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损失惨重”:批“主流经济学家 唾弃”怎么都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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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主流经济学家的缺陷与责任
  作者:邓聿文
  提要&&& 金融危机来临前,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危机彻底爆发后才惊醒中国经济学界。经济研究不仅是理论研究,更是实证研究,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必然带有滞后性。
  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而当时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可能并不认同刘的比较极端的说法,但也坦承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是失败了。对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批评刘的这种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搞错了对象,他认为,刘和张用“位置决定主流的判断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应该采用经济学界同行评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主流经济学家。
  在我看来,李的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也太学究了点。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的就是官方学者尤其是官方重要研究机构的学者,这无论是民间还是这些学者本身对此都清楚得很。社会之所以有此共识,原因很简单,中国基本没有非官方的经济学者,更谈不上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不能用经济学界对主流的划分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事实上,即使用此标准来划分,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大体能够成立。
  这个暂且不提。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衰退负责?我认为是要负部分责任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决策者不得不依赖经济学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来作出判断、调控经济。而这波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众多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没有预见到它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要说经济学界没责任是讲不过去的。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有很多过往同类危机所没有的新特点、新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很好地预见本次危机并不奇怪。但我们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未曾预测到危机,而是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乃至演变成局部的金融危机后,没有人告诉决策者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影响,需要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当时经济学界仍充斥一片乐观之声,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危机很大的冲击,以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刻钟,政府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防”工作,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7月份后,危机已经相当明显了,中央也把宏观调控的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但某些学者兼官员还在坚持货币政策要以防通胀为主。一直到9月份,美国的“两房”问题爆发和雷曼兄弟破产,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宗商品暴跌,才彻底惊醒了中国的经济学界,但此时沿海的中小企业基本被危机和我们以前采取的政策打得趴下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学界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几乎集体沉没?我想,除了水平问题外,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掌握真实情况,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但正如刘革新所说,我们的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没有深入实际,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如果经济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去套中国的问题,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基于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必然牛头不对马嘴。
  官办研究机构的一大弊端,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这实际上等于为研究预设了一个前提,无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和公正。因此,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民间研究机构由于与政府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他们就可能更基于事情本身而得出结论,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去曲意迎逢领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目前已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2/3。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民营研究机构与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非常不相称,各类研究基本被官方垄断。此种现象必须改变,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很少见到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问题。提出经济学界在此次危机中应对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具体责任,而是要我们引以为戒,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从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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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首度开口 李剑阁称对经济学家批评不公正
.cn 日&03:11 北京晨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font face=楷体_GB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抛出“”的言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被指责的国内经济学家们却少有反驳之声,就像是在去年的前,经济学界的集体沉默一样。上周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丁学良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也是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对丁学良言论难得的回应。
  晨报讯(记者 张黎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正在面临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者李剑阁说这句话时有些沉重,也有些气愤。
  在上周五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最后发言的李剑阁本来承担着对第一天的会程做总结的任务,但没想到他一上来却挑起了这样严肃的话题。会后,他又在采访中谈及了对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评论。自丁学良说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言论后,这也是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难得的回应。
  “我觉得不公正,”李剑阁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作为境外学者,他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
  而被指为没有参与过中国经济建设的丁学良,在评论上却着实表现出香港学者的大胆,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他的观点直接、激烈,矛头对准了国内经济学者群体。
  丁学良最突出的观点包括: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丁学良认为,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而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而谈到对教育改革等政策的建言,丁学良的观点也一样犀利,他认为很多学者没有依靠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但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而受到指责的国内经济学家们却少有反驳的声音,就像是去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前,经济学界的集体沉默一样。
