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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占中”：街头政治让香港付出沉重代价
　　持续半个多月的“占中”事件仍未完全收场。一场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一场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不仅给香港造成了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影响了众多市民的生计，也对香港的法治根基、民主发展、社会和谐、国际形象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未来的香港向何处去？香港人有必要深刻反思。
　　“占中”的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表面看来，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学生们是要通过自己的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但背后的煽动和操纵者们要的显然不仅限于此，从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原则规定特首人选必须在“爱国爱港”人士中产生之日起，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要为香港的未来预设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确定性，是在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危险的鼓吹，是拿香港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个人的政治野心做铺垫，英美等西方也不敢公开支持这样的主张。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国两制”不能只讲“两制”，不讲“一国”，更不能只讲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讲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甚至排斥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
　　其实，或许连学生自己内心深处也知道，对于“占领中环”这场非理性政治抗争行动，他们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颜色革命”，因此他们在昔日繁华的中环“架床铺褥，涮起火锅，打起乒乓球，打起麻将”来打发“占领”的时光，以偏执的无理争辩来与他人挑起事端，以绑架民众的正常生活来触犯众怒。当他们讪讪地无趣的回家吃饭，留下的一地鸡毛对香港的今天、明天将意味着什么？
　　饱受困扰的政治生活。《基本法》对香港的政改早已有着明确的规范，2017年将要推行的特首普选为每一个香港人展示了公平参政的巨大空间。曾经亲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撒切尔夫人前秘书、现英国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也表示，“香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程度远超当年英方就香港问题与中国开展谈判时的预期”。但在“占中”者们随时可能发起的无休止、无限度的街头政治和非法占据中，政治共识将始终难以达成，过度的政治诉求将从此使香港的政局稳定饱受困扰，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民主、法治成为一句空谈。一个缺乏健康政治生态的香港会否成为新的政治常态？人们对此充满担忧。
　　人为断裂的社会生态。香港历来以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象示人，然而此次少数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正在导致社会分裂的显现，“占中”者们把多元包容的香港社会推向了支持者、同情者、观望者、反对者的对立格局，尽管他们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披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外衣，但长时间店堂空空荡荡的商场、饭店业者，饱受街道阻塞之苦的出租司机，无法揽到大把大陆游客的导游无一不在抱怨这样罔顾他人、极不负责的行为。香港人早已厌倦无休止的民主争拗，业者需要维持生计的正常营生，父母需要学生有着正常的学业，香港社会需要更加安定有序的发展前景。也许，是他们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平静生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扑朔迷茫的经济愿景。一场“占中”毁掉了“黄金周”数以千亿的市场预期。餐饮、零售和旅游业者成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占中”尚未结束，业界已保守地估计直接损失高达3500亿港元。然而，更加不利的长期效应才初露端倪：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受到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担忧物流受阻的客商不得不重新权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社会和政局的安宁是所有投资者的首要考虑，而“占中”期间已经导致的大批的投资者撤离这一是非之地；风光已久的旅游业在短期内难以吸引游客回归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繁荣稳定著称的香港从此埋下经济动荡的长期隐患。
　　误入歧途的英式教育。曾经的香港教育以培养高、精、尖人才自居，英式教育下的学生们常常以绅士形象示人。然而当这些素日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冲上街头充当政客们炮灰时，学校当局显现的不作为不禁让人对教育本身感到疑惑。“占中”期间，俊和发展集团致信香港大学等高校，表示暂停对港大等几所高校的奖学金支持，因为高校本应引导学生以合法方式表达理念，但港大等高校不阻止学生“占中”，令学生日后面对刑责。这一举措尚属个例，但无疑是对香港高等教育的理性反省。试想，且不论教育是否应为香港长期享有“文化沙漠”这一难堪的称号承担应有之责，起码近年来那些以赴港就学为荣的内地学子们，还会对继续一个纵容学生非理性行动的教育体系趋之若鹜吗？
　　“占中”期间，成龙曾经发布一条“没有强的国，哪有富的家”的微博，瞬间被转发7000万次，这才是香港和大陆民众真切的民心所向。回归17年的香港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大的中国是香港稳定的根本依托，是香港繁荣的不变期望，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注定了香港与大陆之间血脉相连、无法割舍。香港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侵犯基本政治理性的学生们，更不取决于那些隐身操纵策划、以分裂国家为终极目的的政客。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更是全体中国人的香港。惟有消除纷扰，让一切回归理性、回归正轨，香港的明天才会更好！（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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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香港“占中”根源 维护香港安定发展
　　主持人
　　香港有700万人口，参与“占中”的不到2%，这些人主要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6:43]
　　嘉宾强世功
　　从目前来看，香港“占中”主要是两部分群体，第一部分是很早就开始组织这次活动的反对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政治群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挑战人大决定的权威，要求特区政府率领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新的诉求，要求人大重新做出符合他们期望的决定。第二部分是在人大决定之后，在反对派的鼓动下，青年学生，也包括一些市民，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这些学生很多并不一定清楚基本法的规定和人大决定的来龙去脉，但他们关心香港的发展前途，对香港现实不满，他们有追求普选的朴素愿望，对未来更多一些理想化的色彩。目前，被动员起来的学生和市民成了“占中”主体。 [16:44]
