到学校后，脑袋开窍了，写了封匿名信，到县革委。其时，正是风头浪尖，县里来人一查，大队书记手中的地主婆没派上用场，几个被书记大人洗过脑的女孩子被训练有素的调查小组分开一问，纸里就兜住不火。这位保了村庄几年平安的大队书记便被从重从快了。七三年底，我十八岁，回了城。因为继父的关系，在汽车队学徒，不算正式上班，学一门手艺活。用母亲的话说，不管是哪朝哪代，一技在身，就饿不死。文革进入相对平稳期，街头的喊打喊杀声逐渐稀稀落落。一些与林彪有关的冤案被平反，其中包括那头说猪永远健康的人。这是一个农民，可能被关出了毛病，回到家中，嘴里又大放厥词，见人就喊“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结果又被逮回去。　　汽车队的生活枯燥乏味。这里还保持着一定的师道尊严，技术好的老工人颇受尊重，也不藏私，问啥教啥。就是规矩太多，我这样的学徒是不让上车的，每天就给师傅们递递扳手。有天中午，师傅睡觉去了，我手痒，没忍住，跳上驾驶室，发动了，挂上档，想在场地里兜几个圈，一轰油门，车轮滚动，心里发了慌，想踩刹车，慌中出错，踩了油门，所幸挂的是一档，速度并不快，汽车发出沉闷的吼声，一头撞在调度室的墙上。我傻了眼，想看看撞得有多厉害，赶紧跳下车，进屋一看，妈啊，调度室后面一尊毛主席的瓷像，已被我撞下橱柜，摔得几块。这可是杀头的罪！我闯下了弥天大祸。手脚冰凉，我就没法动弹，灵魂仿佛飞走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那天中午躺在调度室长条椅上和衣午休的，是一个名叫白素贞的年轻寡妇，比我大十来岁，我喊她师傅。她看看我，看看凸起来的墙，看看地上的碎瓷，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愣了几秒钟，听见别处有人喊“出什么事了”的声音，立刻弯腰捡起碎瓷，迅速拉开办公桌的抽屉藏起它们。　　师傅们跑过来，七嘴八舌，把我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我没分辨，也不敢分辨，不敢看大家的脸，更不敢看那个藏了碎瓷的抽屉，膝盖软了，扑通一下跪倒。我真害怕有人突然拉开它，更害怕有人问及橱柜上的毛主席到哪去了？我哭了。我真不争气。师傅们或是以为我已深刻地认识到错误，没再更多地为难我，骂骂咧咧把车倒出去。我死死地看着白素贞的脚，那双穿着黑色灯心绒布鞋的脚。我的舌头打起了结，牙缝里倒抽凉气。白素贞没有说话，身子一拧，走出屋外。　　第二天，墙壁被补好的调度室的橱柜上又重新出现了一尊毛主席的瓷像。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抽屉里的碎瓷也都不见了，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就有人奇怪，咦，昨天汽车撞到墙上，他老人家一点事都没有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用眼角余光瞟了一下白素贞。她的嘴唇小小的，红红的，薄薄的。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过了几天，我买了四样糕点，去了白素贞的家。我喊了几声白师傅，没人应。我把糕点放在门边，想想不妥，又拿回来，往屋后走。后门是虚掩的，应手而开。倒把我吓一跳，里面透出冰凉的气息。我想退出，听到旁边杂货间有哗哗响声，一时好奇，头扭过去，眼睛贴住门缝一看，身体里的血顿时齐齐向上冲。　　杂物间里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一个真正意义上光着身子的女人。光线自几个窟窿里投入屋内，照亮了一个乳脂似的身体。尽管水汽氤氲，还是能看见那女人丰满的乳峰，以及那两粒闪耀着光泽的紫葡萄。盈盈水珠自乳尖滴落，一滴一滴，滴得我口干舌燥。女人屈着身子，手拿毛巾在背部来回搓洗。因为明暗，身子一半透明，一半隐入暗中。又因为杂物间乱七八糟的家什，这具线条若起伏山峦的女体呈现出一种让人恨不得顶礼膜拜的优美。　　女人的头发被簪子挽起，有那么几根垂落在秀长的颈脖上。那浑圆轻盈的肩。那晶莹剔透的背。那玲珑纤细的腰。那微微翘起的臀。那大腿尽头幽暗的灌木丛里有一只怎么样的蝴蝶在飞？　　我的身体发着颤，面部肌肉跳动不停，想离开，但就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想狂奔的双腿牢牢地按在地上，裤裆里的那家伙已经比铁还硬，在上上下下地抖。　　我的运气实在够背。屋后传来脚步，有人喊，“白素贞。”　　我如梦惊醒，想撤退，已来不及了，这若被人当作贼可不好玩，我下意识地反手掩上门，杂货间里传出白素贞的声音，“哎。你等一下。我这就去。”　　怎么办？情急智生此话当真不假。我抬腿往屋里奔，准备开前门悄悄出去，走得匆忙，没留意到门槛，扑通一下摔倒。完蛋了。这回是真完蛋了。眼前冒起几颗星星。还没等我爬起声，耳里已传来白师傅的惊叫，“谁？”我翻身坐起，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门外又传来喊声，“白素贞，你快点。”　　白素贞皱起眉头，看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的我，扭头对门外喊，“要不，你先去吧，我还得一点时间。”　　那人走了。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糕点，也不敢看白师傅，死死地看着屋子里的某个角落，眼角余光里，白素贞那十根脚趾头晶莹透剔，嘴里脱口而出，“我没偷看。”　　还有比我更愚蠢的家伙吗？此地无银三百两。　　