  事实上,面对指责,经济学界的无奈可能更多于气愤,由于处在经济改革的中心,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评论会直接和改革的成败联系起来,李剑阁说:“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改革的问题,给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带来压力。”
  李剑阁认为,这么轻易地否定改革成就,进而否定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他举例说,认为教育改革、国企改革或是不成功,这本来就是一个有欠公正的说法。“改革本来就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前面的失败,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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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您认为他的说法?对不对难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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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房地产绑架中国 引子: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房地产高潮是以当前的土地税收制度为根源、政府为后盾、房地产商为主体、主流媒体和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为鼓吹手,炒作者推波助澜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 几年以后当我们梦醒以后、泡沫破灭后,我们必定会沉痛的深刻检讨这段历史! 前几天坐公司班车下班路上,听司机师傅和一个同事谈本地房子,同事说现在没钱买,想等一两年。司机师傅说了一句话让我无语:还等一两年,今年60、70万的房子,过两年就变成100万了.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这次超高速列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一、 税制改革加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不景气把地方政府逼上了房地产这趟高速列车 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就是把国税和地税分开收缴,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和缩减不断增加的地方开支.目的是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分开.当然,按照他的话讲,有些地方开支是不正当的.在此之前,中国的税收作的极差,偷逃税成风.有很多地方甚至只能拿到应收税款的50%,以至于依法纳税作为一个口号叫得全国人人皆知.那时候,不论中央和地方,大家都很紧.都没钱.中央政府也没有现在这么牛。 分税制后,中央将大部分易收税源掌握在手中,而把难收的甚至是几十年都无法抽税的税源交给地方.从此,中央财政充裕,地方财政吃紧.而地方开支却不断增加,。此外,沿海经济优势日益明显,地方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为了增加收入,地方政府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现在全国许多地方的乡、村两级财政面临崩馈面对严重的财务危机,庞大的地方政府无计可施,无奈的将一个一个的税源消灭.乡镇企业办不下去了,国企卖光了,矿山承包了,终于,这把刀砍到农民身上了。那就是地方政府卖地、经营城市运动。 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此后中国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开始逐渐普及(对于银行来说,相对于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企业贷款不良率,房贷的质量非常之好),这使得一定的的住房购买能力出现了最多可以达到5倍的扩张(房贷最多可达总价80%的贷款)。 当年朱XX做出这一决策时估计应没有想到此后的数年房地产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但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为以后的可能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房地产业的增长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 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全国房地产业每年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房地产就是GDP,就是政绩。 另外,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XX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房地产的税收更是属于地方税种,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如蝇食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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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商--这一场游戏的主角 中国房地产商人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利用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正因为政府与地产商的有这种合作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这也成为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 房地产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00%。为何这么说?假如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如果是10,那么地产商自有资金可能只占2成,然后会有6成的银行贷款,还会有2成的期房预售回收的钱。所以,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 三、 国内外炒作者的推波助澜,加速了房价的飞升 1、自从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灭,美国股市市值引领全球狂跌,同时又由于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降到了超低的1%,再加上美国近几年因为战争拖累大开印钞机,所以至少数万亿计的游资开始撒向全球各地,从美国逃出的大量游资开始在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中国自从加入世贸后外贸出口创纪录高速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又由于RMB的升值预期,自然成了游资的首选之地。如何炒作呢? 以上海为例: 上海地区有南京西路和淮海路,在这个片区,土地供给没有了,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有限的几栋房子。如果上海老百姓买郊区别墅的话,也会希望在市区里有一个小房子,不希望脱离市区生活。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自然具有炒作的概念基础。国外游资同时进来,一起囊括,一起炒作,第一阶段炒这几家,互相揭盘,我先购买,然后你也进来,然后一起退出,第四个人进来最高价格拉升,然后四个人一起退出。和庄家炒股颇为相似:第一家先进来,然后第二家再进来,第三家再进来,怎么套现,第四家进来到高位,前面三家一起套现,下一次换一家,你这次牺牲一点,下一次你第一个炒,大家互相配合。 2、中国上游产业被寡头垄断,下游产业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官僚垄断资本的盛晏,民营中小资本的地狱。要想了解中国个体户的艰难,可以数数他们手中政府收费的发票。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调查,繁重的政府收费已使得个体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一些地方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有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向劳动局缴纳)、土地发放费(向土管局缴纳)、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如些恶烈的投资环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体私营经济的萎缩:今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民间大量的资金要么由于为了养老、买房、大病和孩子的教育而存在银行形成了巨额的存款,要么就是象温州的游资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结果撞到哪里那里热。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自然引得无数民间资金如蝇食利。 3、还有一股炒作资金,就是国内来路不明的资金,通过房地产把钱洗白,而在房地产业洗钱当然是首选豪宅,一幢豪宅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洗起钱来又快又干净。君不见各地的豪宅开发节节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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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业的几个谎言 1、近几年房价持续上涨,不少买房较早的人,身价随之上涨,自然喜气洋洋。这是典型的投资心态。