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斯兰教婚前性行为侵略性这么强

宗教绝无强迫,那么伊斯兰教为什么还会处以叛教者极刑? laiyuan zhongmu& zuozhe : 张维真:关于处死叛教者,这个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没问题啊!因为圣训说了,所以没问题。但“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人本身很复杂,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冲击着他,他要考虑问一个为什么?这一点我们应当考虑到。当时,穆圣时代,尽管“刷哈白”们对使者的话言听计从,使者说什么他们就遵什么,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不问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有一次穆圣在演讲中说:“老太太不能进乐园”。圣人不会说假话的,当时的“刷哈白”是什么态度呢?一个老太太站起来说:安拉的使者啊!老太太为什么不能进乐园?我想不通。她并没有因为是使者说了,然后不问任何原因就听从了,而是要问个明白。穆圣说,因为乐园里面全部是年轻人(意思是,进入乐园后就成为了年轻人)。还有一次圣人在讲“沃尔兹”时说:“帮助你的弟兄,不管他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实际上,这句话是蒙昧时代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座右铭。就是,无论你的弟兄是被压迫者,还是在压迫别人,你都要帮助他。就像我们今天的某些穆斯林少是民族,只要见到自己的同类受到欺辱,不问为什么,上去就打。蒙昧时代就盛行这种行为。我们的先知当时讲“沃尔兹”时,就借用了这段蒙昧时代的话作为圣训讲了出来。有一个“刷哈白”想不通,站起来说:真主的使者啊!被压迫者我们要帮助他,那么压迫别人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然后圣人说:遏制他、制止他作恶就是帮助他。所以说,圣人时代,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问为什么,想不通就要问。这就是觉悟,就是文化自觉。我们的先知就是在培养人们这种自觉意识的,并不是让你去盲从。 下面我就说一下为什么叛教者被判处极刑。 我们大家注意,有好多问题,伊斯兰的法律、刑律里面是这样规定的,但这却有很多的前提,很多的背景在里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叛教者要处极刑,不问为什么,一味的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说了,执行就行了。问题并不是这样的。我昨天也讲到了,拜功是功修不假,但古兰经里面也说过拜功的作用啊,如:“礼拜能够遏制罪恶和淫荡”,这就是它的作用。古兰经明确提到了拜功不仅仅是拜功,它还是有作用的。有些教法学家甚至说:“每一个‘候昆’都可以做出解释的”。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偷盗者是不是要断手?是的。那么,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断手呢?欧麦尔曾经审理一个案子,有两个人偷了自己主人的马然后卖掉换吃的,主人知道后准备要执行断手的法律时,欧麦尔阻止他要对这件事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主人不给他们吃的,让他们挨饿,两个人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于是偷了马来解决温饱。欧麦尔下令,不能断手,不但不能断手,反而要罚你这个主人的款,然后把所罚的款再交给这两个仆人。并警告,如果你报复,我会再拿你试问! 难道欧麦尔没有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吗?古兰经明确指出:偷盗的男女,断去他们(她们)的手,难道欧麦尔不知道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伊斯兰教法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可疑情况下停止刑律”。 这些问题都是有连贯性的,比如说通奸的人要乱石打死,那么是不是所有通奸的人都要乱石打死呢?不是的,只有结过婚的人才会被乱石打死,没有结婚者只是80鞭子的刑罚。那么,是不是所有结过婚的人都要乱石打死呢?如果我们从表面看起来,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所以,古图布写过一本书:《伊斯兰――被误解的宗教》。提到伊斯兰教的断手刑罚,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残忍的。通奸的人乱石打死,也是很残酷的。包括我们提到的叛教者处极刑,看上去好像很残酷的。但是伊斯兰并不这么简单,就像我在伊斯兰堡时有个大学校长所讲的,伊斯兰的法律它是个完美的体系,并非只是刑律,并非是一个刽子手站在那里,法官一判决就砍手。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伊斯兰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体系。赛尔德·古图布在他的古兰经注中提到穆斯林盖头的时候,他说伊斯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先从信仰上、素质上、教育上要到位,要把社会建设的前提工作做到完完整整,做好了之后,妇女全部戴盖头。你比如在伊朗,妇女都要戴盖头,不仅如此,外国元首来伊朗访问,元首夫人也要戴盖头,无论你是不是穆斯林。在大家都戴盖头的情况下,罪犯无机可乘。戴盖头便成了妇女自尊的一种特征,并不像伊斯兰的敌人所说的“遮羞布”。这是表示自己的尊严,表示自己身份的东西,大家都这样,社会体制没有给罪犯可乘之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这个工作没有做好,都是袒胸露体,而且婚姻问题也无法解决,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发生通奸情况,这说明是你这个社会充分提供了通奸的机会,然后再对通奸者执行乱石打死的刑罚,这不是伊斯兰的法律,相反这是和伊斯兰的法律背道而驰的。 就像小偷断手这个法律,59年到61年荒年时,哪一个阿訇不偷东西啊?生存是主命,而偷盗仅仅是“哈拉目”。难道偷盗的人没有信仰了吗?他是有信仰的,只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维系生命被放到了首位。 我们把问题再回到处极刑。教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古兰经明确说过:宗教没有强迫。