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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ogou_ad_width=98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
■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捍卫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凝聚成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无敌气概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到了一起。抗战胜利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世界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的成果。■ 全体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阶层的利益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它唤醒了民族自觉，形成了全民族共御外敌的铜墙铁壁，矗起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 与国民党军按套路打仗治军不同，我军是按目的作战建军，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拒绝一切机械呆板或花拳绣腿。训练实战着眼于对付什么对手、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着眼于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简单直接，却实用有效。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铲除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殊死较量。在这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对手最凶残、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实现了伟大的民族觉醒，迸发出空前的团结抗敌巨大能量，展现出气贯长虹的抗战精神，终结了百年来列强侵华的历史。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中国抗日战争历时14年，经历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局部抗战从日持续到1937年7月，不但是中国抗战的开端，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帷幕。全国抗战从日开始，到日结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开辟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受降日军128万人。中国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人员伤亡达3500万以上，按照1937年的比价，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超过5000亿美元。抗日战争体现出四个鲜明特点：一是全民性。抗战期间，中国有4.74亿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下，曾经内战不休的各派系军队捐弃前嫌、相继出动，投入对日作战；曾经政见对立的各党派，结成抗战同盟。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二是艰苦性。日军暴行灭绝人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10年独立苦撑战局，此后也主要是靠自身力量抗衡强敌。特别是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孤悬敌后，仅得到下拨军费约3000万法币，靠自力更生顽强坚持。中国抗战成为二战中最艰苦卓绝的战争。三是长期性。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中，中国是战争时间持续最长的国家。这是由战争双方国力、军力对比所决定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已经高度工业化，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两国、两军对决，日本意在速战速决，中国则体大力虚，必须充分发挥地广人多的优势，通过长期的战争熬垮敌人。四是国际性。在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局部抗战是阻击法西斯扩张的前哨战。在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与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大陆较量的主要战场，中国军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体力量。苏联、美国等国家先后派出军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参加了中国抗战。中国的抗战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过程最为曲折、胜利最为艰难的战争，是以弱胜强的典范，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唤起民族觉醒，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捍卫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凝聚成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无敌气概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共产党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却实行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则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内容，并躬身实践，在敌后战场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构建起进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从没有像抗战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如此广泛。