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辣椒活不了,泪流满面还想吃
受到邀请，又去重庆访友，热辣气氛愈发浓郁，在江湖菜达人、火锅迷、小面粉丝的热情包围和引荐下，一连数天，重庆之辣的风云际会，直接催肿了我的牙龈和嗓子，心下却觉得格外满足爽快。
这绝非只是一二城之景，多年来，钟爱辣味的我，由于专业原因和好奇心，对辣椒曾有过不懈的追踪&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辣椒之国，其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一半左右。就种植面积来说，乃是中国蔬菜大军中的副将（仅次于大白菜）。
不过，痴恋辣椒的饕餮客们或许并不了解，这位热辣的明星，其实直到明末清初才与中国&初见&。在此之前，中国人竟不知辣椒为何物，我们祖先的舌尖上，从未有过它的热舞。
被遗忘的花椒和茱萸时代
辣椒的中国史虽只有区区400年，可距今9000年前，美洲土著已开始食用野生辣椒了，五六千年前，印第安人开始驯化栽培这种神奇的植物。
昔日&观赏植物& 今天红遍中国
光影中，陕北一户农家的院落被辣椒映照得红火温暖，充满了丰收的富足气氛。其实，在辣椒刚刚抵达中国时，是被当做观赏植物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是最早记载辣椒的人之一，他在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9年），将辣椒和牵牛花、腊梅、瑞香花等放在一起进行观赏。汤显祖并没有想到，这被他视为&中乘妙品&的开花植物，竟在随后的400年中建立了丰功伟业，辣遍中国。摄影／郑海
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不仅发现了新大陆，也收获了辣椒的绿野芳踪，随着航路的打通，辣椒从美洲走向了欧洲、非洲、印度，并姗姗来迟，于16世纪晚期才终于抵达中国。
中国史籍对辣椒的最早记载，乃是明末高镰的《遵生八笺》（1591年），着墨点在&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清康熙年间的《花镜》也是辣椒在中国早期身世的记录者之一，有趣的是，这乃是一本园艺学著作，重点也在于&初绿后朱红，悬挂可观&。
这些线索透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红遍中国的辣椒，直到康熙年间的主要身份，仍是一种观赏植物。
图中数据来自《中国古典食谱》，这一食谱广泛收录集纳了全国各地的菜品，具有代表性。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与今天相比，中国历代使用花椒入谱的比例要高得多，唐代曾高达约40％，最少也有20%左右。清代花椒使用进入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辣椒的袭夺是重要原因。
略略回望一下，就会发现，曾在中国人生活中纵横2000年之久的辛辣军团，完全不是今天的模样。粉墨登场的辣味诸侯，有花椒、茱萸、扶留藤、芥辣、姜、直尊（襄荷）、萝（紫苏）等，其中尤以花椒为辣中霸主，权倾天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辣椒夺得天下之前，曾有过一个漫长的、实实在在的花椒时代。
中国是花椒的发源地，它的身影在《诗经》中已频频闪现&&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山海经》、《农政全书》中提到中国各地都曾大量种植花椒。它是&调浆美著骚经上，涂壁香凝汉殿中&的尊贵优雅，是&白鹅炙美加椒后&的美味。历史地理学者蓝勇曾对历代菜谱做过研究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古代花椒入菜比例远远要高于今天，唐代菜谱中使用花椒的比例竟高达近四成。可从清代开始，花椒地位迅速降低，势力范围也逐渐被压缩到西南一隅。如此式微的辣味功臣还有很多，有唐诗&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中的茱萸，有曾被南方人作为美味的扶留藤（酱）等，它们的溃败更为剧烈，几乎已完全退出了中国的辛辣舞台。
这个巨大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稍微有心，就会察觉到，在中国辛辣江湖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一个陌生外来者的魅影悄悄浮海而来，四处出击，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它的名字叫做&辣椒&。
姹紫嫣红的辣椒戈壁
在新疆拜城附近的戈壁上，气势磅礴的晒辣椒景象构成了一幅大地的抽象画。真是姹紫嫣红，别样胜景。摄影／George Steinmetz
中国土地，最忠诚的辣椒盟友
时光流逝，诸多往事已难以追溯，庆幸的是，明清以来留下了近万册地方志，成为追溯辣椒迷踪的线索。
辣椒抵达中国后，最先进入的是浙江杭州及周边，然后传到湖南、贵州、河北、辽宁；雍正年间扩展到陕西、山东；乾隆年间，安徽、福建、两广、四川、江西、湖北等地魅影初现，其他省份和地区则相对更晚。
小小的辣椒，究竟是如何征服亿万中国人挑剔的舌，击败本土诸多辛辣作物，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火红文化的？
口味和利用方便是最显而易见的回答，总体来说，相比其他辛辣作物，如茱萸、花椒和扶留藤，辣椒的口感更丰富可口，制作和保存却格外简便，产量也高上了许多。在这一切之外，辣椒极重要的一个优点，莫过于高超的可改造性、多样性和适应性。
作物的传播和扩散，像是一张细密、曲折、庞杂的作战地图和网络，借助最平凡农夫乡音中的口碑以及长满老茧的双手，微小脆弱的种子需要翻山越岭、跨江渡海，经受大地、气候和艰苦庶民生计的考验，以坚韧的品质打通道道关卡。
贸易新贵的大手笔
今天的辣椒已是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产量达数千万吨，需求不断上涨。图为2013年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正将丰收的辣椒装车的情景。摄影／杜炳勋
说起辣椒品种，人们往往会想起陕西秦椒、四川朝天椒、福建小米椒等等。可实际上，辣椒家族的善变法术远超于此。就果形来说，就有灯笼形、柿形、角形、锥形、指形、樱桃形等，大小有单果200克的灯笼辣，也有仅0.1克左右的小米辣；口味从不辣、微辣到极辣，颜色有红、青、黄、紫。一份研究论文指出，中国有丰富的辣椒品种资源，到2002年止已保存了2119份。
长满辣椒的中国原野
辣椒帝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从小农小户、田间地头的种植，演变为大面积、产业化的生产。图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用机械采收成熟的数万亩辣椒。摄影／王建刚
当以这样的多变素质，辣椒获得了一位强大盟友&幅员辽阔，气候、土壤类型复杂的中国大地。相比诸多偏安一隅的作物，辣椒的蓬勃热情与中国大地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位植物移民生性质朴、坚韧，产量大，对各种风土适应能力强，对土壤、日照的要求不高，中国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都有适合其生长的广袤大地。灯笼椒喜冷凉、喜湿润，樱桃椒、簇生椒耐热、旱，长角椒南北皆宜&&各种早熟、晚熟品种，参差应对季节变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柔韧的辣椒和勤劳的中国农民达成了坚固的同盟。相比需要多年培育才能结果的茱萸和花椒，草本的辣椒当年播种即可收获，在房前屋后非常小的地块上也能蓬勃生长。