话一出口，我已知不妥，再也不敢在这屋里停留，拔腿想蹿，白素贞压低嗓门，厉声喝道，“等一下。你现在这样跑出去，算什么？等别人走远了，你再走。”　　白素贞的眼睛深不可测。　　　　这年八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期，我在白素贞的床上，天天干着革命工作。我问她，那天怎么会忘了插后门栓？白素贞望着天花板，叹口气，慢慢说道，冤孽。　　我没想明白何谓冤何谓孽，这两个字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笑了，用舌头堵住她的嘴，在那个女体的神殿里快乐地冲刺。我喜欢看她缩起身子试图躲避我的重击，也喜欢看她情不自禁撑高髀骨迎接狂喜时的样子。我像一头饿疯了的狼，哪怕她在经期，也不避讳。　　白素贞为什么能够容许我在她身体里撒野？或许，她是在潜意识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毁掉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就像陈清扬在《黄金时代》里被王二打了屁股。在那个人性极端被压抑政治挂帅的年代，唯有性的放纵才是对抗压制的有效方式，越异乎寻常的性行为就越颠覆政治的庄严。　　不过，扪心自问，事情的真相可能与这些巨大的政治话语毫无关系，仅是生命的本能所驱动。　　有件事，说出来，我很难受。可是事实。白素贞是一个天性放纵的女人。在与我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同时，还与另两个男人保持关系。我为什么要难受呢？现在细细一想，是自己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对自己宽容，恨不得睡遍天下女子；对女人苛刻，恨不得天下女子都能为自己树贞洁牌坊。而且，男人这种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幻想成天使，尤其是比自己年长的女性，里面所混杂的情感就更多了。　　我无意像卢梭一般在忏悔的同时，还不忘粉饰自己。　　我承认自己不道德，把一个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女人当成泄欲工具。我在那时已心知肚明自己与她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贪婪地呼吸着来自白素贞肉体的清香，一昧索取。她的身体给我带来无尽的愉悦，让我如醉如痴。白素贞很小心，也深谙如何控制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的手段，在单位上与我保持必要的距离，当十代会结束，夜夜狂欢也宣告结束，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她在后门挂起一个竹篮，我才可以溜进去。还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一个刚尝到美味的青年？我活在天堂与地狱里，一会儿微笑出神，一会儿闭目叹息，一会儿脸庞狰狞，一会儿嚎叫长啸。　　　　七四年又乱起来了，要破师道尊严。主要是因为去年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两个活的，一个死的。影响最大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人人都谈论他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版本的内容不尽相同，起码有七八种。各种有鼻子有眼的小道消息到处飞，甚至传说张铁生是中央某要人的私生子。另一个反潮流英雄是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去年年底，《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还加了编者按，赞扬这位小姑娘“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还有一个河南的张玉勤，是初二学生，在卷子背后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结果受了老师批评，想不开，自杀了。最后老师与校长都被逮起来了。　　这都是教育线上的事。我虽然有所耳闻，但并不关心。我的心里满满都是白素贞。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我无法忍受与另两个男人一起分享，暴跳如雷，问，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　　她冷笑起来，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我与你好，就不要被人戳脊梁骨吗？　　我无话可说。　　她很平静地说，你走吧。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受不了我的。　　我热血上涌，说，我受得了。我要娶你。　　她咯咯笑了，说，傻孩子。你想娶我？好啊，扛着八抬花桥来吧。　　我打了她一个嘴巴。我以为自己是有权打这一下的。我没想到她的反应竟然那么激烈，马上抬手给我了两记耳光，喝道，滚。老娘让你白操了这么久，你还想咋的？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若离于爱者，无忧也无怖。　　