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入门教材推荐
一、金融学初级教材
1、《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金融学》莫顿、博迪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货币金融学》米什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三本都是国内高校最为流行金融学初级教材。这些书读懂读透，从金融基本理论方面来讲，达到金融专业一定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另外还有金融联考大纲，基本涵盖金融本科生所应该具有的知识，值得一看。
二、专业课程教材
如果仅对金融学当中的某一方面感兴趣也可直接看专门课程的书籍，（这部分属于自学金融专业课程建议选择自学教材），比较独立，通俗易懂。
1、《货币银行学》潘金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货币银行学》王克华、陈雨露，武汉大学出版社
3、《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庄毓敏，人民大学出版社
4、《银行会计学》许明，武汉大学出版社
5、《财政学》高培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基础会计》王俊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7、《保险学原理》张拴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8、《企业会计学》方正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9、《国际金融》刘舒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金融市场学》周升业、王广谦，中国财经出版社
11、《证券投资与管理》任淮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银行信贷学》吴慎之，武汉大学出版社
接下来详细介绍几本目前各高校教学经常选用的教材~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S．Mishkin）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学院研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教授。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助理研究员。自1976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曾先后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名誉教授。年，他担任过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执行副主席和主任，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助理经济学家。
【本书评价】
该书是货币政策与理论的经典入门教材，是美国最流行的货币银行和金融高等教科书之一。本书1984年首次出版便受到欢迎，2007年已印行了第7版，发行数万册，现在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数十所著名高等学府采用为教材。
该书的论述相当详细，由易到难，用大量实例把晦涩难懂的知识讲得透彻明了，深入地将制度、经济学模型、概念以及各种各样的实际应用完美结合在一起，全面、生动地分析货币金融学领域的各种问题。该书中有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章节尤其经典。
该书英文版的错误极少，作者的认真态度可见一般。对金融学的初学者而言，该书是必读书目。英文程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研读一下英文版教材[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读者体会】
网友：作为一个初次经济学的人，我读起这本砖头来并不费力。行文通俗易懂，而且揭示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读完700多页用了我3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收获很多，对利率、汇率、通货膨胀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
网友：内容是很详细，比国内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好多了，但是有一点，因为是美国的教材，很多的数据是美国的，书中所阐述的机制也和中国的现状有些不一样，所以建议在读本书时，也不要忘记结合一下中国现在的国情。
这本是小冰读过的第一本货币金融的书，很通俗易懂，但就像网友说的那样，很多案例和数据都是美国的，有些不能类比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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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
【作者简介】
兹维·博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以及哈佛大学的金融系。在投资、金融创新、个人理财等方面出版过多本著作。目前，他正致力于养老金计划的基金和投资策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金融领域的研究。他现在是沃顿学院养老金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兼任财务会计标准局、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顾问。
罗伯特·默顿，他的父亲是提出“马太效应”的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莫顿，他的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莫顿因为他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代，他与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
共同发明了金融期权数学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资产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工作，并为当今蓬勃发展的金融工程学奠定了基础。有人说罗伯特·莫顿是“最会赚钱的经济学家”，另一些人则说他是“徒有虚名的诺奖得主”。1994年，罗伯特·莫顿加盟到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年，莫顿掌控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用40亿美元的资本金，向银行贷款借入了1000亿美元，创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纪录。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前成功的秘籍，正是在莫顿的期权定价模型基础上，用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进行杠杆融资。一时间，经济学家和投资家的光环同时环绕在莫顿身上。然而好景不长，次年3月，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因卢布贬值，俄罗斯政府宣布停止支付国债利息。持有大量俄罗斯国债的长投基金损失惨重，资产从48亿美元迅速跌落到5亿美元。防止危机蔓延，美联储出面救赎，最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十几家债主瓜分。“成王败寇”的逻辑发挥作用，罗伯特·莫顿深陷舆论漩涡，甚至被人讥讽为“徒有虚名的诺奖得主”。
【本书评价】
相比于其他金融学入门教材，该书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关注金融学的一般原则及其在金融领域各个方面的应用，金融的各个分支——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机构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其中从功能的角度对金融体系的演变进行分析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是近年来金融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该书的语言通俗易懂，在金融投资方面见解独到，并且附了大量习题，可以与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相互参照，选择一本精读。
【读者体会】
网友：如果单就内容而言，我觉得这本可以算作金融的基础必读，犹如老萨的经济学，但是对比翻译，真得让我有些茫然，本身概念和细节的东西就很多，对于翻译的要求无疑加大很多，可是这本说得实在直白，对于没有基础的人，看起来有些地方确实费劲（应该对于一些专的东西有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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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罗斯等《公司理财》
【作者简介】
斯蒂芬·A·罗斯，麻省理工学院弗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他是套利定价理论的创立者；风险中性定价和衍生品二叉树定价模型的共同发现者，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学家之一。
【本书评价】
《公司理财》涵盖了公司财务管理的所有问题，包括：资产定价、投资决策、融资工具和筹资决策、资本结构和股利分配政策、长期财务规划和短期财务管理、收购兼并、国际理财和财务困境等，目前在众多院校中被指定为教材。
全书没有很复杂的公式推导，但是需要读者具备一些财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该书在融资工具、筹资决策和资本结构方面的论述很经典，逻辑严谨，易于理解，而且配备的习题很有针对性，建议认真对待。
【读者体会】
网友：总体来说，的确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三位作者用清晰严谨的思路、大量生动的实例、诙谐幽默的语言描绘出了公司理财的整个知识体系，其水准不是任何一本国内财务教材所能比肩的。只要用心读，哪怕是对财务学一无所知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读懂此书。可能是涉及到了实例的缘故，本书的第七篇和第八篇的内容相对来讲比较生硬、粗糙，讲解的也不是很生动形象，可以说是一处败笔。
网友：推荐复旦大学出版的公司金融作为先行的读本，因为这本罗斯的公司金融案例颇多，初学时不容易掌握到公司金融这门学科的架构，可谓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当你对整个公司金融有了一个整体认识之后再学习这本书，这下就可谓有的放矢，百发百中了！
上面的网友介绍的挺好啦，小冰想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本科的同学未来有考金融专硕的打算，还是要好好学习学习这门书哦，可以结合一些配套的参考书学习，不过，市面上比较出名的参考书，如金圣才的公司理财配套课后题详解等，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地方，用的时候要注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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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金融学》
【作者简介】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46年21岁的黄达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学院财经系，毕业后即留在母校工作。1950年起开始从事《货币银行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学。1983年夏开始担任人民大学副校长，1985年起，以副校长身份主持学校的常务工作；1991年至1994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作为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研究领域涉及货币银行理论、物价、财政及综合平衡等问题，主要论文收集在《黄达文集》以及《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中，1990年以来先后参与主编《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中华金融词库》等大型辞书。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1年，黄达教授与1999年度诺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2002年12月，黄达教授与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单年颁奖，2005年该奖项正式更名为“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
【本书评价】
