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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英文翻译《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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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日 22:56
全世界的穆斯林种族繁多﹐分布广泛﹐其中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不足20%﹐因此有八成以上的穆斯林﹐母语不是阿拉伯语﹐精通阿拉伯文的人也是少数。& 伊斯兰传播的精髓是《古兰经》﹐不知《古兰经》是不称职的穆斯林﹐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学习《古兰经》知识﹐必须依靠本族语文的翻译。
最新完成的英文版翻译《古兰经》在英国伦敦上市﹐译者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学院伊斯兰学教授穆罕默德‧哈里姆﹐书名是《古兰经﹕英文翻译附阿拉伯原文》。& 哈里姆教授出生在埃及﹐从幼年时开始学习《古兰经》﹐在艾资哈尔大学得到深造﹐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伊斯兰文化。& 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古兰经》学术研究﹐并且担任伦敦古兰经研究会月刊总编辑。
他花费了七年功夫﹐再次英译《古兰经》﹐六年前完成后﹐送交开罗艾资哈尔大学由专家们审阅和鉴定。 这六年来﹐又多次修正﹐并且附加阿拉伯原文﹐双语对照出版。 他在伦敦最新版英译《古兰经》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我的翻译﹐不是词语一句一句阿英对照﹐而是把一节完整的内容﹐总体表现﹐重在全篇内容的完整性。& 前人的英译本﹐有句子和篇幅对照的倾向﹐我觉得不免对完整的意思会有伤害﹐虽然有利于双语的阅读者。 为了增加版本的美观﹐在每一页都选用一段由土耳其书法家书写的著名经文。”
他说﹐新版英译本﹐目标是不懂得阿拉伯的英语读者﹐过去的多种翻译﹐常常有很牵强的阿拉伯语法的英文造句﹐使读者模糊不清﹐不知所云。 他的翻译﹐采用标准的地道英文﹐甚至连成语都努力转变为英语化﹐而不是勉强翻译的阿拉伯习惯说法﹐所以﹐这部英译本《古兰经》也可以成为学习标准英文的好教材。
他认为﹐由于过去上市的《古兰经》英译本﹐多数都是照顾双语辞句对照﹐使衔接的节文互相隔离﹐一个完整的篇章前后脱节﹐造成许多误解或误用。& 譬如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断章取意﹐用一句不着边际的辞句攻击伊斯兰﹔也有某些极端分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不惜断章取意用《古兰经》的个别辞句蒙骗穆斯林群众。 在翻译中﹐通篇展现真主启示的全面含义﹐就可以避免以上两种错误的极端。& 他说﹕“我阅读了一辈子《古兰经》﹐越是多读﹐越能领会到真主启示思想的完整性﹐不容曲解。 学习《古兰经》坚守启示的核心精神﹐就是抓住了经文的灵魂﹐不容易产生理解的错误。”
新版的英译本《古兰经》﹐有许多附属的说明﹐例如对《古兰经》成书的历史简介﹑古兰经阿拉伯文的辞句特色﹑译文中附加的注释﹑对每一篇章的内容概括﹑经文索引﹑与原文的对照编码。 &他说﹐为了方便读者﹐脚注尽量简约﹐只具启发性﹐而不是长篇大论。 他在翻译过程中﹐有许多心得体会﹐正在编写一部新书《怎样学习古兰经》﹐即将出书。
出版界对哈里姆教授的新译本《古兰经》给予很高评价﹐尤其他的现代英文﹐展现了译者对英文驾驭能力得心应手﹐流畅而通顺。& 他的译文﹐以每篇完整介绍﹐使读者别开生面﹐思想轮廓清晰﹐堵塞了投机取巧者断章取意的机会﹐他在译文中的附属和注释﹐也都从完整篇章的角度帮助读者领悟经义﹐成为英译本《古兰经》导读的良师益友。
《古兰经》是真主语言的真实记载﹐是面对全人类的启示﹐所以没有世代或地域的差别﹐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应当学习。感谢浏览伊斯兰之光()资讯，欢迎转载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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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古兰经》翻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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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翻译史
发布时间：:31:21来源：中国文学网　　　　《古兰经》是以“明白的阿拉伯语言”（26：195）降示和录写成集的。穆斯林相信《古兰经》作为安拉的启示，包括文辞和意义两个方面。其义理既“广泛又深奥”，特别是其中的“隐晦经文”，历来对其含义存在不同的解释，加之其文辞绝妙超凡，在修辞、韵脚、节奏、感人动听方面具有“神韵”和“天籁”的特点，所以任何译者都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可能在文辞与意义两方面达到与原文一致的地步。因此，历来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的多数宗教学者，尤其是出身于阿拉伯民族的学者都不主张将《古兰经》译成其它文字。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历代哈里发国家尽管所属臣民中的穆斯林包括操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哈里发们却未降翻译《古兰经》作为宣传和介绍伊斯兰教的手段予以运用。穆斯林学者很早开始的译经活动，长期以来只是一种个人行教门的学术努力，很少得到官方的主动鼓励和支持。