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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公益组织应该遵循六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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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公益组织的普遍困惑：
　　原标题：民间公益组织的普遍困惑：
　　他们异常活跃却又举步维艰。
　　他们的资金从哪里来？
　　他们为何迟迟难以得到应有的名分？
　　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拿着工资，还是凭着激情？
　　公益组织：合肥锦雯言语康复中心
　　服务内容：帮助听障儿言语康复，培训家长
　　家长担当孩子的“生活阿姨”
　　“哎，甭提了，倒霉呗，你说现在走路怎么就这么难呢？ ”在今年3月3日的“爱耳日”上，我省两位小朋友作为全国聋儿语训的杰出代表，受邀参加中国残联爱耳日音乐会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相声《交通安全》，作为全场唯一一个语言类节目，备受关注。
　　但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前，这两个孩子既不会听，也不会说。一个叫左胜永，今年5岁半，一个叫张博闻，4岁半。
　　左胜永的妈妈告诉记者，在孩子两岁的时候，才发现他对外界的声音反应很迟钝，也不会说话。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听力有问题。后来，孩子接受了手术，安装了人工耳蜗。手术后，他们在锦雯言语康复中心接受言语康复训练。
　　“康复一个孩子，拯救一个家庭！”锦雯的创办人沙沙说，这句宣传语绝不是单纯的口号。
　　沙沙是东北人，2002年她来到合肥从事助听器验配的工作，她的客人很特殊&&一群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儿童，她帮这些孩子选择和调试合适的助听器或者耳蜗。工作中，她遇到不少听障儿童虽然戴了助听器或者植入了耳蜗，但是由于言语康复训练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听力障碍伴随孩子的一生。
　　“孩子接受言语康复的最佳时间是0~6岁，错过了将带来终身的影响。”2007年初，沙沙开始大胆地创办言语康复中心，并命名为锦雯言语康复中心。“来这里的孩子，80%都是先天性的听力障碍，90%以上都有康复希望。我们要保证孩子一到三年内都可以正常上学。”
　　沙沙说，锦雯从创办初期的一个老师、一个学生、80平方米的自家用房，到现在拥有15名特教院校毕业的全职教师、4名家长保育员、60余名来自省内外的在训听障儿，逐步走上了发展的正轨。
　　但是同所有公益组织一样，资金紧缺是最大的难题。
　　“为了节省开支，孩子们现在的生活阿姨都是由家长来担当。”对于沙沙来说，目前急需社会力量的融入，这不仅能给她带来动力，也能让更多的听障孩子接受言语康复。
　　公益组织：芜湖动物保护协会
　　服务内容：搜寻并救助流浪及被虐动物，组织救助类公益活动
　　虽然常感觉“无力”，但依然不放弃对它们的爱
　　24岁的刘珊珊和他的男友胡云龙是芜湖市一家装饰公司的员工。两年前刘珊珊从芜湖的一所高校毕业时，她注意到网络上有网友在呼吁抢救被虐待的小猫小狗。
　　刘珊珊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看不得小动物受到伤害。她注册了一个QQ群，并号召网友们加入进来。
　　陆陆续续，有十多个人加入进来，网友们互不相识，在QQ群里交换信息，并不时提供一些线索：哪里有猫狗被虐待，哪里有流浪的动物。
　　两年过去了，刘珊珊营救过多只猫狗，QQ群名称也改为了芜湖动物保护协会。
　　在刘珊珊的家里，她和男友收养了六只狗一只猫，这些小动物一个月就要花费2000多块钱，尽管经济上有压力，但刘珊珊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只要成员们发现了流浪的猫狗，最先会送到刘珊珊这里。经检查，有疾病的先送往宠物医院治疗，没有疾病的就在网上发布收养信息。
　　刘珊珊已经准备成立实体的协会，向成员们每人每月收取30块钱的会费。
　　刘珊珊说：“力量很小，我们现在成员虽然有近一百人，真正做实事的人很少，我多次都想解散掉，但想想时间那么长了，最终还是没解散。”
　　思考：有“身份证”的少，发展成熟的少几乎所有的都面临资金困难
　　日前，记者从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获悉，截至2011年底，全省各级社会团体共10500个，会员总数达到1193万人。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公益组织呢？
　　一家专门与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名为“益和”的公益服务组织，对此进行了一次调研。
　　“发展较成型的组织数量很少，由QQ群或论坛形成的志愿者组织较多。目前较成型的组织有50多家，松散或半松散的志愿者组织约40多家。”益和执行主任蒋倩告诉记者，事实上，本土不断涌现新生的公益组织，很多逐渐陷入“一个人”或“半死不活”或“死火山”状态。
　　蒋倩还介绍，现有的民间公益组织涉及的领域和类型，包括助残、环保、儿童教育、妇女保护、社区服务、艾滋病防治、义工类等。从发展程度上看，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公益机构，也有由草根自发形成的比较松散的义工类组织。其中，义工类组织比重较大，占到45%。比重最小的就是防艾，只占2%。
　　“截至2011年12月，有33%的组织仍未以任何方式进行注册，7%的组织是以工商形式注册，47%的组织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此外，还有11%的组织是以挂靠的形式存在。”蒋倩介绍说，据他们调查，2011年度，安徽样本组织平均总支出规模为13.29万元，比起全国样本组织平均总支出规模少了48万元，其中，62%的组织支出规模在0~5万间，15%的组织在5~10万间，最少为0.06万，最多为80万。
　　“安徽民间公益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个人’和‘企业’，两者所占比例分别是36%和22%，而大陆本土基金会仅占8%，境外机构的资助比例仅为9%。”蒋倩说，正因为渠道狭窄，所以几乎所有公益组织都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