幼年时，我曾在乡村客居，乡间讲究生活实惠方便，偌大的院子被牲口圈、水井和大小农具占据，没有花草，只在院子一角有几株辣椒。外婆在灶间忙碌时，经常指派我去摘下几只，不一会儿便成为了盘中的红绿美食。舅舅和表哥常不见人，总是顶着烈日风雨在田间忙碌。家里人口多，土地却只有几亩，间种、套种、轮种，是他们一年四季的工作和念想。辣椒与玉米并植，高矮相宜，彼此不争空气阳光。小麦、萝卜、棉花、大蒜等也能与其轮作。搭起架子，上有丝瓜，下有辣椒，更是生机盎然。
后来，我得到一位农业专家的指点，他告诉我，辣椒与其他作物合作种植的模式之多，实难一一列举。这种能力，充分利用了中国珍贵的土地资源和精耕细作的农作传统，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成为辣椒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驱动力。
各省食辣程度指数及产量对比图
俗话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研究表明，现在中国在饮食口味上形成了三个辛辣口味层次地区：即长江上中游辛辣重区、北方微辣区和东南沿海淡味区。不过，从图中可以发现，诸省食辣程度指数和产量往往并不统一。这种差异显示出，辣味嗜好程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地理、气候、移民等各个方面，也与特殊的时代命运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辣椒市场和辣椒贸易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有趣的是，与同样大名鼎鼎的美洲舶来作物（如番薯、玉米等）不同，辣椒的传播历史更像是一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故事。既没有惊险紧张、如谍战般的传种入中国之传奇，也有没有集几代之力，孜孜不倦，专门进行推广的传播家族，以及著名农政专家、官员的鼎力支持（侨商陈振龙克服艰险将番薯传入中国后，后其家族又数代致力于推广，徐光启及多位清代地方官员都曾主持推广番薯种植，研究克服种植障碍，如北方越冬困难等）。
或许，这只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和疏漏，而从另一方面看，似乎也揭示了中国土地、农民与辣椒的高度契合。相比番薯，辣椒更入乡随俗，更泼辣坚韧，更善融入寻常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贫寒催生的红火，庶民的胜利
不过，必须要承认的是，辣椒也并非所向披靡。在不同的战区，辣椒军团的推进速度堪称是天壤之别。从地方志来看，记载辣椒最早的是浙江山阴县志，时为清康熙十年（1671年）。从农业史来看，浙江也被认为是辣椒从海路传入中国的最早落地点。
然而，虽占得先机，辣椒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浙江毫无作为，直到今天，浙江仍然是最不嗜辣的省份之一。
不过，当辣椒进入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后，却迅速星火燎原。以地方志为证，乾隆年间，贵州、湖南有些地方只记有花椒，而无辣椒只字片语。可到了道光年间，《遵义府志》中已是&居人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贪者食无他蔬菜，碟番椒呼呼而饱。园蔬要品，每味不离，盐酒渍之，可食终岁&。
俗话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关于中国嗜辣版图，学者蓝勇也曾专门进行过研究，并画出了辛辣口味层次的三大类地区&&长江上中游辛辣重区、北方微辣区和东南沿海淡味区。他指出，重辣区有明显的地理环境特征：山多雾，日照少，冬季冷湿，而辣椒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作用。至于东南沿海地区，虽湿度也大，但冬季温暖，年日照时数长，故为淡味区。
这个解释固然有道理，却似乎并不饱满。
美食的魔术师
丰富多彩的辣椒制品，口感丰饶，丰俭由人，点亮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活。小小的辣椒，在一蔬一饭的欢乐中，深深走入了人们的心里。图为2008年韩国2000多名家庭主妇云集首尔，一起制作辣泡菜的盛况。
在重庆时，我听到了一个关于豆瓣酱的传说，说是当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军中，有一位来自福建省汀州的小伙子，艰苦的移民途中，穷苦的他以胡豆果腹，入川后，豆遇潮发霉，可这已是仅剩的口粮，思来想去，遂把霉豆置于田埂晾晒，又摘了些鲜海椒拌而食之，希望能压掉霉烂味，没想到却意外可口，这便是豆瓣酱的由来。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却透漏了一个线索，辣椒和艰难动荡的庶民生活有着深厚的缘分。
相关的佐证俯拾皆是，在全国各地，辣都和平民美食血脉相融，相濡以沫。重庆辣度最高的江湖菜、毛肚火锅，都有着泼辣质朴的平民之风。贵州、川渝的价廉物美的地方小吃，若没有辣椒，便几乎丧失了灵魂。母亲则回忆说，幼年乡村贫苦，一碗辣椒就是全家一天的佐菜。
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辣椒传入中国，开疆拓土的时间段，也正是中国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经过明末清初的大损耗后，中国人口在乾嘉时期开始了爆炸式增长，地窄人稠，生计日艰。恰逢高产作物马铃薯、玉米和红薯传入中国，在生活的催逼下，以湖南、贵州等地为代表，饥饿的流民们携家带口，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山地垦殖高潮，&深林幽谷，开辟无遗&。曾有历史学者指出，即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数量最庞大的底层人们生活来说，仍是无比艰辛的，贫穷的浓重阴影，跟随着老大中国的脚步，亦步亦趋。
仿佛是命运的巧合，辣椒的传播路线，和玉米、番薯的传播路线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如果说富含淀粉的外来作物等满足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果腹之需的话，那么辣椒则给平淡甚至苦涩的庶民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饮食单调，缺油少盐，烹饪粗糙，可一年到头的艰苦劳作却须臾不可停顿，辣椒的热舞和别样美味，给清苦的岁月带来了片刻欢乐和满足，在寒冷的日子里更是御寒提气的保护伞。湖南民谚&糠菜半年粮，海椒当衣裳&真真所言不虚。
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普遍食辣的省份，相对越贫穷的地方，嗜辣程度也越深&穷困，像是一张摊开的干渴海绵，对于外来陌生作物和口感，没有本能的抗拒，只要利于生计，便迅速吸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江南富庶地虽是辣椒登陆的前沿阵地，却迟迟未能被辣椒征服。鱼米之乡菜肴丰富，口感丰饶，细腻鲜甜的汁液早已浸满岁月和饮食习惯的海绵，形成了对辣椒的天然防护墙。
就这样，以贫苦的底层生活为突破口，辣椒迅速在海量人口中获得了认可，悬于屋檐下的一串串红辣椒，渐渐成为人们心中家园、温情和生计的象征，并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向着中国大地的纵深之地继续奔袭。
