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作者：刘海泉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发布时间：
摘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全面提高国家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 其一，以大国政治博弈、领土和岛屿争端以及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为主的传统安全挑战; 其二，以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内安全合作现状的同时，本文提出，为应对安全风险，中国除了发展自身力量外，还需要贯彻“三个重视”，即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重视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和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的战略构想。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战略纳入全年的重点工作。&一带一路&对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刻探讨实施该战略所面临的安全合作现状与挑战，对于确保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区域的安全合作现状
　　早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我国就提出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要求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紧制定战略规划&、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就范围而言，&一带一路&涵盖亚、欧、非三大洲。根据由近及远的原则，横穿整个亚欧大陆的&一带&，在空间范围上可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①而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的&一路&，具体分为三段：东南亚航线、南亚及波斯湾航线、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①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安全合作呈现出多层次合作格局：既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更有跨地区合作，&一带一路&区域也不例外。本文论述的安全合作现状仅限于多边、跨地区合作所形成的各种安全机制(组织)。
　　1.1&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核心区(中亚)
　　2001年，为解决区域边界争端及加强边境军事信任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反恐为中心，兼顾打击毒品武器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多元一体的安全合作体制。近年来，该组织在经贸、人文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通过区域合作增强了地区整体竞争力。此外，1992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②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是中亚地区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合作机制。但随着21世纪美国影响力拓展到中亚地区，这一机制日益呈现利益导向的安全合作方式。
　　(2)扩展区
　　扩展区主要包括南亚以及东欧③两个次区域。南亚各国在冷战后逐渐放弃了独自寻求安全的模式，④走上了以区域主义为主的合作安全道路，通过各国友好交流，初步形成了和平、互信的地区安全环境。2008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ＲC)第15届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粮食安全、能源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推动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
　　东欧地区的安全合作是基于独联体安全系统围绕着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的，没有呈现复杂的网络化互动模式，其中白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对俄形成较强的安全依赖，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俄构建了排他性的军事政治同盟。而乌克兰、摩尔多瓦与俄罗斯的区域安全战略存在较大分歧，所以&去俄罗斯&倾向比较强烈，没有加入集体安全体系，成立了&古阿姆&⑤组织。
　　(3)辐射区(欧洲)
　　由于欧洲安全行为体与安全威胁、安全环境长期的历史互动，形成了欧洲安全合作的三大区域性组织：北约(NATO)&&&针对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其在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先后提出了新的战略概念，在干预、解决和参与欧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EU)&&&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安全与防务能力，其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其意在阻止和解决冲突，恢复因战争造成的破坏。
　　1.2&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东南亚航线
　　冷战后，在东南亚安全形势剧变，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具体周边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的背景下，东盟为弥补各国自身力量相对弱小的不足，力图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的东南亚安全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Ｒ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以提升自己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进入21世纪，东盟积极巩固和扩展安全合作，打造安全共同体，加强在反恐、打击毒品等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同时推动建立了国防部长会议机制，以弥补东盟地区论坛在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方面行动能力不足的缺陷。此外，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力求成为该地区安全合作主导者，这是该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特点。
　　(2)南亚及波斯湾航线
　　关于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前文已述及，这里不再赘述。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海湾六国①安全共同体展开。海湾六国自海合会(GCC)成立以来，就优先考虑军事安排与防御合作问题。20世纪末，它们一方面在海湾危机与战争期间寻求与西方结盟实现自保，另一方面在战后继续加强安全合作，弥补不足。进入21世纪，海湾六国安全认同感不断增强，在常规安全合作的同时，面对伊拉克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复杂地区局势的压力，加强了沟通与协作，已经能够发挥一定的地区维稳作用。
　　(3)印度洋西岸航线
　　这一区域的安全合作主要聚焦于非洲东海岸的海盗问题。海盗威胁的地域从红海、亚丁湾向南延伸至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与马达加斯加及莫桑比克，特别是亚丁湾，世界最繁忙的水域之一，每年至少有2万艘船舶运载着12%的世界石油。②
　　为应对海盗威胁，印度洋西岸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展开了积极合作，形成了一个多层治理的反海盗体系。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和1897号决议采取措施打击海盗；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各国加强对海盗的审判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反海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
　　在这幅员辽阔的疆域内，&一带一路&战略在加深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本文将其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层面。
　　2.1传统安全方面
　　(1)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近年来，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纷纷提出各自的地缘战略，谋求增强地区影响力。
　　借鉴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Starr)2007年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
　　交通和贸易》一书，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于2011年7月在印度金奈提出&大中亚&思想和&新丝绸之路&构想，主张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③9月，她在联大会议期间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维护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④通过这一计划，进而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上合组织的凝聚力。美国还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打造&印&太&⑤(Indo－Pacific)概念，将亚太的边界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美国还不断强化其在亚太的军力，利用中国周边海洋领土争端，极力扶持其盟友及相关争端当事国，实施离岸战略&以邻制华&。
