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希望集体赴死使日军立地成佛
人民网江仙
深度阅读：在全世界掀起武装反抗法西斯的大潮中，处在战争悬崖上的印度拒绝参战。他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运动，指向的敌人不是德日侵略者，而是统治他们近二百年的大英帝国。1942年8 月8 日午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闷热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要么行动，要么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作为印度人民心中的国父，甘地的演讲引发强烈而广泛的支持。甘地自信地对秘书说：“我昨晚讲话后，他们就不会逮捕我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8月9日黎明，甘地刚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小时，就被英国军队抓进监狱。他所领导的印度最大政党国大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国大党领导人及各省市负责人被一网打尽。反纳粹，更反殖民这是甘地人生中第十五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英国政府期望通过这次突袭使民族独立势力销声匿迹，但甘地的被捕直接引爆了持续两年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运动，直到1944年英国被迫释放甘地才结束。运动的直接源头要追溯到日英国对德宣战，同一天，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印度立法议事会对如此重大决议闻所未闻，参战完全没有同印度人民商量，一时群情激愤。身为和平主义者，甘地发表一系列宣言和声明，呼吁印度以非暴力方式抵御侵略，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并要求英国给予印度独立地位。年战局迅速恶化，印度国内各大政党包括甘地所领导的国大党其他成员，都认为只要英国在印度的民族独立上让步，一切形式的合作都可以谈，包括参战。为此，甘地一度宣布引退，但他仍是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他这样反驳支持参战的人：“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甘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非暴力抵抗运动，到1941年4月，参与运动人数超过两万，入狱者数以千计。1941 年12 月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战火直逼印度国门。甘地仍然拒绝暴力，被免除国大党领袖职务。1942年1 月10 日，他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就在甘地“下野”的时候，美英苏中联合二十六国签署了《共同宣言》，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联合英军作战。刚刚取得长沙会战胜利的蒋介石踌躇满志，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向英国政府提出，希望能够访问印度。这次印度之行是蒋介石执政以来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国访问。他以为自己可以在英印之间斡旋，游说英国给予印度适当自治权，并动员印度抗日，但双方都丝毫没被说动。低头纺线令蒋介石无语日，蒋介石夫妇、外交部长王宠惠、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张道藩等人组成的访印团，由重庆秘密动身，飞至昆明加油后，再飞腊戍，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飞抵加尔各答。到首都新德里后，蒋介石夫妇想立即拜访甘地和尼赫鲁，但印度总督不答应蒋氏主动登“危险分子”的门，丘吉尔专门致电，要蒋介石勿访甘地。蒋介石一心要和印度精神领袖会面，以促成中印两国合作。“退居二线”的甘地正在老家过着简朴宁静的生活。通过尼赫鲁的精心安排，甘地赶到加尔各答，这里可以避开英印总督的视线。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到加尔各答车站迎接甘地，随后他们到甘地朋友家里进行了会谈。会谈原定中方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任翻译。甘地出其不意地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欣然出马。