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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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20周年珍藏本(套装共6册)》为《作家文摘》20年来披露重大决策内幕的作品精选，如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两弹一星”、中美建交、创办经济特区等等。这些重大决策，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些文章大多为亲历者讲述，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内容简介
《20周年珍藏本(套装共6册)》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图书目录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1：决策内幕》目录： 　　军事决策 　　粟裕将军向毛泽东进言 　　毛泽东的进藏决策：从西北到西南 　　师哲回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 　　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中国出兵朝鲜档案解密 　　打金门，还是打大陈？一波三折的作战方案 　　援越抗法决策秘录 　　中南海决策：炮击金门 　　中国政府援越抗美行动详情 　　国家建设 　　“人民公社”的诞生 　　两农民进谏毛泽东——毛泽东解散农村食堂始末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进口实情 　　三线建设决策内幕 　　“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线、二线”制度 　　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决策 　　毛泽东与南水北调 　　外交风云 　　乒乓外交前的一次争论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 　　关于澳门回归问题：中葡谈判的台前幕后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回忆：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 　　科技决策 　　原子弹往事——中国制造原子弹决策内幕 　　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历史镜头——绝密会议：中国核战略决策过程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聂荣臻与中国核潜艇的诞生 　　“640工程”开启中国反导事业 　　刘华清回忆：中国的核潜艇与航母 　　“星球大战”与“863计划” 　　秘而不宣的“921”工程 　　冤案平反 　　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 　　“文革”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经过 　　历史揭秘 　　杨尚昆回忆遵义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彭德怀自述：庐山会议前后 　　“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 　　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 　　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 　　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改革开放 　　华国锋与“真理标准”讨论 　　改变历史的36天 　　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曾经发生在中央高层的一场大争论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最高决策：特区创办始末 　　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 　　对外开放决策前的酝酿讨论 　　万里与农村改革 　　1978：邓小平改革元年 　　两总理支持“审计风暴”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2：历史真相》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3：高层寒暑》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4：家国往事》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5：沉浮人生》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6：名人春秋》【历史秘闻】是谁发起决策并参与逮捕“四人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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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是谁发起决策并参与逮捕“四人帮”？(上)
是谁发起决策并参与逮捕“四人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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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代表中央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时,第一次权威地陈述了解决“四人帮”领导者的概念:“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继而,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国史通鉴》概括两方面的表述,如是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而笔者认为,更为丰富和更具有内涵的看法,是邓小平在事后回答著名记者法拉奇提问时的一句话:“这是集体的力量!”
毛泽东点透“四人帮”为起事之本
“将来的事只有天知道!”1976年夏日的一个夜晚,病中的毛泽东向在他身边值班的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发出感叹。
这位忧国忧民的开国领袖,在风蚀残年的感叹中,道出了中国政治正面临着历史的砺炼……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层的确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一边是以老同志为代表的务实派,一边是以“四人帮”为主的造反派。
1974年7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亲者严、疏者宽,有一种家长“帮妻教子”式的批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江青的问题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比这次要讲得重,讲得远:
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地谈话:“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1974年11月,毛泽东告诫江青:“人贵自知之明!”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1975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10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可谓先锋
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时开始,就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由于他对“四人帮”的触及同时也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斗争只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又同“四人帮”发生了交锋。由于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上海帮”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5月3日,毛泽东自去年7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之后,针对宗派主义尚未得到遏制的问题十分恼火,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5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江青一伙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这三件事进行质问:“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并说:“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名,来势凶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会议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讨论。
针对“四人帮”辩解在此之前“4月27日会上讲话过了头”,是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当场回击道:
“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说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上一次议题召开会议……
