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神机箭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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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日本给中国的最大伤害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那么韩国给中国最大的伤害就是已经对中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比炮火连天的实质侵略要可怕得多——侵华战争使全世界都知道是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文化侵略会使全世界都认为端午节是韩国的节日，茶叶、筷子、中药、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地震仪、孔孟学说、儒家思想、百家争鸣、炎黄汉武等等都是韩国人首创的。&&
如此一来，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最后还能剩什么？长此以往，未来的四大文明古国是不是就变成：韩国、埃及、印度和巴比伦？&&
希望更多人能明白，韩国的文化侵略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更希望能借助网络强大的力量，唤醒政府对这种文化侵略的重视。韩国近年来已经越来越明目张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必要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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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必要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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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口说无凭,你有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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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策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趋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5.1 解剖康有为&&&&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杰杰、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5.2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快捷方式”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让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5.3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菁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ladderof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着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5.4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5.5 梁启超投师始末&&&&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5.6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掘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远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经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毗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本文选自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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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33人看过看《走向共和》——什么人在死盯着李鸿章乱骂？[楼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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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走向共和》——什么人在死盯着李鸿章乱骂？ 《走向共和》是一部重点写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历史的大型里连续剧，李鸿章不过是前30集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对于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影响不大。从整部电视剧的结构来看，前30集只是铺垫，都是当时在那个民族危亡关头的时期，各种人为中国“找出路”的过程。正是因为前面种种“找出路”的失败，最终才走向了共和。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是前面“找出路”过程中最早的一个失败的铺垫。事实上，随着剧情的展开，直到慈禧开始“预备立宪”，才进入剧情的主题；直到立宪派徐锡麟觉悟、转变成革命党、去刺杀满清贵族恩铭，“走向共和”的主题才真正进入高潮。 与以往标签式的现成结论相比《走向共和》中对历史人物的表现上都有所变化。 这其中包括对慈禧、孙中山等人的描写 但变化最大的，并不是对李鸿章的描写，而是对康有为的描写。而有一些人，根本不顾后面情节的发展，只死盯着前面李鸿章，根本不考虑编导对李鸿章的描写到底在全剧中的寓意， 非要给他扣上一个“卖国贼”的帽子而后快，这其中的动机很值得思考 ——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死盯着李鸿章乱骂？ 要了解今天非要简单地把李鸿章骂成卖国贼的那些人，心里到底想的事什么， 最好看看其它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 历史上与李鸿章政见常相龃龉的张之洞、梁启超都对李鸿章有较客观的评价。 最早研究李鸿章的是梁启超。 李鸿章刚刚去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以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最有代表性。 梁肯定李鸿章既是： “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 并将其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含诸葛亮、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 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进行比较，得出：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梁启超《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 表示“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 此外，孙中山、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同样非常客观。 