甘地向蒋介石阐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谛。他说：“我的最终目的是要用非暴力来反抗暴力，以非暴力来代替今天世界上处处横行的暴力，争取人权，维护人类的尊严??至于如何运用这个力量，不能从书本上去学，而必须经历艰苦的思索、虔诚的祈祷和百折不挠的奋斗方始能够掌握。”蒋介石一心想劝说甘地支持印度参战抗日，对甘地这番“大道理”并不感兴趣，出于礼貌，口头上连连说：“柔能克刚，柔能克刚，这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奥秘所在。”午饭后，蒋介石抛出杀手锏：“如果日本和德国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甘地毫不犹豫地答道：“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蒋又说：“如果英国答应了五年或十年让印度独立，这样便实现了您奋斗的目标，先生愿意现在同英国合作吗？”甘地回答：“所谓合作，实际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独立是绝不能用与暴力合作的代价换得。否则我的五十年生命史就将重新写过。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绝不能和谬误合作。”蒋介石只好更加明确地亮出了底牌：“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许是正确的，对此我并无异议。我也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甘地的回应令蒋介石无言以对：“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蒋介石还想继续劝说下去，甘地不再辩驳了，而是低头纺线，一言不发。这是典型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早年，英国殖民者大量收购棉花、倾销廉价的机织洋布，使大批印度土布织工失业。甘地发起民众进行抵抗，号召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他自己长年一身土布，坚持每天纺线，纺车因此成为甘地的象征。1942年，甘地已经七十三岁，年老体弱，不能长谈，每过15至20分钟就得休息一下。谈话从中午开始，直到下午6点。双方话不投机，六个小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几天后，蒋介石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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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胖论甘地的“非暴力”
自微信的广泛使用以来，出现了吸纳百万信徒的现象级自媒体人罗振宇，他自诩是个胖子，故下文均称其为罗胖。在以他个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相关影像及文字产品都得到了极大的追捧。无意间从某篇微信文章中发现他对甘地的几句评语“甘地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本土他是大神级的人物，可是当他把这种运动往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时却屡次碰壁。乔治·奥威尔曾经说甘地的这种方法只能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才有用。意思在于你得看你的对手是谁，如果面对希特勒你还向犹太人推广这种运动，那肯定不奏效。所以，单凭自己热切的愿望想获得成功是不现实的。”在此罗胖所引用的奥威尔论调片面、偏离客观事实但却颇具代表性和迷惑性，与此同时，笔者找来其编著并推荐者众的《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中的《先做好自己再说：甘地篇》（以下简称“甘地篇”），欲与之理论一番，并作为自己大半年以来关于此论题思考历程的阶段性小结。（注1）纵观罗胖全文，其主要观点是“非暴力”策略应视对手而定。这观点似是而非，失之片面，且论证方式也有问题。首先，一般人认为，英国和纳粹德国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人道仁慈”后者“丧尽天良”，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发生了一起由英国人指挥的军队向印度人民开枪的屠杀事件——“阿姆利则血案”。该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印度方面的口径是1000多人死亡）。甚至当时不少人因为出口被英军堵死，走投无路，纷纷跳进一个水井躲避子弹，结果溺毙，事后在井里找出超过一百具尸体。