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市场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和全世界深受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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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采访者：记者 姜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生，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曾任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等。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年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年任该委员会主席。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总裁。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2001年，因对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9年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2011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年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蒂格利茨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建立，并且对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公共金融、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及农村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等均作出贡献。著有《喧嚣的九十年代》、《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不平等的代价》、《全球化及其不满》等。
　　3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会上作了题为“2014经济展望：谋求增长，预防跌落”（An Economic Outlook for 2014: Striving for Growth, Preparing for Weakness）的演讲。会议期间，记者就全球经济的现状、挑战及出路等问题采访了他。
　　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合理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请您谈谈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拥有完美的信息，就像在物理学的简单模式下，人们假定没有摩擦力一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却不清楚如何分析和思考信息不完美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我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并表明近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市场总是清晰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等结论都是不正确的。后来就出现了大量文献，研究在信息不完美、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还有许多文献探讨代理问题、诱因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市场与政府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如何寻找这种平衡？
　　斯蒂格利茨：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完全依靠市场或政府的极端路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把一切都交给市场，那么就会出现危机，产生剥削、垄断、环境恶化等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政府，也行不通。二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仍需要不断讨论。但政府应该对环境进行监管，提供社会保护，促进机会平等、促进科学和创新，这些都是市场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明确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后，该如何作为就因国家而异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找到了合理平衡，是否能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
　　斯蒂格利茨：在二者间寻找平衡任重而道远。金融市场自身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管制方式，也容易出现新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如果有了正确的监管结构，就可以成功获得稳定性，但必须意识到要不断对监管适时作出调整。例如，美国经济自大萧条后，政府针对金融市场上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后来有一届政府认为既然一切运转良好，就不再需要监管，随即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监管。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应该采取措施，但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不需要进行监管，看到危险的人则认为需要监管，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幸的是推崇不监管的人取得了胜利，之后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近6年，您如何评价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比当初跌到谷底时要好得多，但也没有非常大的改观。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或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working-age population）仍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经济仍低于正常水平约15个百分点，尽管已经开始有所增长，但也只能勉强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这表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降低，约有2000万想要获得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所谓的经济复苏让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社会上层。年，收入增长的95%都集中到1%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这是一种失败。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仍不太好。而欧洲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萧条状态。整体来看，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美国和欧洲经济都没有回到健康水平，而鉴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拯救方案是失败的？
　　斯蒂格利茨：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情况会比现在更糟，但这些刺激措施的时间太短、规模太小，规划也不够好。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晚。议案被提交国会讨论，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主张实行紧缩政策，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中，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美国的公共部门从业人数比危机前减少了约50万。假如美国的增长正常，该人数应该增加200万。所以我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不够。例如，很多钱都无条件地给了银行，却没有要求银行把钱借给中小企业，流向美国普通民众的钱少之又少，以上都是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划不完善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认为紧缩政策并非良策，如今欧洲正在实行紧缩政策，您也提出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斯蒂格利茨：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一部分是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紧缩力度最大的国家，经济表现也最差。希腊就是最好的例子，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希腊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危机前低25%，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德国等欧洲国家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害。
　　我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整个欧元区本身的。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些国家可以通用一种货币，还意味着各国使用了一种无法控制的货币，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同时还使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无法正常发挥调控作用，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金钱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受教育水平最高者涌向富裕国家，形成了不稳定的体制，这非但没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扭曲了欧洲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倘若欧洲要实行货币联盟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联邦制度，在财政方面通力合作，拥有银行业联盟，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计划，促进落后产业的发展。但今天欧洲的做法恰恰与这些背道而驰。
　　世界贸易应朝多边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那么现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目前新兴国家的状况好得惊人。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人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大量依赖出口，担心欧洲和美国出口市场的崩溃可能会造成新兴国家的经济衰退，新兴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然而新兴国家没有采用紧缩政策观念，而是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启动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发展也为其他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益处。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从过去的重视数量向注重经济质量转变，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另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面临更困难的处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最初大量资金涌入许多新兴国家，导致汇率升值，资产泡沫产生。美国还没有修复好自己的金融市场，资金没有流向真正需要去的地方。现在美国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造成了资金从许多国家流出，引起新一轮的破坏。美国在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应该多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哪些主要挑战，该如何应对？
　　斯蒂格利茨：随着经济增长，国家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必须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处理全球化和资金流动问题。现在，全世界在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方面存在很大压力。新贸易协定中的大部分并不像其所规定的那样有益于人民和国家。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体系，需要一个多边体系而不是将全球割裂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因此贸易协商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但美国不愿取消其针对某些产业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导致现在仍没有一个全球性协议。美国正试图割裂全球贸易体系，并将知识产权制度、投资协议强加于人，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取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对当前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中国和其他很多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现在美国贫困问题加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也是很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些国家能缓解不平等、减少贫困，实现机会均等，这就表明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造成的。另外稳定对新兴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经济稳定，就必须解决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应对这些挑战，只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要在各领域促进公平和经济转型，这是市场难以做到的。中国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市场自身有时会作出很糟糕的决定，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让市场促进发展、增进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使不同部门能为彼此带来益处，共享知识等。另外，教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对中国而言，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建立更加依赖内需和消费的发展模式？