白素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我不了解她，时至今日，我也不敢说自己了解。为什么她不怕被人挂上破鞋拉去游街？尽管她足够谨慎，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连我都可以发现她与那两个男人的秘密，别人不可能没道理发现。或许这与其中的一个男人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关；或许，这与她不求什么政治上的进步，与人为善，处事比较低调有关；或许因为她是司机，街坊邻居平时能得到她的小恩小惠有关；或许与她有关系的男人远不止我发现的那一胖一瘦两个，有一个传言，说汽车队里的几个头头与白素贞都有一腿。　　白素贞很奇怪，有时是冰，有时是火。她可能是那种天生媚骨的人。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疯狂。但有几次，我在她上面挥汗如雨的时候，突然发现她一直在怔怔地看着我，根本没投入其中，眼神飘忽，让人害怕。就好像那具身体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怔了，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回过神，说，没啥，你继续。　　不管我在她的身体里进入得有多深，她的内心也永远是我所不能抵达。　　　　人心里真有一个恶魔。　　这年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汽车队后的小山坡上，四下无人，阴森森的绿意泌到骨头里。那一蓬蓬草是一只只披头散发绿脑袋的鬼。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也用馒头碎屑逗弄蚂蚁，并把它们一一摁死。这些蚂蚁都是白素贞。　　太阳移到头顶时，来了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不知是附近哪户人家的，瘦骨嶙峋，脸庞也脏，赤着脚，腿与细麻杆似的，眉心有一粒痣，眼睛却大，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手中的馒头，嘴里还咽口水。我当时真是被鬼魇了，看着女孩儿单薄的身子，看着那褴褛衣衫下没发育的胸脯，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罪恶的念头。我颤抖着声音，说，想吃吗？　　女孩惊疑不定地望着我，怯生生地往后退，可能是我眼睛里那恶狼一样的光吓着了她，退了几步，又抵受不了白面馒头的诱惑，站住了，咬着嘴唇，轻轻地点头。　　我撕下一小块馒头抛过去。她马上捡起来，塞到嘴里，咕嘟一下，吞掉了。这种馋劲，让我都想起自己的六零年。我压低声音，还想吃吗？　　这回，女孩儿坚决地点了点头。与我的距离又近了几步。我从裤兜里又摸出一个馒头，抛了抛，声音颤得愈加厉害，把馒头给你，你脱了裤子让摸摸，好不？　　女孩儿迟疑着，脸红了少许，这么大的女孩儿或许对性已有了懵懵懂懂的认知。毕竟，我十六岁的时候都晓得在地球上戳洞。我用力地咂咂嘴，以示馒头的鲜美。　　女孩儿说话了，你说话算数？　　我自然把头点得飞快。　　只准摸一下。　　我继续点头。　　女孩儿走过来，向我摊开手。我把馒头放上去。女孩塞入嘴里，不知为何又犹豫了，没吃，藏进裤兜，在地上躺下。我以为她是想在结束完这场公平的交易后，一个人好好地享受，也没多想什么，把早已发抖的手伸向女孩儿的下身。　　第二天，我特意从家里多带了几个馒头，果然，那女孩儿又在那里等着我，接过馒头，也不多话，迅速褪下裤子。完事后，我突然好奇了，问她怎么不吃馒头。她边系裤子边随口应道，带回去给弟弟吃。她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发愣，我抬手扇起自己的嘴巴子，用力扇，把自己扇成猪头。我觉得自己真是一头畜生。　　第三天，我早早地把馒头放在地上，躲入草丛。女孩儿又来了，看见地上的馒头，又看我不在，喊了几声，犹犹豫豫地捡起馒头，走了。我悄悄起身，跟着女孩儿上坡下坡左转右拐，到了一间祠堂。礼堂里饰有花鸟人物浮雕的照壁被人砸去半边。里面有一口天井。天井四沿铺有长条青石。这种礼堂里一般都住着四五户人家。女孩蹲在地上，把馒头一小片一小片撕碎，喂给一个坐在竹椅上的男孩吃。男孩患有某种隐疾，哈涕子拖得老长，费老半天功夫， 才能咽下一小块。腿还是瘸的，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症。女孩儿喂得很专心，没发觉我在后面。左边厢房里出现一个脸比屁股大的妇人，扫了一眼天井边的姐弟俩，拖长声调怪声怪声地说，哟，又有白面馒头吃了。从哪偷的？赶明儿叫上我啊。　　女孩儿没分辨。那少妇身边蹿出一个七八岁大的脏孩子，奔到女孩儿身边，一把搡倒那瘸小孩子，抢过女孩子手中的半个馒头，就往嘴里塞。女孩儿搀起弟弟，眼神愤怒地瞪着那已跑回母亲身边的脏小孩。那妇人抬手给了脏小孩一个巴掌，说，吐出来，这么脏的东西也吃？鬼晓得是不是卖逼卖来的。你三世没吃过馒头啊？　　我的心突突一跳。这臭娘们长了一双火眼金睛，不过，我向毛主席发誓，我真的只是摸了几下，没干别的。我想走。女孩儿哇一下哭了，可能是被妇人的话刺伤了。我不敢再停留，赶紧走。　　翌日，我又带着馒头来到后山，但我等了许久，女孩儿一直没有来。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班后，又去了那所祠堂。女孩儿蹲在门口烧火，铁锅里有几片烂的黄叶子。那个妇人坐在天井边吃饭，吃的是红薯稀饭，一大碗，热气腾腾，女人的胖脸消失在这热气中，嘴里还在说话个不停，哎哟，今天不吃白面馒头了？　　