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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整体上涨背后的力量 -和讯网
　　2010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飞涨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担忧。截至目前,我国农产品中大豆较去年7月初的价格上涨了15%,玉米上涨了26%,白糖涨40%,小麦涨23%,而棉花则上涨了73%。在2月中旬大宗商品价格达到峰值时,大豆、玉米、白糖、小麦以及棉花的涨幅更是分别达到23%、30%、53%、35%和95%。同样,世界各国也普遍面临农产品价格飙升的挑战,如俄罗斯的小麦、美国的玉米棉花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白糖等,甚至于韩国的白菜和以色列的番茄都因为大量减产而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数倍或数十倍。本文认为,本轮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应该是危机压抑后的价值回归,全球农产品尤其是中国长期受到耕地、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长期支持粮价高企的根本动力。2010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飞涨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担忧。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本轮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应该是金融危机压抑后的价值回归,全球农产品尤其是中国长期受到耕地、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长期支持粮价高企的根本动力。一、耕地资源趋于饱和1.全球耕地增长潜力有限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和农业最重要的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耕地面积和谷物播种面积增长缓慢,世界耕地面积由1961年的12.7亿公顷增加到2008年的13.8亿公顷,仅增加了7.96%。面积增长率更是从1988年就开始缓慢下滑,尤其是在1992年达到14.02亿公顷的峰值之后,全球耕地面积开始不增反降。1988年之前,世界耕地总面积呈现较快增长态势,1988年之后虽然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FAO统计数据,在年的20年间,世界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长,还下降了1.4%。目前除巴西耕地面积尚有增长潜力之外,世界其他农业生产大国,如美国、阿根廷的耕地面积增长潜力非常有限,发展中的中国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也很小。另外,尽管巴西有较多土地资源能够开发用于耕种,但若大规模开垦很可能会破坏其热带雨林环境,对全球气候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耕地是提供粮食的保证,耕地面积趋于饱和甚至减少,无疑为粮食生产埋下隐患。保护现有耕地不受侵占是保证世界粮食供应的基础,而要提高世界粮食产量还需要增加新的耕地,但就目前状况来看,世界各粮食主产国有人耕种的耕地面积趋于饱和,通过提高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较小。2.我国耕地面积受多因素限制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略大于美国,但当前人口数量高达13.4亿,相当于俄罗斯的近10倍、美国的4倍以上和加拿大的40倍。不仅如此,我国土地资源环境以及耕地资源都不尽如人意,其中可耕种地面积仅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2.5%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建国后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了第一次大幅下降,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年,第三次减少集中在年,第四次耕地面积缩小始于1992年。“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年均减少184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减少15%。从1996年到2005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1亿亩,至2010年年末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还有2.5亩。当下全国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年)》,其中提出全国耕地保有量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当前数字已越来越接近这一红线,耕地形势严峻。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保持在18亿亩之上,但城市化等多种因素交织仍严重影响着我国耕地安全。(1)近年来城市化程度大幅提高,城市迅速扩张占用大量耕地我国城市化水平自建国后大幅提升,城市个数由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10年的47.6%。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在1992年至2010年的19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维持1.1个百分点的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加大了推进城市化的措施力度,以保证经济增长持续有力。因此,城市化率在年间应该呈现逐年稳定增长的态势,2010年为1个百分点,年为每年增加1.1个百分点,而年则为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2010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报告指出,我国将从“”开始,用20年时间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2000万农村居民进行城市化转变。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用地,尤其是各大城市周边的土地。自古以来,城市均建在肥沃富饶的土地之上,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被占用的便是城市周边最适合耕种的土地。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为78平方米,香港仅37平方米。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时期,经济每增长1%,就会占用30万亩左右农业用地。与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单位占用耕地量约为日本的8倍。由于城市化建设加快,“十一五”以来,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原来的城市郊区目前随处可见的是新城区、工业园以及大学城等。