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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单元第一课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学案.doc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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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单元第一课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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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单元第一课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学案
识记：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大借款、争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开工厂、银行；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统治危机出现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及结果；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表现、影响；发展举步艰难的原因。
理解：了解西方列强侵略方式的变化及影响；经济、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与戊戌变法出现之间的关系。
运用：比较分析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戊戌变法运动出现之间的关系。
学习重点：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变化及危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
学习难点：戊戌变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学前思考：
图一：签订《马关条约》的场景
图二是清末一位爱国人士所画，图中熊代表俄国；虎代表英国；蛤蟆代表法国；肠代表德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这幅图形象地揭露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局势。
《马关条约》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自主学习：
一、《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1、《马关条约》的影响：
2、资本输出：
3、瓜分狂潮
思考：1、《马关条约》反映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方式的新变化：
2、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产生了什么危害？
3、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政治危机：
2、财政危机：
3、清政府的政策：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2、表现、特点：
3、面临的困难：
知识参考：
借款：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
设厂：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修路和开矿：控制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直接掠夺中国资源。
开银行：成为列强资本输出的主要工具，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
总之：列强通过资本输出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控制，使民族危机加深。
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
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
1、日本幕府统治危机主要表现在：①阶级矛盾激化②新兴阶级的出现③中下级武士的不满④外来民族的侵略
①②③④　　　　
Ｂ、①②③ Ｃ、②③④　　　
、明治维新改革的根本原因是
A、封建幕府的腐朽统治
B、民族危机不断加重
C、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
D、中下级武士的要求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推行的措施主要有：①实行封建等级制度②实行闭关锁国③鼓励派遣留学生④支持尊攘运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主要有：①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②天皇制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统治秩序基本确立③由半殖民地状态走向了殖民扩张的道路④封建等级制被形式上的平等所取代
C.①②③④
、根据1889年日本宪法
A.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
B.内阁只对天皇负责
C.枢密院成为咨询机关而非决策机关
D.实行君主立宪，天皇解散议会是违法行为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最先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是
D.琉球群岛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实质上有极大差异。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A．前者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后者君主权力受宪法 制约
B．前者天皇凌驾于议会之上，后者议会权力超过 国王
C．前者是封建政治体制，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D．前者内阁大臣对天皇负责，后者内阁大臣对议会负责8、下列关于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提倡“文明开化”，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在政府开放的政策下，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传播启蒙思想的热潮
B．在这一时期，新闻出版事业获
C．日本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全盘西化
D．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在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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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和日方人员没有饮用大会主办方准备的国产农夫山泉矿泉水，而是喝的有日方人员发送的依云矿泉水。（来源：中新网）
愤愤不懂…
嗯，依云水那是拿破仑做的广告。农夫三拳败阵下来。。。
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拿来主义，比如说一所大房子有烟枪有好多 姨太太，还有好多古董，烟枪可以放到博物馆以警示后人，古董可以当钱，姨太太太多了也不好，散了吧。以此推理，日货也没有太多不好，我 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好用好小日本的技术成果，而日本的什么AV 或苍井空之类还是扔掉吧，精神鸦片也很可怕，可以重塑中国是东亚病夫，大家说呢。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雪珥