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将人民群众抗战的自觉能动有效转化为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战争伟力，是人民战争真正的领导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抗战胜利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改变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状况，建立各党派同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国共合作抗战，但国民党始终摆脱不了反共灭共的阶级局限和独裁专制的思维桎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即使有条件地开放党禁，但排斥异己、限制民主，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过程步履艰难。共产党展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表现出一个成熟政党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率先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从而解开了国共磨擦的死结，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为了民族大义，共产党坚定地承担起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确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帜下解决与国民党的矛盾磨擦，使国共关系即便出现皖南事变的重大危机也没有破裂，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各种抗战进步力量团结的轴心。没有共产党的倡导维护，就无法解决全国抗战力量的凝聚组合问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就不会形成。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扮演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确定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双方都提出并实施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但国民党的战略是“持久消耗”，把战争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层层布防，力保要地，把取胜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美英等大国参战。共产党的战略则是持久制胜，将抗战过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并提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勾画出清晰的路线图。共产党把持久制胜的基点坚定地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实行人民战争、形成犬牙交错的长期而广大的战争状态之上。特别是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强调采取“熬”的战略，以党的一元化领导整合各种力量，在根据地实行“十大政策”，以人民战争的整体战抗衡敌人的“总力战”，不断壮大自身、削弱敌人，“熬”出胜利的条件。持久战是中国抗战的制胜要髓。正因为国共双方都坚持了持久战的指导方略，中国抗战才能够持久取胜。也因为双方在持久战的理解和实施上差异很大，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才会局面迥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创造两个战场战略格局，能动把握战争主动权。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与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和正规战争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是中国抗战的显著特征，是日军在中国陷入泥沼而无法获胜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民党军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全国抗战前期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企图贡献很大。但国民党军作战机械呆板，硬拼实力，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组织起战略反攻，始终无法扭转正面战场的被动态势。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是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麻雀满天飞”，“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迅猛实施战略扩张，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形成了中国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从而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迫使日军陷入顾此失彼、两面作战的境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最多将其在华兵力的75%（不含关东军部队）和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要战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结成反法西斯国际同盟，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援。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准确预测到，新的世界大战将把许多国家卷入进去，抗日战争将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积极发表宣言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积极争取外国援助，与同盟国家重新构建起相对平等的关系，为抗战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到了一起。抗战胜利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世界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的成果。二、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日本侵略和中国反侵略的斗争，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地位至关重要，作用举足轻重。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战略先驱。