黄达主编的《金融学》作为国内金融学入门教材中的经典，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通俗易懂，可以称得上是金融学的“百科全书”。全书结构恢宏，逻辑严密。黄达《金融学》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全文版，一个是精编版，后者是对前者的简化，更加精炼和突出重点。建议初学者先看全文版，其中更多的例子有助于加深理解；对于有一定基础的读者，可以直接参看精编版。另外，上述两个版本都有相应的配套教辅，可以结合来看，加深理解。
【读者体会】
网友：这本书涵盖面比较广，比以前的黄达的《货币银行学》要厚出不少，但是细究的东西比较少。所以，这本书适合向全面了解金融学的读者，用这个做本科生教材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抱着很大希望买的，结果发现全书试图把所有金融学的东西都介绍一遍，但是每个内容都只是粗略介绍，看完对金融知识的提高没有多大帮助，建议还是看外国人写的，比如米什金的货币银行学等之类的书，分析得非常的深入透彻。
网友：精编版确实比较浓缩，很多东西查不到，还是推荐看完整版。如果不需要细致全面地学习金融学，可以选精编版。
这本书也被作为金融专业的考研书推荐，但这书实在太厚了，很多考研备战的同学后来都放弃看这本，但小冰想在这里书的是，如果在学习其他国外教材的时候，哪些地方看不懂的或比较生涩的，可以翻翻这本书的相关内容，这书是结合中国国情编写的，看后体会更深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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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
【作者简介】
易纲，1958年生，北京市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2008年1月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多年一直从事中国金融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侧重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
【本书评价】
易纲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是理论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可作为精读材料，全书的语言简明通俗，结构科学严谨，适合于教学和自学。全书体系很新，迥于国内传统的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涵盖了现代金融学的主要领域和许多前沿专题，准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学科的基本内容，并且做到了现代金融学教学研究的主流框架与我国经济改革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此外，该书提供了很多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案例，注重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金融问题。
读者适宜在具备相关微观金融基础后重点阅读。不过，对于传统理论体系中没有涉及的部分，可以不考虑。
【读者体会】
网友：当初，我在看完这本《货币银行学》之后，又去看了很多版本的《证券投资》或者是商业银行监管的书。但是在备战考研复习的最后阶段，才真正的发现，其实主要的内容已经都包含在这本《货币银行学》里面了。大学阶段，我们学习金融学用的是Mishkin的《Monetar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ing》。外国比较流行的著作，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太细、太全而层次略显松散，Mishkin的这本书也不例外。学习完一个学期之后，我觉得可能谈及具体的问题或许已经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应对了，但是在面对整体的把握上，还是犹如一团散沙。结果，我从头开始看货币银行学相关知识的时候，并没有选取Miskin的那一本流行教材，而是选择了这本相对“旧”一些的书。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对于新巴塞尔协议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在传统理论的介绍上，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都堪称是国内编的最好的《货币银行学》了。无论是案例选取，还是“小专栏”，虽然整本书力求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着眼点上还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真正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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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波克《国际金融》
【作者简介】
姜波克，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本科，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SUSSEX大学博士学位。著有《人民币自由兑换论》、《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四卷本）等著作10余本。荣获上海市及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教育系统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汇率理论和政策、人民币自由兑换、政策搭配理论与方法、风险投资和虚拟经济中的货币政策等。科研成果获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奖。
【本书评价】
姜克波教授提出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的命题，构建了现代国际金融学的理论体系。
姜波克教授的国际金融适合本科生学习的教材目前有两个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国际金融新编》和高教社的《国际金融学》。高教版目前在国内的影响较大，是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课程教材系列之一，其出版也较后者略晚，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概况也较后者更全面，对蒙代尔——模型的阐释也更全面；复旦版的优点在于结构主线更加清晰单一，逻辑性层层递进，便于自学和思考。这两个版本的教材大同小异，共同的特点是语言平实，内容全面，结构清晰，其中关于国际收支和汇率决定理论部分的发展演变过程论述清晰，分析得当，比较适合读者作为学习国际金融学的基础教材。
此外，针对本书复旦大学还出了一本与之配套的习题集，即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金融新编习题指南》（姜波克、朱云高主编），书后练习题推荐仔细研究。
【读者体会】
网友：复旦的金融尤其是国际金融在全国的名气非常响亮，我个人非常推崇姜波克，还是那句，国际金融写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他是在带着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感情在写，而不是很多的教材叫教条式的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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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中的超级明星──林治
治理麦哲伦基金（Magellan Fund）的彼得．林治（Peter Lynch）被《时代杂志》誉为首席基金经理，享有全美第一名基金经理人之称。他的投资哲学令他治理的基金成为过去十年表现最佳的股票基金。假如投资者在1977年以1万美元买入这个基金，到1990年已升值为19万美元。
回报率对比 %
根据我目前收集的资料，并未发现有比3175.9%更高的记录（也可能有，只是我未发现，假如那位朋友晓得的，欢迎指教）。
总而言之，零售、贸易、地产和金融至目前为止，在张氏理论指导下的盈利能力，应该是其他的理论或方法，包括道氏理论、波浪理论、江恩理论、四度空间、占星学、波幅指数买卖系统、抛物线时间／价位系统、神经网络系统、专家系统、模糊逻辑、遗传基因系统、混沌理论，以及您所晓得的任何理论或系统，没有办法同日而言的。
几千年前的易学，仍然可以有效地指导今天的金融交易！可以有效地运用於大家的日常生活！这亦是至目前为止，没有其他的文化、文明、或古迹可以做到的。
当然，大家亦应承认，由於易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其难度使之没有办法可以为一般的投资大众所了解和使用（最少不太轻易）。就像一位艺术家在雕琢塑造一件伟大的作品，并非是可以一蹴可及的，尤其这揣摩的过程更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探索，方可徐徐领悟其中的要诀；绝非翻完几本书，就可以起卦算卦，这种自以为入门的作法却是初学者最为常见的。
由于这是系统的东西，所以学习亦要有系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固然如此，入易学之殿堂或许并不轻易，然而若能约略体会其中精要之一二，从而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则对市场的涨跌及其脉动会有更深一层的熟悉，也较能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研拟投资策略，而不致於像非常多的投资者一样迷失在市场的丛林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於难以预料的涨跌之间。
在此引用威廉．江恩的一句话：&假如你学习时有所进步，而又证实你是值得教导的话，我会给你一个主宰的数字及主宰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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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创建始末（摘自 One billion customers 作者 James McGregor）
要避免和中国政府机构成立合资公司。摩根士丹利建立的合资投行中巨大的文明冲突将解释为什么要避免这么做，也让人们从中吸取沉痛的经验教训。
如果要找两个人一起创立中国的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那这两个人非Jack Wadsworth和王岐山莫属。Wadsworth充分依赖于自己对未来重大事件的不可思议的预见力，创造了他在摩根士丹利&&全世界最有实力、最受尊敬的投资机构&&辉煌的职业生涯。王岐山，一名对中国领导人有影响力的政治老手，时任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而到了1997年3月，这两个人在建设银行北京总部的会议室中唇枪舌剑，为谁是刚成立两年的合资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的真正负责人而大声争吵。
Wadsworth强硬地说道：&我们拥有专业知识。我们有网络人脉。没有我你们做不成功。&他很激动，担心翻译可能无法把他的决心传达给王岐山。
王岐山反驳道：&别跟我耍美国大牌的态度。你们可以做技术，但是对战略和方向，你得听我的。&
沮丧的Wadsworth再次重申了在他看来是非常明显的理由：&我们是专家，我们了解业务。&
&高盛也是啊。&王岐山答道：&而我有市场。&
和大多数婚姻一样，合资公司，就算是有着相同语言和传统背景的企业组成的，也面临着他们自己的压力。而如果合作伙伴来自大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压力会得到进一步放大。对西方来说，中国永远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语言、习俗以及在政治上奇特的变迁会令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得不适应。而在这些障碍之后则是一个有着超过十亿人口的市场，他们雄心勃勃，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并迎头赶上。
自然而然，很多西方商人要找一个中方合作伙伴来帮助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认为找到了解语言和习俗、有关系和客户的人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会简化这个过程。他们认为，我提供技术或资金或产品，而中方则打点政府官僚，找到工厂或办公地点，在市场和分销战略上提供意见，并带来中国供应商。他们以为，这对双方都是完美无缺的&双赢&局面。
很多年来，我观察并亲自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西方人努力进入这块市场的过程，也研究了很多合资公司的经历。80年代早期成立的很多合资公司最后都失败了。外国公司和政府指定的中方合作伙伴捆在一起，这种合作关系最终几乎都成为僵硬的共产党思路残留物和缺少现代商业机制的牺牲品。90年代起，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依然领导着中国，但是党的领导人下决心要跨越数十年来的经济停滞，加入全球经济&&不是作为一名普通成员，而是要成为主要力量。为了达到其目的，中国通过合资公司引进技术和知识。由于外国公司是那么迫切地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因此他们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这些规定给了他们些许选择合作伙伴的回旋余地，但是在很多行业中规定他们相对于国有企业只能持有少数股权。
