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北大毕业生为何辞去副县长回乡当果农-中青在线
34岁北大毕业生为何辞去副县长回乡当果农发布时间： 11:14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刘星图片说明：刘涛和他的猕猴桃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星 摄）
　　中青在线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星) 辞去副县长职务后，34岁的刘涛最大的变化是，因整天下地干活而变得皮肤黝黑。
　　去年年底，头顶北大毕业生光环的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选择结束仕途，回到老家张家界市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他承包了100亩土地，开始种猕猴桃。
　　副县长辞职回乡创业的消息一经披露，让刘涛成了名人。有很多陌生人打来电话表示支持，也有不少经销商找到他希望预定猕猴桃，甚至一些多年没有联系的北大同学也纷纷对他的辞职表示了关切。他还被拉进了学院的微信群，有老师跟他说：“这是北大毕业生该干的事儿”。
　　不同于局外人的惊讶，刘涛说自己并没有觉得辞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觉得公务员也就是一份工作，“现在不是提倡公务员能进能出嘛”。
　　刘涛是典型的“读书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作为家乡难得的读书苗子，刘涛曾被家人寄予“走出农村”的希望。
　　1999年，刘涛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乡里至今唯一的北大学子。大学毕业那年，公务员考试似乎比往年都热，刘涛也选择了从政，报名参加了湖南省选调生考试，并顺利获得了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办公室秘书的职位。如今再谈起当年的决定，刘涛说那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从政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抱负是什么却没那么清楚，“农村出来的孩子缺少指引，第一份职业，很难有更清晰的规划”。
　　刘涛的从政之路算得上十分顺畅。工作一年后，他通过考试进入了共青团张家界市委，过了不到一年，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2008年，刘涛被团湖南省委推荐到湖南省统战部学习，并就此留在了统战部工作。2012年10月，31岁的刘涛被调往常德市临澧县，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副县长，分管工业、安全生产等工作。
　　刘涛说，在机关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写材料。他并不讨厌写材料，甚至他自己也是因为“材料写得好”才多次获得调动的机会，“这是把领导的决策落实到执行的一个工作”。不过相比写材料，刘涛还是更喜欢做些实际的事情，因为“材料写得再好，也很难说能改变多少”。
　　在临澧县做副县长时，他曾经牵头推动了7家临澧县的鞭炮企业通过欧盟标准认证，这是刘涛公务员生涯中引以为豪的事。“去浏阳考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鞭炮厂都通过了欧盟认证，可以出口到欧洲。临澧的企业也有这个需求，但是没人去推动这个事情，”刘涛说，“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去牵线。”
　　类似的工作被刘涛形容为“在种种条件限制下进行创新”。刘涛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折腾”的人，喜欢挑战，喜欢面对未知，但大多数时候，体制内的生活更强调规律、稳定。
　　2014年开始，作为公务员的刘涛开始逐渐感受到“创业”的热潮，政策文件里，“创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刘涛开始有了辞职创业的想法。
　　日，湖南省召开了创新创业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会上提出，“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有经验的人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领衔创业、自主创业”。这次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开到了乡镇一级，刘涛觉得是时候了，“公务员我也做得挺好的，得了几十个奖状，但我就是想去创业，想去试试”。
　　不同于当下大多数创业者，刘涛没有投身互联网行业，而是选择回到老家投身农业。“我更希望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刘涛说，“我会种地，我觉得这个方向挺适合我。”
　　刘涛说自己对土地和故乡有着别样的感情。在家乡念书的时候，他要一边写作业，一边下地干农活，而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乡里直接跟农民打交道。
　　在刘涛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还有不少人家种水稻、棉花。但如今，村里的大多数土地都已经荒废，只有一些老人会在地里种玉米，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我也想通过自己的项目让农民看到，农业还是有机会的，让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刘涛说。
　　下定决心后，刘涛没有立刻辞职，而是开始找项目。那时他常常问周围的朋友，附近的土地、气候适合种什么经济作物。偶尔他还会一个人开车跑到别人的果园，不表露身份，只是打听下收成和效益。
　　他考察了茶叶、发草、猕猴桃等项目，最后才定下种猕猴桃。“附近的永定区就有猕猴桃园，那边的管理人员说我们的土地很适合种这个，没什么污染，而且投入也不是很大，收益好。”
　　敲定了项目后，2014年11月初，刘涛给县里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说自己要去创业。副县长辞职创业毕竟是个稀罕事，临澧县县委书记杨琦明和县长杨天生最初都不是特别理解，并再三挽留，但刘涛的态度很坚决。12月初，刘涛的辞职被批准。
　　相比之下，说服父母可能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在打完辞职报告后，刘涛带着猕猴桃去见了父母，说起了要辞职创业的事。最开始，父母既震惊又生气。“我当时就说，这猕猴桃有什么好种的？我们辛苦培养你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你走出了农村，怎么选择又要回来呢，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刘涛的母亲回忆说，当时双方大吵了一架。
　　但倔强的刘涛说如果父母坚决反对，他就不在家种，去其他村里租地种。所幸妻子很支持刘涛，做医生的妻子主动去劝两位老人，说自己的收入可以负担家庭开销。最终父母还是拗不过儿子，只得一起加入了刘涛的“创业团队”。
　　不过父母真正改变想法是在今年春节。在给孙子发红包时，刘涛的母亲看到孙子一转身把红包递给了刘涛，“孙子说他支持爸爸创业，我那时就想，父母都不支持儿子，谁支持呢？”
　　相比外界的议论，刘涛自己很淡定。他说大不了就是创业失败，整个项目的投入他承担得起。创业至今，他也遇到过不少风险，就在最近，因为慈利的雨水过多，排水沟不够宽，地里的猕猴桃苗死了不少。不得已，刘涛又和技术员带着村民们重新拓宽排水沟。
　　但刘涛始终相信，自己创业的路子是对的，他喜欢那种亲手去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感觉。他说相比当副县长，建成一个猕猴桃园带给自己的成就感会更大。
　　离开体制之后，刘涛的生活自由了很多。以前在微信朋友圈几乎不怎么说话的他开始经常发言，空白的微信背景也变成了家乡的风景图。
　　现在，刘涛有一半时间都呆在跑马村。没事的时候，他喜欢站在村里蜿蜒的山路上俯瞰自己的猕猴桃园。望着成片的赤红色土地上，绿色的猕猴桃种苗破土而出，这位农民的儿子会觉得很开心：“好像看到希望一点点长出来的样子。”【责任编辑：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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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尾巴，连绵的雨天，充满离愁别绪的味道。关于毕业，这个夏天，不一样的人，一样的情节。
