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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盘点： 孵化器太多，创业者明显都不够用了
【IT时代网编者按】孵化器是给创业者带来了更好的创业环境和优势资源，但是面对国内如此众多的创业孵化平台，创业者们又该如何选择?这些创业孵化器对创业者来说，有利有弊，如何才是对创业者有所帮助才是现在竞争激烈的孵化器所需要思考的。
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巴达维亚工业中心在美国纽约州诞生。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概念，在2015年迎来了超级大爆炸——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数据对比很夸张。某种程度上，孵化器热潮，为众多创业者和团队提供了各类价值级别的创业服务，也孕育出了一些创业明星，极大降低了创业成本。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疯狂扩张也让各类孵化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创业服务资源同质化、服务效率低下、投入成本高等问题更加突出。即便在北京，中国式孵化器——无论官办还是民营，也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孵化器发展经营之路。
更值得思考的是，创业者是否真需要这么多的孵化器?是否真的满足了他们需求?我们希望，通过本期的深度摸底报道和孵化器地图样本，为国内的孵化器从业者带来一些借鉴思考。
争抢创业者
之所以疯狂争抢创业者，是因为相比创业者，孵化器数量实在太多。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这个数字每天都在不断刷新：发展迅猛的孵化器正昂首阔步向三四线城市进军，多个省市不断上马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的孵化器或孵化基地，更多的创业者也把创办孵化器作为创业者新方向。
刘虹妤，原《21世纪经济报道》市场中心公关总监，2015年年初辞职，并于9月创办超维星球孵化器，为3D产业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资源对接。
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她目睹着身边越来越的人，头衔之上多了另外一个身份：某某孵化器创始人或合伙人。“做记者的同事王晶，去了长城会旗下一家机器人咖啡馆的孵化器;报社财务总监也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做财务、法律引导的孵化器??”
天使AC加速器CEO徐勇对此也感受颇深，他去美国出差，在丹佛郊区一个很小的小镇上路边碰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华人老太太听说他来自中国，就问他是不是做孵化器的，因为“来的每个中国人都说要做孵化器”。他回到北京，与一个朋友约好见面，结果朋友临时爽约，因为一个开夜总会的老总要转型做孵化器，要他的朋友陪着考察中关村的孵化器。
“我要辞职出来创业，做一个纯民营的孵化器。”2015年6月底，“80后”卢宇翔告诉前来调研的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主要领导。彼时，他还在负责运营四川全省，乃至西部最大的互联网专业孵化器——创业场。
那时的成都市，刚刚提出“创业之城”口号，青蓉汇、众创空间联盟等10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卢宇翔和前同事、同为“80后”的李欣和杜婷婷一拍即合：“很多孵化园，看起来企业装得满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每一家公司每一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们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孵化占股与导师制”为核心的新型孵化器。到了2015年12月初，在成都市南门某电影院3号厅，卢宇翔的“NEXT”迎来了诞生199天的重要时刻——孵化器里8个创业项目路演的VCR。站在电影院门口，卢宇翔满面笑容地握住每位来宾的手，希望对方多提意见，“更希望对方入驻他的园区”。
“办一个创业孵化器”，这是很多人的时尚说法。江苏无锡的顾建伟就是其中之一。
日之前，顾建伟还是无锡北塘区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这一天之后，他“四十不惑，想换个活法，重新开始”，短短两个月中，他创办并担任总经理的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已开创了两个“众创空间”，还有2个正在筹划。
疯狂的还有各地政府机构。翁士瀚，Platform88 联合创始人，他对此的经历是：“我最近和中国某城市的当地官员吃饭，席间得知他们正在建立各种孵化器，按城区来建!他们似乎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找工作，全都到孵化机构来。”
数量太多，大家都吃不饱
2015年深圳创业者有1万余人，能容纳上千人的孵化器却有一百多家，每家平均不到100人。
根据科技部定义，创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但现实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来的创业潮刺激，进入孵化器产业已成为各行业投资新方向——哪怕它和科技并无任何关系。
