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发展何去何从：信仰活动的特点&|&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刘元春　　编者按：随着城市的发展进程加快，原本诸多存在于山林远郊的寺庙也被划入城市核心区域，原本清净修行的僧人也很难独善其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生活压力日益增多，人们纷纷踏入寺庙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伴随而来的便是都市佛教的加速发展。而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在于其认为万事本空，悟道需要放下。当面对纷纷扰扰、物欲横流的花花城市，都市佛教又当如何引导人们释然、放下进而看破？都市佛教又当如何发展、如何守住佛教信仰底线？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刘元春为此专门撰写了《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佛教信仰问题》一文，从都市佛教的信仰结构和发展方向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都市佛教的活动特点
　　信徒的信仰活动是多层面多形式的。根据大乘佛教的信仰活动特点，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纯宗教意义的信仰活动，这是教徒的本分，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比如佛教徒的礼佛诵经、持戒修行等；另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现实活动，这是教徒在信仰观念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服务现实人群的行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间佛教&精神鼓舞下所从事的扶危济困等的菩萨行，都是普利社会的好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动的特点，应该从这两个视角去客观地观察思考。
　　关于上海佛教徒信仰活动情况，我在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已经列表分析，简要的结论有以下几个：
　　1、居士中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佛教的活动规律与戒律规范，而且大部分人还以市内的佛教寺院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不过，其中一部分人（一般都是非离退休的在职中青年居士）因为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能经常性地参与在寺院进行的宗教活动，也难以严格遵守汉传佛教的传统规制（比如长期吃素等）。根据我的调查，居士群体中比较年轻的那部分人无法经常性地参加在寺院举办的宗教活动等，习惯于联系志同道合者组成松散的&信仰沙龙&，自由地交流和研讨心得体会，周末聚会成为他们满足信仰需求的有效形式。而这一部分人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思想开放，重视理性探讨，对佛教信仰的精神需求高。当然，他们既容易学习和接受佛教思想理念，成为正信教徒，也容易陷入&所知障&，执着偏激，自以为是，演变成佛教信仰中的&另类&或&不安分者&，产生消极后果。另外，因为城市交通、身体状况等影响，一部分老年信徒无法到寺院参加活动，只能在家自己烧香念佛。也就是说，由于现实条件的影响，都市佛教徒虽然以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但并非规范划一，而是存在多种活动方式；而且，某一活动群体往往又是某种社会群体的聚合，因而也就是有着相同或者独特信仰价值追求的阶层组合。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是都市佛教信仰活动的基本特点。
　　2、居士信徒在宗教活动中的物质投入依次是印经、建寺、法会、造像，而印经的比例最高。其它的投入依次是化缘、供养师父、社会救助、寺院补助，而用于&游方僧人&的最多，竟然高于社会救助！根据我的调查，上海佛教徒建寺、造像的投入并非都用于本地，甚至大多用于江浙等外地。多年来建寺热潮持续不断，有的是必要的修复和重建，有的是违法建筑，但大多数属于地方政府或者有关利益集团纯粹的经济行为，与宗教信仰无关。他们的投入虽然大多出于自愿，但不少人是被别人（我喜欢称之为&托儿&，其中不少是&游方居士&）&说服&的，并非真正的自愿。至于游方僧人，相当多的是假冒的或者说是&骗子&。这些原本出于信仰的经济投入，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其存在的广泛性，反映了城市佛教徒的信仰理性还有待提高和进一步的引导。在印经活动中，往往也存在着随意性，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组织。不过印经是信仰功德，弘扬佛法，无可厚非。因此，印经弘法，注重文化，历来是城市佛教徒热衷的事，相比农村信徒由于经济困难、文化水平的限制，这一直是都市佛教徒信仰活动中的主要特征。
　　3、在信仰行为的变化中，肯定自己在精神和行为两方面都有积极的改变。突出的是助残扶困，培养了良好的处世方式。在被调查的居士中，多数是近几年信仰佛教的，他们的感情是纯真的。尽管他们的信仰心态中很自然地保持对来世的憧憬和佛菩萨保佑的期求，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热心对社会有益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期望通过佛教信仰活动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确立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一部分人存在着消极倾向，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对信仰期望较高，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或者是传统的信仰活动，产生了失望等情绪所致。把自己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寻求贡献社会人群的途径，是值得高度重视和热情鼓励、有效引导的大好事，是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良好行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实践趋向。积极入世，展现个性，服务社会，是都市佛教信仰活动中的突出品质。
