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的抗日战争-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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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这是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
世人大凡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０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６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重温蒋介石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蒋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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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编辑写信中国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与合作的经历【3】
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进行备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那时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苏联和美国先后是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进行合作的主要国家。斯大林的战略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苏战争，而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苏联参战。
三、中美结盟与美国租借物资援华
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地位。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久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国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做出软弱的回应。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John H. Jouett）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聚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经过这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重点。“7?7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中国共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利用这笔贷款，中国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一般认为，这笔贷款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办法达成了两项贷款协议，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这两项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虽然按照合同条款中方仍不能购买《中立法》所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00美元的45，000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得到更大的优惠。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3、4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作平行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曾预料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可能好转，但此后一年形势反而日趋险恶。1940年夏秋之际，法国在本土的抵抗崩溃，只好听任日军进占印度支那。英国在希特勒跨海作战的叫嚣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日本以宣战相要挟时，它只好关闭了中国仅存的对外通道滇缅路。美国虽然宣布实行对日禁运，但它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仍极为有限。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的感触是：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过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但蒋介石却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以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随后，他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10月14、16两日，在与英国大使谈话时，蒋强调了三点：第一，“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之力量。倘不先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办法。”第二，“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有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第三，“倘使中国停止抗战，日本是否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国，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实行南进政策。”“中国抗战已愈三年，业已到决定自己地位之阶段。将于两个月内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断不能长此放任不决。”18日，蒋又接见美国大使，也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蒋介石的计谋果然得逞。11月下旬，罗斯福出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给中国一笔巨款。当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这笔巨额贷款中一半是财政部的平准基金贷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谈妥的进出口银行的金属借款。随后，罗斯福要求国务院、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求可行途径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在围剿中共新四军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顿，但当日苏可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再次快援华步伐。
　　从1941年起，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逐步纳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计划之内。2月，罗斯福派其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使华，考察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战时中国的需要，为即将实施的租借法案做准备。在同居里会谈时，蒋介石就美国援助问题着重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希望美国派遣政治顾问来华，以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二是由美国顾问协助管理滇缅公路，并由美国投资修建滇缅铁路；三是要求美国尽快提供中国所需的飞机及各种武器；四是请美国协助中国稳定经济，包括法币、物价和外汇。鉴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士气影响甚大，4月17日，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5月6日，罗斯福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国民政府随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负责申请并接收租借法案下给予中国的美援物资事宜。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缩写AMMISCA），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这不仅在两国激起了过多的幻想，也掩盖了中国抗战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美国结盟是重庆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之后，蒋介石已无心全力抗战。他认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视中国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同时，他又感到，由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蒋的这种心态加上他越来越把中共视为更危险、更主要的敌人，这就使得中美战时合作十分艰难。