雷达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电脑屏幕上布满了回波，这些都是信息化战机侦察到的来自陆海空的各种信号
现在办啥事都需要开个证明，如果您碰到窝火的事、奇葩的事，请向我们吐槽。吐槽建言，人人有责！80后博士副县长辞职:投身商海
(1/3)吴奇凌 资料图
　　在2015年7月任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不足半年后，吴奇凌突然辞去公职。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县领导，吴奇凌曾被看作当地政坛新星。今天，吴奇凌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自己已经拿到了免职文件，正式脱离体制。
　　公开资料显示，吴奇凌1981年出生，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随后留校工作，2008年获获文学硕士学位，2013年获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2011年，吴奇凌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远赴贵州，挂职担任凤冈团县委副书记，之后任凤冈县委副书记，遵义新蒲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15年7月任中共凤冈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有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经历。
　　吴奇凌的辞职报告显示，辞职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去尽孝，二是去充电。他在辞职信中引用民族英雄戚继光的诗句写道:“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吴奇凌说，父母支边新疆后定居武汉多年，因为公务，父亲甲状腺瘤手术自己不在身边，母亲心脏搭桥手术自己也不在身边，“所以回到父母身边尽孝的愿望强烈。”
　　“国家经济转型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强烈地感觉到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我希望站在更前沿的战线上挑战自我、充实能力。”吴奇凌说，这是自己想去充电的原因。#aspire page split tag#
　　对于未来的工作，吴奇凌透露，会加盟一家总部在武汉的民营企业，“方便陪在父母身边，又能在市场中继续学习。”
　　相关新闻：【新一轮官员辞职现象透视】
　　最近几年，媒体上关于公务员辞职的报道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员纷纷进入企业工作，舆论分析中国已出现新的官员“下海潮”。
　　中国社会目前是否真的出现了官员“下海潮”？这些陆续辞职或者下海的官员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反腐导致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值得深入了解分析。
　　新一轮官员下海潮初现
　　9月6日下午，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了市长职务，成为今年山东省辞职的第二位厅级官员。梅永红前往深圳，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6月3日，山东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发公告称，接受张毓华辞去菏泽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6月14日，媒体报道张毓华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7月，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有媒体报道，陈凯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7月，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其后，他在微博上表示已加入乐视公司。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有报道称，他离职后赴海外留学。#aspire page split tag#
　　今年6月，湖北丹江口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光明向法院递交了辞职信，来到了陌生的北京，准备从实习律师做起。8月，“70后”的长沙地区实职领导干部，岳麓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立辞职。“去了企业”、“高薪”，这是民间流传刘立辞职后的去向。
　　2015年农历新年伊始，媒体证实，多位证监会官员办完离职手续。
　　将时间段拉长，近两年来，官员辞职的信息更是不绝于耳。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其时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记录：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2014年，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也辞去公职。
　　在北京，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奇虎360高级副总裁，分管市场公关工作。
　　据报道，仅国务院某部委2014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不少是为副处级以上官员。此外，2013年以来，广州市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后进入企业担任高管。#aspire page split tag#
　　综合分析这些辞职下海的信息，可以发现，沿海开放地区的官员辞职较多，或者内地的一些官员辞职，选择的去处仍然是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去处以法律、金融或者经济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为多，尤其是法官辞职当律师，是其中最为明显的。
　　而辞职官员多是年纪在40岁上下的县处级或副厅级岗位的官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有的层级中，县处和副厅级再往上升难度加大，而这个年龄正好还“年轻”，可以出去闯一闯。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人们仍存在分歧，《南风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还不能说出现了一股“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选择辞职的官员将越来越多。
　　社会背景加个人选择的双重原因
　　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随着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因素，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
　　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辞职官员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aspire page split tag#
　　一些辞职直接与当下的党纪加强有关。比如，刘燕辞职的理由是“因身体原因和照顾家庭需要”，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在分析相关网络舆情时说：快速升迁、“裸官”等身份，让这名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的辞职余波不止。不仅震动了深圳官场，让同事感到惊讶和惋惜。而最近媒体热议的陕西城固莲花街办杜家槽村村主任马某，则为给了独子办个风光的婚礼辞职，不惜辞去村主任一职。
