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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隆国强演讲实录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峰会9月15日―16日在英国伦敦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网络报道本次峰会。以下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演讲实录。
　　主要是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对外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为什么这么快。第二个就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第四个前景是什么样的。
　　在08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投资当年是559亿美元，那么增长率是111%，其中非金融类的投资是418亿美元，金融类的投资增长得特别快，虽然它的份额只有25%，增长了740%。到08年年底，中国有8500家企业在海外投资了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大概有12000个海外企业项目，累计的投资净流量是1839.7亿美元，总资产超过了10000亿美元。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增长得非常快，这个数据从02年开始，02年我们只有27亿美元，到去年增加了50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了54%。为什么这么快？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我想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深化，特别是跟跨境投资相关的从多边的协议到区域贸易投资的协议，以及双边协议的签署，大家会看到东道国在不断地提供越来越有利于投资的计划，这是双边的，大家看这个双边的投资保护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在逐渐地增长。东道国在修改自己关于投资的法律，大概有80%左右都是使外国的投资者更为有利的政策。那么从全球来看，尽管经过上一次IT泡沫的破灭，投资快速下滑，但是反弹得非常强劲，到去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8万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全球投资的快速反弹是一致的，那么这场危机，百年一遇的危机会对全球跨境投资形成严重地打击，据有关国际组织的估计会下降50%，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危机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另外从内部来说，也有很多的推动因素，一个就是中国从98年以后陷入全面的产能过剩，那么企业要对外寻求市场机会。第二就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导致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是在全球来配置资源，而中国企业它不能局限在国内配置资源，需要在全球来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第三个就是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使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大大的增强。第四个就是我们对外部自然人员能力的依存度在快速地爬升。除此之外也有基于这种国内国外的因素，中国政府制定了走出去的战略，不断地在修改自己关于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从以前的严格限制对外投资，逐渐地转向了放松管制到有限地支持，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也是推动对外投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对外投资？一说到目的，海内外媒体都是关于资源类的投资，说中国为了到海外去拿资源。当然获取资源是其中的目标之一，但远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看一下统计，大家可以看到按大类来分，第一大类是分销，占了四分之一，第二大类是商业服务，第三大类是运输和仓储，矿业的投资是排在第四位只占15%，后面是制造业的投资占8%，金融业的服务占6.3%。也就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多元的，不是像大家所误会的说主要是为了到海外去获取资源。
　　第三个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我今天不想讲成绩，我就讲一讲还有什么问题。很多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路上，已经碰到了困难，失败的已经失败了，没有失败的我们还不能说他已经成功了。那么在企业也好，在政策层面也好，都存在种种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上我们说企业在硬实力方面和在软实力方面同样地存在问题，在硬实力方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私人企业的规模总体来说就比较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又遇到了种种的歧视，我不断地找机会在跟国外的朋友解释说，中国之所以有相当多的走出去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遗产，因为我们的私营企业还没有成长壮大到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对外投资。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不是政治目的，是商业目的。那么我们还看到中国的企业在企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有我们不足的地方。这几年在全球繁荣、国内经济繁荣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盈利状况大幅度改善，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提高已经取得了非常完美的结果，实际上传统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他的管理是不能适应一个跨国公司的要求。那么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中国企业，由于治理结构和管理上的问题，在进行对外投资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决策比较草率，可行性研究不充分的很多案例。那么中国的企业由于缺乏经验，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去利用一些中介的机构，比如说海外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行等等。当然在座这些大企业都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做得非常好，但是从全国来看，有很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时候，是不善于利用中介服务的。那么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国企业当它对外投资的时候，它感觉到缺乏国际化的人才，所以在并购结束以后，如何把并购的对象能够有机地整合成为公司的一个部分，就遇到了种种的挑战。在软实力方面，刚才熊总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有少量的企业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要提高企业的软实力是成功的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面，刚才龙永图秘书长也讲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必须坚定不移地秉持互利共盈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必须学会尊重东道国的法律、文化、习俗，要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改善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就会带来我们以前中国企业不熟悉的对这些非法定的规则的尊重，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经营的时候一个很重大的缺陷。那么在政策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尽管中国的政策已经从过去的严格管理，逐渐地转向放松管制、有限地鼓励支持，但是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就是说还存在着非常烦琐的审批，审批的时间长，要求的材料很多，有时候会让企业丧失掉一些海外并购的机会。同时审批的规则还不够细致，这样审批的官员有太大的审批的随意性。政府对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还是不足的，在中国企业并购成功以后，如果说它把它的总部放在国内的话，进行国际化的经营还面临着种种的约束，包括外汇自由的调动，包括人员的出入境等等，那么在政府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协调方面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对未来的想法。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的深化，就像刚才龙永图秘书长讲的，尽管有这次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战略会更加坚定。那么随着这个战略的深入，我们各种各样的政策、法规、管理会相应的改善，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将会进一步的改善。这样中国的对外投资将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国有的企业会成长起来，在中国的对外投资里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那么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不需要经过香港、和另外两个海外群岛来作为一个对外投资的中介，现在你看看中国的统计，对这三个地方的投资占到我们整个对外投资的78%，其实这三个地方只是中国对外投资一个中间的跳板，它反映出中国国内的政策环境对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还不够适应。当然了，在未来中国企业对欧洲甚至对非洲的投资，也许会选择伦敦作为一个新的中介，这也许恰恰是中英两国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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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
不支持Flash为什么说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 知乎3被浏览1290分享邀请回答还没有回答国研中心研究员隆国强：中国仍有减税空间_会议讲座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国研中心研究员隆国强：中国仍有减税空间
　　“2012年长江夏季论坛”于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长江夏季论坛”于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出席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宏观税赋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总的税赋水平要低，但如果考虑到非税收的各种收费，中国可能算是一个重税国家。要理顺分配关系，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有一个合理分配的比例。其二是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合理分配的关系。另外，他表示中国仍有减税空间的，但需要等到合适时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隆国强：尊敬的白书记、秦书记、项兵院长，各位领导、各位长江商学院的老师、校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到春城参加长江商学院的夏季论坛，而且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对亚洲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与中国企业机遇进行讨论。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7年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几年的繁荣，但是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竟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今天还是以欧债危机在愈演愈烈，这场危机终结了一个繁荣时期。
　　一开始大家还在想，危机过后是V型反弹还是U型反弹？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大家看的越来越清楚，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还尚需时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低迷将会是长期的。所以这对我们的所有企业都是来重新思考自己战略的新的时点，应该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的企业投资者也在思考未来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在什么地方？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过滤以后，大部分人的眼光聚焦到了亚洲。所以长江商学院非常英明的确定了今天讲“新亚洲、新机遇”。我想也是在这种深入思考之后确定这个主题。