川渝，中国辣菜大本营
川渝之人爱辣椒、爱美食，并对此充满了创意和热情。可以说，辣椒在中国的扩展历程中，他们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图为重庆国际火锅文化节上万人火锅盛宴的主桌，其直径十米，高一米多，围坐了60人，一大锅汤料中，光辣椒就用了300公斤。供图／陈海棠
川菜重生，辣椒的魔法
山城重庆，空中飘着细雨和雾气，还有从四面八方飘来的各种辣香&&在这座热辣的城市中，无数的餐桌旁人们正奋袖出臂，让舌尖肠胃与红彤彤的辣椒做着最亲密的接触。川渝，乃是中国的辣椒大本营，说起川菜，其冲击性的口味和热烈的色彩，乃是人们最鲜明的印象。
在辣椒攻陷的重镇中，四川最为典型，虽然辣椒剑指四川的时间比湖南还要迟上半个世纪，成果却分外斐然。不仅如此，辣椒和川菜还双剑合璧，成为辣椒征服中国最锐利的武器。
川菜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菜系之一，发源于三千年前的巴蜀古国。重庆忠县（原属四川）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就出现了庖厨俑头戴高帽，一手执刀，一手拿肉的形象。东晋《华阳国志》提到四川人&嗜辛香、尚滋味&。西晋《蜀都赋》中的盛宴令人向往：&金垒中坐，肴隔四陈，觞以清酊，鲜以紫鳞。&
到了唐宋时期，川菜魅力已声名远扬。连生计不宽裕的杜甫也有&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的记忆，曾在四川为官的陆游更是在《剑南诗稿》中留下了多首谈四川美食的佳作：&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食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羊酥。&
中国食辣新趋势
随着国内人口的频繁流动，辛辣饮食文化的快速传播，传统意义上的&忌辣清淡区&已越来越模糊，原有的中辣区、重辣区的嗜辣程度仍一路走高，辣椒的高歌猛进正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图为北京簋街的夜晚，在街道两侧绵延望不到头的霓红灯光下，各种各样的热辣美食是这里的主角。
川菜的确是得天独厚的，盆地高山环绕，长江及支流岷江、乌江等纵横奔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珍丰饶，鱼虾肥美，果蔬四季不绝，乃是川菜之花怒放的丰厚基础。
不过，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川菜与当年李白、陆游所钟爱的美食，在口味上却是大相径庭。就在300多年前，川菜和辣椒还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人。古典川菜的辛辣调味舞台上，花椒是耀眼名角，四川乡间屋檐下，灶台旁挂着的，也可能是茱萸和扶留藤。
明末清初，战乱频起，成都平原血流漂杵、尸骨蔽野。四川人口从高峰期的数百万骤降至数万人。覆巢之下，千年繁育的川菜血脉轰然断裂。
之后，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一场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开始了，这场历时漫长的大迁徙，不仅为满目疮痍的四川送来新鲜的血脉和勃勃生机，也为新川菜的孕育带来了契机。对于移民们来说，蜀道艰难，开荒劳苦，江滩凶险，已在湖南、贵州等地大放异彩，能杀毒驱寒、开胃提神、易种丰产的辣椒，实在是傍身的守护神。就这样，凋敝的四川大地敞开了胸怀，辣椒轰轰烈烈地入川了。
像是被魔棒点中，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霖，当辣椒与四川相遇，便开启了中国饮食史上最热烈、最惊艳的一幕。
从&天使&到&死神&，惊人的热辣家族
辣椒多样性及辣度指数
辣椒究竟能有多辣？史高维尔指数（SHU）是今天国际上测定辣度的指标体系。从毫无辣味的甜椒，到被称为毒蛇、魔鬼、死神，辣度超越催泪瓦斯的世界顶级辣椒，这个热辣的家族真是令人惊叹。近几年，最辣辣椒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不断被刷新，辣椒的极限挑战还远远没有落幕。
川菜的重生，移接了辣椒的DNA和惯常战略，首先在贫寒的民间掀起涟漪。
一篇研究川菜和辣椒渊源的文章提到，除了著名的豆瓣酱，同治年间陈麻婆创造了麻婆豆腐，集麻、辣、烫、酥、软于一身，风靡市井。晚清时，成都回民用廉价的牛杂碎等与辣椒配合，发明了废片（即今天的夫妻肺片），创造了特殊的香辣。
这些无不是原料低廉的美食，四川作家李氯嗽晃抻哪厮担蚱薹纹牡胤节幻&两头望&，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原料低廉，是穷人吃的，且吃法粗放，却又实在美味诱人，所以体面人想要吃这种平民化的美食，必两头一望，不见熟人，方敢下箸，故得此诨名。
可以说，&嗜辛香、尚滋味&的四川人成为了辣椒真正的知音和伯乐，辣椒席卷四川的历程，与川菜的重新腾飞彼此辉映，更与川菜的悠久历史，博采各地之长，百菜百味的素质合璧。只是区区百年左右的时间，辣味便已经成为川菜最鲜明的个性和印记。
在1909年刊印的《成都通览》里，泡大海椒、鱼乍海椒、辣子酱、胡豆瓣等诸多家常辣味小吃已几乎家家均有。本身就口味多变的辣椒更在四川人的手中，与其他调味品配合，焕发出异样的七彩光华，出现了红油味、麻辣味、酸辣味、糊辣味、鱼香味、怪味、酱香味等各种辣香。清末的《蜀游闻见录》见证曰：&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
精明的商人们发现了麻辣火锅的新功能&&原料宽泛，可走高端路线来提升宴席档次，气氛热烈，特别有利于拉近关系，洽谈商机。于是，麻辣火锅迅速登堂入室，入主高端商务宴席。
至此，到清末为止，渡海而来，在江南传播受阻，遂左右突击，又溯江而上的辣味，胜局初奠。滇黔湘蜀诸地之人，已是&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
时代，辣椒逆袭之加速器
如果说，辣椒的传入是一场饮食革命的话，在最初的二三百年，由于交通、地域等原因的制约，仍显得有些缓慢和局限。它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数以亿计的贫民与生计搏斗的岁月里，辣椒获得了深切而广泛的民意，在中低层民间根系广布，生龙活虎，可在高端宴席的战场上，却明显有些进取乏力。
以成都的著名高级川菜酒楼正兴园为例，同治年间，其菜肴仍带有明显的鲁菜和京菜风格，后又融入了江浙菜的特点。那个时候得以入庙堂之高，被权贵追捧接纳的高端辣菜，说来说去，都绕不过那道宫保鸡丁（当时，名臣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其家厨用干辣椒和花生米炒鸡丁，甜、酸、辣味混合，成为一道名菜），但仍未能自成气候。
不过，辣椒的逆袭远远没有停息，它在日常生活中蛰伏着，酝酿着，集聚着力量。就像搭上了那场延续百年的大移民巨轮一样，等待着与中国时代命运的再一次碰撞。
辣椒文化，根植中国
红遍了中国的辣椒，已经在这座它移民而来的大地上建构起了深厚的辣椒文化，成为了家园、丰收、喜庆、热烈、勇气等种种意象的标志物，从&不吃辣椒不革命&，到唱遍大江南北的&辣妹子&，辣椒的身份，已经远远超越了辛辣调味品的范畴。图为广西农家晒辣椒的情景。摄影／张小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为陪都，国难之际，海量人口骤然涌入西南。一位川菜历史达人在文章中提到，面临如此高强度的、海啸般的人潮冲击，物质供应骤然紧张，对辣味菜颇有保留的高级川菜馆维持困难，根本无法招架。在生活的挤压下，辣椒执掌权柄的平民菜和小吃得到了新一轮的强力普及。