天井边还坐着一些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事，仿佛没有听见。不知为何，我想起小时候那位好人没好报吃药死掉了的女医生，鼻子发了酸。我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吓一跳，扭转身，见是我，脸顿时通红，然后青白。我把馒头放在她脚边，就走了。　　我在后山放了半个多月的馒头。很快，母亲发现了我的异常，奇怪我咋这能吃，可能以为我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没说什么，向继父抱怨了几声。过了一些天，女孩儿找到我，说她要带弟弟去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叫我不必再拿馒头。然后脱光衣服，说让我摸个够。我没敢摸，跑掉了。　　女孩儿的名字叫陈映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馒头能让一个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自己的胴体。这在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很多年后，我看到顾长卫拍的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镜头，讲姐姐为了拿回被果子捡走的降落伞，脱了自己的裤子。许多观众批评这个细节不真实。我只能苦笑。从某种意义来说，降落伞与馒头并无区别。一个小小的馒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2006年，当我看到陈凯歌与胡戈共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我没笑。七五年，无数暗流在人心中涌动。“走后门”，这个几年前让人羞愧要被批判的词语被人们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谈论。能否为回城子女找到工作，变成许多父母亲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继父回到汽车队担任领导职务，我也成了汽车队里的正式职工，时不时把一辆大卡车开去兜风。街头出现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叼着嘴，拿烟的姿势个个都像毛主席，左手拿，夹在食指与中指间，胳膊弯曲，烟头与左肩齐平。那时有个名词，管他们叫“社会青年”，他们吸烟、喝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群殴之风一时盛起，主要就是争女人。十几号人，各自拉扯队伍，约定某处。先是讲数，讲得拢，就去吃饭；讲不拢，就开打。武器一般是砖头、菜刀、擀面杖，也偶尔有自制的匕首。谁打赢了，那女的就跟谁。若过了一些日子，输的一方喊来更多的人，把赢家打趴下来了，这女的便也蹬了原来那个，跟了新东家。　　现在一讲文革，似乎有种误区，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特纯洁，满怀革命理想，满脑子政治词汇，根本不想下半身的事。这是扯蛋——难道那些年出生的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还真有女流氓了，不是别人，正是张萍，不过，大家都尊称一声张逼。　　张萍是六九年下的乡，七五年初回来的，比我早去，晚回。至于当年为什么她比我小还能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句俗语说，“人有人路，蛇有蛇道。”　　或许，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惟有毁了这肉体，毁了这具由骨骼、血液、肌肉、内脏和五官构成的袋子，才能彻底与装满袋子的种种词语一刀两断。革命的张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嘴里吸着烟走起路来叉手叉脚双腿中间塞得一个磨盘的女子。如果我没记错，张萍这年是十九岁。但她的样子不比三十岁的妇人好多少。我当时认得两个社会青年，叫青皮，算起来，也是一中的学长，是知青，不过，他没有我那样的继父，所以也没有工作。　　青皮说，国安，东门那来了一个张逼，给她一包烟，她就让你干。想不想去玩？　　我当然就去了。带了两包上海出产的凤凰，一包烟四毛六，算是当时最高档的了，与青皮一人拿一包。进了门，青皮示意我在屋外稍等，自个儿先摸进房，没多时，里面传出熟悉的男女交媾声。过了一会儿，屋内传出女声，叫你那朋友一块进来吧。我有点犹豫，还是蹩进门。屋内的光线不是太亮，青皮撅着屁股正干得欢。那女的叉开双腿，奶子松松软软地垂到肚皮上，皮肤也黑，小腿上还有老大一块疤痕。我一下倒了胃口，白素贞脱了衣服，跟一堆雪似的，这没法比。我前脚进门，后脚出去。我说，青皮，你慢慢玩，我走了。　　我没想到，这女的反而恼了，啪地下，蹬开青皮，跳下床，就这么晃着两只奶子走出来，破口大骂，操，看不上老娘啊？是哪个烂屌的？　　十年了，弹指一瞬间。儿时的伙伴，今天这样相见。我无法准确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反正不是被雷电劈了的那种，就是难受，全身都难受。好像身体都包裹在一层牛皮里，牛皮被太阳暴晒，在不断地向里收紧。我看着眼前这张依稀相识的脸庞，脱口而出，张萍。　　张萍愣了一下，仔细地盯着我的脸，终于认出来了，说，李国安啊。　　