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4）
军事接管过程历时一年半，从1948 年11 月1 日沈阳被攻克和1949 年1 月平津陷落起，到1950 年5
月整个大陆被占领为止。在这过程中的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接管工作让大多数地方行政人员保持原职。在外表上，共产党干部给予这一过程以节日气氛，街上扭秧歌，宣告和平与解放。部队一般都严守纪律。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蜜月时期，人们致力于在军事上扫荡残敌，经济上恢复活力和政治上加强组织。
联合政府。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毛在1949 年1 月制订并在3
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它的纲领是剔除国民党，代之以联合政府，重整中国的军队，改革外交关系和经济制度。为了动员广泛的支持基础，联合政府规定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着手组织，这个会议的名称使人回想起马歇尔将军调处时期举行的那次由多党参加的会议，但成员却不同了。
这一路线是毛在1949 年7 月1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制定的。他仿效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提出了与列宁主义颇为不同的观点，认为新政府应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对各反动阶级即“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手段。这样，“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现政权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境内消灭它的敌人。按照起义，“人民”由四个阶级组成：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至少暂时可以保持土地私有权，资产阶级可以保持一部分私营工业。这就实现了原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想法。
由于任何个人都可能被大笔一挥划进反动派或人民敌人的范畴，这个政纲是非常灵活的，可以用来把人口中持不同政见的分子筛除出去。阶级归属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它可以宣布一个改造好了的“反动派”是“人民”的一分子。毛泽东起初没有把这套手段施展出来，在这使全国人民充满希望和如释重负的时候，号召他们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去扫除国内的敌人和挫败外来的敌人，在不依靠苏联以外的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但也向各方学习，以改造中国的社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49 年6 月在北京成立了名义上代表23 个党派的“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人民政协”本身是在9
月召开会议的，一共开了10
天，出席代表662名。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宣布组织新联合政府的宗旨的一般性文件，但其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会议又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由于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表明政府将成为它的行政助手。新政府具有以集中制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设立了大约30
个部或类似的机构，其中15个是同经济事务有关的乞在最高政务委员会的56 席中，共产党人占了31
席。周恩来当了总理（一直担任到他在1976 年去世时为止）。
这个按共产党意愿组成的强有力的专制政权允许有8
个小党派存在（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支持者），并给予非共产党人以显要的职位，来实现联合政府的想法：必须利用全体人民的才干以建设新社会。上层阶级的大部分人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必要利用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能力。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有了用武之地，被授予高位，而在新设立的各部也插进了一些党员，他们虽缺乏专业能力，但更守纪律。（这使人想起夷狄征服者利用汉族行政官员的情形。）大部分曾留学西方（包括留学美国）的学者似乎就属于这一类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爱国者，他们是诚心诚意为他们国家的前途努力工作的。·他们早就同国民党疏远，非如此没有其他出路。而共产党拢络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而发展其统一战线的方法也由来已久。
党政军结构。共产党像国民党那样设立了权力的鼎足机构——党政军各自形成不同的组织系统，但在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1947
年党员人数增至270 万，1953 年到610 万，1959 年到1400万，1961 年到1700 万。在1 肠2
年，中央委员会有94 名中央委员和93 名候补中央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政治局的19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后者可以参加讨论但不参加表决），而最终行使权力的，是7 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之下的党组织大致有8
层，主要是6 个地区局；28 个省、市、自治区级的委员会；258 个地方专区委员会；22 加个县级或类似级别的委员会；1958
年后的约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以及农村、工厂、学校等100
万个以上的支部。这些众多的委员会行使了党在领导、监督、优抚、控制等方面的权力。
党政机构是平行的，其人员也互相穿插。共产党政府远比旧国民党政府深人到下层。类似俄国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大会设在行政乡（1958
年以后是公社）、县、省这主要的三级，都隶属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4
年召集的。这些政府代表大会每年集会一次，通过预算，选举委员会，而委员会则每月开会一两次，行使行政任务。这种结构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参加“民主集中制”的活动场所，但很少享有西方法律所解释的权力。地方政府结构为了进行协调和监督起见，也包括行政乡（或公社）与县之间的“区”级，以及县与省之间的“专区”级政府。
1954 年政府的新宪法（请勿与1956
年的新党章混为一谈）减小了非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了总理的权力。这时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其中包括16 名之多的副总理和约70
名部级的首脑。多克& 巴尼特、约翰& 刘易斯、弗朗兹&
舒尔曼等人曾研究过这个政府如何受党的控制并彼此协作的。总之，政府按职能分成几个大系统，处理全国某些重大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些大系统涉及政法（内部的）事务；宣传和教育（文化事务）；农业、林业和水利（农村工作）；工业和交通；财政和贸易。这些不同的行政系统是按垂直结构从首都通过地方各级行政组织的。每个系统由国务院的一个部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同时主管。在一个系统里，上面的指示直接下达，下面的报告直接上呈，但是，这个自上而下通过层层机构的“垂直统治”还有“双重统治”同它保持平衡，使这样一些分支机构也通过党委员在某一级上进行横的协作。外事和军事方面的专业由职能系统处理，并且这种系统也适用于党在人民中间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在青年和妇女中间的工作计划。
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党不仅从上面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它的地区、省和地方党委会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又能进行监督。在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党员组成他们自己的党委会和支部，为首的党员形成“党组”。
第三个支柱人民解放军从创立起便是党的军队。毛泽东是控制军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威廉&
惠策恩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强调到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中间去进行小部队作战，这是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时代——1931
年在江西和1942 一1944
年在华北——才是指导中共军队作战的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那些受苏联作战方式影响（即使并未在苏联受训）的专业军人如叶剑英、彭德怀、林彪和邓小平，却宁愿依靠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他们重视专业训练，因而把“专”放在第一位，把“红”放在第二位；但是，一个军官团的潜在尚武精神受到了既是党员又常常是文职行政官员的军事领导人的遏制。在1949
- 1954 年期间，全国分为6 大行政区，它们实际就是原来5
个野战军所接的几批省份：如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第四野战军在中南，第五即华北野战军在北京附近一带。这些军事组织发展宗派体系的趋势曾经多少有所抵消，因为他们的部队在20
年的作战期间常被打乱，指挥员也常有调动。（1961 年共产党设立6 个地区局时，也决定把军事指挥系统分为13 个地区司令部。）
群众组织。与党、政、军机构并行的，有一批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是在20
年代国共合作期间开始设立的，但自从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以后，就让这些组织消亡了。“全国总工会”是1922 年成立的；据说1956
年有会员1300 万以上。1949 年成立了一系列并行的群众组织：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 年有7600
万会员）；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有3400万会员）；农民协会（1956 年有1·62