　　嘉宾陈咏华
　　现在来看，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后期也加入了一些激进人士、立法会议员以及支持的市民。他们的目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外就是要争取他们所谓的“真普选”，但是看他们现在的口号，有几个，比如要“特首下台”，还有“收回人大决定”等，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在口号上做一些策略性的变化。 [16:44]
　　主持人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青年学生很多都参与了运动，很多青年学生甚至以“留下案底赔上前途”为代价参与其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把青春贡献给马路”？ [16:45]
　　嘉宾陈咏华
　　学生与年轻人大都是纯真有理想的，在性格方面比较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另外一方面，青年人在一些行为方面还是相对“激进”一些。实际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运动的情况来看，青年人容易走在前面，这件事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如果说他的诉求是好的，那么就会推动事情的发展；但是，像这次“占中”行动，它是由于不同政见之间的争议，但是学生却被煽动，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的诉求，这样就容易被政客所利用。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青年？很明显，不是单纯的自发行为，背后有严密的组织和部署。一直以来，香港学联、学民思潮等学生组织，受到泛民和部分激进人士的影响比较深。从这次“占中”过程中他们的物资支援、互相协作、利用网络设备互相联系等方面可以看出，他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和动员。 [16:46]
　　嘉宾强世功
　　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我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面临着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缺乏持久动力，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工作后赚得薪水不足以供楼养家。这些问题在香港社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导致香港社会有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借普选问题释放出来，尤其是年轻学生，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普选问题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 [16:46]
　　嘉宾强世功
　　其次是香港政治的原因。香港政治原本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传统，但是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逐渐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即政治问题不是通过立法会、行政长官、政治选举、政治对话等现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而是通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公投、占领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来表达其政治诉求。特别是2003年大游行导致行政长官及其他政府高官辞职。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意识到社会运动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从此之后，他们主要将街头社会运动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采取“反国教”等各种抗议运动挫败了特区政府的许多施政措施。而且被街头运动的手法带入到立法会中，不仅在立法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人身攻击等戏剧化的手法，而且采用“拉布”战术，对政府提出的法案采取上千条无聊的修改建议，为立法会通过政府议案设置障碍。这次他们更是通过发起更极端的“占中”运动，不仅提出人大重新决定的主张，而且喊出来“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反对派一点一点地冲破法治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责众”的群体效应，这种效应也在鼓励香港社会集体犯法，无疑在冲击和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16:47]
　　嘉宾强世功
　　最后，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和香港传媒意识形态脸谱化的灌输，符合青年人思维单纯、感情冲动的特点，很容易对青年人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不仅香港如此，全世界都在面临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运动的冲击。 [16:48]
　　主持人
　　“占中”现在已经持续多日了，造成了香港多条主干线交通不畅，数间学校被迫停课，如果“占中”继续发展下去，您预测一下，将会对香港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16:48]
　　嘉宾陈咏华
　　“占中”跟以往的示威游行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它是用违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所谓的诉求，是以牺牲其他市民合法权利为前提的。不理会他人的损失是很自私的行为，但他们却以为别人才自私，这种抗争只会带来反效果，会让民主的目标更加远离。虽然“占中”刚开始时，有一些市民会因为青年学生打头阵给予同情，但是“占中”的本质是违法的，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会很大的干扰到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尤其对经济会造成重大损失。比如，现在香港的不少司机都开始在抱怨了，因为他们合法使用道路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干扰。另外，不少商铺也因为“占中”不能营业，损失很大。 [16:49]
　　嘉宾陈咏华
　　另外，“占中”也会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持续的时间再长，会造成一些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负面看法。甚至部分金融企业有可能会因为这次“占中”考虑撤资、转移等等。“占中”还会对香港的法治造成严重冲击。 [16:50]
　　嘉宾陈咏华
　　我的判断就是，“占中”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持续的时间一长，破坏性越来越显现，它的正当性就会越来越弱。当然“占中”本身就是以违法手段开始的，正当性不足，现在很多市民之所以没有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同情。这次“占中”把青年学生作为第一炮打出来，造成政府在舆论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但接下来，我估计整个舆论包括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16:50]
　　嘉宾强世功
　　“占中”对香港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16:54]
　　嘉宾强世功
