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苏联人的实际掌权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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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
摘 要: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新斯拉夫主义”在当今的俄罗斯很有影响,而他在20世纪末相继写作并出版的“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则是其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三部曲”的解读,试图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进行一番梳理和介绍。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新斯拉夫主义”在当今的俄罗斯很有影响,而他在20世纪末相继写作并出版的“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则是其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三部曲”的解读,试图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进行一番梳理和介绍。?
  【关键词】 索尔仁尼琴 “政论三部曲” 新斯拉夫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X(0-(10)?
  在20世纪的90年代,面对持续动荡的俄苏社会,作家索尔仁尼琴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相继写出了所谓的“政论三部曲”,即《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2]和《倾塌的俄罗斯》[3]。在这三部政论性的小册子中,索尔仁尼琴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了,而干脆直抒胸臆,就事论事,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给出了独到的论述,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неославялофильство)的内涵。?
  一、《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
  1990年,在苏联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历史抉择的时刻,索尔仁尼琴写出了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小册子还有一个副标题:《力所能及的思考》。这一正一副两个标题构成了某种反差:前者充满着一位激情的政治家指点江山的自信,后者则带有一个思想家的清醒和节制。但不管怎样,《我们如何安排俄罗斯》仍像是一篇施政纲领,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整体设计。?
  这本小册子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最迫切的任务》(Ближайшее)和《接下来的任务》(Подальше вперед),每个部分各谈了14个问题。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指出,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在一连串的灾难之后,俄罗斯的乡村被毁坏了,环境被污染了,其中包括核污染(《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不久写作的,作者还将此书的版税捐给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子孙后代的资源被倒卖了,整个国家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核垃圾场;妇女们在受苦,孩子们在接受“伪教育”,许多人没有住房,没有医疗保障,只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酗酒。接下来,在《何为俄罗斯?》一节中,索尔仁尼琴在地理概念的意义上为俄罗斯划定了界限。他认为,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即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外高加索国家(即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四个中亚国家(即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外加一个接近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这12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迟早要独立出去的,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就随他们去吧”,“于是,除去这12个共和国,剩下来的就可以被称之为罗斯,自古以来也一直被称之为罗斯(数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词一直包括小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或者叫俄罗斯(从18世纪起开始使用的一个名称),或者,就如今的确切含义而言,就叫做:俄罗斯联盟”。[1](P7-8)在《致大俄罗斯人》一节中,索尔仁尼琴引用了斯托雷平时期的内务部长克雷扎诺夫斯基(Крыжановский, )的一段话:“地道的俄罗斯不应将其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储备用于同化所有的周边地区。这样会消耗掉俄罗斯的民族内核。”然后进一步发挥到:“我们已经没有能顾及周边地区的力量,无论是管理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我们已经没有了维持一个帝国的力量!”[1](P8)保持一个巨大的帝国,就意味着害死自己的人民;保留这么一个“杂色的混成体”,反而会使俄罗斯人丧失自己独特的面目。俄罗斯人到了该从肩头上卸下这些重负的时候了。而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索尔仁尼琴则发出了深情的呼唤。他称自己也是半个乌克兰人,早年是听着乌克兰河流的涛声长大的;而他战争中的大部分岁月则是在白俄罗斯度过的。因此,他将这两个民族都视为“自己人”,具有统一的种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东斯拉夫民族,只是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和波兰人的统治才分裂成三支的,因此,“弟兄们!不应该出现这种残酷的分裂!”[1](P12)与那12个加盟共和国解除了“互为累赘”的状态之后,就应该静下心来建设自己的“俄罗斯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了。接着,作家又就“土地”、“经济”、“外省”、“家庭和学校”等问题展开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措施,并认为,国家的改革要“自下而上地进行”,“从地方开始”,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道德水准的恢复,要远远重于经济和工业水准的提高,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以平等竞争为基础,而应以有意识的自我节制(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为基础:“我们应该永远让位于道德的正义。”“人的自由就包括以有利于他人为目的的自愿的自我节制。我们的义务应该永远高于我们享有的自由。”[1](P31)?
