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经验与人文启示（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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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在灾难的砥砺中从容崛起
迎接另一个晨曦，
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情味不变，
茶香飘满情谊。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初秋一个写意的清晨，院里的花草退去了昨夜的酣眠，夏末的流翠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在微风中吐纳自然菁华，淡定一如往昔。脸上还带着睡意的小女孩轻轻地哼起了《北京欢迎你》。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但仿佛一切都已经沉淀在人们的心底，充满东方神韵的旋律唱出了中国人历经灾难之后的从容。中国政府带领亿万人民积极抗震救灾，从汶川的伤痛中勇敢地挺立起来，古老而又充满新生的中国已经张开了臂膀，笑迎四海宾朋。
或许因为频繁，故而习以为常。我们习惯了五千年的纷纷扰扰，习惯了在黑夜中擦干眼泪，等待破晓的曙光，习惯了狂风暴雨的一次次降临。但当有人细数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时，结果莫不令人震惊，从周朝及至明清，我国每年平均发生约两次较大的灾难。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然而我们从没有畏惧过，我们对灾难的"习惯"已经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解读，更不是麻木的反应，而是一个民族从剧变中重新站起的坚强与稳重。
人类的历史写满了和灾难搏斗的血泪，没有一个民族能仅用田园牧歌的闲适和诗情画意的曼妙写就它的历史。因为灾难，历史从来不缺少起伏波折和灰色的记忆。然而，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经历如此多的灾难，更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在一次次的摧毁、打击、跌落后顽强地延续文明的脉动。如今，巴比伦只能靠想象维持后人对盛世的眷念；埃及的金字塔孤独地守护着最后一点历史的魅力；印度文明像是一张张碎裂的图片，始终填补不了掉落的空白；唯有中华文明历尽劫难，依然鲜活如初。黄河长江的肆虐、山崩地裂的震撼、王朝更迭的剧烈、家国沦丧的悲惨……这一个个阵痛连接在一起足以汇成血泪河，但仍淹没不了中华文明前行的脚步。我们继续背负着满身伤痕挺立在历史的一线，只待时间风干痛楚，留一份宏大的记忆馈赠后人，让后人继承先辈重新奋起的底气。此刻，站在灾难的废墟上回望多舛的民族，描绘中华文明的生命曲线，不禁要问一个古老的命题：多难何以兴邦？
灾难对未来的影响始终是一道多选题。多难未必兴邦，从遭受灾难到兴邦要跨越无数道艰难的障碍，包括灾难和民族本身设置的障碍。既然历史会间歇性地给每个民族一道道考题，也就有优胜劣汰的残酷结果。《左传·昭公四年》中，司马侯劝谏晋王时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史实告诉我们：没有无条件的兴邦。
灾难是社会自然变迁中惨烈的片段，因其速变，民族脆弱的一面会表现得不堪一击；因其震撼，民族最坚强的一面会在所有的脆弱抖落后勇敢地直面突如其来的变动。因此，一个民族要拿来抵抗灾难的最强大的武器应该是她的精神和文化。我们习惯纵谈泱泱中华光辉璀璨的文明，笑论王朝更迭的变迁，但很少透过灾难察觉民族精神的内核。
两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和灾难博弈的基础。恰似水的无声润物，中华文明的顽强源自至柔的力量。儒家文化以其至柔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以柔克服所有困难。它是农耕文明的一朵奇葩，先人们在犁地起锄、日落而息的生活中，一点点地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和魅力。仁爱风骨、侠义情结镌刻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在最需要的时刻闪耀人性的光芒。
文化之于人，幻化的是思维和精神的果实。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英雄和感天动地的记忆。我们是一个习惯了有英雄的民族，任何一场灾难都使我们用英雄的思维去做英雄的事。这是文化深处的道德力量促使我们向标准靠拢，去实现灾难面前道德力量的最大化。历史给了中华民族无数苦难的经验，也造就了我们忧乐圆融、无惧风险、奋发图强的精神特质。
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历经了岁月风霜和社会变迁后累积出的伟大力量。因为悠久，所以珍贵；因为沉淀，所以深厚；因为深厚，所以在灾难中坚不可摧。
从现在回溯到150年前，对于五千年来说，它太短了，转瞬即逝，但其沉重的颜色，让它显得格外突出。中华民族从那时的汹涌浪涛中走来，追寻先人曲折的探索，再追求崛起的梦想。我们拨开了笼罩的云雾，重见曙光。没有人期待更多的灾难，因为灾难残酷地夺走手足的生命，没有人希望用巨大的代价来祭奠民族的明天。多难兴邦真正的意义在于历史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植入发展的启示和应对灾难的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个民族反思，反思我们的行为和对待自然的原则，审视我们的价值体系。
从屈辱到崛起，中国等待了太久。当五千年的画卷在"鸟巢"轻盈舒展，这一刻，我们等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世界格局改变太多，不变的是我们对崛起的求索。世界是国家、民族同进步、共生存的大舞台，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大国始终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演绎一段激扬年华。葡萄牙、西班牙或许还在回味四百年前的扬帆岁月，荷兰的风车执著地转动着小国霸业的点点滴滴，英伦的"日不落"豪言随着时间垂落在晚霞中。往昔已然成梦，舞台上留下大国崛起的痕迹，让后来者聆听启示。
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她从汶川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刘松琳
日
（本序作者为聚成咨询集团董事长）"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鲁迅对于悲剧的界定。灾难，便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大悲剧。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灾难史。人们还没来得及回眸，便已被天灾吞没；还没来得及出手拯救，便已被人祸殃及；还没来得及拿起武器，便已被点燃战火。五千年，中华儿女沉淀了岁月深处的苦难，勾勒出了一张厚重的历史画卷。
人类历史是一部灾难的记忆史
日，特大地震席卷了中国平均地势最低的四川盆地，地震的冲击波如放射线一般向四周扩散而去，几分钟内，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感觉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而在四川，秀丽的山川转瞬间崩裂、破碎、滑落，道路一瞬间被泥石流冲毁，山间的茅屋瞬间成了碎片。
站在废墟上回首，人们用沉痛而复杂的眼神看着田野被毁、家园坍塌，凝望碎石深处偶尔生出的几株幽草，开始了对历史灾难的沉痛追思。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肆虐，庞贝古城瞬间被毁。公元542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发生黑死病，高峰时每天有1万人死去。而到了14世纪，欧洲也被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之下，2500多万人因此丧生。年的霍乱、年美洲的天花疫情，使这些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年代。
灾难好像总是和人类相伴，姑且不论战争等人祸，单是地震等天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便触目惊心。每年人类能感觉到的地震有5万多次，能造成破坏的5级以上地震约1000次，而能造成巨大灾害的7级以上地震约十几次。每一次灾难都是对人类神经的一次敲打，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连接起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堪称地球的重灾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自然灾害最多。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各种天灾都出现了：旱涝、地震、风灾、雷灾、蝗灾。不仅如此，最能显现民情的民间谚语和歇后语，也有大量关于天灾或预示灾害将到来的内容，例如"缸穿罗裙山戴帽，蚂蚁搬家蛇上道，大雨将要到"、"旱刮东风不下雨，涝刮东风天不开"等。
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大多数与自然灾害有关。据《史记》载，战国七雄并立时期，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王朝购买粮食，粮船规模宏大，浩浩荡荡。秦穆公十四年，秦发生饥荒，晋却未曾援助秦，为此双方发生争战。秦穆公十五年，晋国又发生了饥荒，虽然穆公十四年的时候向晋国求粮食，晋国没有帮忙，但秦国还是基于"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的道义，慷慨赠与小米。从秦晋之间的救灾往来开始，仅仅三年间，两国就发生三次天灾，其灾害频繁程度可想而知。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从有明确灾难纪年的商汤二十四年直至清朝覆亡，在这三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共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3000余次，平均一年一次有余。其中，洪水几乎是灾害的常客。可以说，水孕育了文明，但也能让文明覆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同时，它也给先人们带来了无穷祸患。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总是和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中国
最古老的有关自然灾害的传说应该为大禹治水。据古书描述，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到了商王朝时期，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商朝频繁地迁都，有"前八后五"之说。不能不说，商人频繁迁徙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躲避水患。
略去自然灾害的镜头，历朝历代的战乱更是一个个惨烈的片段，比之自然灾害导致受难的人数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王朝时期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东汉末年国不成国，奸佞当道；晋代五胡乱华，大举屠城，死伤无数；隋末战乱，路边常有冻死骨；蒙古南下建元朝，专横跋扈，肆意伤人；明末官匪沆瀣一气，民怨四起；清末军阀并立，征战连年，封建余毒摧残百姓。每一次王朝的变动或外族入侵，无辜受累的百姓达数千万，死伤不计其数。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段文明，不会千年如一日而不被打断，而人祸，恰恰是文明出现断层、人口骤减甚至国家永远消失的重要原因。古希腊与古波斯之间的战争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
居鲁士建立了古波斯王国，称霸伊朗高原，曾经自称"宇宙四方之王"，他的孙子辈人物薛西斯也曾纵横西亚，无所顾忌。但是，当薛西斯的军队开进希腊城邦的时候，却惨遭抵抗，以失败告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薛西斯从未想过他在希腊国土嚣张跋扈、恣意妄为一百年后，曾经被他们危及性命的希腊人的后代们--马其顿帝国，又将刀枪架到了他们子孙的脖子上。波斯帝国很快就灭亡了。而马其顿王国呢？在几百年后被保加利亚征服，随后落入东罗马帝国的手中。然而，整整持续一千多年的古罗马帝国，最终也烟消云散。
在战争灾难的摧残下，任何优秀的社会文明都将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治乱交替，王朝兴衰起伏，一把烈火可以烧掉几百年的精雕细琢，几番剑戟拼杀可以模糊数度春秋的骄人容颜。因此，有了余秋雨的这句话：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
