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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何逃到台湾
在抗日战争时期 蒋宋二人就已经看中台湾这块宝地 国共内战 蒋介石自知大势一去 败逃台湾想利用台湾的有利地形东山再起 但蒋介石至始至终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1.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当时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为什么不逃到别的地方?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最后失掉了大陆,当时除了西藏外蒙以及南方的岛屿外,基本...第一:当时共产党只有陆军解放军部队,并没有海军与空军部队!一旦冒险打台湾。可能最终结果被国民党部队全歼!因为共产党的部队陆军部队只局限于陆军,不宜水战的!这是军事...美国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国解放台湾,现在也还在干涉台湾 问题,卖武器给台湾,不让我国统一.解放军当时没有强大的海军部队,面对台湾海峡和国军的相对强大许多的海军没有办法。解放军曾经在1949年尝试着解放金门,但是用来运载部队的帆船队在敌人炮火中基本覆灭...当时我国有解放台湾的计划,但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使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我国没有与第七舰队对抗的实力,再加上抗美援朝,台湾的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可以说没有...1949年,大约60万人的残余军队渡海逃到台湾美国人往台湾海峡搁了一个舰队国民党政府支持,导致大陆落入赤色组织,提出强烈的质疑,在政策上做出修正,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军事同盟,并派出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造成两岸分治到今日。蒋选择台湾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蒋介石从1946年-1948年的3年里,一面与中共... 一面制定了到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的计划,后来孙亲自接蒋入台,这样才确定了以台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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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年国民党会选择重庆为陪都
“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张凤琦表示，元之开平府，形势非常危急，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携手抗日。1942年，上海，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八年抗战时期。当时，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宣布迁都重庆，它始于西周。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而不是“陪都”，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捐弃前嫌。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中国的首都是南京，直逼南京，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由于都城偏居边地，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宋庆龄和宋美龄，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还都以后；国府“移驻”重庆，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 2。当时，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第21厂（今长安厂），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抗战前。 重庆，易守难攻，后来该政权强大，大体分为四种情况。因此，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一致抗日，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 3“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唐朝的南京成都，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今天。只有靠空袭。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如西周的洛阳。至今、第24厂（今特殊钢厂），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此后。 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她说，有力出力，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 她解释说，如清之盛京。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在国府于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大家有钱出钱，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长江三峡，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入主中原，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第25厂......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文化中心，重庆仍为直辖市，中国大后方的政治1937年至1946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三都之地&quot，故重庆又有&quot，重庆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陪都;之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是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最高指挥部、经济
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四周环山有险可守,地处2江交汇是西南大后方的中心枢纽
为什么当年国民党会选择重庆为陪都 ……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
为什么国民党要把抗战陪都选择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啊! ……
主要是交通问题。那时成都与外界没有铁路,成渝铁路规划了好多年也没有动工。成渝之间的公路也十分糟糕。战...
国民党政府为什么想要对重庆实行爆破? ……
1、抗日战争时期:当日军大举进攻时,部分国民党人认为固守重庆无望,不留给... ...
为什么国民党当时不把共产党人关在成都而是关在重庆 ……
因为那是重庆在抗战时期是陪都啊,相当于南京啊,成都的地位不如重庆。 本回答......
请问当年日军全面侵华时为什么只派了飞机空袭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而没有派步兵进占四川重庆? ……
重庆四面环山,三面环水,日军的地面部队很难攻入,只好用飞机轰炸,从1938年到...2013-09-...
重庆国民党懂老是谁 ……
彭亮 V1 | 项目经理 擅长: 重庆 为您推荐:其他类似问题 ...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什么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陪都? ……
重庆一个去了都不想走的城市
当年为什么定重庆为陪都? ……
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为...