  整个第二部分《接下来的任务》,实际上都是关于国家体制的思考。索尔仁尼琴引申了施本格尔和孟德斯鸠的观点,称国家的形式无所谓好坏,也很难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国家被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关键是让它如何来呼应本民族的传统。自古以来,国家的形式不外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所定义的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制度都可能是好的,如果它们能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这三种制度也都可能是不好的,如果当权者只追求个人利益,三种体制的不良结果分别为专制、寡头统治和暴民统治。索尔仁尼琴认为,在俄罗斯当前的情况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民主。“但是在选择民主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我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选择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1](P37)对于所谓的“民主”,索尔仁尼琴抱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也建议俄罗斯人都保持一份这样的清醒。他转引了托克维尔和J. S. 穆勒的观点,说民主其实是常常和自由相矛盾的,无限的民主往往会成为“多数人的专制”,而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还是服从于多数人的专制,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俄国思想家罗扎诺夫也有过相似的说法,称民主就是少数人对无组织的多数人的控制手段,民主之下也可能产生不公。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更为不幸的是,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来说,“我们走向民主制,却不是在民主制最健康的时期”。[1](P45)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已经蜕化成某种专制和寡头统治,金钱和政党的力量过于庞大,所谓的“职业政治家”早已不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就连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三权分立”,也只是活的国家肌体的分裂,尤其是形形色色的政党,更是祸患无穷。古罗马的狄度就说过:“党派斗争对民众的危害,胜过战争、饥饿、瘟疫和任何一种上帝的愤怒。”政党是民众的一部分,那么自然而然地,政党的对立面就是那些不跟它走的其余民众,政党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可能是永远相符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对个性的简单化和粗俗化。人具有观点,政党具有意识形态。”[1](P46)不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托付给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党,应该让生产、行政、教育等都独立于政治之外,取消“执政党”的概念。?
    在对“现代民主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之后,索尔仁尼琴也对现代选举制度表达了不信任,认为那种带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这“四个小尾巴”的投票形式,是用表面的公正掩盖了实际的不公,现有的三种主要计票方式,无论是比例制还是多数制和绝对多数制,“都不是对真理的寻求”,因为这都是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而在一个社会中,少数也和多数一样地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提出的新民主体制,就是以“小空间的民主”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体制”(земская система)。要让人民慢慢地习惯复杂的民主社会,要自下而上地、逐渐地建立起民主制度,而小空间的民主就可以避免民主制的种种弊端,因为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人人相知,这就可以保证选举的公正和选择的正确,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而这样的体制,在俄罗斯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从“乡村的米尔”(деревенский мiр)到“城市的谓彻”(городские веча),从“哥萨克的自我管理形式”(казачь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到19世纪出现的“地方自治机构”(земство),俄罗斯人在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地方自治机构”是在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出现的一种地方管理体制,但当时只在县、省两级设置。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这一旧有的体制,并将其扩张为四个层次:村(乡),县(区,大城市),州(自治共和国),全国。作家还就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和任期、选举过程和权力移交方式、管理和谘议机构的运转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但在那些具体的建议之后,作家往往都添加了一个带有括号的问号,这说明作家在一些最具体的问题上也是心里没底的)。当然,作家也承认,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广大、问题成堆的国家,是不能缺乏总统权力的,但总统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而负责推举总统并对总统进行监督的机构,就是地方自治制度的最高机构“自治会代表大会”(Всезем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在全书的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寻求》中,作者自称在这篇“压缩的作品”里无法谈及军队、警察、司法、立法、经济、工会等方面的问题,他的任务仅仅在于“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1](P59)。建设一种合理的、正义的国家生活,是一个长远的任务;探索也许将伴随着错误,但是却不能不去做出积极的尝试。?