废墟留给我们百般无奈，但也告诉我们：苦难是民族兴起的一堂必修课，一切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因此，即使倒下了，重新站起来，历史也会公正地给予前进的机会。灾难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优胜劣汰规律的历史实践。所以，当一次次认真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和民生系统被冲断，人类以生命作为代价时，存活下来的人们则在一次次的不屈服中从容站起，自己抚平伤痕，这便是沉淀了苦痛记忆的胜利。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死循环，天公地道，生过才有死，死而又知生。不懂得生死的意义，不珍惜生存的权利并了解死亡的痛苦，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生活的意义。苏格拉底饮鸩而亡，屈原投汨罗赴死，他们并非轻视生，而是希望用死来延续和放大人生的意义，给予后世更多的启示。尼采曾感叹："眼睛看到一切，唯独看不到自己。"眼睛是人心的镜子，而历史就是人类的镜子，它所映照出来的一切，都可供借鉴，或取道，或警醒。灾难是镜子映照出的最残酷的一幕，它所展示的叫人悲痛，更让我们清醒地认知生死，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也许未来布满荆棘，但闪耀着希望。中华文明在灾难中突围
站在四川江油市北25公里的窦
山顶远观，似乎能看到一些屋宇，却青烟不再。山中的云岩寺建筑群无一完好。行至云岩寺山门前，人们可以看见小巧而质朴的山门塌了一半。这个鬼斧神工的千年绝寺，如今斯物已去。
有人说，文明在一切灾难下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云岩寺仿佛就是这句话的印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其对话录《提迈尤斯》中讲到拥有高度文明的亚特兰蒂斯岛国。人们依照柏拉图的记载去追寻，却始终找不到有关亚特兰蒂斯的古迹，只能大致划出它的位置--位于直布罗陀和美洲之间的大西洋底，变成一个沉入海洋之下的神秘之国。考古学者估计，亚特兰蒂斯应该是毁于地震和海啸，一夕之间消失无踪。
印度河河畔，沙石之下埋葬了距今约5000年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它的城市规模庞大，拥有古老的文字符号，拥有漂亮的殿宇，却在几百年间消失无踪。在人们没有发现遗址之前，印度史上的这一块一片空白。关于它的消失，有的人说是毁于自然原因，有的人说是遭到突如其来的屠杀和报复。
在拉丁美洲的原始热带森林中，玛雅人的文明持续了几千年。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玛雅人因为互相残杀已经走向没落，西班牙的炮火将其最后一个城邦摧毁，一个文明就这样消失在地球上，只留下一些"遗物"，没有任何有关该文明的精神文化留下来。
在沙漠中成长起来的埃及古国，文明硕果累累，而当拿破仑的军队踏足这里，炸毁狮身人面像的胡子后，埃及古文明竟然消失了，除了它的文字和一个个神秘的金字塔外，它没有给埃及人留下什么。
古希腊文明几乎影响了全世界，可是在近代它却沉寂下去。外国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人们无视传统观念、道德标准和法规制度，致使人们的言行完全失去控制，他们的种种腐败行为最终导致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和消失。
以历史的视角来看，文明主要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共性，即以物质、技术、消费为主要特征，最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精神文化的部分特征。许多东西方学者认为，一些文明之所以在巨大灾难来临之后中断，正因为其太注重物质形式，却抛开了道德标准和传统观念等精神文化，所以当战争和自然灾害降临时，将轻易摧毁一个国度或民族豪华奢侈的民生用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彻底颠覆其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而这些没有了传统精神与道德指导的败亡国度，其子民只能离开家园到远方另谋出路。我们为了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失去感到悲痛万分，但是更可悲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丁点的精神文化线索。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固然易被摧毁，但那些拥有深厚精神文化底蕴的文明即使被摧毁，也可以不断复兴。
这是由于文化不同于文明。文化注重的是内向性的发展，它体现在人类的个性上，主要是指人类的思想、人格的发展。没有了文化的文明，仅仅只是物质上的享受而已，它盲目而无所凭依，在其培养下的人民固执单纯，最后直等到家园被毁，还不知道该如何记述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辉煌的日子。当然，并不是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古老文明国度没有文化，但它们的宗教性文化特质显然是平和的，其非务实的心态和对道德传统的忽视，让这些国家的文明终究要面临巨大的历史考验，最终饮恨而逝。
其实，灾难是人为的也好，是天降之罚也好，它转瞬间便能割裂人与社会的联系，也能让社会与自然的循环脱节，使文明发生破裂，但是，它很难割断文化的传承性。它与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如果该文明有优秀的精神文化存在，并且成为一个体系，且带有积极和务实的意义，这个活下来的人就会将之传递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因为它属于"建设性"文化体系。
文化的魅力，正如它的美丽一般，在灾难后的废墟中格外醒目。汶川地震之于民族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在人们的内心、社会的层面、自然的生态系统上割出深重的伤口。伤口很痛，但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讲，经历的痛又何止这一次。数千年间，我们曾撕心裂肺过，曾心灰意冷过，曾重新振作过，我们看清了自身民族的多难。然而，我们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更完善和更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为整个民族奠定了务实、勤恳的思想根基。或许，它不尽完美，却绝非毫无用处，它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考验，帮助人们一次次重新确立这个国家的统一性。
有人比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防御系统，既可以让人类尽力避免自我伤害和自然伤害，也可以在二者发生时将伤害减至最小，或者支持人类在灾难后重建。一个人的肉体无法对抗灾难，但拥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共同体必能与任何灾难抗衡。中华五千年文明"香火"不断，更多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延续性。它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令我们自动自发地思索灾难所带来的启示，考虑如何再次兴起；帮助我们形成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继而学会以种种达观心态应对灾难。
尽管传统文化在历次天灾人祸中"伤痕累累"，文化的外在寄托物不可避免地遭受沉重的打击，甚至是无法复原的伤害，但我们仍有不能摧毁的精神文化存在，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赐予在废墟中的人们突围的力量。多难兴邦，一个古老的命题，一场灾难让它突出文字的重围，再一次走向历史的前台。
多难兴邦
在临时搭建的北川中学校舍内，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着眼前的一双双经历灾难后仍然清澈的眼睛，激动地说："今天，别人拯救了我们，照顾了我们；将来，我们学好了本领也要帮助别人，报答他们。这种互相帮助就是人世间的爱。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把这次地震作为一堂生动的课，铭刻在心，铭刻一生，永不忘记……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说完，他拿起桌上的粉笔，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四个字：多难兴邦。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灾难摧残着生命，揭开伤痛，我们的灵魂受到了莫大的震撼。在"多难"这个命题前，究竟做何选择才是正确的，且回溯到千年前中国人对这四个字的拷问。
《左传·昭公四年》载，司马侯劝谏晋王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后来，由此演化出"多难兴邦"这个成语。这个诸侯对君王的箴言，和孟子的一席话异曲同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日上午，温总理看望灾区师生时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
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明末的蝗灾导致民众的粮食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瘟疫带来尸横遍野，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使明朝比想象中早亡；清末广西水灾，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把清朝的"龙脉"狠狠地砸了一锤。所以，有人提出："慎言'多难兴邦'。"是的，"多难"与"兴邦"之间不是"种豆得豆"的关系。
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就不会转化。这些无不说明，用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才更客观。多难，容易使人沉湎于悲伤，委靡不振；同时，它也令人谨慎，告诉人们不要忘乎所以，平静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安定团结，懂得珍惜。
"多难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后的清醒。灾难会使梦中人惊醒，灾难会使人冷静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思考我们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和解决灾难造成的问题。相反的，如果在灾难面前依然稀里糊涂，"多难"也就仅仅是"多难"，而不会有"兴邦"之说。"多难兴邦"，仅仅是一种可能，至于能不能由可能变为现实，则要看人遇到灾难之后的表现。
面对自然灾害，"天变不足畏"需要一种勇气与魄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需要一种智慧与谋略。对于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或民族而言，灾难就像一块磨刀石，人们可以借此磨砺自己。灾难，永远都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它使数万同胞在瞬间离我们而去，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在全国哀悼日对死去的同胞表示自己单纯的悲伤。当然哀悼是必需的，当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默哀时，当各种机动车辆全部停止行进、鸣笛志哀时，当天安门广场上国旗降半时，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强烈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已经发生的，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要反省，要重建。不能让悲剧继续蔓延，应将其作为"兴邦"的开端，让灾难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为前进的动力。
一个国家能否于低谷中再次崛起，取决于遭遇灾难的民族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力量。一个精神委靡、缺乏斗志的民族，即使国力再强盛，在灾难面前也必然消极、沉沦，乃至灭亡；一个具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则最终必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
虽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对"多难兴邦"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多难、同胞的生命上"是对"多难兴邦"的严重误读。多难而不兴邦，甚至多难亡邦，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前进而去祈求"多难"。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人们都不希望有灾难，更不希望多灾难，因为灾难会夺去亲人的生命，会毁灭幸福的家园，会破坏正常的生活秩序，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灾难会给民族带来沉重的负担，会给民众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中，废墟是昨日的坟墓，也是明日的家园；灾难是过去的终点，更是新生的起点。不仅要让被撕裂的伤口痊愈，而且要让康复后的躯体更加强健，同时拥有对灾难的免疫力。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房间宽敞明亮，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寿"字，九旬老人特地穿上了一身银灰色的中式服装。
"因为过两天比较忙，今天提前来给您祝寿。"