仅2008年一年,国家就批准了84个城市建设用地28816.97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21642.85公顷,农用地转用20215.28公顷,占用耕地14539.72公顷。另外,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0万亩,人均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远远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2)“十二五”规划确定将大规模建设高铁,挤占耕地按照中长期路网规划,未来5年内,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都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3.5万亿元左右。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加上高铁站点的建设以及施工禁入区,耕地占用面积将非常可观。(3)宅基地大量兴建,占用耕地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达24798万亩,统计公布的7.13亿农村人口加上1.5亿进城务工人口,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高达214平方米,远超150平方米的国标上限。尽管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但由于绝对数量庞大,农村人口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半城市化”问题在当前中国较为突出,即农民已经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就造成农民工一面需要在城市租住住房,一面还需要在农村拥有宅基地作为自住房。而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随着打工收入的增加,外流务工人员回农村盖房或为父母添置房产的现象在随后几年内会日趋普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耕地占用。3.从农作物争地中看耕地现状(1)黑龙江地区的大豆与谷物黑龙江是我国最北端的种植大省,耕地面积2亿余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是我国最大的粮仓。其农作物品种以粮食为主,主要包括玉米、水稻和小麦等谷物以及油料作物大豆等四个品种。近年来,黑龙江的种植结构呈现增玉米、水稻、小麦,降大豆的局面。2010年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1375.6万亩,比上年增加569万亩,其中全省粮食播种面积为20323.3万亩,比上年增加623.9万亩,增长3.2%。在粮食播种面积中,玉米播种面积7847.8万亩,比上年增加567.5万亩,增长7.8%;大豆播种面积6718.4万亩,比上年减少575.6万亩,下降7.9%。尽管大豆收购价同样突飞猛进,但谷物却更胜一筹。2010年黑龙江地区大豆收购价达到1.9元/斤,而玉米收购价在1元/斤附近。比较玉米和大豆的收益情况可知,大豆亩产约0.175吨,大豆种植成本450—500元/亩,而玉米亩产为0.5吨左右,种植成本需700多元/亩。2010年种植大豆的亩收益约为215元,而种植玉米的亩收益约为300元,远高于大豆。同样,水稻和小麦与玉米同属谷物,存在齐涨齐跌效应,因此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进一步下降。在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的背景下,玉米消费量也不断增加,库存不断下降,预计年度玉米产需将首次出现较大缺口。目前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0%—90%,国内大豆早已处于严重缺乏状态,由于耕地匮乏,扩大谷物种植就需减少大豆的面积,在单产没有实现大幅度提高之前,所有品种对耕地的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2)广西地区的甘蔗与其他作物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大陆最南端的农业大省,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水稻、玉米,是我国食糖生产量最大的省份,榨季白糖产量约占全国的66%。广西区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白糖产业的发展,通过多种鼓励措施以扩大甘蔗种植面积。榨季广西甘蔗种植面积达1520万亩,约占全区耕地面积的1/4,而水稻种植略多于甘蔗,为2200万亩左右。由于水稻种植于水田中,该土地类型不适合甘蔗生长,因此与甘蔗之间争地效应较小。在广西与甘蔗主要争地的品种为木薯、玉米、香蕉、蚕桑等。近年来,尽管广西各级政府以及各大糖业集团均给予甘蔗种植巨大的扶持,但除2000余万亩水田外,广西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仅剩余4000万亩左右,其中接近40%已用于甘蔗种植,而主要争地品种木薯、玉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只是由于榨季甘蔗收购价受益于糖价维持高位,才使得甘蔗在争地过程中重新占有较大优势。榨季广西甘蔗收购价由350元/吨上涨至接近500元/吨,涨幅达43%,不过木薯价格也由原来的400—600元/吨大幅上涨至600—800元/吨,涨幅也在30%—50%之间。据了解,当前种植甘蔗的亩收益达到元,而种植木薯和玉米的亩收益分别为1500元和1200元左右,香蕉的亩收益达2000元,亩收益最高的是蚕桑,平均每亩能产生5000元左右的利润。当前的情况是,所有农产品价格同时上涨,过去的争地效应已经不那么明显,按历史经验,所有的品种都将大面积扩种,但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各品种不可能同时扩种。因此,才会出现大豆涨价但面积下降,而糖价几乎翻番甘蔗种植面积却仅有小幅增加的局面。二、人口基数与人均农产品消费量同增1.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当今全球都面临耕地面积减少的威胁,而世界人口却持续快速增长,由此导致对耕地的需求越来越大。截至2010年年末,全球人口总数约为68.29亿,其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为中国、印度以及美国,这三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具有代表性。截至2010年,美国人口总数达到3.087亿,较2000年时的2.81亿增长9.7%;中国人口则由2000年的12.67亿增至2010年的13.4亿,人口增长率控制在了5.76%;印度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2000年时印度人口才突破10亿大关,2010年时就增长到了11.8亿,10年间增幅达到18%。目前全球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食用需求,二是牲畜的饲料需求,三是生物能源需求,从前到后此三类需求刚性逐渐减弱。除非收入降到无法购买的水平,否则由于人口增加,第一类需求通常都呈现刚性上升态势。当收入增加时,尤其是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提升,吃饱穿暖是其首先要满足的需求,因此,猪羊牛肉等肉类食品消费会迅速增加,从而带动粮食的饲料需求大增。当收入进一步上涨,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将开始有能力消费汽车等耗能产品,进而推动价格飙升。当前,国际价格在金融危机过后重新步入上升通道,目前纽约原油期价重新突破100美元/桶大关,而随着人口基数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也十分巨大。美国等农业大国的生物能源战略重新抬头,这也大幅增加了农产品的消耗。