亿会员）；以及多产作家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以动员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全国学联”( 1955 年400万人）“少先队”(
1957 年有3000万），以及许多更专业性的类似团体，从事科学、艺术、学术、福利事业或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例如“中苏友协”(
1953 年有会员6800 万）以及类似的中印友协和中缅友协。最后，在1953
年成立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为当时还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组织的团体。
群众组织可以按个人在社会和专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同行同业之间对他进行政府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每个团体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上面来控制的，虽然在名义上它的权力属于每隔多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员当然占重要职位，可以通过他们动员一般公众。每个组织都有大致规定的目标和纲领，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这样，中国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成年人参加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行动组织，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开会、学习和宣传鼓动。
群众组织都有大规模的训练计划，开设学校和思想灌输中心，作为招募人材和积极分子的机构。他们的福利文化工作包括例如劳动保险、休假和养老金制、识字班、妇产医院、助产士训练班或文娱活动，另外还有由图书馆流通的大量书籍、杂志和小册子。他们的会员也能用来为安全保卫系统工作，或参加象反对反动派这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切都通过地方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及工作地点的学习小组来获得最大的效果。群众组织主要作为类似政府的机构来完成政治任务，在由来已久的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上起了桥梁作用。用詹姆斯&
汤森的话来说，它们“使一部分不关心政治的人口政治化”，是应用“群众路线”概念的一部分机构。这就是说：中共的领导必须以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作为指导原则，先向党的工作者听取关于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充分而准确的报告，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发出政策指示，最后使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方针加以执行。群众组织接受政府的帮助，甚至选出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宣传教育。他们通过开会、游行示威以及报纸和电台宣传等直接向人民大众进行工作，就能够左右舆论。当地的派出所也利用街道居委会，后者的责任不仅要推进福利措施，而且要促使邻里间和家庭内部互相监督和谴责。当这整套机构在每一地区都协调行动起来时，就能使每个人都承受无所不在的、无法抗的公众压力。
增强这种压力的途径是搞运动。运动可能看起来是自发地掀起的，但只有在党中央下命令时才能开展。这些运动很快就使党、政和群众组织这一庞大的新机器开动起来，把它的打击力量指向各个阶级及其机构中的一个又一个对象。用运动来推进革命的方法能够鼓励干部去攻击某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或不受欢迎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声势，并且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最早的一次运动即镇反运动，是从1951
年2 月底开始，进行到年终的，它在各城市造成了一个恐怖时期。它的特点是大规模逮捕和集体处决，有时甚至在报上也登出来，例如在上海，4
月30 日处死了293 人，5 月6 日32 人，5 月31 日208 人。
法津与治安。在这一整套机构背后，还有党内、军内以及公安部所属的特工人员，他们也监视地方上的警察和公安部队。地方上的街道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及其调解人员，受上级鼓励逐日非正式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地方一级的派出所还处理案件，或在必要时送交各级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也是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其最高领导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监察院。杰罗姆&
科恩清楚地指出，重大刑事案件通常只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彻底盘问被告，经他完全认罪并揭发参与被控犯罪行为的任何其他人之后，才开庭审讯。由于法律表达了党的革命政策，它仍然大部分是不成文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法律在法官和被告看来都是难以确定的，这当然使人想起中国传统的体制。公道仍是偏向政府方面的，实际上，就对人对事来说，只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应用普遍原则，尽量减少程序，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诉讼受人轻视，立法手续并不重要。法典始终没有公布，但行为准则通过政治宣传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为设立上述机构而作出细致的政治组织计划的同时，也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毛在1 叫9
年初宣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重申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90
％的党里占据首位。中共已经承袭了三个经济部门：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经济，各有独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国工商业经济，以及最后是日本人在一片不发达地区建立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问题是怎样把这三部分经济组织成为一体。
1949 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
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
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内战所破坏，城市劳工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意气消沉。共产党胜利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战时城乡之间的封锁曾经增强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必须恢复生产。同时通货膨胀仍然是个大问题。在
年，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大约有9
阶万人靠政府的定量供应或工资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来的国民党低级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甚至以有利的·兑换率把国民党钞票换成新钞“人民币”之后，当局仍不得不逐渐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约有75
％的预算赤字。从1949 年5 月到1950 年2 月这九个月的期间，上海物价涨了70 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首先是在农村以实物征收各项农业税，其次是在城市里通过一些办法，诸如对每项主要商品征收销售税以及经同业公会“民主评议”后定出的营业税，来筹足政府事先规定的定额。征收销售税和营业税的结果，是从经济体制中比较有钱的那部分挤出钱来。第二步是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让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税，取缔私营银行经管公款，并普遍消减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支。当局逐步使征税手续更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乡一级的税收。政府通过银行控制了货币和信贷。它又设立了六个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主要消费商的品的价格。
恢复信任的一种办法是以商品折实单位（一揽子商品的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金、银行存款、某些政府开支和公债发行额。折实单位是按日用品数量而不是按货币价格来规定的。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可能含有6
斤( 8 磅）大米、1 斤半面粉、16 斤煤和4
尺白布。物价上涨，折实单位的币值也随之上涨。一个按折实单位领取工资的人，可以按同样的折实单位到银行去储蓄存款或购买公债；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吃亏。这样，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人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50
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项成就是广泛恢复了铁路交通，使中国的1·35 万英里铁路路线大部分重新通车。1950 、1951 和1952
后连续三年的好收成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到1952
年，生铁、水泥、钢材和石油（这些产量在申国都很少），以及煤炭、电力、面粉和棉布的产量，都等于或超过1949
年的最高产量，但有些消费品如糖的产量，仍低于1949 年前的最高数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
年，旧经济体制中的三部门经济已经达到空前的全国统一。铁路线长度发展到1·5 万英里，公路达到7·5
