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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士兵拿百姓四两猪肉被团长枪毙
　　国军士兵因为拿百姓四两猪肉而被团长枪毙，这在现在看来说不过去，拿生命当儿戏了，国军老兵罗文波讲述自己的抗战历史。
　　人物简介：罗文波，祖籍广东开平，1923年出生于澳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考入黄埔军校独山分校，毕业后先后担任隶属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的特务排长、连长，参加了长沙、常德战役。1944年6月，亲历艰苦卓绝为时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获颁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题赠签名相片以资留念。内战爆发后，罗文波先生不愿打内战，主动要求退伍，回到故里后转道香港，在船务公司工作了40余年，后来去了台湾，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福利无果后，定居在加拿大。
　　阴差阳错，求学路上从了军
　　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秘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因为家里没钱，就没得读了。后来，二姐姐在广东曲江五里亭&万国医务团&工作，可以供我读书，于是，只读过四年书的我报考广西桂林大学，结果被备取了。
　　我去桂林读书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路过湖南衡阳时，没有了钱，在火车站逗留，忽然上来五六个当兵的，说要检查，他们以为我是奸细，关了10天后把我带到县政府。
　　审问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担任第十军参谋长。容有略是香山湾仔人，香山湾仔就在澳门的对面，他同我也算是老乡了。他先问了我有关澳门的一些事和个人情况，然后问我出来干什么，我说打算到桂林读书，他就说这年头读书没用，你这么聪明，还不如去读军校，出来当军官，打日本人。我说好的。
　　于是他们就送我到设在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学习。学校约有三百多名学员，我们属第十七期，我们班五六十个人。在军校训练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动辄体罚我，让我双手高举步枪，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到下午八个小时，连尿尿都不允许。
　　除了训练，还要去锯树，造房子，为下一届学员入学做准备。我训练很刻苦，教官让我与他对打，总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制的刀打我，让我爬起来再练。经过苦练，后来教官终于被我打败了。在军校时，爬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奖了五斤猪肉，第二名奖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过了，我大约读了十一个多月的军校，出来后就加入部队，驻扎在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一带，与日本人打仗。
罗文波军装照
　　常德会战，先喝一碗壮行酒
　　你让我说我们驻扎长沙的情况吗？好的。
　　我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们是他所辖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师长容有略。我在师部直属特务排，任排长。
　　常德会战，我们奉命增援，攻占德山。当时，我们往上冲，日本人机枪往下扫，死伤很多，攻占不上。长官让我们冲上去肉搏，部队在后面扫射，我们的许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们绕道悄悄摸上去，用枪打，用喷火器喷，下面的部队紧接着往上冲，终于把山头占领了。
　　我刚打仗时也害怕，还会尿裤子，后来就不怕了。小时候读书，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惨案&和&济南惨案&，心里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国军队在上海四行仓库打响保卫战，很英勇，我很敬佩他们。
　　晚上打仗，心情很复杂，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有些士兵就会喝一碗壮行酒。这种心情是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第二天战友见面，很兴奋。&你还活着？&然后就是交流昨晚战绩，你杀了几个，我杀了几个。日本部队不一定都是日本人，里面还有人和中国台湾人。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战死。战友方子才，广东东莞人，当时在司令部当中尉副员（参谋），在常德会战中被打伤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一个副排长，受伤后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后来没声响了，身体渐渐发冷，放下一摸早已经死了。