　　亚洲的经济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亚洲的经济将会保持快速的增长，可能称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火车头，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纵然在亚洲有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也持续了20年的低迷，但是亚洲很多新兴经济体，像中国、印度、印尼，这些都是人口大国，但是也逐渐成为了经济大国，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亚洲的经济速度是明显高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便是危机爆发以后，亚洲经济体增长速度一度接近了10%，在这种复杂的全球背景下，按照各种各样的预测，亚洲经济体发展依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态势，这和全球的经济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洲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内生动力。这是因为有一批中国、印度、印尼甚至越南这样的亚洲发展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起飞快速推进的阶段，它的增长动力是内生的、可持续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亚洲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在快速的推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经济特别是东亚快速的发展依靠的是外部市场，无论是日本在当年的起飞阶段，还是“四小龙”，还是中国过去20多年，亚洲很多经济体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欧洲，所以当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我们说亚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依赖于外部市场，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面，这种状况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在不断的深化。
　　下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域内的贸易比例在持续提高，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北美区。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的政府也在主动的适应这种贸易的要求，来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具体的表现就是区域内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安排迅速的上升。在90年代初期，亚洲的MPA只有八个，现在有不同的统计，这个数据也是查来的。数据有200多，其中东亚就有将近100个，比如说中国我们和香港、澳门有了CPA，和台湾有XFA，更主要是我们和东盟有了自由贸易区。除此之外，东亚地区还有很多新的创意，比如说今年将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但是整个复杂的亚洲地区还缺乏一个覆盖统一的贸易团队，所以在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安排被形容为像一碗面条，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区域贸易的自由化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变化。在WTO成立之前，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靠多边体系的推动，各国都更多的来关注区域贸易的谈判，周边的贸易自由谈判我们可以是搭便车的，我们可以享受多边自由化带来的机会，但是对于区域贸易一体化来说，就没有便车可搭。
　　区域贸易自有安排有两个效应，一个是区域自由效应；还有一个效应叫贸易转移效应，如果你是区域外的原来的贸易机会，就可能转移给区域内新的贸易成员。如果你不主动的推进区域的自由化，你就不可能搭便车。所以对于中国贸易来说，区域安排就变得更加重要。
　　亚洲的一体化除了贸易一体化以外，在金融、在投资、基础设施合作方面，都在呈现一体化的强烈势头，特别是站在昆明看大湄公河流域的次区域合作，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亚洲区域合作。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亚洲区域分工不断的深化，在以往日本的经济学家说，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雁型模式”，大雁头是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然后是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随着中国开放，随着中国加入到亚洲的区域分工体系以后，随着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雁型模式”逐渐被打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体系正在形成，中国已经成为了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很多周边经济体第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贸易一方面是源于对中国市场的这种，比如说进入中国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投资品、初级品。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参与到区域分工以后，我们说所谓的加工贸易的上游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结构里面，三分之一是能源产品，能源、资源，40%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这些原材料零部件，不仅从日本、台湾进口，韩国进口，所以中国成为区域经济中的中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产业升级新的阶段。
　　在这种新的趋势下，我想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诸多机遇：
　　第一，这种正在日益形成的区域分工体系，就会带来大量的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大量机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利用好这种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机会是我们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机会。
　　第二，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也带来大量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机会。比如说李总已经把很多制造进行分工，非常有先见的在十几年前在公司内部就形成一个区域分工的体系。
　　第三，在亚洲面临着新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潮，尤其是亚洲地区，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非常多的难得的机遇，尤其是出口。过去我们出口主要是消费品、纺织、服装、电子等等，中国在过去的30年发展，我们的基础设施快速的建设、快速的完善，造就了我们庞大的产能，全球13亿吨的钢产能，中国占了7亿多吨。而且像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设备，我们有华为、中兴这种领先的企业。正是因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我们一些资本密集的产品开始快速的走向市场。
　　前一段时间我们到欧洲调研，我们的中材集团在全球建了100多个水泥厂，亚洲这些要建高速公路的、要建机场、发电厂、铁路，对这种中高等技术的资本品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我们有竞争优势同时亚洲区域基础建设的高潮，提供了很多难得机遇。
　　最后我说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消费升级，也带来了很多生产，出口的机会。大家知道我们早期的服装，我们是面向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是相对比较高档次的消费者，亚洲原来很多消费者消费不起。俄罗斯还说怎么老把劣质的产品卖给我们，把好的产品卖给美国人。当亚洲的消费水平开始提升的时候，我们发达国家的一些消费品的能力，也在提高。除了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以外，我们的中国企业还要放眼全球，要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凸显了中国发展的前景，对于中国引进高端的人才、高端的生产要素，高端的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在危机爆发以后，对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跨国公司在加速向中国转移高端的产业，除此以外，中国正处在转型的时期。我们非常重要的是到海外整合资源，这个为我们带来了低成本，到海外获取技术和研发能力，获取国际品牌和扩张国际销售渠道的难得的机会。大家当然对资源类的企业来说，也是在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的战略机遇。所以我们说在新亚洲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新机遇，中国企业应该在这个时候抓住机会，让我们每家企业能够做强做大，使中国快速地实现转型升级！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隆博士！
　　接下来，开始第一轮的互动，刚才在微博上提出了很多问题，关于人民币、关于经济形势，请学员代表和老师提问。
　　贾国勇：我是EMBA20期的学会，我来自商务部，你作为商务部的专家，今天作为长江商学院的学员，能够聆听您的演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昨天我们到昆明以后，我们班级的同学也聚了一下，大家进行了一些讨论，谈了很多问题，还是大家在工作和业务中思想上的一些体会，大家谈了一些问题，就是针对国内的严峻形势，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存贷款利率调整的问题，但是这似乎不是重点。比如说金融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中小企业资金难、贷款难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大家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有一些不太理解。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关于市场准入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还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准确的想法和困惑，请您解答。下午我们会有云南可持续发展的圆桌会议。
　　今天下午的会议，可能无法到场，所以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刚才秦书记的讲话中讲到桥头堡的推进政策，特别是在面向东南亚、南亚大通道的作用，云南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另外一方面，作为很强的后发优势的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方面，云南有一些政策。您觉得在这两个方面，云南省在哪个方面着重发挥一些作用，对整个云南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隆国强：贾先生提的是真问题！这一轮的经济减速可能大家习惯于把它作为周期性来看待，我觉得除了周期性以外，还叠加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像中速平稳的阶段，所以这是两个叠加，正是因为两个叠加，所以第一，可能它想恢复原来的高速难度就比较大一点；第二，我们的宏观目标要适应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变化，如果我们还想实现像过去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对整个国家来说，可能追求这样的目标不一定是符合我们发展阶段。这和以前不一样。当然对一些后发的经济体，比如说云南，我们会有更高的期望，比如12%、15%，但是从全国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在新的发展阶段下，一个合适的调控目标。
　　刚才您讲的一些调控政策。首先对中国来说，哪怕是二季度7.6%，是高于政府设定的7.5%的目标，所以对中国来说，不是说要竭尽全力来刺激经济，更多的要考虑怎么让力度更加适当，避免有太多的后遗症。前两天我看到评论说，印度的问题是没有政策手段刺激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怎么能够防止刺激过度。货币政策的出台，是有一定的滞后期。并不是说，像希腊等会现实出来，会逐渐地显示它的效应。你说的准入政策是一个改革的政策。在危机中把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活力，这样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如何能够让新的36条，现在各个部门在按照新36条的要求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是到了云南，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在这方面政策走在前面，做得更好，抢得先机，对投资者，特别是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我祝愿云南能够在改革上走在前面。
　　第二个问题，云南有什么样的机会？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么几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所以现在从国家层面来说云南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和桥头堡，云南的人民为国家的资源的安全作出了贡献。我觉得从宏观层面，特别宏观战略层面来说，我们作为桥头堡，它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贸易投资关系的桥头堡，是我们的资本和商品、我们的服务走向这些新兴市场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面向印度洋的一个战略通道，特别是我们保证资源、能源安全的战略通道。在这个服务大局、服务全国经济的同时，我相信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吸引国内的企业在云南来发展，同时不仅是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市场。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大通道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资源能源不要“酒肉穿肠过”，要进行深度加工，提高它的附加价值。这样对云南来说，提高经济的结构、增加它的附加价值，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我就说这些，不知道对不对？