　　欧盟在2009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修建&纳布卡天然气管线&，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商贸、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积极开展投资，在保证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欧盟出于自身利益，担心地区争端恶化，要求争议各方在多边框架内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争端。欧盟的介入，一方面有利于平衡美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亚地区局势更趋于复杂化，不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推进的地区合作。
　　俄罗斯在2002年与印度、伊朗共同发起&北南走廊计划&，提出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以保持其传统区域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又提出整合中亚地区的倡议，即&欧亚联盟&的设想，加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尽管普京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期间中俄首脑会晤中宣布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但依然对中国存在戒备心理，从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日本早在1997年的桥本龙太郎内阁期间就提出&欧亚大陆外交战略&，2004年提出建立&中亚+日本&对话机制，2006年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通过加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在提升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际化水平的同时，增强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用该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全。2013年10月，安倍晋三内阁强化对亚欧地区的关注，他指出：&从东京出发，经过伊斯坦布尔，最终抵达伦敦。日本要做新亚欧丝绸之路的起点、地缘政治的操盘手。&①
　　日本还积极发展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外交，加强军事存在。以上都是日本意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构筑&防线&遏制中国的举措。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共同推进南亚&南方丝绸之路&建设行动，试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②
　　印度依据其地理优势，谋求独霸印度洋，对外部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都抱有防范之心，尤其将中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③视为战略包围。拉贾&莫汉(C.ＲajaMohan)怀疑印度是否会容许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洋来实施，因为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太浓。④
　　这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强势的海洋战略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此外，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战略，介入南海问题，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与中国竞争，增强对亚太事务的辐射影响力，从而加大了中国在东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
　　(2)领土、岛屿争端
　　基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地区内存在各种领土、岛屿争端，争端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战略实施的安全保证。目前存在的争端主要包括：海洋上，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存在&南海争端&：2014年5月，由于&中海油981&号钻井平台引发的所谓中越&西沙主权&之争；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愈演愈烈的&南沙主权&之争。另外，中日之间也存在钓鱼岛以及东海专属经济区之争。周边海洋争端的实质在于区域秩序主导者及其追随者同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短期内，这些争端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进而影响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陆地上，&二战&后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地区争端、中印边界争端、巴以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涌现了一批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定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塔吉克斯坦的飞地沃鲁赫，两国边界长911千米，划定的只有567千米，争议地区超过70处。日，吉、塔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有20%的边界没有划定。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费尔干纳的边界也未明确划定，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有飞地巴拉克村，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有飞地索赫和沙希马尔丹。这些飞地与当地居民时常发生冲突。此外，三国在共享水资源问题上剑拔弩张，互不妥协。这些边界领土、飞地之争和水资源纠纷已经成为引发地区局势恶化的重要显性因素。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争端，直接影响到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的政治互信、安全与经济合作，不利于维持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
　　(3)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受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复杂因素影响，这些国家一般实行政党政治，但部分国家由于朝野斗争，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共同归属感，导致重要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发展进程波折重重，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矛盾依旧尖锐，季节性抗议出现常态化趋势。①
　　吉尔吉斯斯坦一方面宣布积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方面又于2013年12月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的建设，增加了项目的协调难度。此外，印度洋沿岸的索马里、也门等日益成为潜在的危险国家或地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未来势必在区域内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进出口，促进人员交流，这些国家的动荡将会提升经济投入成本并降低合作效率，进而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
　　2.2非传统安全方面
　　(1)恐怖主义的威胁
　　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地区&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是威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区域内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当前各极端组织之间的政治目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活动能力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均为反对世俗化政权，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受国际反恐局势和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影响，区域内的各极端组织出现人员互相交叉、指导思想相互融合、活动分散化、组织碎片化等特点，同时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加强。特别是美国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后，很可能导致该国境内的冲突升级，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可能&溢出&，影响地区稳定。此外，近几年中国境内外的&东突&暴恐势力相互勾结，以中国为目标不时制造袭击，严重威胁中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2)海上航道的安全风险