　　有一个当出纳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万元钱归我管，因为我是排长啊，我就把一叠叠的钱给二姐夫和其他战友分带。我的姐夫把钱塞在上衣口袋里，日本人一梭子子弹射来，刚好打在厚厚的一叠纸币上，捡了一条命。
　　衡阳保卫战，挥动大刀杀鬼子
　　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打响，我所在部队就驻扎在衡阳城区。
　　夜里，我们经常从驻地出发去到江东岸的黄巢岭（又名黄茶岭）一带偷袭日本人。日本人过来，我们血就涌上来，让士兵杀前头的，我从后面杀，一刀一个，好痛快，日本人被杀得哇哇叫。
　　我恨日本人！当初，在战场上，脸部被日本炸弹炸伤。一次过湘江时，屁股被日本机枪打中，两颗子弹二进二出，钻了四个洞。战友方子才左胳膊被打穿，终生残疾。我们驻扎衡阳的时候，堂弟罗英瑞来看我，他没当过兵，正碰上衡阳保卫战跟日本人打仗，也就留了下来，发给他一把枪。
　　我们守在堡垒里，出不来，日本人用喷火器喷，堂弟熬不住跑了出来，立即被乱枪打死，就葬在衡阳的&万人冢&里，据说上面有他的名字，不知真假。衡阳是想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堂弟。可现在老了，老婆不让我一个人去。
　　打仗的时候，躲在墙后面，不行，墙一炸就倒，危险；最好是躲在战壕的转弯处，随时调换位置，很难打中，这是战场上总结出来的智慧。在衡阳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整整47天，打得非常惨烈。
　　我打仗很拼命的，有什么紧要的危险的任务，比如偷袭啊，长官首先想到的是我。一有任务了，我光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兴奋，真的很勇敢，不怕死。往往怕死反而快死。晚上日本兵睡觉时，我带人悄悄摸过去扔手榴弹，然后提着大刀守在营房门口，日本人出来，一刀一个。白天磨刀，晚上杀鬼子。
　　夜里天很黑，分不清敌我，我和战友就脱光衣服，剩下个裤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来，浑身是血，就让当兵的往我身上泼水。我经常想今天还活着回来，明天也许就死了。打衡阳时，感觉都死过好几回了。
　　有一天，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受伤迫降在山坳里，正好在中日军队阵地中间。飞行员名叫陈展芬，广东梅县人。日本人把飞机打得稀巴烂，陈展芬幸运地躲进了树林。晚上长官命令我带20多个人前去营救。我们没穿衣服，就带大刀和手榴弹，找了好几个钟头。飞行员怕我们是汉奸、伪军，我们就用广东话喊：&中国飞行员！快快跑出来，我们是中国的军队！&我们不能喊得太响，惊动了日本人，枪马上会打过来。飞行员救出来了，脸上抹的全是泥巴，像鬼一样。
　　我本善良，无可奈何枪毙军长
　　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一个日本兵，当时日本飞机每天要来轰炸，我们把日本兵绑在街道上，心想让日本飞机炸死他算了，结果还是没有炸死。我们就打他，敲他。我们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里放着一张&千针符&，是用针绣的，可以保佑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里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其实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杀鹅，鹅一下子没死，鹅追我逃，把我吓死了！很奇怪，杀日本人一点不手软，抗战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码有20多个。1945年12月，第九战区司令部发布训令，颁发给我奖状和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编号658号）。
　　最难过的是杀逃兵。部队出去打仗，有的战死了，有的趁乱当了逃兵，能够回来的也就六七成。杀逃兵也要我们来执行，不能用枪，枪声会惊动敌人，用的是大刀，规定一刀解决，不可以第二刀。我实在不忍心，但也没办法，杀逃兵之前，我只好对他说声对不起了。
　　蒋中正来衡山召开南岳会议，有一位叫张德能的军长，因为违背军令，擅自撤离长沙，被拉出会场枪毙，也是由我执行的。我是特务排排长。
　　那天，一位姓邓的团长小声告诉我，让带两个兵把张军长抓起来枪毙，他指给我看是哪一个。张军长坐在师、军长堆里，我印象很深。蒋中正质问他，你撤退了没有，张喊没有。我们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绳子把他自上而下绑起来，他的脸吓白了。
　　我手下两个士兵一边一个把他挟出会场，拉出门外没多远，我叫他跪下，用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倒地后又在他的后背补了一枪，一共打了两枪。
　　杀自己部队的军长，心里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张军长是广东开平人，与我还是同乡。他也有母亲孩子，一想起来就难受。
　　当了俘虏，在日本兵营受尽虐待
　　我们排原有50多名士兵，城破前还剩20来个。因为我是排长，还是要坚守阵地。一天，我从掩体里钻出来，感觉寒光一闪，左手臂挨了一刺刀，对，就是这个伤疤，紧接着后脑勺被狠狠砸了一下，就昏了过去。
　　醒来后，两个日本兵守着我，说不许动！日本人用我的绑腿带包扎我的手臂，也没有药，很痛，结果发了炎。
　　日本人让我们的士兵当挑夫，看我头上手上都扎着绷带，就没有叫我挑。日本人也不管我们，反正我们也跑不了，他们已经把衡阳围得死死的。我又回到不远处第十军军部，军长、师长他们都在那里，被日本人看着。
　　衡阳保卫战打到最后，第十军伤亡已经很大，无力据守了，方先觉军长就给蒋中正发了最后一通电报，说弹尽援绝来生再见！日本人已从四面围了上来，方军长欲拔枪自裁，被几位师长和副官死死摁住手，结果连手都扭伤了。他们说：&军长，你不能死，否则所剩士兵和大量伤员就更惨了。&