比如闻风而动房地产商。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定位于创业加速器;潘石屹推出SOHO 3Q，绿地控股推出创业工坊，从创客到you+再到超级蜂巢，一处处一栋栋为创业者而搭建的社区正在崛地而起。
“孵化器数量已远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孵化器、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深圳硬蛋科技副总裁刘宏姣说。
这造成了大多数孵化器都“吃不饱”。以深圳为例，2015年深圳创业者有1万余人，孵化器却有一百多家，每家可容纳创业者上千人，但平均到每家的创业者数量只有100人左右。
但每分钟诞生8家企业
来自彭博社数据的显示，“自2010年来，中国初创企业数量每年以将近100%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达到161万家”“这一速度全球称冠，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英国的两倍，也远远高于美国”。目前，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是今年前三季度创业的中国速度;，这是前三季度创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尽管如此，但随着孵化器越来越多，还是感觉创业者都不够用了。”一位投资人感叹，尽管现在创业者众多，但拥有资金的平台、投资人也不少，而优质项目就那么多，如何吸引这些项目来自家孵化，已经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了。
一位观察人士也说，目前，不少省市出现了以孵化器或企业总部基地等为代表的工业地产项目。一些入驻企业迅速将房产作为投资品转手售卖，导致许多总部基地空置率上升，有的孵化器甚至被称作“鬼城”。
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一位投资人说，他注意到很多创业者频繁转战各个孵化器之间。创业者从A机构运营6个月，之后到B机构运营6个月，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取更多门路和关系网。
在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孵化器内部人士对此一肚子苦水：他好不容易招了一家优质硬件智能创业公司回来，租金、水电几乎全免，只需要股权投资。本来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结果创业公司第二天就抬价了，最后双方闹掰。
一窝蜂上马背后，有着典型的中国特色历史原因。
目前，国内孵化器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由政府或非盈利团体主办;其二由大学主办;其三是私营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主办;其四是由政府或基金会等非盈利团体出资、私人经营的复合型孵化器，各主办方分别获得各自利益。
相关数据表明，在2015年之前，国内七成左右的孵化器有着官方背景。这类国家队孵化器通常是对外招商引资的渠道，以引入税源和解决就业为目标导向。“名曰孵化器，本质是地产”。
同质化严重，生存是个大问题
创业热潮褪去之后，孵化器就会死一大片。
不过，这种创新型转型还道路漫长，其效果也有待检验。过去1年中，36氪空间CEO田智勇跑到全国20多个城市做市场调研，他发现一个问题，除了创业者常挂在嘴上的“北上广深杭”之外，其他城市的创业配套服务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同质化、空心化现象严重。
“孵化器现在是一哄而上的非理性发展，很多根本经不起适者生存的残酷考验。”刘虹妤就认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创业热潮褪去之后，孵化器死一大片。
如何生存是个大问题。“对所有民营自主孵化器而言，生存都是考虑的第一要素。”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孵化器内部人士说。
有业内人士估计，在全国多达数千家的企业孵化器中，高达九成孵化器正面临着生存压力。
目前，一个孵化器的盈利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商业地产租金收入模式，第二种是孵化器有多种业务，商业地产业务不赚钱甚至亏钱，但用如投资等其他业务进行收益，比如入股创业公司，实现孵化器整体性的盈利。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第二种方式需要二次转移支付。
从创新转型、美国以色列先进经验等角度看，第二种方式是必须走的道路。这并不容易。“孵化器必须挣钱，不挣钱我们就不做。”在一次董事会上，顾建伟向股东们讲述了自己的野心：打算将“孵化器的运营服务”打包成产品，卖给全国的孵化器;也打算做股权众筹平台，还要做私募基金……但是，这些在北京创业咖啡馆里每天让人听出茧子的创意，在江苏无锡却显得水土不服甚至难以理解。
创新转型路崎岖，首先必须要生存。因此最终的结果是，疯狂扩张的孵化器，最后越来越多的沦为收租金的“物业公司”。相关数据显示，有41%的孵化器，其收入结构总体上仍然以房租收入为主。
在南京建邺区，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房子还没完全建好，就已经全部出租了。租户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一些商贸流通、生产制造企业，初创科技企业数量少之又少。
而很多做孵化器的天使投资人，则逐渐热衷于政府补贴、资金申请、炒作地产项目，或者干脆转型VC融快钱，“真正能为创业者创造价值的，可能没有几家。”
创业者，不仅需要代办工商税务
对初创企业来说，需要孵化器的功能是什么?为企业诊断问题、规划财务，还是参加各种路演演讲?