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吸引外国资金和财务知识。这个故事讲得是在中国新兴的金融行业，一些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如何与一家美国最庞杂的投资银行联合，提供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资金和金融行业知识。我和Jack Wadsworth及王岐山都相识多年。当我听说他们是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的背后推手时，我确信这家公司肯定会成功。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中，这两个人非常相似：他们都是有着忠诚跟随者的强势领导人，对未来缺乏耐心而更注重把当前的事做好。他们会配合得非常好。我错了。这不是一个关于坏人、好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讲述两种商业文化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两种文明的冲撞的故事，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太常见了。这其中唯一看来喜欢合资公司的就是政府，还有律师们，他们会花无数个小时把两家公司并到一起，几年后再将其分拆，他们的收入按小时计费。
今天，外国公司在中国都尽可能的避免合资，这个故事将告诉你原因何在。但是在很多行业，合资是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中金公司的故事将告诉你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所学到的沉痛的教训，但是它也指出了一条让合资公司走向成功的道路。
下一件大事
JackWadsworth在寻找下一件大事。这是他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基石。Wadsworth对创业精神的嗜好使得他能够在竞争对手之前看到并抓住机会，无论对方是摩根士丹利内部还是其它大投行的竞争对手。如果杠杆收购很热，有Jack Wadsworth，他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杠杆收购基金的领导。当计算机和内存芯片起来的时候，有Jack Wadsworth，他是摩根士丹利新兴的硅谷风险投资集团的领导。而当日本股市在80年代起飞的时候，还有Jack Wadsworth，他是东京股市上仅有的六家外国投资银行代表之一。
身居东京这一有利地位，Wadsworth认为他看到了下一件大事，这回是真的大：中国！一个对中国不断下滑的财富深感忧虑的政府在过去好多年中一直努力进行着经济改革，这将结束几十年来的停滞。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即便是在最微小的鼓励下，都发了疯一样地抓住任何机会经商。如果不是自己创业，他们就投资别人。数百家试图摆脱官僚统治的国有企业在一个监管不足的非正规股市上发行股票，而政府则在徒劳地研究如何才能避免最糟糕的丑闻。习惯于在监管市场的表面法律和秩序下运作的外国投行对中国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兴趣。当其他人还在观望的时候，Jack Wadsworth行动了。如果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国庞大无边的经济腾飞中找到一席之地，那它将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把摩根士丹利打造成中国的行业领袖，Wadsworth将达到个人职业生涯成就的顶峰。
第一步就是离开东京，南下前往香港。1991年，中国的商业体系依然还很原始。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很多商业往来还是在香港进行。Wadsworth很容易就说服他的老板让他负责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办事处。&如果摩根士丹利不能进入中国，我们在亚洲就是失败。&他说。
既然Wadsworth这么说，老板们就同意了。
来自非洲的熟人
JackWadsworth看到了中国投行业务的机会，而具有经济头脑的中国人则看得更清楚。对林重庚(Edwin Lim)来说，中国缺少金融架构太明显了。高大威严的林重庚自80年代晚起在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工作，他详尽地研究了中国经济，提出经济改革建议，并试图预测国家发展的方向。他知道中国的金融行业是多么的原始和动荡。他还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多么渴望获取资本，要抓住一切机会赚钱。1990年，林重庚离开中国前往世界银行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就职，负责尼日利亚业务，他几乎要被憋疯了。随着中国加快发展的步伐，林越来越急不可耐地想要回来。很多正在实行的改革正是他当年建议的。他希望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他知道，投资银行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身的关键。
1993年7月，借着来中国发表演讲的机会，林拜访了在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当他还领导世行北京办事处的时候，他在中国官员中很有名。在冬天的时候，他舒适的办公室往往是部委高层领导的聚会地点，他们会骑车从各自冰冷的办公室前往世界银行。中国人尊敬林先生，因为他知识渊博，出生低微。他的祖父当年从中国移民菲律宾，在一个椰子种植园当苦力，林赢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学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林重庚办公室的访客中，有一个人当时还是一名经济规划官员，他就是朱镕基。现在朱已经成为副总理，是中国事实上的经济沙皇。他会帮忙的。
当林重庚在中国大饭店前台登记入住时，有一个人拍了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站在林面前的是他很久以前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时的网球搭档查懋声(Payson Cha)。拉各斯是林重庚到世界银行后的第一次外派，他很高兴在异国他乡碰到一名中国同胞。查懋声是一名香港纺织大亨的儿子，当时正拓展其家族企业&&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业务进入非洲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大国尼日利亚。两人在英国殖民者留下的Ikoyi俱乐部中成为了网球搭档，他们经常在俯瞰着一片茂盛花园的游廊上休息，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先辈们的祖国的未来。
现在，他们在酒店大堂中喝着咖啡，重叙友谊。查已经回到香港，是一名地产开发商，他开发的香港愉景湾&&位于大屿山的加州风格住宅区&&取得了巨大成功。林重庚向查懋声透露说他打算建议朱镕基副总理与一家外国投资银行成立合资公司，帮助中国企业融资。
查懋声大笑着在手提箱里翻找起来。他拿出一叠文件递到林重庚的手中，说道：&给你。你动作是不是慢了一些吧？&
和其它富有的海外华人一样，查懋声一直都在寻找报效祖国的方法，他决定完成一份报告，向中国政府介绍现代金融方法并鼓吹建立一家国有投资银行。林的手中就拿着这份计划。
查懋声对林重庚说：&要不你接手这个项目吧。我不为什么个人荣誉。我太忙了。&
林重庚惊呆了。这些纸上写的计划和他脑子里的想法非常相似。这份报告还建议由一家中国国有大银行和英国古老的巴林银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巴林银行在亚洲金融界非常有名。这是林对计划做得少数几处修改之一。他并没有考虑巴林银行，这家全球金融行业中的二流选手后来在丑闻中垮台，他想得是最好能和全世界最大、最强的两家投资银行之一联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林重庚和朱镕基的会面很友好。两人先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改革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林关于组建合资投行的想法。朱镕基喜欢这个想法。他一直都鼓励中国和外国的制造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来进行技术转让。林重庚告诉朱镕基说金融行业知识也可以这么做。中国人可以利用合资公司作为学堂来学习复杂的金融知识。朱镕基承诺他将予以支持。
JackWadsworth以为他了解亚洲。在日本，人们对问题的回答并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直接的&是&或&不&。任何事都很微妙，而理解这种微妙之处则是与日本人相处的关键。但是当Wadsworth从香港总部飞到北京和上海会见改革中的中国政府银行官员时，他被震惊了。这里没有微妙。很多官员显然对金融业的复杂性一无所知。其他人要么被Wadsworth吓坏了，要么就是试图威吓Wadsworth。不少人言辞闪烁，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得失。每次开完会，Wadsworth迫不及待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个澡。但在失望之中，Wadsworth也不断听到同一个名字：王岐山。大家都认为王岐山是中国领导层中能够修复金融问题的人选，他是一个直来直去的能人。
45岁的王岐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副行长，这家大型国有银行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中国的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大学教授的儿子，王岐山在与负责金融和经济的姚依林副总理的女儿结婚后进入共产党权贵阶层。80年代早期，王岐山是政策咨询青年小组&四君子&之一，这个小组是赵紫阳总理的顾问。最终，其它三名成员都因为缺乏耐心或行为不当而倒下了。但是王岐山没有。甚至在1989年TM之后，赵紫阳总理倒台，王岐山依然幸免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推动变革，什么时候保持低调，以及如何采用党内领导层舒服的方式一步步地进行改革。他教会了党内领导资本市场和股市都可以用作从外国人手中获得资本的工具，同时不丧失控制权。
1992年春天，Wadsworth给王岐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Wadsworth提出了由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合资公司的构想。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50对50，一方面摩根能够资助中国正在进行的诸多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摩根也能向中方展示如何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全球获取资金。
王岐山很快就回复了，邀请Wadsworth与他会面。Wadsworth从一开始就很喜欢王岐山。他的确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愿意坦诚的讨论中国在金融行业中的诸多问题，并倾听Wadsworth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但是在谈判就要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打断了双方的接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需要清理中国的外汇交易体系。政府的银行家们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上像在赌场中一样行事，导致损失惨重。王岐山被调任到央行处理烂摊子。
Wadsworth很失望。如果他能够和建行达成一笔交易，摩根士丹利就可以在修建大坝、机场和高速公路等项目的融资中获取数百万的收入。公司还可以最近距离的观察方兴未艾的中国股市的发展，并有可能在全世界承销、经销中国公司的股票。而建设银行在全国有着24,000家分支机构，可以提供无数的需要摩根协助融资的客户。
在继续从香港总部负责摩根的亚洲业务的同时，Wadsworth继续寻找可能的合作银行。在和一个香港朋友吃晚饭的时候，Wadsworth听说了林重庚的合资投行的计划。没过几天，Wadsworth就飞往华盛顿与林重庚会面。在进行了45分钟的欲语还休之后，Wadsworth拿出了他写给王岐山的信。这封信与林重庚写给朱镕基的信不谋而合。但林重庚没有和Wadsworth说他已经和高盛接触过。高盛在香港的办事处害怕高盛与中国政府银行的合作。现在摩根士丹利找上门来了。这次可能行。