于是，以数百万计的下江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接受了辣椒的洗礼和改造。
以重庆的麻辣火锅为例，出身苦力阶层的它与带着贵族气，阳春白雪的北京火锅大不一样，其汤料中加了浓浓的麻辣，又浮了一层油，温度远高于沸水，提高了去腥杀毒、提香增味的能力，故对原料的要求大大降低，不再拘泥于薄如纸片的新鲜羊肉。不管是廉价的动物下水，还是到处可得的杂菜，都大肚能容，无不可烫。这种粗犷泼辣的吃食，在物质贫乏的战争时期，成功逆袭。
这些纷纷拜倒在辣椒热烈裙摆之下的人们，在抗战胜利以后又大都迁回了原籍，不仅成为辣椒领地扩张的盟军，也成为辣椒向中高端菜品侵袭的助力者。
又过了十年，风云再起。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的毛泽东名言&不吃辣椒不革命&，在食辣核心圈里的湖南、四川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除了赫赫有名的毛泽东、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还有大批的军人和各级军官，这些吃着辣椒长大，挥舞起革命旗帜的人，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掀起了又一波辣椒进军的高潮。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居民的食辣口味远高于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
当然，最近也是最波澜壮阔的一次，莫过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地区禁锢被打破，海潮一般的外来劳动力涌入了长三角、珠三角及各大城市，重辣区的川渝农业人口众多，是最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火辣、美味的川菜迅速攻城陷地，而被川派美食征服的人，也都心甘情愿地挨上辣椒的温柔一刀。
时代给辣椒再次带来了诸多想不到的新机遇&&例如，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了麻辣火锅的新功能&&原料宽泛，可走高端路线来提升宴席档次，气氛热烈，易使人放松，特别有利于拉近关系，洽谈商机。于是，曾是贩夫走卒所热爱的麻辣火锅，迅速登堂入室，入主高端商务宴席。
最重要的是，曾经在落后和穷困中挣扎了好几代人的中国老百姓，终于渐渐走出了生计的困境。他们是中国亿万勤劳农民的后代，是无数祖先曾在艰苦移民潮中寻找希望的家族的传承者。可以说，400年的时间，已经将对辣椒的依恋和亲切感，深深植入了他们的血脉和基因。今天，他们对辣椒有了更多的渴望，更多的追求，更多的钟爱。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辣椒和美食的合作在近年不断推陈出新，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美食风潮。1983年，水煮鱼横空出世；2000年，香辣蟹独领风骚；资历尚浅的麻辣小龙虾，已是北京诸城夏天夜市的宠儿；诸多以水产为主料的新派辣菜，让原本对辣椒横眉冷对的江南、广东防线摇摇欲坠。
而且，医学研究还证明，辣椒有预防癌、抗氧化和减肥的功效。更难得的是，在这个快节奏的竞争社会里，辣椒能催促人体分泌大量的内啡肽，让人心情大好，释放压力。在生活和职业压力不断走高的当代中国，可以说，辣椒似乎又找到了新的方式，来守护加盟它辛辣王国的子民。
一位川菜资深研究者告诉我，近10年来，创新川菜的辣度明显高于传统川菜，而其他菜系中，也是热辣来袭。如有专营鲁菜的店家推出了辣口儿的创新菜，连著名的北京烤鸭都有了带辣椒的吃法。至于大学城周边，以&变态辣&为小饭馆招牌的秘制鸡翅，更成为许许多多毕业生心中，属于热烈青春的一个难忘标志。
辣椒，在我的、你的，在中国未来时代的变迁中，还将会有怎样的精彩亮相？
本文选编于《中国国家地理》2014年7月刊
撰文/杨弦章 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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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震撼全国的大移民
蒂尕字汉阳 &&
paila51 发表在
华声论坛 .cn/forum-7-1.html
从小就听老人们讲：“我们是从江西来的”，还告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所以，我们自小喜欢称江西人为老表。真正接触到震撼中国的大迁移文献，是我在近十几年来的事。据我目前所了解资料看，明朝初的十八次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包括我先祖应宜公和他的十个儿子，即伏一公、伏二公、伏三公至伏十公。出自江右豫章明易公，楚北汉口支谱记载公为讳应宜。他们从江西江右迁往麻城，后复迁汉阳柏泉老屋湾。
明洪武初年，始迁祖伏二公由湖北麻城迁黄陂分火山，由文炽公带宗亲复迁汉阳柏泉，这支为楚北汉皋支，仍有留居黄陂者。这支有三异公、伯琮公、仲璜公、叔E公、坦熊公、坦麟公直至光绪年间的行简公，仁芬公等，这些俱官高位，名重当时，均系该支后裔；洪武二年，伏八公由麻城孝感乡，白獭河绿柳村，复迁遂宁黑柏沟，成为四川遂宁支之祖，文端公讳鹏翮、船山先生讳问陶，为该支的传人。可惜 ，史料对其他先祖记载不详而粗略：伏一公不详、 伏三公复迁大冶（孝感）、伏四公复迁阳新排市、伏五公不详、伏六公不详、伏七公复迁下圻（大冶还地桥镇）、伏九公不详、伏十公不详。明朝时期的先民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更迭繁衍了新老居民，奠定了中国民系分布的大格局。
明朝初的大移民，前后持续了47年，基本上是由西北的山西开始，很快蔓延到其他省份。明初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开始，当局采取遣返、军屯、商屯、民屯方法；还硬性规定四口（人）之家留下一人、六留二、八留三的模式。具体时间是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中江西的移民数量尤为突出。洪武年间，大规模移民共有十次，永乐年间共八次 ，零星小规模不计其内。
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大量的家谱、史料记载，和史学家葛剑雄（0）考证，明朝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江苏移民达214万人。其中洪武七年14万凤阳， 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五千人到凤阳西南。洪武廿一年迁江西饶州移民30万到湖北黄州。迁饶州、广信、九江移民12.2万到武汉。迁9.1万到安陆。迁10.7万到汉阳、丐阳。迁16万到荆州。迁1万人到襄阳。洪武廿二年迁饶州、九江移民27万到安庆，其中20万人来自瓦屑坝。迁饶州、九江移民6.5万到池州。迁饶州移民6.4万到合肥。洪武廿五年迁饶州、徽州移民23万到扬州各府县，淮安府各县。洪武卅年迁江西移民65.6万分别至长沙府常德各县、岳州府、安庆府及郴州、零陵、衡阳、靖县、辰州。
　　洪武年间，江西总计移民214万余人，其中饶州府近百万人。江西移民绝大多数从饶州瓦屑坝迁出，部分从南昌瓦子角、筷子巷迁出。