对绝大多数初创企业来说，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想要的孵化器的功能是什么?为企业诊断问题、规划财务，还是参加各种路演演讲?
“2015年7月回东莞创业，花了两个月时间走访东莞多个孵化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多个孵化器坦言没有专门的对接团队，不少是一人包办，而且过多纠结形象问题，感觉项目的成功偶发性更多一点，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一位来自东莞的创业者说，目前一些创业项目或缺少提炼，或有潜力但很凌乱，或者有的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各种不同情况，都应该有不同丰富经验的人专门应对。
而各大孵化器引以为豪的“导师制”、“路演制”也渐渐让不少创业者反感。
“曾经一个月参加6到7次路演。”一位入驻孵化器的创业者表示，路演是需要的，可以有曝光、有针对性的跟进项目、接触投资人等，但“真正专业的投资人很少，或者他们不是对我这一个项目所属领域了解的人，因此他们不能给出十分有价值的意见。路演耗费的精力太大，反而没有时间去研发产品。”
不少创业者表示，初期创业真的很难，时间宝贵，资源少，应该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产品研发上，但很多时候入驻孵化器后成为其对外宣传的招牌，“应由创业者决定是否出席这一类宣传的、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一位不具名的创业者表示。“至于挂在墙上的导师，一是从来没有来过，二是即便来演讲了一次，对我们又有多大作用?”
此外，目前不少孵化器在工商、税务方面代办方面确实逐渐配套完善。但在法律、股权等事关企业未来生死的基础论坛方面则很少，“少有机构能够真正沉下心来帮助创业者。”多位创业者无奈的说。
总体来讲，孵化器是好事，但是不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孵化器最多的国家，不要遍地都是孵化器。
——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人、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创业孵化器全国重点城市样本地图
2015年，成都仅高新区就新增37家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四川省目前共建成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260余家。“青蓉汇”、众创空间联盟，成都创客坊、蓉创茶馆、E创空间等10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
杭州有传媒梦工场、福地创业园、迭代创空间、恒生科技园、云栖小镇、浙大科技园等数十家知名孵化器，已涌现蘑菇街、挖财、51信用卡、铜板街等明星企业。其中最知名的是位于西斗门路9号的福地创业园，“福地系”目前已有1.0、2.0、3.0三个园区，4.0和5.0园区都已进入规划选址阶段，该园最近两年已拿到合计近两亿美元融资。此外，杭州孵化器最为特别的一点，是孵化器运营者和创业者，很多都是阿里巴巴出来，骨子里深深刻着阿里巴巴的烙印。
根据国内首个办公空间短租平台“马上办公”发布的《上海孵化器白皮书2015》。《白皮书》显示，张江、五角场和浦江镇是上海孵化器最为密集的区域。孵化器的资本背景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包括知名IT企业、新型创业组织、新媒体在内的民营孵化器发展迅速，占据57%的市场比例;租金价格的统计结果显示，15%的孵化器提供免租场地，80%的孵化器租金价格在1000元/工位/月以下。此外根据上海科委的数据，上海截至2015年6月有创业苗圃71家、市级孵化器107家、加速器13个。
北京是国内创业者最多，孵化器最多的城市。仅仅在中关村大街上，已经有世界一流的创业孵化服务机构近百家：车库咖啡、3W咖啡、Binggo咖啡、飞马旅、36氪、言几又、创业家、联想之星、天使汇、JD+智能奶茶馆……
北京孕育出的明星企业也最多，相关数据显示从孵化器的企业有43家已在境内外上市。不过，可能是临近年末，也可能是和资本寒冬有些关系，整条街的人气并不如以前那么爆棚。路边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也都没什么人。一家名为“66号成长屋”的店面里，负责人正在沙发上打瞌睡。36氪氪空间ceo田智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资本寒冬，但在他看来，对孵化器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少了很多不靠谱的创业者，让他们提前离场。