社会上有一套房的家庭占了大多数,一般家庭不大可能在房价涨幅巨大后抛售后获利,因中国人“安居乐业”的观念根深蒂固,为赚钱而卖出房子再租房的做法是要有先进的投资观念的。所以不管自己的房子涨了多少,只要不卖,就不能实现这种收益。也就是所说的纸上富贵。所以,房价虽然涨了不少,可是对于大多只有一套房的家庭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2、中国住房贷款是浮动利率,当利率变动时,从第二年初开始,实行新利率。人们买房时,一看一个月还款不过一两千元,小意思,完全可以承受。但现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仅2.52%(在2004年甚至低于物价涨幅3%),贷款利率6.12%考滤到通帐因素,实际利率为负值,但1979年来算术平均是6.58%。美国几十年来平均房贷利率为8-9%。如以后利率提高到正常水平,还款压力会非常沉重。如贷款利率是6.12,贷40万、20年,利息为48.96万,如果利率升至7%、8%、9%,则利息分别是56、64、72万,涨幅分别为14.38%、30.72%和47.06%。所以买房人应谨慎考虑利率风险,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中国人多地少,所以房价应上涨。中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德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336、478、338、238、230。即使沿海的13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也不过每平方公里407人,与上述几个国家相比并没有本质差别,如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日本、韩国和印度,如日本山地、丘陵占3/4,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超过了1300人每平方公里。另如考虑我国城市人口大多居住在多层和高层建筑里,而德国和英国人口大多居住在低层或独栋住宅里,我国人均居住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要远小于德国和英国。所以虽中国人多,但地并不少,人多不是房价肯定上涨的理由。 4、房价只会涨不会跌。也许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50年,不考虑通货膨胀,房价确实只涨不跌。可是长期看涨,并不等于只涨不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只涨不跌的,不管有多少看起来充分的理由。日本是个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而且三分之二是山地,所以当年举国上下都认为房价没有理由不张。结果最高峰时,东京及周围三个地区的理论地价超过美国整个国家的地价与在纽约上市的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值之和。结果日本从1990年起房价连跌14年,跌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拖累了整个日本经济。 5、房子买入后就一劳永逸。根据中国法律,业主对房屋建筑拥有所有权,但是对于住房的土地,并无所有权,最多只有70年的使用权,而且从开发商拿到土地之日起算。 6、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房价只涨不会跌。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仅有纽Y、芝加G、洛杉J等区区几个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在亚洲有些名气,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上海曾与韩国的丽水争办2010年世博会,丽水既然申办世博会,当然不是一个差劲的城市,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丽水这个城市?韩国大邱的地铁不知何时建成,但1995年地铁发生纵火事故,可见1995年之前就建成了。可是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大邱这个地方呢?而上海地铁95年4月才试运营。所以房价应与东京等地看齐的说法不过是别有用心,愿者上钩的谎言罢了。 7、中国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房价也应涨。不错,中国这两年收入提高较快,如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一年增长12%。可是房子不象一般的消费品,是要用一二十年的积蓄来购买的。所以房价涨幅应大大低于收入增长。 8、土地紧缩后,土地供不应求。事实并非如此。如“土地供应不足”传闻较多的北J,国土资源部介绍,北J2004年经营性项目土地使用权入市交易共成交了71宗土地,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2%;成交土地总面积437.71公顷,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3%。北J市仍有约5900万平方米的存量房地产土地有待盘活。开发商制造这种真实的慌言,不过是想让消费者接受高房价。 9、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会托市。日B政府不比中国某一地方政府有钱吗?就是香G政府,也远比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有钱?当日B与香G的房价持续下跌的时候,难道日B与香G政府希望房价下跌吗?商品的价格涨跌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房价下跌的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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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后清算的号角已经吹响 1、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此举表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2、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该份文件强调:“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影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并要求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为“国八条” 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呼应“国八条”,并公开阐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最新看法。此后至今,国家喉舌新H网、人民网多次发表相关调控房地产文章,各主流媒体风向开始明显倾向于调控房产。 4、随着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31号文”)的出台,以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为开端的新土地管理体制和机制,至此基本构建完成。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甘XX在9月8日的加强土地调控专家座谈会上表示,31号文中的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调整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政策、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这些措施,核心是要调整中央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用地中的经济利益驱动。 5、随者RMB的渐近升值,热钱再进入后获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升值到某个临界点之前,游 资会渐渐撤出. C 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其实中央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让房产价格大跌,而只是想踩住房产上涨的阀门,中央在调控中进退两难的心境,房产商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次调控都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一次博弈。正由于中央在每次调控中投鼠忌器的迟疑,使地方政府和房产商摸准了中央的底牌,这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在每次调控的短暂停歇后又开始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上海的老大陈XX的双规表明中央已经渐渐胜过地方军。市场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中央可以控制调控政策的尺度,但人民的心理预期是政策所没法左右的,当市场中空方的预期胜过多方的预期时,房产雪崩的日子就将来临。 有句话说得很精辟,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将争先恐后地出逃,对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看看现在的北海、海口,就明白什么叫元气大伤,92、93年全国有多少热钱在那里博杀,而今天,还在为十年前的事打官司。违背了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吞下的将是漫长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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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谁为这场房地产盛晏来买单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居者有其屋”对于普通老百姓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香G,回归前夕,港英政府突击花掉历年积攒下来的钱,用来修地铁、造大桥、建机场,经济十分火热,房价炒得如此之高,最后民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买房还是搞投资了,几乎每一个港人家庭都加入按揭购房的队伍,并对后市充满信心,最后,击鼓传花把接力棒送到倒霉的那位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风暴不期而至,再没有人来接棒了,不得已,宣告破产,把不动产交银行拍卖。