张萍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怩，说，你等会儿，我去穿裤子。　　青皮出来了，在张萍乳房上捏了把，说，你们认识？　　关你屌事。张萍横过一眼，进屋，穿了衣服出来，屁股往椅子上一放，撕开烟盒，叼起一根烟，吸了口，大刺刺地说道，你过得不错嘛。张萍没看我。我小声地说，我在汽车队上班。　　张萍嘎嘎笑了，不错。有前途。　　张萍把手指抠了一下脚丫，再把手指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说，今天遇上老同学。高兴。晚上我请客。去为民饭店吃饺子。　　我赶紧说，我还有事。　　张萍哈哈大笑，怎么，来操逼就有时间，老同学请你吃饭就没时间，这么不给面子啊？　　我张开结舌，无法理解张萍竟然会说出这样粗鄙的秽语。　　青皮按住我的肩膀，说，有个屁事，天大的事，也没吃重要。妈的，这回，总算打回牙祭了。青皮眉开眼笑。张萍乐了，我说请你了吗？青皮傻眼了。张萍把手一摊，要去也行，拿钱来。青皮苦起脸，我哪来的钱？青皮用眼神瞟我。我摸出贴肉放着的五块钱，说，今天晚上，我请。　　吃过饺子，我们互道珍重，挥手再见。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哭得稀哩哗啦，枕巾都湿透了。　　有人或许要骂我矫情，但人有时就这样矫情。　　张萍的事不断传入我耳里。大抵是为了她争风吃醋的。什么北门上绰号特务的捅瞎南门“胖子”的眼，西门“二狗子”的腿被人敲断。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张萍的父亲不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吗？是不是死牛棚里了？还有她母亲就不管？容她这样放肆？张萍是独生女，父亲倒并没在牛棚向马克思报道，七二年左右解放出来，官复原职，她母亲活得很好，也去找过张萍，被张萍指着鼻子骂老逼壳， 骂得抹着眼泪狂走。她与父母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听说，张萍的父亲蹲牛棚的时候，张萍回城探亲，县革委会的某人看上她。张萍不肯，被母亲灌醉了，用女儿的贞操交换了丈夫的自由。这也只是传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张萍身上一定发生过比较不幸的事。但谁会关心她的不幸？大家只晓得城里来了一个张逼。　　我以为张萍这辈子算完了。但2006年，我在北京遇上张萍，是在王府井的那个教堂。我没认出她。她叫出了我的名字。她是来做祷告的。她已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并嫁了一个法国驻华参赞，不久后就要跟随夫君赴法。我们在星巴克喝了一杯茶。我要的是芒果冰爽茶。她要了杯伯爵红茶。她的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一种优雅感，在椅子上坐的姿态非常迷人，双腿合拢，左腿置于右腿后，轻轻地往旁边挪出角度，身子是Ｓ形。我们互相询问近况，然后互道珍重，挥手再见。　　她怀里还一直抱着条雪白的叭巴狗。当她的手被狗的舌头轻舔着的时候，她笑得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们都没提起过去的事。　　张萍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离开老家的，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对她后来的经历一无所知。　　但我得说，七五年的张萍确实起了一个坏傍样，县里很多在社会上混的女孩子，都不以与男人睡觉为耻，一荏一荏，跟韭菜一样。当然，人名还是数得过来，什么长征巷的三姐妹、红旗街的陈向阳、反修路的许胯子，没有像当下笑贫不笑娼的中国，十步之内必有小姐，整个村庄整个乡镇的女孩子都去卖淫。但不管怎么说，这在性相对保守，道德能杀死人的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罕见。我很诧异。可能是我的老家比较特殊。后来，我打听过邻近几个县城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有，没有成为现象。又或者说，他们那里这种现象并不比我老家逊色，只是我问到一个不知道内情的人罢了。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法则，没真正进去，就不可能知道水的深浅。　　最后像张萍这样修得善果的，寥寥无几。不是在后来的几次严打中被抓去坐牢，就是改名换姓远嫁他乡，再要么是死了，被人杀死的、自己投河死的。七九年有个女的，叫兰姐，手腕比起七五年的张萍要高出一筹，很懂得用身体驾奴男人。县里的几大流氓团伙竟然被兰姐奇迹般地捏在一处，在她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打遍邻近几个县，威风凛凛。兰姐有点像港台录像里黑道大姐的风范。谁也没想到，一天晚上，兰姐犯了烟瘾，去外面买烟，被四个十来岁的少年打晕了轮奸，尸体还被扔进河里，几天以后浮出来，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说来也凄凉，最后给兰姐收尸的，还是她的老母亲。她那么多的情人姘头没一个愿意站出来。　　　　