甚至到了18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还反对翻译《古兰经》，禁止土耳其文译本的印行。故长期以来穆斯林介绍《古兰经》的传统方式是鼓励人们直接学读原文和听取宗教学者的口头译讲，而不是靠文字译本求得其知识。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许多非阿拉伯民族相继信奉伊斯兰教，单纯靠直接学习原文和口头译解的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伊斯兰教在新信教民族中传播的需要，于是开始出现了《古兰经》的文字翻译。最早开始用非阿拉伯语翻译《古兰经》的是先知门弟子波斯人赛勒曼（？~655），他应新奉教的波斯人之求译出《古兰经》首章，供他们礼拜时诵读。出身于非阿拉伯民族的大伊玛目艾卜·哈尼法（699~767）曾认为可以翻译《古兰经》，礼拜中诵读原文有困难者，可以诵读译文。后来哈乃斐派的教法学者赛尔赫希（？~1017）等人曾赞同并发挥大伊玛目的这一主张。据说布哈里（810~870）曾用波斯语译注过部分《古兰经》经文。这可能是最早的《古兰经》译本之一。　　　　此后，《古兰经》虽经某些学者翻译成波斯、乌尔都等语文，但在《古兰经》不可翻译这一主流思想的影响下，穆斯林未能对《古兰经》翻译给予应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欧洲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版及有些译者怀有偏见，借译本滥加评注，并对伊斯兰进行歪曲，故穆斯林译本亦日益增多。但由于其中出现的缺点失误，特别是有的译者借注释《古兰经》宣扬自己的主张和教派门户之见等情况，又引起了穆斯林学者的担心和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下去将会把神圣的经典译得五花八门，失去其本来的面目。到20世纪20~30年代，《古兰经》是否可以翻译的问题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报刊上重新被提出来进行讨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辩论结果，对解决问题起着决定作用。1932年前，埃及有关报刊发表了反映这一争论的文章，最后译派的意见因适应时代要求而占上风。主译派的主要理由是，《古兰经》虽是用阿拉伯语降示的，但其中所宣传的伊斯兰教使命是针对全人类的。将它译成其它各种语文，使那些不会阿拉伯语的人直接了解经文内容，便是对“派先知慈悯众世界”这一广泛使命的最好体现。后来该大学校长穆斯塔法·穆拉额长老结合这次辩论，写了《关于〈古兰经〉的翻译及与之有关的教法规定的研究》一文，（《爱资哈尔大学学报》1936年第7期），表达主译派的部分意见。爱大还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一个翻译《古兰经》的计划。这件事对东西方穆斯林知识界是一个喜讯，冲破了多年来禁锢翻译《古兰经》的思想。于是，各国穆斯林学者大胆地用本国或本民族语文翻译《古兰经》，使《古兰经》翻译成为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　　　　早在8~9世纪时，伊斯兰已从一个单纯的宗教发展成为一种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形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开始在人类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人们的重视。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天启圣典，概括了伊斯兰文化的全部内容；而非穆斯林知识界则认为《古兰经》既是一部宗教典籍，更是反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因而对《古兰经》不具有穆斯林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感，不受一些伊斯兰教法学家关于不许翻译《古兰经》主张的约束，有人出于介绍一种文化思想，有人出于批驳《古兰经》的内容，甚至有人出于讨好当时穆斯林当权者等动机，开始将《古兰经》译成其它语文。据传，11世纪在巴格达出现了一部被官方承认的《古兰经》译本。12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先后出现了两个古叙利亚的译本，一是埃得萨主教巴西勒翻译本，另一个是迪亚巴克尔主教伊本·萨勒比译本。前者为通译本，后者则译出部分章次。此后，由于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文化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与西欧文化的角逐，以及基督教十字军的东侵，引起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研究的重视，接着出现了欧洲非穆斯林所翻译的各种语文的《古兰经》译本。　　　　欧洲非穆斯林的《古兰经》译本　　　　《古兰经》被译成西方文字，首先是西欧教会为配合十字军行动，企图批驳《古兰经》，歪曲丑化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穆罕默德而开始的。拉丁文是当时欧洲文化和宗教的通用语言，因此，在年间，在法国克律尼修道院院长彼得的倡导下，由英国人罗伯特、法国人赫尔曼和西班牙的一个阿拉伯人首先将《古兰经》翻译成拉丁语文，其动机是反对伊斯兰教。但是这个译本未能印刷，过了400年后于1543年和1550年才在瑞士的巴塞尔，由比布连德印刷过两次。但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只在一些文献资料中得到对它的印象。具有的考证者说，按照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说，此译本的文字还算比较忠实。　　　　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及其向欧洲的扩张，引起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重视。