（注2）再者，英国处心积虑造成了印巴“分而治之”的状态，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印巴战争（、1974三次热战），乃至是两个核武器大国至今对峙的根本诱因，甘地的死也与此有关。回顾下历史：在英印的谈判过程中，甘地一直反对印巴分治，后来因为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此君崇拜毛）以发动战争相威胁，甘地不得已同意分治方案。于是，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引发了大混乱，特别是在旁遮普地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派教徒之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冲突和暴动、屠杀以及报复。据理查德·西蒙兹的研究，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至少5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一千二百万人无家可归。在加尔各答，由于受甘地“绝食至死”（Fast to Death）的意志所感化，冲突双方放下了武器，最终屠杀得到了抑制。而当甘地决定去巴基斯坦慰问和赔偿时，狂热的印度教徒终于失去理智，最后悲剧了。即使这样，甘地的遗言也是宽恕了那个凶手纳苏朗·戈兹。最后，罗胖引用的丘吉尔和奥威尔都是英国人，要么是保守右派，要么是文学青年，这评价很难具说(Li)服(Zhong)力(Ke)。综上，所有的统治者都不会是仁慈的，只是权衡力量对比和投入产出下的战略战术罢了。类似的，甘地的“非暴力”也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哲学思想（战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后者是不同场景下的操作方式（战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战略”就是以悲悯之心同情暴君，以血肉之躯对抗暴君，借舆论之力以“钝化暴君之剑”。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中屡见不鲜的为了消灭对手而在单纯的力量竞赛中变成另一个更强“暴君”的恶性循环。甘地之后，由于各方有志之士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非暴力目前已成为一门对抗强权行之有效的斗争武器。比如，从受甘地影响的马丁路德金博士、曼德拉、昂山素季（我看过她的传记电影，她不仅熟读《甘地传》，还有自己的理论创新）（注3）、东欧自由化、南联盟审判到本世纪的绿色伊朗运动、突尼斯茉莉花、埃及之春甚至香港雨伞，非暴力的抗争持久未衰。非暴力作为实践，即“战术”的层面，不仅要看对手，而且要考虑情境和诉求，即根据对手的意图选择我方具体的应对方式。那么，对手究竟是打算羞辱、剥削还是赶尽杀绝？先说两个极端情况：假设对手是为了羞辱的话，我方自然要捍卫尊严，这个道理世人皆明了。而如果对手是要到我们的地盘上肉体消灭我们，我们亦不能含糊，应誓死捍卫家园和生命。印度有次发生教派冲突，严重到杀人抄家放火的地步了。有个男人，抛下妻儿和家产，自顾自逃跑，事后找甘地说，我是听你的“非暴力”才这样做的。甘地听了，抬起低垂的头（甘地的头一般是低着的）注视那个人，说：“我为你感到羞耻，你这行为是懦夫，不是非暴力”。此外，甘地还有这样的言论“从事暴力的人是有希望（放下屠刀）变得非暴力的，而（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夫没有希望（成为非暴力的人）”，“如果不知道怎么通过‘忍受’来捍卫我们自己、伴侣和家园，那就通过战斗吧”。比起非暴力，暴力虽然不够好但起码是在积极面对问题和挑战，而逃避问题，等着时间治愈一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搭别人便车”等行为是更坏的。“不逃避，直面问题”，这是《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下文简称《梵歌》，Gita）中“完美的人”所应具备的20大美德之第1大美德。笔者亦相信，人不仅应该选择相信美好，更应该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而积极面对挑战。最后，介于羞辱和灭绝两者之间的剥削，是最常见和最困难的情况。它不仅见于上世纪的殖民地解放，更见于当下的各种专制极权政府，甚至种族、性别等公民维权运动。（注4）罗胖先在政治外交、公民维权领域大贬非暴力之“逻辑”和“无用”，而最终结论却落在个人生活层面，如吃喝住行——“拜拜，我尊重你的道德选择，但我深深地知道，你指引的方向不是人类的未来。”那罗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难不成是希望世界会以暴力和竞争作为行为准则？退一步说，如果大家都奔着“成大事”奋鳅（天津话，瞎折腾）那和“发大财”、“当大官”的价值观也没啥两样吧！接下来，罗胖就“跑偏”到各省高考作文和阿米绪人上去了，的确，关于“现代化”的课题，包罗万象，众口难调，很多是审美取向上的差异，所以难怪从来要言不烦的他变得如此找不到重点，甚至自相矛盾——我感觉罗胖笔下的阿米绪人蛮幸福的嘛，跟全民幸福指数最高的不丹都有一拼。