七六年，中国农历的龙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四月七日，邓小平下台；七月六日，朱德元帅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十月六日打倒“四人帮”；十月七日华国锋继任主席。　　各种民间传说纷纷出笼。有说毛主席是帝星下凡的，周总理是文曲星，朱总司令是武曲星。周总理与朱总司令先走一步是为毛主席护驾，至于唐山死的那三十万人，叫做“人殉”。人殉就是用人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毛主席那是千古未有之帝王，死的人自然就多。　　有说毛主席是男人女相，没有胡须与喉结，是观世音投胎转世来打救世人的。观音菩萨也是男人女相。　　有说毛主席脸上那颗痣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长出来的，预示他中年得志，而且毛主席还是国字脸，因此后来简化汉字时参照他的脸形造出了“国”字，否则——“城中有王即成国，是无须那一点的”。这事引起了我的后期，后来，我在做大成县县长的时期，因某次机缘看到毛主席在各个时期的照片时，特意留心了一下，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老人家的那张脸确实是没有痣。　　还有人说，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警卫部队的番号定为8341部队吗？1948年，毛主席到佳县白云山白云观抽签算卦。道士让毛主席报一个数字，毛主席说了个九九，道士默思半天，在纸上写下了8341这个数字。毛主席不解其意。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醒悟“8341”四位数字代表着毛主席活83岁，当领袖41年。而九九正是毛主席归天之日。　　当然，这些言论只在我们年轻人之间私下流传。相对于全民哀悼，举国悲痛，我以及我身边的朋友们并不怎么难过。对毛主席的称谓多半拿老人家来指代。青皮给我弹了根烟，说，老人家去世了，我妈哭得可伤心了。真想不通。有什么好哭的？妈的，好像天塌下来了。　　我自然不会接嘴，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尖脸的女孩子身上，她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周红兵，不过，她的乳房真大，在秋日的阳光下是那样饱满结实，把宽大的蓝工作服都撑出线条。我想它们一定比馒头更好吃。　　周红兵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走了，天要变了。搞不好，我们就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青皮就笑，回到旧社会好啊，我做黄世仁，你做白毛女。不过，你别整天控诉我，那太烦了，没劲。我呢，负责剥削长工，让李国安替我们做牛做马。你每天就负责花枝招展，看见李国安不干活，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累了就叫他替你捶捶背、挠挠痒什么的。天天吃饺子，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再生一大堆娃，叫李国安的弟弟来学狗爬。我们没事就躺在树荫下看着娃们骑在李国安他弟弟背上撒野。哇，这样的日子，想一想，都美。　　青皮的逻辑是混乱的，周红兵的脸蛋是值得夸奖的。我的弟弟李国泰十岁，念小学三年级了，比我还捣蛋，没事就在学校里欺负人，还特爱见义勇为。去年冬天，数学老师冤枉了他的一个女同桌，他在雪地里拉了一泡屎，等冻硬了，用雪裹了，放在讲台上。老师没提防，用手去抓，一捏不对劲，再捏，捏出一团黑乎乎的屎，脸都绿了。我帮他揩屁股都无数次了。搞得他们学校的老师人人认识我。这不，也顺便与周红兵也搞在一起了。周红兵是李国泰的语文老师。　　周红兵胀红脸，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啊？　　周红兵想走，我拉住她，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理他做甚？　　　　这天下午，我与周红兵并肩走在县一中后山的小路上，四下无人，我们中间的距离保持了一米。这也是路太过狭窄，要不，起码得有三米。周红兵很严肃地说，李国安同志，你怎么与那种人混在一起？　　周红兵说的是青皮吧。我嘿嘿笑，说，他的确不是好东西。毛主席在上，我可没与他混在一起，不过，他是我原来一中的学长，我可拦不住他在街头向我打招呼。这人的嘴还能堵上吗？　　周红兵这才释然，大辫子一甩一甩，甩得我那个心痒，恨不得就在这杂草蓬生处，把她给办了。我拖长声调，背起了毛主席的《泌园春·雪》，背得慷慨激昂，边背边用眼角余光打量我身边这位健美的姑娘。她的美与白素贞是截然不同的，有一种勃勃英气，眸子晶亮，带一点明郎的张扬，带一点清新的骄傲。若把这种女人骑在身下，一定有在大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感觉。　　亲爱的读者，我那时的脑袋就比公共厕所还脏。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看到了女人的胳膊就想到了女人的大腿进而联想到裸体与性交。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山下红旗招展，游行的队伍摇旗呐喊，“打倒四人帮”、 “打倒白骨精江青”、“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洪文”、“打倒政治流氓，文痞姚文元”、“打倒狗头军师张春桥”，还有什么诗朗诵“江上有座桥，晃晃又摇摇，总理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锣鼓声震耳欲聋。