1994年初，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成了。王岐山回到了建设银行，这次是行长。他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指示，成立一家合资投行是他的第一要务。这不仅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它还能有力支持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这四家大银行一直都是中国庞大的社会福利系统的造血机器。银行体系内充满了节俭的中国居民的存款，平均占了银行收入的40%。这些银行再把钱贷给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很多贷款给了亏损经营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为防止工人上街而买单。一家中国投行将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外国资金，这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Wadsworth已经习惯于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他想要摩根士丹利在合资公司中拥有50%的股权，中国建设银行拥有另外50%。他说，摩根有50%的股权是没得谈的。
但是林重庚比他更清楚。中国人认为合资公司太重要的了，所以不可能只有一家外国投资人，而Wadsworth不得不接受这点。为了给Wadsworth挽回点面子，中国人最终同意中方和外方的持股比例为50对50。林重庚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最终组成了一支由各色人等构成的完整的外国投资人小组，包括他的老朋友查懋声。最终，中国建设银行拥有合资公司42.5%的股份，摩根士丹利拥有35%，余下的则被分给其它投资人。公司初始资本为一亿美元，由各方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相应出资。
组成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各方合作伙伴于1994年4月在新加坡圣陶沙度假宾馆中召开了首次规划会议，大家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和友好。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组织和运作合资公司。王岐山解释说中方希望在深入讨论这些业务细节之前建立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林重庚反对说在西方业务讨论总是从原则和细节开始。在这些细节讨论的过程中，信任自然而然的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Wadsworth开口了。他说：&我百分之百同意我的朋友王岐山。如果你们不能成为朋友，你也就无法开展业务。这和在西方或东方没关系。你必须尊重他人，他人也会尊重你。&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由谁来管理这家公司。作为在中金公司持股比例最大的建设银行的行长，由王岐山担任全面负责并担任公司CEO是很合乎逻辑的。但是林重庚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如果中国想要从合资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摩根士丹利应该领导这家企业。让Wadsworth震惊的是，王岐山居然对由摩根任命CEO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最为交换，Wadsworth同意了王岐山的要求，即所有其它重要职位的任命应进行面试并获得双方的一致同意。
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其它亚洲业务之间的关心，包括香港。Wadsworth计划把摩根在香港办事处进行的中国投行业务整合到中金公司中，而且他还希望中金公司在未来做中国公司业务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多让摩根士丹利也参与。但是王岐山不太愿意。他把中金看作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可以在各个业务中和任何公司合作，而不是摩根士丹利的继子。他说，外国投资银行在与中金合作中相互竞争对中金是有好处的。Wadsworth表现出了大度，但是他依然指望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金的业务中占大头。
然后就是薪酬问题。作为建设银行的行长，王岐山一年的工资大约为二万美元。就算是摩根士丹利最低层的员工在加入中金后预计的收入也会比他高十倍，而高管每年的收入更是至少要百万美元。王岐山倒是不担心他自己和未来将要为他工作的员工的收入之间的差异。毕竟，对于向他这样一名高层政府官员来说，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补贴，而且他也早就知道美国金融家们的收入总是出奇的高。
就在与王岐山谈判中金公司的基本运营架构的同时，Jack Wadsworth还不得不与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强大的合伙人进行谈判，这令他很不习惯。美国正在发生大事。通货膨胀在下降，企业收入在增加。投资人把钱都扔到了股市上，技术公司的股票迅速成为华尔街的新宠。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房地产价格飞涨。20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大牛市正在到来。摩根士丹利的关注点在美国，而Wadsworth很难让公司高级合伙人相信他做的事情也非常大。没有人对中国有什么想法，除了摩根士丹利的CEO John Mack。Mack一直都很赞赏和尊敬Wadsworth的能力。他和Wadsworth一样相信中国将是摩根士丹利的宝藏。这两人一起游说公司的高管支持合资公司。
Wadsworth的基本理由很简单：如果合资公司失败了，摩根士丹利将损失用于35%股权投资的3500万美元。而若是它取得成功，就会为摩根带来巨额的收入，而且一旦中国开放其金融市场，摩根士丹利既可以从其它投资方收购股权，也可以出售其股权。他争辩说，相比潜在的收益，风险微不足道。
Wadsworth在纽约遇到的困难一部分直接来自其香港同事的阻挠。和大多数跨国银行一样，摩根士丹利在主要金融中心都有着像Wadsworth这样的地区经理。但是在这些金融中心买卖股票和债券，发放贷款，承销股票和债券发行的员工直接向全球总部相关业务的负责人报告。地区经理的职责是建立客户和政府关系，协助完成大型交易，确保当地办事处的平稳运作，并充当总部在当地的耳目。
当中国还是完全封闭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认为香港是理想的前沿哨所，他们可以在那里监控中国，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业务。在香港的管理和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想过要打破这一观念。在香港为外国政府和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把自己定位成对中国有着特殊知识的人，而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是很多这些外国政府和企业随后发现，香港的中国人在中国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中，往往对中国毫无了解，而且文化上也格格不入。香港的经理人在邻近的广东省做得很好，因为他们都说粤语，有着共同的独特的文化习俗，而对中国其它地区来说则显得粗俗、喧哗和傲慢。而且由于从小就在英国殖民体制下长大，这些自诩为中国通的香港人普遍缺乏对中国的直觉。
在Wadsworth和王岐山谈判的时候，摩根士丹利香港员工越来越担心他们现有的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他们发起了一场激烈地挑拨运动，旨在排挤Wadsworth，阻碍交易。他们在纽约的老板不断地听说这个交易风险有多大、会多么影响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等等。为什么要冒业绩下滑&&以及，有意无意的，奖金减少&&的风险去和一家中国银行结为连理呢？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腐败、寡廉鲜耻。挑拨并没有阻止交易的达成。最终，在Mack的强压下，高层合伙人允许Wadsworth继续前进。但摩根士丹利香港事务所不在中金公司之中。
规则与现实
组建中金公司所花的时间远比Wadsworth预期的要长。但是当公司最终通过了中国政府的审批并于日正式挂牌营业时，Wadsworth依然觉得中国是下一件大事，而摩根士丹利已经一步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急需现金的国有企业不断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更多的资金。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上，有300多家企业挂牌。90年代早期，政府尝试在香港上市一些国有企业，允许外国人买卖这些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在政府要迈出允许公司直接向外国人发行股票这一步了。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竞争对手抛出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来聘用&太子党&，即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子女，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带来一些承销业务。但是Wadsworth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和中国一家主要银行的合作。
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之间花了大力气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首先的迹象来自合资公司早期对人员的招募。Wadsworth想要得到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才，包括经验老道的摩根士丹利银行家和接受了西方教育、拿着哈佛和沃顿文凭的大陆中国人，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理解西方金融业务，有着良好的个人素质。但是摩根士丹利在纽约挣着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不愿意冒险在一个受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工作。只有八名摩根士丹利员工加入了中金。被Wadsworth指派为公司首任CEO的林重庚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他从世界银行召来了一批令人影响深刻的大陆中国人。
但就在Wadsworth审查应聘者时，他发现中金公司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人面孔。他知道没有人向他介绍过这些人，也没有看过他们的简历，甚至连他们名字、他们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那样出现了，然后开始工作。王岐山未和摩根士丹利商量就从建行调来了汤世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由后者批准所有的新招聘员工。林重庚曾亲自带Wadsworth到中国大饭店会见了一位被王岐山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交易人&&方风雷。当林重庚介绍这位头发凌乱的壮汉时，Wadsworth看方风雷更像是什么人的司机，而不是一名银行家。这个看上去就像刚从农村来的人怎么可能有能力为中金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呢？他连英语也不会说，Wadsworth暗想。没人会把他当会事的。当人力资源主管汤世生开始否决Wadsworth任命的人选时，中国人对合同中人事条款表现出来的无视才真正加剧了Wadsworth的紧张。一种行为模式显现了出来。如果Wadsworth的候选人了解西方金融并且能够说流离的中文&&正是Wadsworth认为中金公司需要的人&&汤世生就否决。Wadsworth清楚地意识到合资公司中的建行一方不想要任何会说中文的摩根士丹利代表。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最好能够在谈论美国人的时候不必担心有人会偷听并且回去报告。
但是，如果Wadsworth有机会能够王岐山就这件事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的话，他将听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对于王岐山和他来自建设银行的同事们来说，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社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他们决不能失败。他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选，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但是Wadsworth无法说服摩根士丹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加入中金，他找来的都是海外华人，而这些人对在中国怎么做生意一无所知。王岐山强烈地感到他得到的人不过是美方的二流甚至三流人才。
Wadsworth时不时地听到员工对薪酬的抱怨和牢骚，他怀疑汤世生是幕后指使。中金公司的工资分成三个大的档次。最高的是摩根士丹利的人员，他们有着高额薪酬，汽车，司机，还有豪华住所。远低于他们的是由Wadsworth和林重庚招来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管理层，他们的工资在八万到十五万美元之间。最下面是建设银行派到中金公司的官员，大多数人的年薪不到一万美元。Wadsworth本来以为薪酬情况在公司中是高度保密的。但是汤世生能够看到所有这些资料，而现在显然中金公司中人人都知道了。