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中国燃起，绝非偶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军力增强，野心不断膨胀，逐步形成了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其侵略扩张企图可以概括为：首先征服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以中国为基地，与德、意结盟，或南进同美、英等决战，或北上进攻苏联，进而占领亚太、瓜分世界。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在全球侵略扩张行动的第一个节点，中国进行的局部抗战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实施正面阻击，使法西斯破坏和平、践踏正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在反法西斯事业中，中国人民成为无畏的先行者，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中国抗战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战略支柱。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后，侵略扩张节节升级。欧美强国采取绥靖政策，使法西斯侵略气焰日益嚣张。20多个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先后沦陷，连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也很快败降。而中国人民展开了气势恢弘的全国抗战，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英勇抗击，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到1938年10月，中日双方投入作战的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40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较量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不仅顶住了日本法西斯的进攻，而且始终屹立不倒，成为抗击法西斯进攻的战略支柱，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面旗帜，极大地坚定了世界人民的信心。中国在战胜法西斯的进程中与同盟国家形成了战略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国成为抗击法西斯在亚洲大陆侵略的主要战场，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证了同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军队能够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两线作战，全力迎战德国法西斯，并在打败德国后从容转兵东进，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中国的持久抗战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致使日军作战行动受到极大制约，被迫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从而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和西伯利亚、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使得美英军队能够在太平洋战场集中兵力，稳住战线，进而转入反攻。而日本尽管把海空力量主力和陆军部分精锐部队先后调往太平洋战场，但始终不敢削弱在华兵力，即使在战争末期美军向本土步步逼近时，依旧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此外，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的战略需求，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直接支援盟军作战。中国是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的大后方地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建立了众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并设立了联合情报搜集和整理机构。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一是积极倡导和推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二是积极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众多的朝鲜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在中国加入抗日武装，韩国流亡政府也在中国得到支持，中国还坚持将战后朝鲜的自由和独立内容写进了《开罗宣言》。其他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也曾得到中国的支持。三是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民族自决等建议，最终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弘扬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四句话不但准确阐释了抗战历史的内涵，揭示了抗战胜利的原因，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抗战的基准，而且完整地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是我们传承抗战血脉、继承抗战传统的要义所在。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深刻体会蕴含其中的历史内涵，领悟激荡其间的意志气魄，激扬精神斗志，激发奋进力量，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弘扬抗战精神，强化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抗战是血与火铸就的壮丽史诗，抗战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卢沟桥事变后，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电铭志：将“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应战之际，准备无尽量损失，准备无尽量惨痛。性命财产悉置度外，则损失惨痛，有何不了。”抗日成为区分是否爱国的根本标准。全体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阶层的利益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它唤醒了民族自觉，形成了全民族共御外敌的铜墙铁壁，矗立起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中，所要面对的是另一种血与火的考验，同样需要找到能够动员汇聚全民族力量的责任担当点和利益契合点。