"我记得您今年97岁了，思维还这么清楚，是不是和常用脑有关？"
"对，大脑要不停地活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今年灾害多，年初是冰雪灾害，'5.12'大地震也是多少年没有的。"
"地震以后政府反应快，威信大大提高，对当地人民也是教育。"
"我常讲，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是恩格斯说的。"看到老人反应这么敏捷，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
老人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
这是日，温家宝总理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的场景。两位老人直面现实，一段对多难兴邦的探讨，体现了阅尽世事的淡定从容。
因为有灾难的羁绊，历史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王朝的耀眼时光之后，多半是落寞的调子。再看清末颓废的场景：一间小屋，几盘小床，几个年纪轻轻的阔少爷脸上已经颇显老相，猥琐的样子令人作呕，蜷曲着的身体像是个倒着的问号，在追问着迷茫的未来。他们嘴含烟袋，在云雾缭绕中日渐沉沦，看不到危机，更体会不到危机感。
每一次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而进步的推动力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反省。《周易·困》说："有悔，征吉。"身处顺境，需要居安思危；身处困境，更要"三省吾身"，反思失误的原因等。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现代社会中，自然灾害仍然频发，使人类措手不及。灾难过后，更要审慎地自省。人不同于"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人的认识可以日积月累、代代相传，由"小知"转化为"大知"。古代先人早就有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经验，并有了"知天命"、把握自然规律的雄心壮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当我们敢于反思过去，并以坚定的态度去修正瑕疵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挡住前进的脚步？励精图治总是建立在对之前过错的认真总结上。
思己过而有悔，悔而改之，可称其为君子。国家也是一样，不断进行自我反省，才有恢复生机的可能性。所有的挽救都是为了明天，即使还有不测之灾，灾难终将过去。我们在往地震博物馆中放置我们的勇敢、善良、力量的同时，也将制度、人心、过去、现在、未来、经验、教训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泣血篇章一并装进去，祭奠逝者，思考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古国，怎样才能在一次次灾难中成长。
受难的主体是人，需要反省的也是人，避开灾难不说，探讨思考的主体依然是人，活着便是反思的前提。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一个经典镜头：当轮船一点点沉没，大海将生命和轮船一点点吞噬时，杰克用尽力气抱着露丝。他动情地大声喊叫："露丝，你要答应我，好好活着。活着的，就好好活着吧。"无情的海水吞没了杰克，而露丝则被杰克奋力一推，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为了杰克，为了当年的承诺，露丝勇敢地活了下来，嫁人生子。"活着的，就好好活着吧。"这句话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悲痛之后，重新上路，把悲痛化为前进的力量。
在珍贵的生命面前，谁也没有沉浸于悲伤之中的权利，没有停滞不前的理由。面对死亡，仍然要有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让生命无惧于死亡。灾难之下不能磨灭的情感，无论是对死人的怀念，还是对生者的珍惜，都是对幸运者的鼓励。中世纪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许多故事是让人死，上帝是让人活。战胜魔鬼，心灵需要巨大的滋养。"
灾害作为一种深重的苦难，不仅在于它那一瞬间的摧毁之力，更在于它以灾难记忆的方式留存心间，使苦难长期地延续。灾后需要重建的，不只是物质的家园，还有受难者的心灵家园。而重建物质与精神的家园，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对人生有新的价值评估，怀着对生命的尊崇，带上世人的关爱，在下一个起点出发。
从抗震精神到奥运精神
日，萨马兰奇老人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国人民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民在地震发生后，所彰显的与灾难顽强斗争的伟大精神，本质上和奥林匹克精神是相通的……抗震过程中需要智慧、速度和力量，这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是一致的。他们的顽强意志和挑战极限的精神，是对奥林匹克内涵的最好诠释。"
一个和中国有着不解情缘的老人把奥运精神和抗震精神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从空军强行空降汶川的身影，到解放军徒步入震中的坚定，到中华健儿为了争夺冠军日夜挥洒的血汗，再到几代人为了举办奥运执著的付出，都贯穿了中华民族为了生命、为了梦想的不懈追求。一百年来，中国式的智慧、速度和力量续写着中国人的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的努力换来了民族梦想的实现，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篇连用了三个"今夜"来表达民族的激动：
"今夜，当五星红旗、五环旗在国家体育场冉冉升起，奥林匹克运动的宏伟篇章将翻开崭新一页。今夜，当奥林匹克会歌在万众瞩目中悠扬奏响，奥林匹克理想在古老的中华大地激情飞扬。今夜，当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燃亮北京的星空，人类文明的长河再次汇入来自东方的泉流。"
是的，"今夜"承载了太多，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仿佛都积攒到了"今夜"。
一百多年前，当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邀请公文送达京城，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关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府并不理解"田径"的含义，拒绝参加，令中国和第一届奥运盛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擦身而过了，留下一段历史的空白和遗憾。
日，伦敦奥运会期间，《天津青年报》打出了三个沉重的问号：中国人何时能够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能够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中国人何时能够主办奥运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叩问，在岁月的角落中无从安放。而今天，《人民日报》用三个"今夜"郑重地给了三个充满期盼的问题最完整有力的回答。完成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国人用了一百年的时间。76年前，刘长春只身远涉重洋，拥有四万万人口的祖国，却只有他形单影只地立于此间，此情此景成了中华民族难以抹去的伤痛。29年前，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决心无可阻挡；15年前，蒙特卡洛申奥失利后"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的含泪誓言依然坚决；7年前，莫斯科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让无数中国人一生无法忘怀。
中国的体育梦想印刻了百年来民族成长的曲线。晚清时代，弱国无外交，更不可能在体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国人对参与的期盼和民族强大的梦想一起压在这个民族伤痕累累的肩膀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体育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体育，它无法摆脱承载的色彩，它包含了太多。一个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的国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举办奥运；一个精神委靡、缺乏上进的群体，难以在竞技中占据上风。体育竞赛其实是多方面的竞争，体育水平直接折射了国家的精神面貌和实力。
从一个人的奥运到集中全民的力量举办奥运，我们付出的血汗组成泛黄的坐标，丈量着中国从落后走向强大的复兴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一个亮点，从战乱中的血雨腥风，到"鸟巢"上空熊熊燃烧的圣火，不变的，是拼搏精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紫禁城中轴线的29个焰火脚印，跨越百年时空，沉重而又轻灵，它把一个古老民族对奥运的不懈求索雕刻在人们心中。
世界的眼睛注视着那个在雾色中垂下夜幕的主场馆"鸟巢"。在这个华夏儿女挥洒自豪的夜晚，中国写意长卷缓缓展开，日月变幻，沧海桑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精妙的文化符号能够引起世界在同一时间的关注。那一夜的舞台属于中国式的自信，在韵味深刻的视觉盛宴中，全世界尽情享受着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这场文化盛典中，通过精心演绎的仪式，从百年屈辱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没有哪一个夜晚能让十三亿中华儿女如此寄情，没有哪一个夜晚能让世界如此关注中国。
三万多个昼夜，等来奥运，等来一颗强大自信的民族心灵。7年前那一夜的欢歌笑语今日再次在耳际响起，很多陌生人走上街头相拥而泣，眼泪静静地流淌，洗刷了百年来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
奥运把梦想送达北京，世界聚焦中国。能够看到奥运圣火的熊熊燃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欣慰的幸事。能够举办奥运会，不但见证了一个国家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也为国家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契机。一百年来的漫漫追梦，三十年前开始燃烧的期待，七年前的庄严承诺，如今浸润了每个人的心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我们向世界铺展了雄浑的画卷，在将来的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铭记此刻。人们总是喜欢从泱泱大国开始谈起，历数光辉璀璨的文明，笑论王朝更迭的变迁。因为悠久，所以珍贵；因为沉淀，所以深厚。站在历史的一座座丰碑前，以史为鉴，那些韬光养晦的谋略、刀光剑影的搏杀、治乱兴衰的经验，便全都了然于胸。
漫漫水文化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中国土地上，水一样的智慧常常令多舛的国家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一次次的苦难是一次次的洗礼，磨砺了古老民族的斗志，也历练了中华少年的勇气……
滔滔水患与统一意识的凝结
灾难是任何文明都惧怕的东西，它会摧毁人类一切智慧结晶。当古巴比伦的巴别通天塔倾倒于年久失修和外来征讨者的铁蹄之下时，当许多古代世界奇迹消失于历史洪流之中时，人们就对灾难深恶痛绝。然而，恰恰是这些灾难让一个国家凝结成一个文明之邦，且存留了数千年之久。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人类互相残杀，暴力和罪恶充满人间，上帝后悔造了人，于是想要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生物，但他又舍不得消灭所有生物，于是引发了一场大水。他提前告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诺亚，让诺亚带着家人和少数生物，乘坐船只活下来，开始新的生活，重新繁衍生命。
2月17日那天，诺亚600岁生日，巨大的水柱从地下喷射而出，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日夜不停，下了整整40天。水无处可流，迅速上涨，比最高的山巅都要高出15英寸。凡是在旱地上靠肺呼吸的动物都死了，只有方舟里的人、动物以及植物的种子安然无恙。方舟载着上帝的厚望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上，直到后来上帝让水退去，诺亚他们才活了下来。