　　主持人：特别感谢隆博士的特别有质量的专业回答，您一直在做政策研究，我自己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减税，什么时候可以给个人和企业减税？
　　隆国强：我本来以为你要放我走了，接过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也问到了我们的心声。中国政府宏观税负在全球处于中等的水平，我们比很多发达国家总的税负水平是要低的，但是还要考虑到一些非税收的各种收费，可能中国是一个属于重税区的国家，可能近些年中央财政日子比较好过一点，地方财政的压力比较大一些。这里面有几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怎么在分配的盘子里面，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有一个合理分配的比例。第二是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合理分配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中国是有减税空间的，结构性的减税。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实行，不是我们能来说的，是由像秦书记和白书记这样的决策者来判断的。从我们来说，只能说有减税的空间了，决策者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就拍板减税，我们希望这个日子来的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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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0 14:16&&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宜改变
原松华 发布时间:
　　2011年岁末，世界经济站在衰退与复苏、危机与机遇的十字路口，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到期债务数据和新融资需求庞大。市场人士判断，欧债危机意料之外的剧烈演化正在导致市场预期的不断下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消费产生抑制性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在年末从发达市场扩散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破50的“荣枯线”，标志着10月份以来，外需出现了较大的恶化；同时，房市下调，成为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从国内外看有一定的必然性，当前政府的选择是仅仅平衡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吗？这些引人入胜的争议话题，不宜拖延到2012年，需要及时研判。　　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李建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陈道富博士。希望他们的见解能给政府和市场人士更多的政策考量。　　11月PMI跌破50的“荣枯线”，是经济运行中长期回调趋势的正常体现　　《中国发展观察》：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48，这一数据不仅跌破50的“荣枯线”，为32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是否意味着经济面临下行趋势？　　李建伟：我国经济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长期回调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一直处于下降状态，11月PMI跌破50的“荣枯线”，有短期因素，也是经济运行中长期回调趋势的正常体现。　　陈道富：这一数据显示制造业增长低迷。其中，就业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与上月持平仍为50。但产出和新订单出现显著恶化。结合上个月的PMI，不论是新出口订单，还是积压订单都出现显著下降，与进出口相关的进口、购进价格都出现下降。这显示10月份以来，外需出现了较大的恶化。　　《中国发展观察》：在内需放缓和外需疲弱的影响下，是否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活动仍然不容乐观?　　李建伟：目前国内需求增速放缓，但仍保持较快增长状态，经济增速的回调主要是由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引致。从外部发展环境看，美国经济二次回调基本结束，即将进人新的回升期，欧元区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表现疲弱，但再度大幅度衰退的可能性较小。随着美国经济增速的回升，2011年四季度以后美欧日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有望小幅度回升，我国出口增速也将止跌回升，我国制造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会得到改善，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可能对投资及钢铁等制造业产生较大冲击。　　陈道富：是。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不宜松动，差别调整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即是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环境重要措施之一　　《中国发展观察》：一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房市下调和出口明显减速，意味着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在未来3个月内转向整体宽松。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宣布，自11月起将浙江6间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回调0.5个百分点至16%；差别调整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颇高，市场解读为定向宽松的加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建伟：为抑制房地产泡沫，2010年一季度以后政府采取了多方面政策措施调控房地产，目前这些措施正在产生作用，多数城市房价已出现下降。应该说，目前正是房地产调控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维护房地产业及整个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看，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不宜松动。但也应看到，银根紧缩对诸多非地产业的中小企业产生了较大负面冲击，许多中小企业因融资难陷入经验困境，为此，政府已采取措施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差别调整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即是重要措施之一。　　陈道富：当前国际和国内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上一轮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显示，仅仅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更多的负面效果。　　目前我国虽然出现了房市的调整，出口也因为外部市场的动荡疲软，但这些问题，有些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有些是促使进一步结构调整的压力，特别是目前就业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迹象。结构调整仍应是我国应对当前困难的根本对策。　　当然，由于外部市场波动影响了我国原有的货币供应渠道，如10月份外汇占款出现了负增长。结构调整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给部分企业带来的资金紧张，年底这种紧张程度就更为剧烈。为了对冲国际社会波动对我国货币投放的影响，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金融风险，我国有必要通过灵活的政策工具，保持基础货币和信贷的正常投放，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当前货币政策更主要是对冲性的微调和预调，还谈不上政策基调的根本改变。　　《中国发展观察》：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日前表示，当前要继续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和取向，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巩固好宏观调控的成果。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也表示，预计今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为5.5%，2012年全年CPI涨幅为2.8%，并指出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宜放松。这是否是回应了市场的猜测？　　陈道富：市场的猜测是动态的。前者重申了央行的政策立场，给市场传递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理念。后者提供了一个建议。2012年经济的复杂性增强，为推动必要的结构调整，货币政策有必要在结果上保持总量政策的稳健，但在工具上要加强灵活性和前瞻性、针对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宜改变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通胀已经见顶，控制通胀已经不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显现，这主要是由国内实际消费下降、贸易顺差显著缩小和投资增速下滑三方面造成。目前政府是否应该调整政策防止经济大幅度放缓?还是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平衡？或有何其他政策建议？ 　　李建伟：在经过2002年到2007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调是正常现象，2009年年初经济增速的深度下滑主要是由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因素造成的。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时期，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不存在因内需不足引致的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现象。从外部发展环境看，美国经济的二次回调已基本结束，预计2011年美国GDP增速在1.8%左右，2012年将回升到2.3%左右，2013年到2015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2%左右的适度增长状态；欧元区经济受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拖累，短期处于疲弱状态，但由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总体看，2012年我国外部环境有望得到改善，经济增速大幅度放缓的可能性较低，预计2012年GDP增速仍将保持在9%以上。　　从物价角度看，目前我国物价涨幅已见顶回落，但需要看到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输入型通胀因素，一旦美国经济增速回升、国际市场需求扩大，加上美国可能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再度上涨的可能性很大。同时，由于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改变，工资上涨压力很大，成本推动将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长期因素。目前物价涨幅的回落，主要是在食品价格涨幅回落、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短期下降等因素作用下的短期回调，2012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较大。　　鉴于2012年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增速大幅度放缓的可能性较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仍应保持稳定，可以针对中小企业采取定向宽松政策，但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不宜改变。　　陈道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不完全是周期性变动。中国政府当前还不应该仅仅平衡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还属于宏观调控范畴。中国一直是在平衡“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前进的，当前更要平衡好这三者的关系。改革在当前就是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关注民生、在顶层设计上推进各个关键领域改革。发展既涉及到经济增长，还涉及到包容性增长，需要追求收入分配的公平，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则包括社会稳定、金融稳定的内涵。这是需要大智慧、大担当的。仅从宏观政策本身角度，既要平衡一般的增长和通胀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为结构调整等系统转换提供必要的环境，即引入一定压力，又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使系统转换过程相对平稳，不引发系统崩溃。2012年应在总量上保持结果的稳健货币政策，并追求以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调整的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12期
11-12-10 14:17