西元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大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大顺军屠城，作战兵燹和涂炭死人无数。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又滥杀无辜，人口殆尽，四川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据清朝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清军将领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Tx_成都r有700人，到死r只有25人，大多被他⑺馈Ｇ宕碜胥羲吹乃木怼妒癖獭废晗讣鞘隽苏畔字以谒拇ǖ牟腥讨良拇笸郎薄５笔钡奈餮蟠淌吭凇堵}教入川》也有相似的记载。沈荀蔚在《蜀y⒙浴飞险f，由於清M剿追簦I忠乃С啥迹巴醺档畈荒芊伲嘁灾啵司a。P石柱二，孟蜀r物也，裹凳樱腿眨换鸲邸！辈筷逃到西充r，o百姓可俗⑵渥洌蝗找扇f人。明末农民起义中，杀人最多的两大攻城战，一次是张献忠武昌屠城，另一次就是李自成水淹开封城。武昌，开封城中死难者人数均达数十万以上。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18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如顽强的一粒种子，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部震撼人心的篇幅，重回壮阔悲切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3）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2)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移民到湖北的江西人，主要来自赣中、赣北诸州县，来自赣南的较少。自元末明初兵燹以来，湖北不仅人口稀少，而且闲田旷土大量存在。故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湖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湖北气候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鄂西、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竹溪县志?艺文.》卷12，同治年间刻本.。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外省人口大举流入湖北，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
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根据张国雄（4）《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移民档案”资料介绍，其分布是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即以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而拓展的。以地区单元而言，鄂东北是明清两朝受战乱之灾而遭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这里土肥地美，交通便捷，是长江中下游移民迁入流转的必经之地，也是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从该区域136族家谱资料中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占移民家族的88%。鄂东南与江西相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在鄂东南69份家谱中，记载来自外省者有63族，其中江西籍有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极易开发，最为吸引外省移民。在107族家谱资料中统计，来自外省者有97族，其中江西籍为77族，占移民家族的77%。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交通枢纽，是北方移民南下、南方移民北上必经之地；区域内多丘陵，土地稍贫瘠。在“移民档案”鄂北的15族中，江西籍有11族，家谱样品太少，似难以反映真实历史。但张国雄先生在随州等地实地考察，认为随州江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的80%；宜城约在70%左右。鄂北处于移民结构的过度地带，江西籍移民会少于鄂东北、江汉平原地区。鄂西北山区与川、陕、豫交界，历来“流寓多而土著少”（嘉庆《大清一统志?郧阳府》）。依旧志统计，鄂西北80%是移民后裔，江西籍移民后裔仅占30%。鄂西南是土家族聚居地，自古有“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移民不多。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涌入，估计江西籍移民比例不会少于鄂西北。
虽然湖北境内江西籍移民有一定分布差别，但江西籍移民家族占移民总数中的大部分是可*的。据“移民档案”湖北部分资料介绍，在339族移民中，江西籍有254族，占移民家族的82.5%，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江西籍移民的数量优势，此数尚不包括湖北填四川中的江西籍移民。
在湖北落地生根的江西移民
江西籍移民大量迁居湖北，改变了自然资源与人口比例的配置，使自然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始迁祖辈们荜露蓝蒌，以处草莽，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为开辟和重建湖北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许多家谱中都有记载，兹录数则：
“（洪武初）自政公亦扶老携幼卜居于黄冈龙丘之北五里庶安乡，其间
土地平旷，满目荆棘。公于是辟草莱，结茅而居。斯时也，播迁之余，无一成之田，无一瓦之覆，环睹萧然，不避风日。公昼则作苦田间，夜则执经一卷，……怡然自守。”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自政公传》：“洪武戊寅年，三公始迁于楚北黄州黄冈邑，地号玫王竹林，辟土田，剪荆棘，以立门户。”民国五年《徐氏宗谱?序》：“黄麻各处久经元末大乱，百里无人，草深数尺，非公斩棘披荆，吾子孙安有乐土哉。”民国十二年《黄陂周氏族谱?外正事实录》：“我族始迁祖宏魏公原籍江西南昌县铁楼巷，明成化间，移居湖北枝江县东八十里东之古生江湖，……我祖至时，挽草为据，辟荆而居。……开垦之功，犹存口碑。”民国十五年《甘氏宗谱?枝邑隶籍说》：“我迁祖文炳公当有明洪武之初，冒干戈扰攘之险，忘栉风沐雨之劳，斩棘披荆，肇基楚北，胼手胝足，隶籍玉沙。”民国二年《邹氏族谱?续谱序》……。
每个家族的先辈个个含辛茹苦，创建家园，辛勤劳作，顽强创业，可以说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是一部创业史，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有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 移民先辈们在平原地区广修水利、挽堤围垸，改变了湖河深广、垸少地旷的局面，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湖北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