选择信仰是自己内心的事情,不是用一种方式可以强迫的。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古兰经中又说:“归信的人们呢,你们当中谁背叛自己的宗教的话,真主就会拿来另外的人把你们代替,他们喜欢真主,真主也喜欢他们,他们为主道奋斗,不怕任何人的责备。”古兰经中没有说,你们谁要是背叛,马上处他们极刑。法律是通过国家来执行的,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执行的。这是整个伊斯兰国度里面的事情,但很多人认为伊斯兰国度里面就执行这些东西,没有其它的内容。实际上,伊斯兰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信仰教育、素质教育各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当各方面的工作做到位、做到完整无缺、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刑律便成为最后的手术。就像判死刑,这种手术只有在不得不动手术的情况下才去执行的;没有借口的情况下才会动手术。 比如说,你的温饱解决了,国家也给你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各方面的工作全部到位,你再去偷盗,这没有借口,断手! 穆圣到四大哈里发结束的整个执政时期,所有被断手的人全部加起来不超过5个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前期社会工作做的特别好,不给你断手的机会,不给你通奸的机会。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触犯了刑律,穆圣仍然特别宽容。比如,当时有个人跑到穆圣跟前说自己犯了通奸罪,要求执行石刑。穆圣问他是不是记错了,反复提醒他这个事情是否另有原因,故意提醒他为自己开拓罪行。如果他撒谎说自己没有这样做,那么穆圣有可能就宽容他了,但那个人坚持自己确实犯了通奸罪。穆圣说既然这样,那就执行石刑吧。在执行石刑的过程中,这个人实在受不了,逃跑了。穆圣并不在场,有些人把他抓回来,执行了死刑。穆圣听到这个消息后,把“刷哈白”们叫过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抓回来呢?让他跑不就行了吗? 我们看到,伊斯兰的目的不是为了执行石刑,不是为了断手,也不是为了处叛教者极刑。 我们再回到叛教者处极刑这个问题上来。一个人叛教了,法学家们一定要调查研究,看这个人为什么叛教。如果伊斯兰教社会非常完美,制度非常完善,给你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你叛教是没有借口的。假如,这个人所接受的伊斯兰是被扭曲的伊斯兰,他想不通所以叛教了。那么,教法学家们一定要消除他的质疑,派最好的学者去跟他座谈,最终要搞清楚这个人为什么要叛教。因为背叛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假如他误解了伊斯兰教,觉得基督教比较好,首先穆斯林学者们有义务去跟他座谈,消除他的疑惑。如果这个人是为了鼓动别人,就像古兰经中所说的,早上归信伊斯兰,下午就背叛伊斯兰,以便使那些归信的人动摇。这是伪信者的一种伎俩,一种阴谋,为了破坏伊斯兰内部的和谐,像这样的人才可以被执行极刑。如果是受到基督教强大的宣传攻势,而伊斯兰的很多工作没有做好,对这样的叛教者是要灵活处理的,不能判极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个人或某个教派对伊斯兰的把握是不是正确的?&&&&&&&&&&&&&&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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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点击数0伊斯兰教为何对信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伊斯兰教为何对信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在政治架构、组织运作、阶层利益分配上,都有独特的优势,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毫无疑问,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缔造了一个无可匹敌的非凡宗教——伊斯兰教。事实证明,这个宗教无论在组织能力、还是在虔诚度、宗教扩张、以及持久力上都远远超越了任何宗教以及任何政党。
  伊斯兰教的历史就是一部辉煌的圣战史。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尽管诞生最晚(公元七世纪),但扩张所得的信徒却是最多。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开始崛起,向东西两个方向不断扩张。
伊斯兰教在向西方扩张的过程中,将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小亚细亚、新月地带和北非甚至西班牙先后征服,直到被比利牛斯崇山峻岭所阻隔;而伊斯兰教在向东方的扩张中,则消灭了辉煌一时的波斯文明,进而征服了广阔的中北亚包括新疆以及南亚地区,占据了东南亚的土著地区。并通过一点点的渗透进入了中国的西北。
  事实上,伊斯兰教如此强大的扩张能力,绝非凭空出现。尽管很多人更关注血脉传教,却往往忽视了一点,如果信徒没有牢固的自我认同,那么,血脉传教方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伊斯兰教的真正力量源于其自有的组织、教规和政治结构特点,这是得益于这种非凡的天才创造,伊斯兰教才能从一个普通的群众运动演变为天下无敌的宗教组织。
首先,伊斯兰教的教规使得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与其他族群格格不入,这不但大大降低了穆斯林世俗化的可能性,还通过具体的仪式(一日五次礼拜和艰苦的戒斋)使得穆斯林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宗教奉献感,成功维系了信徒的宗教虔诚。
  饮食上的各种禁忌,使得穆斯林难以与其他人群一起生活,有效的阻隔了彼此的交流(犹太人同样因为类似禁忌,难以被同化),并形成价值观封闭的文化社区,再加上一日五次礼拜和戒斋,使得穆斯林在世俗环境中难以获得接收和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失意转化为激烈的宗教热忱,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你很难与一群不能一起吃饭的同事打成一片;你很难一日五次不分场合礼拜之后,还被老板欣赏;你难以在戒斋中适应基本的工作生活节奏;更不用说彼此在生活观念上千差万别。因此穆斯林同胞在世俗社会中往往是艰辛的。)