　　斯蒂格利茨：内需既可以是个人消费，也可以是政府出资的消费，如教育和卫生事业。政府可以在促进城镇化、打造宜居城市方面有所投入。在私营部门中，提高工资、设立工会帮助工人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就可以消费更多，从而刺激内需。另外，美国的经验表明，私营卫生保健系统不可行，因此中国建立一个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也很重要。英国、瑞士、瑞典也都有通过公共消费刺激内需的成功经验。政府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等。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就要加强纵向创新，发展创新性经济。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在创新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我要强调必须关注创新的源泉――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实现赶超，也必须了解基础科学，加大对大学和基础科学的投入。
　　全球总需求成经济发展关键阀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全球总需求，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斯蒂格利茨：全球总需求问题有的是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有的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有关。欧洲和美国实行紧缩政策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二者的金融体系未能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信贷以促进就业，这关系到全球的利益，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如果社会更平等，经济就会更强劲。另外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则。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储备体系。正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全球总需求才被削弱。我们知道应当做什么，但问题在于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是否有政治机构和政治意愿来推动问题的解决。金融危机及其后果让我们都意识到加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对全球金融监管加大协调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前景如何？
　　斯蒂格利茨：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与危机前截然不同的世界。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模式的弱点，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如今世界愈加多极化，权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利益体或许很难建立一个以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今后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让这样一个体系良好运转。我此前提议建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时也抱着这样一个初衷，希望它能促进平等的全球化，让世界更平等、更稳定，生活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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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看看经济学家张维迎怎么说。
学习经济学，重要的并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要学会正确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
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在现实中，人的各种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其实现目的的愿望就是行动的动机。因此，行动就是改变现状，而之所以要改变现状就是由于对现状不满，其中必然有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不仅要关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决策
只有个体，也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意识的生命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人要行动，就必须思考，需要搜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这些活动只有个体才能完成。
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完全大公无私的。
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理解，例如为什么政府会有腐败，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比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拥有的钱不足以支撑花费，因此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就是稀缺的。也许有人会说，大富翁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
因为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就得放弃另一样东西。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你为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年薪10万元的大学教职，另一个是年薪50万元的投行交易员，那么在不考虑非货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去大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就是50万元。当然，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人们在选择时还必须要考虑很多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素，例如亲情、友情、自由、尊严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人们在个人决策时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考虑公共福利提供等问题时，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很多人总希望政府能够多建设公共设施，增加公共福利，仿佛这些都无需成本；但事实上，政府为了增加公共福利，就必须通过征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借公债等途径获得收入，而无论是哪一种途径，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减少个人可获得的资源和产品。由于相对于私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
所谓“边际”，指的是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些微小调整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别被称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
举例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购置食品和购置衣物上分配收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只买衣服不吃饭，也不会只吃饭不买衣服，而会考虑是多买些食物而少买些衣服，还是多买些衣服而少买些食品，这样的选择就是边际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
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而从“边际”的概念入手，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
自由交换是互利的
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交易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那么，如果我用1.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5元钱，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当然，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如果我强买强卖，非要用5元钱把水卖给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时，减少了你的收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问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自由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
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也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同一地区内个人间的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就更是如此。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
分工是进步的源泉
分工是和交易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分工，人类的交易就会很少。只有有了精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能更加频繁地开展。
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分工的重要性。斯密指出，分工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第二，它节约了在不同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劳动的时间；第三，它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好处，人们才得以通过分工合作大幅提升自身的力量，完成仅靠单个人难以完成的事情。
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开启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随着市场的扩大，良性循环就启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就在于此。
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
人的行动既有动机，也有结果，而结果和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一致。那么，当我们评价人的行动时，应该更看重动机，还是更看重结果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更看重结果。
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以某项行为的出发点来判断某项行动的好坏；但经济学家却认为，即使一项行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结果是利人的，那么这项行动就符合市场道德，值得肯定。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论述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这里，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是值得赞许的。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动机导致的损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视。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这个目标当然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那么企业雇用员工时就会更加慎重，反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一忠告我们应时刻谨记。
自由竞争是件好事情
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那么“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中国农村有句老话，叫“匠人要发，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一点。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如果有竞争，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
当然，自由竞争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弄虚作假、强买强卖都不能算作自由竞争。
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竞争’这个名词背负恶名，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和熟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能发生，这看起来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竞争让人们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这似乎大大冲淡了社会的人情味，因而会招致一些人的厌恶。
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人情”，其实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超出这个圈子时，人们往往相互敌视。恰恰是自由竞争改变了这一切，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这点上看，自由竞争本身对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比人强
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一种激励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宗教和传统道德哲学多以改变人性为目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作为人类，我们的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例如，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种植的农作物经常歉收。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激励，使被人民公社制长期束缚的生产力充分释放了出来。
有一些人说，经济学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也伴随着各类腐败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国度，腐败就相对较少。这说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就是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
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是重要的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受许多非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其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这一点对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奥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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