　　4、城市信徒绝大多数都有的弘法意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其中不少人都曾经帮助、资助甚至经常性地支持江浙乃至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团体，有的还经常性地到固定的外地信仰群体中讲经说法，扶持当地信徒。这当然与大都市的地位、影响、实力，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有关。上海佛教在近现代中国以及世界佛教中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和历史价值，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自然，城市人所具有的一些毛病（比如骄慢、功利等）也会因为有关人的缺乏正信，而产生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有些人我执我慢太重，到外地特别是农村，习惯于反客为主，盛气凌人，并且介入矛盾，不利于佛教徒的团结和信仰的健康发展。这是我调查中耳闻目睹的实际感受。随着大都市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都市佛教的影响也必将扩大。辐射范围广，活动影响大，是都市佛教的一个重要作用。（编辑：张雪娥）[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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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早期佛教的都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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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都市佛教的现代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原来佛教在人们心中那种飘离于时代与社会之外，远离都市生活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都市的影响与作用日益突出，都市佛教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都市佛教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理解都市佛教的现代意义？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一、佛教分布的两个驱动因素
从中国佛教分布发展的历史来看，就佛教的发展来说，就是佛寺的分布一直存在着两方面的驱动因素：以利于个人清修，须将佛寺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名山胜地，是谓之“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着眼于化俗导众，则须将佛寺定位于通都大邑。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南朝”实际上特指首都城市。一部中国佛教史，从地理上看，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结果。
中国佛寺从汉代进入文献记载，到西晋时分布范围仍相当有限。永嘉丧乱后，北方的十六国、南方的东晋，同时出现了佛教迅猛发展的势头，无论阶层还是地域上的扩展都十分明显；此后经过南北朝的涵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空间规模。这期间，涌现出许多令人神往的佛教名山，如五台山、恒山、林虑山、麦积山、泰山、嵩山、青城山、衡山、庐山等。尤以江东会稽较多，如天台山、赤城山、若邪山、天柱山等。
以上这些名山有不少至今仍享有盛誉。但相对而言，寺院分布较集中的是在城市。特别是在早期，从东汉到西晋，史籍所载的寺院都分布在都市。可以说，如果将佛教分成山林和都市两种地域分布类型，那么中国佛教最先得以发展的是都市佛教。
当然这两者丝毫不矛盾。在一些靠近都市的山地，由于既不远离都市的便利(交通方便、信息发达、信徒众多、供应丰富)，又能享受山林的乐趣，也就成为很多名寺的荟萃之地。很明显，这种类型的山地比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山地更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因而在佛教史上，这种近郊的佛教名山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那些一无依傍的佛教名山，其分布十分普遍，几可谓无地无之。
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钟山、摄山，江陵(在今湖北)上明山、覆船山、玉泉山、青溪山、四望山，番禺(今广州)灵鹫山、云峰山，吴县(今苏州)虎丘山，寿春八公山，临湘(今长沙)岳麓山，襄阳砚山，洛阳北邙山，平城(今大同)武州山，长安(今西安)终南山等。各山的佛教发达程度随城市兴衰而有所演替，但这种地域类型所体现的布局驱动因素直到现代仍在起作用。
相对而言，都市对于佛教分布的影响无疑较名山更直接，更明显。我们可以注意到，古往今来，名山古刹的香火一直是时盛时衰，自元明清以来朝拜四大名山的信众仍然是络缢不绝。与都市寺院相比，我们认为佛法兴盛的程度与城市规模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很典型的例证是隋唐五代的天台宗。笔者曾发现，其时天台宗分布的名山有天台山、玉泉山、庐山、衡山、泰山以及杭州天竺山，但在隋代(589－618)、唐前期(618－712)、唐中期(712－845)、唐后期(846－907)、五代(907－960)五个时段，持续稳定有天台宗高僧活动的地方除台州外，只有长安和苏州。而长安和苏州，正是唐中叶以后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文化中心城市。
二、传统都市寺院的乡村性
我们发现，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说起来只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以上海为根据地的都市佛教活动，具有与以往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气象与发展势头”，且“集中地体现在上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因此，都市佛教在近代以来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要说清这个问题，只须分析一下古代都市寺院的特征。可以两点说之：其一，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其二，古代都市寺院的信众生活方式是乡村式的。