  同时,每日五次礼拜和艰苦的戒斋等奉献性教规,则更容易让信徒产生使命感,从而对宗教的认同愈发虔诚。
  而虔诚的信徒,无疑是维系一个宗教强大组织能力的关键。
其次,伊斯兰教巧妙地创造了一个特殊、脱产、开放性的政治利益阶层——阿訇,并给予了每一个世俗失意者男性信徒成为阿訇的机会,这实际上赋予了世俗失意者回归宗教的利益驱动力——而这一政治结构无疑为信徒的虔诚提供了足够的利益回报。
  马鸿逵拥有强大的军事资源和政治地位,但他也不敢违逆德高望重的阿訇虎嵩山
  晚年失意的白崇禧回归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由此排解了不少忧愁
  根据教规,阿訇拥有《古兰经》的解释权,在穆斯林社区中有着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强大的号召力,并可以藉此获取无可估量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是任何政权都不敢拂逆的强大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男性穆斯林,只要对《古兰经》足够虔诚服从,就有平等的机遇成为一名备受尊崇的阿訇。这个机制会产生两个效果。
  一方面,产生了一个以扩散伊斯兰教影响的脱产共生利益团体——阿訇的权力大小决定于伊斯兰教影响力。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阿訇将致力于扩张伊斯兰教在生活中的影响力,以及选取扩大自身价值的布道理念,从而增强自己对信徒的控制,这产生了一个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影响、保证宗教氛围的脱产阶层。而瓦哈比派系之所以能够流行,恰恰是因为满足了阿訇的利益需求。
  另一方面,每一个男性穆斯林都能成为阿訇,就使得世俗失意的穆斯林信徒能够通过虔诚的信仰,在宗教社区之内能够找到一条确定无疑的登天坦途——由此实现了宗教信仰与世俗利益对普通信徒的完美捆绑。这一点大大增强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向心力——这类似于儒家的举经科举效果,在明朝时期,由于科考取士的开放性以及获利更加丰厚,以至于大量回儒出现,使得当时中国伊斯兰信仰面临解体(《儒林外传》对此有详述)。
最后,虔诚的信仰和封闭的社区赐予了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类军事化组织,这使得伊斯兰信徒拥有远远超出其他族群的军事化动员能力。
  穆斯林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国家的族群竞争中处于优势,并非因为政府的偏袒,而是宗教带来的军事组织化。当穆斯林与其他族群发生纠纷时,能够通过宗教轻易动员成千上万的信众,这种军事组织能力足以让任何国家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望而却步。这一点,能够使穆斯林在优势竞争中获得一定的族群利益,并进一步加强其宗教向心力(类似于广西土客械斗中的拜上帝教)。
  德高望重的马有德阿訇死后,至少十五万穆斯林自发参加了葬礼,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以上三点因素,使得伊斯兰教拥有相比其他文化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伊斯兰教的长盛不衰绝非巧合。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伊斯兰的强大无疑是自然法则遴选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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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暴力史
  就是背叛各国主体民族史
  就是反智,反人类史
  之所以壮大
  是因为泯灭了人性中善的部分
  这种成功只是一时的
  因为反智和科学不相容
  野蛮和落后是好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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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时的!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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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强势崛起的秘密是什么?
伊斯兰教强势崛起的秘密是什么?
伊斯兰教成功的秘密在于,她采取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更广泛地争取到了民心的支持,又以国家主义强权为工具推广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果把三大宗教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传播上的优势。处于金属时代早期的犹太教以民族生存为使命,是一种正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主动性作为;处于金属时代中期的基督教以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为目标,是一种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被动性作为;而伊斯兰教将国家主义强权与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结合起来,实现了正向与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双向结合。