特别是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很值得今天痛骂“卖国贼”的愤青们看看。 毛泽东说，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 这是说他生得不是时候，清政府的浅水，载不动李合肥这只大舟。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 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 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 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历史上骂李鸿章“卖国贼”最厉害的是些什么人？ 一个是满清最顽固的保守派，另一个就是从变法堕落到保皇的康有为。 他们为什么死盯着李鸿章，非把他骂成“卖国贼”？ 比如说李鸿章签订卖国条约，实际上他是代表满清政府的， 最终结果是由朝廷定夺的。那些人不敢反对朝廷，只能反对李鸿章。 要说李鸿章卖国，首先在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他还不够那个“资格”。 国家的权权力掌握在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贵族手中，李鸿章有什么权“卖”？ 要说“卖国”，责任最大的应该是有最终决定权的满清贵族， 而不是具体办事的李鸿章。 过去我们一说满清贵族，就认为是“铁板一块”， 事实上，在满清贵族体制内部，也分顽固的保守派，与相对开明的改良派。 慈禧这个最高决策者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利益受损害的首先是顽固的保守派。 他们骂李鸿章“卖国”，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 而是指责李鸿章没有忠于满清贵族的利益， 是为了标榜他们顽固的保守派才是最忠心的，慈禧应该重用他们。 当时，这些人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 也正是这些顽固的保守派，造成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更大的灾难。 所以，不论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来讲，还是从满清贵族的利益来讲， 那些骂李鸿章卖国贼的顽固、保守派，才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 在慈禧让光绪亲政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满清贵族中又分裂出了新的“帝党”。 慈禧重用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当然是妨碍了“帝党”的利益。 康有为等人之所以骂李鸿章是卖国贼非常卖力，无非是为“帝党”争利益。 康有为骂李鸿章卖国，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满清贵族更忠心罢了。最后康有为堕落成“保皇党”，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戊戌变法的实践表明，康有为“办实事”的能力远远不能与李鸿章相比。而且，康有为的所谓变法同样也只是为了一个光绪皇帝，和自己派别的利益。 为了“争宠”，“保皇党”是骂李鸿章卖国贼最起劲的。 而最终与康有为“保皇党”决裂的梁启超，都能对李鸿章有较客观的评价。 《走向共和》对李鸿章的描写是比较客观的，对李鸿章的局限性也没有回避。 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看清整个电视剧的主线起伏、变化。 越是对李鸿章个人能力描写的突出，就越是反衬出其洋务路线本质上的局限性； 反映出洋务运动绝不是因个人能力有限、也不是没有尽心去做， 而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走向立宪、革命是必然的选择。 与对李鸿章先扬后抑的描写相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则是采用先抑后扬的描写。 前30集孙中山的落魄、无奈、孤军奋战，与辛亥革命的成功正好形成了对比。孙中山在日本与扬度的对话是一个转折： 杨度不赞成流血革命，认为君主立宪是社会代价最小的解决办法， 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思想的代表。 徐锡麟回国前与孙中山的对话是另一次转折： 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假立宪，真独裁”的本质，但徐锡麟不信， 这同样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真实思想反映。 但回国后的事实，和满清贵族恩铭那番“假立宪，真揽权”的宏论，惊醒了他。 徐锡麟对君主立宪绝望而刺杀恩铭后，在被“审判”时的那番对话是经典： 在日本的两万多留学生中，有一万多是受满清政府假立宪蒙蔽的， 徐锡麟的死，将唤醒他们，使他们放弃幻想，走向革命。 这时，《走向共和》才进入真正的高潮。 李鸿章等洋务派并不缺乏能力，但无法挽回洋务运动的失败； 众多爱国留学生对君主立宪的理性思考，可无法打动顽固的满清贵族；孙中山虽然落魄、无奈，民主共和却依然能够最终实现； 这不是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个人作用，无论是对李鸿章，还是对孙中山个人的描写，都是对历史潮流描写的铺垫。 《走向共和》正是展示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理。 《走向共和》对满清贵族中顽固的保守派，是无情鞭笞的，这是历史一贯的。但《走向共和》真正的“突破”，并不是对李鸿章、孙中山的描写， 而是对康有为“保皇派”的描写——这是今天那些痛骂李鸿章的人所回避的。 《走向共和》中，把康有为描写成了一个狂妄、自私、无能、顽固的小丑。 彻底揭露了这个披着“变法”外衣，行“保皇”之实的小丑。 康有为的形象才是与传统教科书中差异最大的，才是全剧中最大的反派、丑角。要说“翻案”，近年来，对康有为的翻案才是最严重的。 李鸿章的局限、无奈是可以原谅的；孙中山的落魄、激进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袁世凯、杨度信奉的君主立宪，也并非一无是处的。 唯独满清贵族的顽固、保守，和康有为那种最具有欺骗性的“变法”， 才是真正阻碍历史发展的，才是需要彻底揭露和批判的。 恐怕一些人是因为不满《走向共和》一剧对康有为的无情揭露，才象这个历史上的保皇党那样，死盯着李鸿章来痛骂的吧？哈哈。 今天那些死盯着前30集李鸿章，死盯着那顶“卖国贼”的帽子的人， 根本就忘了《走向共和》的主题，或者根本就根本不关心这个主题。或者根本就没看到，历史上的那些满清贵族顽固派，或康有为的保皇党， 之所以痛骂李鸿章“卖国贼”——根本就是出于“争宠”的目的呢？ 本帖地址：/zenzenzen/msgview-0.html[]
[楼主] &[2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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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的另类评价摘编自《晚清七十年》……看过的就不必多说了，哈哈。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 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梁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1888)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衔)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22岁诸节 )。