　　由于缺乏相互了解和准备不足，中美双方在合作之初未能建立起一个协调高效的联合指挥机构，后来的发展表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为加强中美战时合作，罗斯福请蒋介石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并应蒋的要求，派遣有15年在华经历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中将来华，出任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兼战区参谋长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然而，这个战区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对史迪威的任命有违蒋的原意。蒋需要的是一个并不了解中国情况，但能听命于自己并能为自己向美国索取援助的参谋长；但美国派来的却是一位“中国通”，而且具有双重职责--作为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必须接受美国政府指示并负责监督和控制所有的美国军事援华事务；而作为联合参谋长，他又应当服从蒋介石的领导。由于中美双方对史迪威职权的界定未能取得一致，这后来就成为引起美蒋战时摩擦的导火索。
　　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刚刚展开的援华计划。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注定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资源去对抗大量的敌人。但是，蒋介石并不打算根据实际情况自力更生地进行战争，对重庆政府来说，战时中美合作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向美国开列索要物资和贷款的清单。
　　租借物资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困扰。1941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4，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1，500万美元的物资用于滇缅铁路的建设。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由于管理混乱，从缅甸运出的物资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1942年4月，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行的“南缅保卫战”失败，滇缅路也被切断了。此后，为维持中国抗战，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Assam）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线，史称“驼峰”空运。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航线。1942年全年，经这条航线空运至中国的援华物资仅为1，571短吨。尽管数量极少，但它作为盟国坚持援华的象征却有着巨大的心理作用。1943年至1944年两年，美国空运指挥部（ATC）和中国航空公司（CNAC）做出最大努力并付出惨重的人员牺牲，运住中国的物资总计达到194，072短吨。1944年5月，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军收复了缅甸北部。此后，由于航线大大缩短，空运物资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车，运输状况进一步好转。
　　从1941年中至1944年中，物资匮乏和由此引起的分配问题使得中美合作关系相当紧张。几乎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和财政部就要求对援华租借物资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这不仅是为了减少损失、提高援助效果，还因为负责租借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报告说，中国要求更多的现代装备，不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用外交压力把日本逐出中国之后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造成援华不力的关键原因是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简称C.C.S.）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掌握，中国均不得派代表参加，得不到平等待遇，“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同时，更使蒋感到不满的是1942年5月以后军火分配委员会确定的由史迪威负责接受租借援华物资的办法。因为此前美国援华物资装船离美后其所有权即属中国，而此后只要史迪威尚未把物资交付中国，其所有权仍属美国。美国提供的援华物资太少，而且经常不能兑现已经许下的承诺，这引起了蒋介石日益增长的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的日益增长不满。他们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中美战时合作中的一场危机由此而发。1944年10月，蒋介石终于在罗斯福派来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的帮助下赶走了史迪威。
　　事实上，因租借物资分配引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方与美方之间，也存在于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在华美国陆军和以陈纳德为代表的在华美国空军部队之间。在这场内部斗争中，由于罗斯福无法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援助，只好采纳陈纳德提出并得到蒋介石支持的空军优先战略，陈纳德的航空队因此一度拥有了对“驼峰”物资的优先权，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有限的援华物资中的70％。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每月所得到的“租借”配额只在500吨上下，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还主要用于补充驻扎在滇西由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
　　战争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首先集中于空军。1940年春，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四川各空军基地轰炸使中国空军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实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补充新式飞机500架，并由陈纳德在美招募志愿飞行员来华。在租借法案实行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是达到1，000架作战飞机，第一步是组织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50架，并根据损失按月补充逐步增加。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仅得到100架P-40式战斗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不停地向美方交涉飞机问题，美国允诺的数量极少，而且答应援华的飞机也往往不能落实或中途转飞其他战区，落实的也由于输送路线过长，转运途中损失严重。例如，1942年，由美国运至印度的一批援华飞机为263架，最后飞抵中国境内时仅剩136架，约为半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上空作战的“飞虎队”谱写了中美战时合作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它于1941年春经罗斯批准开始筹建，8月1日奉蒋委员长命令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国空军掩护滇缅公路运输及保卫云南领空，由美籍顾问陈纳德为指挥官兼大队长，下辖三个驱逐中队，共125架飞机，主要是中国所得到的那100架P－40式战斗机。志愿大队于当年12月20日投入对日作战，先后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击落日机299架。日，志愿大队撤销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大队，称为驻华航空特遣队。特遣队在华中、华南先后击落日机149架，投弹214吨。1943年3月该队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继续在华作战。当年10月，陈纳德又推动中国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实施，在14航空队下筹组了一支中美空军混合部队，以赴美接受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与美国在华航空部队联合作战。