　　这次可以看作是香港第三波民主带来的第三波动荡。香港三波民主之所以发展为三波动荡，固然是由于民主本身会促使社会分化，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发展始终与国家主权、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动荡。 [16:55]
　　嘉宾强世功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估计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港英时期香港80年代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要么被人们忽略了，要么没有精力解决。 [16:55]
　　嘉宾强世功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社会问题透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这实际上是香港过往十几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按照道理来说，九七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和中央应该着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回归之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没有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就很快被反对派提出的普选问题打断了，普选成了香港的争议焦点。香港社会很快又在普选问题上陷入了政治争拗，使得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无力来解决香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央只能采取外部的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最主要还是要特区政府和香港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这次动荡对香港社会经济影响会更大，不仅是80年代以来积累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把问题放大，我们看到香港经济在下滑，而社会的分裂，社会的不良风气在加剧。在此之后，如何在政治上达成妥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思路。换句话说如果这次动荡导致更大的冲突，不仅以前的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新问题。 [16:55]
　　嘉宾强世功
　　由此我们看到，香港目前已经陷入了经济民生与政治冲突死循环之中。一方面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有很大的怨气和抱怨，这个抱怨释放在政治问题上，转化成一个普选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普选问题又导致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冲击了政府权威和管治能力，致使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无法形成发展共识，无法凝聚力量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恶化的死循环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走出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与政治分歧之间的死循环，否则香港会一直这么拖下去，没有根本的起色，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慢慢被边缘化，慢慢变成一个平庸的城市。 [16:56]
　　主持人
　　在回归之前，英国统治时期，那时香港的民主政治参与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回归之后，又有哪些进步和改变？ [16:56]
　　嘉宾强世功
　　这一部分，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港英时期采取的是独裁统治。香港民主体制是中央在推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带来了。关于这些具体的对比，中央在香港问题的《白皮书》中已经有权威的叙述。我这里不像重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相信很多人不认同这个提法。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看看中央在香港民主发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里，我想提出“香港民主三波”这样一个概念，系统梳理香港民主的发展脉络。 [16:57]
　　嘉宾强世功
　　香港民主第一波是从1960年代反英抗议运动到1970年代法定中文语言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民主运动。这样波民主运动的最大动力来自中央通过香港新华社在香港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香港基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而要求结束港英殖民统治。其中，反英抗议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法定中文语言运动却取代了胜利。第一波民主化对香港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直接促使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推出“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促使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和后来中央实行“一国两制”的奠定了社会基础。 [16:57]
责任编辑：孙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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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美英媒体透过“占中”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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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老丁读报|美英媒体透过“占中”看到了什么？
据人民日报国际部“镜鉴”公众号，香港“占中”今天进入第18天，已对香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商家生意惨遭殃及，广大市民不堪其扰。镜鉴与您一道，看看那些“热心”的美英媒体。透过“占中”，他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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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触动这些人的神经？
一河之隔，这边是深圳，那边是香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从深圳机场转乘大巴，80元人民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湾仔，也就是现在的“占中”之地。记得我当时一路走过去，在街头和店铺中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大陆游客。
还有多少人记得几十年前成千上万大陆人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那一幕？9月初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采访了《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陈先生对建国后逃港总人数的估计是100万以上。他还讲了另一个数据，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对面香港新界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3000港币。