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见的大门牙与光脑袋的对话，不禁嗤嗤笑出声。周红兵问我笑什么？　　我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周红兵毫不犹豫地说道，当代的武则天。野心家，阴谋家。　　我说，她是毛主席的老婆。　　周红兵脸上的怒色更盛，咬牙切齿。我还真担心她把牙齿咬碎，若瘪了嘴，怎么亲嘴？周红兵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所以说她是白骨精。不是她蒙蔽毛主席，四人帮能祸害中国人这么久吗？　　我乐了。看小人书时，我就知道有一个叫褒姬的，是冰山美人，周幽王为博佳人一粲，搞烽火戏诸侯，亡了国。还有什么夫差，当勾践献上西施后，为美人儿建了个馆娃宫，不理国事，夜夜荒淫，结果成全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不过，江青有褒姬、西施漂亮吗？就她那样的长相，倒贴钱给我，我还不乐意呢。毛主席那样伟大英明咋会……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我当然不会把它们吐出嘴，更不会问出毛主席要不要拉屎这种愚蠢的问题。我飞快地点头，振臂高声呼喊，打倒白骨精。金猴奋起千钧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周红兵笑了，说，你记得的毛主席诗词真多。　　　　泡妞是门学问。关键一点：投其所好。为了达到与身边这个女人性交的目的，我三句话不离毛主席的伟大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两句诗还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也一定会当着周红兵的面大念特念天天念。　　很多年后，我曾应朋友之约，去饭店吃饭，巧遇已经做上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周红兵。席上，黄段子无数。多是文人骚客，水平也高，这个念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个吟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或有人不解诗句之意，便有高手代为解释，比如什么我是锄禾你是当午。大家就来评选哪个最黄，七嘴八舌，辩论不休。周红兵开口了，说的正是毛主席的这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此语一出，几个杯盏落地，众皆叹服。　　遗憾的是，七六年的周红兵并不具备这种可喜的幽默感。我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前，还背起老三篇，但当我试图往她那边靠近几厘米，她似被蛇咬了，身子马上往另一侧移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精确恒定的常数。我很失望，心里特别急，感觉自己是耗子，对着一个光滑的鸡蛋没法下嘴，回了家，整夜手淫。我决心把她搞上手，再弃之如履。可没等我想出什么好办法，她找到我，目光忧伤，向我致以革命的敬礼，说，我们都还小，谈恋爱的事还是以后说吧。　　我那时真纯洁，把鸡蛋打碎，不就可以下嘴吗？　　半年后，我去学校帮李国泰打架，才知道周红兵嫁人了，嫁给了一位解放军叔叔，叫傅全生。我们之间的友谊至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我非常愤怒，觉得她是小婊子，怎么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呢？我忘了自己的无耻，只晓得要发泄自己的怒火，找了一个高音喇叭，三更半夜潜去周红兵的新家，伏在窗下，听到里面传出床咯吱响的动静，心中炉火焚烧，扬起喇叭，对准窗户，大声吼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傅全生！再撒腿狂奔。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我与傅全生阴差阳错认识了。那时，我是大成县县长。他来找我办事。我听说他已与周红兵离婚。我说，你们郎才女貌离啥子婚，脑壳进水了？　　傅全生苦笑，说，妈的，老子正爬高山如覆平地，痛并快乐着，一个短命鬼在外面高喊口号，说我是反革命，要打倒。深更半夜，苦惨了老子，被那鸡婆推下床，当场痿掉。以后，老子只要一脱她的衣服，耳边就响起那声口号，妈的，哪里还硬得起来？　　我没敢说自己是那个短命鬼。我若是老实交待了，谁敢保证傅全生不会暗地里找人把我给阉掉？&七七年，我的工资加了五块钱，每月拿三十六块钱，可喜可贺。社会上都在讲陈景润，讲他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在煮鸡蛋时特别爱把表往沸水里扔，还老把头往电线杆上撞。母亲开始苦口婆心做我的工作，说别人可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你为什么不能？　　我说陈景润练了铁头功，你儿子没有，再说，若全中国人民都是陈景润，那街上的电线杆岂不遭了殃？