吴庆：什么货币政策最值得期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庆 发布时间: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明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将保持不变，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机构大多预期明年会有4到6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有预期明年全年新增贷款规模与今年持平，大约在8万亿元左右。 实际上，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需要频繁地评估与校正。例如，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MOC）早在今年年初就预订了8次议息会议的时间。在每一次议息会议当中，11位委员都要回顾经济金融状况，调整经济增长预期，评估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经济面临的风险，最后，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或如何调整货币政策操作。 除了每年预订要召开的8次会议之外，FMOC还时常召开计划外的议息会议。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2008年，计划外的议息会议召开了6次，全年总共开了14次会议。其中1月份召开了3次，9月和10月分别召开了2次。另外，2007年和2009年分别有3次计划外会议，2010年2次，2011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次。 既然货币政策需要频繁评估与调整，那么期望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一年的货币政策就不是那么合理了。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及货币政策的时候，基本上不使用“扩张”和“紧缩”这两个字眼，而是创造性地采用“稳健”一词。“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也可以是紧缩性的，还可以不松也不紧。这就给未来一年的货币政策留下了相机决策的余地。 那么，关于货币政策，我们能够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什么决定呢？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决定不外乎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相对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当下最重大的决策，无非是人民币汇率。2005年启动汇率改革以来，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上升了21.4%，实际有效汇率（REER）上升了31.6%。截至10月底为止的三四个月里，人民币升值尤其迅速，NEER和REER分别上升了4.5%和7.7%。加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造成的跨国资金回流，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汇率已经出现贴水，即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显示人民币升值已经过头。 人民币升值只是汇率改革的第一步。人为控制速度的BBC型（Basket，Band，and Crawl）升值（即“篮子、区间和爬行型”升值），升到当前的水平已经足够。现在到了汇率改革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从BBC型升值变为更加自由的浮动。当然，不是非要一次性地转变为完全自由的浮动，有中间模式可供过渡。例如，把每日汇率波动幅度从上下5口扩大一些，把人民银行确定中间价格的规则改为市场参与者集合竞价。 如今，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已经成熟，风险已经很低。已经接近均衡的汇率不会一路狂奔，让出口企业集体关门。同时，不迈出这一步的风险越来越高，因为BBC型升值照样无法避免“矫枉过正”的试错过程。另外，这个当前成熟的机会不一定会一直存在下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中国可能在汇率问题上重归被动。 第二类可以期待的决策是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革。最近提出的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的目标，需要体制和机制保障才能实现。《孙子兵法》说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其中包含的机制之一就是决策前移、减少时滞、实现预调。有了预调，才能微调。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的人民银行身兼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双重职责：脱离了国务院的支持，人民银行很难监管国有银行；而履行不了监管职责，货币政策必然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国务院履行批准职责不仅增加了货币政策时滞，也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对国务院来说，稳定币值只是众多职责中比较长远的一个，很可能有更紧迫的任务排在前面。这是众多国家付出不菲代价换来的教训。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人民银行已经和银监会分离，主要商业银行也摆脱了地方政府干预。于是，让货币政策更加独立的关键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把货币政策决策权下放给央行行长，也可以下放给一个委员会。如果下放给委员会，委员会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有来自其他部委的成员，因为其他部委的职责大多与央行的职责相悖，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华尔街日报》日
11-12-10 14:18
隆国强：新兴大国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加入WTO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隆国强 发布时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努力探寻国家富强之路，中国对外开放充满了波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评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十年时间可能还不足够长，但是，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总结，才能少走弯路。因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之际，回顾“入世”十年的发展状况，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当前与未来中国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展望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正式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这与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为基本取向的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了接受它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之外，也对进一步开放中国贸易与投资市场作出了一揽子承诺。从国际社会的视角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接受现有的主流国际规则，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更具可预见性。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影响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加入世贸组织前，1978年～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0.45%，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是11.1个百分点和10.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原因是多方面，其中，“入世”后大幅度提升了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我国能够在全球而不是局限于国内进行资源配置，回旋空间大大扩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程度加深，会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因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降低。诚然，外部冲击会加大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但另一方面，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比仅依靠国内市场的空间更大，有利于降低波动性。究竟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呢？入世十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揭示，相比封闭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其实，系统论在理论上早就证明，大系统比小系统更加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加稳定。 第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从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迅速跃升为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市场的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增加了一倍。不仅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提高。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产品协议令电子信息产业（ITC）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国充分发挥优势，参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尽管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而且也涌现出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攀升。中国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信息服务外包（ITO）、商业流程服务（BPO）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全球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国人曾经担心会因加入世贸受到严重冲击的行业，如汽车、农业、金融服务等，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相反，有些产业的竞争力还得到了大幅度增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银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入世后大幅度开放市场的冲击，反而从入世前的“技术性破产”境地，经过大幅度改革重组，实现了凤凰涅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变成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在全球最大和最赢利银行中名列前茅。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没有明显增加，个别著名外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试水后，甚至退出了中国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所以能够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一是因为“入世”大大地拓展了外资准入的范围和程度，国家按照世贸规则修订了相关法律，增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外资的进入既增加了竞争压力，又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的示范。二是市场开放大幅度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三是入世推动的大范围高强度改革，理顺了体制机制，开放与改革给国内发展带来多方面的红利，例如，“入世”后的前五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提高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从而增强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四是入世后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在全球主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力地增强了竞争力。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位列世界第5位。“入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有序推进对外开放，而不是保护，才是增强一个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修订了2300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不仅大大推动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与国际惯例并轨的涉外经济体制，而且大大推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很多世贸组织的规则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成为了我们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从而大大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独特经验，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了巅峰。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增强了国民的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精英层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先是开展洋务运动，着眼于学习西方的器物。