为了对奥斯曼人所奉行的宗教及其典籍，“为了满足细究土耳其神灵之目的”，从16世纪以来，西欧各国陆续翻译出版了法文、英文、拉丁文、日尔曼文、俄文等各种语文的《古兰经》译本。但译文内不加批判内容的，一般不允许流传。在这些译本中，最早的法文译本有杜立叶根据阿拉伯原文译出，称为《穆罕默德的古兰》，1647年出版于巴黎，杜曾是一名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生活多年，懂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他的译本中选译了不少东方穆斯林经注家对《古兰经》的解释，从而该译本享有一定的学术声誉。出版后五年内，在巴黎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再版过五次。1783年出现了克劳迪尤·萨瓦里的译本。该译本胜杜译本一筹。据法国学者格罗斯让说：“此译本以通俗易懂为特点，但其中引证古代法国的内容多于伊斯兰教的内容。”后来，卡西米尔斯基又将《古兰经》译为法文，并于1840年编入由保悌尔主编的《东方圣书丛书》中出版问世。次年，译者进行修订，单独印行，受到东方学家的好评。法国殖民主义者征服北非后，加强伊斯兰教的研究，此译本一再重印，被认为是流传最广泛的《古兰经》法文译本之一。　　　　第一个英文译本是英国牧师亚历山大·罗斯根据杜立叶的法文译本转译的，沿用法译本的题名为《穆罕默德的古兰》，1649年出版于伦敦。罗斯的译本是站在基督教立场上，以反对和歪曲伊斯兰教为目的。1734年出版的乔治·赛尔德译本，附有译者的一篇长序，介绍翻译宗旨、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及主要原则，他不仅从宗教角度，而且从哲学角度看待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引起了18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重视。但是，译者也受马拉齐译本中某些观点的影响，对伊斯兰教怀有偏见，持批驳态度。该译本在西方殖民主义大举入侵东方的时代，被称为标准的英译本，多次出版，并编入《占多斯丛书》。1861年在伦敦出版了译文较典雅的的路德维尔的译本，1880年在牛津出版了马尔马杜合理查帕尔等人的译本。　　　　最早的意大利文译本是安德烈·艾尔法宾的译本，也题名为《穆罕默德的古兰》，1547年出版。译者在序言中介绍了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伊斯兰教的开创史，还对一些章节加了注释和评论。1913年和1929年在米兰城还先后出版了弗莱科西和波纳利的译本。　　　　最早的德文译本是施维格根据艾尔法宾的意大利译本转译的，1616年出版于巴伐利亚的纽伦堡。1641年有人据此译本译为荷兰文。1773年出版了布义森译本，后经奥赫利曼等校核订正，重新再版，流行较广。1826年和1840年先后出版了哈勒（译本署名为瓦尔）和乌尔曼的德译本。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马拉齐的拉丁文译本系根据阿拉伯文原版译出，1698年印行于帕多瓦。译者从一些阿拉伯文经注中断章取义地摘截了一些注释，此译本曾为欧洲各种语文译本的重要参考。译者是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忏悔者，译出后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列奥波德一世。译者通过自己的一篇驳斥《古兰经》的绪论，企图“使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得出一个最坏的观念”。据法国《古兰经》研究者勃拉希尔说，该译本在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被西欧传教士和神职人员作批判伊斯兰教的依据。但是他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所进行的反对和攻击，在18世纪就引起了法国知识界的异议和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是位将伊本·卡西姆的《先知传略》译成拉丁文的卡尼叶，他认为马拉其根本不懂阿拉伯文，指责他“粗鲁生硬地将穆罕默德生平译成拉丁文，语无伦次又欠风雅，批评又不中肯”，其作品可以说是胡诌瞎说，充满了对穆罕默德及其捍卫者的种种谩骂，只能算是一种供人消遣的笑料而已。”　　　　最早的俄文译本是波斯尼科夫从西欧译本转译的，1716年出版于圣彼得堡。而首先从阿拉伯原文直接译成俄文者有鲍古斯拉斯夫基（1817年完成，未出版）和萨勒卢科夫（1878年出版于喀山）二人的译本。最近的译本是柯拉契科夫斯基完成的，1963年出版于莫斯科。　　　　这些欧洲文字的《古兰经》译本，有的由于译文低劣，有的借译注妄加评论和批判，不为穆斯林所接受，甚至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　　　　近代，随着殖民主义的衰退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西方的东方学者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研究逐渐采取了较为公正的态度，随之出现了不少较为客观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古兰经》译本。其中较有名的法文译本为1957年和1967年先后出版于巴黎的勃拉希尔河马松的译本；较为著名的英文译本有：　　　　（1）年间出版于爱丁堡的贝尔的译本，被重视伊斯兰研究的东方学者誉为最佳的英译本。　　　　（2）英国东方学者阿泰尔·杰·阿勃利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古本《古兰经》原文一的英译本，1955年出版。　　　　（3）次年出版了由大卫用现代英文译出的《古兰经》。后两个译本出版后到1972年分别重印了四次和八次。　　　　各国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翻译　　　　波斯人是继阿拉伯人之后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民族。