总之,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基数持续增加,使得全球农产品产量渐渐无法满足需求,产需缺口长期存在,库存不断被消耗,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压力。2.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带来对粮食的巨大需求研究表明,国家经济水平处于不同阶段,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是不同的。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再到突破3000美元的时候,粮食需求弹性非常大。金融危机过后,诸多新兴经济体表现出强劲活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目前,“金砖四国”中、俄、印、巴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根据报告,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41年超过美国,印度将于2035年超过日本。2010年四国一致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行列,使得“金砖四国”增至五国,该五国人口占据全球人口的43%。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中、俄、印、巴以及南非在过去数年里经济快速增长,国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能力不断强劲,加上五国人口众多,整体国民对粮食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牛羊猪鸡等肉食的需求增长会更为强劲,所以肉食已成为今天世界争夺的重点商品之一。需求量急增,供应量自然要增加,而饲养禽畜所需的饲料需求亦要大增,从而导致粮食消费增速提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粮食需求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量为5.25亿吨,其中30%被用作饲料。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先后达到5.8亿吨和7.20亿吨,其中38%—43%和50%将用作饲料粮。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的膳食营养结构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接近亚洲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膳食营养结构和水平:人均每日供给热能基本维持在2600大卡,人均每日供给蛋白质80克,其中优质蛋白质接近50%,人均每日供给脂肪78克,动物性脂肪占35%。印度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耕地,气候条件优越。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一直为本国能够自给自足和拥有丰厚的粮食储备而骄傲。但是现在,这个以软件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国度,为了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开始花费大量资金来购买粮食。印度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经济的崛起,城市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贫,对温饱的需求、对高蛋白食物的需求在快速增加。综上所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粮食乃至所有农产品的需求增量都是巨大的,其中以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加更为突出。三、劳动力资源紧张且成本不断上升1.我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2010年以来,我国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多在10％左右,一些甚至达到25％以上。今年,一些省市再启最低工资的上调计划,其中吉林省计划将最低工资标准再次上调20％,达到960元;山东也于3月1日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6％,最高档工资标准为每月1100元;广东也在同一天开始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8.2％,增至1300元,中国就此再度迎来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年。在我国农业大批量机械化生产未普及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在粮食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高。2010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为2.56亩,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我国农产品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几乎都是依靠人海战术,低端收入人群工资水平大幅上调,将迅速反映到生产农产品的人工成本中,进而推动价格上涨。我国农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美相比,劳动生产率相差甚远。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本来就很低,农产品价格属于价值洼地,近25年来,农产品价格只增长了6倍。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必然进一步压缩农民本就不多的利润,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一方面,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出现倒挂现象,这种生产模式无法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今城乡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警戒线水平,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控制,因此在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最终达到全社会均衡状态。2.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人工成本快速增长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城乡人均收入剪刀差受益于2010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巨大,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剪刀差达到3.33高点,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十一五”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为1.53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3%。