明清时期，湖北的粮食亩产最高已达6石，普遍达到2石5斗或2石。从洪武初年至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见明弘治时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职官》：“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这也印证了经江西移民的开发，湖北已成为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
湖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很发达。明初至中期，垸田的开发及推广，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纺织业已成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据方志记载，荆州府之棉纺织业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应城所出棉布、汉川县的棉花及棉纺织品的产量及销量极为可观，市场营销态式良好。广济的纺织老布，谓之家机布，密厚匀细，远乡争购。由上可见，明代棉纺织业成为湖北广大乡村农户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棉纺织品也因此成为乡村市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种植历史悠久，更是明代湖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检读《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湖北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至清季末年，湖北羊楼洞成为名扬中外的茶区，著名的通往俄罗斯的茶商古道，起点就在湖北羊楼洞。
经过江西移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奋斗，湖北己是富庶之乡。大部分江西移民以耕读为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培养了许多俊贤栋梁之才。如驰名文坛的公安三袁，医圣李时珍，医学家万密斋（明末清初罗田人，时人誉为神医，所制万氏牛黄清心丸沿用至今），首辅张居正、一代名将熊廷弼。清代名臣张鹏翮、地理学家杨守敬、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凡此诸多人士，今己成为湖北历史之家珍！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代人层累的积淀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 江西始迁移民的文化遗存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P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语言甚至地名上都有表现。
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等地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一代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城东有地名称瓦屑坝，李时珍的家在就在瓦屑坝附近。这里原是雨湖与袁市湖出水交汇处，设有一渡口。后来为了方便通行，便在这里设了一道堤坝，取名瓦屑坝。可惜这个最能代表江西移民历史的地名现已被取消。
至于从江西带来的村落地名，在家谱中比比可见，例如明代原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是始迁者从江西吉安县带来，只因社会变迁而被历史湮没，这些带来的村落名称已不见延用。鲜为人知的湖北客家人也是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居县：即黄安县、麻城县，有客家总人口约15万人，此说得到一些研究者和客家网站的认同。而落籍麻城县的一些客家先民，陆续迁往周边州县，称为“麻城过籍”。
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其中有些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成为四川客家的来源之一。在风俗方面，从江西迁入湖北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乡人多在祭祖之供品“刀头肉”上插筷，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证明了江西填湖北的史实。
从明初到清末，不断有江西移民迁至湖北，这个为时600年左右的移民潮，其高峰是在元末明初和清代乾隆及其之前这二个时段。只要对湖北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会感觉到，江西移民对湖北有再造之功！尽管江西移民后裔己成为湖北土著，但是，我们不应忘却瓦屑坝、筷子巷，不要忘记曾经哺育过我们的始迁祖的那片故土。毕竟中国人崇尚血浓于水的情怀。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
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在羁押移民途中，凡出恭者可以解开双手才行，小便只需解开一只手。故又有“解大手”，“解小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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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听老人们讲：“我们是从江西来的”，还告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所以，我们自小喜欢称江西人为老表。真正接触到震撼中国的大迁移文献，是我在近十几年来的事。据我目前所了解资料看，明朝初的十八次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包括我先祖应宜公和他的十个儿子，即伏一公、伏二公、伏三公至伏十公。出自江右豫章明易公，楚北汉口支谱记载公为讳应宜。他们从江西江右迁往麻城，后复迁汉阳柏泉老屋湾。
明洪武初年，始迁祖伏二公由湖北麻城迁黄陂分火山，由文炽公带宗亲复迁汉阳柏泉，这支为楚北汉皋支，仍有留居黄陂者。这支有三异公、伯琮公、仲璜公、叔E公、坦熊公、坦麟公直至光绪年间的行简公，仁芬公等，这些俱官高位，名重当时，均系该支后裔；洪武二年，伏八公由麻城孝感乡，白獭河绿柳村，复迁遂宁黑柏沟，成为四川遂宁支之祖，文端公讳鹏翮、船山先生讳问陶，为该支的传人。可惜 ，史料对其他先祖记载不详而粗略：伏一公不详、 伏三公复迁大冶（孝感）、伏四公复迁阳新排市、伏五公不详、伏六公不详、伏七公复迁下圻（大冶还地桥镇）、伏九公不详、伏十公不详。明朝时期的先民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更迭繁衍了新老居民，奠定了中国民系分布的大格局。