对于前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反证，古代城市寺院的经济活动中也有工商业。这当然不难。但就大势来说，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经济基础其实还是建立在农业上的。且以上海为例，直到解放为止，城区不少寺院还是有寺田的。即使处在闹市中心的名刹静安寺，该地在越界筑路之前，其经济支柱是为数不少的寺田；而当其成为租界、周围商业繁荣起来以后，仍不得不在南翔另置塔院，并置田数亩以便看守。这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经济形态。可以说，在现代工商业兴起、都市寺院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前，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佛教其实是谈不上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古代的都市寺院其实不过是座落在都市中的乡村寺院。其基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乡村的。在此不妨以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为例。宋代为我国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城市生活开始市民化的重要时期。大相国寺为北宋最大的皇家寺院，占地540余亩，辖64个禅院、律院，僧众千余人。它在北宋开封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时新进士题名刻石于相国寺成为惯例，并且寺院及其周围堪称北宋开封的商旅交易中心。《东京梦华录》卷3有“相国寺万姓交易”条称：“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极力描绘了当时万姓交易的盛况；然后又有“寺东门街巷”条，描写了相国寺周围的商业及旅宿环境，甚至在寺南、寺北还有不少妓馆。毫无疑问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样巨大的寺院经济规模都是很罕见的。前条资料称：“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然而正是所谓“每月五次开放”，令人想起乡村中极为普遍的集市贸易。不言而喻，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现代都市生活仍然是有很远距离的。
经济基础、生活节律，可以说是都市与乡村生活中两座最基本的分水岭。即此两点，其它各方面可以概见。
三、现代都市对佛教的影响与要求
与传统的佛教存在形态相比，现代都市环境中的佛教所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棘手问题。笔者个人感觉，以下三个方面恐怕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是寺院的经济建设。显而易见，现代都市中佛教的经济基础已不可能再立足于农业，而应该当机契理，转向工商业。然而这一点，最容易带来负面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一点是仇富，何况这些财富还与出家人有关。对于这一点，笔者觉得恐怕没有省事的办法。只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一方面，应该尽量以专业水平把净财理好；另一方面，还应该尽量把净财用好。即发扬人间佛教精神，做好慈善事业，继续发挥佛教在慈愍众生、和谐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是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现代都市社会以信息和文化高度集中、观念和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为基本特征，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佛教徒应该在保持正信的前提下、从知识水平上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这方面，笔者认为关键在僧教育。其中包括两个层次，较基础的是要提高僧众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培养一些高水准的、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领域乃至某些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能够与在家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话的高水平学者。这两个层次都十分重要。笔者感受更深的是后面一个层次。因为相比于在家学者，僧人从事佛学研究有很多优势。不仅容易集中精力、精进勇猛，而且凭藉其宗教体验，可以解决很多在家学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佛学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学术研究，它面临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要求态度客观，可是有很多现象的形成机理在家学者难以理解。笔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涌现一大批高水准的僧侣学者，活跃在佛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到那时，可以相信，社会上对于中国佛教、对于中国僧人会有一种高度欣赏、钦佩的目光。
三是化俗导众的方式。众所周知，现代都市社会由于物质生活的繁荣、医疗条件的改善、信息的发达、现代新型传媒的出现，加之近30余年来国家又厉行计划生育政策，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理念、精神状态乃至于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都发生着迅猛而剧烈的改变。以前的社会心理学家声称，年龄每相差5岁就会形成代沟，这话有点过分，但笔者感觉，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确实是不一样了。不可避免地，他们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并形成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如何与这些新人类相沟通，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摆在现代都市佛教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笔者对此素乏研究，不能有所建议，仅此提出来，希望引起佛教界有关人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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