这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村生产力明显不足,导致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下滑,市场供给减少。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农产品涨价速度若没有跟上,将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值无法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近年来许多沿海省份依然出现民工荒现象,说明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巨大。抽样调查显示,2010年农民工每月工资约为1800元。2009年我国农垦经济实现生产总值约2650亿元,人均年收入约为7245元,仍低于进城农民工工资水平。四、结论尽管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上扬,但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旧在发挥作用,除非单产大幅提高,否则耕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人口仍在刚性增长,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在规模化作业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使粮食生产承压严重。缓解这一压力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如水利设施建设、土地肥力改造等,鼓励农业方面的研究工作,使现有土地的单产能够大幅度提高;其次,提高规模化生产水平,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尽快实现机械化作业,这一方面能够缓解劳动力外流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提高单产;最后,给予更多的惠农政策,直接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吸引农民回流农业生产,并实现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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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来源：河北博才网&&
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人们：只有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农业才能参与国际竞争。就我看来，你就是把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参与不了国际竞争。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在美国考察农场，一般是去现代化大农场，看人家的G卫星定位、大机械作业。他们没有一个像我那样，去考察中小农场的破产原因。美国的农场主也破产，为什么破产？主要原因是规模不足！平均400公顷以上规模才有收益！那么我们中国农村土地户均规模0.5公顷，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美国农场赢亏基本持平需要400公顷的水平？土地的“福利化”趋势与相关制度安排土地制度不仅是农村制度变迁研究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其变迁形式是激烈的战争还是温和的改良，最终形成的制度内涵总之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如果对建国以来的土改、大包干、“延包”这三次有本质上相似之处的制度安排的认识不清晰，往往会把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亦即“三农问题”）简单化，进而对土地制度变革寄予急功近利式的过高期望，从而忽视更为艰苦细致的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一、家庭承包制＝“均分制 定额租”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由内生性的因素决定的，与中国的“小农村社经济”这种经济类型高度相关。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小农村社经济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上下5千年的农业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基础上，支撑了人口的不断增长。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突破1亿，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经超过5亿，虽然也通过垦荒造田，一度使耕地面积增加，但50-60年代人口政策失误造成人口超过8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对值过大的作用下，任何政策都已经不可能根本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因此，令我们自豪的农业文明史给今人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可能解决、只可能缓解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2、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土地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必然导致人口过剩正是在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使得任何土地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都无法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农业社会才不得不以“均平”为传统理念，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内生性制度。这种内生性制度的作用使农村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每个农户经营的农地规模越来越小。从而形成典型的村社内部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又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加剧国情矛盾。因为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由于这种不断追加劳动的“精耕细作”可以使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因此从每一个农户的角度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最终这个成本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农民在资源约束下追求土地不断析分的制度，在解放前的集中表现是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被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所充分体现。