在中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了,从此之后,亚欧大陆上形成了东方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鼎立之势。伊斯兰教文明的崛起让人们领略到一个普世化主流文明有机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形成过程——伊斯兰教文明为何能够强势崛起?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对于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若要理解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必须首先认识到伊斯兰教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是属于同一河系的文明——正是因为她们属于同一河系,因而存在着历史的传承关系;正是由于她们之间存在着历史的传承关系,因而具有历史发展阶段性的特征。后来的文明一般来说,总是吸收了以前文明的优秀元素,并从中加以取舍。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伊斯兰教文明后来居上的成熟度来自于她对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革命性,其教义以及维护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明的强势存在的方式似乎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类族群的意志。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同属于先知类宗教,即神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先知作为“中介”来建立意义与逻辑的联结,进而建立一体化的文明社会。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先知分别是摩西、耶稣、穆罕默德——虽然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但他在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功能无疑是他作为神人之间唯一“中保”的特殊地位。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则代表神。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作为有神论的文明与中国、印度发展出来的文明模式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抽象化的符号体现神人之间关系的逻辑意义,譬如中国的道、阴阳、仁、义、礼和印度的梵、佛陀等。这样,神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先知的不同解读方式而发生变化,就像中印文明中不同的符号即代表不同的解读天人关系的方式一样。
虽然神是相同的,然而,由于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是不同的人,所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不会是相同的宗教。也就是说,由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宗教;由于对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解读方式,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宗教派别。伊斯兰教更是因为先知继承人问题的争议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内部分化。
从犹太教、基督教到伊斯兰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种文明有机体,其核心的要素是人。文明的核心功能就是让包括个体、族群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够“居家过日子”。特定地理空间内的人们创建了特定的文明模式,而特定的文明模式不仅决定了特定人群的宗教信仰,而且维持了她在特定地理空间的主流存在状态。
文明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出特定时空人类的精神面貌,因而文明也是人类梦想的舞台。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不同活动方式必然使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因为追求梦想而革故鼎新,不同时代的人类精神面貌因而也是不一样的。
由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亦即人的不同,决定性地改变了宗教的特质。当人们认识到了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作为人本身的不同之处,弄清他们所代表的各自时代和阶级意志,就可以从中解读出同一河系的三大宗教何以发生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宗教文明以信仰的形式反映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特别是体现出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革新所带来的变化状况。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分别展示了他们作为人类个体在金属时代早期、中期和中晚期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人类在金属时代早期、中期和中晚期的不同生存状态通过他们对于信仰形式的变革而得到确认。
在金属时代早期,少数族群率先使用金属投入生产与战争,先入为主地统治了大片地区的人类族群,从而造成了人类族群在结构上的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拿起了刀枪,就必然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旧约》所反映的正是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早期族群竞争加剧的社会现实,旧的部落式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进入了空前黑暗的混乱时期。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在求得上帝保护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存在状态。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并颁布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告诫,史称“摩西十诫”。从此,以色列—犹太人过上了有信仰且受到律法约束的生活。摩西因而不仅被认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领袖,而且也是犹太教的创始者。《旧约》揭示了从宇宙的创造、人的起源乃至一个家族发展为一个民族,特别是金属时代来临后人类族群间的阶级分化与人间秩序的重建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部圣史,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共有的。