但甲午海战后，国人认识到，仅仅学西方的器物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习先进的制度，从而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后，早期的共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一些知识精英认识到，学习器物与制度还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从而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对于长期封闭的中国而言，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均是十分重要的，而制度与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到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之路长达15年，中国政府将这一漫长的谈判进程演化为对全民普及WTO知识的过程，变成启蒙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的过程，如此大规模地教育普及世贸知识，在全球是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全民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的树立与强化，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国民，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中国未来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与世界实现共赢，将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总体上实现了趋利避害，有几条重要的经验： 第一，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有序扩大开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牢牢把握战略机遇，防范开放的风险。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把握一个机遇，即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发挥了一个优势，即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实现了一个目标：出口创汇。 第二，把对外开放的压力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始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增强国际竞争力，来应对挑战与冲击。 第三，用政治决断消除各种阻力，用宣传教育凝聚全民开放与改革共识，政治决断与社会共识形成良性互动。 第四，把对外谈判与自主推进渐进式开放有机结合，通过渐进引进国际竞争压力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成功地避免了谈判结果对国内市场产生过大冲击。 第五，认真履行对外承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教训与启示 回顾加入世贸谈判与后来的发展，我们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与启示： 第一，准确评估我国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提升竞争力的潜力，对于确定对外开放战略与开展对外谈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加入世贸之初，国内对汽车、农业、金融服务等一些“弱势”产业会否受到外部竞争冲击充满了担心，加入世贸后十年，这些产业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到未曾预料的长足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我国政府与企业的改革与调整。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事前对我国“弱势”产业增强竞争力潜力估计不足的原因呢？事后看来，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从世界各国看，担心开放会冲击本国的“弱势”产业是阻碍一国推进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往往因此放弃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弱势”产业往往倾向于利用各种话语权来阻挡进一步开放，有时甚至会用极端的语言来“吓唬”决策者和公众，而不愿意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准确评估本国“弱势”产业的竞争力和对开放的承受能力，准确把握导致其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和评估提升竞争力的潜力，对于一国决定对外开放的目标、进程和时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牢牢树立发挥比较优势的理念。一国从比较封闭走向比较开放的进程，就是不断深化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实质是将资源配置向具有比较优势部门集聚的过程，这正是深化全球分工来提高效率的真正含义。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拥有国际竞争力，美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就意味着，扩大开放必然会带来结构性调整，资源将从比较劣势部门更多地流向比较优势部门，提高整体的效率。因此，能否通过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来获得总体利益，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结构调整与利益补偿机制，将资源（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从比较劣势部门顺利地转移到比较优势部门，开放的获益部门要能够充分补偿受损部门。如果缺乏这种机制，个别部门就可能阻碍开放的进程，丧失扩大开放的巨大收益。一些国家因农业部门反对开放而难以获取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整体利益，这样的事例应该成为我国的镜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变的，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结果。 第三，扩大开放需要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入世贸时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曾感慨：美方代表团背后坐满了智库与业界人士，为谈判提供支撑，而中方代表团背后空空如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我们从实战中培养了一批涉外经贸人才，但是，与当今中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相比，具有战略思维、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更显匮乏。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投资于涉外人才培养、智库研究，软实力的匮乏必然会令其硬实力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在这种状态下，投资软实力的边际收益将是巨大的。部门间的有效协调也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加入世贸谈判时，由高层领导人领衔达成了部门间的协调，但这是一种临时而非常态的部门间协调机制，这一机制随着加入世贸谈判的完成而消失。如果一个部门、一家大企业就可以因自身利益而阻碍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这充分暴露了现行协调机制的低效，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未完待续） （本报告是中国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的中国”研究课题的总论部分，作者感谢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不妥之处由作者负责。） 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入世十年的辉煌成就，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心。必须看到，入世带来的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要推进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改革。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国要想继续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趋利避害，必须准确把握外部形势与自身优劣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准确判断外部形势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国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上世纪60年代我国判断世界大战危在旦夕，因此有了“三线”建设，造成了极大浪费，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判断，就不可能有我国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各种观点众说纷纭。如何透过迷雾，在复杂的表象之下，把握住世界潮流，分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至关重要。 一、未来我国开放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 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主导全球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经济体，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此后的资产泡沫推动下，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这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未来十年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很不乐观，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美国前财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已经提出美国面临“失去的十年”的警示，IMF总裁拉加德公开提出要警惕全球“失去的十年”。二是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三是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服务化，提高效率的空间更小。发达国家经济减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全球产能过剩压力持续加大，全球竞争加剧，可能加速产能从高成本的国家向低成本转移；另一方面，需求不振将直接影响进口需求，发达国家政府将向外转移政治与经济压力，贸易保护主义会持续抬头。另外，美欧还可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优势，采取通货膨胀的方法转嫁债务成本。 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拥有约30亿人口，是发达经济体全部人口的3倍，正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新阶段，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不仅将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而且会带来结构性变化。一是对资源能源食品等初级产品产生强劲需求，对资源能源的国际争夺将更加激烈，加之美元长期的贬值趋势，可能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维持高位，从而出现与此前长期低通货膨胀不同的局面。二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市化将产生新的需要，尤其对重化工业、装备工业产生强劲需求。 第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竞争新热点。以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正在酝酿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走出危机，出台了“再制造业”战略、出口倍增计划等等，力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重新取得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高度重视创新，才可能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否则，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的明显优势，一旦战略性新兴产业步入产业化阶段，很可能重演传统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附加价值环节，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担低附加价值环节，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链条中。 第三，国际金融持续动荡，资本流动呈现新趋向。全球金融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私人部门的危机，第二是政府债务危机，第三是货币体系的危机。目前正值第二阶段，金融动荡还将进一步深化。美国将继续采取增发货币的办法来转嫁危机，推动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初级产品价格高企。跨国投资在危机爆发后连续2年出现大幅下跌，但2010年出现了小幅反弹。国际资本将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更加安全和收益更高的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尤其是研发、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热点。 第四，贸易自由化艰难前行，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也因为产业外移导致部分就业机会的外移，传统产业的调整压力较大，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就业压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政治压力。