转变就从那一年开始。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在《卫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
世界历史500年以来少有的一场巨变由此揭开序幕。它构成了今日香港故事的一个宏大历史背景。香港不再是“橱窗”、“旗帜”或“堡垒”。
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战略地位是由英国殖民地和冷战格局确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2009年发表的《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 》一文中引述的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香港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大的英镑储备基地。其储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1.4亿至1.6亿英镑上升到1967年10月的3.63亿英镑。这个数目超过了全英国海外债务总额的1/10。换句话说，那时的香港就是英国的“取款机”。杜赞奇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始终不愿改变独裁模式的关键。直到1967年英镑贬值，伦敦向香港转嫁危机，香港在蒙受巨大损失之后，才以有限的“反击”获得了财政自治。
冷战同时也使香港成为美英“秩序”中的堡垒。杜赞奇认为，为了维护香港的战略地位，美英的利益在冷战时取得了一致，香港“这座堡垒是必须要坚守住的”。因为如果香港倒向共产主义，势必会导致东南亚的局势动荡从而影响欧洲帝国在那里的利益。于是，“殖民地的利益开始纳入‘自由’和繁荣的冷战视野之中”。
“1997年，香港人如梦初醒”，凯枚?原?特里(KAIMAY YUEN TERRY)在11日发表于美国《明星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篇题为《要想真正了解香港，需要了解它的历史》的文章说，当年，当香港人尝试以英国殖民地居民的身份移民英国的时候，他们面临严格的配额限制，英国没有张开双臂，毕竟他们不属于一流的“英籍”。这是他们遭受的第一个身份危机。然而，这种郁闷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部分香港人心态的不变与香港地位的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占中’事件中反映出的香港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变化造成的”。这是美国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蔚山?贡纳（Ulson Gunnar）的判断。在10月11日发表于全球研究网站上的文章中，他表示，“过去（香港）一直是受美英利益影响的，现在它将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更多的中国的影响”。文章认为，香港的身份危机并不是香港的成功被大陆蚕食了多少，而是谁现在掌握着香港成功的钥匙。那些民主派面临的选择是“坚持殖民地思想意识和教条，还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找到自己的新的建设性的定位”。
与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机相对应的，是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崛起引发的格局之变的不安。纽约亚洲协会罗斯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之后，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反击》一文。他说， 过去被称作“西方”（的美国）现在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越来越棘手的局面，即权力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一个还没有很多人愿意承认的变化，更不用说将这种认知嵌入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式之中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13日刊发了美国退役将军韦斯利 K 克拉克的文章，其标题有点儿唬人《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从香港到新疆，中国都在严厉地压制政治异议，而且它和俄罗斯、伊朗、朝鲜关系紧密。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怀有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他们本以为，“建设性接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更开放、更民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占中”发生前《华尔街日报》（9月17日）刊登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部顾问白邦瑞的文章。白邦瑞在文中表达了几乎同样的失望感：“我研究中国40年了，得出的答案是，(误读中国的)问题不在中国身上，而在于我们自己。60年来，我们西方人一直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中国，不是把它看作抵挡苏联的潜在盟友，就是把它看作美国贸易和商业投资的来源。”作者断言，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第一步便应该排除这些愉人的假设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中国，并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者不会甘心退下历史舞台。
不要忘记，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就是在这种失望情绪不断滋生的背景下登场的。是时候我们该认真地想一想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这些人的神经？
是什么逻辑在主导着他们的判断？
没有冷战，当然不会有今天美英媒体对“占中”事件的这般重视。从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那些对“占中”走向和北京应对之策的揣测，都会或多或少地依据冷战所造就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模式。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称“占中”是中国政府25年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另一家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则夸张地将事件提升到了“生死攸关的威胁”。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中国准备杀死金鹅》的评论，断言“中国会毫不犹豫地镇压香港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领导人用于应对此类事件的工具匮乏。《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是《党与人民对抗》的醒目标题，“革命”的字眼则几乎充斥在所有的报道中……
随着事件的演进，他们的视线开始伸向大陆。《纽约时报》网站11日刊登了题为《大陆年轻人同情香港“占中”者寥寥》的报道。报道引用一位大陆创业者的话说，“我们必须警惕民主转变成无政府状态，”报道称，尽管在中国内地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绝非所有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但它们却变得越来越普遍。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在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下长大，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他们取了英文名，使用iPhone，前往国外度假，这代人本应该不可阻挡地受到民主、自由表达等理想的吸引。事实与之相反，中国内地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很多是尖锐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政府的论述，认为对于有着13亿人口、复杂庞大的中国来说，唯一可以保护大家免受社会动荡之苦，免受外国敌对势力威胁的组织就是共产党。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能够“接受政府的论述”？为什么大家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中国的稳定？难道仅仅只是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吗？这些报道正在遗漏最重要也最值得去做的理性分析，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北京决策的武断揣测、对事件影响的渲染夸大。