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损失最重的是香G的工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大部分都贷款供楼,90年代中期,房价达16~20万港币/米2时,每当新楼盘推出时都有人几天几夜的排着几百米的长队,与我们今天的上海、杭州何其相似,然而,时间仅仅过了4、5年,在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冲击下,当年的房价已跌到3~4万港币/米2,但当地人认为还没有跌到位,在远郊,类似于乡村别墅的新建村屋价格已跌破万元大关,可以想见,普通老百姓损失多么惨重,钟镇涛破产了,梅艳芳、陈慧琳等艺人损失了数百万至上千万。 屹今,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在2004、05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上升。在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正是源于此,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而且是调整的重心多落在买方而不是卖方,由此可见中央投鼠忌器的迟疑。 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产中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之后至2004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东北一位省长在一次公开的场合痛斥某些政府官员经营城市化运动大造形象工程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城市象欧洲,而我们的农村却象非洲。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游产业和周边产业的发展和投资的增长。这不仅仅包括建材、水泥、装修业、钢铁业、电解铝和氧化铝等行业,甚至进一步推动了更上游的电力、煤炭等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周边高度相关的石化工业也得到推动。于是,中国以国有国僚垄断型企业为主体的基础行业出现了普遍的扩张,价格出现了飞涨。房地产上游产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处在全面竞争的下游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出现了困境,利益空间被极大压缩。这是由于,基础行业基本是国家垄断资本,而这一领域的涨价在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那里,由于高度竞争和市场过剩,原料和能源的涨价并不能通过涨价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这使得中国的中小资本在跨国垄断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的双重夹击下,举步维艰,这同时也使他们原来支持改革的思想发生变化。 所以,这场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业盛晏已经绑架了中央、绑架了银行、绑架了全体国民、绑架了国民经济!! 在我居住的小区旁边矗立着一块巨大的2010年世博会公益广告牌,上面是醒目的世博会主题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试问,以地方政府为主推手的这一场经营城市大跃进运动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何时才能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僻天下寒士具欢颜”!! 16: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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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列强资本市场的发展说明,没有信托责任和严刑峻法监管的股市必将沦为赌场 什么叫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原始目的,就是在市场上集资,把不会做生意的普通老百姓的钱集合在一起,拿给职业的经理人来经营。而职业经理人拿到这个钱后,就要肩负起为中小投资者保值增值的重任。也就是说中小投资者相信并把自已的钱托负给职业经理人,让他们来为自已赚钱。但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如何保证职业经理人肩负起这个信托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制定严刑峻法,用重刑来监管市场,让经理人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 对比中国的国企股改,看看英国的国企股改,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英国**首先聘请优秀的经理人来经营国企,如果企业经营好了,实现了增值,英国**就把这些企业拿去上市,让中小股民来持有相应的股份。但中国的国企是如何股改的呢?是把差的、不赚钱的拿到市场上来骗中小股民!! 中国股市今天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在英法美等国都曾经经历过。在1721年到1723年之间在法国发生了股市崩盘,叫做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英国南海泡沫。18世纪的英美欧洲股市也存在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银行钱炒股的本质。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法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关掉股市,所以在泡沫法案的规定之下英国的股票市场关闭了100年,法国由于很多公司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禁止银行这个词禁止了150年之久。 《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很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 在欧洲股市崩盘后若干年,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讲得就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富强:为了能够使国家富强必须让信托责任控制这个国家,实现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一个新的法制系统来规范社会秩序,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英法等国**研究并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个民间的思想成为主导国家政策发展的方向。这才有了中国今天看到的欧洲列强。 而美国罗斯福**面对1929年的大股灾,制定了《美国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就体现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的核心思想,利用股市来使中小投资者的财产得到保值增值。为了达到藏富于民的目标,美国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为了达到保护股市、保护中小股民的目的,美国的证券法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其中有一条叫 辨方举证,。什么叫做辨方举证?人是假设无罪的,除非你证明他有罪,这成为了任何一个国家刑法判案的标准,这是中国所理解的法学常识,但是美国证券交易法是不一样的,当证监会监控到你有操纵股市的嫌疑后,就向你发传票,你除非证明你清白,不然就是有罪, 你如何证明? 另一个案例是《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上世纪90年代,美国爆发安然丑闻,因财务造假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破产案。加上其后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紧急出台,该法第一句话即为:“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美国总统布S称该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有关美国商业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美国上市企业也抱怨,严苛的财务管理制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法律,只有使用这样的法律才能重塑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才能构建健康的股市。这样才不会出现琼民源、蓝田股份、科龙电器等一批又一批的财务造假企业,也不会有这样大胆的房地产企业。 很多人说股市是有风险的。短期有可能有,但长期看,股票市场如果不能保证中小股民赚钱,这个股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美国的股市从1930年-1980年50年间,股民每一年平均拿回8.3%的回报率,这就是股票市场给中小股民的财富,象这种股市才有存在的价值。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退休金都放在股票市场里面,为什么敢把退休金放在股票市场?因为有**在,有美国**的信用来保证中小股民可以赚到钱。 今天中国的股市,社保基金竟然也可以入市!中国社保基金入市,必将摧毁百姓的财富,退休之后将无钱可退!! 现在,**为了吸引国外机构投资人,出台了QFII,今年已经全面展开,股指期权也是箭在弦上。你认为他们是做长期投资的,所以现在把他们引进中国,可是这是美国**长期严加监管的结果,让你不敢操纵股价,操控房地产市场,监管才是这一切的根本。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把他们引进来,那就是更可怕的庄家,到了中国就可以呼风唤雨,操纵股价,是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金融市场!!看看今天的股指就是明证!! 只有强有力懂得游戏规则的中央**,只有完善严刑峻法来监管市场的**,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才能保证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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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还有人不懂吗?