万英里。这时全国有一个集中的银行业体系和单一的币制。国家预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编制了。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需要将政府的控制权逐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在形式上还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征税和对资本抽税、定额分派信贷、国营企业的竞争、工会提出的要求——使它越来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实际上成了官僚。由于控制了信贷和原料，垄断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彻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外，这时已经能够支配生产和商业了。另一项必须做到的，是使一种传统的办法合乎现代的需要——控制剩余农产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历史上，土地政策有过几次变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时期消灭了许多地主的严厉政策，以及延安时期保证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温和政策。由于1946
年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农民的激烈行动超过了党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全国性的土改始于1950 年中期，终于1952 年底或1953
年初，其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干部工作组到一个村庄，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敌人，必要时让他们靠边站，然后给农民特别是贫农讲明土改的必要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贫农将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这样就挑出了既有干劲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以领导即将来临的运动。经过这段准备时期，“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在一系列的“斗争”会上，群众可以在“诉苦”或“清算”时吐露他们积在心头的苦处。经过鼓动，仇恨在公“审”时会变成群众性的暴行。有民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来当众遭受痛斥，此后就或被处死，或扫地出门，或承认错误后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激烈措施，整个农村的居民都服服贴贴地接受新秩序。这一运动如果同城市的镇反运动合并起来计算，从1949
到1952 年底的三年期间总共杀了几百万人，按照适当的估计，在2 加万（据莫里斯& 迈斯纳）到500 万（据雅克&
吉勒马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
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
杜蒙的说法）。
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
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而只能听任当局的安排。
朝鲜战争使1950
年冬的全民动员更易于进行。关于中国初期的胜利以及后期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由来加强反美情绪和破坏中国人心目中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的印象。战争也是排除政敌的好机会。除了前述“镇反运动”外，现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两者都要求人们本着爱国热情，监视他们的亲戚和邻居，甚至要求公开检举他们自己的父母，并把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对这样一些敌人的处决，同土改时期“人民法庭”所判处的加在一起，使恐怖气氛遍布各地。蜜月过去了。政府消灭了国民党和地主士绅的残余，从大量没收财产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它露出了利爪和牙齿，这对民众当然很有影响，他们变得更加驯顺，更加听话了。
同美国（它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显得很大）作战的压力和危险，就这样转而用来进行社会改组和提高工业效率。细菌战的骗局也被精心编造并加以宣扬，它获得左翼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认可和提供大量的旁证，来给美国的名誉抹黑。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实现了一个附带的目标，因为细菌战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爱国热情的环境下，外国传教士被检举为间谍，受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发动了一个“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不合作的教会领导人逐步被排挤出领导职位，一些不同外国联系的“本国教会”终于建立起来，给予中国基督教徒以一种从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宗教C·三自运动割断了外国的支持并迫使中国基督教领袖参加之后，终于在1958
年在每一地区把各派基督教会联合起来。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而教皇的反应则是宣布把它革出教门。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扭转中国过去倾向西方的局面。类似的组织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来。
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总共约54 个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 %
，但他们在战略上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占陆地面积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内陆的边疆。特别是大约400万的维吾尔族，他们在富于矿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数。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苏联式的平等对待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同时在语言和风俗上鼓励“文化自主”，开始像琼&
德雷尔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过程中获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说来，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发动群众对某些类型的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彻底了。随着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到来，这种努力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运动是组织得很完善的，并且是按标准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三反运动是针对政府部门、国营工业部门和党内的官员的。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显然是想消除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并在1949
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庞大行政机构中的不良现像，并使其生气勃勃。通过三反运动，可以用尽快培养起来的新鲜血液代替旧行政人员，使官员们掌握新的权力后不能高枕无忧，借以把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更彻底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像许多大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在新政权下最先进的地区东北开始的。不久就组织起专门委员会和一套机构，来把运动推向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检举、公“审”和宣传。
五反运动一直进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样组织得很好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攻击商人和制造业者，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它在名义上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雇员被授意控诉雇主，顾客控诉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审查。像在所有的运动中所表现的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委员会，造成群众积极主动、义愤填膺和热心伸张道德；接着就是罪犯的坦白、认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改造，或由于自杀、被处决而加以消灭，或送入劳改集中营。然而，这项反中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直接目的显然是财政方面的。从工商阶级挤出了大笔钱财，价值可能在10
亿美元之间。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即那些同外国人没有密切联系的小规模工商业家，靠政府的宽大而勉强存在：那些仍能继续营业的，此后就彻底屈服于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压力之下。（他们最后都被剥夺了财产，并于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顺从地庆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