日军重视对外宣传，图为日本所绘甲午战争中的成欢之战，画面右下角就是随军记者。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 “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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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观众在广东省博物馆参观《甲午海祭&#8212;&#8212;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展。 CFP今天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人民日报刊发述评《牢记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和《以史为鉴 警钟长鸣》，指出：“历史没有丝毫褪色，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文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认为：战败的主因在于“腐”，“陈腐的思维，贪腐的堕落，腐朽的无望”造成这段耻辱过去。文章如下：《牢记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8212;&#8212;写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1894年的今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日本蓄意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甲午，中国近代史上意味深长的纪年；7月25日，中华民族情感日历特别标注的一天。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整整两个甲子的时空穿越。历史没有丝毫褪色。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在巨浪滔天的黄海战场，北洋水师官兵和来犯倭寇厮杀声中，两个东方国家关系格局易位，东亚秩序按照丛林法则重塑。无以复加的屈辱，刺痛心灵的拷问，沸腾奔涌的热血。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访问欧洲时的一段演讲在我们耳畔回响：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甲午战争是一本沉甸甸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深刻的反思中始终保持清醒，凝聚信心和力量，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一切都没有忘记，一切都不能够忘记。水陆并进，攻城略地。旅顺城内，日军四天三夜虐杀清军战俘和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偌大旅顺城，只是因为遍布街巷的尸体需要掩埋，才有36个苦力活了下来。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二万万两库平银，“赔偿”日军抢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的军费。强盗也知道，如此庞大数额的赔款，清朝政府无力一次交出。于是乎，第一次赔款交清后，余款要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对领土的侵占，对财富的掠夺，更有对精神意志的摧残。想议和？清朝政府代表谁来出任，要日本指定。马关“会商”，中国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捧起日本人摔过来的条款，数日内作出“明确答复”。定远号是北洋水师引以为傲的主舰？击毁还不算完，碎片也要运到和中国隔海相望的福冈，建起“定远馆”。炫耀日军武功，弹痕累累的甲板被改造成门板……“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 ……甲午战争的重压以及这场战争引发的列强瓜分狂潮下，东方文明古国尊严扫地。笼罩神州大地的悲伤、愤懑、压抑氛围中，整个民族的精气神犹如微弱烛光风中摇曳。甲午战争，不仅仅是清朝苦心经营的一支舰队在实力相当的对手面前输得精光的军耻，也不仅仅是昔日文明导师被后起岛国打败的国耻。甲午战争之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给出自己的答案：“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毛泽东曾说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它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同伟大的抗日战争结局截然相反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上了怎样一课？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中法战争，清朝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敲打得一蹶不振。然而，清朝政府并未痛定思痛，走出自我蒙蔽的怪圈。英国人赫德主持清朝海关近半个世纪。这位零距离旁观者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修修补补、搞点洋务，充其量不过是困境下的一种应激反应。但就是这种难成气候的应激反应，竟造就了清朝臣民头脑中的“同光中兴”，编织出一段“太平盛世”。“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之危终于让中国人睁开双眼，实实在在掂量出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的分量。找回现实感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醒，是崇高人格精神的回归、炽热爱国情怀的释放，是拼了性命也要革除痼疾、闯出一片新天地的血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世界的荡涤升腾。在丧权辱国的甲午战争中，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和这种血性，如啼血杜鹃惨烈绽放。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炮弹垂尽之际毅然下令撞击日舰吉野号。致远号不幸被鱼雷击中，邓世昌坠海后拒绝部下的救助，甚至将救主的爱犬按入水中，用生命践行了“誓与日舰同沉”的诺言。《纽约时报》对甲午战争有过这样一则报道：“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号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如此强大的文化传统支撑，有为国捐躯者的精神感召，中华民族再一次历经磨难而不倒。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从甲午惨败到抗战胜利，中国又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华民族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苦难辉煌的交织中找回了赖以生存的精气神。每一次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衰落走向复兴，无不是以涂炭生灵、捣毁民生、中断社会发展进程为代价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近代以来浴火重生的宿命，始终作为一个强国守住尊严、永续发展？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眼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了从甲午战争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迪，我们需要回望更加久远的过去。自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13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辉煌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被誉为“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为君主，对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浑然不觉。时代大潮汹涌澎湃，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却在落日的辉煌中搁浅了。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如果说“殊死的决斗”预言了“陈腐世界”同工业化造就的“最现代的社会”之间的历史性碰撞，马克思对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描述，则道出了大清江山百余年间沦为“纸糊的破屋”的缘由。无视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注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生死攸关，奋起一搏方有转机可言。可悲的是，大清帝国既找不到变革制度的勇气、更新战略的智慧，更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壮。无人照看的国家没落涣散，大官唯争权，小官唯争宠，百姓唯争利，军队丧失战斗力。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白宫密报甲午战况时写道：“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中国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中国军队中贪污吃空额、营私，盗窃公物，扣饷以为常……”日，《伦敦每日新闻》报道称，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清廷官员），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挫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连接处都松开了。