有关洪水的神话，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史册中都有过记载。这些民族或者国家大多数因其人民肆无忌惮地挥霍财物和浪费土地而被毁灭，后来借助天神的力量得以重新生存繁衍。《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其中也有特例，人类战胜了自然灾害，以自我的力量站在土地上继续生存，例如，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因为时光的漫长，久经传诵之后被涂抹了许多传奇的色彩。但传说毕竟不同于神话，从一些史料中有据可查。相传，黄河流域终年黄泛，四岳十二牧部落首领推举鲧（禹的父亲）来主持治水。鲧带领人们修筑梯田，以"堵"的方式阻断水泛。可惜洪水太大，势不可当，百姓仍受苦连连。于是，部落首领又推举禹来治水。禹勤奋聪明，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引滔滔江水畅流入海，不但成功治理了水患，更因此在民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中国古代水运，历来与国运息息相关。于是，"为民治水"成为历代君王的主题之一。远的不说，仅以清朝为例，乾隆皇帝曾在高家堰修建五座水坝，分别命名为"仁"、"义"、"礼"、"智"、"信"，非常有效地保证了沿岸大堤的安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确保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各州县免于水患的灾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鱼米之乡多年的富饶与沿岸水利的治理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几次江南之行，对当地的"治水"意义重大。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特别重视治理水患，并关注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安方有盛世，治水是治国的第一要务。德国著名教授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治理国家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他不懂中文，却以学者睿智的眼光指出了其中的同一性。
失去水，人类将无法生产和生活，然而"水满则溢"，滔天的洪灾也同样会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威胁。水患影响的范围越广，治水就不能只是一个部落能够解决。长江、黄河横贯东西，穿越大片土地，绵延千里，低下的生产能力、粗笨的劳动工具、传统的抗灾方式，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显得柔弱无力。对于强大的自然来讲，人类还只是个孩子，凭借一个个弱小部落的单打独斗，想要抗击巨大的水患，无异于以卵击石。显然，只有部落之间互相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的作用。因此，部落会议、专门的治水领袖就有了存在的必要。人们发现聚集于一个权威者的身旁，渡过一切苦厄似乎也不那么辛苦，于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意识由此而生。
水和人类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它既养育了人，又让不少人因其而失去生命。《孟子·梁惠王下》所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即指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如在深水，如遇烈火。后世常用"水深火热"来
形容民不聊生的疾苦，这四个字饱含了历史的悲情和人民的痛楚。然而，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往往锻造出更坚定的灵魂。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浩瀚如烟，盛满了一部治水的历史，也孕育了一种悠远的水文化。中华文明因水而铸就，文化因水而凝结，并且在水的滋润下增加了涵养。这种温润的文化内涵，包容了水的奔腾咆哮，也吸纳了水的婉转曲折，既融汇变通、急流勇退，又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尽管这个国家罹难不断，饱受折磨，但是因为其民众的天性乐观和友爱，使得国家始终如水中沉香，凝而不散。
水再分流，终归要随大势所趋，万里江河归大海，犹如从天而降的白练，涓涓细流也好，波涛翻滚也罢，总要融合为一，顺山随水，奔向海洋。这与中国统一意识的形成，瞬间有了共同的文化意向。而这种文化意向，将离散的人群再次聚结到一起，携手同行。
成为汪洋中的一滴水
寸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肃邱之大。点滴之水无法润泽桑田，沧海之下则有千里沃土。人身处一个国家之内，如汪洋中的一滴水，看似渺小，实则是成就汪洋的基础，任何一滴水离开汪洋，都会因暴露在烈日之下而消失无踪。海洋不可离开滴水，滴水也无法离开海洋，这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最好比喻。国家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力量在国家发展中的参与力度直接影响着整体的综合力量。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滴水，能否融入群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中国古代王朝中的忠臣孝子、英雄巾帼，皆为国家的存留和其精神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单就明史而言，即便是明王朝国破家亡，仍然有许多人物在点缀着历史，为国家唱最后一首安魂曲。
明代四朝宰相徐溥，见惯朝堂变故，告老还乡，尽管晚景凄凉，却依然为救济受灾百姓而掏出养老银两；皇朝没落依然忠贞为国的袁崇焕，至死不改报效国家之志；煤山上吊的崇祯，死前仍挂念明朝子民决不能投降；在战乱中失踪、生死未卜的长平公主曾一度复国。
杜甫曾盛赞三国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厚重而含义丰富的诗句，道出了作为一国之臣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了他忠贞不渝、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中国古代许许多多的臣子，也是如此"为民请命"。
人民，亦称"百姓"。在过去，"百姓"视当地官员为"父母官"，简单的三个字却沉甸甸的。既然唤作"父母"，衣食住行就都要"仰仗"父母的照顾，故而，期待"清明政治"实际上就是期待"清官"的诞生。历史上有如徐溥、范仲淹等人开粮仓、济子民的"义举"，他们既作为"父母官"，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人民效力。而今，"百姓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公民当然不再只是依靠"父母官"，每个公民都会在他人有难的时候主动伸手帮助。这个"公民社会"的自救能力显然高出过去"百姓社会"数倍之多，因为它更富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意味。
现今，所谓"百姓社会"，主要指没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群。而"公民社会"对"公民"的素质要求普遍较高，一般应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精神，能够有意识地对社会起到监督、批判的舆论作用，有改良社会的良好愿望，可以起到调节社会压力的作用。自"五四"开始，以蔡元培、胡适先生为首的知识分子
就一直倡导真正的"公民社会"。随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风暴席卷全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呼声暂时退居其次。但是当国家迎来和平统一的时候，"公民社会"再次成为主流，因为它对于国家在各种时期面临各种问题时，能起到强大的社会调剂作用，它可以在精神上约束一个人，使公民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曾说："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事物发展所必需的生命汁液，而个人则是土壤上的花朵与果实。"一个人生于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当中，因为有了社会营养的滋润，才能开出绚烂之花，得到瑰丽之果。同样，果实也要重归大地，再次生长出新生之物。当国家和谐太平之时，作为汪洋中的一点水滴的人此时能做的，是安然地享受大海所带来的宁静；当国难来临之际，纵使力不能及，也要给予国家以精神支持。
万点滴水成浩海。"滴水"之间互相交融，就有了同胞之情。同在一国之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旦哪里有了困难，哪里面临着枯竭，其他的"滴水"就会迅速补充。黄河与长江的洪泛曾毁灭了多少人的家园，但是在同胞、手足的支持下，家园得以重建。我国的东南沿海终年受到台风的侵袭，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风魔"的威胁，但是台风过后，八方援手又再次撑起了中国东南海岸富丽的美景。2008年初春南方的雪灾、5月中旬的汶川特大地震，中国民众大规模动员、号召，甚至自发捐款，组织各种形式的志愿者队伍奔赴灾区，其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足以让全社会对其共唱生命的赞歌。"个人离开社会不可能得到幸福，正如植物离开土地而被扔到荒漠不可能生存一样。"列夫·托尔斯泰曾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当一国建立，作为其公民，就被赋予了对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如果背离这个国度，就注定要慢慢地枯萎，最终无所依归。
团结，并不只存在于志同道合的人群之中，它适用于更大更广的范围，例如国家乃至世界。想要拥有一个凝聚力极强的集体，只需要我们都用真诚去面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感觉到心灵的温暖。学会在他人的赞赏中寻得自信，而不是自大；学会倾听他人的话语，而不是妄加评论；客观地看待他人的言论，而不是偏袒憎恶；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宽恕他人的缺陷，而不是挖苦；在必要时忍让，而不是斤斤计较。
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志趣相同，纵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不一样，在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精神熏染下，再大的矛盾也可以容纳，并且在共同抵御灾难侵袭时，站在一起，互伸援手，这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轻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公民社会"已然成形。每个人都是社会汪洋中的一滴水，靠着一滴滴的汇集，水乳交融，互相滋润。
为未来造就担当的一代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以山石崩裂、岩浆喷涌的豪迈激情写下了下面的句子："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从这些句子中，我们仿佛看见了他对国家未来充满忧虑，但少年们又让他充满信心。
懂得倾听历史是一种智慧，懂得承担过去是一种勇气，懂得担当未来则是一种明智。
有人说：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年青一代。青年、少年群体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不同的时期，青年群体的最核心力量分属于不同年代的人。20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二三十年代的人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动力；改革开放，五六十年代的人则为国家擎起了一片天空；今日的中国，青年群体最核心的力量是七八十年代的人，而"80后"的年轻人，则更是将这个国家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的"新生者"。
十年来，从1998年的洪水，到"非典"、风灾、雪灾，再到重大的地震灾害，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自然伟力之"恐怖"，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人类之渺小。曾经，面对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惴惴不安的人类，寄希望于神灵的救赎，祈天求雨、设坛祭祀、哭乞跪拜，可惜天光云影依然变化无穷，人类依然要承受很多突如其来的剧变。数千年过去，当人们以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疯狂地掠夺自然的时候，自然还以痛击，人类终于察觉自己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如今，我们不得不正视灾难带给我们的创伤和痛苦。灾难带走了无数生命，上演了一幕幕接近于覆灭的惨剧。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灾难的一次次洗礼令我们这个民族焕发出雨后的"新绿"，每一次战胜灾难后，我们都越发充满力量和勇气。这些"新绿"，即是一代代青年与少年。
也许有人会说，20世纪60年代的人在急流勇退，70年代的人在不断前进，而80年代与90年代的青少年，却因为陶醉于安逸的生活而变得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是，面临变化极快的社会现状，青少年也同样体会到了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青少年惯于幻想，生活越稳定，幻想往往越多。这也是为什么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人，对理想的思考常常大过对现实的考量。他们喜欢读一些杂书，对世界各国的古代英雄充满崇拜感，这从他们喜欢看历史剧和古典大片就可以看出。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幻想，思考未来和无限的星空。也许这会被一些成熟的、实际的人嘲笑为单纯、虚伪和不自量力，但是这种对历史的赞叹、对未来的憧憬，为青年们承担责任做了必要的准备。