故波斯穆斯林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古兰经》的翻译。由于中世纪伊斯兰文化著作中的匿名倾向，译本虽多，但译者鲜为后人所知。据德赫拉尼《媒介》（kitabal-dhri"ah）一书所记，波斯文译本知其译者的，仅有毛拉?穆罕默德·达瓦尼、哲马鲁丁·赫扎仪、米尔扎·穆·努赛里、米尔扎·塔·卡沙尼、穆法希尔·马赞德拉尼等人的译本。波斯文《侯赛尼（古兰经）译解》的译者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学者侯赛尼·卡希斐。译笔简练流畅，译者还用正统派苏非主义哲理阐释有关经文的内容，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古兰经》解释。据译者称，这个译注本从1491年着手翻译，历时5年完成。该译本除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等穆斯林地区广为流传外，中国有些地方清真寺将他作为学习《古兰经》和波斯语文的教材。所有波斯文译本都将译文附在原文下行下，并列刊。后来乌尔都等文译本均仿此办理。这不单是为了便于对照，而主要是为说明译文不等于原文，只供读者学习参考，译文不能单独成经，不具有原文的神圣性。　　　　16~17世纪以来，西欧非穆斯林译本的不断出现和其中存在的有意歪曲及无意错漏，给坚持认为《古兰经》不可翻译的穆斯林学者提供了新的反对借口，然而又促使更多的穆斯林认识到自己翻译《古兰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开始认识到，为传播伊斯兰教，介绍《古兰经》的内容，纠正欧洲各种译本中的错误和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必须重视介绍工作，而《古兰经》的翻译，正是重要的介绍方式之一。现代，各国穆斯林开始将《古兰经》译成本国或本民族语文，随之出现了波斯文以外其它穆斯林民族文字的个人译本。印巴次大陆的穆斯林中出现过许多精通本民族语言和波斯语、阿拉伯语及英语的学者，他们很早就重视《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的经典的翻译。第一个乌尔都文译本是沙·阿卜杜勒·卡迪尔（）根据原文并参考波斯文译本译出的。沙是印度伊斯兰教改革运动思想家瓦利阿拉·沙的儿子，擅长经注学和圣训学，从事过教法说明工作，其译本出版于1826年，至今仍然畅行。此后有沙·拉斐尔丁、富格·比勒克拉米、穆罕默德·本·赛义德、沙·艾什拉夫·萨奈威和纳迪尔·艾哈迈德等人的译本。1887年出版了由哈吉·阿里·白哈宛克里的古吉拉特语译本。他们为抵制西方译本的影响，自己起来将《古兰经》译为英语。1905年和1915年在德里先后出版了阿卜杜勒·哈齐姆和哈拉特的英译本。1930年在印度出版了英国穆斯林穆罕默德·马·比克萨尔的英译本。比克萨尔对正文未加注释，而在每章之前加了说明该章主题和主要事件的提示。他对《古兰经》的思想，进行了文学描绘，说她是“无与伦比的交响曲，发出催人泪落和狂喜的真正乐声”。起源于印度的艾哈迈迪亚派，在信仰问题上与穆斯林大众派大相径庭，但该派却积极主张将《古兰经》译成世界各种语文。该派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译本于1917出版，流传较广。印度学者英译本影响最大的是逊尼派学者尤素夫·阿里的译本，初版于1934年，后多次再版。巴基斯坦建国后，该国学者又出版了乌尔都语和英语的新译本。　　　　土耳其最早用现代土耳其语译的《古兰经》　　　　1956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版了一部“土耳其斯坦语”（察合台语）的《古兰经译注》。据译者马哈茂德·塔拉济说：这是第一部土耳其语译的《古兰经》。《古兰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和缅甸等国也均由多种本国语文的译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翻译中国和西方文献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1925年前后，日本的世界圣典刊行会出版了从西欧译本转译的日语《古兰经》译本。1954年3月，日本穆斯林宇川治美将自己译的《古兰经》作为礼品送给巴基斯坦政府。1950年和1957年前后，出版了大川周明和井筒俊彦分别翻译的两个日语译本。1972年，日本穆斯林协会出版了三田了一的译本后，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引起穆斯林和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的非议，遂停止发行。1980年，该会组织专门人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校对修订，于1983年重新印刷出版，题名为《日阿对照附注古兰经》。　　　　1955年前后，出版了两个由穆斯林学者翻译的西班牙译本。一个由阿拉伯人艾哈迈德·哈桑·阿米里所译，另一个由赛福丁·热哈勒和斯特尼亚贡·比尔拉教授合译。后译译本附有译者用阿、西两种文字写成的绪论，介绍《古兰经》的超绝性、先知史略、伊斯兰精神以及《古兰经》对“科学、社会和建设”的看法等。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总法官艾布·伯克尔·朱米将《古兰经》先后译成约鲁巴语和豪萨语，在西非各国影响较大。另外，早在1914年，一个名叫哈立德·谢勒德利克的穆斯林将《古兰经》译为世界语在伦敦出版。　　　　据统计，目前《古兰经》在世界上有60~70多种文字的译本。其中除世界语外，亚洲有：汉、维吾尔、土耳其、波斯、乌尔都、孟加拉、普什图、库尔德、印地、克什米尔、泰米尔、旁遮普、古吉拉特、卡纳里、马拉地、马拉诺、马拉亚拉姆、泰卢固、马来、印度尼西亚、爪哇、亚美尼亚、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迪瓦里、僧加罗、缅甸、泰、日本、朝鲜等各民族语文德译本。欧美有：拉丁、英、法、德、西班牙、卡斯提尔、意大利、葡萄牙、瑞典、荷兰、丹麦、芬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等各民族语文德译本。