我们看到：无论50年代土改、60年代三自一包，还是70年代大包干及其以后各地普遍出现的“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甚至90年代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其实际内容在农村都被农民搞成只不过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而且大的调整基本上20-30年、即每隔一代人就进行一次。不论以什么名义，什么政策、什么制度，其结果都一样。除非能把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农转非”，否则这个现象就不得不继续下去。4、两田制和两权分离在家庭承包制得到普遍推行的同时，村社内部还恢复了土地的公田与私田并存的“两田制”，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而这两种制度是存在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中的长期制度。解放前“两田制”中的公田占土地面积的6-7（也有认为10-20，我们在广东调查到的案例中，甚至有占80以上的），现在允许集体保留的“机动地”占5；这两种公田名称不同，实际作用一样，都出租或“发包”给农民，收益也都主要用于公益开支。解放前的“两权分离”是所有权归地主，使用权向中农和富农集中；现在的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平均分配。由于规模细小、剩余太少，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至少试图维持“轻徭薄赋”，到近现代，则强调“减租减息”，或者“减轻农民负担”。我们现在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5，就是国家强制规定了集体这个土地所有者的最低“地租”。综上所述，我国这种资源环境制约下的土地制度的实质内容，可
以被概括为“均分制 定额租”。二、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分析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承包制的差别本文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俗称“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根本不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框架内部对农业生产形式的改变，在大多数地区只在1978-82年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过，那时的政策目标最初只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意指60年代的三自一包）”随着年中央以政治手段大规模推行这种改革，各地矫枉过正地普遍落实了的，实际上恰恰是家庭承包制，即大包干。只不过官方文件上的政策语言阈于80年代的意识形态，没有跟随这种客观变化而改变。大包干这个让农民分户经营的制度实际上既不“联产”，农民也不对国家承担除了税费之外的“责任”，到1998年的15届3中全会，中央在文件中终于把早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联产”和“责任”取消，正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制。不过，从产权理论看，这种制度之下的土地产权，仍然是一种残缺产权。但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就越难以完全私有化。因此，如果不能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减少，这种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制度安排。2、土地制度50年变迁中的产权问题和制度成本新中国历次土地制度变迁中形成了两个产权问题：一是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等于按照社区血地缘关系形成对外排他的土地产权；二是国家以政治的行政的手段、而非市场的手段推行土地制度，在国家权利侵入的条件下造成土地产权残缺。例如，土改时出于新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目标，国家规定农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可以出卖，但一般不许出租。又如，大包干以后为了发展规模经营，则农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亦即有出租权，集体作为所有者只可以让国家征用土地但不许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直接买卖。这样的产权残缺是各级政府以国家权利为名侵犯农民利益的制度条件。例如50年代推行合作化――集体化，现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都造成了惨重的制度成本。50年代农民对集体化的直接反抗，发生在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砍伐林木。在高级社完全剥夺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并迅速转入人民公社之后，农民则从直接反抗变为间接反抗，具体表现为土地粗放经营、消极怠工。于是，发生了上千万农村人口大规模死亡的“3年自然灾害”，引发了年的农村政策调整：允许土地所有权“退回”生产队、亦即再次承认农村社区的血地缘关系是土地的产权边界；允许农民在“自留地”、“拾边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亦即给了农民从集体化经济部分退出的权利。现在的政府垄断征占土地则引发上访告状、包围政府，恶化了党群关系，例如广东年46的上访事件归因于征占农村土地；间接的社会成本则是加重了腐败这个最大的制度癌症。各地在农民普遍反抗垄断征占土地的压力下的让步政策，表现为允许社队集体有15的土地开发权、允许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城镇化建设，甚至如广东，鼓励“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自行规划开发村社土地。但这又导致企业从镇中心外迁，镇域经济“空心化”。而且，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的非规范制度特征，又连带产生政府寻租、滥用土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等问题。3、土地的福利化问题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经过长期反复的制度变迁过程，形成了所谓“均分制 定额租”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名的农地制度的实际内容。这种制度的客观结果，是土地的逐渐福利化。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包干之后的1984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约为0.3公顷，人均只有约0.1公顷土地（老口径）。平均承包土地使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其后随人口增长，土地还要“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由此客观上造成土地无限细分的问题，小农经济的规模日渐细小。到全国落实“延包政策”的1998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为约为0.27公顷，人均只有约0.08公顷土地。由于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对农民而言，土地所承担的生存(社会保障)功能，已经重于生产功能。