中国的股市就是在赚最后一个接盘的纱布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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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国企、教育、医疗改革成为政府甩包袱的试验场 引子: 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一、国企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在国退民进中狂欢 在90年代后期,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政府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的利益集团,他们或直接掌权,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或是利用自已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游说决策者左右经济政策。这次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再一次成为利益集团的盛晏。某些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攫取国有资产发明了一个个理论,为利益集团的肮赃交易披上漂亮的外衣。国有资产就在国退民进的环境中迅速流失。 按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国企做不好是因为体制不好,要想做得好就必须MBO,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全部的推向社会,由社会大众负担。更有甚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成为了劳模,还在台上来大谈产权改革经验!! 二、 没有配套措施的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 与国企抓大放小改革同时进行的是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何谓市场化?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搞供需平衡的结果就是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结果就是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大学。这就剥夺了农家子弟几乎是唯一的翻身机会。 医疗市场化的结果是你去医院看病时,医院先让你交保证金,没有保证金一切免谈。随着医疗市场的放开,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赚大钱,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难道不是改革利益归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虽然我们的政府也在努力不停的调低药价,但为什么药价总降不下来,越调病人越看不起病呢?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医疗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就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医疗改革。 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也很高,但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面很广的奖学金!学生可以大学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 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大陆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GDP的3%!有人会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民族要想复兴,不是说收复了台湾便可以复兴了,除了那些丧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会相信这种谎言外,理性者都清楚的一点是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国仍有1/4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中学升学率只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也就是说,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2%。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把教育当做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受教者当做榨取暴利的对象!无独有隅,中国开了先河!教育已成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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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少人知道《马燕日记》。马燕其实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女孩,然而她的《马燕日记》却轰动了整个世界。 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 马燕的日记是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的,并在报上连载,反响强烈。她的日记已被译成法、英、德、意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后来,马燕及当地60个孩子因外国人的关心而能上学了,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 看到“马燕日记”事件时,作为中国人,我为这个国家而感到羞耻!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是一片繁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上?!以今天的中国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难道盖不起小学校,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有免费书本吗?! 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 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李昌平的话便可最好的证明上面的数据,在一次访谈中,他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二十多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学校,收费很低,一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时老师的责任心强,和学生的关系也比现在好。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500元,上初中 1000元,上高中好几千,农民收入那么低,已经上不起学了! 不仅是教育经费的问题,教育政策也大有问题。一个是过度发展高等教育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政策上又不重视不扶持。另一个问题:大陆教育经费本来不多,但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 政府搞了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以后,广大贫困农民,中下层人民的孩子相当于被卡在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1994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我这里有两组数据,一个是新华社2001年1月8日发布的对北J14所高校的调查,那上面公布说,贫困生占14所高校的25%。但是北J青年报差不多同时发布的一个调查,说高达30%多。这是中央一级的院校,农村来的贫困生孩子应该少一些,大城市的生源多一些。那么省市底下的院校贫困生就更多一些。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 有人根据数据加以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代的贵族学校,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例如毛ZD,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是现在师范院校也收费了。 何清涟曾到湖南的常德师范大学讲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们就哭起来了。最后她调查了一下,他们那儿一年收费是3800元,很多常德那个地方很多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是1200块钱。所以要拿出3800元来供一个孩子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她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 何清涟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等于没有。 即使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政府也没有提供免费的学校和课本。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政策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国运,现在的教育政策的影响,决非短时间内可以看出来。 教Y部,你有何颜面面对全国人民! 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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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应该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三农问题 引子: 许多人认为农民贫困就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没文化、自然环境条件差等。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农民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农民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贵州考察时发现一个现象: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一、三农问题有多严重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我们口头上的重要性。近30年的改革,前10多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固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但不能就此让他们无依无靠。中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基本没有变化,生产资料在上涨,在农民支出比例中占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他们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却没有购买能力。 据资料显示,许多农村高利贷非常的盛行,而高利贷里面真正用于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八十九的钱呢都是用于消费,比如说付学费吃饭医疗等。只有百分之十一到十三用于再生产,这种现象跟国民政府的未期差不多,农村的破败已经到了不可能不重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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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源于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使农民成为这场房地产盛晏的最大输家
在这场房地产盛晏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 统计表明,1980年代至2004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三、主流社会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是造就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1、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 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加速蔓延,而我们中的多数人还在伟大复兴的梦中。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 2、 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 例如,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J、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户籍制度: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二元化户籍制度,伴随着这种户籍制度的是就业等许多的不平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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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粮食由谁来制造 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以及招商引资、兴办开发区热,使农业用地急剧减少,中国近几年每年因此要损失耕地近二、三千万亩。C 国现在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几年中国已经从粮食出口国转为了粮食净进口国,每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的缺口是几千万吨。 在今天的市场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低廉产品的供应商。中国服务于美国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而美国自始至终掌握着全球粮食供给的大权。现在粮油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前奏已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目光。中国钢铁、水泥产量“勇”夺全球第一。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增长居高不下。远比中国土地丰富的阿根廷曾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我不禁要问:在中国制造出大量钢铁、水泥的时候,中国的粮食谁来制造?如果出现1960年那样的自然灾害或者外部环境有不利的变动,抑或两者同时出现,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人民!? 五、农村土地私有化只会将三农问题拖入无底深渊 04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50年就是两代人,先出生的人把土地都承包光了,政府也不给第二代、第三代人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让他们如何生存? 农村土地私有化,美其名是可以形成土地兼并,可以增加经营效率,这是重倒每一个朝代的覆辙,每一个朝代的经济措施都是同样的建议土地要兼并。企业家是中国这个社会极为紧缺的资源,当你把农民土地买断后,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是除了农民企业家象刘永好等少数外,农民拿到一大笔钱可以成功的概率接近于零。接下来他们的钱要么是花光了,要么就是在投资中被骗。以前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连土地也被兼并了,他的钱也被骗光了或投资失败了,出路在哪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8成。让我们看看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从而揭竿而起。 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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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外贸,世界工厂是荣耀还是应该悲哀 引子: “一只猪和一只母鸡合资开餐馆,鸡用自己下的蛋出资,猪用自己的肉出资,当猪肉割完后,合资还进行得下去吗?”