第一个牺牲者是林重庚。林重庚了解金融，但他不是一名有经验的银行家，他也不了解管理工作。他不知道怎么去运作一家投资银行，这点他本人和Wadsworth都清楚。还有，让Wadsworth不高兴的是林重庚在合资公司早期的时候并没有更坚决地维护摩根士丹利的利益。就在中金公司开张仅三个月后，林重庚辞职回到了世界银行。
Wadsworth提拔了林重庚的副手杨彬担任公司CEO。杨彬曾在80年代早期与Wadsworth在摩根士丹利共事，后来他去了美国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工作。Wadsworth把他召到中国，相信杨彬的中间人背景将有助于与中国政府的交易，并能消除合作方之间可能爆发的任何误会。
就在杨彬逐渐适应CEO的角色时，Wadsworth开始意识到他高估了CEO在合资公司中的作用。比如说，汤世生作为一名人事主管似乎有着令人惊讶的权力。在美国，CEO是公司事实上的独裁者，而人力资源主管在组织架构图上要在好几层之下。但是在北京，事实上中金公司中所有的中国员工都得看汤世生的脸色行事，而他也无时不刻不让大家意识到这点。只有汤世生批准的事情才能得以实施。
然后就是方风雷，这名王岐山坚持要安排进公司的不修边幅的车夫。杨彬表面上是公司的CEO，但是在中金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清楚方风雷才是事实上的老板。方风雷的父亲在二战以前还是一个种地的，但是战争期间他在一个山洞学校中学习，并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光学工业中当上高级管理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关闭了中国的学校，方风雷被送到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1971年参军。1978年大学重新开放，方风雷离开军队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国际经济。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对外贸易部，1982年被派到河南省当体制改革顾问。方风雷在河南贸易局不断升迁，最终在1988年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将省内最大的四家公司合并成一家，方风雷担任二把手。
王岐山当时担任北京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长，他到河南进行实地调研时遇到了方风雷。最后，方风雷为王岐山工作，为他处理建设银行下属企业遇到的问题。同时，通过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之女，他的妻子，方风雷还开始在经济政策制定者当中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王岐山把方风雷派到美国去学习金融体制如何运作。在美国的时候，方风雷的岳父介绍他认识了林重庚。两个人相处的挺好，花了很多小时讨论金融和经济问题。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游览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们讨论了中国成立一家投资银行为国有产业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想法。回到中国后，方风雷向他的领导王岐山建议成立一家合资投行，专注于国有产业的改制。他还劝说他有影响力的岳父给朱镕基和其它领导人写信，建议他们学习美国的投行模式，推进中国金融改革。
方风雷的名字含义是&风与雷&，他在中金公司的确是人如其名。他总是精力充沛，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则参加各种宴会和卡拉OK。他是王岐山的耳目。然而也正如王岐山所预言的那样，方风雷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也让他成为公司业务的关键推动者。中金公司的海归银行家们在惊愕和沮丧之中甘唯方风雷是从。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风雷，认为他就是一个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一窍不通的乡巴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明白其实他是精通中国商业作风的大师，而他们自己对这种作风一无所知。这些年轻的银行家们受到的是带有西方商业特点的做事直截了当的培训。而后他们发现自己跟着方风雷和潜在客户坐在一起，吞云吐雾，吃喝玩乐一直到很晚，方风雷和客户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故事，抱怨那个时候的政府如何腐败。方风雷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客户袒露心声，告诉他什么是他们担心的，什么是他们喜欢的。他知道这些人在不同的职业阶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户认同方风雷，信任方风雷。
他对中金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也非常警觉。他到处问问题，倾听人们的议论，感觉公司经营的脉动。来自建设银行的中金公司员工对方风雷比对汤世生还要敬畏。他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家领袖。任何人都得听他的，而他则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手中。正如一名中金公司创始人所说的那样：&他要把所有人的卵蛋都捏在手心里。&
在建设银行派和蒙摩根士丹利关照的两派中金员工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恶化了。摩根士丹利集团把中金公司看成是进入中国方兴未艾的金融市场的敲门砖。虽则他们努力遵循摩根士丹利多年来成功的体制和方法，但建行员工依然按照中国方式做生意。中金公司获得的一些业务无足挂齿。同时，中金公司的员工显然害怕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们会不遗余力地挤进来。在中金的海归投行家们去敲客户的门时，他们总是能碰到来自香港的追逐相同业务的摩根人。其它投行也不断派人来中国争取因中金内部的官僚机制和紧张局势而被放弃的客户。
Wadsworth和王岐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越发明显了。有些员工对此很惊讶，因为他们原来以为这两个实权派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文化中才显得相似。两个人都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大权在握。他们都不会对蠢人心平气和，不接受&不&的回答。而两个人对召来为自己工作的聪明人都很大度，非常乐意帮助指导他们。问题在于，Wadsworth&太&美国化而王岐山&太&中国化了。
他们之间的沟通问题很突出。谁都不会主动拿起电话，和对方就解决问题进行私下的沟通。他们的会谈总是需要翻译的参与。两个人获得的关于合资公司的信息又被打着各自小算盘的下属所筛选过。当内争和问题提交到两个老板面前时，它们已经被放大或扭曲了。
两位领导人还陷入了跨文化差异的泥潭。Wadsworth不注意自己的言辞。他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无论是好还是坏。他坚持规则、道德规范和好的公司治理。他已经习惯了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并得到下属和同事的尊敬。一些中金员工私下叫他&巴顿将军&。而另一方面，王岐山有着和他同时代中国人一样的强硬外表，而且由于他在中国社会中的显赫地位，他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但是和很多中国政府官员一样，他还有着恼人的自卑情绪，这是曾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人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落后于西方国家所导致的结果。王岐山知道虽然他的银行很大，但是他自己关于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还只相当于初学者的水平。和其它中国政客一样，王岐山也竭力避免冲突和承诺，他说着含糊的比喻，听众听到的是他们想听到的内容。这让Wadsworth抓狂。
&在美国商业中，你可以争吵、拍桌子，但还是能一起喝酒的朋友。&一名两人的同事说：&但是由于中国人的自卑情结，对王岐山来说争吵不啻是在伤口上撒盐。&很快，两人就不再交谈，而开始把查懋声董事当作中间传话人。
所有这些对杨彬都没有好处。作为合资公司的CEO，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进退维谷。中国建设银行想要这个，而摩根士丹利则想要那个。杨彬对王岐山比较恭顺，这种态度多多少少缓和了一些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杨彬对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高级合伙人没有任何影响力，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就利用这点继续说中金公司的坏话。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杨彬越来越多的时间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门紧闭。
开张仅几个月，中金公司就已经显得步履蹒跚。方风雷前往美国和欧洲去考察那里的投资银行是如何工作的。在英国，他了解到英国电信和Cable & Wireless将要合并，后者持有香港电信的大部分股权。随着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脚步临近，方风雷知道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会想办法来解决香港电话系统在回归后依然控制在英国公司手中的局面。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全世界最大、最快的电信基础建设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话系统从相当于非洲穷国的水平发展成为令欧美羡慕的顶级的固话、无线网络。从1990年到1995年，政府在网络建设中投入了约300亿美元，大部分资金来自外国厂家和各自的政府。但这种做法本身难以为继。邮电部部长吴基传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回到北京后，方风雷向中国提议收购香港电信。这步棋很大胆，保守的中国官员会立刻予以否决。但是王岐山很感兴趣。他把这一提案转给了邮电部的吴基传。在看过提案后，吴基传从家中给方风雷打电话。&我真正最想要的是这家公司，&他说。他指得是香港电信。
当时正值美国电讯行业也经历相类似的崛起，摩根士丹利是融资工作中最重要的投行之一。方风雷认为应该让摩根士丹利参与进来，为成立后来的中国电信提供咨询和承销服务。但是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电信专家们一口回绝了。带着纽约投行家标志性的傲慢态度，他们告诉方风雷，中国不可能有什么大生意，他们不会把精力从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业务中分开。
&他们看他就像看一个白痴一样，&一名了解此事过程的前摩根士丹利经理说。&摩根士丹利的文化就是，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白痴。&
但是方风雷有别的选择。他和摩根士丹利中金员工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高盛亚洲的主席John Thornton却在努力巴结方风雷。高盛未必想要和建设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它非常想要和中金一起做生意。当Thornton听说方风雷想在海外上市中国电信资产的宏伟计划，他立刻召来高盛股权资本市场部门的主管Mike Evans到中国与方风雷见面，鼓动他与高盛合作。1997年1月，在海南岛一家度假酒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方风雷、Thornton以及一批高盛银行家和邮电部官员一起制定了创立中国电信(香港)的计划。这家公司将持有中国国内最大的两家无线运营商&&广东和浙江&&的资产，它拥有全国近30%的移动用户，然后再由它收购香港电信。此后，投资人还有机会拥有其它省份的网络，这些资产将在公司成立后陆续注入。
这一宏大的计划必须得到来自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批准，最终决定是否继续计划以及选择哪个合作方。交易不断进入更细节的层面，而方风雷也随时向王岐山汇报项目的进展。随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询问王岐山在中国电信项目中，谁是中金公司的最佳合作伙伴。王岐山建议在这笔中金公司自创立以来最大的生意中，邀请高盛参与合作。王岐山的建议反映出了中金公司合作方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就开始怀疑摩根士丹利的真实意图。中国政府一直力推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努力在7月份英国移交香港主权给中国的时候向世人展现最好的一面。而当时摩根士丹利被人广为引用的股市预言家Barton Biggs预测亚洲股市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即将破灭，他的话出现在了全世界的媒体上。朱镕基错误地判断Biggs的声明显然证明了摩根士丹利在操纵市场，Biggs声明之前累积起来的做空头寸引发了市场的急转直下。中国电信的业务不可能再给摩根士丹利了。
