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专题-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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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解答
作者：姚宏志&&来源：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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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历史将两大任务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之所系。无数先进分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奋斗。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民主到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和艰辛奋斗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成功与挫折同在、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纵观百余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接受、运用和发展，直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苦苦探索并不断作出科学解答的历史过程。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为了挽救危机、使民族复兴，中国先进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在先进分子眼里，当时唯有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可以救中国。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到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从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洪仁玕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等，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不仅学习态度十分虔诚，而且学习内容步步深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准富者请人雇工”，从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到鼓吹三民主义学说，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心路历程，以及希望将之运用于拯救中国和振兴中华的努力。可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3]帝国主义的侵略屡屡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前近80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根本上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没有变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逐渐变成一个贫穷、落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没有从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立的诸多学说中找到指引中国出路的科学理论。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先进理论作指导，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来领导，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中国先进分子并没有因为现实中的不断碰壁和失败而停止对近代中国出路和民族命运问题的思考，他们仍然孜孜以求地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
　　正是在此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只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社会制度，完全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昭示解放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强烈示范和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并迅速地被中国先进分子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对于中国先进分子来说，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为了迫求时尚，而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工具。民族救亡是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动因。显然，中国先进分子的这种目标转向主要不是外力强加和移植的结果，而是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民主破产之后作出的主动选择，是在经历了长期摸索之后作出的历史性抉择。俄国十月革命为这种历史性转变和选择起到了某种催化剂作用，它“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毛泽东准确地概括了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接受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在中国正式创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党的一大纲领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苦探索和磨难之后，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终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从各种渠道竞相涌入中国的背景下，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系列论战和批判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中制定出来的。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5]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不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重大转折，逐渐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思想力量；而且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形势和面貌随之发生根本改观，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展现出新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需要直面和解决的最迫切问题，是立即勇敢承担起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继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按照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逻辑，这一革命事业本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承担。确实，中国资产阶级也曾在一段时期内为此努力过，奋斗过，但囿于自身阶级的弱点，终究没有能力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终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革命客观上需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担负起本应由中国资产阶级完成却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担当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与此相一致，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开展民主革命并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虽然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然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为各国革命提供现成答案，它所提供的只是行动方向和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只有也必须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实现民族化、本土化，才能切实发挥理论武器的作用；第二，各国具体国情、革命传统、历史经验、文化背景等千差万别，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一找到现成答案，客观形势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分析具体国情，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到处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还要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并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不仅如此，还要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和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紧紧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该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同盟军是工农联盟，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言以蔽之，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该理论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兼具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7]除此之外，再加上掌握这两个基本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中国共产党及其自身建设，三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作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8]从而成功地解决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组织和领导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从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国家、新社会的历史重任。这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是：怎样才能实现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怎样才能将全国各族人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此作出解答。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起初认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延伸和逻辑发展，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同时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行将结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同时决定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历史任务，几乎同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此，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适时地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采取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实施了这条总路线，最终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中，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集中体现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新任务已经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到来被迅速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客观地说，当时全党对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只能在实践中边摸索边积累经验。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号召过学习苏联。但这终究代替不了对自己道路的探索，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暴露，中国共产党决心“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取得了初步成果，包括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相继发表，以及在此前后其他一些重要新思想的提出，构成了探索伊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和积极进展。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早期探索成果，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弥足珍贵，倘若不是后来形势的变化和历史的曲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宏伟序幕也许就此可以徐徐拉开，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少一些磨难。
　　但是好景不长，这一进程便迭遭挫折。此后20年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又不时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但是，在探索过程中，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也在不断积累和发展，直至最后压倒正确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迅猛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此后的历史并没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多少建设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因此迟滞了2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在实践上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没有在理论上形成指导这条道路走向胜利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将这一庄严使命和未解完的课题留给了后继者。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篇章。此后，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和对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和阐明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经历多年的曲折和反复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绝不允许再让这个基本问题长期处于懵懵懂懂的不清醒状态，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也急切地希望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不仅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相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两个基本问题，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解答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新体现、新答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号角、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在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航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三届四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新变化，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实现了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紧密联系，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深化了对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形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在实践创造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防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成熟。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仅在实践上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10]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理论体系能够科学解答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当然，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深化，还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努力解答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探索过程中的历史课题。
　　通过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探索的回顾，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探索，以是否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之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需要和中国先进分子自觉选择的必然结果。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突出建树，就是明确地提出并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经验和规律的探索，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解答紧密相连。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比较顺利时，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探索就少一些曲折；反之，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受阻时，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的探索必然充满着艰辛和磨难。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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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刘学礼
　　2017年是新中国成立68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型大国，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农民都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面，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自1840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恶劣，因为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旧社会，导致农村土地占有极为不合理，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非常残酷。占全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无地和少地农民，在残酷经济剥削、残暴政治压迫下，生活极为悲惨凄苦。曾有民谣反映道：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因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成为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重要根源。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积极为人民大众谋福利，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积极实行土地改革，就是为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自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为推翻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广大农民群众而不懈奋斗。而且在不同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方针策略，始终把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把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作为根本目标。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就派出骨干深入农村，组织减租减息运动。大革命时期积极培训农运骨干，在浙江、广东、湖南等16个省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多时领导着970余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改善农民生活；组织农民协会，提高农民政治地位；进行革命宣传，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组织农民自卫军，保护农民政权。由此，农民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的需要，领导制定土地法，重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初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组建工农民主政权，先后在农村创建了十几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变动农村阶级关系，使被压迫的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主人，极大激发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他们踊跃从事各项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保卫革命政权做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在农村实施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复旦，也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经济地位和生活，有利于建立起乡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还削弱了封建剥削，动摇封建统治，提高农民政治地位；增强了农民参加生产、政权和抗战的积极性，培养出大量农民抗日积极分子和优秀干部。减租减息政策有利于乡村各个阶级阶层共同团结抗日，“三三制原则”基层政权建设，为巩固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组织工作组，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解放区、不同对象，分别实施没收分配、减租减息、平分土地等不同的土地政策。通过土改，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新解放区减租减息后的农民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极大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生产积极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这些措施有利于在乡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农民纷纷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景象。翻身农民参与解放区建设，参加民兵保卫解放区，为解放军提供巩固的后方。参与运粮、战场勤务等支前工作，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为全面彻底地解放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约7亿亩土地，农民真正从经济上做了主人。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明显改善，推动了经济恢复发展。农村普遍开展文化扫盲运动，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进步。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广大农民形成了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成为巩固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重要力量。这次土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性标志，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障碍，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亿万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土地改革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需要，是保障改善民生、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在新世纪，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努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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