　　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
　　虽然在住房、养老、医疗等隐性福利较多，与许多外人想像中不同，除了那些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的除外，很多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曾表示，他每天工作超10小时，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曾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而后当了律师的赵光华告诉媒体，辞职后，月收入近两万元，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aspire page split tag#
　　据了解，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
　　除了基层公务员外，其他有一定职位者，要不就是自己创业，要不就是加入企业成为高管，离开后，基本能过上中上阶层的生活。
　　而个人理想型的，更多追求的是工作环境更自由，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可发展的空间。不少人并不喜欢也不适应政府的工作，只是因为社会上流行“做官”是好的职业，所以随大流进了政府。
　　如果在机关做到退休，自己的一生能干些什么？这是不少理想主义型官员人到中年的“天问”，也是选择辞职的重要原因。公务员体系中，行政职位由不得自己挑选，而在机关干到退休，20年前就基本能预测到今后的生活，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完全没有悬念。
　　43岁的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光明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一名法院常务副院长的辞职感言》一文在社交媒体被刷屏。
　　徐光明表示，辞职时曾被拒，一些当地的领导不解，认为当官才有前途有面子，“当律师不就是摆摊搞服务的吗？”老领导劝他，马上就要当院长了，工资也得涨了，没必要折腾。
　　但他认为自己从天性上并不适合从政，尽管升得比较快，行政工作也得心应手，但不适应官场应酬，而且在行政化制度下的法律系统，要做一个纯粹的法官太难，即便不是院长副院长，是一个普通的法官，也要应对各种会议。而他只想深入研究法律，做个专业的法律人，大学时就想做律师，“再不跳出来就没机会了”。他最终北漂之后当了“梦寐以求”的律师。#aspire page split tag#
　　他也坦承，当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月薪4000余元，听说北京律师行业平均年薪二三十万，虽然辞官不是首先考虑收入，只是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打破“官本位”，社会才有活力
　　官员辞职和“下海潮”之所以在中国会一再地引人注目，其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市予帝王家”，而其现实背景则是，政府权力仍然掌控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
　　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大学生毕业以来持续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以致公务员招考已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报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研究生只有8.7万人，不包括地方公务员报考人数，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迅速攀升至146万人，2014年则达到152万，最终计划录取1.9万人，公务员考试热度可见一斑。
　　大学生、研究生对公务员报考趋之若鹜，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公务员各种显性与隐性福利，以及相对于其他行业突出的比较优势，由此塑造的“当官”乃人生最高志向的价值观的指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白领”一词，曾是对在外企或大的民企工作的职员的令人羡慕的称呼，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曾给予了中国社会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在大约2005年后，中国社会开始流行“灰领”一词，用来指代从事与政府相关领域的工作，从而获取大量灰色收入的隐性阶层。“白领”逐渐由受人羡慕的高薪的代称，变为“月光族”的自嘲。考公务员热也一时热闹非凡。#aspire page split tag#
　　对于不少普通家庭而言，如果孩子在党政机关工作，父母天然就觉得你“当官”了，将来一定是光宗耀祖，荫庇一方。
　　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近些年来，由于市场化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更强，而是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由此导致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
　　梳理前几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给了优秀人才另一个出路，这就形成了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的局面。相比于政界较为僵硬的体制，商界的竞争机制和巨大的财富诱惑，使得许多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风险较大的企业职位比稳定的政府职位收入大幅上升是正常现象。一般敢于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上还是能力较为突出，对自己也有自信，因为要放弃一种旱涝保收，自己又有一定基础的工作，重新开始一种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的生活，自信和能力显然都很重要。#aspire page split tag#
　　从现实来看，官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是所有社会职业中排在第一梯队的，对于“厌恶”各种风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做官更保险和更好的职业了。然而，如何使得政府职位仅仅成为一种正常职业，去除陈朽的“官本位”思想，从整个社会来看，官员下海逐渐常态化，“辞官”的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成为一种正常的个人选择，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在对官员下海潮表示赞许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权钱关联交易。比如，不少官员离职后，就任的是原来自己监管的领域，比如城建系统的进入房企任职等。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然而，从现实中来看，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
　　总之，官员下海是好事，但政府在相关方面需要有更为规范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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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永红辞职的消息在舆论场继续发酵。