一、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4.9倍,年均增长16.74%,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2005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年,这几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中国2005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顺差额为2004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3倍多。今年1-10月,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顺差无疑将再次加大RMB的升值压力。与出口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逐渐占领全球,特别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市场。据说在许多欧美超市里中国的日用品随处可见,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中国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或者说是世界工厂的概念。 二、 外贸出口大多是外资企业的出口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上制造业资本大举迁往中国。中国对外出口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如2004年,天J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J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1%。 三、 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和管理 在中国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美国的可口和百事可乐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仅仅是美国本部的装配厂,可乐的压缩原液都是从美国本部运来的,你永远没法掌握他的配方。 不容否认,中国企业能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并不多,在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中,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指出,过去我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市场是被拿去了,但没换回技术。国内的企业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控制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利润分配,有更大的自主权决定产品推出和淘汰的时间表,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就目前而言,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成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10年20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 15: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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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润的离岸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下面这段报道,再形象不过地提示了外商在华投资的另一面,其特征便是利润的离岸化。 “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受资国“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这便是“拉美现象”。 有数据表明,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中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外资企业账面亏损目的就在于避税。目前外企避税主要有6大形式:购销两头在外,通过“高进低出”将利润转移到境外;虚增投入固定资产设备价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资额,且虚报企业年度折旧费用,使企业迟迟未能进入获利年度;以支付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将利润汇出境外;集团内部实行上、中、下游产品的多环节提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支付网络维护、广告、咨询等劳务费用转移利润;利用资本弱化,通过关联企业资金融通提供贷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转移企业利润。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价上。然而,在过去近30年的发展中,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环境成本,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换取了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的出口为什么低价的一个原因,企业不用考虑环保、不要考虑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也不用考虑农民工的健康。 年,中国发生数以千计的矿难,伤亡人数数以万计。中国的GDP是建立在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上,是建立在廉价的能源和资源基础上,而这又是建立在大量的工人的鲜血和低工资上,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死亡的代价往往仅仅是几万元的补偿而已。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FDI的另外一面。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那么除了土地和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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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八国联国入侵中国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使以加工贸易和简单生产装配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中国的装备工业及其研发能力,逐渐被边缘化或者被摧毁。外资大量进入,还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更为严重的是,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从发展趋势上看,外国零售企业已经从进入期转向全面、快速的扩张期,无论是实际开店数目,还是计划开店数目都大大快于中国商业流通企业,并且单店规模也远大于中国企业。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而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这难道不是经济上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吗?? 21世纪是物流的时代,没有物流将无物可流!!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导致对产业控制权的丧失。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据我国流通产业的主导地位,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拉动中国经济这架高速列车的有三匹马,一是内需(现在已死);一是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投资,这支引擎的作用在渐渐减弱;最后是外贸。中国进出口额现在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多(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约20%左右以内)。这么高的比重暗示着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高,外部环境一旦有变,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匹马必将失去前蹄,中国经济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六、敢问路在何方 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某种产业技术更新换代时,国内企业便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例如移动通信的3G。政府应该下大决心调整产业政策,尽量保护本土产业。对于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规模优势并形成了配套产品布局的产业,比如电子产品领域,国内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购买国外技术上,有能力的企业应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这才是发展民族产业的王道!! 1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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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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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ares whoca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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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编程的电玩店老板, 不是一个合格的股民
...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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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经济不景气”, 一方面公务员人满为患,
只知增税, 保税, 不知减税,
政府到底是一个服务角色, 还是一个经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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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ver Love