  二、《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
  《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实际上是一部缩微的俄罗斯历史,它从俄罗斯17世纪的“乱世”(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一直写到20世纪,对罗曼诺夫王朝中13个沙皇的作为和功过逐一评述,而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也在这一评述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索尔仁尼琴论及的俄国沙皇有: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1613年即位),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1645年即位),彼得大帝(,1682年即位,1689年亲政),安娜•伊万诺夫娜(,1730年即位),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62,1741年即位),彼得三世(,1761年即位),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即位),保罗一世(,1796年即位),亚历山大一世(,1801年即位),尼古拉一世(,1825年即位),亚历山大二世(,1855年即位),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即位),尼古拉二世(,1894年即位)。在对这些君主做出历史评价时,索尔仁尼琴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立场,他对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这样的“伟大君主”却评价很低,而对某些“弱势君主”如米哈依尔、亚历山大三世等,却赞誉有加。当然,索尔仁尼琴的目的并不在于“重写”历史,“重估”俄罗斯沙皇们的千秋功过,而是为了在对君王政绩的评述中表达自己的立场。他在对俄罗斯沙皇做出评价时,所遵循的一个主要尺度,就是他们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
  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个沙皇米哈依尔是由国民代表会议(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选出的,他体弱多病,在位时的实际掌权人是其父菲拉列特牧首。然而,索尔仁尼琴却认为,米哈依尔当政时期是一个和谐的时期,社会的上下层顺畅沟通,而且,“这整个俄罗斯国家体制绝对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没有模仿任何人”。[2](P5)然而,“乱世”之后幸运形成的这种人民自治体制,却在米哈依尔的儿子阿列克谢当政期间结束了,他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农奴制度,把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发动对波兰的战争,镇压拉辛起义,还造成了教会的分裂,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动荡和不幸。教会的分裂(Раскол)尤其让索尔仁尼琴感到痛心:“在人民熬过‘乱世’刚刚40年的时候,教会的分裂又震撼了整个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家,动摇了国家的精神和生活基础。在此后的300年间,东正教再也未能在罗斯恢复其崇高的活力,那一活力曾支撑俄罗斯人民的精神达500余年之久。”[2](P7)还不待国家和人民喘过气来,又袭来一场“猛烈的龙卷风”,也就是彼得一世及其改革。对于彼得大帝这位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俄罗斯人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伟人的君主,索尔仁尼琴却给予了强烈的谴责,他认为:彼得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靠强化对人民的压榨来实现的,彼得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文明的结果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心理氛围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他彻底摧毁了国民代表大会体制,人民对他其实是恨之入骨的,称他为“自称为王者和反基督”。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彼得不是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革命者”[2](P10),正是他不顾国情的野蛮改革,才导致了俄罗斯之后一连串的矛盾和灾难。在安娜时代,俄罗斯继续发动了一系列非理性的、不成功的战争,其荒谬的对外政策露出端倪,形成遗患。伊丽莎白登基之后,俄罗斯终于从异族人当政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伊丽莎白女皇比较亲民,在登基前的祈祷中曾发誓不处死任何人,她后来也果然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在她的治下,被伤害、被压迫的俄罗斯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元,正是在她当政的时候,当时的宫廷实权人物舒瓦洛夫(П. И. Шувалов,)提出了一个“保全民族方案”(проект сбережения народа,1754),这并非偶然。但即便是她,仍然把过多的国力投向了与俄罗斯关系不大的西欧诸国的纷争中去了。索尔仁尼琴不无痛心地引用了当时的奥地利首相考尼茨汇报给奥地利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一句话:“俄罗斯的政治不是以其真正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取决于个别人物的个人好恶。”[2](P16)接下来的彼得三世,这个在德国长大的弱智儿,所作所为给俄罗斯及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取他而代之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更加漠视普通农民的利益,她自视为欧洲进步力量的代表,不断地插手与俄罗斯无关的欧洲事务,热衷战争,就连她身边的“宫廷诗人”杰尔查文都忍不住说她:“她在晚年的惟一念头,就是如何去侵占新的王国。”[2](P30)?