不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基本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从而避免了各国贸易政策的整体转向，但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出现了明显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本来就认为多哈回合没有充分体现其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本放弃了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停滞，面临不进则退的风险。更多国家转向区域贸易安排，世界上区域贸易安排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70多个增加到300多个，除了欧盟等几个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大多数区域贸易安排对贸易的实质影响是有限的，但区域贸易安排的国际政治含义日益增强，非成员国将承受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双重压力。 第五，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新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围绕着减排义务，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气候问题虽然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但已经对主要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未来将对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国际潮流催生的新兴产业，也可能提供发展的新机遇。 二、未来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同一国际环境，对不同国家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机遇或挑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对某国是机遇，可能对另一国家却是挑战。即便是同一个国家，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挑战与机遇也可能发生转换。 展望未来，对中国而言，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如果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战略与措施，我们就可以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大大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一）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纵观历史，重大的全球性危机往往是全球格局洗牌的契机，危机中同时蕴含着极大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金融体制稳健，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丰厚，而且拥有世界最大数额的外汇储备，这就为中国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的机遇。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增强出口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富有吸引力，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对高端生产要素（包括人才）和高端产业活动更具吸引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在危机爆发后对近500家在华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对华战略，将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基地（30.8%），提升在华生产技术水平（46.8%），把中国作为“区域总部所在地”（23.2%）、“重要的服务活动基地”（19.8%），甚至是“高端制造基地”（19.6%）。 人才是决定一国兴衰的根本。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人才的净流出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良好发展前景对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大增，2009年一年达到10.83万人，占历年全部留学回国人数的21.8%。 第二，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出口结构升级的机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市场外需不振，但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设备出口提供了新的市场，有利于加快提升我国出口结构。 第三，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资源整合的机遇。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上大量企业资金链紧张，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可以发挥资金充裕的优势，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与境外企业开展合作，利用甚至掌控外部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渠道，与国内低成本制造优势相结合，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机遇。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旧世界的根基”。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改革重任，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益迅速上升，有利于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力不同，小经济体往往只能“被动地”等待和捕捉机遇，而大经济体还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机遇。我国已经具备“创造”机遇的能力，这是与加入世贸前的一个巨大不同。正确的作为是创造机遇、利用机遇的关键，失当的战略不仅不能抓住机遇，还可能“创造”挑战。可见，大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善加利用。 （二）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第一，产业升级的内外压力迅速增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活动。当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试图从劳动密集环节介入全球生产价值链，随着中国劳工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快速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传统产业、传统产品正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挑战。向更高附加价值增值活动升级，是我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但是，价值链升级不仅受制于我国企业的技术与研发能力、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体制机制，而且面临发达经济体更加激烈的竞争。形象地说，未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前有狮虎，后有群狼”的境地。 第二，外需增长放缓，外部经贸环境严峻。首先，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竞争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部需求与我国加入世贸后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将明显不同。其次，未来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我国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面临再次被边缘化的风险。再次，双边贸易失衡严重，贸易摩擦更加严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加，我国已经多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尽管我国整体贸易平衡状态快速改善，但是，由于我国外贸逆差国集中于两类经济体，即加工贸易投入品出口地和资源能源出口地，我国与大多数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不平衡状况严重，与美欧贸易顺差总额巨大，与大量发展中国家失衡程度更高。未来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高附加价值活动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将逐渐从当前的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总体互补转为正面竞争。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看，美国为了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贯不择手段地遏制处于第二位的追赶者。加之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徘徊不前、失业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将更为激烈。最后，投资领域可能成为产生摩擦的新领域。中国的对外投资对东道国是有利的，但是，有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安全的考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准入采取歧视性标准，或者以对等开放为理由，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作为打开我国外资准入的新杠杆。贸易投资摩擦直接影响的贸易额、投资额是有限的，但其对我国经贸政策和体制，如汇率政策、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政策、服务开放等，会产生巨大压力。 第三，“中国责任论”带来新压力。中国经济贸易规模的迅速壮大，使其成为全球治理重要的参与者，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在其任职美国政府时，提出了中国是“利益攸关者”的说法。从总量看，中国居世界出口第一，GDP和进口居第二，但从人均水平看，中国人均GDP仅4400美元，居世界第93位。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复杂性，令国际国内在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时，产生很大差异。国际社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总量的变化，强调“责任论”，发达国家期望中国在气候变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世界经济再平衡等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中国国内则较多地看到人均水平的低下，强调发展国家的身份和权利。这种认识上的落差已经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四，我国海外资产与资源能源安全面临威胁。一方面，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全球金融动荡远未结束，还将继续面临动荡。美欧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可能进一步靠增发货币来转嫁成本。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贬值和损失的现实风险。另一方面，美元增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加上资源能源富集地区的政局动荡，将推高初级产品价格，中国作为资源能源进口大国，资源能源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威胁。
11-12-10 14:19
隆国强：新兴大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张雁 发布时间: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十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分析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明确对外开放的新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研究员。 记者：十年前，面对“入世”，有人鼓掌，有人担忧。十年后，“入世红利”成为热门词汇。您认为，“入世”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什么？ 隆国强：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加入WTO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1978年—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加入WTO后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0.45%，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与加入WTO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增长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是11.1和10.4个百分点。 记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程度加深，会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隆国强：外部冲击确实会加大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但另一方面，依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比仅依靠国内市场的空间更大，这又有利于降低波动性。究竟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呢？