政府的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权的许多敌人。强迫劳动营是自然的结果，它们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的摇役传统建立的。体力向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自然资源。在现代用400万劳动大军从事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像广为宣传的淮河大堤和水闸那样，除了它的规模扩大和伴之以富于教育意义的精神鼓励而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这时靠数量不足的配给口粮千强迫劳动的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每年种田但通常挨饿的几百万人还要多，谁也不清楚。不同之处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现象，不管是按计划进行还是偶然出现的，总是中国生活景象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组织得很严密罢了。
共产党掌权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极为特殊的——不守时刻，缺乏公德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放在社会之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
年那场徒劳的新生活运动所谴责的一切不良态度和恶习。在旧社会，每个人讨价还价，注意风俗习惯，用特定的方式对待每一种情况，并按照对方的境况或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来区别看待。所有这些都同现代那种讲究效率，不顾情面，一切都按市场关系来确定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社会的这种现代之前的性质，它的“中世纪”特点，在一个世纪里曾经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并使爱国者感到耻辱。儒家学者想从炮艇方面找到万应良药，然后又想求助于技术，最后则企图改革制度。继他们之后而崛起的革命者把旧的方式谴责为“封建的”,
并打算以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号称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来改造世界。他们的列宁主义政党既然抱有改革的热忱，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不仅着手改造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改造个人。
甩想改造。中国人民直到最近还以缺乏组织见称，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完成的组织工作是依靠他们对个别人进行鼓舞、强制或操纵的结果。刘少奇和其他组织者，根据在延安时使党列宁主义化（以及改造日本战犯）的方法，逐渐凭经验规定了一些步骤，来对付每一类敌人或支持者。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承认”细菌战，并与中国看管人员合作时，他们正在响应中共对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包括党员在内）所施展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富农含着笑容把他们的财产奉送给政府，教授们严厉地谴责他们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中学生忠心耿耿地把他们的生命献给党的工作。
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虽然情况千差万别，思想改造过程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控制环境，不仅控制被改造者的人身，而且也控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时对全国都是这样）；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恐惧心理，二者互相混杂；通过各连续阶段的引导，并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来加强效果，使之产生一种可怖的心理感受。中国的土语“洗脑”，也许使人听了会对这过程产生过多的神秘感，其实这在过去别处的宗教战争中也是隐约可见的，不过这时是更加彻底地组织起来罢了。现代心理学家能够阐明，困苦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情绪，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复的思想灌输，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产生种种压力，对此，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强制改变人的思想的做法，同美国广告方法的温和的自愿形式在程度上大异其趣，因此我们现在仍然对它只有部分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把这种方法扩散到全世界，它就会对个人主义造成最大的危机。在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实际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因此这些心理学方法居然在那里变得这么先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中共必须从中吸收干部的学生阶层来说，这种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在改组和扩充教育制度后设立的革命大学里进行的。几千名受训的学生要上几个月之久的思想教育课程。这一类包含4000名学生的一个训练中心，也许会再分成好几个班级，每班100
到200 人，然后又分成学习小组，每组6 到10 人。一位分析这种过程的精神病学者罗伯特& 利夫顿，曾把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认识阶段，这个时期大家感到相聚一起有相当的自由和热情。在这一阶段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并进行讨论，这些主要是在小组里进行的。以高度的集体精神自由交换意见这一办法，促使受训人暴露他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投人“思想动员”。
第二个阶段是诱导每个人产生自我思想斗争的阶段。每天的学习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环境这时似乎要把学员严密地包围起来。每个人交出他一生经历和思想的初步总结。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人，他的总结通不过的危险日益明显。这时受到攻击的，是旧日个人的种种错误和坏事，而不仅是抽象的旧社会，于是学员就竭力挖掘他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重视小组的压力，因此每个人迫于这种声势，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过分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犯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而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或者被他的小组同伙“所斗争”。企图退缩或抗拒这个过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每个参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内心孤独的。这种压力类似囚犯所承受的压力，使每个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过失，理应受罚），感到内愧（他丢了脸，失去了自尊心），觉得无地自容。他在抨击自己的时候就为坦白和自我谴责作好准备，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医治。
第三个阶段是屈服和新生。当他的最后思想总结或坦白被小组和领导所接受时，他可能会感到精神振奋，洗涤干净，变成了新人。这种历时数月之久的过程，是一种经过他人启发的大规模宗教阪依过程，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鼓动性福音布道会，但增加了压力和心理治疗的因素。个人已经受到一番处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经使他承受了压力，而他这种从自我诱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是同党的客观权威有关系的，此后他就要一切依靠党了。这是因为，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变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变更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以改进他们的工作。他们抛弃了家庭和父亲，而另外接受了党和革命。
这个过程对于可以训练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坦白只会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经验外面涂上了一层虚饰。北京教授们发表的许多讲话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谴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和他们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谴责时也许还为他们受到引诱而背离其固有文化而有点内疚。但他们这种自我批评的重要效果并不在于改变他们个人，而是使公众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拥护者。这样，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师表了。
共产主义与儒家是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几乎谁也不会相信，一场不管多么势不可挡的革命能把难以推动的中国改造过来。以上关于思想改造的概述，不应被理解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受控制的局面，使人们对现政权即使不是真心爱戴，也要在口头上说些好话，直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接替他们为止。
此外，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例如，儒家学说在其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鸣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只是部分一致。这个共鸣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强调要把理论变为革命实践，主张理论本身并无价值，而必须用之于实际活动，作为我们不仅了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