  由于赢得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亚历山大一世一直被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君主,可是索尔仁尼琴却不这么看,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个“浪漫的幻想者”对欧洲事务的无谓干涉,才为俄罗斯招来了大祸。“无论拿破仑在欧洲如何扩张(而且他已经陷在了西班牙),他也不会想到来进攻俄罗斯(他刚刚主动缔结了一些有所让步的和约),直至1811年之前,他都一直试图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卫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其所有的荣光和所有的牺牲都不会出现,如果亚历山大没有犯下那些错误的话。”[2](P35)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人民的灾难,导致了莫斯科的大火。在他之后的尼古拉一世,不仅在国内实行警察制度,而且还扮演起了“欧洲宪兵”的角色,在他登基之前就担任了外交大臣的涅谢尔罗德(Нессельроде,),继续着失败的外交,无意义地将俄罗斯置于整个欧洲的对立面上,“在涅谢尔罗德执掌外交大权的漫长时期里,俄国的外交始终是平庸的,没有远见的,不符合俄罗斯的自身利益”。[2](P39)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被视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壮举,可索尔仁尼琴又别有洞见,他借用并发展了俄国作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关于“土地的权力”(власть земли)的一个思想:俄罗斯的人民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土地的权力,给了我们的人民以忍耐、温顺、力量和青春;从人民那里夺走土地,这人民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人民的世界观,就会出现灵魂的空虚。200年的鞑靼人统治,300年的农奴制度,人民都是仰仗土地才保全了自己,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改革”而出现的“卢布打击”(удар рубля),却使这种依附土地的神秘、神奇力量消失了。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实行所谓“反改革”的亚历山大三世,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相对而言的好评。索尔仁尼琴尤其欣赏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А. М. Горчаков,)所提出的让俄罗斯民族“养精蓄锐”(собирание сил)的观点,并称早该如此了,他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少年》第三章中发现了这样的一番感慨:“几乎将近100年了,俄罗斯完全不是为自己活的,而只是为欧洲而活的。”他还补充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话的时候,这种局面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50年。[2](P58)索尔仁尼琴写道:亚历山大三世可能是150年以来的第一个君主,他意识到,服务于外国的利益,热衷于征战,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有致命危险的,国家的最主要精力应该投向民族的内在健康。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在俄土战争时曾任俄军的总司令,可是他在当政期间却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而“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虽然在国内成立了国家杜马,推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在对外政策上却依然幼稚,最终导致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写到这里,索尔仁尼琴为自己的论述作了这样一段总结:“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简单地追溯了俄罗斯历史中长达三百年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不断错失内部发展可能性的过程,人民的力量被毫不吝惜地消耗在对俄罗斯无用的外在目的上,君主们总是更看重欧洲的“利益”,而较少关心自己的人民。”[2](P70)?
  关于20世纪,索尔仁尼琴的历史判断也与多数历史学家有所不同。一般认为,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的俄罗斯,国力衰退,是俄罗斯历史中一段不堪回首的时期,可索尔仁尼琴认为,从190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的1913年,却是俄罗斯历史中“一个短暂的顺利发展时期”,当时,俄国的工农业都很发达,工业生产居世界第五位,但随后爆发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却将俄国拖进了深渊,究其原因,还是俄国失败的外交政策以及西欧盟国的别有用心使然。在谈到苏联人一贯引以骄傲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索尔仁尼琴很不以为然,并认为它同样是俄罗斯民族的大灾难。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是用红军士兵的尸体堆出来的,3100万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几乎是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而且,苏方的伤亡人数几乎是敌方的十倍!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苏德战争原本也是可以避免的,是两种专制制度的争斗才给俄罗斯引来了杀身之祸。在苏联存在期间,“苏联的外交所服务的对象也不是自己人民的利益,而是别人的利益,是‘世界革命’”。[2](P83)导致苏联解体的当今的“改革”,更是俄罗斯人的一场大灾难,俄罗斯在几天之内就丧失了2500万人口,占俄罗斯族人口总数的18%,“2500万人落在了‘境外’,可他们却一步也没挪动,一直站在父辈和祖辈的地盘上。2500万人,世界上人数最众的侨民”。[2](P94)索尔仁尼琴甚至将这场“改革”视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有过三个这样的病态大‘乱世’——17世纪、1917年和当今,——要知道,它们都不会是一些偶然发生的现象。”为什么俄罗斯民族如此地多灾多难?就是因为,400年来,俄国的君主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消耗国力人力,用于那些毫无意义的外交目的,对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毫不关注,统治者的媚外(媚西方)心理又造成了民族的分裂,因此,“我们今天的悲哀处境,不正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孕育出来的吗?”[2](P105)在文章的结尾,索尔仁尼琴给出了两段点题性的话:?
  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民族还能否存在下去?是的,一股浪潮正在冲击地球,要平庸地取笑各种文化、传统、民族和特性之间的差异。然而,有许多民族在坚定地、甚至骄傲地奋起抗击这股浪潮!可是,却不是我们……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再过上100年,也许就不得不将“俄罗斯人”这个单词从字典中删除出去了。[2](P108)?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半世纪了,彼•伊•舒瓦洛夫所遗交下来的那个保全民族的未竟事业,仍一直矗立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最为重要的,就是这项任务。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也就正在于此。[2](P110)?