　　维护通行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考虑，这种考虑将基于通道的&打通&或&切断&而展开。全球商业贸易的90%和石油总量的65%要通过海洋运输，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着重大影响的战略要道，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②
　　中国的远洋生命线大部分集中在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中东、北非这一航线上，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从中东连接印度洋，并且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动脉。③
　　因此，维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三处节点的通道安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马六甲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美国对于此海峡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地区内部安全局势的恶化，而曼德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海盗威胁。根据国际海事局(IMB)发布的2013年全球海盗情况报告，虽然索马里沿岸海盗袭击次数下降明显，已经从2011年的237起下降到2013年的15起，①但袭击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
　　(3)区域经济一体化压力
　　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建立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输出资金、技术推动区域内国家发展与繁荣，带动中国经济的升级与再平衡。而美国提出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以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亚太地区逐步形成的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CEP)起到分化作用。同时，欧美联合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推行更加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从欧洲大陆方面阻碍亚洲与欧洲的经贸合作进程。TTP和TTIP构筑了西方自身的利益网，从而阻滞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现。
　　(4)跨国有组织犯罪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密切区域内各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会受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影响。被联合国大会列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包括：①毒品走私。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危害扩大至全球，特别是&毒品经济&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冲击了中国西部安全；②偷越国境。中国劳务外派和境外就业的同时，各种涉外劳务犯罪活动随之产生；③跨国经济犯罪，如洗钱、电信诈骗等。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安全问题上的选择
　　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提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份额，保证海上运输安全，加强政治互信。为了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②，未来在应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安全风险时，中国除了加强建设自身力量外，还需要做到&三个重视&。
　　3.1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涉及的主权国家众多，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面对并加以解决。因此，中国只有树立更加开放合作的理念，才能调动区域内各方积极参与这一战略实施，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一区域秉持安全领域的合作。截止2014年8月，中国已经连续、常态化地派出了17批次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为5670余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六十余艘中外船舶。③
　　阿富汗喀布尔前市长阿卜杜勒&萨希比(AbudulSahibi)认为，中国出于能源效益和安全的考虑，非常重视丝绸之路的发展，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倡议，并在中亚地区重新提出了多边倡议。④
　　未来，中国在安全领域内仅仅提出安全的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中国需要了解区域内国家需求，积极提供区域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尽管目前中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力量有限，以中国当前的海上军力，相对美国而言，只不过是一支建设中的&反干涉&力量而已。⑤
　　然而，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优势明显。此外，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可以根据&经济让利原则&倡导建立各种维护区域安全基金，为国家安全合作提供经济保障，实现&命运共同体&。当然，对于公共安全产品，一经提出，措施和方案应当及时跟进，而且要有关怀度和细腻心。①
　　2011年以来，中国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为促进南海海上安全秩序和生态保护行动而设立的30亿元&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但东盟依然不明确如何申请和使用。
　　3.2重视区域内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利益关切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安全议题主要源于区域内相关国家，领土、岛屿争端多基于历史原因，政局动荡多基于现实问题。对此，中国应重视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具体而言，中国作为领土、岛屿争端当事国，应继续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照顾其他争端当事国的经济利益，积极通过争取双边磋商来加以解决；中国在面对区域内相关国家政治动荡时，应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相关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维护区域稳定。
　　此外，区域内的安全议题都存在着大国因素，大国竞争在&一带一路&区域将呈现常态化趋势，其实质在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因此，中国应对区域内安全风险时，必须将大国视为&利益攸关方&，加强彼此合作，妥善协调关系。在大国因素中，美俄因素至关重要，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区域内有着广泛的利益存在，而俄罗斯作为区域传统强国，对区域内各种安全议题依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当前，中美俄三方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采用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在不同层面推进合作，加强政治信任，寻找共同利益的契合点。较之于美俄而言，中俄更容易接近，双方都面临民族复兴的使命，中国应与&欧亚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对接&，共同维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而目前，中美之间在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着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发展被美国认为是&零和&的，中俄协调很容易被视为&排美&，但区域内的领土与岛屿争端、个别国家政局动荡等背后都具有强烈的美国因素。因此，中美安全合作更多应从反恐、反海盗、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领域着手，利用现有中美之间的各种对话交流机制，逐步建立信任，共同应对挑战。
　　3.3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
　　在地域分布上，南北两个方向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保证有赖于&一带&与&一路&的有效互动。虽然此前提出的&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构想可将之连为一体，但&两廊&的连接过于宽泛，对于应对&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的作用不是很明显，真正有效的互动还在于发挥&支点&国家的作用。处在&一带&与&一路&重合区域的国家主要是印巴等南亚国家，鉴于中印之间还存在久拖未决的领土争端，所以中国必须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而且中巴&全天候&关系可以保证这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在&一带&区域内，中国可以利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以及自身地缘条件，打击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亚地区各个恐怖组织，保证中国西部的安全；可以利用美巴传统关系的&桥梁&，加强中美的安全合作；利用印巴矛盾牵制印度，减轻中国西南方向上的安全压力。在&一路&区域内，&大国争霸，犹如下棋，不同的棋局用的是同一个棋谱，这个棋谱围绕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控制印度洋&。②