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80、90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觉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 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 ”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 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20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2000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人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 ”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5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单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 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h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来倒置了。 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几的。所以少说大话，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当康有为在1895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振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1893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 乃可”，拒不见孙。二人因此就缘悭二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1888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31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 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30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 ，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 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議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土，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 、“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36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15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两度人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这一年慈禧太后 ()虚龄60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35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麇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 ”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 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2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 ”的老底子；粱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18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连署者多至 1200余人。5月2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18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 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 ?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像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 —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二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鼐、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 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原来“强学会”在1895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5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他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 —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于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康有为于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20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凹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像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21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鲁蹋錾虾？讨闾我月垩Р缓媳趁恕５缰鑫鸢欤蛞浴盎嵴麓笮校荒苤兄埂备妗Ｄ丝崃尬萦谡旁芭浴Ｔ督煊Γ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厣⒁印?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 ”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俅煊诳涤形凇敖裎木?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勿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 “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50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1896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1897 。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曹州教案后，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1897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白芾硌妹拧敝兄畲蟪枷绕谠技父龅鬃樱缓笤儆苫实矍鬃哉偌?1898年(戊戌)1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1898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摺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1898年(戊戌)2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能夺掉谁的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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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和康有为背后的英、日背景 文章作者：[议宣] , 13:07:41 摘抄自王树增的《１９０１年》 “强学会”是由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学会”。