当它用于实践时，必须成为一种伦理学，一种能够鼓舞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的人生哲学。自我批评是为此而必须采用的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按每个国家的具体背景来运用，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有点像儒家的自我修养学说，特别是像16 世纪哲学家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导的那种形式的学说。王反对知知行的二元论石在王看来（借用戴维& 尼维森的说法）,
“所谓知就是知道怎么做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真诚的人应当把他的道德观念在同样合乎道德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张自我修养，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把他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样知就见诸于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这个思想在孙逸仙的“知难行易”说中反映出来，其后在蒋介石的言论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养不是一种集体行动，但它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国古人相信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有道德的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集体的自我批评有某些共同之点。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袭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并援引了儒家的权威论点。刘少奇认为，好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这样他就会灵活而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刘说，一个人由于比较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历史影响，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所限定的范围内，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感。这样，儒家的教导是要人们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毛泽东主义则把效忠的对象变为人民、党和领袖，并为此引证了古书中的话。
大学拟评与政治批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国文学界必须遵照毛泽东1942
年关于文学艺术所说的名言，即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时运用了开会、声讨和出专刊的全部力量来攻击朝廷，把他作为“腐朽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象征。有一次运动是为了反对胡适把18
世纪著名小说《红楼梦》解释为自传性的作品。共产党人喜欢把它看成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崩溃的作品，从而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抢救出来，像其他一些被选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和文化遗产一样，标明是“属于人民”的。&
那次运动同时也把依据历史研究而进行的西方式文学评论说得一钱不值，作为攻击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外国盟友的一部分运动。
但是，共产党的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有时也趋向于持批判态度，正如在苏联一样。有些曾因抨击旧秩序而闻名的作家，这时批评了新秩序下的缺点，特别是批评了党的文学权威周扬所说的中央委员会是评价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最后裁决者。鲁迅的一个名叫胡风的倔强追随者，为此被作为一次全国性运动定罪示众的对象。最后，谴责胡风的作家如丁玲也受到周扬的谴责和清洗（周本人在19
肠年被清洗）。
正如思想改造和其他运动在人口中作了筛选、分离出潜在的敌人和新战士一样，中国整个伟大的历史遗产也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重新加以评价，以纳人新的国家文化的总体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国过去大部分光荣的历史必须被归入“封建主义”时期。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根据他们的论点，在18
叨年以后，外国“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流淦一气，阻碍和打乱了中国的“正常”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目的而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公式，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学者们的注意。
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
毛泽东在1949 年初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 个星期（1949 年12
月一1950 年2 月），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或任何联日国家（指美国）的侵略。从此之后，苏联的力量就给中共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国内革命，清除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的最后残余，并重新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现在看来，那时北京似乎并不盼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
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很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两边任何一方的进犯时，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在战略上所关心的主要是保证其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南满的安全。
在北朝鲜早有准备的袭击下，数量处于劣势的韩一美军起初被迫南撤，到东南端釜山周围长宽各50
英里的一块矩形地区内建立了抵抗据点。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于9
月15日在西海岸汉城外面的港口仁川进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显示了现代军事技术的攻击力量。这是一场成果辉煌的军事冒险，接着不久就收复汉城并击溃了北朝鲜的进犯。
当美军于10
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往鸭绿江推进时，战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这时把击退北方进犯的目标扩大到企图用武力重新统一朝鲜这种鲁莽的行动。这一军事目标是麦克阿瑟得胜后引起的，并得到华盛顿的默许，但它忽略了中国希望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以便避免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明目张胆的敌国。中国几次发出了要进行干预的明确警告，但美国人未加重视。10
月中，第四野战军所属部队大量地编成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进人北朝鲜。他们黑夜在山地长途行军，白天隐藏起来避免空中侦察，等到11
月底总数达30
万或更多一些。与此同时，美军向鸭绿江挺进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由不同的司令官指挥，彼此相隔80英里，中间有“不可逾越”的山岭。中国人出其不意的侧击突然迫使美军摩托化部队在严寒的冬季付出惨重的损失，后撤275
英里，一直退到汉城以南。这样，中国人的干涉搭救了斯大林使北朝鲜陷于惨败的大祸。但中国想以其大量人力资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时也受到联合国部队火力的遏制，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停战谈判从1951
月开始在边境哨所板门店举行，一直拖了两年。在这期间，战斗仍继续进行，中国进人朝鲜的部队用苏联重武器和一支空军增强了力量。美国的伤亡达14·2
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南朝鲜的伤亡数估计为30 万，北朝鲜约52 万，中国可能达90
万。）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27 日签订；到1958
年时，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其结果是确定了一条横贯半岛的封闭边界线。
人民解放军也在1950 年10
月侵入了西藏，在历时一年的“解放”和征服战役后，重申了中国的控制权。尽管遭受了损失，这些战役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嗣后，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并利用它的援助，实行军事现代化。1955
年，义务兵役制开始每年吸收五六百万年满18 岁的青年人伍，以组成庞大的后备兵力。在大约260
万正规军的上层，建立了职业军团，采用苏联式的军衔和军服，享有各种不同的薪铜待遇。但是，像喷气式飞机及其燃料之类的军需品仍必须向苏联购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需要付出代价才会到手。1950
年，按照东欧的模式设立了一些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或从事主要有利于苏联的类似事业。但自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公司都解散了。同样地，苏联人逐渐放弃了他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于1953
年初结束了对东北铁路干线的共同管理，并于1955 年从旅顺海军基地撤走。
在工业化方面，苏联的榜样和专业知识起初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鼓舞力量。几千名中国技术人员被派到苏联培训，并且在一个时期有万名之多的俄国专家带了图纸来到中国，帮助扩建或新建211个新老工程项目，为整个工业计划开了个头（1958
一1959 年又增加了125 个工程项目）。从1950 年开始的五年期间，苏联每年给中国贷款仗阅0
万美元作为经济援助，由中国输出原材料来偿付。中国战前的外贸格局颠倒过来了，物资输送到苏联集团而不再输送到西方和日本了。1954