当亚欧大陆普遍进入了金属时代,人类族群在广泛的冲突中建立了基于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强势社会阶层利用其在主导族群关系话语权上的特殊权力逐步形成了制度性的逻辑范式。然而,这些制度性的逻辑范式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特别是不符合广大被压迫社会阶层的意志,阶级间的斗争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国墨家学说、印度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等都是这种被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当以色列—犹太人在族群竞争中一再失利,整个民族沦为被统治者之后,一种基于被统治阶级又承继既往一神信仰形式的新的宗教——基督教因而于公元前后应运而生。《新约》演绎的是一个如何将基于生存意志的民族性信仰扩展为普世化的全民性信仰、将信仰的自发或半自觉状态演变为一场群众性的社会化运动、将基于律法的宗教习俗上升为系统性伦理化社会制度的故事。代表平民化立场的基督信仰以耶稣受难的方式不仅替整个人类赎了原罪,更是替人类进入金属时代以来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赎了罪。
到了公元7世纪,人类可以说是进入了金属时代的中晚期,亚欧大陆上主要文明的空间布局似乎接近于完成时。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形成了神权一统天下之势,罗马帝国的王权成为基督信仰传播的工具。然而,在罗马帝国影响力相对薄弱的阿拉伯半岛,基督信仰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人心,人们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持有相同信仰的人们中间也往往因为教派的不同而陷入信仰问题的争论之中。先知穆罕默德吸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合理内容,将其与阿拉伯人原始宗教中的一些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伊斯兰教——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伊斯兰教并非是诞生于公元7世纪的一种新宗教,而是“复兴”神通过在穆罕默德之前的众多使者们向每个民族已经颁布过的那些启示的宗教。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传布的启示主要包括:安拉是仁慈的和全能的;芸芸众生将在世界末日依照其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安拉的审判;世人应当通过履行拜功的方式表达对安拉的感谢;人们应当施舍财富和救济穷人;穆罕默德是安拉差谴到阿拉伯人中间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负有教化全人类的使命。
作为成熟的宗教形式,伊斯兰教继承了《新约》中平民化的立场,却又以《旧约》中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史证明,这种结合是极其成功的。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广泛传播。661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等王朝,进而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从7世纪初到17世纪,一系列强大的帝国以伊斯兰的名义建立起来,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伊斯兰教更是成为世界上1/5人口所信奉的宗教。
伊斯兰教成功的秘密在于,她采取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更广泛地争取到了民心的支持,又以国家主义强权为工具推广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果把三大宗教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传播上的优势。处于金属时代早期的犹太教以民族生存为使命,是一种正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主动性作为;处于金属时代中期的基督教以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为目标,是一种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被动性作为;而伊斯兰教将国家主义强权与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结合起来,实现了正向与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双向结合。
在麦加,伊斯兰教还仅仅是一种宗教;到了麦地那,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政权;到了阿巴斯时代的巴格达和伊斯兰帝国的其他地方,伊斯兰教已变成了宗教、政权和文明的统一体了。这也许就是当时大批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一个原因。那时人们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不论是在法院,还是在贸易市场;也不论是在捐税、教育或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们呼吸的都是伊斯兰的空气。(《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近午时期(一)〉》,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348页)
《中东史》[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
《〈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王新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馆藏&5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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