根据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3年，广州仅有66家孵化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广州迎来了一次孵化器的喷发式增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里，创新谷、创客街、YOU+社区、一起开工社区、中大创新谷、万科云创空间、黑马、瞪羚咖啡、伯乐咖啡等近百家不同模式、不同形态的众创空间，集体涌现。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增速最快，已经成为广州孵化器发展的中坚力量。
2015年6月，深圳市出台《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从2015年开始，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及新增创客3万人。不过，“大干快上”之下，深圳的创客孵化器已出现相对过剩的苗头。2015年深圳创客有1万余人，孵化器却有一百多家，平均到每家的创客数量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数孵化器根本“吃不饱”。【责任编辑/于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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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IT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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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西安创业孵化器生存报告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走过第二年，创业的浪潮在西安算是正式发酵，无论是各类O2O项目，上门项目，在经过第一轮的互相淘汰后进入稳定的用户拓展阶段，入驻创业园，眼看这创业的鸡都已经就位了，但突然难产了，孵化器出问题了！赔本赚政府补贴，这就是西安乃至全国诸多二线城市创业孵化器的现状。低迷创业热情遭遇狂热孵化器 西安鸡窝比鸡多一般而言创业孵化器的水平是受到所在城市创业氛围的影响的，在这点上北上广明显占优，笔者早在《》一文中就对西安的创业氛围做过大概描述。西安人创业存在一种思维上的滞后，不愿意多想，不愿意多接触，数据显示2015年最的城市排行上，西安也远落后于成都郑州等地，尤其是是围绕互联网行业、O2O领域的，五个指头就能数得过来。就从笔者现在接触到的房产行业，开发商或者代理公司上，就很能感觉到这种互联网、创业、转型思维的缺乏。在西安创业的人总有一种孤军奋战，没交流被遗忘的感觉，就创业氛围上而言，西安在二线城市中是做的比较差的，既有环境的限制，更多的是思维上的固化。再回归西安创业孵化器的现状，有如下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三月，全市已建成众创空间58家，服务场地面积23万平方米，在孵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1312家，创业人数1.2万人。已有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基地等各类创业载体155家，服务场地总面积1400万平方米，并有&创途在xian&、北航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市级众创空间40家。支持孵化模式创新和服务机构建设，会同高新区安排专题资金1600万元，支持37个项目150余人创新创业，成功举办全市创新创业大赛、众创空间与创业投资峰会、&西安双创活动周&、央视&创业英雄汇&西安海选等系列创业活动。这些数据里面显示出的孵化器数量以及创业活动的数量还是比较客观的，一边是挫败感十足的创业氛围导致创业的人寥寥无几，一边是政府大力鼓励的孵化器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市场，鸡窝比鸡多，这就是西安创业的真实写照。大力补贴迅速扩张 西安创业孵化器补贴之困再说西安孵化器本身，有人形容为照猫画虎骗政府补贴，笔者觉得并不为过。在三月底的西安创业孵化推进会上，西安一次性发放了895万的财政补贴，这也是很多孵化器团队的重要收入来源，当天又有七家孵化器获得政府授牌，不少在场的人都有一个感觉，西安的创业孵化器是不是太多了，这么多同质化的孵化器真正能带来什么呢？而纵观全国，孵化器这种数量上的单纯增长也成常态，创业成为地方政府继旅游、地产之后第三大招商引资的口号，仅仅2015年当年，全国新增的孵化器机构就达到4000家，数量上占据了世界的一半，各地政府也是给足了优惠政策，先不管能发挥多大作用，先建起来再说。就本地而言，各类孵化器的数量也已近百家，加上79家的科技孵化器，西安的孵化器也占了全国的大头，总孵化面积达到了近300万平米。同时根据有关部门规划，2017年底前要建到300家、孵化面积500万平以上的孵化平台。在用地上，陕西下发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意见，鼓励将闲置厂房、场地和楼宇设施等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创业孵化基地，为各类创业者提供低租金或免租金的创业平台，并免费提供相关创业后续服务。