年的第二次贷款为期五年，每年提供2
仅刃万美元，但当时那个数目还不够用于偿付到期的第一次苏联贷款。中国接受了重大的技术援助，以及数量不详的军事装备和资本设备，但也因此背了债。
虽然北京起初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榜样的局限性，中国效法斯大林俄国工业化的能力却受到某些特殊情况的限制。中国有大面积的煤铁矿资源，以及比以前所了解的更多的其他矿产和石油储量，但在利用这些资源时需要在电力和运愉方面进行耗费巨大的投资。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指出，中国在5O 年代初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更接近于19 阳年的俄国而不是1928
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工业化时期的苏联。俄国在1
以刃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铁、钢和棉织品产量，以及每平方英里的铁路线长度，已超过了中国在1952
年的相应数字，并且农村人口的密度只有中国的1 / 4 。到1928
年，俄国有了范围广泛得多的铁路网，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煤、铁、钢、电力、纺织品等产量远远超出中国在1952
年的水平。而且，俄国受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都比中国多得多，并有更发达的教育体系。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重工业而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个榜样看来并不真正适合于中国的情况。然而，中共起初强调要发展重工业，其态度甚至比苏联人更加坚决。
如果对照两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对比来看，中国想仿效俄国的前景就更为黯淡。人口过于众多（1953
年的人口调查估计为5·83 亿，每年大约增加1200万到1400
万），再加上相对地缺乏新的耕地，说明中国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甚至比俄国还要严重。即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建立起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上层结构，它仍将是个肚里空虚，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虚弱巨人。
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极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希望有什么限度。因此，中国物质资源方面摆脱不了的限制，同中共在巩固政权和动员全国人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为演出50年代后期那一场全国性的巨大努力和历史上的挫折准备好了舞台。
第15章 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建立重工业、消费品轻工业、科学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工作——根据我们自己的或至少是苏联的经验，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社会革命是要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这就需要去掉旧中国的一项最经久的成就，即统治阶级的传统。对于读过本书前几章的读者，我们无需重复讲述中国农民大众如何久已习惯于同少数特权者一起共存的情况，而这些少数的特权者是依靠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才能够拥有田地和当官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及其外部的一切标志，已在一句古话里有过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统治阶级一般是从城里管理农村的，中共掌权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到农村去使它革命化。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乡下人就会保持他们所认为的、理应由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旧思想——比方说读书就能当官的思想——这样，旧的农村就会仍然乐意接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毛泽东主义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因此它成为半受控制的斗争过程，进行不同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以及不同的阶级、地区和个人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大部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面对面地进行的——党书记的5
小时报告，各学习小组中羞愧至极的自我批评——但它也在出版物上有所反映。一小批能干的西方专家曾阅读这些中文材料并分析了事态的进展过程。这短短的一章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写的，但也只能初步介绍他们研究的范围和发表的见解。根据这些研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个人生活如何——个人有些什么希望和忧虑，谁同谁好，老王和老张受了公开羞辱后的境况如何——但我们毕竟对公众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为难之处，对政治积极分子中间缺乏私生活的情况，获得一些印象。
革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道德和政治始终溶合在一起，因而政策上的错误就成为道德上的罪行。这是根据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说法而来的，即人的行为是其品格的外部表现，理论和实践应当是一致的，动机好而结果不好就是错误的。这种一元论在人民共和国也像在儒家帝王统治时代那样起着作用，因为思想一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权力，在最高级是结合在一起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身上。按照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因此，当意识形态被应用于实际事件时，它就经常变动。它是个复杂的结构。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设想，所以阶级成分是基本的尺度。矛盾是辩证冲突的本质：外部世界里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工业需要与农业的矛盾，本人身上“无产阶级”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以及一切生活方面不计其数的其他矛盾。矛盾一旦被发现，便导致斗争，结果引起两极分化，最后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或者有得到解决的希望。但事实上一个斗争通常只会导致情况略有不同的另一个斗争，而其过程决不会终止，这种现象毛恰当地称之为“不断革命”，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这同中国古代大同的理想有多么明显的差别，在这长期的努力中，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起初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分道扬铺了。
农业集体化
由于土改在1952 年底实际宣告结束，同时政府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经济加强了控制，北京才能在1953
年拟定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联合计划。要在物质上赶上西方，那就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把经济工作严密地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将导致城市化。例如，上海不仅没有像当初所建议的那样缩小，而是已经接近700
万人口。城市的膨胀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化又会增加苏联集团重要货物的进口，而这又只能用出口农产品去支付。为了从农村经济提取更多的东西（通过践买贵卖），政府需要有一套真正集体事业形式的榨取机构。这些做法可能会降低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似乎是强制积累财富并遏制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重新萌生“富农”阶级的惟一可靠办法。合作社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借此利用农闲季节的闲散农民（包括妇女在内）从事造林之类的公共工程项目，或从事手工副业和传播现代农艺技术。
合作化运动需要采用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所说的一种“高压渐进手段”，需要对农民使用暴力以外的强制手段和各种形式的说服方法。推行合作化的初步决定，是在党内讨论后于1953
年12 月公布的，它获得效果的速度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到1955
年中期，有15％的耕地和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已叫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了），根据许多报告说，产量增加了10
％甚至更高。毛泽东花了几星期的时间去视察各主要省份，了解当地的反应。在一次丰收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并非没有疑虑和反对的情况下，接受了毛的要求加快实现合作化的惊人建议，以便最后消灭富农、投机商人、田租以及农村生活中一切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个大胆的计划在热心干部的推动下，又一次完成得比预料要快——在一年之内，到1956
年中期，据报道已有90 ％的农民（1·2 亿农户中约有1·1
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马上又要求他们走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农业，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股份，在完全集体化的农场里成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
由于中国人有把中央的计划创造性地适应当地情况的传统天才，新成立的高级合作社在规模上大小相差很远，比方说从100 户到2