邓小平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把批评“四人帮”作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质问和批评,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政治局以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文革”9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健康力量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击。无疑,邓小平担任了反击先锋。
经过这次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不得不妥协,并代表“四人帮”于6月28日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思想触动很大……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获悉政治局两次会议情况,并听说了江青的检讨后,毛泽东很高兴:“好呀!这个会开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邓小平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时,还要致力于解救国家于危难的全面整顿。而就在邓小平等人大刀阔斧、坚决推动全面整顿之时,“四人帮”加紧了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察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收集材料,罗列罪名,打击健康力量。
此时,病重的毛泽东,根本上是希望双方能妥协,进行合作。很快,作为中央联络员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加入了“四人帮”的行列。他禀承“四人帮”的意图,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变成了一条,即“以生产斗争为纲”……
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位视“文化大革命”为杰作的伟人,感到选错了“接班人”。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发地借怀念周总理、向“四人帮”宣战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借此诬陷邓小平为翻案的“总后台”。而所谓的“邓小平翻案”,使毛泽东大怒,从而造成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虽然拿下了邓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党籍。而且,他并没让“四人帮”得势。他在一个特定场合谈起“接班人”问题时,对“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也未提起,同时对老同志也未纳入考虑。最后,他选择了平和、朴实和厚道的华国锋……
邓小平“靠边站”了。尽管粉碎“四人帮”时他不在其位,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他信念坚定,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成为起事谋主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势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这是张春桥于日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
其中提到的“又一个一号文件”,是指“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两个一号文件仅隔一年,其间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春桥如此仇视和咒骂,实际上是“四人帮”的不满和失望。同时,他们也盼望华国锋“来得快、垮得快”。
一直在毛泽东家乡湖南做地方工作的华国锋,与“四人帮”并无太大的矛盾。华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尽管双方没有走到一条道上,但也结怨不深。但“四人帮”为何这般痛恨华国锋,只有从逻辑的角度才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华国锋的扶摇直上,挡住了“四人帮”实施夺权的道路。按“四人帮”的逻辑,谁挡道,谁就是敌人。
华国锋上台,可谓是在危难之际。年初,总理刚去世;不久,朱老总又去世;更关键的是,毛泽东身体也不好。“四人帮”希望华国锋垮得快,那是他们抢班夺权的步伐在加快。
日,毛泽东去世。9月12日凌晨3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报告华国锋:王洪文秘书去电话,让有事直接与他联系。张平化在电话中念了这一条通知:
“中办米士奇同志来电。湖南省委:中央领导指示,在主席丧期发生问题要及时报告,凡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要及时请示中央,可直接找米士奇联系。9月11日上午9时。”
请示中央?请示哪个中央?毛泽东在去世之前,已任命他为第一副主席、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听到他不知道的通知,华国锋非常警觉。
紧接着,便是清理主席的文件。主席一去世,江青就找张玉凤要主席保险柜的钥匙,并拿走了几份文件。到底由谁来清理主席的文件?华国锋找到汪东兴,让汪将此事管起来。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华问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江青说:“先不要问。”谈起开常委会的人员时,江青不让被强迫病休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而是让她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毛远新参加。此事可谓荒唐: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居然不知会议内容,也决定不了常委会的议程!
紧随其后,江青不断以死人压活人,为保存遗体、保存文件、保留毛远新留京工作等一直同华国锋等人纠缠不清。在江青眼中,早已没有中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第一副主席。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就这样打响了!
10月2日,华国锋再也沉默不住了。当天,他在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时,突然发现过去毛泽东给他的“照过去方针办”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既定”了什么?他联系到江青一直在要毛主席文件以及其行径,马上作了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不符),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据耿飚回忆,华国锋亲口对他讲:毛主席没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他们(“四人帮”)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了。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嘛!
华国锋的批示无疑是敲山震虎。但事隔两日,“四人帮”控制的《光明日报》又发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言称: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公开叫板华国锋。
同时,“四人帮”经过密谋,又把手伸向毛泽东第五卷文稿。“四人帮”清楚,华国锋用毛泽东的嘱咐打击他们,他们必须以其道还击。要用毛泽东的话来还击,他们就必须拿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文稿。
有人马上将此事向汪东兴汇报,汪东兴也感到这是“四人帮”向中央夺权的信号,便建议华国锋采取行动……
日晚,华国锋利用在中南海值班之际,决定到北京医院一趟。然后,他让车在北京医院绕了一圈,随即便直奔西皇城根李先念的家。
华国锋过去与李先念比较熟悉。当年李先念在中央工作,华在地方工作,双方比较配合。在中央政治局共事也一直配合默契。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给李先念看了毛给他留下的“按过去方针办”、“不着急,慢慢来”和“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迹。在华受“四人帮”为难之时,李先念让华国锋领头与“四人帮”斗争,并表明自己和其他同志支持华国锋的态度。另外,华国锋知道李先念与老帅们的关系比较好。他选择与李先念商量议事,是用了一番苦心的。他知道与“四人帮”斗争,必须要争取德高望重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而只有李能将此意图转达给叶帅。所以,他到李家后单刀直入:
“形势紧迫。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四人帮’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想请你请示一下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好?这是一件大事,我想知道叶帅的意思。”
“你下决心了吗?”李先念问。
“现在不能再等待了!”华国锋说,“情况太紧急。问题是以什么方式解决,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华国锋再次陈述了毛泽东的遗志:“主席生前就交待过,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
“好!”李先念很高兴华国锋这个态度,“国锋同志,你下决心就好!我马上去见叶帅。”
日,李先念出城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任命华国锋的第一号文件上,还有一句话就是叶剑英“因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军队工作。实际上,叶剑英是因同邓小平一起反对“四人帮”而被迫病休。叶剑英在西山无病也不需休息,他积极参加中央的活动,时刻关注着国内外动向。
当李先念一到西山,叶剑英就问:“你是奉命来的吧?”