在高盛与中金公司的合作下，中国电信成为中国首个巨型项目，它第一次给了外国投资人投资全国性行业的机会。公司于日和23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融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
中国电信的上市对摩根士丹利和Jack Wadsworth来说是一场灾难。那些被John Mack胁迫着支持这笔3500万美元合资项目的纽约合伙人勃然大怒。自从中金公司1995年开张后，他们从北京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是问题。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每天走进办公室时心里的目的就是要击溃高盛。现在，来自中国的最大一笔交易&&乘以10倍&&给了高盛，而它还曾在摩根士丹利接受之前拒绝与中方合资成立中金公司。Wadsworth在总部一度拥有的不可战胜的信誉突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胸怀坦荡的CEO
杨彬接受了失败。他的副手Austin Koenen在1997年下半年接任中金公司CEO。Koenen是一名自律、进取的新泽西农村少年，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拥有四个学位，并曾在攻击潜艇上服役。他是摩根士丹利纽约最头脑冷静也最受人尊敬的经理人之一。摩根士丹利的CEO John Mack相信Koenen突出的个性将有利于赢得中金公司疑虑颇重的中国员工的心。Koenen不会说中文，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知之甚少，但是他的做事方式表明了他对中国人和这个国家的尊重。他散发着领导力和信心&&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标签上写着&不要抱怨&&&而且他像父亲一样教导中国员工。Koenen告诉人们他对他们和中金公司的忠诚，而不是摩根士丹利，因为他的任务是建立一家一流的中国投资银行。Koenen尽可能的减少与摩根士丹利香港办事处的沟通。相反，他直接和纽约对话。他鼓励中国员工在开会期间大胆发言，不要被傲慢、强硬的外国银行家吓倒。他告诉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在需要建议的时候直接来找他。从中金公司开张伊始，中国人就强调摩根士丹利应该为合资公司带来投行&技术&。而在Koenen担任CEO后，中国人意识到摩根的最大贡献是成为中国员工的导师。
与Koenen共事的中国人经常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胸怀坦荡。意思是他们信任他的真挚，相信他是真心关心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在中国文化中，行为独断是极其负面的，而公平也并非这个社会的标志。家长总是通过指出错误和不当来教育子女。政府通过控制、羞耻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进行统治。对犯错误后遭到惩罚的担心左右着大部分员工的行为。因此中金公司的中国员工对来自老板的真心的友善、诚挚和教导极其欢迎，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对很多人来说，当权者能够友善的对待自己，这在他们的人生中还是头一遭。
Koenen消除了合资双方之间的众多矛盾，看来中金公司终于要走上正轨了。然而，1998年5月，在接替杨彬担任CEO的6个月后，Austin Koenen在北京死于心脏病，享年56岁。方风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丧失了一名亲人。很多年过去了，方风雷依然会给Koenen的墓前送上鲜花，表达自己对逝者的尊敬。&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头脑，&方风雷说。&不是他的技术能力，而是他的管理风格。他尊重我们。&
冉冉升起的儿子
ElaineLa Roche接受了Koenen的工作。她是在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工作经验老道的经理人，曾担任Koenen和摩根纽约领导之间的联络人。通过指导并授权给最优秀的员工，Elaine很快便赢得了中金员工的尊敬。在摩根士丹利总部担任了多年的行政职务之后，Elaine还专注于公司久已缺乏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在合资公司成立之时，Wadsworth和摩根士丹利其它人都过于关注于交易，以致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建立合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总体组织架构、风险管理体系、培训计划、内控、退出战略的流程和时间安排以及所有其它正常的业务合作。La Roche致力于补回丢失的时间，促使建立以业绩、成就和诚信为导向的企业文化。
不过无论La Roche怎么做，中金公司的中国员工依然认为方风雷是老板。他越来越痛恨和藐视La Roche复杂的管理体系。这次，轮到他成为合资公司的问题焦点。在方风雷把中国移动的生意给了高盛后，中金公司中的摩根士丹利人开始对他吹毛求疵。但是令人左右为难的是，方风雷是中金公司唯一真正的交易创造者，而他根本没有给摩根士丹利介绍生意的意思，不仅仅是因为这帮人曾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无知的农民。高盛利用第一笔生意的成功，继续不懈的讨好方风雷。对于高盛来说，中金公司是一个应该予以盛情款待的客户，主要是方风雷个人。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中金公司是一个麻烦不断的下属企业，而方风雷是所有麻烦的核心。在一些摩根士丹利人眼里，摩根士丹利就是一个需要承担所有义务和麻烦的妻子，而高盛则是一个披金带银的情人。方风雷继续与高盛的合作，包括公司的下一笔大生意，中石油在2000年4月份的上市，融资29亿美元。
1998年1月，方风雷的导师王岐山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理那里发生的重大金融丑闻。中金公司的继任者周小川，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决定让方风雷走人。方风雷拒绝了摩根士丹利让他取哈佛大学学习eMBA的提议，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不竞争条款。相反，他去了香港中银国际，开始与中金公司竞争。
早在方风雷离开之前，公司内部就已经有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安排。在Austin Koenen去世前不久，他告诉LaRoche说中金公司的中方股东将&安排一个大人物进来。&几个月后，这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朱云来，中国新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非正式的政策，即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要呆在中国，为政府或中国公司工作。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DePaul大学获得会计硕士学位。在芝加哥ArthurAnderson公司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会计后，他进入纽约瑞信第一波士顿银行培训。在他的父亲担任总理后，他被召回国。他被安置到中金公司作为其事业起点。
在中金公司，朱云来是投行部门最底层的管理人员。一开始他努力保持谦和低调。他看上去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厌其烦地编写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细节的报告。但是中金公司的中方员工很快就开始利用朱云来的存在。他们在各种场合都加入他的名字，拉他参加各种会议来获取承销业务。由于总理儿子的存在，中金公司的内部政治很快就退回到帝皇时代的风格。中国员工自动向朱云来磕头效忠，就像他们对任何中国皇帝的儿子一样。
方风雷离开后，朱云来成为中金公司事实上的老板。La Roche试图培养他，但是徒劳无功。朱云来是个很乖僻的人。他通常下午才来上班，然后一直待到凌晨。他不回复邮件。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制定自己的时间安排，通过秘书与其他人沟通。中金公司的银行家或分析师如果想要见朱云来，必须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在自己的桌前不断喝咖啡，希望能在后半夜与他见上一面。但不管如何，朱云来理解西方的体系，了解他们的价值。他支持La Roche在机制和责任方面的战略计划。当然，为了保持自己的隐私和特权，他自己必须是一个例外。
2000年6月，充满困惑的La Roche辞职回到了纽约，中金公司转由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当然，这个委员会在决策是遵从朱云来的意见。在中国人看来，中金公司从方风雷的公司变成了朱云来的公司。
虽然管理严重缺失，但是中金公司彼时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你是市场上唯一的玩家，管理好不好并不重要。中金公司拥有的特权是它是中国唯一的投资银行。如果有海外上市，中金公司就要参与其中。摩根士丹利竭力想要在公司建立控制和机制的努力最终只是一场空。合资公司可以处理国内上市业务，方风雷和他的团队在业务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更为重要的是，中金公司可以很好的与国际投行合作，共同处理海外上市的业务。自从公司成立几年中每年均盈亏平衡后，2000年中金的毛营业额达到了1.7亿美元。公司把原先的一亿美元全额还给了最初的投资人，中方员工还意外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奖金。2000年1月份被迫离开公司的方风雷一分奖金也没有拿到。
ElaineLa Roche离开后，中金公司的管理层成为了一个黑洞，信息完全不流通。朱云来有时候直到上午10点才到办公室，而且就算他来了，他也是不修边幅，套着一身皱巴巴的运动装。他没有几个朋友。他住在酒店。他是一个消瘦的烟鬼，在一段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运营公司。朱云来对数字有着会计师特有的癖好，经常让中金公司的分析师和投行家抓狂。他们总是被要求做更多的模型和数据输入，即便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是毫无意义的。中金公司的部属们相信朱云来对细枝末节的嗜好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投资银行业务的不熟悉。
朱云来今天依然是中金公司的领导人。他自己做决策，很少征求他人的意见。他有着他父亲一样的顽固的自信。不同意朱云来意见的人被冷藏。中金公司的决策堆积在一起，因为很难找到朱云来。但他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他把中金打造成一家相对来说管理较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把自己定位成受中国公司信任的合作者，保护他们免收外国投行大鲨鱼的吞噬。朱云来赋予中金公司的使命是改造中国的国有产业。
2002年，摩根士丹利终于举旗认输，把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交还给中方。中金公司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组合&之一，每年收取分红，也许未来等到中金上市时还能获得不菲的资本回报。正如一名摩根士丹利的经理人所说：&我们向他们的愿景投降。&摩根士丹利投降后，它在中金公司运作的最赚钱的几笔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业务中被指定为联合承销商。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们刚刚讲述了华尔街贵族和中共权贵之间的一段婚姻，看似充满光明，而最终演变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经营最混乱、问题重重、矛盾多多的合资公司之一。当然，由于它的垄断，在财务上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
中金公司的问题源自文化的冲撞。合作双方缺乏彼此的理解，而且也都没有努力去解决问题。如果Austin Koenen没有去世，也许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但是中金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合资公司中太普遍了。
教科书上所列的每一个错误，合作双方都犯了。从第一天起，他们对中金公司的未来就有着不同的愿景。Jack Wadsworth看到的是摩根士丹利坐收中国经济腾飞之利，在业务上左右逢源，收取百万美元的交易费。他坚信摩根士丹利极有可能把中金公司变成一家下属企业。而王岐山则梦想把中金公司打造成一家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支机构遍布全世界，能够与行业领先企业&&包括摩根士丹利竞争。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目标如此荒唐的不一致是非常普遍的。用中国老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同床异梦&。