但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 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在始歌颂中华的美丽对仗之后，最有意思的是在最后，号召大清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在以往的宣传中，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而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只有他们“忧国忧民”拼死要“变法图强”，将至死都是“保皇派”的康有为看成是 “进步势力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但是，却很少涉及其后面的帝国主义背景。康有为在变法中给皇上的建议中包括：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三国“结成联盟”——在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时，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康有为得出“联英日以据德俄”的结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此时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已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帝国要员，对俄国尤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都向光绪德“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 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康有为背后的英、日背景是毋庸置疑的。慈禧镇压戊戌变法最直接的起因也许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历史上也没有确凿的记载。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就在慈禧向光绪和康有为下手的前一天，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似乎证实了戊戌变法以来在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 ”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 “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在荣禄在为伊藤博文接风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大清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慈禧也真的采取行动了。 当康有为听到“袁不能举兵”的消息，而且在荣禄命令下，甘军董福祥部昼夜兼程已经赶到了北京后。绝望的康有为知道现在唯一能够挽救时局的就剩洋人了。他立即跑到英国使馆，但是英国公使窦纳乐恰好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康有为又去找美国公使，而美国公使正在西山休养。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候，满脸恐惧的康有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请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说情，希望太后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诉他希望渺茫。 已经神志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建议把中、日、英、美“合成一个联邦国家”——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于绝望中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 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儿 “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野心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康有为的“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楼主] &[4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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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走向共和》中老佛爷等之精彩语录 　　 　　1、（ 大参案中，御史提前将慈禧要罢免庆王消息给了新闻界，慈禧大骂御史） 　　 “这没影儿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评点：老佛爷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地阐释了“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实质。有些事情，就得讲“内外有别”，自己可以知道，但不能让百姓特别是洋人知道，那就有损光辉形象了。“舆论监督是条狗，让咬几口就几口。”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2、（戊戌变法失败，慈禧训斥光绪） 　　 “你这样子对我，放在寻常百姓家，亲友邻居都可出首告官，告你个忤逆不孝，治你的重罪！如今你是皇帝，没人管得了你，可我管得了你！国法不行，我这里还有家法！” 　　“今儿个我就是当庭打死你，也没人敢说我做得不对！” 　　 　　 评点：在家法之类的内部法大于国法的时代，宪政和共和是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3、（外国使节在慈禧面前重申外交只认“光绪”二字） 　　 慈禧：“大清的臣子们呢，你们就看着洋人这样欺负我吗？” 　　 众臣：“奴才们无能，致使太后受辱，奴才们万死不能辞其咎也。” 　　 慈禧：“我要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 　　 　　 评点：对独裁者来说，最大的侮辱不是自己国家主权沦丧，更不是百姓苦难，而是个人权力被削弱，是可忍，孰不可忍？ 　　 　　 4、（庚子年准备向十一国宣战，许景澄等人死谏） 　　 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 　　 “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评点：独裁者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即使带来了国破家亡，也是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不应被责备，不应负责任。 　　 　　5、（战败后《辛丑条约》签定，赔银子四亿五千万两，慈禧终于从八国联军要惩治的名单中划掉） 　　“这份条约，没侵我主权，没割我土地，只要咱的银子，虽说多了些，咱也只好量我中华之物力，给人家就算了。” 　　“连我都杀了，他们找谁要银子去？” 　　“我那件寿礼服，李鸿章给我要回来了吗？” 　　 　　评点：在独裁者的眼里，只要自己的权力没有削弱，只要自己的豪华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其他什么老百姓的生活，国家的财政都是小事，君不见萨达姆对联合国的制裁稳如泰山么？反正萨达姆之类自家的日子照样过得奢华。所以我们能理解老佛爷的逻辑，事关自己面子的寿礼服，远比那4亿两银子重要。 　　 　　 