功户的都有，他们的自留地和房屋占土地面积的2 ％到5 % ，公共产量的印％到70 % 由他们共同分享。结果成立了约70
万个新农业单位，而要把这些单位的生产搞好，即使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也需要有一段长的调整时期。农民的主动性是头等重要的。这项了不起的推销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呢？有经验的法国农学家勒内&
迪蒙曾在1955 年底访间了43 个村庄，他指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一些因素。中国的做法不同于
年苏联那个造成严重损失的集体化过程，它并不直接把土地收归国有，而是让它归各个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正式向农户收买土地。合作社同村民们已经与之打成一片的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这时有希望成为雅克&
吉勒马兹所说的一种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负责的保险单”。立刻把许多分散的小块私有耕地合并成大块田地这种做法，显然能在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得到好处。而且，集体化是逐步推行的。这个过程从临时互助组开始，以后经过一些阶段到永久性的全面的合作社，从小的组织到大的组织。最为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在其接连的几个阶段都显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足以避免抗拒——至少没有听说发生什么抗拒。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农民了解到，除了信任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土改的恐怖和焚毁地主地契的欢庆景象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仅仅五年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历程。毛不同于列宁，他是从农村开始革命的，并且所有的反共的领导都已被消灭了。即使如此，在大陆和党内还有人反对，例如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就持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机械化（改变生产的物质手段）应当先于集体化（改变生产关系）。
在这新的结构中，国营农场（在1955 年底有33 伪个）只起了引导作用，以解决该地区的技术问题，并吸收大约26
所农科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机械化农业除在东北新开垦的地带外，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国农业计划的中心不是苏联的拖拉机站，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每个村成立一个或两个合作社，它们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担当地的公共工程项目和从事福利活动，这些在帝制时代是士绅领导阶层份内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由大家族里有功名的儒生（思想保守并且往往是上层剥削者）来发起修庙、架桥、办学和从事慈善事业，现在则由当地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主席（他们通常是由党派来的热情工作者）发动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照顾老人或改进村里的医药卫生。命令指示是从上头发下来的，但实际措施必须由村这一级来制定规划，如采用水泵和新式犁，办识字班，开会搞运动等。
年宏伟的12
年农业计划，也在村这一级提出了光明的前景：引进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站、图书馆、电影院），消灭各种疾病和水灾早灾，广植林木，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过去从未做到），这项计划满怀希望地设想在每公顷土地上每年投人即的个工作日，把华南产量提高一倍，把全国产量提高一半。同样雄心勃勃的是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在主流上修建46
个“阶梯式”拦河坝，加上水力发电和综合利用计划，以灌溉华北大部地区。
对于刚学文化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充满着信心的远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对于持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意见的人，则有明白宣布的“劳动改造”方针。同时规定了粮食定量供应和强制按定额交售商品粮的办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银行和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政府收买企业股票使其变成公私合营，由于历次运动使企业主筋疲力尽并实际上成为国家雇员，按照苏联方式强制订出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向前推进。1953
一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训练技术人员和设立统计机构之后，才最后公布的。它在1955 年7
月被宣告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取代了到1953 年为止的新民主主义。在1600个各种主要建设项目中，约有7
加个将是工业方面的（其中包括1953 一1954 年发表的将靠苏联的援助开始建设的156 个项目）。在仪义幻个小型工程中，有2300
个将是工业方面的。新的工厂将制造拖拉机、卡车、发电机、船只以及供重工业用的原料和设备。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将达2 万人，其中将有1 /
3 是工程师。
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之服从于工业，这在1955
年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钢要增加两倍，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一度作为多民族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这时主要被新的汉族占领了。
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决策中心从公社转回到生产队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人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工资重新按照劳动量和所挣的工分支付。当农业危机在1960年更为加剧时，公社权力又进一步分散到平均由20到4O
户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又发还了，食堂解散了。到1962 年，因为缩小了规模，公社的数目从大约2·4 万个增加到7·4
个，约等于从前农村集市地区的数目。
中国原来的土改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因为中共是分阶段慢慢地进行的，并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样碰到了农民干劲不足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当他们开始革新，将权力下放，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公社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19
团年后的经济倒退和工业停顿，比景况较好的苏联经济在任何时候所碰到的类似情形都要严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国由于一度在经济方面实行调整而得到恢复，并且又有苏联的援助和货款，曾经受益不浅。60年代初期，中国吃了气候不利以及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的亏。
一1960年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做得太过分，并且那时党政几乎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失调。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人饿死。人民疲劳不堪，毫无热情。交通运愉垮了。工业停顿，其情景好似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局认识到，亏待了10
年之久的农业现在必须要得到最优先的照顾了。虽然自然灾害受到了诅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时，已经在经济上犯了一个真正规模空前的大错误。正如毛在1959
年检查刚刚过去的事件时所说的，“煤铁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们需要车运……这个我没有预见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业计划。”结果是干部们灰心丧气，老百姓的希望破灭。
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越来越趋于极端，不断加速运动和提高指标的狂热倾向很像其他的社会大变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固执。这个高傲专横的中国人力求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看出，他的个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极端的做法是不断受到毛和中央委员会鼓励的，他们相信群众会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倡议，因为后者懂得如何解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而他们相信这种创造能力在过去是被内外剥削阶级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这样大规模地落了空，这是罕见的。到了印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怎样同中共政权共处，正如他们过去学会同专制政府共处一样，但最初对革命的那种热情已经消耗殆尽。党的领导人是依靠“热爱群众”和“为人民服务”而高升到掌权地位的，现在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困难时期新统治者所处的地位，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而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么融洽无间了。