随着故事的展开，合资公司的各方一门心思钻研的是内部政治，而非公司业务&&尤其当中方合作伙伴是政府机构的时候。Jack Wadsworth在组建中金公司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世界级的主要投行也在中国到处寻觅进入机会，他更感到了竞争的压力。Wadsworth告诉我说，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谈判合同，但是一旦签字完毕，合同就被扔进抽屉，再没有人去翻它。这也很普遍。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尊重法律。如果中国人想做什么，他们会找到绕过法律和规定的办法。而且，摩根士丹利对日常琐事也不够重视，而这本来是可以缓解合资公司的问题的。一直等到Elaine La Roche成为CEO之后，她才努力去补上那些本来非常正常的环节，如组织架构，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以及培训工作。当然，要求Wadsworth在创造中国首家投行的兴奋劲儿中再来考虑这些事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对今天的任何人来说，如果在创办中外合资公司的谈判过程中不重视这些问题，那还不如待在家里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这些细节工作有助于打造良好的关系，并在合作方之间建立解决问题的思路。那才是在中国谈判合同的目的。正是合作方在谈判期间建立的关系才能够最终保持公司的团结。让你的律师唱黑脸，提出合作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然后起草合同中的法律保障条款。这样的做法会引起争论，迫使双方一起找到解决分歧和问题的方法。最终完成的合同文本并不能拯救你在中国的业务，但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也许能够给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如果Wadsworth和王岐山是合资公司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也许就能建立更好的关系。
当然还有个性上的冲突。Wadsworth是典型的大权在手的美国经理人，他自信、直率、坦白。这在所有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或管理层中都行得通，但是在中国不行，这里的人说话说半句，再加上表面的礼貌，掩盖了藏在最最深处的厌恶。王岐山和方风雷对Wadsworth的行为心存怨恨，只要有可能，就会进行报复。
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翻译人员的参与往往加重了业务谈判和运营中的问题。Wadsworth和王岐山都非常依赖于公司内部能说中英文的员工进行沟通。这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会对各自老板得到的信息进行过滤。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聘请并使用专业的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准确地传递清晰的信息。
JackWadsworth于2001年从摩根士丹利退休，现住在旧金山。他认为摩根士丹利应该从中金公司中学到很有价值的经验，当然这也曾是令人困惑的一课。摩根士丹利最终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业务中占据了近50%的市场份额。这个结果让一切都很值得。
&从事后来看，我们能最终做成并取得成功实在是一个奇迹。&Wadsworth告诉我：&当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预计它就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难事，但是我们相信巨大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还是值得做这样的投入。而且我认为当时的这一判断恰到好处。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很特别。市场的规模证明我们的投入是正确的。成功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双方的确有真实的意愿要把事情做成。中国人需要一个样板，他们需要资金流入这个国家。摩根士丹利想要进入中国。&
王岐山是中国未来总理的主要人选。2003年非典爆发时，中国政府由于向世界撒谎而陷入被动。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由他来处理烂摊子。这项工作完成后，他的工作重点立刻转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创立中金公司是王岐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朱镕基和其它高层领导人认为中金公司是中国在金融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摩根士丹利如果能够把王岐山看作是一个有着政治需求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顽固的商业合作伙伴，它也许就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摩根士丹利本来可以为合资公司制定一套不同的工作和经营计划，以满足中国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需要，以及王岐山未来的政治生涯的需要。
朱云来是新生一代，受过西方的教育，但是和王岐山一样，他也显示出一种政治恐惧症，这种恐惧主导了中国官员及其家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多方面，作为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就像是遭到了诅咒。云来从小就被教导要对别人心怀警惕。早在云来上小学之前，他的父亲在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长大的朱云来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笼罩在政治耻辱的阴影之下。一直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得以出头。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以及父亲的快速升迁，朱云来对为了讨好其父亲而对自己友好的人极其警觉。虽然他现在已经很富有很成功了，这种恐惧依然左右着他。
朱云来和他在中金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着他父亲一样的恐惧，不过这种恐惧是现代版的。他们和西方投行家们一样勤奋工作，有着很好的收入，但是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北京的政治风向发生转变，他们就会成为新一轮政治运动的目标，被指控为通过实际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而牟取百万美元暴利的人。&他们担心被曝光，最后因为诚实工作而身陷囹圄，所以他们行事都很隐秘。&一名中金公司内部人在拒绝我采访朱云来和其它高层管理的要求时如是说。
王岐山和朱云来对中外合资公司的态度是非常典型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往往并不是真的在意打造真正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载体，能够获得外国的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同时又保持中国人对公司的控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保险，汽车和电信等，中国法律要求必须通过合资方式组建公司。
如果你所在的行业需要通过合资公司才能进入中国，那就要谨慎进行。对你和合作伙伴的看法不完全一致要有心理准备。外国人通过合资公司学习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则利用合资公司学习业务。如果你认定这些动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可以组建能够和平共处的组织架构。保持明确的大股东地位和对管理的控制，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如果你必须面临50对50或者少数股权的地位，那就要做好耗费大量的管理时间、给你的律师送钱的历险准备。有一些技巧很有用。对外国公司来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不向在华合资企业注入关键业务或技术。公司总部作为合资公司的第三方供应商，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取超额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总部可以从经营亏损的中国业务那里获得不菲的利润。这是很好的权宜之计，但算不上是商业计划。
对于相比政府只占少数股权的合资公司中的外方股东来说，如摩根士丹利，必须制定更大的计划。如果合资是突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学习经历，那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公司会最终破裂。一些公司退了回去，等待政策发生变化允许他们在对华合资企业中拥有完全的控制。他们看着别的公司争先恐后地冲进中国，然后又忙着从坑里往外爬，权当看戏。
Austin Koenen在中金的成功很短暂，但是意义重大。在完美状态下，管理中国业务的经理人应该会说会读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得到来自总部的强有力的支持，埋头致力于公司的文化和伦理规范，并且对行业和管理有突出的专长。这样的人非常少。不过好在更重要的是你的中方管理人员应该是一名真正的领导、真正的专家和意志坚定的导师。中国人渴望学习，而且学得很快。他们需要领导，但是他们只会跟随并尊重那些有足够能力和智慧的领导人。让中国员工看到他们有一条通往高层管理的道路。建立一套机制，让你的中国和外国经理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太多的情况是，中方派出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加入合资公司，而外方仅选择那些愿意在中国生活的人，这些人经常是经验不太丰富、或是受总部排挤的榆木疙瘩。派你最具有创造力、最自我驱动的企业家来，而不是规避风险的企业官僚。
我们真正能从Austin Koenen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真诚在中国大有帮助。正如他的一位前摩根士丹利同事所说：&Austin的做法就是：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就要收起你的自负，对你自己和你的职位感到安全，准备好做一名教练而不是老板。在中国的成功人士是那些能够吸引、培养并留住高层中国员工的人。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们，他们亦会帮你突破重围。但如果你操他们，他们会操你三次。&
用这段生动的描述来引出关于方风雷在中金工作经历的讨论再合适不过了。中金公司中的建设银行下属和摩根士丹利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源自高层，然后蔓延到整个组织。一旦某人成为公司的CEO，两边的人都不信任他。中国人认为他是摩根士丹利的奸细，而摩根士丹利香港事务所则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中国人很容易就会把CEO边缘化，而方风雷或朱云来则手握实权。在合资公司中，中国的商业体制和文化会直接进入你的公司。这套体制中的很多核心部分&&如独裁领导、内耗的政治、个人所得高于公司利益、避免风险和决定的顽疾、以及几乎不可避免的腐败&&都将成为管理中的漏洞，让你夜不能寐。
方风雷离开中金公司后，又在一些投资银行干过，然后创立了他自己的投资银行，并和他在高盛的老朋友合资成立了一家新的证券公司。高盛借给方风雷一亿美元开始业务，据说一旦有关外国人控股权的政策发生变化，高盛就有权从方风雷手中买回这些股份。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高盛对高盛高华证券公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同时不违反中国的证券法。
离Jack Wadsworth以为方风雷是某人司机的那天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他穿着名牌服饰，大部分工作在高尔夫球场上完成。他对Jack Wadsworth以及许多其它摩根士丹利经理人的评价都很高。
&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方风雷告诉我：&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学得会这么快。他们预想中金公司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
【转】扫盲贴：PE八大家——KKR、凯雷、黑石、华平、橡树、3i、德州太平洋TPG、阿波罗