1998年的洪灾中，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官兵走上了抗洪第一线，以血肉之躯拦截洪水，牺牲性命在所不惜；"非典"时期，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站在医疗前线与病毒打了一场硬仗；汶川地震中，"80后"纷纷以人民子弟兵、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救灾当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显示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道主义情怀。青年和少年们不仅接受灾难的洗礼，而且在灾难中承担和履行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时代的车轮永无休止地滚动着，关于世界，关于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将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青少年们接受重大灾厄洗礼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担当感还远远不够，他们的热血需要不断沸腾，去追求更高的理想。
知之易、行之难，世事之规律。青年人眼下可以做的，首先是培养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心态，无论处境如何，都以乐观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笑对人生，不要因一时的失意而气馁，不要因一时的得失而放弃梦想。因为年轻，所以心灵清澈，所以更容易被激情点燃。
接下来就是要选择自己未来的路。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走在路上或许会彷徨无助，因为有荆棘，也许会伤痕累累。不同的人在面临抉择的同时所展现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们所处的层次。心有明灯，坚持走下去的想法就难以动摇。也许狂风暴雨会让这盏灯忽明忽暗，但是在暴风雨后所绽放出的或高大、或深远、或璀璨、或静谧的光芒，如耀眼的精灵，会将腐朽的人生化为神奇。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青少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也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奋斗。这是一个平衡木，偏向任何一端，另一方都会高高翘起。只有二者兼顾，视为等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实现。不必害怕任何痛苦，因为青春赋予了青年承受痛苦的体力和心态，正像一首诗说的那样：你快乐吗？我快乐！你悲伤吗？我悲伤！你害怕吗？我害怕！你继续吗？我继续！"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在先哲们的情怀和视野里，人与人、人与天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是天地间最奇妙的乐章。在疯狂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四处奔波的人们几乎忘记了古人的遗训，忘记了亲情、友情、道义的意义，以及生命本身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这些东西，给了人们一次次在绝望中复苏的力量。先贤对大同世界的设想、对人际的看法，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打磨成了圆润的智慧琥珀，在现代社会依然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寻找家庭伦理中的人性光辉
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你永恒的港湾，疲惫了，想一想家，那是你力量的源泉。
在社会的纷争中，家是你永恒的坚石，惧怕了，想一想家，那是你自信的来源。
家，一个简单的名词，却承载了太多的坚强与信仰；
家，也许是简陋的草屋，却可以风雨不动安如山；
家，一份永恒不变的情感……
劫难往往会使历史定格，同时也定格了家这个因素。隐藏于日常生活中所有习焉不察的争吵、告别，似乎都因为灾害的突如其来而变得意义非凡。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家庭伦理和亲情、爱情，在灾难带来的悲伤与绝望中，一一呈现给世人。
1976年唐山地震，距离唐山市区一百公里外的小镇上，一位少年因为父亲没有在他的作业本上签字而恼怒，赌气睡觉。地震来临时，全家人都忙于逃命，当父亲发现小儿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向儿子的小屋冲去，在屋顶塌陷的那一刻，将儿子护在了身下。
在灾难中，情感是人们得以重新站起、再次团结的重要因素，而亲情则是家庭的核心凝聚力。无论是在地震灾害，还是在其他灾祸之中，家庭永远是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归宿。不管从理论上把家庭归为社会的最小细胞，还是把它看做风雨相依的小世界，对于家庭的描绘，最真切可感的就是北宋苏东坡的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苏大学士一句话，触动了无数人的情思和哀思："家--人类灵魂和情感的归属与安顿！"
我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亲情所展现的人性的一面，同时也要对现代生活家庭观念的薄弱进行审视。电视上播出的有关亲情的公益广告，例如以"多回家陪陪父母"、"多陪陪孩子"等为主题的广告不在少数，它呼吁人们重视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同样也说明了现代人对于家的依恋明显淡薄。
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之下，人们往往"披星戴月"，忙得不可开交，甚至与家人同饮共酌的时间都在打电话商谈公事。然而，一些天灾人祸等不幸事件发生后，许多人面对天人永隔，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回想中国古代，家庭生活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传统道德以亲情为情感核心，以伦理道德为外在强化手段，用"三纲五常"等礼法构建起各种人际关系。亲情关系的构建和家庭伦理观的塑成，让中国人非常注重家庭关系，对于家庭的看重往往高于一切，这就是中国人总讲"家和万事兴"的原因。
当代人们追求并实现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等价值，并产生了社会进步和更新的动力。但同时，由于个人本位观念改变了社会的基本要素，也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人们有时会厌倦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涣散，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交流甚少，家庭成员内部缺乏责任感。子女在成家立业之后，失去了对父母的依赖，责任感更加淡薄，亲情链条不断松动。人们对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疏离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变得更为"现代和先进"，以推崇个性和叛逆为荣的年轻人都以不被家庭约束而自豪。然而，亲情就真的如此容易被拒于人们的生活之外吗？
1925年，主持发掘埃及吐坦卡蒙陵的霍德华·卡特，打开了3300年前埃及国王的金棺。人们惊奇地发现，年仅18岁的国王木乃伊额前放着小小的花环，这是年轻的皇后送给亡夫最后的礼物。皇室奢华的陪葬品举目皆是，但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几朵枯萎的花带来的温暖。3300年的时间，仿佛从昨天到今天一样短，花可以枯萎，可是爱永远新鲜而动人，任何世俗的名利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此时，爱情与亲情的力量，仿佛感染了所有对家庭情感漠视的人。
在被无情的地震深深埋葬的人群中，恐怕有很多人都曾经为了签一笔生意而忽略了和家人的晚餐，很多人为了跑一份订单而忘记了亲人的生日或者重要的纪念日，很多人也许会因为父母的管教而离家出走……这些人，在地震的一瞬间会想些什么呢？他们中的幸存者有机会可以对着亲人哭泣，倾诉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的责难。
汶川的一场地震，让太多忽略亲情和生命的人们翻然醒悟：如果上苍能够给人们一次重新生活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人为优越的物质生活而完全放弃家庭。这人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亲人的平安和健康。灾难，令人们重新回归了自己的世界，开始不断反思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
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个是事业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家庭、婚姻和感情的幸福。卓越的人生是事业和婚姻、家庭都成功的人生。一个家庭生活糟糕透顶的人，也难以在事业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家是避风的港湾，美丽的天堂"，家会给人带来无限的快乐与欣慰，每个流浪在外的人的思乡之情都难以形容。家，始终是人一生的归宿。21世纪是开放而多元的时代，中国人的家庭呈现出不同的面孔，这其中有传统的顾家思想的延续，更多的是现代的气息--背井离乡、亲情淡薄。人们对亲情有始终如一的执著，也有一些短暂的迷惑、困扰和忽略，但是，无论人的情绪如何变化，总是渴望温暖幸福的家庭。
今日谈家庭伦理、家庭情感，不是简单地重复古人的伦理道德观，而是说我们提倡在重视个体价值观的同时，应该考虑融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要素，吸收家庭伦理道德中的精华部分，确立富有责任感、义务感并尊重个人价值的新型家庭。惟其如此，才能为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找到新的平衡点。花开花落，给生命应有的礼遇
巴尔扎克曾说："厄运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宝藏。"如果灾难真的可以变为财富，恐怕也是因为改变了世间最为宝贵的生命。它虽然带来了死亡的阴影，却让更多的人变得坚强，重拾对生命的热爱。
每一次灾难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不堪回首，而对于旁观者来说，也是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日，当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包围之后，许多人因为无法从高楼上逃出来，而选择了坠楼。在下面仰观的人群发出了惊呼声，有人甚至号啕大哭，呼喊着消防员："救救他们！"对于陌生人的不幸，很少有人"幸灾乐祸"，而是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和怜惜；而人们对于那些在灾难中身亡的人所给予的尊重和沉痛哀悼，更是发自内心的沉痛。这是人类对生命的应有礼遇。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渐渐开始忽略对生命的珍视。如今，中国慢慢地步入老龄化社会，"老而无用"的思想潮流暗中涌动，尊老敬老的风尚在人们的思想道德中略有淡化。"老人是负担，要被照顾，要承担赡养的责任"等观念抬头的后果，就是遗弃老人、虐待老人事件的发生。亲情的疏离，割断了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对于那些生命蜡烛尚未旺盛燃烧或者已经步入尾声的弱势群体，人们越发忽视，而把目光全部投注在年轻人和财富的身上。然而，当一些重大灾祸突然来临的时候，例如中国的汶川地震，不管遭遇不幸的是什么人、年龄多大，在那一刻都是平等的。人们能帮则帮，能救出一个算一个，无论这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如何。劫难在此刻成了人们重新审视生命价值的触发点。
今天，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灾难以及中国在2008年经历的各种灾害，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受难的不管是耄耋老人还是初生婴儿，只要是生命，都值得我们付出所有。
"老"，意味着生活上需要照顾，但不代表失去生命的价值。老年人的经验和阅历非常丰富，很多老年人不但不应该被人们忽视，反而应该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并获得更多的尊重。"花开花落年复年"，人终将变老，就像自然界的四季交替一般，它是人类社会最自然不过的流程。每个老人都曾年轻过，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垂垂老矣的那一天，对于长辈的赡养和尊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来，并且要作为一种精神继承下去。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先哲们曾用自己所描绘的理想境界，为生命和理想搭建了尊重和肯定。远在孔子时代，人们就对美好的"大同世界"有了精妙的想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先贤们的眼中，人是没有区别的，在他们心中的大同世界里，生命可以得到平等的尊重，老人是全社会的老人，孩子是全社会的孩子。