明朝初的大移民，前后持续了47年，基本上是由西北的山西开始，很快蔓延到其他省份。明初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开始，当局采取遣返、军屯、商屯、民屯方法；还硬性规定四口（人）之家留下一人、六留二、八留三的模式。具体时间是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中江西的移民数量尤为突出。洪武年间，大规模移民共有十次，永乐年间共八次 ，零星小规模不计其内。
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大量的家谱、史料记载，和史学家葛剑雄（0）考证，明朝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江苏移民达214万人。其中洪武七年14万凤阳， 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五千人到凤阳西南。洪武廿一年迁江西饶州移民30万到湖北黄州。迁饶州、广信、九江移民12.2万到武汉。迁9.1万到安陆。迁10.7万到汉阳、丐阳。迁16万到荆州。迁1万人到襄阳。洪武廿二年迁饶州、九江移民27万到安庆，其中20万人来自瓦屑坝。迁饶州、九江移民6.5万到池州。迁饶州移民6.4万到合肥。洪武廿五年迁饶州、徽州移民23万到扬州各府县，淮安府各县。洪武卅年迁江西移民65.6万分别至长沙府常德各县、岳州府、安庆府及郴州、零陵、衡阳、靖县、辰州。
　　洪武年间，江西总计移民214万余人，其中饶州府近百万人。江西移民绝大多数从饶州瓦屑坝迁出，部分从南昌瓦子角、筷子巷迁出。
西元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大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大顺军屠城，作战兵燹和涂炭死人无数。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又滥杀无辜，人口殆尽，四川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据清朝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清军将领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Tx_成都r有700人，到死r只有25人，大多被他⑺馈Ｇ宕碜胥羲吹乃木怼妒癖獭废晗讣鞘隽苏畔字以谒拇ǖ牟腥讨良拇笸郎薄５笔钡奈餮蟠淌吭凇堵}教入川》也有相似的记载。沈荀蔚在《蜀y⒙浴飞险f，由於清M剿追簦I忠乃С啥迹巴醺档畈荒芊伲嘁灾啵司a。P石柱二，孟蜀r物也，裹凳樱腿眨换鸲邸！辈筷逃到西充r，o百姓可俗⑵渥洌蝗找扇f人。明末农民起义中，杀人最多的两大攻城战，一次是张献忠武昌屠城，另一次就是李自成水淹开封城。武昌，开封城中死难者人数均达数十万以上。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18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如顽强的一粒种子，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部震撼人心的篇幅，重回壮阔悲切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3）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2)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移民到湖北的江西人，主要来自赣中、赣北诸州县，来自赣南的较少。自元末明初兵燹以来，湖北不仅人口稀少，而且闲田旷土大量存在。故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湖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湖北气候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鄂西、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竹溪县志?艺文.》卷12，同治年间刻本.。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外省人口大举流入湖北，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
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根据张国雄（4）《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移民档案”资料介绍，其分布是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即以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而拓展的。以地区单元而言，鄂东北是明清两朝受战乱之灾而遭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这里土肥地美，交通便捷，是长江中下游移民迁入流转的必经之地，也是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从该区域136族家谱资料中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占移民家族的88%。鄂东南与江西相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在鄂东南69份家谱中，记载来自外省者有63族，其中江西籍有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极易开发，最为吸引外省移民。在107族家谱资料中统计，来自外省者有97族，其中江西籍为77族，占移民家族的77%。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交通枢纽，是北方移民南下、南方移民北上必经之地；区域内多丘陵，土地稍贫瘠。在“移民档案”鄂北的15族中，江西籍有11族，家谱样品太少，似难以反映真实历史。但张国雄先生在随州等地实地考察，认为随州江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的80%；宜城约在70%左右。鄂北处于移民结构的过度地带，江西籍移民会少于鄂东北、江汉平原地区。鄂西北山区与川、陕、豫交界，历来“流寓多而土著少”（嘉庆《大清一统志?郧阳府》）。依旧志统计，鄂西北80%是移民后裔，江西籍移民后裔仅占30%。鄂西南是土家族聚居地，自古有“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移民不多。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涌入，估计江西籍移民比例不会少于鄂西北。
虽然湖北境内江西籍移民有一定分布差别，但江西籍移民家族占移民总数中的大部分是可*的。据“移民档案”湖北部分资料介绍，在339族移民中，江西籍有254族，占移民家族的82.5%，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江西籍移民的数量优势，此数尚不包括湖北填四川中的江西籍移民。
在湖北落地生根的江西移民
江西籍移民大量迁居湖北，改变了自然资源与人口比例的配置，使自然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始迁祖辈们荜露蓝蒌，以处草莽，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为开辟和重建湖北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许多家谱中都有记载，兹录数则：