同时，在政府补贴上也是下了血本，以西安市为例，根据孵化基地面积、入驻企业数量和吸纳就业人数等情况，西安市政府给予20万&50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按照各孵化器提交的资料，符合要求越多，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导致很多创业孵化器迅速成立扩大规模就是为了尽快拿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而真正创业者关注的活动、孵化器本身反而不被重视，形成恶性循环。创业孵化器成了投机倒把者快速发家致富的捷径，而仓促建立起来的所谓孵化器也面临着孵化能力差，无人入住,运营陷入困境的尴尬。鸡窝比鸡多，这就是西安的现状，而现有的鸡窝也只是简单的物业公司转型创业服务，搭上几个简陋的工位，开着根本没有人去的咖啡馆，自己组织着所谓的创业交流，陶醉其中，对于创业者的直接影响就是不再关心哪家真正有孵化能力，哪家真正有投资资源，而是谁家的办公场地更加便宜，免费办公送补贴的更好。数量的过剩定位的模糊，让无论是孵化器的组织者还是被孵化的平台都在面临思路产品不清晰的窘状，大家同样的模式，同样的竞争，同质化的服务，创业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场淘金热。赚吆喝不赚银子 盈利模式模糊成孵化器最大痛点关于孵化器的盈利模式，无论是出租工位赚佣金还是通过卖咖啡补贴，都不是长久之计，与场地房租水电相比不值一提。在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三类孵化器上，盈利模式模糊已经是普遍现状，包括政府主导的各类众创空间、高校科研院所的孵化器以及企业组织的各类内部外部孵化组织。其中政府组织的可以说是纯公益性质，财政补贴为主。但这一类能够提供的办公场所和后续服务比较有限，不足50家。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企业和科研院所组织的孵化空间，而盈利难的问题主要也存在这两类平台。而参考全国的经验，从投资项目获取回报，收取服务费是一般孵化器操作的模式，为了尽可能吸引更多项目，提高孵化转化预期，孵化平台往往会通过免费提供办公地，并且入股项目的方式吸引创业者。或者把融资宣传，推广技术等外加服务打包给创业者折价为股份，通过分流资本，减轻创业负担的方式吸引入驻。但这种模式却有一个前提，由于投资入股，获取未来收益的方式战线拉的太长，就需要强大的资金和孵化平台作支撑，很多孵化平台就处于熬不到收益回报期而最终垮掉，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很少有企业能够长周期的支撑起孵化器的运营成本，而所谓的媒体推广创业培训所带来的收益很少，融资顾问以及上市需要的服务成本又太高，可谓是入不敷出。在西安市场上真正做到盈利的创业孵化平台几乎没有，这不仅有西安本身投资环境不被资本市场看好的原因，也有创业者在入驻孵化器之前对自己产品和服务所能提供的价值没有合理的预估也有关系。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孵化器既要吸引创业者入驻，又得维持正常运转，保持盈利，就非常难，只有保证自己先活下去才能孵化别人，这是西安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下，无以为继的孵化平台就会通过恶性竞争，在价格服务上不断打价格战，拉低整个平台门槛，创业孵化器的任务不在是孵化反而成了依靠房租和政府创业补贴维系的二手房贩子。尽管在去年西安也制订了对于创业孵化基地的考核督察机制，对于骗去政府创业补贴的机构，收回资金追究责任，但在目前淘金潮般的西安孵化器市场，仍然是杯水车薪。要质量不要数量 西安孵化器市场需要专业化整合俗话说环境塑造人，但人始终是环境的决定者，在孵化器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市场需要不断规范淘汰，但作为核心的创业者心态更需要调整、仅有的创业者他们的需求也需要被真正关心。首先创业孵化器走向专业化是毋庸置疑的，西安的淘汰机制虽然步伐较慢，但也在稳步推进，去年就有9家不合规的孵化基地被摘牌，而这种快速摘牌的步伐也在加快。政策层面上，国务院《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求质量不求数量的方针。孵化器对项目的专业化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更多专业技术如VR技术、3D打印&&等项目会成为孵化的重点，相应的O2O，上门服务等大量重复同质化的孵化项目会相应的退出减少，未来的创业孵化器呈现的趋势将是专业化、高精尖的路子，并非仅仅是求数量，求账面数据的简单飙红。再回归到创业者的角度，孵化器市场的迅速更新也势必对创业者要求越来越高。笔者接触过很多要创业的人，本身是没有创业能力的，凭借着对现有生活的疲惫、对补贴的觊觎以及满腔的热情去创业，结果可想而知，虽说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但创业本身是需要足够的资源积累，包括金钱、市场、人际关系等，而并非只是口号式的去改变世界的无知想法。