叶剑英打开收音机,李先念说明来意,在叶的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要逼上梁山啊!”接着,他讲了华国锋思考的两个问题,请叶剑英拿主意。
叶剑英马上阐明态度:“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是啊!”李先念的态度也很明朗,“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要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叶剑英就许多想法请李先念转告华国锋,并决定马上与华见面。
第二天,叶剑英冒着风险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驻地,与华国锋详细研究了采取措施的方案。
笔者查阅了粉碎“四人帮”的许多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在策划期间均未集体碰面。可以看到的脉络是,华国锋找李先念,李先念找叶剑英,叶剑英找华国锋,然后又单线往复接触数次,再又分别找汪东兴和其他人反复商议,最后确定了起事和起事的方式及时间。
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最后在抓捕成功后,华、叶和李才在政治局会议上统一碰面。但不管事情多么曲折,有两个标志性的往来很清楚:即华向李透出请叶拿主意的信息,另外是叶到华家确定起事的环节。这是几位谋主推动起事的关键细节!
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解推动“惊雷”
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西山。
陈云拍着叶剑英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叶剑英很明确:“办法得大家想,靠我怎么成呢?他们把我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也说:“他们那几个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陈云问邓颖超,周总理生前对此有何意见?邓颖超说:“他从来不给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时候党是会一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叶剑英再次问陈云怎么办时,陈云表了态:“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除了党内元老、几位老帅这些“重量级”人物之外,还有一人可谓重要。此人便是“党内秀才”胡乔木,而且胡乔木表达态度和拿出意见也较早。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发了一篇署名《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文中火药味十足:“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路线头子就是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胡乔木看后吃了一惊。他凭多年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验和斗争习惯,感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
事关国事,他马上找到汪东兴。胡曾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见了汪东兴就将文章拿出一起分析,并明确指出:“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动手啦。应当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搞他一个人不行吧?”汪东兴同意他的分析,也在思索,“搞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呢?”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影响很大……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老一辈领导人纷纷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有关核心人员积极建议,通报情况的人员也很多。
老一辈革命家们主宰了历史的潮流,坚定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带头与“四人帮”斗争的信心,推动了中央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
汪东兴成为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关键
历史把汪东兴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毛泽东在世时,已将他吸纳到政治局。同时,他还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角色的关键性。
许多材料表明,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生前曾有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华国锋和老同志一边。
最初,当王洪文在中南海架设电话,让各省、市、自治区与他们那个所谓的“中央”汇报请示,华国锋问起此事时,汪闻听如响炸雷,但他联系一系列反常现象,马上试探华国锋:“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句话激怒了华国锋。他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帅也是副主席嘛!怎么把他架空呢?你马上以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一切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从中知道了华的态度,也知道华将他划入了“我们”的范围,同时知道了基本阵线。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到会。江青像泼妇一样,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大吵大闹。最后,江青要赶走所有“无关人员”,而汪始终未走,他十分警觉,陪着华国锋坚持到最后……
在这期间,汪东兴始终密切关注着斗争的动向和进程。他先是向华国锋汇报了胡乔木等人报告的紧急情况;同时,不断反馈着他对“四人帮”的监视动态,基本上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
汪东兴领命抓捕“四人帮”,是华国锋同叶剑英两次碰面之后作出的决定。在叶第二次到华家,与其确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时,叶慎重地向华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这就是叶剑英的高明之处。他让华站出来领头,让华用合法地位全面领导这项行动,而他则担当起全过程的策划和思考。
华国锋慎重地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汪东兴一听有叶剑英的参加,便说,“有军队的支持就有把握!”
汪东兴表情严肃而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命运就考虑不上了!”
“好!就这么办!”华国锋眼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这两次都是在汪东兴家中,叶剑英同他个别交谈,共同分析形势,估计“四人帮”的力量,判断他们的动向。
一次,汪东兴建议迅速动手:“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情况非常紧迫。”他还向叶剑英报告了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早决断。
“不能等了!”叶剑英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 ,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
随着叶剑英“以快打慢”的指示,汪东兴开始着手三项工作:一是以什么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负责抓捕和抓捕后放在何处;三是抓捕之后以什么形式、方式昭告天下。
那一阵,汪东兴心头如负重荷。他很清楚,自己稍有不慎,党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历史不知将倒退到什么时候去……
几经思考并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汪东兴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这一建议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另外,他组织了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以漂亮的结局完成了任务;再则,他筹备了抓捕“四人帮”后召开的一个特殊的在京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并在稳定全国中作出了努力。
陈锡联、吴德代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10月6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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