　　中国不是印度洋沿岸国，而且受到海军力量的限制，但中国可以利用巴基斯坦这一媒介参与印度洋事务，保证海上航道安全。尽管中国多次强调不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合理使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Gwadar)港，其地理位置对于打击印度洋西岸海盗物资补给以及保证海湾地区的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未来中国全面开放型经济应该海陆兼顾、齐头并进、平衡发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战略却更多表现出&一带&的优先地位，政府以带动高铁等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为契机，积极推进陆上互联互通建设，强调陆上物流的时间优势。但笔者认为，未来依然需要优先利用海洋资源，尽管国内已先后开通&渝新欧&、&郑新欧&以及&义新欧&铁路国际运输，但传统的海上运输贸易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主导地位。陆上运输的时间优势还会受到各种安全风险干扰，前文提到的&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其中陆地安全挑战占绝大部分，而且经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击海盗犯罪，加强管控海洋、岛屿争端，近年来，海上航道安全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
　　未来，中国将与区域内各国携手努力，积极应对各种安全风险与挑战，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最终将中国与各国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将有助于维护中国包括安全在内的国家利益，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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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6:17&&&来源：
原标题：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
　　［关键词］丝绸之路；区域发展战略；走出去；经济全球化；地缘战略；国际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5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STS项目（KFJ-EW-STS-003）
　　［作者简介］刘卫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引　　　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一带一路”成为特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专有名词，并在此后逐步成为统筹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重大国家战略。两年多来，特别是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公布以来［1］，这个战略得到了各部门、各地区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已经形成举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局面。
　　根据《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我国启动了与沿线国家就“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对接工作，特别是重点经济走廊的合作规划，推动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使“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认可，形成了良好的开局之势。
　　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统领性战略，社会各界对其尚存在不同的理解，其中不乏一些偏颇之解。本文试图讨论一些具有商榷空间的认识，同时提出笔者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以期“抛砖引玉”。
二、几个认识误区
　　（一）“一带一路”并非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
　　“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这让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线路。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地区热衷于挖掘自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有的地位，如起点、通道、节点等，以期确立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某种特殊地位。尽管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认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借古谋今”的作用，但很显然这种理解是对“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误解。
　　“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陆续形成的、以中国为起点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这个概念本身不是中国学者的发明，而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国：我的旅行成果》［2］中提出的。李氏所用“丝绸之路”指自中原经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的多条贸易路线。之后，法国汉学家沙畹于1903年在《西突厥史料》［3］中将这个概念拓展为包含历史上曾存在的、从中国出发的海上贸易路线。从根本上讲，虽然“丝绸之路”讲述的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但它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沿线国家共享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例如，2014年《世界遗产名录》所收录的“丝绸之路：起始端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就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请的。
　　另外，我们当前试图勾勒的“丝绸之路”是将两千多年的历史现象压缩到当前一刻而形成的图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和空间走向随着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宗教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回溯历史所观察到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密集的贸易网络，而不是几条固定的线路。所以，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时，不宜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的空间现象，而是沿线各国共同认可的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其内涵可以归结为“和平、友谊、交往和繁荣”。
　　因此，“一带一路”借用“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发展理念，这就是《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4］。因此，尽管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走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是“一带一路”并非要恢复这些古代贸易线路，而是建设一个我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丝绸之路”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为国际区域合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二）“一带一路”不是区域发展战略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一个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一带一路”是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针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发展战略。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产业带并列称为新时期我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说法，曾不绝于耳。这种认识曾引起不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误解。例如，某些省份认为自己在“一带一路”上具有某种特殊的、排他性的地位，而另一些省份认为自己与“一带一路”建设没有什么关系。