　　“安徽民间公益组织未来前景很大，但是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益和最后用一句话为该调研作了结尾。（市场星报&&记者 刘海泉 王涛 赵汗青 倪路）给予民间公益组织注册
提案议案摘登
人民网报讯【记者
康民】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告诉记者，目前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因为一直无法注册，不得不面对活动停顿，甚至是无法生存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环境渐趋宽松，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不断增多，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和成长。尤其是经历了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两次地震之后，中国公众的公益热情井喷式爆发，在救灾援助期间，民间公益组织的灵活性为国家政府救灾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但是，因为不能注册，民间公益组织筹款不具备法律效力、运作不够规范，甚至其合法性都受到质疑。目前，民间公益组织的运营费用，除通过项目服务获得外，在机构建立和发展初期，主要靠国外基金会及相关机构的支持。然而，随着近年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国际上对中国发展速度的认可，国际支持机构在这两年中纷纷停止了对中国公益组织的资金支援；与此同时，本土基金会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尚不充分，民间公益机构却因服务群体不断扩大，通货膨胀让公益项目的执行成本大幅提高，使得财力本就微薄的一些组织陷入危机。在普通百姓对公益事业了解非常不足的背景下，经常遭遇被误解的尴尬。
因此，戴皓认为，作为非正式的组织，没有公章、没有权威部门的承认，社会上的捐款和捐物没有办法接受，企业也没有办法和其开展广泛的合作或者直接加入，使得本就没有“身份”的民间公益组织既无法得到相关机构的支持，也无法自行筹款继续下去。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公益组织注册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除了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戴皓认为，业务主管单位通常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这种制度下，很多公益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难以实现民政注册，只好以工商注册的形式开展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给予民间公益组织注册，戴皓提出建议：第一，建议民政部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公益组织注册时，不再需要挂靠业务主管单位，但需建立准入制度，从严审批过渡到严监管、严审计和严监督。
第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既鼓励、支持兴办民间公益组织，又要加强管理，使其高度规范化，避免一些单位利用公益名号募集资金。账目透明，通过网络公示的方法，公示每一笔捐款及物资的明细。
戴皓特别强调，给予民间公益组织注册，使更多的人加入公益事业，从短期来看，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又可以提供就业，为政府分担压力；从长期角度分析，能够加速贫困地区的发展，使我国国力更加昌盛。希望相关部门建立机制，予以更多企业和人士参与进来，相信这种聚少成多的点滴力量、力所能及的小公益，汇聚成无限的大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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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民间公益组织生存困难
面临资金来源不足、人才流动频繁、政策扶持微弱等三大难题
时间： 10:34:05
&&& 薪资水平较低、优秀人才难以招募、人才流失严重，大概是“绿色昆明”、“安典公益”这类3至5人的小型NGO目前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它们希望从单打独斗转型为专业NGO团队，却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
“绿色昆明“的困局
　　2011年，云南“绿色昆明”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个2006年成立，2008年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年初相继有两位同事离职。“绿色昆明”创始人梅念蜀又回到了2008年的工作状态，整个机构只有她一位全职。&&& 2008年至2009年，“绿色昆明”做了五个项目。2009年“世界地球日”，“绿色昆明”的“滇池地下水调查及保护”项目获阿拉善生态奖一等奖。“绿色昆明”用奖金招募了除发起人外第一位全职员工。2010年，又招收了另一位员工。&&& 2010年，三个人一共做了10个项目，并且建立了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对昆明周边的水环境做了23次调查，针对七个河流湖泊分别编写了市民水质、水环境调查报告，制作了相应的水环境电子地图。&&& 然而，两位同事的离职，让“绿色昆明”立即陷入困境。2011年，梅念蜀甚至没有申请新的项目。她想先建立新团队，再和团队一起筹划新项目。&&& 5月，梅念蜀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来了50多位应聘者，但项目主管一直没有招到。有些人没社会工作经验，有些人觉得环境问题太难面对和解决。有人告诉梅念蜀：“你这简直是在招聘一个草根NGO的负责人，要求很高，待遇却很低。”&&& 无奈之下，梅念蜀只招到了两位薪资待遇为2500元的项目助理。项目主管和助理的差别在于，主管需要统筹整个项目的计划和运作，而对助理的要求仅仅是执行。这意味着，在日后的工作中，梅念蜀除了承担两个主管的工作，还要用更多时间“带新人”。