也许有一些古训于现在而言是桎梏，但还有一些曾经被古人珍视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对于现代人依然价值非凡，它们在历史的行进中被忽略了，而当不幸降临之后，沉积于一代代人灵魂深处的可贵思想重新焕发了生机，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便是对于生命的尊重。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他的诗歌《愧对一切死亡》中这样写道："死者不是一位死者：那是死亡。"一切生命在面对死亡的一刻，都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活着的人"瓜分"了死者生和富有的权利。汶川地震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沉痛感，我们也在一次次历劫之后，变得越来越清醒。同时，人们对死亡与生存的看法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对儒家"乐生哀死"思想进行"逝者如斯"的悲情感叹的同时，用道家的"生死自然"宽慰生者受伤的灵魂。老子曾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我们用爱和悲悯哀悼一切逝去的灵魂，用"生与死都是自然常态"的理念来安慰生灵--"好好活就是对死者最大的怀念"。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对生命的敬重。
在对生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礼遇的同时，因为有了对死亡充分的敬畏，很多人改变了对弱势生命的歧视和蔑视。在颓然倒下的众多亡灵前，人们不但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也开始不断重树生活的勇气。
英雄的平民化
"如果一个人仅仅想到自己，那么他的一生里，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快乐的事情多得多。"俄国作家马明·西比利亚克这样看待自私自利的人。自私会使人变得渺小，而奉献往往会让人成为英雄，尤其是在危难时刻，英雄产生得尤其迅速。但是在对英雄崇拜无比的时刻，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些只顾自己的人，不但他的内心会受到源于自身的煎熬，同时也会让他人产生不快。
无论世界其他国家还是中国，其古代的创世神话多出自天灾，而英雄式人物总是突然降临，带给大地和平，然后成为人类的祖先。灾难深重的时期，往往是人们呼唤这种英雄的最迫切时刻。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期盼从未停止过，对舍己救人的英雄总有割舍不掉的敬佩情结。
当然，历史上更多时候，人们习惯把眼光集中在那些驰骋疆场的将军、战士们身上，此时道德和英雄的对接呈现固定化。而今，人们对于英雄的看法已经脱离了"偶像崇拜"，充满了"平民色彩"。人人都可以是英雄，只要他舍己为人，救灾救难。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篮球明星姚明和抗震救灾小英雄林浩一起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前面
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是姚明，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9岁的小林浩。在汶川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冲进教室背出了同学，因此受伤，被授予"抗震救灾小英雄"的称号。灾难发生的一刻，只要有心助人、勇往直前，年龄不会成为考量英雄的标准。
耄耋老人白芳礼，90多岁仍然蹬三轮车赚钱资助贫困学生，帮助孩子们圆了上学梦。他从74岁开始蹬三轮，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他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双腿蹬出来的。这位老人在2004年、2005年连续入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在中国，不管都市乡村，不管大街小
巷，"英雄"处处都在，而他们能够在危难之时不惜一切代价去救助别人，全发乎于心。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追求物质利益高于精神收益的时代，我们原以为曾经被先哲们津津乐道的美好人性已经衰微，而实际上，这些新时代英雄们的精神，穿越古今，和古老的精神产生了奇妙的对接。他们不仅印证了人类灵魂里永存的仁爱和高贵，也为传统文化的帝王将相英雄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曾经被"极端快速的现代化"所遗失的各种传统道德观念渐渐被人们拾起并重新获得尊重。
变故是对人道德感的一种考验，而这种考验往往更能激发人的道德感，特别是在重大灾难面前。例如，四川震区监狱系统的工作人员冒着余震的危险，带领成千上万的服刑人员撤离灾区，犯人无一逃逸、伤亡。人们在面对灾害时所表现的畏惧，逃生、求救时呈现出的千姿百态的情状，因为在"情理之中"而得到尊重。在遭遇灾难的情况下，为保命而逃生纯属自然反应，然而有些人却借怕死、受伤等理由，弃他人于不顾。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以德服人"，在现代更推崇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虽然时下很多外来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传统道德和文化有着随血液不断流传的特性，也许短时间内它会被外界的影响所遮掩，可一旦临危受难，总会呈现出原有的状貌，并焕发出新时期的魅力。
灾难的考验令中国传统道德中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和提倡。死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重于泰山而非轻于鸿毛。有人认为灾难和英雄是一对孪生子，因为英雄的境界、气度和风范恰恰在灾难面前才显得非同一般，人的道德良知在这个时候才展现出应有的风采。
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曾经被激进主义反复提及的"中国犹如一盘散沙"的说法，在中国近些年来应对各种灾害的做法面前，受到强有力的反驳。中国人所固有的勇敢、坚强和互助的美德在灾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精神层面讲，民众所体现出来的无畏气魄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此刻，传统道德的优秀层面得到了重塑，绝大多数人实现了向正义的靠拢。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灾难中某些被私利所主导的"突发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巨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常常引发人类对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思考。今日，人们在奢望征服自然却引起自然的"愤怒"后，对生命有了更新的认识--敬天畏地，热爱周围的一切，把宝贵的生命用来保护美好的世界，这才是爱护我们自己。
自然有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文化也有被损坏的时候。如同敬畏自然一样，我们应当正视文化的价值，去挽救可能失去的或处于危险中的任何一个链条，做无愧于心的救赎。
我们不是自然的尺度
一列从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在晚上缓缓行驶。突然，强大而刺耳的刹车声传遍了整个车厢，座位顶上的行李包落了一地，不少已睡着的旅客被惊醒，开始议论纷纷。原来，列车快要到唐山车站了，这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三道蓝光，把火车都照亮了。民间谚语有"地光现，八成险"，司机出于本能而紧急刹车。接着，一场巨大的地震开始了。这是日发生在中国唐山7.8级大地震前的一个故事。这列车上1000多名乘客免于灾难，而离他们不远的唐山，却有几十万人未能幸免。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灾难史，史书记载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血泪让人不忍卒读。唐山地震之后，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人们在无限的哀思中哭泣，一面指责自然的无情，一面生出对自然的敬畏。
每一年，世界的各大洲都会发生许多重大灾害。灾害从人类出现之前一直到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始终不曾间断。人类把灾害分成了两类：一是天灾，比如地震、火山、台风和海啸等，是大自然带给人的无情损失；另一种叫人祸，是由于人的行为、观念不当而引起的灾祸。有时候，天灾和人祸不能截然分开，例如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表面上是天灾，其实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不加节制地抛出生产、生活废物等原因引起的。中国每年各地区经常发生的洪灾，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江河沿岸水土流失、植被遭到破坏引起的。令人们心有余悸的"非典"，也是因为人们肆意进食野味所致，最终成为全球的"病魔"。
1997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一条互相抵触的道路。"这个看法非常深刻，绝非危言耸听。由于人类长期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人口暴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问题面临巨大挑战。人类无论多么强大，也永远不可能超越自然而存在，永远都是食物链、生态链中的一环。那些在科技力量支撑下产生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只是自欺欺人。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始终有限。虽然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们对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也慢慢开始有了防患能力。由于过于崇拜科技手段，人类过分自信地以为可以"改天换日"，即便不能，至少也能使天地翻覆。可是，人类忽略了自然的感情，忽略了自然界给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一种恩赐。2003年冬季，中欧发生了自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冬季的暴风雨来临时，洪水随之而来。中国黄河近年来由于保护不当，水土流失、河水匮乏、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而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都要仰仗"母亲河"的供给。
如今，在大自然频繁的灾害面前，人类无所适从。曾经见识了印尼海啸的人心有余悸地说："无边的大海就如站起来走向你，水盖住了天。"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敬畏，加以崇敬和尊重，并善待上天的恩赐呢？
中国发生的灾难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奇怪的逆差不禁引起人们的诸多思考。中国传统智慧精髓的代代传承在其中似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落乌云涨，半夜听雨响"，"今冬大雪飘，明年收成好"，"四月不拿扇，急煞种田汉"等，这些民间古谚都是古人借助气候、农业、灾害、生产生活经验等智慧高度概括出来的。因为懂得应对灾害、顺应灾害的规律，所以人们才能一代代繁衍到今天。古代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风俗：视大山为神山，视湖泊为神湖，视大鸟为神鸟。这种对自然的崇拜皆源于对其的敬畏。
人类在认清无法超脱自然之外的既定事实，重新树立自然观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思想，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讲求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与现代的生态保护战略不谋而合，只是被大部分人抛之脑后罢了。
儒家思想认为"天"是超越人的外在力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在儒家看来，宇宙至大至上，人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人又不同于其他物种，乃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秀。研究天道不能不知道人道，研究人也一定要知道天，所谓"天人合一"，二者不可分割。