...1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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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业绑架了银行 1998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 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 有心人应该记得9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以海南为首的房地产投资过热,时隔五年,中央再次把房地产作为重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可说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朱XX做出这一决策时估计应没有想到,此后的数年房地产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但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为以后的可能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屹今,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 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 我们下面转个网易商业报道的文章中的虚拟案例: “年初我通过银行按揭贷款以10万元的首付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价值50万的房子,一个月后我通过中介挂牌100万出售(有人问这么高的价你卖得出去吗?嘿,不瞒您说,我本来就没想卖!),2个月后我再借款20万元首付银行,通过朋友用按揭贷款以100万的价格自己买回了这套房子,还掉20万元借款和40万元的贷款后实际从银行套现40万元。 随后我以这40万元作本金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了4套50万的房子,2个月后以同样手法从银行套现120万元。我再以这12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12套50万的房屋,2个月后再以同样手法从银行兑现360万元。 这时房价上涨厉害,炒房者太多,50万的房子已经买不到了,我只得以36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28套价值100万的房子,2个月后我再以同样手法以200万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房屋,这次从银行套现1680万。我再以这168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84套100万的房屋,2个月后再次以200万的价格买回从银行套现5040万。这时我已具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和人脉关系,人也更加老练了,我自认为房地产的泡沫实际已经很高了,为了抓紧最后暴富的机会,我以同样手法又快速操作了三次,这时我手中已经拥有13个多亿的存款和3000多套房屋。 从而在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亿万富翁,过起了富足的生活,刚毕业时的穷贫潦倒已如过眼烟云,自己也觉得仿佛生活在梦中。“那3000多套房子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了,已委托中介所全权处理(当然房价比200万已略微上涨),能卖掉当然最好,卖不掉就抵押给银行吧。如果您想要,我可以打几折出售,一切事情都好商量。” 上面的案例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实际生活中的房地产公司,实际上许多都在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干这种事。正是源于此,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而且是调整的重心多落在买方而不是卖方,由此可见中央投鼠忌器的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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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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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cati 1199 Panegale
2. BMW E63 650i
...2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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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实在在的困境 按照官方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很可能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的情况。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 四、境外上市,“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困境中求突破 在资金充足率上,为了保证银行具有抵御风险的清偿能力,《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资产充足率是指银行的自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其中花旗和美洲两大巨头都达到12%以上,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极低,据资料显示前几年只有4%左右。 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06年12月中国的金融业将对外开放,那时中国的银行业将真正的在本土上面对世界列强的银行。如此低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银行抵御风险的清偿能力极差。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注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因此从02年起国家开始大笔注资国有银行,但财政上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后来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由四大国有银行购买,然后由财政部将每家买多少就注资多少。这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确实都增加了一大块。后来是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共发行1万4千亿元债券,由人民银行担保,换来各家银行相应的不良资产。然后是05年央行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拿出450亿美元一举将中行、建行变为自己间接控股的银行。 外汇储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人民银行用人民币买卖外汇(主要是美元)的差额,有一亿美元储备,人民银行就放出了8亿多元基础人民币到流通领域,因此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实际上也是人民银行多印钞票。只是到手的美元多是买美国国债,支持联邦政府运转去了。注资过程中中行和建行是用原有的资本全部用于冲销坏帐,人民银行再用外汇储备注资,结果本来是财政部代表国家持有两行的资本,全变成了财政部一股不持,资产管理公司汇金(央行说汇金是按照现代公司体制成立的公司,实际上汇金只是个央行控制下的皮包公司,没有人员编制,没有注册资金,没有公司章程等等),实际上汇金持有绝大部分股份,得以派出大部分董事。所以说,理论上纯粹的国有是不存在的,它已异化为由某个集团或某个部门所有。另外,国家财政部从二00一年五月至06年三月底,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注资十五次,共三万四千七百亿元,最近二次:06年四月初注资中国银行一千三百七十亿元;五月初,注资中国工商银行八百五十亿元。 经过注资以后,不管实际盈利能力如何,至少帐面上做的好看了,于是中国国有银行从05年开始争先恐后地抢在06年12月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狂热劲头颇似上个世纪的大跃进运动。 美国银行(BOA)以二十五亿美元投资中国建设银行,在这个商业谈判中,中国建设银行被折价成总资本二百八十七亿美元,不及政府几年来剥离坏帐的资本。如此贱卖的原因就是希望让美国银行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尽量争取以最快的时间到海外上市募集资本。 中央这样做隐含了一个假设: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我们民族的全球化资本力量。而这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 12: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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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注资银行是治表不治本 1、程序上是否合法 在中国财政部和央行的历次注资中,有一些是经过全国人大等权力机关审议的结果,然而还有一些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等相关国家机关的审议和批准。如:2004年初,央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财政收入的所有者是政府,由于它的“公共性质”,尚且需要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审议、批准和监督;属于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的国家外汇储备,当它的一部分将不是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而是用于到两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实质性亏损”的时候,为何就不走正常的决定的程序呢?一个立志走向法制的国家政府,一个立志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管制行为必须有规则上的约束,要公开化,要获得各种社会不同参与者的共同监督。因此这次注资不单单是金融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宏观管制政策和政府治理的大问题。 2、输血只能维持贫血病人的生命,不把造血功能治好,再输多少血也是浪费 04年12月4号,新浪网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上市是四大银行的救命稻草吗”?网民中7.4%的认为是,8.3%的认为说不好,84%的认为不是,是治标不治本。 当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没有根本的转变,当银行业中充斥着惟上行事的官僚队伍,当银行不是一个享受着自由、法制、竞争精神的企业,当银行业不是一个充斥着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所构成,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也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也不可能长远解决银行业的巨额呆坏帐问题!! 3、银行危机在向货币危机转化 05年央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后来又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等陆续注资1000多亿美元,这对应于央行的RMB约1万多亿,这1万多亿是基础货币,投入市场后由于货币的乘数效应,将会倍增,最终流通领域将会出现几万亿的RMB,这几万亿RMB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必将带来通货膨涨。 六、对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思 对于大跃进似的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中央的解释主要是以下以点: 1、“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 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在中国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见前面的外贸篇)。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2、“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完全是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是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缩影。中国不改善国内的社会、政治体制,不改变社会人文精神,没有完善的严刑峻法,而妄想着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这可能吗? 3、“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 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举个例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只所以想还钱,是因为美国有严刑峻法可以保护债权人。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放到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应该也至少是30%的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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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 John . Don’t Stop touching me.
Oh , John . Don’t Stop touching.
Oh , John . Don’t Stop.
Oh , John . Don’t.
Oh , John.
Oh , John.
Oh , John . Don’t.
Oh , John . Don’t stop.
Oh , John . Don’t stop touching.