友情提示：书中有个小笔误，阿米绪人是瑞士-德国人的后裔，不是苏格兰的老乡。综上，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审度“非暴力”的定义和范畴，并通过对创立者（虽然甘地自己并不承认）甘地的观念以及行动的分析，进一步的了解“非暴力”。 “非暴力”与“现代化”的冲突不得不说的是，甘地对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态度总体的确是批判性的，但并不是闭目塞听，毕竟他喝过洋墨水，并能用英文流利的演讲、开议会和外交谈判。他对现代化的批评立足点是 “全球化忽略个人选择泯灭个性、工具化追求便利和效率而忽略安全、商业化聚焦个人利益而促进竞争和暴力”。而他的理想状态是：“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像穿堂风一样自由的吹过我的房子，但我不会让她把我的脚吹跑”。说到甘地个人的信仰，他曾有一度笃信佛教，甚至准备皈依，但最终还是保留了印度教的身份。（题外话，印度教是不向其他种族的人开放的，而且没有所谓“退教”的说法。）再说印度文化的源头和流变，距今至少4500多年的印度河文明不明原因的没落了，而持续3500多年至今的恒河文明是以入侵的雅利安人为主和当地人建立的，这也是种姓制度的由来。历史上，只有孔雀王朝（有电影）、莫卧儿王朝（泰姬陵那会儿）与英国殖民政府这三段时期是统一的。三者皆是依靠武力的强大而维稳，后两者是外来者。而前两者持续时间都不长，基本是当世而亡。重点说近代，英国于19世纪中叶建立印度全境的直接统治后，引入英语教育和法律制度，客观讲也是有现代化启蒙之功的。而甘地心里很清楚，即便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也总有卷铺盖滚回老家的一天。问题是他们走后，印度靠什么凝聚起来，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最基本的两条腿，当然都要抓、都要硬。而更重要的是，印度各民族各宗教的集体认同感，最好是建成基于宪政的民主国家，而非军政府或者极权当道的“印度特色”国家。这就很明白了，甘地的抵制洋货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经济独立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在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环境下谋求最大程度的共识，寻求文化认同感，进而自下而上的形成文化共同体。“非暴力”起源 甘地自1893年起在南非从事印度公民维权运动，一扎根就是21年，这期间他受梭罗《论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的影响，与托尔斯泰通信并从中汲取灵感，结合自己的法律背景，最终形成了独创性的“非暴力”主题下的理论和实践。接下来，甘地自1915年起从南非回到印度，一直到1948年加尔各答遇刺，后半生专注印度独立的33年期间，除1931年赴伦敦参加有关印度的一次圆桌会议外，连国都没有出过。罗胖所言的“大量的书信、言论和演讲词”都是甘地出于自身影响力和地位发表的道义之言和好心规劝而已。而罗胖在书中所列标题之一——拼命向全世界推广非暴力不合作，充满了感情色彩甚至误导性，容易让大家以为甘地只是个布道士和“嘴炮”， “不惜血本”对外输出价值观却屡屡碰壁。圣雄甘地的贡献“非暴力”到底是什么？（What？）又为了什么？（What for？）怎么实现？（How？）难道只是“不合作”和苦行僧（丘吉尔语）式的“苦肉计”，靠傲娇的绝食博得同情，达到“打倒三座大山”的目的（可能再被更高的新一座山压垮）么？下面笔者试着简要归纳一二，并用一句话加以概括。A 甘地最大的开创性贡献：把“灵性”带入政治，并使两者不可分离。结果是将政治从“靠力量征服对手”引入“对真理和非暴力的追寻”。甘地自己说“我没有教给世界任何新的东西。真理和非暴力存在的时间和山峰一样久远。我所做的是尽我所能在最大的尺度上试图实验（try to experiment）这两者。”（这是基于甘地原话我个人的翻译，对考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私下联系，我把原文附上。下同，不注。）甘地承认非暴力的理念不是他原创的，而早就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宗教）经典里；甘地对非暴力的描述不是通过形而上的方式，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真理或信条，而是用来对抗憎恨、贪婪和谎言的一种教育，进而将非暴力视为实现生命神圣性的斗争手段和寻求真理的途径和方式。甘地经常强调“真理是高于宗教的”，“Truth is God and God is Truth”。由于强调通过“非暴力”寻求真理，因此方式及过程变得和结果一样重要，政治不再是纯粹的结果至上。B 非暴力的理论框架。虽然非暴力被概念化了，但并不简单意味着禁欲的生活方式。