民族复兴，就是这样一个点。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以此不断强化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地域中华儿女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巩固民族大团结，就会为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弘扬抗战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能够成就这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因为党在抗战期间走向了成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领导能力、实践能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政党，不但能想清楚事情，而且能干成事情，是抗战精神的模范践行者。能否想清楚事情，形成符合国情、民情、党情、军情的指导理论，为事业描绘出战略规划图和发展路线图，是检验一个政党领导能力的首要标准。抗战时期，我们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持久战的战争指导方略，形成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不但统一了全党思想，领导了敌后抗战，而且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自己的领导能力。能否干成事情，有办法、有力量把宏伟蓝图变成辉煌的事业，是检验一个政党实践能力的基本标准。抗战时期，开辟一个根据地，就能巩固发展，革故鼎新，使之成为抗战的基地和社会发展示范“新区”，展现出坚定的路线方针执行力、高度的组织纪律约束力、务实的政策策略把握力和卓越的开拓发展创造力。能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人民发展事业、成就事业，是检验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根本标准，也是一个政党力量兴衰消长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也想协调好与民众的关系，但它始终凌驾于人民之上，把人民作为攫取的资源。我们党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人民患难与共、血肉相连，把人民视为父母靠山和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抗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壮大发展，完全地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今天，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任。弘扬抗战精神，党应该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楷模和先行者，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柱石。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征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和强化群众路线，必将为我们的事业添注巨大能量。弘扬抗战精神，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弘扬抗战精神，对于军队来说，就是要聚焦强军目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标准，承担起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有效履行使命的神圣职责。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从总体上讲是两个时代的军队在进行两个时代的战争。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635万吨，而中国只有55.6万吨。日本拥有完备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动员体系，军队装备在当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国差距巨大，军队的装备是“万国牌”，主战装备几乎全部靠进口。此外，国民党军内部关系紧张、作战思想呆板、训练质量不高、兵员素质不佳等，也是造成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军在抗战时期，卓越完成了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使命，是展现抗战精神的模范。我军战斗力的塑造，不但有顽强的战斗精神支撑，而且有先进的作战思想、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有效的治军方略保障。与国民党军按套路打仗治军不同，我军是按目的作战建军，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拒绝一切机械呆板或花拳绣腿。训练实战着眼于对付什么对手、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着眼于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简单直接，却实用有效。新形势下，我军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凝神聚力，以破釜沉舟的气魄，攻坚克难，全面推进军队改革，实现强军目标，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弘扬抗战精神，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主要包括五个内容：一是彻底打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铲除法西斯主义生长的土壤；二是惩办战争罪犯，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惩恶扬善的道义准则；三是将侵略者掠夺的土地和权益物归原主；四是明确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瓦解西方列强殖民体系；五是创建联合国，确立集体安全的机制。这些胜利成果，体现着人类对战争悲剧的反思和对和平正义的追求，保证了战后世界整体和平与不断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都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石，一砖一瓦都动摇不得。重温历史，纪念抗战，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向世界宣示我们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决心，宣示我们决不容许历史被肆意颠倒、侵略扩张重现的意志；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在明辨是非曲直和深刻反思历史中，与各国形成发展共存之道，与更多的国家形成认识共同点和利益交集点，把握战略主动权。（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原标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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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的深度思考与艺术表现