　　区域发展战略是处理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发展关系以及地区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关系的特殊性制度性安排，属于国家内部事务。一般来讲，其核心目的有三：培育区域竞争力；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支持“问题区域”的振兴。典型的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统筹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顶层战略，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的倡议。也就是说，其建设是以国家间合作为主要平台。因而，“一带一路”是涉及到国际合作的国家战略，是我国开放发展的主要旗帜和平台；无论从属性上还是从范畴上看，它都不属于区域发展战略。
　　仅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应该是一个举国战略，而不是某些地区的专属性工作。就五个合作重点（即“五通”）而言，政策沟通、资金融通、经贸畅通和民心相通更是全国性的工作，是全国各地区都要参与、也都能参与的工作。当然，设施联通确实有具体的空间指向；这项工作会让特定地区受益多一些。因而，“一带一路”不能被视为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而是一个更为宏大和长远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将其视为区域发展战略有损于这个战略的地位和作用。2015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5］。
　　当然，“一带一路”战略确实具有显著的区域影响或某些区域属性。例如，一方面，六大经济走廊的打造以及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建设（见《愿景与行动》），将带动中西部若干地区的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另一方面，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深化和扩大，将推动沿海经济中心的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正因如此，《建议》在阐述拓展发展新空间中提到，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产业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带。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多重空间属性［6］，从上到下包含了国际区域合作网络、重要经济走廊、节点城市乃至产业集聚区。尽管具有区域属性，但是“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统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其区域属性应服从于国家属性，而不是替代后者。
　　（三）“一带一路”不是单向的“走出去”
　　“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战略基础。正因如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解，即“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走出去”。相应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出现了加速“走出去”的预期，一些企业形成了尽快“走出去”的愿望，个别地方甚至将“走出去”作为政绩来考虑。这是相当有风险的认识误区。
　　确实，我国正在进入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新阶段。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了20多倍，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所吸引的外资基本持平。这个增长态势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增长趋势有相像之处。其主要原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正在失去竞争力，需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要向海外转移；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经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投资能力的大企业；我国需要在海外建立战略资源保障基地。这标志着以中国资本“走出去”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开始，将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在上述背景下，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单向的资本“走出去”。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技术梯度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仍必须高度重视“引进来”。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之间相互投资不断加深的过程。过去三十多年，欧美发达国家既是对外投资大国，也是吸引外资的大国。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鼓励资本“走出去”的同时，继续高度重视资本“引进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贸合作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已经进入到大规模“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各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特点，科学确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重点，不能盲目跟风。一味追求“走出去”，将导致不必要的投资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分门别类地鼓励企业以适宜的方式“走出去”，不能“一窝蜂”地到海外设厂。要有“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对于不同类型的“走出去”要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顶层设计所考虑的核心因素是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岗位，而不是资本是不是“走出去”了，以及“走出去”的量有多大。既要谨防因“走出去”而形成我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也需要积极防范“走出去”的各种投资风险。后者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应学习新加坡政府建立海外工业园的经验，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我国可以挑选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协商合作建立若干个由对方政府支持的工业园，为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稳定的条件。
　　（四）“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出现既有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是过去三十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家以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7］。这种认识与“一带一路”的根本理念相去甚远。
　　所谓地缘战略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地缘政治谋略，讨论的是国家政治行为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到马汉的“海权论”再到麦金德的“陆权说”，都是在探讨如何控制世界、如何进行势力扩张，特别是借助武力的控制和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一些学说被用来服务于纳粹德国的扩张，地缘政治研究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因名声不好而衰落。即使是在得到不断恢复的今天，地缘政治研究也主要是为各国制订国防和外交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而“一带一路”是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倡议，与地缘战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相去甚远。当然，如果地缘战略仅指地缘经济关系，那么它与“一带一路”存在相通之处，但问题是国际上通常把地缘战略理解为地缘政治谋略，具有进攻性。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8］。“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可以说，《愿景与行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共同”及“合作”。因而，“一带一路”是探索对接发展、合作共赢等国际合作新途径的尝试，也是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尝试。这与地缘战略所讨论的自我利益扩张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将“一带一路”误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的歪曲，将有损于其倡导的“对接”及“合作”理念，不利于其顺利建设。
　　（五）“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线状经济体
　　几乎每一个看到“一带一路”这个名词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去想象或追问“带”在哪里、“路”在哪里。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尽管名词中包含了线状经济体的直接含义，但“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抽象性和隐喻性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打造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建设几条路那么简单。线状经济体（如经济走廊、经济带等）仅仅是这个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具象的表征。