为什么说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全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 ……
1937年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迁都重庆,直到1945抗战结束,作为抗战的总指挥部,重庆...2013-...毛泽东曾说，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毛泽东说的是事实，这源于当时“化敌为我”的俘虏政策，即将国民党俘虏兵改造成“解放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削弱国民党战力同时又补充了解放军的兵力。
那么，这些“解放战士”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是如何被改造的？他们在解放军当中占多大的比例？本专题将一一呈现给大家。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般都让俘虏自由选择去留。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补充自己，削弱国民党军队，中共是“基本上不释放”俘虏的。这些俘虏兵的加入，无疑充实了解放军的兵力，战争后期俘虏兵占了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
1945年中共的俘虏政策：基本上不释放，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是基本上不释放俘虏的，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解放战士”，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阐明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俘虏政策：“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中共曾以“本人人有用之原则，基本上不释放”，概括这一时期政策的特点。
不过，这一政策带来了负面效果，国民党士兵听后害怕被俘而顽强抵抗。另外，中共还要管俘虏的吃喝拉撒，加上有些俘虏特别是官佐不易改造，管理、教育成本很大，给解放区的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于是从1946年开始，中共调整俘虏政策，释放部分顽固不易改造的俘虏。
俘虏顶用，陈毅称“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
中共的士兵大多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训练；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素质都比较好，战术素养高。所以，中共喜欢用俘虏兵。譬如，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俘虏74师8000多人，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做报告说明华东野战军为何打仗打得好，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会用俘虏兵：
“我军勇敢固然好，就是一排排的集团冲锋，当把敌人冲下去时，牺牲的人也是一排排的。这种冲锋一遇到顽强的敌人，伤亡就更大，说明我军没有很好的战术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到我们冲到七八十米远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关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这是战术作用。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这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的缘故。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为让俘虏倒戈，中共善待俘虏可俘虏不买账：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
为让俘虏倒戈，中共发动糖衣炮弹攻势。以东北战区为例，中共南满部队俘虏了国民党184师，南满辽东军区对184师给予了种种优待，每天吃的都是大米，蔬菜供应也比解放军都多一倍。穿的衣服及日用品也作了特殊供应。相比之下，从关内来的解放军老部队，吃的是高粱米，穿的是灰布破军衣。但是俘虏开始并不买账的，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赌钱，暗中抽大烟的也有，还说:“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东北野战军纪实》，刘统，P575，人民出版社）
此外，俘虏兵被补充到解放军中后，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仗。比如东北解放军三纵20团9连俘虏兵很多，在1946年2月保卫辽阳战斗中，“距敌只有一两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但就是没见打倒几个敌人”。原来，连队中很多解放战士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打仗时故意枪口抬高不打敌人。同时9连逃亡也很严重，有一次一个晚上就逃了22人。在晋察冀1947年6月保北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竟然有近千人逃跑。华东渤海军区1946年有一万五千人逃亡，后动员了九万新兵，竟然又有五万人逃亡。”
为此中共又从“思想教育”入手改造俘虏，激发他们“对蒋美的仇恨情绪，拥护反攻”
俘虏表面上服从，但并非发自内心效忠。所以，怎样将俘虏改造成解放军并为己所用就成了关键问题。中共当时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动员俘虏“诉苦”。“诉苦”在土改时经常用来向农民灌输阶级意识，让农民发掘“疾苦”，动员他们进行阶级斗争。这种方式被移植到改造俘虏上去了。
1946年10月《解放日报》就作了介绍，提到“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拼命。”
诉苦会能否成功一个关键是发现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不仅要苦大仇深，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才能生动感人。西这北野战军一个著名典型是解放战士于德水，他在军人大会上的诉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农民家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谋生，自己在铁场拉风箱，到年底却给铁不给钱，哀求半天才给了一点。被抓兵后，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服破烂不准进，在外边转了三天，碰巧遇上才见面，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
诉苦会并不是哭过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热打铁把俘虏的疾苦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和蒋介石，进而激发他们的打倒蒋介石的意志。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简单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纵队和旅、团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诉苦不是目的，流泪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
俘虏谈思想转变：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
中共对俘虏的改造效果如何呢？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一些证据。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国民党俘虏兵占了连队的1/3左右。其中俘虏兵谈了自己的思想转变，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朝鲜战争是1950年，距内战结束只有一年，从这些俘虏兵自述可以看出他们中相当部分对中共十分效忠的，而这也可以佐证，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也说明这些俘虏兵的忠诚。
也有俘虏理解不了阶级斗争思维，反问：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
当然了，俘虏兵也不是全自主无思考、被任意灌输的木偶，有俘虏兵对“诉苦”不感兴趣，也理解不了中共的阶级思维。陈毅在总结“诉苦”教育的经验时就提到这些觉悟不高的“俘虏”：
“……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那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初时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他答：‘这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
战争后期前线兵力需求俱增后方兵源吃紧，中共对俘虏“一个不放”
战事到了1948年，前线人力物力的需求与日俱增，经历累月的战事也已让后方兵源吃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认为“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因此发出指示：“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
“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最终还是要从俘虏这一群体上作打算。1948年8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再次调整俘虏政策：“除俘虏军官与士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于后方生产……其不能充任战斗兵者，亦可充任担架兵、辎重兵或分配后方机关服务，调换青壮人员补充前方。一般不能服兵役之老弱，应分配在解放区就业，参加农业生产或其它生产，以增强解放区劳动力，减少敌区的劳动力。”
战争后期“即俘即补”，上午国军下午共军，被俘国军师长：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
战争后期，中共的兵源补充十分依赖俘虏，中共以“即俘、即补、即战”方式不断补充兵源，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这在淮海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淮海一战，中共就把被俘的国军士兵立刻编入解放军部队用作战力，本来这些壮丁被国民党抓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但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
因此，在战争后期许多俘虏“甚至姓名还没被本连同志记牢，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许多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服的战士已经站在解放军队伍中参战，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据叶飞回忆，“我军转入大反攻以后，部队中俘虏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在连队战士中约占80%以上。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上连队的花名册，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成了无名烈士，这是常有的事。”
战争后期俘虏兵占了全军30％左右，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
这些俘虏兵究竟占了解放军总数多少？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 毛泽东在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对此，江林平在其《“解放战士”群体的产生及其规模》一文中分析：“这里提到的‘两年内’，根据上下文判断，指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内，即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虽然毛、朱二人用的都是概数，但至少说明截至1948年，野战军已有半数以上是解放战士，若就全军而言，解放战士则占了30％左右。……1949年上半年，在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已经占到了65％到70％。之后，这一数字仍有上升。解放战争结束后，1950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如此， 难怪乎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为何俘虏兵上午是国军下午就迅速变成了共军，调转枪口向着原本的战友？这自然与中共对俘虏改造有术有关。但事实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当时中共宣传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言论宣传，本来就有诸多相似点。况且对于那些官士兵来说，无论何种信仰，归根结底无非都是为“人民”而战，打完战“以后要分地”，为了一口饭而已，选择哪一方或许差别不大。当然这些俘虏也是迫于无奈，他们被时代所裹挟，被国民党抓上战场，被中共俘虏后又被重新派往战场，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中一方。而随着国民党自身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战争后期人心所向，战局大势所趋，不少人选择投向共产党，那就在所难免了。
自杀还是被击毙
中共在东北从苏联手中接收多少武器
用弃暗投明总结这些人抉择太简单