非洲有：斯瓦希里、豪萨、约鲁巴、卢干达和塞内加尔等各民族语文的译本。而当今为世界通用或使用人数较多的大语种如波斯语、乌尔都、孟加拉、英、法、西、德、俄及汉语等于文的译本都各有数种到数十种之多。　　　　这些译本中，除土耳其文译本曾被官方审定为正式本外，其它译本均被列为个人作品，只可作他人了解或学习《古兰经》的参考，在宗教上不像《圣经》译文那样具有同原文相等的地位。近年来，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和宣传部门正在设法组织人力试图靠集体智慧翻译出版一些准确无误，并附有简要注解的各种文字的译本。1985年，埃及宗教部和伊斯兰最高理事会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将《古兰经》译成各种通用语文，还决定把70年代由该部和和该理事会所属古兰与圣训委员会编纂出版的《古兰经注撷英》（al-muntakhabfiTafsiral-Qur"anal-karim）列为各种语文翻译的标准蓝本，以期所有译者能根据此蓝本理解原文和确定注释内容，从而有助于实现译义和加注方面的基本统一。　　　　《古兰经》翻译在中国　　　　《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其内容流传同样靠学习原文和教职人员的口头讲解，而且仅限于穆斯林当中。明末清初伊斯兰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对所引证的《古兰经》段落进行过汉译，但还未发现有人进行过通译。19世纪中、末叶出现了马致本翻译的《孩提解释》（即《古兰经》节选本）和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后随着海禁大开，欧洲文字译本传入，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才开始了《古兰经》通译的尝试。　　　　最早的《古兰经》通译本是由非穆斯林翻译的，1927年在北京出版的李铁铮根据日文转译的《可兰经》和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姬觉弥等人根据英文转译的《汉语古兰经》即属于此类。　　　　中国非穆斯林翻译《古兰经》促使穆斯林认识到有必要自己将经典译成汉文，以供教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京、津、泸等地，开始出现了穆斯林学者集体或个人进行的译经活动。王静斋从1914年开始先后用文原、白话体进行了三次尝试，于1932年、1943年和1946年印出甲、乙、丙3个译本，而以1946年出版于上海的《古兰经解释（丙）》洋洋百余万言，较为完善。用白话体，除列举参考著名经注著作，编译章节综和注释“略解”和1943条注释外，还对经文涉及的一些问题旁征博引，阐发自己的见解，称之为“附说”。除王的译本外，尚有以下几种译本：　　　　（1）1943年出版于北平的刘锦标译本《可兰经汉译附传》。　　　　（2）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1947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发行，为文原体。　　　　（3）马坚的译本。于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了他译的《古兰经》（上），包括前8卷，6章，附有译者编译的《古兰经简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题名《古兰经》的全译本，不附任何注释。1986年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局将此译本译文与阿文原文合璧，印刷分赠各国，流传较广。　　　　（4）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年出版于台北。　　　　（5）林松的《古兰经韵译》本，1988年中央民族学言出版社出版。　　　　（6）美籍华人闪目氏·仝道章根据数种英文、汉文译本转译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解译本》，1989年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另外，新疆穆斯林过去主要使用中亚地区出版的察合台文或老塔塔尔文的译本。随着突厥语系各语种的发展变化，要求本民族学者按照自己民族语言进行新的翻译，以满足本民族穆斯林的需求。因此，在新疆曾出现过维吾尔语文的反译本，其中以舍姆斯丁大毛拉的《古兰经注释》较为有名。近年来，新疆宗教研究所买买提·赛来将《古兰经》译为现代维吾尔文，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马哈茂德二人将《古兰经》译为哈萨克文，分别于1987年和1989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编辑：谭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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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作者赐稿,2004.4