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说明，相比封闭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其实，系统论早就证明，大系统比小系统更加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加稳定。 记者：经过十年快速稳定的增长，中国从第九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这是“入世红利”最明显的体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成就？ 隆国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了。不仅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提高。比如，WTO的信息产品协议令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国充分发挥优势，参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尽管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但已成为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而且涌现出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攀升。再比如，中国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信息服务外包、商业流程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全球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记者：说到“入世”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我想起“入世”之初，不少人发出“狼来的”的惊呼，担心中国的汽车、金融、农业等产业会因加入WTO而受到严重冲击。 隆国强：事实表明，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相反，有些产业的竞争力还得到了大幅度增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银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大幅度开放市场的冲击，反而经过改革重组，实现了凤凰涅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变成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在全球最大和最赢利银行中名列前茅。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没有明显增加，个别著名外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试水后，甚至退出了中国市场。 记者：为什么加入WTO反而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隆国强：一是因为“入世”大大拓展了外资准入的范围和程度，国家按照WTO规则修订了相关法律，增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同时外资的进入既增加了竞争压力，又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的示范。 二是市场开放大幅度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三是“入世”推动的大范围高强度改革，理顺了体制机制，给国内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红利。例如，“入世”后的前五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提高速度远高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从而增强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四是“入世”后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在全球主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 记者：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隆国强：有序推进的对外开放，而不是保护，才是增强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办法。 记者：除了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增强，“入世红利”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隆国强：加入WTO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入WTO后，我国按照WTO规则和加入WTO的承诺，修订了2300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不仅大大推动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与国际惯例并轨的涉外经济体制，而且大大推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很多WTO规则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从而大大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加入WTO后，中国总体上实现了趋利避害，请谈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隆国强：一是要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有序扩大开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牢牢把握战略机遇，防范开放的风险。 二是把对外开放的压力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始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应对挑战与冲击。 三是用政治决断消除各种阻力，用宣传教育凝聚全民开放与改革的共识，政治决断与社会共识形成良性互动。 四是把对外谈判与自主推进渐进式开放有机结合，通过渐进引进国际竞争压力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了谈判结果对国内市场产生的过大冲击。 五是认真履行对外承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记者：过去的十年成就辉煌，下一个十年还能继续获得“入世红利”吗？ 隆国强：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只要抓住机遇，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制订正确的战略与措施，就会有新的红利出现。 记者：谈到把握外部环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目前看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未来我们应该着重把握哪些机遇？ 隆国强：有三个方面的机遇必须紧抓不放：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增强出口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对高端生产要素（包括人才）和高端产业活动更具吸引力。我们通过对近500家在华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对华战略，将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基地，提升在华生产技术水平。 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市场外需不振，但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设备出口提供了新的市场，有利于加快提升我国出口结构。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上大量企业资金链紧张，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与境外企业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渠道，与国内低成本制造优势相结合，继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记者：面对新的形势，未来中国的对外战略重点是什么？ 隆国强：未来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三重目标。在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战略之中，对外开放战略也要相应调整，未来有两个新的目标：一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创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确保中国和平发展。 《光明日报》日
11-12-10 14:19
王宪举：20年后，独联体正在重新崛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宪举 发布时间:
1991年的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密林深处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12月21日，中亚5国和外高加索国家也加入独联体。苏联彻底瓦解。 如今，20岁的独联体经历了独立国家形成、“颜色革命”甚嚣尘上和重新趋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三个阶段，正在努力确定自己新的定位。1991年12月至2002年是独联体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独联体被喻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文明离婚”的工具，各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争来斗去，效率很低，有人称之为“总统清谈俱乐部”，还有人说它“像一只旧皮箱，拎之沉重，弃之可惜”。 2003年至2006年可谓独联体第二阶段。美国和西方“遏俄弱俄”战略战术频频奏效，“古阿姆”集团与俄罗斯分庭抗礼，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暴力夺权、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等事件接连发生。“山雨欲来风满楼”，俄罗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独联体也摇摇欲坠。 以2007年10月塔什干峰会通过《独联体进一步发展构想》为标志，独联体进入第三阶段。普京引领俄罗斯及其盟国顶住美国和西方的咄咄攻势，独联体不仅没有因2008年8月格鲁吉亚同俄武装冲突后退出独联体而受到损害，反而以新的活力得到巩固和发展。2010 年7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20年来独联体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关税同盟委员会”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也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约的军事集团。 纵观这20年，独联体能走出困境并有所发展，关键还是在于重新确定了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独联体各国与俄罗斯具有千丝万缕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以经济为例，大多数国家仍难以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如果没有俄的能源供应、进出口贸易和劳动力市场，它们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独联体总部设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39个跨部门委员会，对保持和发展后苏联空间的经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成员国外贸的1/3至一半在独联体内进行.而由于历史形成的血缘、文化等联系，独联体具有进行人文合作的独特有利条件，是世界上惟一仅用俄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组织. 从投奔西方的盲目中觉醒过来、重新塑造民族复兴之路的俄罗斯，也很快认识到，独联体是俄重新崛起、同其他大国或集团博弈的战略依托。今年10 月4日普京撰文重提建立“欧亚联盟”。规定2012年起正式启动俄白哈统一经济区，2015年前统一经济区将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其成员增至5个以上。接着将建立类似欧盟的“欧亚联盟”，与美国、欧盟、中国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的其中一极”。 正如普京所说，“把欧亚联盟与独联体对立起来是错误的”，20年后.独联体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区，是俄实现复兴战略的强大后方。而其他成员国亦将从该组织攫取各自所需的多种利用价值。 《环球时报》日
11-12-10 14:20
[国研专稿]农民工的八大利益诉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执笔：金三林） 发布时间:
内容摘要：通过对6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善社会保险、提供保障性住房、改善医疗条件、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加强权益保障、改善子女教育条件、提高职业技能等8个方面。今后应结合农民工的需求，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改善农民工就业生活环境，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利益诉求，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开展了大型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涉及安徽、湖北、江苏、山东、山西、浙江、重庆等7个省市，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6232份。参与调查的农民工，以中东部地区来源为主，以本省转移就业为主，以制造业就业为主，男性占49.6%，女性占50.4%，平均年龄29.14岁，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6.9%。从调查结果来看，受国家政策支持、农民工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有较大改善，但离农民工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今后应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改善农民工就业生活环境。 一、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利益诉求 本次调查表明，农民工最希望政府做的事情有8个方面，依次为：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占65.90%），改善社会保险（占37.70%），提供保障住房或廉租房（占29.70%），改善医疗条件（占25.40%），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占24.20%），加强权益保障（占22.80%），改善子女教育条件（占18.50%），提高职业技能（占12.00%）。图1 农民工对政府的主要诉求 （一）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增加收入仍然是农民工最强烈的要求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2010年上半年月平均工资为1719.83元，只有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之势。从调查结果来看，11.3%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1000元之间，62.5%的农民工在元之间，24.8%的农民工在元之间，高收入比重很低。图2 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情况 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其家庭在目前务工地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平均为1243.03元，占个人月平均工资的72%，占家庭纯收入[①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2009年的年家庭纯收入平均27724元，折合约2310元/月。]的一半左右。由于生活消费支出较高，农民工打工净结余不多。2009年打工净结余平均为7843.94元，寄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平均为6462.63元。 由于农民工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构成，而基本工资和当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接近。因此，农民工对于提高工资水平，主要有两个期望：一是政府能持续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强化劳动权益保护，确保加班费能及时足额发放。 （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比率偏低，希望能灵活缴费和方便续转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特别是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离《工伤保险条例》要求相差甚远，同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参保比例分别为1.8%、4.4%和1%。本次调查也表明，有50%左右农民工在务工地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支出。有社会保险支出的农民工家庭，大部分支出为100～200元/月，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支出水平。 农民工参保率偏低的原因，既有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而难参保等客观因素，也有用人单位怕参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担心推动农民工参保会影响本地投资环境等主观因素，还有现行制度不适合农民工（如门槛高、难转移等）的因素。 综合近年来几次大型农民工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在社会保险方面的主要愿望包括：企业能依法合理交费，农民工自身能灵活选择交费水平，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保可自由转续而且方便续转。 （三）农民工对居住状况不满意，对保障性住房需求强烈 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占25%，在目前城市的就业时间平均为5.3年，超过10年的约占20%。但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对农民工开放，各地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实际上是放任自流，农民工居住条件总体较差。本次调查中，只有18%的农民工对务工地的居住情况表示很满意，65.7%的人表示满意程度一般，12.3%的人表示不满意，4%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 调查还表明，农民工意愿的房价和房租水平与现实水平差距巨大。对于那些想在务工地购房的农民工，能够承受的商品房单价平均为2214.04元；能够承受的商品房总价平均为21.82万元，大大低于当地的实际房价水平。对于那些想在务工地租房的农民工，能够承受的月租金平均为292.7元/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当地的一般房租水平。 农民工对住房政策的要求也有鲜明的特点。本次调查中，22.9%的农民工期望政府建设专门的农民工公寓，20.1%的人期望政府放开购买政策性住房的限制，17.1%的人期望单位提供更舒适卫生的集体宿舍，16.3%的人期望单位提供住房补贴，12.6%的人期望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11.1%的人期望政府改善外来人口集聚区的生活环境。图3 农民工在务工地改善住房的期望方式 本次调查还发现，有四成农民工想在务工地定居并成为市民，这其中有44.2%的人期望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12.3%的人期望能申请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合计达到了57%。即使对于那些想回家乡的城市（城镇）定居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也有31.6%的人期望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5.8%的人期望能申请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合计接近四成。这说明，农民工对保障性住房需求强烈。 （四）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希望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对生病采取“能忍则忍”的态度。超过90%的农民工生过感冒等小病，但大多是自己去药店买药吃，或者不看病不吃药。有13.2%的农民工生过大病，其中有半数是在老家的县（市）医院治疗，有24.5%去务工地正规医院治疗，有5.1%是自己扛着或者自己去药店买些药吃。 本次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医疗卫生支出水平较高，平均每月支出为99元[②其中，32.4%的农民工家庭每月医疗支出在50元以下，24.1%的家庭为50～100元，27%的家庭为100～200元，13.7%的家庭为200～500元，2.8%的家庭每月医疗支出在500元以上。]，折年（按外出务工10个月计算）约为990元，高于城镇居民家庭2009年医疗保健平均支出水平（856元），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支出水平相当。看病贵是农民工不敢看病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对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愿望很强烈，主要有：降低医疗费用，能在务工地看病并就地报销，子女能平等享受卫生防疫等公共服务。 （五）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环境总体较差，渴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由于农民工大多在劳动保护设施差的中小企业工作，很多还在职业病高发行业工作，工作条件总体较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显示，71.5%的农民工曾在不良环境中工作过，最常见的问题包括：噪音大（占50%），粉尘大（占36.3%），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下工作（占30%），高空作业（占30%）。 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53.7%的人没有业余文化生活，60.9%的人务工企业没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文化生活方式有：看电视（73%），上网（28.5%），在家里或宿舍休息（28.5%），聊天打发时光（20.1%），逛大街（18.8%），看报纸杂志（15.2%），学习培训（13.3%），工友一起打牌（12.2%）等，和外界的交流不多。 作为现代都市的一员，农民工也渴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最希望提供的文化服务依次为：免费的公园（39.2%），免费的文化站和图书馆（38.2%），免费上网（34.2%），组织农民工自己的文化体育活动（22.8%），免费的报纸杂志（20.6%），定期的文艺演出（17.9%），免费的体育场馆（16.70%），可供选择的免费电影票（13.80%），公共电视（13.60%），夜校（13.50%），开放社区公共设施（11.30%）。但由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农民工，致使他们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图4 农民工最希望提供的文化服务 （六）农民工权益保护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通过合法渠道维权的意识较强 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但很多企业不能依法足额及时发放加班费。本次调查中，有47%的农民工没有加班费，能领到加班费的，基本在500元/月以下，和加班时间不匹配。 农民工的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较强。本次调查中，有54.7%的农民工认为应该参与工作所在单位或所居住社区的管理活动，有67.5%的农民工认为应该参与居住社区的选举活动，有73%的农民工想加入农民工自己的合法组织，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自身利益（36.10%）、维护农民工群体利益（32.20%）、出于社会责任感（14.60%）等方面。 但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加入工会，缺乏维权渠道。本次调查中，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只有26.5%。不加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相当多的企业或单位没有工会组织（占44.1%）；二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工认为工会“不能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占12.4%）或“没什么实际用处（占29.9%）”。 （七）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两为主”政策落实情况参差不齐，接受平等教育和非义务教育成为新的诉求 本次调查表明，农民工子女在老家及随父母外出的基本上各占一半。其中，39.2%的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9%在务工地民办学校接受教育，51.8%在老家的学校接受教育。从调查情况来看，“两为主”政策中，“以流入地为主”的政策执行较好，但“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执行情况参差不齐。武汉、郑州等外来农民工子女数量较少的中部地区，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重在80%以上，但珠三角、长三角等外来农民工子女数量多的地区，这一比重较低。即使在“两为主”政策执行较好的地区，也存在对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歧视和群体性隔离等问题，农民工子女完全融入学校、接受和城镇户籍学生一样的平等教育，还任重道远。 同时，非义务教育问题日益突出。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参加中考、高考还受到不同限制，农民工子女入园难、入托难的问题在近两年也比较严重。 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对于子女教育的期望依次为：44.5%的人期望能提高老家学校的教学质量，41.6%的人期望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21.9%的人期望能参加务工地的中考和高考，7.1%的人期望能在务工地民办学校接受教育。而在实地调研中，平等教育、融入教育正在成为一些地方新的更高的目标。图5 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期望 （八）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整体较低，对实用技能培训要求迫切 我国农民工队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总体素质较低。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中既无职业技能，又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现象十分普遍。参与调查的农民工中，没有技能等级的占58.2%，初级技工占21.9%，中级技工占15%，高级技工占3%，技师占1.4%，高级技师仅占0.5%。约有70%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在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有3年以上农业生产经验的只有15%左右。新生代农民工中，“两无”比重更高。 实际上，农民工对实用技能培训要求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最感兴趣的培训内容分别是职业技能培训（占40.2%），创业培训（占36.8%），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占22%）；从培训形式来看，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岗前培训选择的比例较高；从培训时间来看，一个月以内的培训最受欢迎。这说明，农民工对培训的认识更加理性。 但近几次的调查表明，一些地区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形式的问题，培训内容不实用：搞创业培训，不实际；搞上岗培训，专业又不对口。培训效果差，是农民工不愿参加培训的重要原因。 二、主要政策建议 （一）以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为重点，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