因此，农民在落实“延包政策”中重新界定土地产权，所依据的仍是产生于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均平”理念，即70以上绝大多数农业地区，仍然按社区内的人口而不是按劳动力把集体所有农地按肥力划等平分。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出现了福利化特征。而土地既然成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就很难再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此外，在中国农村资源不断减少的同时，劳动力绝对过剩是个长期现象，从目前的决策倾向分析，近中期内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现象的可能。据统计，我国已经有1/3的省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3的县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线。亦即在我国1/3的地方，这样的人地比例关系，已经使土地连维持农民生存也不足了。可以认为，随着农业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农村土地正在逐渐丧失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福利化趋势日益明显。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和小农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地关系的紧张产生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小农经济制度又使这些剩余劳动力被滞留在越来越狭小的土地上。三、农业投入情况如果延长农户土地承包期的政策目标是为了促进农户增加投入，那么至少要指出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农业投入有下降的趋势。而统计数据表明，农业投入本来是在不断增加的。农户经济内部在决定投入的选择上取决于土地规模，而不是承包期。1、农村改革以来的农业投入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在80年代的调查就反映出，集体和农户的投入水平都在增加。90年代以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大多数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郊区，已经出现农业的资本增密现象。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增加得最显著的，是农业机械的增加。1998年是1978年的3.9倍。表中数据显示出，农机总动力的增加与实际机耕、机播面积的增加并不成比例。机耕面积1998年是1978年的1.47倍，机播面积1998年是1978年的2.59倍。从农村现实情况看，农机中增加最快的是拖拉机，这与农民追求现金收入，把拖拉机主要当作运输工具，发展运输业有关。2、农户投入的结构问题大包干促进投入的制度效应在80年代初期确实很明显，而且农户生产投入占农村生产总投入的绝对比重。但是从农户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看，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顶点后就开始下降。而农户的住宅投资却不断提高在总支出中的比例。10年之后到1993年，农民私产的绝大部分仍为私人住宅，约占农民全部私产的66.4，其次是农户存款、手持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这表明，农户可用于生产投资的资产规模尚很小。表1、1986－96年农户生产性投入与非生产性投入对比情况单位：元农户财产投入结构86年87年88年89年90年91年93年95年96年年末生产性固资原值941.292.501.639.529.95年末非生产固资原值.722.922..16其中:生活用房及建筑设施.350.361..29生活耐用物品798..364.026.139.79四、农户投入机制分析我国农村是最早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领域，市场机制本来应该成为农户农业生产活动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但由于土地面积一定、而劳动力绝对过剩且不断增加，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即使无效益也仍然追加，使得资金和技术等其他要素难以在边际报酬的作用下对劳动力进行替代，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领域，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时候就是不显著。此外，由于国家目前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仍保留了定购制度，完成国家的定购任务和农业税，也是农户能够进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起码条件，因而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完成国家任务，就成为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选择。但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身开支需求,在执行国家任务的过程中难免作出符合地方利益的数量、品种调整；这就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农户经营目标与政府政策目标的差异，这种目标差异和地方放大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对其本身的政策调控措施的实施结果缺乏了解，加剧了农业生产的波动。通过对农村固定观察点年每年2万个农户农业生产和经营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对影响农户农业投入因素如农户特征、资源拥有、经营规模和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作出定量评价；确定农户农业投入的影响因素，从而了解掌握我国农户农业投入的微观行为模式。并在上述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实证结果给予解释，并提出政策建议。1、我国农户投入的增减变动情况我国农户由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与传统农户相似的是，在安排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时，农户首先要考虑的仍然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有所区别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不再是农户投资的唯一选择，其家庭资源的配置，也在满足生活消费和国家任务之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安排。我们认为，农户投入的目标模式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是有区别的。从农户家庭经营支出结构变动看，似乎有两个背道而驰的趋势(见下表3)：表2、年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结构年度家庭经营费用种植业费用林业费用畜牧业费用渔业费用非农业费用0.9.100.4.920.4.600.2.100.7.070.1.050.7.160.1.660.3.630.8.560.5.440.5.31.8.06其一，种植业、畜牧业所占家庭经营支出的比例分别由1986年的38.6、30.34，降到1998年的30.3和24.96，其中种植业下降比例大于畜牧业，但二项合计所占家庭经营支出的比例仍高达55。