“带新人”的困境
&&& 广西南宁的“安典公益”成立于2006年底，主要通过举办专题培训、讲座、沙龙交流活动等，搭建广西地区民间公益组织的交流平台。如今，“安典公益”成为广西核心的支持型组织。然而，创始人谢静在“带新人”方面，已经感到疲惫不堪。&&& 和梅念蜀相似，2006年到2008年，“安典公益”只有谢静全职，请了一个兼职会计和一个兼职出纳。2009年，谢静通过“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招收了一名实习生。&&& 谢静告诉记者，按照1800元的工资标准，他们很难找到有经验的员工。后来，“安典公益”陆续增加了几个年轻人。但由于“安典“的项目需要协调来自政府、企业、NGO团队、志愿者等关系，动员本地资源，这些工作很难让刚毕业的年轻人单独负责。&&& 2011年，“安典”负责的一个项目结束了，由于没有获得新项目，几个由项目提供收入的年轻人被迫离职，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个团队只能解散了。谢静认识到自己进入了“恶性循环”：低工资只能招新手，她总要带着“新人”，以很低的效率，很辛苦地投入，维系着机构的运作。&&& 谢静也想要项目主管，但她不是找不到，而是薪资太低：“我想招收有NGO经验和资历的人，起码给他的薪资也要和市场的标准水平一致吧。”目前，作为机构负责人，谢静的收入是每月3200元。&&& 薪资水平较低、优秀人才难以招募、人才流失严重，大概是“绿色昆明”、“安典公益”这类草根组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单打独斗转型为专业NGO团队时，遇到最多的问题。据南都基金会《中国公益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草根NGO招聘很困难，55%的草根NGO全职工作者收入在3000元以下。&&& 梅念蜀一直在机构内调整，期望建立一个新的良性循环：“好待遇引来好员工，好员工做出好项目，好项目代表好服务，好服务提升好声誉，好声誉促进好发展，好发展换来好待遇。”然而，好待遇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对NGO从业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需要怎样的专业水平，匹配怎样的工资水准等问题，至今对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基金会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小型草根组织不太受欢迎
&&& 对一些更小型的草根NGO，找基金会支持项目都很难。&&& 广州“V-Bus 义工加油站”源自于2008年的“义工成长日计划”，是三个年轻人一起发起的公益组织互助学习平台，由于聚合了广州很多公益组织的骨干成员，在广州义工、NGO人员的能力建设领域，相当活跃。然而，机构成立三年来，他们从未获得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资金。&&& 机构负责人Heaven说，原因很简单，基金会的资金一般根据项目而定。草根NGO机构小，相对不规范，不够专业，财务不够透明，把钱投给草根NGO，基金会要担负很大的风险。&&& 这三年，“V-Bus 义工加油站”只能自己想办法，和政府、企业、NGO多方合作，签订各种各样的项目、培训，维系自己的运行。这些项目多数只有项目运行的经费，没有对人力的补助。&&& 和“绿色昆明”、“安典公益”一样，V-Bus义工加油站现在也到了转型期，对未来和自己做的工作，Heaven很有信心。9月，她们将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虽然眼下没有办公室，也没钱。&&& “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Heaven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做NGO。她说趁着年轻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相信现状会得到改善。
“最困难的时候”
&&& 今年38岁的彭海惠和谢静一样，从2002年起就开始做义工。目前，他是江西“益心益意公益中心”的创始人，标准的“光杆司令”，甚至连这个“司令”今年也被迫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业余做公益。&&& 在江西省，NGO数量非常少。据彭海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有一家做智障儿童的NGO。2010年10月，彭海惠回到江西，希望成立一个NGO孵化器，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催生公益机构。机构的发展，从起步到维持都非常艰难。基金会难找，注册很难，找不到挂靠机构，身份得不到认同，机构运转资金只能依靠朋友的捐款。&&& 在彭海惠眼中，草根组织大多都是这样，孤立无援。一方面，公益行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他正做的NGO孵化器，也很难得到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因为或许三年五年也看不到显著成效。彭海惠打算年底辞职，继续做“益心益意公益中心”。&&& 谢静这段时间遇到了自身的困境。一年之内，父母相继因为脑血栓住进医院，特别是母亲的住院，让她身心疲惫。在NGO工作十年来，从第一份工作的650元到现在的3200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直没有存款。母亲的手术费，将来的医药和康复费用，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也成了压在谢静肩上的重担。十年来，她第一次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觉得，即便整体水平比商业机构低，也要考虑一下个人发展的空间。公益机构的人像流水的兵，积累起来的经验迅速跟着人员流动而流失，身边总是一帮和我一样缺乏经验的人，令人无奈。”一位草根NGO的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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