在年，刘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恢复生产。他们恢复了工业的集中计划工作，恢复了对工人的经济刺激（发放额外津贴和奖金），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他们从社会主义退回去的措施，没有像1921
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剧烈。但这在工农业方面都造成了个人收人较大的差距，产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优越感和官僚主义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活的倾向，一种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从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为止的15年，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太近，还来不及作深人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因为种种事件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者
1966年后，素称团结的中共领导人为一次“权力斗争”所分裂，但当世界报界想用这个主题来说明情况时，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糊涂了。这是因为，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毛的动机照例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认为他一心想寻找忠于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证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声誉”（借用精神分析家罗伯特&
利夫顿的话）。他反对职业专门化，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带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普通农民的典型态度。他耽于幻想，在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结果造成了灾难，1958 年以后他就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但毛这时相信革命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危险——或者是按常规的办法发展国营工业和精英官僚阶层，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国式的平均主义化社会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两种态度。首先从历史背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
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在研究这两个同源的主题时，毛泽东可以强调要在道德上追求平等主义的正义和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同僚却可以强调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
在现代中国，这后一种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曾为例如陈独秀所赞同。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上层建筑”，反映着它的物质基础，反映着它的生产关系（如资本家与工人或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改变这些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上层建筑。相反地，为李大钊所赞同的唯意志论（有随心所欲而并非“志愿”的意思）和民粹主义则声称群众的意愿一旦发动起来，便能征服一切。在毛的思想背景里，我们还可看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它曾对本世纪初那么多的中国理想家具有吸引力，使他们认为应当废除一切政府和资本主义，创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卢梭主义与中国经书特别是《孟子》里有关修身的教导有一定程度的类同之处，这也使毛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孟子修身的思想认为，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因此只需要教导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而领袖则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他的高超品德能够超越环境，改造人民群众。这种儒家思想的残余助长人们相信圣贤豪杰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受苏联教育的刘少奇及其同僚在1956
年的中共新党章里略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斯图尔特&
施拉姆曾经指出，刘同志在论述党并强调所有的人在党纪面前一律平等时，可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全党领袖，但他也服从党”；另一方面，毛在最初赞扬斯大林时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我们没有斯大林，谁来发号施令呢？"
这两种固有的思想路线的二元性，可以从主要造反者毛和主要组织者刘之间的对比中得到证明。刘少奇也是湖南人。他早先在1922
年就同毛共过事，从1943
年起彼此合作得很密切。他最初的成就是在国民党或日伪地区的城市里做组织工作。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组织部长，1959
年担任国家主席。洛厄尔& 迪特默采用哈罗德&
拉斯韦尔的说法，把文静而无特色的刘列为“克己型”，这种人力求一视同仁和照章办事；同时把活跃的毛列为“表演型”，认为他视野较为广阔，能够兼收并蓄，创新立异，并且喜欢稼敬赞扬。这种对比可以列为几大项目，先是政策与具体工作的对比，以及幻想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领袖与政委的对比：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仁慈长者的象征，而刘少奇手下的那些政委则必须行使当地的权力，并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毛屹立在他的同僚之上，是同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物。群众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对比：毛主张斗争。他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引导他们争取解放，把他们鼓动起来，并本着群众路线的精神响应他们的活动。刘和其他党的建设者则宁可把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它服从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并强调把干部和党员训练成为新的优秀人才，以领导中国的改造工作。农村与城市的对比：1949
年后，毛的心思回到他的农民生活背景和延安时代朴素的生活。他厌恶城市生活，不放心城市里的种种流弊，常常想到农民大众，认为他们的充沛的能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够移山倒海。他理想中的人物是多面手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里，既能耕田，又会做工和充当民兵。中央委员会里的实际组织工作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实行工业化需要有才干和技能，从而认识到城市里有文化有专业的杰出人才是重要的，并感到有必要兴办技术教育，以培养对现代国家能够作出贡献的专家。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为他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所有这些对比中最闻名的是红与专的对比，受政治训练的人与受专业训练的人之间的对比。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抬出这个口号来折磨1
叫9 年以前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贬斥他们从外国学来的知识。
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公告中，这些为中国前途选择的不同途径，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被看作同类的原则加以提倡。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956 一1957
年毛与刘及其他组织者之间激烈的观点分歧。毛怀着乐观的希望，认为甚至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富农来支持中共的奋斗目标，刘和其他的组织者则关心保持党的权力。毛把这种根本性的争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他相信这是由于党掌了权，才“使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作风”。但在50
年代，他仍然同意政治局的观点，认为“中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团结保持住了。像刘少奇那样的政治委员，支持了显然属于毛的“大跃进”范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它的失败促使刘等对变革的步伐、所化的力气以及它的方向等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了起来。在1958
月武昌会议上，毛“自愿”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少奇以后，辨论仍然进行，但这时中共领导面临着每一场革命都要碰到的问题：革命成果到什么时候才能巩固？什么时候应该不再搞变革而谋求稳定？或者，怎样能够永远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精神？这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是要不要修正运动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所遇到过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这使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厉害了。
年代后期和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