　　9月6日，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号“直播济宁”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了市长职务，并已得到济宁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在此前的9月1日，梅永红最后一次以市长身份出现在公开活动中。#aspire page split tag#
　　目前，梅永红本人尚未对辞职进行正面回应。他现年50岁，在担任济宁市领导之前，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先后在农业部、国家科委和科技部担任职务，并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2010年10月，他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成为济宁市委副书记，并在后来当选为市长。
　　梅永红上一次被全国媒体关注，是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彼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感慨“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月收入7000元”“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现在看来，梅永红的这些发言似乎为如今辞职打下了伏笔，已有媒体报道，梅永红可能前往深圳一家公司任职。
　　经商、做学问和出国
　　近年来，辞职官员大多选择把企业作为人生的下一个驿站。仅以梅永红任职的山东而论，今年6月就有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担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与梅永红类似的是，此前张毓华也长期在中央任职，曾在国务院港澳办担任副司长职务，2011年“空降”到山东担任菏泽市委常委、定陶县委书记。
　　去年底，湖南临澧县原副县长刘涛的辞职，在今年年初被媒体报道后，也曾激起一阵波澜。“最年轻的副县长”、“北大毕业”等标签，让这位副处级干部的辞职显得与众不同。刘涛辞职后创办了猕猴桃种植基地，拿到公司营业执照后，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aspire page split tag#
　　也有官员辞职后从事学术工作。
　　如海运仓内参曾经提到过的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区长关成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调任北京团市委后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关成华辞职后赴美深造，目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同在北师大下属机构任职的还有一名昔日的明星官员——之前屡被媒体报道的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目前他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一些官员辞职，也要结合中央落实八项规定、整顿吏治的大背景看。
　　如发表千字辞职感言的浙江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有关部门回应其辞职原因称：可能是家人都在国外，他想到国外和家人团聚。在平阳，当地许多人都有海外经商的亲属，“不愿做裸官”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辞职原因。同样，曾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女干部、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也是因为“裸官”而辞职。
　　并非“下海潮”而是个人选择
　　曾有媒体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共发生过三次官员“下海潮”。第一次出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官员“下海潮”；90年代末，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三次官员“下海潮”。#aspire page split tag#
　　然而，如今的官员辞职背景，与之前的“下海潮”表现形式显然不一样。
　　现阶段的官员辞职，无论是下海经商还是其它发展，都是公务员职业化背景下的个人行为。按照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的说法，“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此外，像过去那种公务员“半下海”，经商期间还可以“停薪留职”、保留公职人员身份的做法，现在完全不可能实现。这对于破除官员特权，赢得民众信任，无疑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观察这几年官员辞职的案例，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仕途上仍具有想象空间的官员，也坚决选择了辞职。不管是刚刚辞职的梅永红，还是北大毕业的年轻副县长，辞职都不是因为仕途不顺。这与此前官员“下海潮”中，一些官员因为没有好的工作岗位，或者本身就面临分流的局面相比，显然具有不一样的情境。
　　从官场以外的大环境来看，之前的官员“下海潮”，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一夜暴富”的神话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少下海官员，后来也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而就现阶段而言，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速稳定增长，遍地黄金的日子已经过去。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一些辞职前往企业的官员，其本身就具有相关行业的知识背景，这些知识型官员的创业与之前的“下海潮”显然存在差别。#aspire page split tag#
　　官员辞职要注意什么
　　如今，像市长、县长这样的政府主要领导辞职，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外界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公告，了解其辞职的动作。理论上，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不批准其辞职，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当时该省人大常委会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当然，如果辞职真的没有被批准，按照公务员法规定，可以向上级提出申诉。
　　实际上，过去那种“停薪留职”，对公务员来说，一直属于规定的灰色地带。最早关于停薪留职的规定是《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从通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针对的根本不是公务员。而在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规定：“在职干部、职工一律不允许停薪留职去经商、办企业。”然而，实际上当时存在大量停薪留职的公务员。
　　而现在，人们更担忧的是辞职官员是否会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除了做好离任审计工作，官员在完成离任之后所接受的利益，仍属于监管的盲区。此前，曾曝出贪官出狱有如“王者归来”，收到“坐牢补偿费”的新闻，官员辞职尽管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如果在其任上受惠的企业，在其离任后对其“补偿”，无疑也会成为一种变相的贪腐。#aspire page split tag#
　　相关新闻：【官员为何选择辞职】
　　“在得知辞职获批的消息之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吁……”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终于辞去公职。在辞职感言中，他写道：“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