一个合理的项目，从前期的市场评估，线上宣传、线下活动、广告发布，活动组织、会员征集、资本介入、进入市场是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的，其中创业孵化器可以在整个流程中提供专业的指导，帮助孵化获取收益，但目前西安众多孵化器的现状是做不到这一步的，不仅是专业度缺乏，不够饱和市场，少的可怜的入驻企业都是西安孵化器市场的窘境，同样一层孵化空间里，在杭州是人满为患，上海是空置一成，而在西安却是大片的位置空白，孵化器原本以服务为主的功能反而成了销售团队的招商引资。一线城市的一份想法，一个方案，就能在半年时间内迅速扩张，拿到融资。而同样的孵化器里，西安这边的比例仅仅就两成左右。孵化器本身问题重重，创业者心态不对，再加上孵化器运营上的各种尴尬，众多的因素造成了西安创业孵化平台的困境，也是全国同类二线城市的困境，鸡窝比鸡多，笔者一直在强调的这句也代表着西安创业者的无奈。理想并没有那么美好，西安等二线城市也非万众创业一片红火，价格战，骗补贴，同质化&&这些创业情怀火热背后的不堪更应该值得人关注。本文由作者（90后文青，微信公众号：dudanaodai）授权创业邦发布，转载请注明作者信息及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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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创业孵化器：创业者都哪去了？
《时代周报》
文章关键词：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着互联网+、“双创”等概念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人正闻风而动，涌入到创业的浪潮中。他们的起点不同，有初出茅庐者，有半路转型者，还有行业精英，但他们都在与时偕行，拥抱变化，无惧对传统法则进行改进和创新。创业有潮起，也有潮落，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机会就在那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短短几年时间内，“双创”“孵化器”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媒体的高频词。在全国范围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国家对“双创”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到创业当中。与之相伴的现象，是各类创业孵化器，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呈爆发式增长。
然而，与创业氛围依旧浓厚的势头相反，创业孵化器领域却繁荣不再。短短两年间，私营创业孵化器从群雄并起，遍地开花，迅速进入到行业“严冬”。2016年伊始，有媒体甚至认为，今年的孵化器行业将进入大洗牌阶段，或是最困难的一年。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与创业直接相关的孵化器行业突然遇冷，实际上显示出，那些传统行业中的弊端，如企业之间的盲目效仿、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等，正在降低创业创新的效率，成为行业发展热潮中的潜在暗流。
尽管入行的时间只有四年，但“佰仟万”孵化器总经理杨川，已经属于广东较早一批运营私人孵化器的行业先行者。近几年来，创业孵化器行业在中国的潮起潮落，杨川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经存在“创业孵化器”。198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但由于这类企业运营成本大，孵化器一直以政府经营为主，直到近几年来，进入孵化器行业的私人资本才开始愈来愈多。杨川从2012年起开始从事私营孵化器运营，此后他还被委托管理一些政府部门开设的孵化器。
2014年是全国孵化器数量开始激增的时间节点。这一年，随着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和讲话不断出台，具有良好政治嗅觉的资本开始闻风而动，于是对创业孵化器的投入进入大幅增加阶段。杨川所在的城市广州，在国内以“务实”而出名，但即便在这座城市，2014年初开始，孵化器也开始大面积流行。
在此之前，广州的孵化器数量并不算多。2003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11家，在孵企业526家；2011年，孵化器数量达到43家，在孵企业3881家。8年时间增长了32家。而到了2014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达到85家，在孵企业5344家，3年时间就增长了4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8家，市级孵化器21家。