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回头打望姑娘。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叫我滚。我懒得睬她，用手摸李国泰的头，说，乖，哪天证明个一加一等于零让你妈看看。　　李国泰嘿嘿笑，大口扒饭。感谢毛主席，感谢华主席，感谢英明的懂得审时度势始终屹立不倒的继父。我们家不要饿肚子，隔三差五还有几片肉打打牙祭。继父回来了，翘起腿，点燃了一根大前门，打量了我许久，说，国安，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看你去试试吧。我说，我都上班了，还考什么考？　　继父说，我看了文件，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等都可以考。哪怕结了婚，未满三十岁的，也可以。老话说，大乱大治。乱了这么多年，我看以后这社会上有文凭的人要吃香了。继父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可能现在的读者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智慧！我这个在当时好歹也算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生，对时代的敏感性却是远远不如只念过二年书的继父。继父再一次洞悉了潮头的秘密，也预见了自己未来黯淡的政治前景，我常想，如果继父有幸出生在革命年代，想必也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又或者说，继父晚出生一些年，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他又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命运不可假设。　　我懒懒洋洋地应了，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几天，继父搬来一摞复习资料。我哪里看得进？我交往的多是不良青年，谁都不把所谓知识当一回事，更不晓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次十年难逢的机遇。我没跟着他们去街头打打杀杀，就算给了我继父与母亲天大的面子。但老天爷似乎忘掉了我曾经做过的恶，惦念着我行过的善。　　还记得陈映真吗？　　一天晚上，我从朋友那喝酒回来，天空中有微风，路边的杨树吐出一团团轻絮。我看到路灯下蹲着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没留神，迈着长腿，跌跌撞撞，走到她身边，冷风一次，哇一下呕吐。这一吐不要紧，还一脚踢翻暗处的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孩子，惊醒了，哭开了。那女人慌忙起身，扶好椅子，撸起袖管擦去那孩子脸上有污物，不无埋怨地说道，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咦，很眼熟嘛。我挠挠头，这不是哪个吃了我半个月馒头的女孩吗？虽然身材高挑了不少，这脸蛋还是有印象的。何况她眉心处还有那么一粒痣。病孩子的模样倒是没有改变，时间仿佛对他没有意义。女孩也认出了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你啊。　　我晃了晃晕沉沉的脑袋，虽是酒意不断上涌，但也心明，字还是认得，顺手捡起女孩搁下的书，随手一翻，吃了一惊，说，你看得懂？女孩儿看的是一本《高等数学》。我也翻过，如看天书。　　慢慢看，就看得懂。女孩儿小声说道，马上国家要高考了，我想去报名。　　你多大啊？　　二十。　　天，这么说，她只比我小三岁？她脱光衣服让我摸的时候，就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我一下子脸红耳热，怎么也不能把记忆中那具赢弱的身子与眼前的她重叠在一处，赶紧走开，不敢回头看，走到东门桥时，觉得浑身躁热，扑通一下，跳下桥，迎着满天月光洗了一个冷水澡。我操，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还会比不上一个小娘们儿？李国安啊李国安，人家可以蹲在路灯下看书，可能还没有馒头吃，你他妈的条件这么好，还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行，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陈映真的出现，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看书了，可能那一晚被冷水泡开了窍，发现往日觉得艰深无比的课本并不难，不过就是一些定理公式嘛。母亲为我的改变深感诧异，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煮来一个荷包鸡蛋。李国泰看了不高兴，也嚷着要吃。母亲瞪过去一眼，说，你哥要补脑子。　　其实这个家也没有我想像中的那样讨厌啊。　　　　这年夏天，我考取了省师范大学。　　我去了那所祠堂，很想与这个当时我还叫不出名字的女孩儿分享喜悦。我想她也能够考上。她搬走了，那个脸比屁股大的女人不耐烦地说道，不晓得。都搬走好几年了。然后又补充一句，你晓不晓得，她爸是上面下来的大右派哩？我朝这个满脑袋鸡屎不能与时俱进的女人吐了口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