　　大家打仗不怕，看到方军长要自杀都很怕。
　　日本人在别的地方，一两天就可以打败国民党部队，打衡阳他们以多打少，却打了整整47天，日本第三师团长很敬佩方先觉军长，上来跟方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方军长进屋去与日本人谈判。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内容包括不可以虐待俘虏、给伤员疗伤等等。谈完后，方军长走出屋来，向我们喊：&兄弟们，不用怕，生死由命！&
　　方军长和我们被关在衡阳城北的天主教堂里，教堂建在山坡上。他住在三层小小的阁楼，我在二楼。
　　我被关了四个月，跑过几次。有一天我趁日本人不注意，从二楼跳到了后面的山坡上，由于肚子饿，腿发软，膝盖顶到胸膛，昏了过去，结果又被日本人抓了回去。一名日本伍长审问我，让一个湖北籍的汉奸做翻译，说皇军对你们这么好，为什么要逃跑？
　　日本人把我放进一个水桶里，里面放了凉水，水过膝盖，时间一长感觉冷。手不能碰到桶子，稍一碰到就砸我。他们又把我绑起来，从屁股和嘴里灌我水，然后把我倒吊在木梁上，让灌进去的水从嘴巴和鼻子里淌出，放下后再踩我肚子。
　　日本兵把我拖到方先觉军长那里，说你的兵逃跑，你要管好你的兵。方军长对我说：你们辛苦了，（下次逃跑）小心点。
　　这个教堂是美国人办的，神父也是美国人，他拥抱了我们：&你们辛苦了，天主保佑你们。&
　　义士搭救，脱离虎口死里逃生
　　当时日本兵力很紧缺，主要兵力都派到了贵州、云南去了，因为兵员少，平时看得不是很紧。他们做了不少橡皮人，放在周边郊外，看着好像有很多人。有一次逃跑时，我们见人就扎，只听到扑哧一声，原来是橡皮人。
　　方先觉军长、容有略师长在外边的接应下，由老百姓帮忙带路跑了，辗转去了重庆。长官不见了，士兵要遭殃。隔了两天我也乘隙跑了，那是日。
　　这一次，我是与姐夫、方子才三个人一起跑的。我同姐夫一人一把匕首，方子才抓了一根扁担。我们计划好白天跑，因为通常白天美国飞机来轰炸，日本人就躲避起来，结果那天飞机没有来。有两个日本人守在江边，我们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还故意给他们鞠躬。他们以为我们是普通百姓，放松了警惕。
　　一位船夫渡我们过江去，我们没有钱，他也知道我们是中国军人。上岸后，他带我们找到客栈老板石少铭。石少铭是萍乡人，在这里开客栈救过我们一位师长。他把我们藏到阁楼上。日本人来巡逻，石老板就拿东西给他们吃。天还没亮，他来叫我们，说可以走了。到了&五马归槽&他的家里，我们又住了一夜，然后拿上一包干粮，带我们继续走。
　　跟石少铭告别时，我姐夫跪了下来，让他不要回去了，我们养他一生。那时他已60多岁。石骂我们自私，&我有老婆孩子和孙子，我得回去照顾他们。&我们路过山上一些破房子，看到里面有很多尸体。
　　走了两天，到了三不管地带，有土匪、日本人，有中国军队，但很少。土匪很讲义气，知道我们是第十军的人，就请我们吃饭，又包上一些给我们路上吃。
　　1946年我离职后，途经衡阳找过石少铭，我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他只要了一半。我又把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毛毯、大衣给他留下，回到澳门以后还跟他联系过一次。
　　重回部队，升了官职受到嘉奖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郴州，坐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却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队，时间是日。司令长官薛岳亲自批条子，给我们每人发了八百元钱。方子才饿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馆狠吃了一顿，结果拉了10天的肚子。
更多关于 国军,团长,罗文波 的热帖91岁国军抗战女兵受伤无法生育 却不好意思要低保
作者：周琦等
核心提示：由于中了日本兵一枪，程银宝失去了生育能力，丈夫王月成和前妻有一子。程银宝在老宅开了个油榨房，可是1953年的一把大火，将半边老宅烧垮。上世纪80年代，儿子也离开了老家到外地教书。&村里要给我每个月100多块的低保，我没好意思要。&说起往事，程银宝的眼泪不禁滑落，她不经意之间将泪水抹去。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日A13版，作者：周琦等，原题：《91岁抗战女兵的传奇人生》
她曾经是天门县长之女，她曾经因为枪法出神，名噪一时，获部队领导奖励一块19钻瑞士金表。抗日战争中，她被日军击中腹部受伤，没有子女。1943年，因部队叛变，不肯屈服的她，脱下军装做起普通老百姓。她叫程银宝，一位91岁的老人。而今，她生活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她说了整整一个下午，都没能讲完自己的故事。老人说：&我要守着我的老屋，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志愿者发现91岁老女兵
天空下着瓢泼大雨，走过一条泥泞小路，拖着沾满泥巴的鞋终于找到了程银宝的小屋。
这已经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志愿者老姜第四次来到这个小屋，小屋位于天门横林镇卢埠老街。小屋不到10平米，用红砖搭起来盖上石棉瓦，四角透风，没通水电。
低矮的屋门，只有低头才能进去，连一把伞都撑不开，漆黑的屋里摆着一张床，几床棉絮揉在床上，没有被套。屋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老式柜子，柜子上摆着一张素描画像。
&他怕照相，说照相就离死不远了。&程银宝说，老伴生前没有留一张照片，这张遗像是老伴走了以后请人画的，和老伴并不像。
一条黄狗躺在屋子中间，这条黄狗是被人赶出家，老人把它留了下来，是她唯一的伴。