　　在这方面，需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所谓“虚”是指“一带一路”的建设理念及其所搭建的合作平台。也就是说，“一带一路”首先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进行对接的一个抓手，是一个合作的“舞台”，能够让我们出去可以和别人有共同话语，有利于开展合作。所谓“实”指“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有很多具体建设项目，包括很多线状基础设施。
　　《愿景与行动》提出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9］，但这些走廊是更为宏大“一带一路”合作愿景的重要载体，而不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全部。因此，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首先需要将其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对接发展、合作发展的平台，其次才是各种“线状”载体。否则，很难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这个对接平台的作用，也与其开放、包容的性质不相符。
三、“一带一路”：开启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时代
　　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需要认识其出现的大背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10］。过去三、四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过程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不断“金融化”和“高科技化”，而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全球产业转移，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核心（发达国家）―边缘（欠发达国家）”二元结构，形成了“发达国家（金融、科技）―新兴国家（制造业）―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的三元结构。另外，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最低生产区位与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世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扶贫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研究，2016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其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全球人口财富的总和［11］。如何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国家间、地区间、收入阶层间），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当前，随着中国资本的大规模“走出去”，世界迎来了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由于经济格局的变化（从“二元”到“三元”）和社会矛盾的突出（贫富差距），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需要新的治理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在这方面，作为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焦点的中国，需要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自身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机制。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当然，我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超过30%。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因此，我国需要为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做出更大的贡献，需要在符合当前世界发展机制和趋势的前提下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个国内外大背景下诞生的，是推动包容性全球化的努力。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但它不是简单地延续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中的突出特征是融入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即倡导包容性全球化。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建设理念。“一带一路”不划小圈子、不搞“一言堂”，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或地区平等地参与。其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特别强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其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
　　因此，总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它并不是中国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机制下促进区域共赢发展的一个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机制，既符合我国“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一带一路”将开启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四、小　　　结
　　“一带一路”是我国为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而提出的一个重大倡议，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对于国内而言，“一带一路”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统领性战略，是我国实现“开放发展”的主要旗帜和载体，决定着未来数十年我国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对于世界而言，“一带一路”是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尝试，是推动世界从“二元”分割发展到“三元”融合发展的努力，有可能改变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经济格局。
　　应深刻认识到，“一带一路”是统筹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重大战略，不是谋一时一事的短期战略。而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与沿线国家对接的工作，不是我们想多快就多快、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我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不宜预期“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一蹴而就”，需要有长远打算和系统布局，需要有战略定力。
　　总体上，“一带一路”是我国的全球战略。对于这个战略，我们首先需要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观察和理解它，特别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只有从宏观上正确理解其出发点和内涵，才能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也才能让其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本文讨论了若干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误区，期望能够对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其战略内涵起到一定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认识并非百分之百错误，而是缺少宏观上的把握。
［参考文献］
　　［1］［4］［8］［9］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M］.北京：外交出版社，2005.
　　［2］Waugh D.C.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oncept［J］. The Silk Road，）：2-10.
　　［3］沙畹.西突厥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Z］.新华社2015.http：///finance//c_.htm.
　　［6］［10］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538-544.
　　［7］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 地理研究，2015，（6）：.
　　［11］乐施会全球贫富差距报告［EB/OL］.http：///cj/ /70097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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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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