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如此描述自己的对手：有将军携带妓女的，有打着蝙蝠伞的，有带着鸟笼的，队伍里有唱歌的，有怒骂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 拿破仑这句话给清朝甲午惨败提供了有力注解，也道出一个民族把握命运、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悠悠岁月，刻骨铭心的伤痛难以抚平。“我亲爱的同胞，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不是祖国母亲不想要我们，而是祖国母亲那时太弱，她爱我们，却保护不了我们。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人家要钱得给钱，人家要地得割地，祖国母亲别无选择……”一位老人在纪念台湾光复的活动上的发言让在场中国人痛哭失声。又逢甲午，悲怆历史的镜鉴发人深思。“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忧深思远的讲话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心中激起强烈共鸣。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忆往昔，峥嵘岁月，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重重艰难险阻，赢得了民族解放。一个崭新的国家，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看今朝，中国已经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两个甲子，沧海桑田，耻辱的一页彻底翻过去了，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满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中国梦蕴涵强军梦，强军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死里逃生的北洋水师管带萨镇冰，参与重建民国海军，担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回望甲午，警钟长鸣。当今世界，天下还不太平。我国安全的隐忧在增大，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在增大。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我们必须牢记，须臾不可放松警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守护和平，让那些企图扰乱中国和世界安宁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回望甲午，坚定信念。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是发展壮大，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一个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梦，要求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我们不会耽搁在甲午战争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从历史中塑造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魂。如鲁迅所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以史为鉴 警钟长鸣》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言，具有特殊含义。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记忆中重重写下了一个“败”字，愤愤烙下了一个“耻”字，深深刻下了一个“警”字。念之、思之、痛之，我们更应牢记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历史重任。为什么，物华天宝的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为什么，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目睹顶着“亚洲第一”虚名的北洋水师覆没的滔滔沧海要问，血战到底、饮恨牺牲的英魂忠骨要问，奋起抗争、前仆后继誓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志士仁人要问，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当代中国人还要问。回答这个问题，首当其冲、痛彻心腑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腐”字！国运殇失、战场溃败、民族危难的背后，都有清朝晚期陈腐、贪腐、腐朽的深刻烙印。陈腐的思维，何以御强邻入侵。铁的事实告诉人们，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导权。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清朝政府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为“海防”问题。殊不知，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当时已风靡欧美及日本，成为海洋强国海军战略的重要指导理论。在“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这一消极防御思想影响下，清军“专守防御”“避战保船”，并寄希望于欧洲列强居中调停，委曲求全之举等于未打先输。一支只知近岸守土的海军惨败于另一支满腹经略大洋野心的海军，难道不是势所必然吗？贪腐的堕落，终致堤溃蚁穴。买官卖官，训练荒废，纪律败坏，已是清朝军队中的普遍现象。“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之际，却为慈禧太后修建北海、中海、南海和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有御史上奏停止建园以保海军军费之时，慈禧却回应“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腐朽的无望，更加激活了列强贪婪的胃口。那是多么黑暗屈辱的一页：一方面，清廷昏聩，任由“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现象蔓延肆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一再让步，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总结历史教训，需要深入的民族自省。甲午战争失败的内因，正是清末腐朽至极的观念、制度、官吏。腐至而殇，腐盛而败，朽极而亡。总结历史教训，也需要认清世界。甲午战争的年代，日本已从明治维新中崛起为一个近代强国，而中国还是一个旧式的王朝帝国。落后于时代和世界，失察于侵略者的野心和能量，以被腐败掏空的躯壳去进行抗争，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当然，正所谓物极必反，惨烈的失败催生了民族觉醒，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精神。由此发端，中国相继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强大潮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惧厄运和苦难的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推翻“三座大山”，中国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起来。中国和平发展，书写人类历史的宏大篇章。居安思危，我们必须从历史经验中清醒认识到，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敢于划出红线，亮出底线。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120年前中国任人欺侮的一页虽然彻底翻过去了，但是我们必须在深刻认识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保持高度警醒。毕竟，当今时代也非天下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仍在大行其道，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我们需要以放眼世界的战略思维，居安思危的战略清醒，强国安邦的战略筹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为实现凝聚了几代中国人夙愿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坚定信心，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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