《古兰经》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成百上千的译本，包括七、八十个大小语种。几乎凡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伊斯兰社团，有清真寺建筑，就会有用该地区通用的语言翻译的《古兰经》。有些大语种，如英语、法语，近、现代相继出现的以及当代争相竞译的版本很多，从十几种到几十种，而且，仍有新译本频频问世。&&&&& 限于时间和能力，我不准备把话题扯得太远，只侧重谈一谈我国翻译《古兰经》的概况，特别是汉译本的若干特色。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很早就传入我国，早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遣使朝贡”，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第一批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前来我国，建议这一年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起点。这一年，距穆圣奉命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才40 来年，离穆圣归真也只有19年。屈指一算，至今已有1356年。1300多年来，伊斯兰教在这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广泛传播，我们从唐、宋文献资料中，能够寻找到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或介绍。然而，《古兰经》的翻译，却起步很晚。尽管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十个民族中有很大发展，而今已拥有穆斯林二千万人，但回顾历程，在千百年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古兰经》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口传面授，阿訇讲解，群众聆听的方式进行，宣传条件简陋，宣讲范围有限。用文字翻译，虽然是广大穆斯林的迫切需要，却迟迟不能实现。明末清初，有些精通阿拉伯文和汉文修养很高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都有极其丰富的译著，但他们也不敢把翻译《古兰经》的计划列入议程。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态度特别严肃、认真、谨慎、虔诚，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最有权威的最高经典，惟恐曲解误译，走样失真，表达不了原文的微言妙意，自己承担不了误己误人的重任。在他们的著述中，偶尔出现几句汉语转述《古兰经》的引文，译者也会感到诚惶诚恐。看来，穆斯林学者认真严肃、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古兰经》全译本推迟到20世纪才陆续问世的主要原因。从1927年开始，才有《古兰经》汉文全译本的出现，迄今还到不到80年。即便如此，也是非穆斯林文人在试探摸索，勇开先河，才打开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翻译的局面。&&&&& 回顾《古兰经》在我国翻译的历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概况是：&&&&& 1.摘译阶段。即零零星星的片段摘译，出现在17-18世纪（明末清初）几位译著丰富的穆斯林学者如刘智、王岱舆、马注的著述中，其中最长的译文是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中翻译的“开端”章：&&&&& 世赞归主，化育万物，普慈独慈，执掌公期。&&&&& 吾唯拜主，唯主求助，导吾正路！&&&&& 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祸之者，亦非迷路。&&&&& 译文仿效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体裁四言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庄重严肃，音韵铿锵，节奏和谐，很有特色。可惜像刘智这样的大师，没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古兰经》译文。&&&&& 2.选译阶段。即若干中、短章和局部长章片段的选译，主要是根据在我们流传已数百年之久的一个被称为“海特姆?古拉尼”的《古兰经》选本翻译，民间习惯称之为“孩提（或亥听）”，又称“18个素来”（实际上有大亥听，小亥听两种选本，都不止18章）。其中最早的汉文译本出现于19世纪末叶，即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在昆明出版的马联元译本，以后，译本连续不断，直到目前还有新译本流传。在全国，这个译本的阿，汉文对照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以至注音本有几十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能朗读或背诵的穆斯林大有人在，他们常在宗教礼仪中“圆经”时集体轮流恭诵。它被翻译成许多汉文本，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在不可能学习全部《古兰经》的情况下，对选本的迫切需要。&&&&& 3.通译阶段。即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翻译全部《古兰经》。穆斯林对通译的探索，大约在19世纪中叶，清代穆斯林著名学者马德新（公元年）及其得意门生马安礼曾经发愿举意，要翻译全部《古兰经》，并且已实际动笔尝试。据说已经按照顺序译成20卷（即全经的2/3），但保存下来的只有5卷，题为《宝命真经直解》。遗稿在马德新归真后将近50年，才在上海刊印了少量样本，目前已不容易搜集到。至于全文通译本，迟至20世纪才接二连三问世，从1927年到1996年约70年时间，包括港、台和海外，共有14个译文通译本出版，此外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全译本问世。按先后出版次序是：&&&&& 汉译本名称　译者姓名　出版年代　出版处&&&&& １　可兰经铁铮1927年北平中华印刷厂铅印本&&&&& ２　汉译古兰经姬觉弥　1931年上海光仓学窘线装本&&&&& ３　古兰经译解王文清　1932年　北平中国回教俱进会铅印本&&&&& ４　古兰经译解王静斋　1942年　宁夏石印线装本&&&&& ５　可兰经汉译附传　刘锦标1943年　北平新民印刷局铅印本&&&&& ６　古兰经译解王静斋　1946年　上海永祥印书馆铅印本&&&&& ７　古兰经大义杨仲明　1947年　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铅印本&&&&& ８　古兰经国语译解　时子周　
