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哪个好的经济情况怎样,出口那边有什么需

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新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9年09期
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新趋势
【摘要】:正 近几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经济条件恶化,国民经济面临严峻局势,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只有2—2.5%,低于"八.五"计划(年)规定的3.5%的指标。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投入不断增加,而产出的经济效益却反而下降,国民收入呈滑坡之势。外贸情况恶化。以原材料、半成品和一般商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己不适应世界市场发展趋势。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国家不得不进口大量消费品来维持市场平衡。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无法解决上述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西德、奥地利的起点是相近的,而现在的发展水平却差了一大截,退为欧洲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
【关键词】:
【正文快照】:
近几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经济条件恶化,国民经济面临严峻局势,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只有2一2.5%,低于“八·五”计划(年)规定的3.5%的指标。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投入不断增加,而产出的经济效益却反而下降,国民收入呈滑坡之势。外贸情况恶化。以原材料、半成品和一般商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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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以下我们会看到这三大遗产是怎么在剧变之后的历史中起作用的。
  二、互动过程
  1989年11月,天鹅绒革命发生。在捷克一方,发动革命的是“公民论坛”(Civic Forum),在斯洛伐克一方对应的是“公众反暴力”组织(Public Against Violence)。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失去政权。捷克人哈维尔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统,而斯洛伐克人马利安•恰尔法(Marián Čalfa)被选为联邦政府总理,斯洛伐克人一一前被流放的共产党总书记一一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议长。
  由于这次革命的民主色彩非常浓,主要是由公民组织和大众从下而上的一次体制颠覆运动,不涉及其他议题。由于存在共同的敌人和共同价值观,在一开始,捷克一方和斯洛伐克一方关系相当融洽。双方约定,为了转型的稳定,暂且保留原联邦政治结构与宪法不变,以两年为期,在这期间重新调整联邦与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划分、重修宪法,以便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同样是为了转型稳定起见,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仍然把首都放在了布拉格。
  革命者由此继承了一个极度依赖共识和妥协的政治结构,而新生的共和国所必经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必然会激化出大量的政治冲突。比方说,日,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对媒体宣称,联邦政府打算禁止武器外贸。而这立刻引起了斯洛伐克的反对声音。斯洛伐克的工业技术已经过时,无法同国外产品竞争,只有出口军火才能维生。在许多斯洛伐克人看来,这是布拉格压根不理解斯洛伐克国情的重要证据。
  这件事实际上预示着经济转型对斯洛伐克人来说要难得多。日后的情形也证明正是如此,联邦政府实施休克疗法,放开物价,大幅削减或停止国家补贴(实际上是减少捷克对斯洛伐克的转移支付),这对以落后的技术、重工业为主的斯洛伐克是一个沉重打击。斯洛伐克在分离前的失业率曾接近12%,是捷克地区的两到三倍(具体数据见表1)。斯洛伐克方面要求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要兼顾、多种所有制并存,而这是坚决推行自由化的捷克方面所不同意的。1991年~1992年担任斯洛伐克总理杨•恰尔诺古尔斯基(Ján Čarnogursk&)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讽刺说,捷克一方的立场矛盾一一在政治上他们要联邦,在经济上他们却要邦联。&
表1:捷克与斯洛伐克在年间的经济表现
  当时担任捷克总理的彼得•皮特哈尔特(Petr Pithart)则认为,问题是双方的,一方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同,这导致在转型时感受不一致(捷克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感程度更大,导致他们忍受转型痛苦的耐心更强)。另一方面捷克人也有责任,由于目光短浅,捷克人不理解、不关心斯洛伐克人。此外,捷克人习惯了单一制,很难考虑到斯洛伐克人对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可的热情。
  在政治方面,果然很快也出现了麻烦。哈维尔在1990年初向国会提出更改国名,将社会主义字号去掉,斯洛伐克方面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但要求在“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加上一个破折号,以示对等关系。捷克方面很惊诧,双方的争论由议会辩论蔓延到街头抗议,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史称“破折号战争”(Hyphen War)。这里涉及到了一个认知问题,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国族(nation),还是一个国家(state)?