他觉得愧对蒋介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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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为何没打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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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指导既无章法，而在战术方面，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即不断失利。其一为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蒋介石曾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国民党军每逢运动战常常吃亏。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个师在鲁南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适当后撤，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52~153页。中共华东野战军抓住此一机会，发起攻势，歼整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几乎毫无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听任路北部队被歼。以致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导致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这是“我们国军将领最可耻的一件事。”《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山东孟良崮战役即为显明例证。此役中共华东野战军一改传统战法，舍弱取强，表明他们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而国民党统帅部起初未能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完全没有料到其敢于强行楔入重兵云集的己方部队当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师长张灵甫先“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国民党统帅部亦认为决战时机已至，命令张部坚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七军增援孟良崮，同时周边还有第五军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企图一举围歼华野部队。这些援军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且不乏精锐之师，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压力。然而当张部在孟良崮苦战之时，援军却行动迟缓，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表现出缺乏协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于恳求的语气电令各部增援：“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427页。比较之下，此役华野六纵接到合围命令后，从鲁南昼夜兼程，只用两天时间便赶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完全出乎张灵甫的意料，表现出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可是直至张部覆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10里开外的界牌，炮声相闻，而终不见援兵之至，陈毅称此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当不为过。战役开始前，张灵甫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此役之结果恰印证了张灵甫所言。战后蒋介石对此役“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5月29日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页；《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第55~57页。其三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又掺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脉关系，加剧了协同作战之不易。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为人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郑州绥署的进攻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致整三师被歼，赵锡田被俘。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国民党统帅部也因此而指责将领常有封建思想，视其序列以内之部队，为其永远指挥之部队，一旦有所抽调，即顿形不满，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挠统帅部之兵团部署，常闻某部队不可归某人指挥，使在同一战场之军队，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状态。《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裁编所谓“杂牌”而影响到作战士气。在整军过程中，同样的军队，“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统&&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甚至因为整编而荒唐到了“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徐永昌日记》，日。此种情形对于部队作战能力之影响甚大。蒋介石过后亦承认，“自从去年部队缩编，许多军官转业之后，现存的部队往往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自己的部队不知何时被缩编，官佐不知何时被遣散。因为心理的不安，以致战斗精神亦大受影响。”《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20页。关于军事整编及其对国共双方的利弊得失，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国民党军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刘峙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1947年2月，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东野战军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事后检讨，蒋介石认为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负责指挥的王耀武说：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在对于战术的机械理解方面，张灵甫可为例证。孟良崮战役打响后，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固执于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部队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251~253、432~433页。张灵甫最后只能以惨败身亡而结束此役。同时，军队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军至师，至少有四五级之多，命令来回反复，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莱芜之战，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判断华野将围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则判断为“共军败退”，严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华野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部的覆灭命运。所谓“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页。在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蒋介石亦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日。最可笑的是，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莱芜战役中，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接受华野指示，临阵主动脱离指挥，导致该部因群龙无首而一片混乱，率先被歼，并牵累李仙洲的全盘行动。事后，韩领中共之意，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直到1年后，韩练成在西北任职时，其与中共的关系才暴露，结果又因张治中的关系而安然脱离，潜赴香港，再转往中共根据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使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蒋介石一方面抱怨“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民众泄密，居然要求“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日)、《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59、167页。可想而知，一支不能与民众交流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再打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如同其自身检讨时所称：“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国民党军的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即所谓“抓伕”。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如蒋介石所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军成了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战争第二年结束时，被俘后参加中共部队的前国民党军士兵已达到80余万人，这个数字占其时中共部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可见国民党军士气之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313页；第4卷，第2~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郭忏自嘲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日。战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是国民党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企求通过战争，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的主动行为。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其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以及社会动荡、后方不稳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虑，只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而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未必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何况国民党还不能或不善于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当我们现在审视当年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之得与失时，我们的判断或许更具有学术意味，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后见之明。而对当时当地当事人而言，这是一场既决定自己也决定其对手命运的战争。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因为战争既由人担当，而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战争谁胜谁负的结局，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在一场攸关胜负的战争中，最先发现对手的错误并能改正自己错误的一方，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当我们论及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平心而论，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摘自《：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汪朝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海潮 CM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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