2014年之前，杨川直接管理的几个孵化基地，每周都会举行珠三角的创业者交流培训活动，几乎每场活动都爆满。但这一景象只持续到2014年上半年。2014年中，由于创业孵化器数量突然激增，各类型的创业活动也随之增加。到了2015年，网络上曾有人统计，仅在广州，最高峰的时期，每个周末的创业活动就能达到一百多场。但进入孵化器的创业者数量远远跟不上孵化器的增速，这导致很多活动的参与人数寥寥无几，“两位数都不到”的活动经常可见。“为了掩饰，大家美其名曰做精品活动，无需人多，重点是效果。”杨川在其公众号上如是写道。因为对行业的了解，杨川在这次孵化器泡沫甫一出现时，便已经警觉，果断停止举办各类活动。
据统计，2015年全国新登记企业每天超过1.2万户，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登记企业24万户，同比增长63.9%。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各类众创空间2300多个，各类科技孵化器超过2500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孵化器的数量增多，创业者与孵化器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关系倒挂。2014年下半年开始，杨川接触的很多创业者变得“一点都不踏实了”。创业者开始会向孵化器运营方提出入驻条件和要求。一些创业者会要求孵化器帮自己拿到天使投资，还有一些创业团队则是专门为政策补贴而成立，他们要求孵化器帮忙申请各类补贴。“为什么孵化器企业会这么‘宠爱’创业者？因为大家都需要收集项目的渠道，为了这个渠道，大家就会用优惠条件来吸引这些人。”杨川写道。
在孵化器行业激烈的竞争下，越来越多的孵化器推出低租甚至免租的办公室来吸引创业者。赖志达所在的私营连锁孵化器“创客街”，由于董事长莫嵘做房地产起家，运营依靠物理空间的孵化器有着天然优势，因此“创客街”的模式与杨川代为管理的一些政府孵化器相似，能够免费提供给创业者联合办公的环境，每月只收取少量的水电杂费。“免场租这种模式可以走得通，但必须有其他核心价值的帮扶才能真正实现，不然亏损是必然的。”杨川写道。
创业孵化器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依靠股权投资。但通过这一方式，资本回报的周期较长，很多近一两年扎堆成立的孵化器，并不像“创客街”这么幸运。用杨川的话，在这场比拼现金的游戏中，很多私人孵化器根本等不到三五年后。杨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6年，孵化器行业会进入大洗牌阶段。
尽管截至2015年底，全国的各类科技孵化器还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早在2015年的下半年，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红极一时的孵化器并没有想象中美好。2015年上半年，广州一个周末甚至能举办100多场创业活动，但下半年就很搞笑，大家就像集体熄火一样，突然都不办了。”杨川回忆。
与美国硅谷等更为成熟的创业市场相比，国内的创业者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市场培养，还未形成“创业从孵化器开始起步”的意识，对孵化器的认识也相对不成熟。赖志达所了解的广州孵化器行业，平均入驻率远不到七成。而在创业氛围更为浓厚的深圳，近日颇受关注的“地库”孵化器，已经在泡沫中倒闭。“‘地库’创立4个月，烧了100多万元，现在沦于只能等待外人来结束‘地库’的生命……”春节前，地库创始人杨炳龙在朋友圈发出了这则令人伤感的公告，寻找接手方。在最高峰时期，地库的入驻率也不到一半，这直接导致了它的入不敷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扎堆创立的创业孵化器行业很快进入了“严冬”。“大家就像跟风一样，这里面有很多泡沫。很多众创空间实际上是在苟延残喘，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没有深入了解，或者没有很好的模式，那你很快就会死掉。”赖志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州现在较为活跃的孵化器应该不超过20家，其他的即便还没有死，也已经没什么精力跟你去竞争了。”
“2016将是私人孵化器最困难的一年，会有很多孵化器出现经营问题而关闭，同样也会出现兼并。”杨川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总结。
从行业发展甚至是生存的需求出发，私人孵化器的转型或重新定位已迫在眉睫。在创业氛围浓烈的深圳，大型的孵化器、孵化基地逐渐变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轻巧的众创空间。而近日颇受关注的《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就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化发展，强调“重点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药卫生、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众创空间”。
“机会还在，只是它不属于每个人。”赖志达在分享了《意见》的链接后，如是评价。
VC界最火投资人李丰
从IDG单飞，颠覆传统基金模式
时代周报记者 曾令俊 发自广州