“（洪武初）自政公亦扶老携幼卜居于黄冈龙丘之北五里庶安乡，其间
土地平旷，满目荆棘。公于是辟草莱，结茅而居。斯时也，播迁之余，无一成之田，无一瓦之覆，环睹萧然，不避风日。公昼则作苦田间，夜则执经一卷，……怡然自守。”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自政公传》：“洪武戊寅年，三公始迁于楚北黄州黄冈邑，地号玫王竹林，辟土田，剪荆棘，以立门户。”民国五年《徐氏宗谱?序》：“黄麻各处久经元末大乱，百里无人，草深数尺，非公斩棘披荆，吾子孙安有乐土哉。”民国十二年《黄陂周氏族谱?外正事实录》：“我族始迁祖宏魏公原籍江西南昌县铁楼巷，明成化间，移居湖北枝江县东八十里东之古生江湖，……我祖至时，挽草为据，辟荆而居。……开垦之功，犹存口碑。”民国十五年《甘氏宗谱?枝邑隶籍说》：“我迁祖文炳公当有明洪武之初，冒干戈扰攘之险，忘栉风沐雨之劳，斩棘披荆，肇基楚北，胼手胝足，隶籍玉沙。”民国二年《邹氏族谱?续谱序》……。
每个家族的先辈个个含辛茹苦，创建家园，辛勤劳作，顽强创业，可以说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是一部创业史，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有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 移民先辈们在平原地区广修水利、挽堤围垸，改变了湖河深广、垸少地旷的局面，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湖北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
明清时期，湖北的粮食亩产最高已达6石，普遍达到2石5斗或2石。从洪武初年至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见明弘治时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职官》：“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这也印证了经江西移民的开发，湖北已成为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
湖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很发达。明初至中期，垸田的开发及推广，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纺织业已成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据方志记载，荆州府之棉纺织业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应城所出棉布、汉川县的棉花及棉纺织品的产量及销量极为可观，市场营销态式良好。广济的纺织老布，谓之家机布，密厚匀细，远乡争购。由上可见，明代棉纺织业成为湖北广大乡村农户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棉纺织品也因此成为乡村市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种植历史悠久，更是明代湖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检读《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湖北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至清季末年，湖北羊楼洞成为名扬中外的茶区，著名的通往俄罗斯的茶商古道，起点就在湖北羊楼洞。
经过江西移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奋斗，湖北己是富庶之乡。大部分江西移民以耕读为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培养了许多俊贤栋梁之才。如驰名文坛的公安三袁，医圣李时珍，医学家万密斋（明末清初罗田人，时人誉为神医，所制万氏牛黄清心丸沿用至今），首辅张居正、一代名将熊廷弼。清代名臣张鹏翮、地理学家杨守敬、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凡此诸多人士，今己成为湖北历史之家珍！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代人层累的积淀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 江西始迁移民的文化遗存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P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语言甚至地名上都有表现。
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等地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一代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城东有地名称瓦屑坝，李时珍的家在就在瓦屑坝附近。这里原是雨湖与袁市湖出水交汇处，设有一渡口。后来为了方便通行，便在这里设了一道堤坝，取名瓦屑坝。可惜这个最能代表江西移民历史的地名现已被取消。
至于从江西带来的村落地名，在家谱中比比可见，例如明代原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是始迁者从江西吉安县带来，只因社会变迁而被历史湮没，这些带来的村落名称已不见延用。鲜为人知的湖北客家人也是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居县：即黄安县、麻城县，有客家总人口约15万人，此说得到一些研究者和客家网站的认同。而落籍麻城县的一些客家先民，陆续迁往周边州县，称为“麻城过籍”。
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其中有些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成为四川客家的来源之一。在风俗方面，从江西迁入湖北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乡人多在祭祖之供品“刀头肉”上插筷，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证明了江西填湖北的史实。
从明初到清末，不断有江西移民迁至湖北，这个为时600年左右的移民潮，其高峰是在元末明初和清代乾隆及其之前这二个时段。只要对湖北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会感觉到，江西移民对湖北有再造之功！尽管江西移民后裔己成为湖北土著，但是，我们不应忘却瓦屑坝、筷子巷，不要忘记曾经哺育过我们的始迁祖的那片故土。毕竟中国人崇尚血浓于水的情怀。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
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在羁押移民途中，凡出恭者可以解开双手才行，小便只需解开一只手。故又有“解大手”，“解小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