2009年第1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1 中国论文网 /7/view-1099184.htm　　 　　王晓玉:34集电视剧《北平战与和》已于新中国60周年国庆前夕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黄金时段”播出了,观众反响热烈,也获得专家们的好评,认为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体现出历史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作为本剧责编,现在很想同“编剧”交流回顾一下这部戏的创作。 　　记得这部戏是2006年初规划新中国成立60周年选题时由您提出来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非常认同。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李汀: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 　　60年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和国民党高层有识之士傅作义能够选择停战言和的道路,使北平文化古城免遭战火,200万民众生命得以保护,几十万军队免于伤亡,体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军事胆魄!如今台海两边同为华夏炎黄子孙,能不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高超的智慧、和平的方式,协调双方的不同立场分歧,求同存异;消解对峙,面向未来,共同实现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想到这些,我心中的冲动激荡不已。 　　王晓玉:观者评价《北平战与和》体现了史学功底。时下对史剧的认识极不统一,随意者居多。“重大题材”的创作原则是“大事不虚”,给史剧创作带来很高的要求。您似乎要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的实录标准对待史剧。您怎样看待史剧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系? 　　李汀:我反对把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任意“戏说”或恶搞,随便杜撰发挥。不愿糟踏历史,不愿把历史真相搞假了,把历史呈现搞浅了,把历史规律搞错了。 　　我很尊重老一代创作史剧的经验。如茅盾先生的观点:“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作家是以历史家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地探索历史真实;此后,他又必须转变其历史家的身份为艺术家,在自己所探索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而且要设身处地、跑进古人的生活中来进行艺术构思”。[2]北平和平解放题材特别严肃、重大,若不把来龙去脉搞清,根本无法创作。因此,我非常小心翼翼地做史学功课,认真读书,审慎思考。阅读的资料相当广泛,大体分几类:史书;文档文献;旧报纸、旧图片;人物传记、回忆录;各种理论书籍。另外还采访了重要当事人。需要说明的,读书既有党史、军科部门研究平津战役的成果,更有大量其它的资料,如像民国史、国民党将领回忆录、社会思潮历史和社会各界的资料。若无这些史料补充,不足以了解事物全貌及复杂的深层规律。 　　王晓玉:《北平战与和》把颇具复杂性的傅作义将军作为第一主角,专家评述是有风险和成功的艺术探索,标志着“重大题材”创作在历史观和艺术观上的一种进步。请您介绍一下您对此的思考。 　　李汀:以傅作义为“第一人物”写戏,不仅选取了最佳戏剧角度,更是体现历史真实。北平战与和,矛盾焦点在傅作义身上,斗争漩涡也围绕其周围。如果另选戏剧中心,难以把控历史客观,也不便结构戏剧。倘若创作《平津战役》,剧中主人公一定会放在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方面,以及解放军的林彪、聂荣臻等。这同样也是由平津战役的历史真实决定的,并非戏剧技能的选择。以傅作义为第一主角,并不意味要夸大他的作用,也更不意味着自然就弱化了中共领袖的作用。傅作义发挥的是傅作义的作用,中共领袖毛泽东发挥的是中共的作用,林彪、罗荣桓发挥的是解放军的作用,还有地下党刘仁、傅冬菊等的作用,如此等等。多种作用互有关联、相互影响,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势,牵拉、转换的力量,起伏变化的事态。 　　历史上作用和贡献最大的人物,并非一定是一部戏剧中出场最多的人物;而戏剧冲突、漩涡中心的主要人物也未见得必须是我方最正面的人物担任。重要的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实事求是地、艺术化地表现各方的作用,揭示历史精神,体现历史规律。 　　 　　 　　2 　　 　　王晓玉: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完美结合,才能出优秀史剧。《北平战与和》观后,大家普遍认为最大感受是很真实客观、也很感人。傅作义的形象立起来了,其他人物也生动鲜活。写作中是如何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 　　李汀:看历史戏感到“真实”,其真实感就很奇特。未曾亲历何以觉得真实?只能是艺术的作用。艺术形象能否立住,第一位是“可信”。概念化、模式化导致不信,不信就无真实可言。故突破概念化才有艺术形象的真实。 　　我以为第一条,创作者取客观立场,是避免概念化的有效方法,也是通达“真实”的出发点。客观立场,要求无偏颇地进入不同表现对象的主观世界的体验,与他身心合一,维护他的立场,体现他的认识,为他做最合理的选择,真心替他说话,真切反映他的喜怒哀乐。傅作义想谈和,自有其中道理;谈不拢又想打,也有其中道理。深入其心理世界。把他的愿望、忧惧、愤懑、无奈、焦虑、向往、决断……这些主观活动透露出来,傅作义就“真”了,“活”了。毛泽东对傅的和谈持有怀疑和警觉,全面部署平津战役,打谈结合,以打逼和,自有毛主席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全局与局部诸种辩证关系的深思熟虑。像伟人领袖一样思考,审时度势,驾驭全局,把毛泽东透彻、缜密的主观意识如实再现,就有了毛泽东的“真实”魅力。同样,塑造蒋介石,先不要恐惧是否把蒋介石写“好”还是写“坏”了 。要站在他所面临的情势、所代表的立场想问题,和他一起绞尽脑汁地寻找挽救国民党政治军事败局的良策,实施权谋,把控危局,进退有道,做到极致。这样,就有了不概念化的蒋介石形象。 　　