老子对宇宙和谐更是有着惊人的论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道，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万物之理"。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相对，违背自然规律，人就要受到惩罚。而庄子的"太和万物"命题，也是讲人应该顺应自然。从生态学来看，中国先祖们所讲的"天、地、人"，就是今天的"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所在，同时，它也告诉了人们一个至理：人类不是自然的尺度。锤炼复原力
在受到重大创伤后，有的人能够迅速恢复状态，而有的人却总是持续低迷。其实，国家也是一样，在重大的灾难之后，也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复原力之于个人，要求人要勇于接受事实，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同时能够随机应变；之于国家，复原力的三个个人因素同样可行。面对既成事实，要直面它的存在，满怀自信，积聚足够的力量克服困难。
一个国家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储备自救的力量，以充沛的精力去迎接灾难，惟其如此，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得安稳。从1998年的特大洪灾到2003年的"非典"，再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国人都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一切皆得益于国家的自救储备与人力的团结。
就一个国家来说，灾难对政府的考察是多方面的。除了对面对灾害时的底气、勇气，以及执政力和凝聚力的考验外，还考察了政府的公信力。能够号召民众积极踊跃地捐款，并积极接受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援助，都是政府拥有自信的一种表现。同时，能够不被灾难击倒，也充分显示了社会复原力的增强。
在2003年"非典"中，有些患者可以顽强地与病毒作战并夺回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则不幸撒手人寰，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复原力不同。它并不简单取决于年龄和体质，更是凭借人在非常时期克服灾难的勇气和斗志。大至政府，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那么这种复原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能够经得住灾难的侵袭而保持执政的能力，也算是对国家复原力的一个考察。
当然，在灾难中接受考验的不只是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应变速度，民众的自救能力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两个小女孩，一个叫蒋德佳，一个叫廖丽，都是初中学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她们都被埋在了倒塌的校舍底下同一个位置。当昏过去的蒋德佳醒过来时，浑身的伤痛让她不由得发出痛苦的呻吟。就在这时，廖丽听见了她的呻吟声，担心她在疲倦中睡去醒不过来，就鼓励她坚强活下去："千万不要睡，你一睡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就这样，两个小女孩在彼此鼓励中等来了救援人员。
与其说生死对话战胜了死神，不如说是爱心和勇敢挽救了她们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讲什么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彼此陪伴，可以减少恐惧和孤独的感觉，从而增加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在危难之中，两个小女孩还能想到去鼓励对方，可见她们充满了自救意识，她们有勇气一起面对那突如其来的灾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
虽然我们希望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可以有"英雄"挺身而出，舍命相救，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力量，而自救是不可缺少的。一味等待换不来希望的曙光，在有限的时间内，自救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几率。织补文化的缺憾，接续文明的断层
远在西域的古老湖泊遗址罗布泊如今成了不毛之地。如果不是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这里，它还不为人知。汉代初期，它曾孕育了著名的古楼兰王国，可是几百年之后，有关古楼兰国的一切记载消失在史册之中，罗布泊干涸为耳朵形状的戈壁滩及沙漠群。人们对于古楼兰的消失提出了种种猜想，有战争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等多种。中科院钻探科学考察队在对楼兰古城遗址实地考察后发现，它的消失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大的可能，就是沙漠风暴和干旱的双重打击。
那些在世界上成谜的遗址，以及一些只在史册上有记载的古老国家，大都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洗劫而消失。当祸患来临时，文明会在这一刻静止，然后依靠复原力来重新焕发生机。通常那些复原力较差的文明，就会从此消失；反之，则会再次繁荣。
灾害无疑是文明损毁和消失、文化受伤的罪魁祸首。在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就遭受了一次巨大的考验。由于历史的悠久与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羌族的精神文化中保留了不少淳朴厚重的古代遗风。羌族大部分人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陡峭山坡上，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可是因为一场地震，许多古迹和遗迹消失无踪。由于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口口相传的形式继承，随着一些通晓羌族文化和技艺的羌族人的殒命，部分古老文化就此消失。这次的教训，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应该更进一步加强。
随着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前进，从一国或多国范围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冲突，到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新生活的建设，人类在文明史上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大步。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到保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进步。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在保护并珍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实质上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都是人类当前的首要任务。
现代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令世界各地别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旅游市场关注的焦点。秀美的自然风光、奇绝的名胜古迹自然有着无穷的魅力，同时，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风情也越来越具吸引力。中国巴蜀的民俗、苗疆的风情、西藏的质朴浑厚，都是中国旅游业中巨大的看点。
由于旅游业能够带来相对较高的利润，很多原住民渐渐放弃了田园牧歌的生活，而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旅游业。但由于市场条件下的旅游业已经过分市场化，为了满足旅游者猎奇的心理，原生态文化被加诸过多的人文色彩而遭到严重破坏。久而久之，不但原生态的历史文化环境变得"不纯净"，也消解了淳朴的民风和民俗，令古老形态渐渐失真。这种文化的流失是无形损失，经常被忽略。
实际上，如何利用旅游业的繁荣给民间文艺带来的契机，发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限制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从而合理保护民间文化的生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崇尚自然风光的优美，同样应该爱惜民族文化；在充分重视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同时，更应该谨慎处理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续问题，以避免再出现文化遭到重创之后，才开始建立文化抢救馆的悲剧。
我国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缺乏资金和从业人员；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有些甚至借继承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毁灭性后果尚未产生之前，适时建立起保护机制，促进文化传承，特别是有"口承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以尽量不破坏当地文化生态为前提，帮助他们将其落诸笔端，或跟随学习，将之传承。如此一来，在突发事件降临时，就可以避免很多文化传承的脆弱环境发生折断，方便人们快速地作出调整和反应，并为下一步的资源重建奠定坚实的基础。万不能在一步步向现代化行进的过程中，一点点地丢失最有分量的文化标识，以致犯了与中世纪、近代希腊相同的错误，在背弃古老优秀文化传统和败坏了道德品质之后，丧失数千载优秀的文明。光荣的过去从不代表有辉煌的今日。当中国紧闭双眼，在距离北京几千公里外的欧洲，第一缕蒸气已经升空。闭塞使古老的中国抱着陈旧思想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一艘英国铁舰从遥远的欧洲驶近中国，用最残酷的方式将这个国家惊醒。
一切都不是梦魇，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断的退让与忍耐让这个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西方的殖民者就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洛，用强大的力量玩弄着中国这块"岛屿"上被看做是"小妖和精灵"的中国人。中国人民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屈辱中一点点用血擦亮自己的眼睛。
思维的硬伤："中国中心论"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日，中国发出了强硬的声音。这一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中英两国正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进行着一场关系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邓小平在谈判之初就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的话。最终，中国收回了香港的主权，赢得了在世界面前的尊严。历史的瞬间总不乏戏剧性，谈判结束时，神情落寞、脸色凝重的撒切尔夫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不小心"失足"，险些摔倒在台阶上。我们无从体会那一刻"铁娘子"的心情，但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泥足巨人"--晚清政府的"失足"，才让我们失去了香港--这颗原本镶嵌在中国东南端璀璨的明珠。
曾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
曾几何时，汉风唐韵引得万国来朝。大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长安堪称世界大都会。唐朝与周边各国奉行友好往来、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东有朝鲜、日本遣使来长安，学习华夏文明，西有阿拉伯人慕名而来，不同肤色的人群云集长安，一睹大国气象。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大唐气度在一千年后慢慢走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死胡同。
时针指向晚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暮色时节，"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已作别西天的云彩，"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随江河日趋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盲目自信和"片帆不得入海"的闭关锁国状态。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到中国来商议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只跪上帝，其他人一律不跪。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彼此让步，乾隆恩准其免三跪九叩，但是让他以觐见英王的礼仪行了单膝跪拜礼。