  三、《倾塌的俄罗斯》?
  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首先就宣称,这将是他政论主题方面的“最后一本书”。作者还写道:“我仅仅是作为俄罗斯这一无限残酷世纪的见证人和受难者来写作这本书的,为的是将我们曾经见到的、我们正在目睹和忍受的一切记录下来。”[3](P3)?
  除《序言》外,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权力的范畴》是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对俄罗斯改革过程的回顾,并对俄罗斯的内外关系和政权体制作了分析;《被区分出来的人》考察了独联体各国家中俄罗斯族人目前的悲惨境遇,并论及战火中的车臣、衰败的乡村和涣散的军队;《各民族的交织》谈的是民族问题;《毫不妥协》则是对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文化反思;《我们俄罗斯人还能否存在?》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并提出了以人民自我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方案和社会理想。?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今日俄罗斯之现状,是触目惊心的:“改革”以来,俄罗斯的国民生产已经下降了两倍,而在整个“二战”时期只下降了25%;自1990年以来的近十年间,俄罗斯没有建成任何一个大型工业企业;卢布的贬值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前不久他们找到了一个笑话般的出路:简单地划掉三个增生的零,便又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如果新卢布继续下滑,那么,下一位总统有可能再划掉三两个零,来让我们开心”[3](P27);旨在建立“中产阶级”的经济“改革”,却恰恰消灭了俄罗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与少数靠掠夺国家财富、投机生意和黑社会势力致富的“新俄罗斯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领不到工资或退休金的普通人,15家大公司和银行控制着整个国家经济的70%,而“一位女教师的月工资只合12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逐年攀升,而出生率却在逐年下降,1993年,俄罗斯的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少了100万,每年都有数万人自杀,加之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而被迫放弃俄罗斯国籍的人,俄罗斯失去的人口已经超过“二战”期间牺牲的人数,现占俄罗斯联邦人口82%的俄罗斯族,在21世纪中叶可能沦为“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持续恶化,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仅以牲畜为例,集体化时期共损失1620万头,而年间则损失了1960万头;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人沦为“二等公民”,共有2500万人沦为“新侨民”或难民,有的国家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俄罗斯人,请你们留下来,我们需要奴隶!”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返回祖国,却得不到起码的安置,专门为此而新设的移民局仅安置了15%的难民,有些年轻人只好将老人留在异乡,独自回俄罗斯,而回到俄罗斯的新移民,往往还会遭到同胞们的敌视:“不喜欢吗?——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们也不需要你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使历史悠久的东斯拉夫大家庭瓦解了,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一个“斯拉夫悲剧”,乌克兰不仅带走了克里木半岛,还“额外地”得到了俄罗斯南部的好几个州,乌克兰首领赫梅里茨基当初主动与俄罗斯合并时乌克兰的面积,仅为其现在面积的五分之一;高加索和外高加索诸国独立后,“在8月的三两天里,俄罗斯为走向黑海而付出的两个世纪的牺牲和努力(八次俄土战争)就全都化为乌有、付之东流了”[3](P36);车臣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却是俄罗斯人,且不论战死的俄罗斯士兵,受难的还有在车臣的俄罗斯居民,索尔仁尼琴转引了这样一则当时的报道:“一方面,杜达耶夫的士兵向俄罗斯人开枪,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军队也在向俄罗斯人开枪开炮。格罗兹尼的每条街道、胡同、公园和街区,都有俄罗斯人的坟墓。”[3](P88)1990年,戈尔巴乔夫突然将白令海上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送给了美国,等于出卖了“第二个阿拉斯加”;但在国际关系中,俄罗斯却一直承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北约的东扩,美国在中东、巴尔干等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成功登陆,都是俄罗斯节节败退的证明,以反苏宣传为目的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国“自由”广播电台,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没有停止对俄广播,且语调也未见缓和友好;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甚至称俄罗斯为“一个多余的国家”。《倾塌的俄罗斯》的作者再一次痛心地发出了这样的警世之言:“我们已经丧失了统一民族的感觉。”[3](P69)俄罗斯很快就将降至“第三世界”,“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沦落到非洲国家的水平”,“俄罗斯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嘲笑的对象”。[3](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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