　　虽然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提供的飞机总数已稳居第一位。据台湾方面统计，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飞机总共为2，351架。其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包括驱逐机1，038架、轰炸机244架、侦察机15架、运输机97架，占总数的59％。来自苏联的为885架，包括驱逐机563架、轰炸机322架，占总数的37.6％。其余为来自英国36架、法国24架、德国12架，这三国仅占3％。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提供的飞机中，有552架即将近40％是1944年下半年以后才运抵中国的，其中的大部分拨归美国第14航空队使用。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才大致符合了国民政府的要求。
　　装备及训练陆军30个师是租借法案援华之初所定的三项重点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双方曾讨论过向中国陆军提供装备的问题，但并未确定。此后，双方拟议装备中国军队的数量时有增减。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曾为中国拟定了一个装备90个师的计划草案，此为拟议中的最高数额。至战争结束前后，实际落实的计划为装备国民政府所辖中国军队39个师。
　　1942年秋至1944年初，接受美国训练并由租借物资装备的中国军队主要有两支。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远征军残余部队撤退入印。史迪威为实现反攻，向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方案。主要内容是：精选中国士兵10万分批赴印由美国军官加以训练，并拨用中国所得租借物资装备，组建成2个军，每军下辖3师，并配备若干炮兵及坦克部队，外加1个师及6个伞兵营为后备力量，再以此为核心扩建中国新军30个师。这支部队以印度东北部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Ramgarh）为训练基地，史迪威任教练营长官，罗卓英为副。远征军由此改称驻印军，称为Y部队（Yoke Force，简称Y-Force）。训练工作自1942年9月开始，至1944年1月完成，受训结业的中国军官兵32，293人，编为三个师。后来，这三个师又扩编为新1军及新6军，为日后收复北缅的主力军。蓝伽训练开始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训练第二批中国军队30个师的计划，以此作为打通滇缅路，实行总反攻的主力军，获中、美最高军事当局同意。日，陈诚奉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4月1日，在昆明和桂林同时成立步兵训练中心。第二批的训练与驻印军的训练有所不同，受训官兵系自前方抽调，分批进行6周集训，美方只提供教官，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由中国自己提供。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后，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有所变化，由收复全缅改为仅收复北缅，因此训练第二批30个师的计划大部未能实行。云南所编练之新军被视为第一批30个师部队的一部分，获准装备美式武器的部队仅3个师，为原案的十分之一，被称为Z部队（Z-Force）。1944年4月，为迫使蒋介石同出动Z部队参加收复北缅的战斗，美国甚至以停止拨发援华物资相要挟。这使蒋忍无可忍。此役结束后不久，史迪威事件就爆发了。
　　史迪威离华后，其继任者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确定按照装备中国军队39个师的方案办理：即远征军30师，驻印军5师，第二批原计划30个师中的3个师，外加学生军1师。据台湾学者统计，先后接受美式装备与训练的中国部队为：新1军、新6军、第5军、第2军、第8军、第13军、第54军、第53军、第73军、第74军、第71军、第94军、第18军，每军下辖3个师，共计39个师。虽然训练和装备的计划是在战争末期制订的，但这一工作的完成却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另据大陆学者统计，由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至少应有44个师。在这些部队中，除新1、新6两军和中国远征军（2、6、8、53、54和71军）的16个师参加过缅北战役之外，其余部队装备好之后几乎未与日本交火，就投入了内战，并且主要投入到东北战场。国共双方对那一地区的争夺是引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索。
　　除了向中国空军和陆军提供援助之外，美国还帮助国民政府重建海军。1944年1月，国民政府向美方提出租借舰艇8艘的计划。美方原则同意租借4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并确定于战后勿须交还。1945年2月，国民政府派出官兵1060人赴美培训。1946年中，完成训练的官兵将8艘舰艇驶回中国。
　　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1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执行“租借法”，但对华租借却一直延续到1947年才告结束。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向38个反法西斯同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以上的实物和劳务援助，中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仅得到了其中16．02亿美元（包括战后），占美国全部对外租借援助的3.2％。虽然从排名看中国位于英、苏、法三国之后占第四位，但所得援助实在难与前三国特别是英、苏两国相比。
　　关于中国战时所获得的租借物资，美、中两国的统计有较大差距。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统计，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物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其余为基本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国民政府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根据美方“起运付款之物资通知书”所统计的援华数额约为6.85亿美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根据该会提供的“租借”物资船运综合帐得出的约为5.98亿美元。造成美中双方统计差距的原因可能是，部分物资经美军直接拨交中方，未经中方供应委员会；此外，中方的统计似乎也未包括劳务费用在内。
　　从军事租借物资援华的过程来看，从1941年中至1943年底，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时期，中国所得的援助甚少，根据美方统计仅为2.01亿美元，其中还包括2540万美元的运输费用。从1944年初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获得租借物资约为6.4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物资是在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车之后才运往中国的，而这时美国援助的目的和作用都开始发生转变。这一年年初，赫尔利对蒋介石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从抗战结束至1947年底，国民政府继续从租借法案下获得6.94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加上美国以其他各种方式提供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战后所获得的军援事实上已超过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军援。
（责任编辑：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