《北平战与和》中大小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内心世界台词的90%都是经过艺术虚构或艺术加工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虽有根据,但发展过程的情节细节描写,也无一不经过艺术虚构的创造。 　　其二、不必回避人性问题,人类社会和历史有具体人性,也有抽象人性。“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度理解和重视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3]人性的深度开掘,人性在复杂、特殊环境的表现,自然是艺术虚构大有作为的空间。 　　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员,但父女亲情甚笃。政治和亲情的关系,成为探试人性深度的戏剧空间。毛泽东星夜里怀念母亲,包围北平后想起古城和青年时代,都是人性的开掘。自尊、名节、道义、成败、荣辱、博弈、反省……皆有人性相通之处,也有个性特征表现。挖掘人类通性的个性特征,不因政治立场分野而取两重标准透视。 　　其三、分寸感最重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皆应追求最大化艺术呈现效果。 　　王晓玉:看《北》剧有一种奇特的观感:虽然有很内在、厚重的东西压着,沉甸甸的凝重感十足,而且常有大段的会议台词、相互的谈话,阐发政治、军事、社会思潮、人生思辨的道理,整个叙事也没有刻意快速推进,但全剧始终牵动人心。不少观众发表博文,说把北平这一段历史表现得惊心动魄,意味无尽。您对此如何分析? 　　李汀:紧紧抓住戏剧的核心冲突,把人物的命运带进来。就有了戏剧张力,有了吸引力。《北》剧的冲突核心,是战与和本身的矛盾。这段历史本身深刻、凝重,聚含着政治、军事、思想、历史的思辨容量。“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剧艺本是可以把美的最完满最深刻的发展表现出来的”[4] 　　编剧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了戏剧冲突,忘了它,甚至淡漠它,很难形成精彩的剧作结构。我们可以任选《北》剧中一段长的台词分析,它都具有一种倾向“冲突核心”的意图,是一种在情势下不得不说的戏剧需要,是一种表现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不吐不快的情节。台词围绕着冲突,故不会觉得说多了。这时台词已成为戏剧冲突的组成部分。甚至会觉得说得不够,还可以更加恣意纵横,淋漓宣泄。相反没有“倾向”冲突,台词即便很少,也是闲言废语。
　　为何提及围绕戏剧冲突核心,把人物命运带进来? 因为《北》剧戏剧冲突紧扣在主人公傅作义的历史命运上,极其深刻和复杂!戏剧每迈出一小步,都足以掀起人物内心的风暴,命运的波澜。命运即是人性波澜的“心电图”。 　　我没有把傅作义作为兵临城下的降将来处理,历史并非如此。我更重视从内因的揭示上还原历史真实。实际上日,傅作义就通过女儿向中共发出了和谈密电。此时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华北没有发生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势。 　　解放军军事胜利的压力,国民党政权丧失人心面临崩溃,地下党和身边亲友的争取,民众的和平意愿等,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没有这些外部的合力,傅不会下决心脱离蒋介石集团。但所有外部原因必须通过自身即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傅作义自身的转变,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仍然不能实现。战争仍然不能避免。我不太赞同那种打不过了,傅作义只剩下投降一条路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偏颇,在于否认了傅作义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也把这段历史作了简单化、非真实的表述。同样也低估了中共领袖和中共北平地下党为争取北平和平所付出的艰难的努力。 　　王晓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是平津战役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军事、政治斗争与和平努力的全面胜利。《北》剧以傅作义为戏剧重点,相比之下,毛泽东和中共领袖的戏要少了许多。您是如何思考在有限的篇幅中,充分显示毛泽东和中共的重大历史作用的? 　　李汀: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北平和平解放无疑是诸“合力”的结果。在多种力量中,无疑中共方面的作用力最大,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成功。但是,在具体对待打与谈的问题上,毛主席思考的重心是军事行动,即通过军事上的沉重打击迫使傅作义按我方的条件谈和;在政治争取的途径上比较讲策略,因势利导争取傅作义转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总的决策和策略,体现了他对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辩证规律的深刻洞悉,体现了他对解放华北和全中国的战略思考高度。 　　戏不在多。在关键时刻、关键情节,只要清晰、透彻地表现出毛主席和中共方面上述思考、决策和发挥的作用,就把握住了历史规律和历史精神,作品的思想导向就不会出偏差。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不相信反动派不打就会倒,只通过一个意念转变就会立地成佛。无数血的历史证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毛泽东在平津战役间起草的1949年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极其透彻: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5]对傅作义提出的和谈,毛泽东做了更为充分的战略准备。在傅发出谋和电报的一周前,还在派兵偷袭西柏坡,傅作义跟随蒋介石“戡乱剿共”多年,在华北和解放军多次血战,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伤亡近两万人。现在傅手中依然统领近60万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凭什么会轻信傅停战言和的意图,是出于思想立场上对道义的幡然醒悟? 　　当时的大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国民党上下诸方面“和谈”之风又热了起来。李宗仁、白崇禧在“倡导和谈”。甚至蒋介石在1949年的元旦文告中也放言和谈,称要在保存中华民国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战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毛泽东认为,这种所谓的和谈就是一种政治阴谋,旨在阻止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在傅作义的军队实力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毛泽东怎么可能把华北解放的大计,寄于傅作义的和谈之举呢?