礼仪之争让马戛尔尼颇为恼火，但他还是期望自己带来的珍贵"礼物"可以打动大清皇帝的心。于是接下来，他们向乾隆展示了一系列"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的事物：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以及一系列能代表欧洲最先进科技的武器与生产工具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皇帝对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就连他最宠爱的福康安将军，对于英国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也轻描淡写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于马戛尔尼提出中国可以广开通商口岸的意见，乾隆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彻底断了马戛尔尼"稚嫩"的期许。这一次扫兴的访问在马戛尔尼的书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去，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是的，把乾隆的后半生算进去，清朝这艘大船再也没有出现能干的船长。道光皇帝也许并不知道英吉利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世界在跑步前进，中国却在倒退。闭关锁国政策挡住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线，助长了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和腐朽观念的蔓延。
回到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候，人们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有九州，中国为赤县、神州。大约从殷商时代起，中国人便认为"中原"是神州的中心，"天下"由中原向东西南北四方扩展，控制中原等于控制了神州的心脏，就能统治天下，让远方归附，四夷臣服。中国皇帝素来称为"天子"，也就是代表"天"统治一切。《诗经》中曾经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则为"天朝上国"。"中国中心观"慢慢地产生出朝贡制度这个附属品，并从中央向四方扩建和延伸，由边缘到中心，层层拱卫。中央处于拱卫的中心，即是"天下"的中心，"天朝上国"的思想由此定型。
追根溯源，"中国中心论"最初源于华夏文明的自豪感。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原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与礼仪制度。相对于中原地区，东西南北四方因发展落后，礼仪不合于中原，被视为"野蛮人"，即"夷"。随着"夷"的外延逐渐扩大，四方少数民族都被纳入"夷"的范围。有学者考证，大概从唐代开始，"夷"的称谓已出了国界，《旧唐书·东夷列传》中的"东夷"就包括日本和高丽。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会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想当然地认为四方皆"夷"，中华文明无所不"化"。不可否认，大清王朝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让它拥有了"傲视天下"的资本，络绎不绝的朝贡身影在大清帝王眼里是"天朝上国"威严的体现。当大清皇帝们还在仰望"天国"蓝天的时候，一直被视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已经"隆隆作响"，在工业化的喧嚣中开着火车跑了。
一艘庞大的旧船漂泊在风暴来临前的大海中，这几乎预示着国家会有一场大灾。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站在高处看一眼涌动的世界潮流难上加难。自大的文化中心感浸染了人们看待外界事物的视线，使人以一种有色的眼光把除自大感以外的一切东西拒之门外。在西方人面前我们保住了面子，于是马戛尔尼败退了，表面上"天朝"荣光无限，实际却一步步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思维陷阱。马戛尔尼几句话点出了"天朝"的硬伤，于是无数个马戛尔尼跟着来了。梦醒了，被迫睁眼
今天，虎门的纪念碑依旧沉淀着150多年前的时代底色，如同这几个浑厚的字体，林则徐的那场销烟壮举在庄严的气氛中仍让人心潮澎湃。日，这一天晴空万里，广东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一群群赤膊的士兵正将一箱箱的东西投入一个大池中，池上搭放的木板上还有不少人在倾倒石灰，并不停地用力搅拌着……沸水翻滚，油烟上冒，直冲云霄，顷刻间弥漫了整个海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然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使得中国人对外来产品的需求很小。不难理解，无奈的英国人只能在广州以南的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这无疑击碎了已进入工业化、急需依靠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在中国赚钱的美梦。为了打开清帝国的大
门，他们把用在印度人身上的手段用在了中国人身上--鸦片的蚕食。
从1813年到1833年，短短二十年间，仅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就从中国掠走了三四亿两白银。对此，马克思曾有过强烈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但事实上，鸦片的危害不仅仅是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更严重的是它戕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让"天朝上国"的子民变成了委靡不振的"东亚病夫"。英国学者蒙哥马利·马丁在论述鸦片贸易的罪恶时，将其与血腥野蛮的奴隶贸易进行比较，他认为："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要算是仁慈的；英国殖民者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直接利益要求维持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伤害他们的肉体。"
晚清时期，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皆吸食鸦片，置办烟具
当时的中国，"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置办烟具，为市日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奏请道光皇帝禁烟，君臣同心，便有了"虎门销烟"的一幕。中国自以为可遏制英国人贩卖鸦片的行动，却未曾想这恰恰成了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导火索。
日，销烟事件在英国政府内引起轩然大波，议会内吵声一片。主战派认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解释"。正如唐德刚在其所著《晚清七十年》中说的："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最后，在利益的驱使下，维多利亚女王在对中国开战的文件上签了字。
日，整个清政府犹自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却不知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正如同急风暴雨般向中国袭来。当天，英国军舰封锁了广州珠江口，向中国正式开战。7月5日下午2时30分，英军的19艘军舰向定海发动总攻，仅用9分钟就让中国定海守军战舰全面失利。此后两年，沿海反侵略战斗均惨遭失败。之后，有了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一份不平等条约。香港的命运走进了历史的转折点。当时的香港并不繁荣富裕，却是相当好的朝海港口。由于地缘和水运因素，这里控制了整个珠江出海口，可以辐射到以广州为圆心的整个广东海上贸易，相当于中国的"南天门"。得到香港，相当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无疑具有拐点的意味。根据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的说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英国用炮舰惊醒了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人们。从此，"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开始在西方列强的炮弹淫威下轰然瓦解，中国作为一个单元被动地纳入世界体系中。长期以来因文化优越而自诩的中国人突然面临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
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自此开始，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但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如许倬云先生所述："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跳出井沿，睁大眼睛打量这个陌生而又广袤的世界。从林则徐编译的《四国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昭示着在中国已开始有人睁开眼睛观察外界，不再以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认识到在广袤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作为竞争对手而存在的"他者"，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早期探索并未从文化的更深层触动大清帝国失败的根源，但是他们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引导了文化思想领域上的观念革新。
从世界史角度出发，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实际上宣告它已从世界强国的体系中出局。中国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带着血泪与屈辱度过了百余年。英国以鸦片荼毒中国人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凭借炮火打开中国大门是强取豪夺的恶行，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却给中国这个已经麻木的躯体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中国人把鸦片战争看做是一种警示，从茫茫炮灰中认清自我，重新观察世界。
此时此刻，英国人以"暴力"方式为东方人展示了世界样貌，它从背后狠狠地给了腐朽的中国一脚。从这一刻开始，部分中国人似乎认清了一个事实：应该思考如何重拾自我，找到自己未来该走的路。残断山河，烈火中求生
斜阳中，已是断壁残垣的圆明园遗址越发显得沉郁而凄怆，草地石缝间石影斑驳。不远处有长长的荷塘，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荷香，游人经过时低语几句，似小赞一下荷花之美，却没有人大声说话，因为圆明园实在不能与热闹结缘。140多年前，它还被誉为世界上最华丽的皇家花园，在那之后，它成了世界上最残破的皇家花园。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这是世界文豪维克多·雨果在日写给法国上尉巴特雷的一封信。
巴特雷是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一名法军上尉，他亲身参与了劫掠圆明园的事件。在他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回国后，他写信给雨果，征询他对所谓"远征中国"的看法，本想得到一些赞美褒奖之词，没想到从雨果那里所得到的却是愤怒的抗议和痛斥。
日，当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烧圆明园命令的时候，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暴行发生了。一座凝结着文明光芒，象征人类梦幻与诗化的建筑奇葩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愤慨和惋惜，这便不难理解有"法国良心"之称的雨果会写下上面的一段文字。
是什么触怒了英法联军，从而使万园之园成为一片断壁残垣？
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腐朽的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让出主权，签下不平等的条约。然而，这根本满足不了列强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