1958年　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铅印本&&&&& ９　古兰经马坚1981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１０　古兰经韵律　林松1988年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阿汉对照本&&&&& １１　对照详注古兰经　仝道章　1989年　南京译林出版社铅印本&&&&& １２　古兰经　周仲羲　1990年　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铅印本&&&&& １３　古兰经　马振武　1995年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影印本&&&&& １４　清真溪流古兰经　沈瑕淮　1996年　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铅印本&&&&& 　新译　&&&&& 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维吾尔文《古兰经》译本　买买提赛来1986年　北京民族出版社&&&&& 哈萨克文《古兰经》译本　哈再孜、马哈什　1990年　北京民族出版社&&&&& 从译者的身份或经历看，这些汉文通译本的译者，最早摸索开路的是非穆斯林学者铁铮、姬觉弥。相继而起的回族学者中，有在经堂教学第一线的清真寺掌教王静斋（文清）、杨仲明、马振武；有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教授马坚、林松；有海外华裔仝道章、周仲羲；有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社会人士刘锦标、时子周、沈瑕淮。至于少数民族译文的译者，　买买提赛来是维吾尔族著名学者，哈再孜、马哈什是两位优秀的哈萨克译者。&&&&& 从《古兰经》在我国的翻译主要是汉译本的概况看，似乎有几条规律：&&&&& 1.穆斯林学者的翻译，是从零星摘译开始，发展到重点选译，往后才敢于顺序通译，有长期的小心翼翼的摸索过程。&&&&& 2.全译本的完成，是教外人首先从非阿拉伯文转译，而后刺激并推动穆斯林学者从阿拉伯文原文直译。&&&&& 3.初期，只刊印汉文单行本，逐渐发展到越来越多的注释。&&&&& 从译文的体裁和风格看，可以说是丰富多采的，译者们作了种种尝试，大致说来，有4类文体：即一、文言体；二、白话体；三、经堂语；四、押韵体。&&&&& 究竟那种体裁更好、更适宜呢？对不同的译者本人和读者群众来说，似乎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也许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也各有利弊，读者可以自己选择，或参照阅读。比如：&&&&& 文言体－－凝练古雅，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但用词过于艰涩冷僻，曲高和寡，不易理解；&&&&& 白话文－－通俗畅达，给人以明白易懂之便，但措辞接近口语过多，咀嚼不出经文古雅的韵味；&&&&& 经堂语－－结构独特，使习听耳熟的父老乡亲觉得亲切有味，但面临中年人及往下的后代对这种语言没有机会接触，恐怕人们会对它越来越陌生；&&&&& 押韵体－－顺口悦耳，使距离寺院较远的青年人增加阅读兴趣，但为了保持韵脚协调，用词有时就难免顾此失彼，因韵损意。&&&&& 再从译本的质量和具体情况看，有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应该怎样看待或评价这许许多多的译本呢？先说教外人的译本，以铁铮、姬觉弥为例，他们都有向国人介绍外国优秀名著的动机，都有弘扬人类文化遗产的善良愿望，不像早期西方学者那样不怀好意，声称要“批判”《古兰经》。铁铮很赞赏《古兰经》“经文简洁遒劲”，表示要尽可能翻译得“存神，求真”，姬觉弥郑重声明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既重其道，复敬其经”，他的译本“经再三修订，句求简练，文重雅驯”，还特别邀请了李廷相、薛天辉两位精通伊斯兰教义的阿訇参证审查，态度十分友好。更何况他们勇于开拓，顾虑较少，率先翻译《古兰经》，对小心翼翼的穆斯林学者而言，客观上起到了促发、刺激、推动、鞭策的作用，使他们鼓起勇气，当仁不让，急起直追，担负起译经的重任。当然，教外人的译作，既是从日文、英文转译，难免会有隔膜，情感上对于经文的分量与重视，不可能像穆斯林那样贴近、深刻；他们又不太熟悉回回人的语汇和用词习惯，译文肯定不尽完善、到位，但也不宜苛求。&&&&& 至于回族穆斯林的译本，正如马坚教授所说，“见仁见智，各有特色，亦各有价值”，彼此之间总会有截长补短与交流、借鉴之处。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王静斋阿訇的译本。他毕生孜孜不倦，发愤治学，著作等身，光是《古兰经》，就自始至终、从头到尾翻译过4遍，除第3部手稿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飞机轰炸毁灭外，其余用古汉语、经堂语、白话文翻译成的3部天经，都前后出版，向广大穆斯林推出过，习惯上被大家分别称之为“甲种本、乙种本、丙种本”。尤其是《古兰经译解》丙种本，久经锤炼，注解充实，引证丰富，措辞用句与穆斯林乡亲的习惯互相吻合，深受欢迎，海内外和民间纷纷再版、翻印，流传极广泛。&&&&& 学术界推崇的马坚译本，是孕育过程甚长、准备阶段很久、公开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极广的一部。译者着说他“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在注释的时候，不敢牵强、附会、穿凿”，以译者精湛的阿、汉文造诣和海内外享有的威望，深得舆论好评，我国学者的论著中引用《古兰经》语句，大都以马坚译本为依据。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已将《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原文和马坚译文一起，精印成对照本，馈赠前往麦加的朝觐者。