来源：&PE，私募股权，黑石，KKR这些熟悉又陌生的词汇听上去总是让人感觉很神秘，充满玄幻色彩，他们究竟是谁，究竟是怎么在赚钱的，领头羊是谁，又有怎样辉煌的历史，现在又在做什么呢？转个贴，临时抱佛脚用===========================================PE八大家&&KKR、凯雷、黑石、华平、橡树、3i、德州太平洋TPG、阿波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已然是全球并购市场的绝对主角。截至2006年底，国际性的PE已经超过了4000个，交易活动约占全球并购交易总量的1/5。仅2006年一年，全球PE就从资本市场上募集到了2150亿美元。2006年PE全年的交易价值升至创纪录的4000亿美元，较2005年的2370亿美元高出68.7%，相比1996年则增长了20倍；其中，单笔超过10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交易达到9个&　　2006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的杠杆收购规模占全球并购总额的13%。如果剔除换股交易，PE参与的杠杆收购占现金并购额的17%。不断壮大的规模与日益大手笔的交易，使得PE完全确立了在华尔街的主流地位。&　　进入2007年，PE主导的并购交易又一次次地刷新纪录。黑石（又译&百士通&）2007年2月以395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房地产信托基金EOP，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杠杆收购交易；之后的7月，刚刚公开上市不到两个月的黑石，再次大手笔出手，以260亿美元巨资收购了拥有2800家酒店的希尔顿集团。而几乎在此同时，以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为首的一个私募股权财团以485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最大的电信企业&加拿大贝尔电信集团（BCE），将PE并购金额的纪录推向了新的高点。　　PE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不但为国际金融领域贡献了重要的投资渠道，更成为国外富裕阶层进入证券、股权投资领域的主要途径。而且，PE异化了传统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资金供给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控制与改造的互动形式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但这只是作为群体的PE的共同特征，在具体的操作模式与操作风格上，那些神秘的领头PE们则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最吸引世人眼球的无疑是黑石集团运作大手笔收购的魄力。目前，有消息称黑石集团正考虑斥资200亿美元收购全美最大学生贷款公司SLM。但是与常人理解所不同的是，坚持不做敌意收购由始至终是黑石运作的一条纪律。与动辄以巨额资金频繁收购的黑石不同，英国3i集团更像是股票市场上的&价值投资者&。常被3i高层挂在嘴边的一个理念是：作为一家有责任心的投资公司，3i不会在投资项目上市之初就马上套利出逃。　　尽管通过收购后积极而有效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是PE的共同制胜之道，但德州太平洋集团更喜欢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投入资本市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自2000年初至2001年9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做一宗收购交易的原因&这段时间资产价格太高。而在&9&11&事件之后，他们则频频出手，竞标&9&11&事件后第一家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的美国航空公司全美航空（US Airways），然后以20多亿美元价格与其他机构联手收购餐饮连锁巨头汉堡王（Burger King）、收购处于破产边缘的全球第三大芯片厂MEMC，行事每每出人意表。　　比较特别的是橡树公司，该公司的特长在于能够通过以大比例的折价购买像保险公司Conseco和放贷公司Finova这样债台高筑的公司的不良贷款，并尽可能快地获取高额回报。橡树的合伙人放言：&我们打算以50%的价格进行收购，你要想买到便宜的，就得到废物堆里去寻找。&但问题是，不是哪一家公司都具有火眼金睛。与橡树公司比较接近的是阿波罗公司，当别的PE对一些债务累累、濒临破产的公司敬而远之的时候，阿波罗却视之为香饽饽。对不良债务的收购以及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restructure）一直是阿波罗的强项。不过，阿波罗对濒临破产的公司青睐有加的底气更来自于公司对破产程序的专业理解。　　作为PE长青树，华平的投资风格则可以总结为长线投资、宁缺勿滥，在寻找到合适的投资目标之后，又敢于以巨额资金压在一个企业上，全力协助其发展。其投资的基本哲学是&像经营性公司一样建立可持久业务&。至于国人比较熟悉的凯雷，其&总统俱乐部&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利用政界知名人士&开路&可以视为凯雷的独门暗技。　　然而，PE们的滚滚财源不断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议与指责。以黑石集团为例，其2006年人均创利是高盛的9倍，堪称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黑石上市后，其创始人也以100亿美元的身价跻身全球顶级富豪的行列。在那些被收购梦魇困扰的经理人眼中，PE一味加大公司的财务杠杆，用大规模分红与出售资产来满足收购贷款利息支付的需要，以大规模裁员破坏公司和所在社区的良好氛围，而后更以种种手法变现。而在几年之后，PE掠夺了财富，留给公司的往往是一片狼藉。这在KKR并购RJR的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批评者认为，PE的巨额利润来源于牺牲原有股东、债权人、员工的长期利益。　　最近，美国的龙星基金收购韩国第五大银行外汇银行51%的股权，获得了超过40亿美元的利润，调查者发现其在收购价格上有贿赂当地主管官员的不法行为，在利润应交所得税安排上也有非法避税的嫌疑。这更为PE招来了不少恶评。　　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已无法回避PE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事实上，国际PE大鳄们早已在中国上演了一个个收购大戏。新桥收购深圳发展银行、高盛收购双汇集团、凯雷收购徐工集团等，都在相关行业激起了一阵强烈的地震。2006年，PE们在中国内地共投资129个案例，参与投资的机构数量达77家，整体投资规模达129.73亿美元，为亚洲之冠（除日本外）。而且，PE所参与案例与领域都是中国经济中最前沿与最活跃的领域，垄断资源、行业龙头、消费行业以及依托国内市场的创新产业与商业模式为PE们所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在A股市场的股改造就的全流通背景下，专门投资于上市公司股权的私募股权投资（PIPE）案例在2006年开始增加。　　2007年5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投资公司宣布出资30亿美元认购黑石股权，似乎表明中国政府对PE这一资本群体投资能力的认可。这也表明中国已经不完全满足于单向开放接受外资对民族产业收购与主导的命运，开始谋求以西方的游戏规则，积极参与当前PE发展的世界潮流，以分享行业发展的巨大机遇。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二战以后全球资本流动在继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崛起、并成为资本输出区域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改变。　　因此，在这些&资本怪兽&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侵蚀着产业资本的边界、攫取民族产业创造的巨大财富之际，我们需要以更为客观、更为开放的态度去审视这些国际PE巨头们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手法。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与这些资本巨头的直面竞争中从容应对。&
KKR：并购领袖&&　　通过将杠杆收购和管理层收购巧妙结合，KKR成为私募基金的并购领袖一手打造了&天价恶意收购&范例&雷诺兹&纳贝斯克收购案、&与企业管理层共谋&范例&&劲霸电池收购案、&担任白武士&范例&&西夫纬收购案等经典之作。KKR坚守自己的收购原则，在多年的并购时间中创造出一套独特的获利方式。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1976年成立　　公司总部: 纽约& 管理规模: 270亿美元　　并购领域: 消费品、销售连锁、娱乐、IT服务、电信通讯、半导体芯片　　创始人: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罗伯茨（George Roberts）、克拉维斯（Henry Kravis）　　科尔伯格和罗伯茨是好朋友，而罗伯茨与克拉维斯是表兄弟。科尔伯格在三人中资格最老，既是后两者的导师，也是KKR成立之初的主导者。1976年，科尔伯格、罗伯茨和克拉维斯三人离开了贝尔公司，自己组建了KKR公司。科尔伯格于1987年离开KKR。克拉维斯则因为成就了KKR在华尔街杠杆收购中的大佬位置而被人们尊称为&亨利王&（亨利是克拉维斯的名）。　　&LBO+ MBO&模式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KKR）是私募股权基金之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司。在公司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门用小钱并购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然后通过与管理层合作，经过重组捞取令人咋舌的丰厚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KKR不仅将LBO发扬光大，更成为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或MBO）的创始人。　　在KKR成立后的前三年交易记录中，一共实现了六次收购。KKR喜欢标榜这些交易是MBO，以此打响自己的&金字招牌&，使公司区别于其他精通LBO的同行。不过，KKR的确十分在意目标公司的管理团队作用。例如1977年4月收购的A.J.Industries是一家摇摇欲坠的联合型大企业，但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核心业务，更有一位精明执著的首席执行官雷蒙&欧可费（Raymond O'Keefe）。欧可费抓住了KKR赋予他的自主权，拼命工作，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重整了公司，赚下了足够多的资金偿还债务。　　KKR的成功正是顺应了大势，创造了潮流，因为在1981年，美国出现了近100起的杠杆交易。到了1982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但LBO交易上升到164起。1983年，美国又发生了230起杠杆收购，总融资达45亿美元。从那时开始直至第一次大收购浪潮结束（80年代末），年平均杠杆收购数量为300起左右。KKR更是因为这些交易名利双收，公司声称给他们的投资者赢得平均每年62.7%的利润，为此，KKR被视作华尔街杠杆购并领袖。　　KKR采用&LBO+ MBO&的方法,从1977年至2006年底,累计完成了140多次收购,累计总交易额达到了1929.65亿美元。而MBO在KKR发迹过程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通观20世纪80年代，MBO一般都发生在相对成熟的产业，例如零售业、食品加工业、服装业等。因为这些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正是拥有大量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时候。KKR联合管理层收购，可以凭借这几类公司稳定的现金流增强举债能力。而那些新兴行业或者高科技企业，由于风险较大、现金流较少，一般不会成为私募基金收购的目标。　　低成本进行天价恶意收购　　&雷诺兹&纳贝斯克收购案　　虽然KKR的辉煌记录数不胜数，但让KKR公司真正变得大名鼎鼎的当属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杠杆收购（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收购额至今排名第一）&对食品和烟草大王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的收购。这起被称为&世纪大收购&的恶意杠杆收购，令盛极一时的RJR Nabisco元气大伤，至今仍难以复原。　　作为当时美国仅次于菲利普&莫里斯的烟草生产企业,雷诺兹每年仍能产生10亿美元现金利润。可是公司的CEO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拿着巨额的经理津贴，却毫不重视股东利益。日，约翰逊在美国运通公司、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等投资银行的支持下，提出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收购公司的方案。但由于代表纳贝斯克方面利益的股东与约翰逊不和，对他提出的收购方案迟迟不表决。　　不久，听到风声的华尔街&杠杆收购之王&KKR加入了雷诺兹公司的收购战。日，KKR以250亿美元的天价完成了对雷诺兹的收购，超过200名律师和银行家与会签署了收购合同，华尔街的大牌投行美林、摩根士丹利,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德崇（Drexel Burnham Lambert）均参与其中。在收购投入的资金中,辛迪加银团贷款145亿美元；德崇和美林提供了5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KKR本身提供了20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作为股本）,另外提供41亿美元作优先股，18亿美元作可转债券，并且接收了RJR所欠的48亿美元外债。　　在整个收购案中，KKR付出的代价极小。由于公司发行了大量垃圾债券进行融资，并承诺在未来用出售被收购公司资产的办法来偿还债务，因此这次收购资金的规模虽然超过250亿美元，但其中KKR使用的现金还不到20亿美元。不过,高成交额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收购结果。雷诺兹公司在收购完成后并没有重整旗鼓，而是一蹶不振。2003年上半年，雷诺兹的销售额比前一年下降了18%，仅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