2015年，国内VC界最火的投资人非李丰莫属。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四次转身，从新东方老师、“秒针”创始人，到IDG最年轻的合伙人，再到峰瑞资本创始人。
在IDG中国7年，李丰成绩不凡，主导投的几个项目都成了现象级的公司，比如韩都衣舍、三只松鼠以及宜信。
但李丰并不满足于此。去年8月中旬，李丰把创立了50天的峰瑞资本带到了聚光灯下，正式宣告从IDG“单飞”。2月18日，李丰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称，峰瑞要做的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聪明且强大的小伙伴加入，而且“注重透明，信息对等，提高效率”，对传统VC法则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峰瑞资本延续主题式投资法，根据其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最新数据显示，成立半年来，已投资超过40家早期互联网公司，覆盖互联网金融、医疗、互联网教育、消费升级、生活方式、企业服务、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跨境投资等领域。
例如，2015年8月，峰瑞资本宣布以专项基金完成对UBER GLOBAL（优步全球）的投资。日，峰瑞资本再次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向中国最大食品电商企业―三只松鼠进行了D轮投资，金额达3亿元人民币。
2016年，峰瑞资本较为看好互联网金融、企业服务、消费升级、新科技等行业领域的投资机会。
IDG最年轻合伙人
李丰的履历可谓辉煌。在2008年加入IDG资本后，李丰即成为了IDG历史上最年轻的合伙人。
从2010年1月投出第一个项目开始，李丰在IDG一共参与了61个项目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创业，包括韩都衣舍、三只松鼠、宜信、挖财、脸萌、Bilibili、猪八戒、河狸家，并成为其中40多家公司的董事。
按照李丰的说法，他为这些公司投出了2.92亿美元，到2015年6月，这些还没上市的公司累计回报17.97亿美元，整体回报率6.15倍。
在IDG资本期间，他参与开创了五大领域的“主题投资”：电子商务品牌、互联网金融、90后生活方式、互联网内容平台以及O2O的C2C。
“我有这个想法、机会、初衷，很大程度上要受益于IDG过去几年当中给我很大的平台和空间，让我来创新，其中包括做90后投资、互联网金融基金，还有允许我在内部业务改组上做非常多的尝试。”李丰解释了他为何创业。
“在我有了这样更激烈的改变早期投资的想法后，从去年2月开始，就在内部做过非常多的沟通，涉及为什么想创业以及想怎么样来做。在三四个月的沟通中，大家都是以这个事能够在IDG内部进行创新和创业的方式来沟通的。”
“但最后还是因为机制的原因，确实不能放在内部操作。大家觉得还是应该独立来做，对将来、对机制本身更好。”李丰说。
从去年6月下旬开始，李丰就完全独立开始运作创业。李丰的努力没有让外界失望，他的峰瑞资本与传统的VC有截然不同之处。
引入管理对赌条款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峰瑞资本主要在4个方面作了改革：创业项目3倍回报以内，基金会退还管理费；收益的10%可由创业者决定如何分配；工作一年以上投资团队成员享有投票权；拥有100万元人民币资产，即可能成为有限合伙人(LP)。
峰瑞资本引入了管理对赌条款，基金到期日，如果基金的投资收益少于3倍，退还管理费；若高于3倍，则收取更高比例（具体是25%，而常规情况是收取20%）的carry，即投资收益分红。
一般的基金，无论效益如何，都会对LP收取2%的管理费，这算是LP的硬性成本，但在峰瑞这里，这2%是弹性成本。李丰说，新基金准备“不赚钱不收钱”。这一变化将使得传统VC的管理费铁饭碗被打破，收益与绩效直接挂钩。
LP的入场资格一般最低是600万元及以上，峰瑞资本把门槛降到了100万元（或20万美元），即可成为出资人。这样，包括互联网中高层在内的更多有专业领域资源的个人，可以参与到早期投资之中，这实际上是以众筹方式享有LP的权利。
“峰瑞资本联合高势能人群，携手初创企业共同成长。有丰富行业经验和资源的个人投资者，不必成为全职投资人，就可以通过峰瑞资本平台投资优秀的创业公司；同时贡献行业经验和资源帮助创业公司成长，进而获得更高的收益。”李丰说。
据李丰介绍，Frees的首期基金募集分为10亿元人民币和1.5亿美元基金，在期限设定上为传统的4+3周期。
在新基金的投资方向上，在IDG的热点上有一些延续。“比如说我们在O2O的C2C里面，这个热点有一些延续，比如O2O、C2C、移动医疗三块。在我们已经投资的20多个案例中，大部分来自这三个领域。不过，这些项目会在原有领域中实现一定创新。”李丰表示。
事实上，在成立50天的时间里，峰瑞资本就已投了21家。“IDG出于对峰瑞资本的帮助，它允许我们把还没有完成交割的很多家公司带出来。这21家公司当中，其中有十三四家是因为有IDG的理解和支持而带出来的已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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