这表明：我国农户经济以基本生存保障为首要目标是长期现象，“粮猪型”小农仍然是我国农户经济的基本类型。种植业和畜牧业仍是农户维持家庭生活基本需求、获取稳定收入的基本保证。其二，农户家庭经营中同期的重要变化是，非农产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饮服务业等)支出比重则从1986年的29.1上升到1998年的38.06，11年间增加了9个百分点。数据表明结构变动加快，尽管种植业和畜牧业目前仍是我国农户的主要投资对象，但其在家庭经营中的地位已开始下降，而非农产业则呈上升趋势。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农户在满足了基本投资之后，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标和市场经济原则，正在逐渐成为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调节机制。分析投入结构的年际变化我们看到，农业投入的年际变化普遍很小，其中林业、渔业基本稳定；种植业和畜牧业最大的增减变化幅度也不过3－4个百分点。但是非农业投入不仅年际变化的幅度明显高于农业，最大变动超过8个百分点；而且明显地随国民经济宏观波动大起大落：从，增加到1993年经济高涨时期的41.66，再下降到1995年宏观紧缩的28.56。1995年比1986年的比重还低。但此后在年又有约10个百分点上升。因此可以认为，上述两种趋势中后者风险大于前者，农户投入追求生存保障仍然是第一性的。2、农户投入的影响因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经济实力增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会相应地增加生产投入，以期获得更高的收入。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不同，土地规模不同，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户，其投资的机会成本也不尽相同，投资行为也有所差别。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土地规模。(1)户均收入水平不是决定因素农户家庭经营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户均收入的增长。根据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家计调查资料，户均纯收入由1986年的2444.5元提高到11709.00元，而同期户均生产投入，即农户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所支出的流动性生产费用和为实现扩大再生产而购置的生产性固定资产费用的支出，由1986年的1014.13元提高到1998年的4995.6元(见下表4)。表3、年农户家庭纯收入与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单位：元年度家庭纯收入家庭经营费用经营费用/纯收入014.130.41249.050.42665.210.48829.150.49728.800.44978.750.48334.040.46689.330.45471.860.44254.390.44注：年的数据为估计数，估计方法为相邻两年的算术平均数。如1992年数字＝。从上表列出的家庭经营费用占家庭全年纯收入的份额看，1998年为43，比1986年的41高出2个百分点。这表明虽然农户的投资金额稳定增加，投资倾向也有上升趋势。但进一步从年际变化看，则农户投资占收入比重有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年陡然从0.41上升到0.48，1989年的0.49为峰值；此后则波动下降。其中，1990年尽管收入比上年增加，但投入的资金额却出现下降；投资比重1997年已经回落到的水平。这个趋势与收入稳定递增的趋势形成对照，反映出农户投入的变动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2)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决定因素从目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户家庭物质费用投入关系看，户均种植面积大的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数额也较大。按照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户均种植面积为0―5亩的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为4589.6元；户均10―15亩、15―20亩的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分别为4413元和4700元；户均20―50亩、50―100亩的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分别是5814.7元和10469.8元。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对农户投资及行为带来以下约束：一是限制农户投资能力的提高。目前，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从经营土地中所得到的收入，在农户收入来源中，种植业收入一般占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40－45。而小规模经营限制了农户农业收入的提高，特别是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农，由于其土地资源少，导致其产出、收入预期低，从而造成其投资能力弱的恶性循环。二是由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太小，农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活消费，在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后，粮食的单位种植面积所能提供的商品量很少，而种植结构的调整，也因上述原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所获得的现金收入很少(见下表5)。从表中数据可知，我国农户的基本情况是土地经营规模有限，农业上得到现金收入低，而国家定购任务比重大。其中约有一半、占总数46的农户，土地规模在5亩以下，粮食商品率在25％以下；占总数76的农户土地规模在10亩以下，粮食商品率在35％以下。这与80年代的情况没有根本差别。表5、家庭经营以种植业为主的不同耕地规模农户粮食产出和收益情况农户规模(亩)小于34―56―――5051以上农户数(个)6256农户比重()23.10.704.704.902.301.60家庭劳动力(个)2.12.572.712.702.752.742.782.64耕地面积(亩)1.964.117.24.粮食种植面积(亩)3.076.109.21.粮产量(kg).381.342.3041.40出售粮食(kg)210..202.372.其中国家定购(kg)92...154.粮食商品率()19.40.43.0759.82定购占出售比重()43.40.34.2334.59劳均粮食现金收入(元)151...678.家庭人均纯收入(元)....9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农户中大部分属于微型的、自给半自给农户。而土地面积越小，土地所承担的农民社会保障功能越重，相应地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现金和收入越少，而国家定购占的比重越大。亦即,农户收入低、投入低的内在制约因素，主要是土地规模有限，而不是承包期问题。--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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