更何况傅作义和谈的条件已有披露,要以手中的军队和势力范围,和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指挥军队。这何以让中共相信傅的和谈,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起的和谈,与蒋介石元旦文告中的和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不是政治、军事上的谋略手段呢?如果谈不拢,手中又有军队,战争会避免吗? 　　在《北平战与和》几个关键的戏眼处,如第一次收到傅的电报,攻打新保安前后,以中共权威人士发布傅作义为战犯名单,攻打天津之后,都有毛泽东和中共领袖研究战与和问题的重场戏。毛泽东在北平和谈问题上的思考表现得十分充分,采取的对策也十分清晰。可以令人信服地感悟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运筹帷幄。 　　王晓玉:《北平战与和》播出后,观众们反映他们父女关系的戏,表现得具有新意,真实和自然。在创作中您是怎么体现创新意图的? 　　李汀:傅冬菊和傅作义关系的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想谈的主要有两点: 　　(1)傅冬菊和傅作义的父女之情非常深挚。为了创作这部戏,我对81岁的傅冬菊老人进行了十多个小时的采访,她的思维和记忆非常清晰,仍然饱含感情。历史的真实如同戏中表现:冬菊怀着对爸爸的深情,希望父亲不打内战,走人民的道路,才主动回到父亲身边来。她不是一个准备“大义灭亲”的女儿,而是希望爸爸有光明前途的女儿。同样,傅作义虽对女儿地下党身份并不准确知道,但对其政治倾向是了解并宽容的。甚至认同和尽力去接近。对女儿的年轻幼稚和人生的理想主义,傅作义在予以怀疑的同时予以包容。对女儿的危险,傅作义高度警觉并进行保护。 　　这是基本定位。不仅是历史真实的基本定位,也是我对人性理解的基本定位。所以,对如何表现地下党的任务、冬菊对父亲的挚爱与争取,傅作义对女儿的信任与理解,以及对他们的分歧与碰撞,都斟酌再三,力图寓还原历史真实于艺术深度表现之中;在事物的矛盾冲突中,始终充溢着美好、崇高的人性暖意。于此,政治评判与道德评判是融合、统一的,是复杂和纯粹的自然结合。这种融合与统一,不仅是十分感性化的,也可以经得起理性的分析检验。 　　(2)冬菊作用的定位要准。在傅作义身边她主要从思想上劝说父亲 ,走停止战争选择和谈的道路,把中共的主张介绍给父亲,为父亲和中共两方面传递信息。她并没有承担收集任何军事、政治情报的具体任务。这一点,在采访中傅冬菊十分强调。同时她为大公报组稿,常常和大学的老师、同学接触,把民众的真实意愿及时向父亲汇报。她也成为傅作义了解民意和社会动态的一条渠道。 　　开掘使用新材料,重新塑造冬菊的形象,使傅冬菊美好、丰满、鲜活起来。她并不是一个以往表述的地下党专门潜伏卧底的“情报员”形象,而是一位父亲的好女儿,党的好同志,用真情和自己的理想去争取父亲停战,帮助父亲与中共联络,并为父亲了解民意做努力。她是那个时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的美丽形象。 　　还其历史真实。她不再是一个红色“间谍”。 　　体现艺术魅力。她不需要成为一个追求娱乐元素吸引“眼球”的符号。 　　 　　3 　　 　　王晓玉:电视剧是视听综合艺术。一部剧成功有剧本基础外,导、表演的创作体现十分关键,摄、录、美和音乐创作每个环节都要加分,不能减分,最后方形成高水平的综合效果。作为编剧和本剧的总监制,您对《北》剧所达到的水准满意吗? 　　李汀:战与和,意味着文戏、武戏皆要成功。一部严肃题材,又没有“大牌”演员担纲,靠剧作和导、表演的实力,得到观众和专家好评,是值得欣慰和总结的。 　　张前导演把握住了全剧凝重、大气的风格,抓住了核心的戏剧冲突,对历史真实与人物塑造的把控比较准确,叙事节奏、张弛的转换自然、有力。刻画人物内心的戏和战争场面的戏拍得有深度,有感染力。《北》剧凝聚了摄制组全体的心血,体现了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才华。 　　王晓玉:现在回顾《北平战与和》的创作和制作,您觉得有什么不足吗?有没有特别的遗憾? 　　李汀:剧本中原有几处表现傅作义和冬菊心理的线索,用回忆的办法表现,以深度刻画傅作义和冬菊的内心,拍摄时减去了,损失不小。傅作义给冬菊买了旧钢琴,目的不是为了仅作道具用的。本来设计冬菊要弹几次柴科夫斯基的《A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用以表现理想主义青年壮怀激烈的心境与情绪,成为剧中音乐的重要成分。结果拍摄时却弹奏了《献给爱丽丝》的舒情小调,情绪和节奏感觉都不吻合,只能在后期弱化了。
　　几场重点戏没有拍好。如毛泽东给参加解放区妇女代表会讲母亲的戏,本应该很动人的,写作时我的眼睛里充溢着泪水。但拍得不理想,既没有毛主席近景、特写表现心声的镜头,也没有听众反应时真情实感的表现,平平淡淡。 　　蒋介石约傅作义谒拜孙中山衣冠冢,是充满玄机和特别有用意的。现在把这段戏前后拍成了近似于过场戏,失去了味道。蒋纬国和军统准备劫持傅作义去南京的戏,本应精心设计,把前后衔接以及现场的戏都做足,形成精彩的悬念效果。由于缺少精心设计,把几个军统特务排列在欢送现场。一场应该很精彩的戏,现在处理粗疏。有漏洞。 　　…… 　　说到最大的遗憾,还是字幕问题,审查时,有专家建议删去,我们尊重了专家意见。现在看来还是应当保留的,现摘录如下,也算是为本剧主旨作一说明: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终身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日,因病于北京逝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一直关注着解放台湾、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傅作义将军在实现北平和平以后,又配合人民解放事业,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贡献力量。日因病于北京逝世。傅作义始终不渝地为祖国和台湾的和平统一事业奋斗,深深怀念着台湾的老朋友和同事。在弥留之际还表达了盼他们早日归来的殷殷之情。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1949年在大陆失败以后,撤退至中国台湾省。日蒋介石因病于台北市逝世。在离开大陆到台湾至去世的26年间,他始终承认台海两岸是一个中国,并从事所谓光复大陆的事业。蒋介石去世后,其夫人宋美龄和长子蒋经国将灵柩暂存于台湾慈湖,以待安葬于故土…… 　　 　　注释: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2]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见《茅盾评论文集》(下)1978年版,216页。 　　[3]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4]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60页。 　　[5]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年版,426页。 　　 　　李汀: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一级编剧 　　王晓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编辑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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