  捷克人多半认同前者,认为存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一部分。但是斯洛伐克人却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这是对斯洛伐克族群的压制与消解。他们认为,斯洛伐克与捷克形成的联邦国家是一个政治联盟,而非同一族源下的不同分支。
  这场看起来非常可笑,但极富有象征性的“战争”终结于一个妥协解决方案:“一国两名”。双方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自己喜欢的名字。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局内人都觉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当政者小看了这件事,他们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思想和政治准备,革命成功的狂喜导致了对人性的高估和对现实政治的小觑。彼得•扎亚茨(Peter Zajac)是“公众反暴力”组织的前领导人,他认为,在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民主选举前,斯洛伐克内部还没有独立的要求,有的至多是联邦还是邦联的争论。他惋惜没有抓住机会,抢在这种呼声出现之前制定公投法,从制度上对之加以遏制。 
  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民主选举开始。联邦层次和共和国层次的选举是同时开始的。哈维尔再次当选为联邦总统。在捷克,“公民论坛”获胜,在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组织获胜。但是,如前所述,斯洛伐克内部出现了独立的呼声(虽然只是少数人),而这同选举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新生的国度,政党繁多是必然的(这一段时间的各类党派达到了八十到一百多个),这就重复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一一政治被碎片化,一部分政党利用族群议题来赢得选票。比方说,当年8月14日,斯洛伐克就有9个政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斯洛伐克独立”。
  面对这种形势,联邦政府和联邦的拥护者们的对策就是提出权力分享计划,也就是敲定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的权限,将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成“真正的联邦”。应有之义就是联邦向各共和国大幅度让渡权力,改变过去那种中央管制结构。1990年8月,双方的代表在斯洛伐克境内的特伦钦温泉区(Trenčianske Teplice)开始商谈,初步约定联邦将变成小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制定经济战略、货币发行等事务,经济与社会管理权将下放给各共和国。
  应该说,直到这个时候,捷克方面都还没有足够的警觉。他们错误地认为,斯洛伏克不会选择分离而只是把这种分离的可能作为一种谈判手段。彼得•扎亚茨评估了捷克人这种心理,说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上,凡是宪政安排,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斯洛伐克总是在提出“要求”,而捷克则总是在“让步”。捷克人经常把斯洛伐克对体制改革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勒索。可能正因为如此,捷克总理彼得•皮特哈尔特在协议签订之后,宣布说,此协议是除了国家解体之外唯一的选择。潜台词当然是,“要么接受,要么大家散伙得了,这是最后的让步,你看着办。”
  该年的1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政府分别签署了这份权力分享协议。但是到日,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突然造访布拉格,要求联邦政府进一步让权。他通告说,斯洛伐克国民大会正在准备立法宣告斯洛伐克法律高于联邦法律,因此需要被安抚一下。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联邦的拥护者们才意识到确实存在着国家分裂的危险。权力的分享并不能解决问题(公平起见,我们也必须说,民调显示,当时至少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是不想分离的。直到最后独立的拥护者还都只是少数。详细数据见下表2)。哈维尔要求联邦议会立即通过公投法,以及建立一个宪法法院,以便建立第三方裁决机制。
表2:捷克与斯洛伐克在年间的经济表现(年均变化,单位:%)
  但是斯洛伐克内部几个党派觉得通过公投法会有利于现存联邦制度的维系,于是联手在联邦议会阻击该建议的通过。尽管这些党派在斯洛伐克也只代表少数,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否决”宪法结构使得他们的阻挠成功。