平房对面，一个茅草屋，几块砖头搭起来的灶上放着一口锅，屋角堆着一些柴火。&老人平时就在这里做饭。&老姜说，老人的记忆力极好，故事几天也讲不完。这里，算得上是个老屋。从2007年变卖了家里的老房子后，她便住进了这里，一住就是5年。
她曾是&家里的宝贝&
听说大家要听她的故事，程银宝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
&这就是我的名字。&老人指着手腕上的一处刺青，上面写着&艮宝&两个字，&那个&银&字没有刺完，被老师发现后不让刺了。&老人说，她还有个名字叫程凤美。
&&银宝&就是说我是家里的宝贝。&说起这个，一丝欣喜掠过脸颊。老人确实是家里的宝贝。她说，她的父亲程家宜是天门岳口镇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母亲家是皂市镇人，和父亲家族门当户对。母亲方氏家里有兄弟姐妹9人，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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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姓帮助日军打20万国军4收藏
河南百姓帮助日军打20万国军43年冬至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说出来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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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抓壮丁真相（中外史料版）(暂不含共方料资)
10:37 转贴发表在
（已被编辑转往史海钩沉一份。所以本帖希望留在猫眼看人供最大多数的凯迪网友阅读。我注意到无数网友在猫眼看人转贴真真假假的史料，都被留在猫眼看人了，既没有被删除，也没有被关闭，也没有被转到冷门版块。从我本帖所转史料的三个来源来说，我认为本帖留在这里是明正言顺，没有丝毫不妥之处。希望尊重网友的选择和阅读权，并保障管理操作的公平性。）有蒋粉居然试图否认蒋帮抓壮丁残害人民的历史，令人愤慨。我贴这个是中外正史版的，与他贴的内容完全不同。本帖共有三部分史料组成，为了让蒋粉服气，这三部分均非中共方面的史料。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第二部分 《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之《国民党的统治与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第二部分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故北大教授蒋梦麟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 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 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 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 多，感觉也就麻木了。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 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 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 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 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 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 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 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 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第三部分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 」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 ，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 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 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 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 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 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 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评：“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这怪得到身份证头上吗？八路军招兵也不靠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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