　　38岁的周慧，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比如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广州公安局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跳槽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aspire page split tag#
　　除此之外，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选择下海。
　　事实上，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仅国务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这批体制出走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有报道称，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业务联系非常明显。#aspire page split tag#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1998年回国，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婚前，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aspire page split tag#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在2013年12月辞职。#aspire page split tag#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个男人，必须站出来，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让他下决心辞职的，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今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去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aspire page split tag#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
　　他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做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aspire page split tag#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
　　体制内外
　　对于离开体制的官员来说，辞职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这个选择都并非易事。
　　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周围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少人都流露过辞职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发短信给他说，“我的父母和妻子认为辞去公职对于出生农村的我以及我们这个家来说太冒险了，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决，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放一放。”
　　“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体制。”赵光华说。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辞职，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在整个过程中，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适应的。#aspire page split tag#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前述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手机里有一个微信群，都是从原单位出来的前同事，“很多话，除了我们自己，几乎找不到交流的对象。”
　　他告诉记者，他们会在群里交流辞职心得，分享求职信息。比如，前一阵有人问跳槽后该选择哪种企业?过来人就会告诉他，“去私企要选对老板，去日韩企业要准备忍受委屈，美国公司的待遇不错，但工作比较累，相对而言，去欧洲公司性价比最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aspire page split tag#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2011年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如今，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关成华毕业于北大，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业内认为，他如果留在官场，顺利的话很可能会被提拔，“成为下一个孙政才”。孙政才2001年曾担任过顺义区委书记，后升任为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12年后，在十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关成华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学问，当个最出色的大学教授。他退出官场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官场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对中国决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在这批辞职官员中不乏关成华式的优秀人才。
　　41岁的陈伟才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两会，在全国11名公安系统人大代表中，陈伟才是唯一连任的代表。#aspire page split tag#
　　去年辞职的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过一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
　　他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此举一度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并形成了几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毛振华等，他们今天都成了市场弄潮儿。#aspire page split tag#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与前两次不同的，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上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中，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aspire page split tag#
　　唐志军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了，不是放权分权了，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评价尺度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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