甘地提出非暴力是一场争取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积极斗争，并总结其三大支柱是swaraj、satyagraha和swadeshi（印地语，中文和英文都没有对应的词）。解释如下：swaraj不仅是自由和独立，也有“自治”即顺从民意的民主意味；satyagraha指坚守“真理”的法则通过受苦和牺牲来对抗世俗的和政治的恶；swadeshi指自我约束和服务的能力。因此，非暴力的目标不仅是对抗和脱离各种“恶”的统治，更关乎于个人的转化乃至社会的重建，尤其是强调两者改变的相辅相成（Interdependence），只有外在制度的变革是不够的。可见甘地的理论对当下政治改革进程中占据主流的“制度变革派”即使不是替代，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C 甘地的愿景。简单说是，民众启蒙情境下的去中心政府化自治（enlightened anarchy）。他认为，没能实现民主的病因是未被授权的政府和被动的民众。因此，他觉得言论表达和参与行动的意愿和少数群体的自由同等重要。由于民众教育水平提高并且全体民众主动直接参与，政治代议制下的代表最终会没有必要。这在当时肯定是痴人说梦，但随着通信手段和互联网的崛起，重现“雅典城邦民主”的荣耀已经有了苗头，我相信只要更多的人愿意去憧憬和梦想，并加入进来一起行动，这个“去中心政府自治”的蓝图有朝一日就会真正实现。（此处背景音乐是约翰列侬的《Imagine》）限于当时当地的条件，甘地践行的是乡村共和国（village republic），即决策上的本地化+底层化。此外，甘地还积极致力于解决“不可接触者”（贱民）的平权问题，这也是通过“超越”宗教界限（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藩篱）进行的一场伟大的试验。他曾说过“我是穆斯林，也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总之，甘地认为要实现“完美”的民主社会，必须超越政治和伦理的界限，超越经济发展和大众福利的冲突，超越基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藩篱，超越民族和宗教的壁垒，超越各种身份的隔阂，超越一切同一维度下的二元对立，最终实现普遍的终极的“至善”。 这点对现今的反恐战争也很有借鉴意义。（注5） D 甘地本人说过“非暴力和（其他所谓）真理不应该被写入宪法，它们必须被人们出于自由意志而主动接受”。甘地真正的“逻辑”是认为“个人内心的道德”高于“法律”甚至“制度”（参考梭罗的“正直的人要勇于入狱”之说），而“非暴力”这一普遍准则又高于“个人道德”。这意味着，我们对“真理”要持开放的心态，不应以“真理占有者”自居并进而强加于人。所以，一旦“绑架别人”，就不是“非暴力”了。针对这点，课上老师举了个例子，他说“暴力”其实无处不在，比如孩子刚生来时父母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完全依赖父母，而当孩子第一次说“不”时，父母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强迫孩子，“暴力”就萌芽了。进而，暴力是万物之间发生作用和冲突的方式，就像滑动摩擦力，如果鞋和地面之间没有摩擦力，人就寸步难行了。因此，非暴力类似于“超导下的理想状态”，是个努力的方向，而无法真正的达到。但不能因为它的理想化，而否认其价值。这其实是很多相对主义者的观点。但涉及真理：A不要讳言它的存在，科学法则就是描述自然界的真理，God、“道”和“梵”就是超越人所认知范围的真理，而“爱”的法则（而非“丛林法则”或“仗剑经商”）就是甘地、特雷莎修女和某位喇嘛所认为和秉持的关于人际关系和公民社会的真理。B真理无处不在。庄子也说过“道在屎溺”。所以不要轻易否定并消灭任何对手，即使再荒谬的对手也从某一角度占有真理。C真理是极致美好之物。虽然我们尚不能、且也许永远不能掌握真理的全部（参考“瞎子摸象”和“测不准原理”），但我们还是应该遵循已经发现和验证了的真理，并朝着探索更多的真理的方向而努力，因为这才是“人”作为自然界中独特存在的意义。如康德所说，人类仰望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是人所能认识的最美的东西。说到道德，甘地从《梵歌》中得到启发，主张善和恶的斗争不是发生在外界的敌我阵营，而是发生在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所有人在每时每刻，都处于天人交战的状态，一旦内心的“恶”占了上风，人的行为言论就“黑化”了，反之则“人人皆可成圣”。所以，我们不应滥用“好人”、“坏人”等二元对立的标签，简单粗暴的划分敌我阵营，进而以消灭对方为使命，而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必须从自身从日常生活做起，保持初学者的心进行修行，“在人生的竞技场中开启困难模式，时时做个选手”（刺猬语），保持警醒洞悉问题，善于创造挑战，勇于接受挑战，通过一个个微小的勋章激励自己，获得经验升级，苦爬技能树，最终达成从“肉搏系战士”到“非暴力贤者”的转职成就！。一言以蔽之，甘地最大的贡献是按自己的方式吟唱了一曲《梵歌》：面对问题，以“主动和积极”的态度，通过“追寻和坚守真理（梵）”而非“力量竞争和消灭对手”解决冲突和分歧，达成“超越和融合”（梵我合一）。