  至此,危机就开始加速发展(因为选项已被用尽,1991年突然增速的失业率也不无影响)。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开始讨论新宪法的内容。斯洛伐克一方要求先制定各共和国层次的宪法,然后各共和国签订一项国家间条约(state treaty),然后再制定联邦层次的宪法。捷克一方不同意这样做,认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并没有国家主权地位,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接下来是一年多漫长的、毫无成效的协商与扯皮,每一个参与者都厌烦之极。
  一项人事纷争也加重了这个国家的病情。4月,斯洛伐克执政党“公众反暴力”组织发生分裂,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被解职,旋即自党内脱离,另组新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简称HZDS)。梅恰尔是因为作风独裁、粗暴而遭到驱逐的。同梅恰尔发生决裂的主要是“公众反暴力”组织中的自由派,而这批人恰好也是联邦的坚决拥护者。梅恰尔原先表态是支持联邦制的,另立新党之后就立刻改换了立场,他指控这些自由派是捷克的“跟屁虫”,只有他自己才是斯洛伐克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新党里面立刻涌进了大批前国企管理人员和前共产党干部。由于梅恰尔极受群众喜爱,这次分裂就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反暴力”组织(该组织自己的定位也有问题,政策摇摆不定也导致选民流失)。
  面对着斯洛伐克境内各政治党派越来越强大的分离主义倾向,捷克方面再次作出了让步,首先是认可了斯洛伐克要求签订国家条约的要求;其次,哈维尔再次呼吁用诉诸公投的方式来裁决斯洛伐克独立问题。应该说哈维尔抓对了药方。各项民调显示,尽管斯洛伐克公众在此时对联邦政府严重不满,以至于凡跟布拉格站在一起的本土政治精英和党派都大幅度失分,这导致斯洛伐克各政治党派几乎都急速“民族主义化”,但是公众更想要的是一个联邦,而不是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一次公投就可以结束目前这种军备竞赛式政治紧张关系,从而为稳定局势提供时间和机会。
  但是哈维尔本人无权发动公投,该项权力在联邦议会手中。在年末,哈维尔徒徒劳无功的呼吁联邦议会授予他举行公投的权力。
  当时,为了挽救联邦,无论是捷克还是在斯洛伐克都有人发起民间签名,要求进行公投。到日,有225万人在呈情书上签了字(相当于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1/6,其中大概有30万斯洛伐克人)。但是联邦议会始终没法通过要求公投的提案,一次又一次,少数派成功否决之。
  1992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议会选举。在捷克,是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领导的公民民主党(Civic Democratic Party,简称ODS,公民论坛的继承者之一)获胜(65%的人支持该党);在斯洛伐克,是梅恰尔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压倒性获胜(68%的斯洛伐克人支持或强烈支持梅恰尔)。克劳斯是哈耶克学说的信奉者,提倡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对梅恰尔和他的HZDS持相当怀疑态度。认为HZDS在相当程度上是共产党复辟。
  实际上,对整个斯洛伐克社会,相当一批捷克人都持批评意见,认为他们没反思,还沉迷在共产主义梦中。比方说,当年2月由布拉迪斯拉发市的康明尼斯大、大学(Comenius University)做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斯洛伐克人说他们支持共产主义体制(捷克只有15%),2/3的斯洛伐克人认为高失业率是联邦政府的过错,而相同比例的捷克人则认为这是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不幸遗产。简言之,维系国家的精英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在捷克的克劳斯看来,梅恰尔主政的斯洛伐克已经是一项有毒的负资产。在目前的宪政结构下,有这样一个人物在台上,为了他自己及其党派的政治利益,会对市场化改革横加阻挠(两年以来,私有化进展缓慢就是例证)。在最好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将动弹不得;在最坏的情况下,整个政府将会滑入彻彻底底的混乱之中。更不要说梅恰尔身上隐隐约约散发着共产党的气息,又那么受斯洛伐克人的欢迎,直接威胁着转型期中尚显脆弱的民主。在6月竞选之前,克劳斯曾经如此害怕整个国家走回头路,曾经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斯洛伐克力量在大选中占上风、使政局有可能退回到某种社会福利政府上去的话,我们将建议捷克公众表决,是否还愿与斯洛伐克人生活在一个国家内。”换言之,克劳斯已经有了断臂求生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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