6、（慈禧回銮，要求下午两点进北京，分秒不能差，袁世凯找李莲英对表） 　　李莲英：袁大人是以太后的表为准呢，还是以袁大人的表为准呢？ 　　袁世凯：当然是太后的表准。普天之下，只有太后的表是准的！ 　　李莲英：很好！袁大人这样想，必是前途无量。 　　 　　评点：领导永远是正确的，此种理念是官场混的诀窍。领导人不仅治国之术高于一般人，就是其他方面都是天才，如小金还是农业专家，萨达姆是写小说的文学家，斯大林是语言、哲学、历史专家。领导人任何东西，只能是最好的。 　　 　　7、（大参案失败后，瞿鸿玑和学生吴毓昌对话） 　　 瞿鸿玑：错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顶多再拉上一个你！可是毓昌啊，咱们那点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啊！ 　　“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看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 —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评点：许多像瞿鸿玑这样的读书人，天智甚高，世事洞明，可就明白不了最简单的道理，以为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就能匡正天下。路线是最重要的，说白了就在乎你是否跟对人。表面上王朝是在儒家的理论、堂皇的诰谕下运行，实质上是在大伙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下运行。如果谁相信反腐败不能涉及到谁，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谁就是傻蛋。你听话，就会让你放心地腐败；你不听话，才会反你的腐败。道德的烛光，管个屁用？ 　　 　　 8、（李鸿章送给慈禧一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 　　 慈禧：难得李中堂于这些小事这样上心。 　　 李鸿章：太后之事无小事。 　　 慈禧对着光绪：皇帝听见没有？李中堂这话才叫见识！唉，可惜咱中国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太少了！ 　　 　　 评点：独裁者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包括拉屎拉尿。泡女人那是为了放松放松，更好地治理国家；听戏那是为了关心文化的发展。慈禧应当知道，这种讨上司欢心的“忠臣”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只是做起来，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已，心思都是一样的。 　　 9、（慈禧六十大典，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 　　 慈禧：“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任！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慈禧这番话说的逻辑严密、丝丝入扣，也“入情入理”。 对独裁者而言，悠悠万事，面子为大，朕即国家，自己的脸面也自然是国家的脸面。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就需要风光的场面，越是专制国家，统治者对各种典礼、仪式越是热衷。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统治者，自然靠各种“秀”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秀”的频率越高越好，“秀”的排场越大越好。不让他“作秀”，简直就是要人家的命。 　　 　　 10、（慈禧准了张之洞关于停“海防捐”的折子） 　　 慈禧：“就说这海防捐吧，到今日一共筹到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李鸿章是全部给了颐和园还是只给一部分其余的自己截下来了，你心里有数吗？” 　　 奕环：“臣想李鸿章没，没那个胆子。” 　　 慈禧：“没那个胆子也得防着点！我所以准了张之洞的折子，一是海防捐确实闹得不像话；二是要捐官的也捐得差不多了，正好就着坡儿下驴；三是给张之洞一个面子；四是给李鸿章提个醒，别让他以为中国得天空就他那片云彩下雨。” 　　 　　 ——多疑与紧张是一切独裁者共同的心病，因为权力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就象一个人霸占着大批珠宝，每天都得提防别人来偷、来抢——哪怕是他最亲近的人，在权力面前，只有斗争与觊觎，没有信任。 　　 好人总是独裁者做，坏人总是让奴才们做。风险总是让手下人承担，收益总是归老大。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统治者最愿意钻研的就是“驭奴术”，奴才们之间越是有矛盾有斗争，他就越高兴，因为他的权力安全系数越高。 　　 　　11、（日本天皇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准备对华战争） 　　陆奥宗光：“国民的共识是太重要了，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恨上面去。” 　　伊藤博文：“外相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日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便能举国一致。而中国向来是各行其是，他们的人民对于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李鸿章刚想伸一伸胳膊，马上会有七八支胳膊把他拽住。” 　　 　　——伊藤博文对中国的看法，过了110年，过时了吗？我们东边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居，昨天和今天，对我们的毛病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所以他们总是抑制不住要攻击我们软肋的冲动。 　　 　　 12、 （李莲英给慈禧梳头的对话） 　　 李莲英：老佛爷这满头青丝，恐怕是王母娘娘给的吧？ 　　 慈禧：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的。 　　 李莲英：奴才不是嘴甜，奴才说的是大实话。 　　 慈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李子，这怎么说。 　　。。。。。。。。 　　 慈禧：水太清了，就养不活鱼；人太明白了，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也就太没意思了。 　　 李莲英：老佛爷的解释，比孔圣人都高出多少倍了。 　　慈禧：所以啦，我也不能成天琢磨你们这些奴才背着我干了哪些坏事，就比如李光昭这个案子吧。。。。。小李子，你的手别颤抖。。。。。你们有些什么猫腻我都不管，我只要修园子的木头，一根也不能少。 　　————奉承就象是鸦片，明明知道无意甚至有害，但还是愿意一次次吸下去。对于一个高明的独裁者来说，必须要给卖命办事的奴才们一些好处，让奴才们适当的贪污，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权力，反而是增强自己权力的一种必要的投资。——反正这投资掏腰包的是老百姓，而最后得好处的是自己。 　　 　　 13、（慈禧训庆王） 　　慈禧：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派，那样对你没好处。 　　——这就明白从古到今，贪污者总能做大官的缘由吧？贪，在老大眼里，那是小节；对老大是否有外心，那才是大是大非。 　　 　　 14、 （牵涉到李莲英等人的李光昭被杀，太监来宣慈禧的旨意） 　　太监：圣母皇太后说，洋人从来没有安好心眼儿，找他们合伙，难免要吃亏上当，李鸿章那个洋行就算了。圣母皇太后又说，李光昭这个案子，也用不着七挖八查了，将他推到菜市口一刀砍了，大伙儿图个清静。。。。。。。 　　——对独裁者来说，躲进小楼成一统是最舒服的，洋人能躲就躲，否则这些鬼子动不动就干涉内政。肃贪反腐，本来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游戏。根不够深的“李光昭”们，你得提前预备好国外的护照，否则大风一来，替罪羊你是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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