“每当我陷入疑惑、失望，在地平线上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时，我便转向《薄伽梵歌》，找出一个诗节来抚慰自己。这使我立即挣脱出巨大的痛苦，开始微笑。专注于《薄伽梵歌》的人每天都能从中找到新的乐趣和意义。”——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M.K.Gandhi)“他死的时候留下的财产非常简单，一块破布做的衣服、一根拐杖、一个木制的纺车、一块手表、一本书、一个有三只猴子的雕像，还有一个洗脚盆、一个痰盂。”这些都是甘地最重要的东西，伴随他走过千山万水。作为甘地唯一的一本书，《梵歌》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简单来说，《梵歌》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学术界认为它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以诗歌体裁记载的一段对话，共700句，分18章。这本书在印度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我打个比方：在甘地之前，《梵歌》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作品；在甘地之后，相当于西方的《圣经》，成为了无数人寻找自我的灵修指南，寻求文化认同感的载体，甚至帮助他们做出人生关键选择的成功学宝典。而正是由于甘地对《梵歌》开创性的解读，使其从战争史诗、神的教诲转化为非暴力信念的“圣经”，进而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符号和旗帜。我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关于《梵歌》注释和解读的英文著作不下几十种，并且，“薄伽梵歌”这门大三年级的3学分标准课程所用的教材S. Radhakrishnan所著《The Bhagavad Gita》的扉页标明就是献给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感谢大家的时间并有耐心看到这里，特别感谢刺猬道友的各种帮助。如果朋友你对甘地真的感兴趣，一定不能错过《薄伽梵歌》这本书哦！欢迎大家和我交流读后感。可直接标注或联系我的邮箱gus.ryu@usask.ca作为一个理工科选手，比起媒体人罗胖、作家奥威尔、政客丘吉尔，我更愿意相信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甘地的评价：“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注1：本文参考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笔者将结合之前在大学听的两门课（“梵歌”及“非暴力和宗教”）的两本教材（前面提到的那本和Ramin Jahanbegloo的Introduction to Nonviolence）、记的笔记和维基百科。注2：曾获198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八项大奖的电影《甘地传》再现了这一惨剧。注3：《恐惧与自由》中文节选：“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民主政治，一个有着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一位记者问我，‘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得很多，为什么？’我回答：‘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昂山素季以学者的思维揭示缅甸悲剧的根源：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注4：限于主题G点原因，按下不表，感兴趣的童鞋可以搜下“非暴力实践”学者Gene Sharp的著作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书中列举分析了200多种非暴力斗争方案，比如主动被捕以追求体制内沟通等等。还有提供非暴力策划、培训和行动支持的“画布”非盈利组织（CANVAS，Centre for Applied Nonviolence Action and Strategies）。注5：前一段“我是查理”的风波可做参考。电影《Divergent》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个人觉得，寻求对立双方的超越和融合（去标签化）比同一维度的死磕或“降维攻击”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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