Oh , John . Don
...2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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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汇改,一个难以突破的困局 引子: 1992年,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1992年,英国金融监管者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能量的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在犹太人乔治&#8226;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对决的结果是英国政府一败涂地,索罗斯的对冲基金获利十几亿美元。 一、汇率的经济学概念 由于汇改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本篇会涉及到比较多的金融知识,由于许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汇率这一概念,所以我们先从汇率的经济学概念谈起,以此作为铺垫。 汇率简单来说,其实是外汇市场上一种货币买卖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目前除了央行之外,各个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各商业银行按照一定的牌价调配参与外贸活动的各个企业对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有两类企业要卖出美元∶一类是外国来华投资的企业,它们把美元换成RMB,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产要素等;另一类是中国的出口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把商品卖到国外,收回美元,再把美元换成RMB(由中国的结汇制度决定的)。有两类企业要买入美元∶一类是中国的进口企业,它们用RMB兑换美元,用美元购买外国商品,供应到国内;另一类是中国到外国投资的企业,它们用RMB换美元,用美元到国外去购买生产要素。所以,在外汇市场上,对RMB的需求源于外国对中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美元的供给。对美元的需求源于中国对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RMB的供给。简单来讲可以把货币看成外汇市场上的商品。RMB兑美元的汇率就由这两对需求和供给来决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廉价商品出口到国外,也就是说对于RMB的需求会大于对美元的需求。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央行不加干预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结果RMB必然升值。在RMB升值之后,中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相对提高,进而会遏制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和商品需求,增加中国对外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本国的产业升级,恢复中外投资和贸易的平衡,形成均衡汇率。当今世界上,英、法、美、德、加、澳等国都是实行的自由浮动汇率。均衡的汇率不仅保证了两国投资和贸易额的平衡,还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二、央行强行干预外汇市场,制造了投机者投机的机会 国际投机热钱的目的就是赚钱。在外汇市场上投机资金赚钱的方法是寻找当前汇率与未来汇率的差价。在投机者大量存在的外汇市场上,任何偏离市场均衡的汇率都会很快被投机活动抹平。另一方面,如果某个投机者要在均衡汇率下制造价格波动的话,其它大部分投机者会利用他制造出的差价,进行反向交易,把他的资金吸干。 近几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中国外贸顺差急飓增加,中国2005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顺差额为2004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3倍多。06年,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900多亿美元。其中的多数顺差产生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中,中国对东南亚和J国是净逆差。如此巨大的顺差无疑将加大RMB的升值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中国1991年外汇储备184亿美元,1992年外汇储备212亿美元,而 2001年∶2100亿美元,2002年∶2900亿美元,2003年∶4000亿美元,2004年∶6100亿美元,2005年∶8000亿美元,06年已突破万亿。 然而我们的中国政府强制不想让RMB升值,按现在的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央行把出口商得到的外汇和外国人来投资的美元通过商业银行统一收购起来。因此,每一亿美金进来,央行就要发行近8亿基础RMB进入流通领域。这样,汇率就能保持不变。这么做的同时,央行将积累一笔外汇储备,而国内的RMB数量也会增加。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票据把这些增加的RMB换回来。同时央行为增值的目的把所得的外汇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据资料说央行外汇中9成左右是美元资产,而这其中的多数都去买了美国国债。最后的结果是:央行增加了一笔资产——外汇储备,同时增加了一笔负债(对商业银业的负债,说到底还是对国民的负债,因为是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央行票据,而RMB汇率保持不变。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外汇储备不是一笔财富,账目上,它属于央行的资产,但央行同时背上一笔负债,两者互相抵销。第二,中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其背后的关系是:美国人拿钱买中国人的商品,中国人把这些赚的钱(是美元)存到中国银行,银行用钱购买央行票据,央行则把这些钱拿去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再拿这些钱投资和去购买中国人的商品……。这就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环。所以表面上我们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其实我们从一个渠道引来的钱又从另一个渠道借给美国人花。而这种外汇政策的结果就是给国际炒家制造了投机的机会。 我们不断的生产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往国外,换回大量的外币,国内人民却无法消费。换回的大量外币又被国家通过购买美国等外国的国债等方式,流回美国等国家。这样,中国以纸币标志的GDP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又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就占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人们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内需的不足又导致工资进一步降低,再加上贫富严重分化,反过来又致使内需进一步下降。但是中国的产品多是低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靠廉价。而这种廉价又主要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完成的。长久的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国内内需没有启动的可能,会进一步依赖外需;而依赖外需又需要再压低劳动力的工资,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又将继续压抑内需。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歧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出现大量顺差,国内需求萎靡不振。同时由于错误的吸引FDI用市场换技术和管理的政策引得外资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以上两点请见外贸篇,已有详细的论述)。 以上两点是导致RMB升值的最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升值的动力也是相当脆弱的,因为这种靠外资和世界工厂的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下一篇 并不遥远的危机会有进一步的论述)、是耗尽我们国家资源的增长方式。所以即使没有热钱的冲击,RMB也必然是先升值然后再贬值。传统 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下也不完全适用,对于中国而言:外贸之输赢,不在逆差还是顺差,而在产品的附加值是否高。倘若产品的附加值低,你顺差越多,国力便越是衰退。 我们只所以采用这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是由于美元是强势货币,其实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百出,银行业亏损严重。经不起外资的冲击。只好采用固定汇率。 1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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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michael oh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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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发一千一万条短信,也不能让你我之间的距离拉近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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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清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本质和汇率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有人说,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RMB升值甚至要求RMB可自由兑换,与美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有关,我承认和这一点确实有很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汇率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实,美国政要对于两国贸易之间的巨额顺差还有另一种理解,下面我们从二战后说起,来看看这种理解: 在二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大量黄金从世界各地涌向美国。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联储已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美国的GDP达到全世界的50%。美国凭借着巨大的国力和财力,在1944年由44国参与的布雷顿(这是美国的一个地名)协议中,全面压倒老牌金融霸主英国,达成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并担保证35美元可兑换一盎 司黄金,美元终于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硬通货,号称“M金”。布雷顿协议还催生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在美国领导下,把所有成 员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全部实现美元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这一体系实际上催生了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作用。和所有的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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