就在“占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有一条本该引起更广泛关注的消息，却被淡化处理了。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在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从2014年开始，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两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分别为16.5%和16.3%。姑且不论这两大国际组织的估算是否准确，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无疑已经造就了世界格局之变的基础。
在这一经济奇迹的背后，有着体制与时俱进的变革的作用，有着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的作用，有着中国政府灵活务实的决策的作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在没有搞清楚中国成功，中国这些年来为什么会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之前，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香港前景的揣测，可能都是草率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人相信“持续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运气的随机现象”。中国政府更不是有了钱以后才“买”了稳定，更不是“一直试图用金钱收买香港的人心”。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国家庭都是穷得叮当响，深圳与香港两边的收入相差达到了100倍！正如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所言，“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
“占中”事件发生后，BBC搞了一个对话节目，请出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 雅克。当马丁先生刚刚讲了一句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香港的民主进程，主持人就打断了他的话，把说话的机会给了所谓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陈方安生。马丁先生对“占中”持有的看法固然可以讨论，但他提出的不仅是一个观点，更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不对，判断就会失误。
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国投资者和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带来的绝不只是发展成果的分享，也是中国人对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占中”发生时，我的同事颜欢正在玻利维亚海拔3800米的一座铜矿采访湖南的一家企业。她告诉我，正是由于这家中企的到来，安第斯山脉贫穷落后的村庄才有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村民们用上了智能手机。
早在2005年，创立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就警告说，尽管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远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但是如果忽视中国正在取得的进展，那将是愚蠢之举。
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占中”最热闹的时候，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从工业革命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上市。
近年来，讨论文明崛起与衰落、政治制度改革与演变几乎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时髦，这一现象也折射了全球大变动中寻找定位、探索未来道路的急切愿望。
英国《经济学人》9月27日一期的书评引述了福山的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正是这种传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衰落后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到历史中去以证明自己，即便是没有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所带来的益处，他们也能创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
《金融时报》13日刊登的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 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文章标题是《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作者认为福山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缺一不可。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顺序摆对，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也引述了福山在接受他采访时说的话：“在制约权力之前，首先需要产生权力……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任何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服务的势力”――包括中国――“都能赢得竞赛，无论它民主与否……”
该劝说这些学生回到他们的课堂上去了。福布斯网站10月8日刊发了戴维?埃尔敦（David Eldon）的文章《香港还是中国的下蛋金鹅吗？》。作者希望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占中”的）学生们能够意识到，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未来。当然，他们也许有兴趣考察一下津巴布韦、乌克兰、埃及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民主”――那里的抗议活动到最后都化为了一场徒劳。
就让美联社对也门危机的报道来为这一观点做个注脚吧。这篇10月12日发自也门的报道将2011年在也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称作是一场“梦幻和浪漫的运动”，它结束了独裁者阿里 阿卜杜拉 萨利赫33年的统治，起义者们决心要把这个最贫困的阿拉伯国家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现代的社会。“四年后，也门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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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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