&&&&& 杨仲明（敬修）在北方著名阿訇中素有“杨才子”之美称，他译的《古兰经大义》，用文言体扣紧原文直译，典雅凝练，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可惜只有高度概括、提炼的本经译文，缺乏必要的注疏或解说，有如阳春白雪，不免曲高和寡，一般读者看不懂，望文生畏，汉文水平较低的阿訇们读起来也很费劲。&&&&& 马振武译本的主要特色是全面整理并反映了几百年来经堂语教学的结晶，译文所用的全部是纯粹的、浓郁的“正宗”经堂语。长期习惯于听阿訇按照传统方式和特殊语言讲经的朵斯提乡老，会感到津津有味，倍加亲切。此外，译本中还使用了经堂教学中发明创造的一种汉语拼音符号“小儿锦”（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记录并保存了眼看逐渐消失、迟早可能废弃的宝贵资料，很有历史文献价值，值得永久珍藏。&&&&&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参照尤素福?阿里的英文译本翻译，其译文与王静斋的“丙种本”大同小异，但其释文却大不相同。释文达2117条，内容主要采自他认为“注释精辟、领域最多”的英译本，确实很丰富，有不少材料吸取了现代以至当代结合现实研究经文的新成果。&&&&& 美籍华裔仝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是其在新加坡遭遇冤狱的年代，在牢房中着手翻译的，以穆?马?毕克滔氏英译本为蓝本，译文语言朴实，畅达明快，遣词造句，琅琅上口，每章有开篇提示，长章有段落提要。译本后附录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是一份呕心沥血编成的详细索引，近8.3千行，约19万字，条分缕析，独具匠心，自有特色，查阅方便，一目了然，读者可以节省大量烦琐查资料的功夫。&&&&&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以带韵脚的散文体试译，读者有音韵铿锵、顺口悦耳、好记易懂的反映，能激发年轻人阅读的兴趣。&&&&& 有一些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或特殊境遇中活动的社会人士，他们翻译的《古兰经》，固然有其可取的、自身的、文笔流畅的特点，但如前所述，总会存在一些未见得与经文原意相符的情况。问题不一定表现在译文上，而是更多地暴露于注释中。态度端正严肃，阅读仔细用心，感觉灵敏迅速的一些穆斯林，多有强烈反映或反感。例如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是1943年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出版的，他当时在敌伪统治下担任伪职，国难当头，严重失足，甘当奴才，在其译文的“附传”中，就夹杂着糟粕，散发他的个人牢骚与情绪，为其苟且偷安、媚敌求荣辩护，甚至为帝国主义企图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与《古兰经》分清敌友、爱憎分明、抵抗侵略的教诲背道而驰。又如周仲羲的译本译文、编排方面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在释文中却不时宣扬了“爱哈默底也”观点，特别是在注解第33 章《联军》40节时，释文第1935条居然否认穆圣是最后一位先知，鼓吹继穆罕默德之后还会有先知，因而遭到穆斯林的抵制。再如沈遐淮在台湾出版的译本题为《清真溪流》，竟然将他自己乱七八糟的文章同尊贵神圣的《古兰经》并列，与译文装订成一本书。他的文章中还散布了敌视大陆的反动言论，借出版《古兰经》之机，放肆发泄，已经受到海峡两岸穆斯林舆论的谴责。&&&&& 以上事例表明，虔诚的穆斯林学者翻译和宣传《古兰经》，必须首先参悟经文本身内涵的真谛，必须认真严肃地、不含任何偏见地领会《古兰经》的精髓，必须虚心倾听并接受穆斯林群众的正确批评，不断学习钻研，反复修改译文的错误、漏洞与不足，决不能掉以轻心，自以为是。&&&&& 汉语，是全世界人口使用最多的大语种，宏观上看，全球普遍流行的、到处通用的似乎是英语，但确实不可忽略有13亿中国公民和众多海外侨胞、华裔都在使用汉语，因此，把《古兰经》翻译成汉译本，不仅仅是为中国上千万的操华语穆斯林服务，实际上也是把这部阿拉伯文尊贵的天经，推荐与传送给有十几亿人口能读懂它的国度。从这个角度看，《古兰经》的翻译，下笔落墨，更应该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对于任何语种翻译的《古兰经》，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多么高明出众的译本，都不能取代阿拉伯原来的经典，都不能与原经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它们只是译者个人学习《古兰经》的心得体会，谁也不敢狂妄地认为自己的或他人的某种译本尽善尽美。因此，当我们听到对任何名家的译本有意见时，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而且，也不是对整个译本的否定或贬低。&&&&& 我们现在已有十几种汉、维、哈3种文字的《古兰经》译本，值得欣慰，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和大语种地区出版《古兰经》的数量相对而言，十几种译本不算太多。据我所知，目前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新译本的翻译，有的已经送到出版社、印刷厂，有的正陆续在期刊上连载，还有些穆斯林青年留学生也在国外努力翻译，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我们期待着、企盼着有数量更多，特别是质量更高的、尽可能吸取现、当代《古兰经》研究成果的新译本问世。使我们翻译《古兰经》的水平、质量迈上更高的台阶，与飞速发展中的祖国前进的步伐相适应，作出中国穆斯林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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