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为什么德中国人对德国人的看法中国看法最为负面

中国人喜欢德国,而德国人却不怎么喜欢中国。为什么?德国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德国和中国:感知与现实》证实了这一现象。这项调查由华为[德国]公司委托和资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IGA)、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和民意调查机构(TNS Emnid)负责实施。调查者在中国和德国各调查了1000民众、100名政治决策者和200名经济决策者(以下分别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通称“社会精英”),分别询问了他们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和看法。下面,我们就通过最新的调查结果,重点了解一下德国民众和社会精英目前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看法?他们在哪些方面认可和肯定中国?在哪些方面不喜欢甚至是“惧怕”中国?作为对比,本文同时展示了中国民众和社会精英对德国的看法(因其评价普遍比较积极,心急的读者也可以忽略这一部分)。(本文数据来源:2016年华为调查《德国和中国:感知与现实》,焦点:数字化和数字创新,2016年5月公布)提起中国,德国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提到中国,德国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强(34%),人口多(16%),不尊重人权(14%),中餐(12%),长城(12%),共产主义(12%),抄袭和剽窃[他人]思想(11%),大国(11%),廉价质劣的产品(10%),在生产方面的环保限制少(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十个自发联想,有些明显有着消极意涵。提到德国,中国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发达(66%),汽车工业(34%),工业/科技(30%),德国人的性格(29%),德国产品(13%),二战/纳粹(13%),啤酒(12%),足球(11%),环境/旅游(10%),饮食/食品(6%)。提起中国人物,德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谁?提到中国人物,德国人首先想到的前十名是:毛泽东(54%),艾-weiwei(8%),孔子(8%),邓小平(5%),成龙(4%),朗朗(3%),蒋介石(3%),中国皇帝(2%),周恩来(2%)。从这里的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提到德国人物,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前十名是:希特勒(36%),马克思(25%),歌德(20%),默克尔(19%),贝多芬(16%),爱因斯坦(16%),恩格斯(5%),俾斯麦(4%),贝肯鲍尔(3%),黑格尔(2%)。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只有7%的德国人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有积极看法,70%的德国人持消极看法。75%的中国人对德国的政-治-体-制持积极看法,只有1%的中国人持消极看法。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的人-权-保-护问题?88%的德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处在世界下游水平。德国社会精英的看法比德国民众更为消极。中国民众(71%)认为德国在保护人-权方面处在世界上游水平,中国社会精英的看法比普通民众更为积极。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86%的德国民众认为,人们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至少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德国社会精英的评价比民众更差。反过来,中国民众和社会精英则绝大多数认为德国有言-论-自-由,而且社会精英对德国的看法比普通民众更为正面。德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媒体?59%的德国民众认为,中国只有国家控-制的媒体。言外之意是,他们认为中国媒体不独立。只有11%的中国民众认为,德国只有国家控-制的媒体,71%的人知道,德国有私人媒体。德国人如何评价中国的环保政策?德国绝大多数民众(84%)认为中国在环境与气候保护政策方面处于世界下游水平。德国社会精英的看法大体也是如此。中国民众对德国在环保方面的表现普遍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德国居于世界上游水平。中国社会精英的看法比普通民众更加积极。德国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如何?只有24%的德国人对中国持有积极看法,43%的人看法中性,32%的人的看法消极。问及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德国人对法国的印象最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是为71%,之后依次是(括号里是持积极看法的比例):英国(59%),日本(52%),美国(42%),印度(22%),俄罗斯(18%)。反过来,74%的中国人对德国持积极看法,22%的人看法中性,只有4%的人对德国有消极看法。问及对其它国家的看法,中国人持积极看法的比例如下:法国(75%),英国(72%),俄罗斯(61%),美国(52%),日本(24%),印度(15%)。看起来,喜欢法国和英国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共同之处。不过,在对日本和俄罗斯的态度上,中德之间存在明显对立:中国人喜欢俄罗斯,但不喜欢日本。而德国人喜欢日本,但不喜欢俄罗斯。这是中德分歧所在。德国人怎么看“中国威胁论”?调查中并没有直接问这个问题,而是询问受调查者对中国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实力、中国规模的感受。调查显示,44%的德国民众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感到担忧, 57%的德国民众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而感到担忧,57%的德国民众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而感到担忧,34%的德国人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规模大就感到担忧。德国社会精英虽然并不像普通民众那么担心,但是比例也没有低多少。这说明,有不少德国人对于中国的强大感到不安,尤其是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反过来,中国人则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感到担忧。对于德国来说,中国和美国哪个更重要?这里要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看。在政治关系方面,德国更亲近美国。5%的德国民众(3%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认为,德中关系比德美的关系更重要,36%的民众(51%的政治精英,43%的经济精英)认为,德美关系比德中关系更重要。58%的德国民众(46%的政治精英,55%的经济精英)则认为德中关系和德美关系同等重要。在经济关系方面,德国似乎更看重中国。24%的德国民众(30%的政治精英,28%的经济精英)认为,德中关系比德美关系更重要,18%的民众(20%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认为,德美关系比德中关系重要。58%的德国民众(49%的政治精英,53%的经济精英)则认为德中关系和德美关系同等重要。反过来,中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也更加看重中欧关系。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的数字化和数字创新?53%的德国民众(65%的政治精英,59%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人认为数字创新带来的更多是危险。60%的德国人认为,随着逐渐深入的数字化,现有的工作位置会被消减。但有84%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对于数字创新的态度是积极的。76%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认为数字创新带来的更多是好处。此外,64%的德国经济精英和69%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政府大力促进数字创新,而只有34%的德国经济精英和31%的政治精英认为,德国政府大力促进数字创新。这说明,德国人自己对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大多持有悲观的看法,但是认为中国人对此持开放和乐观的看法,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大力促进数字创新。这是德国人肯定和认可中国的一个方面。有意思是,中国人在数字化方面不但自己持有乐观的看法,而且也错误地以为德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对数字化及数字创新持乐观的看法。例如,81%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对于数字创新的态度是积极的,66%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认为数字革新带来的更多是好处。这都超出了德国人的自我评价。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64%的德国民众(50%的政治精英,67%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的科技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与2014年相比,持这一看法的受调查者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此外,83%的德国民众(74%的政治精英,89%的经济精英)对于中国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深信不疑。反过来,84%的中国民众(91%的政治精英,95%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的科技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89%的中国民众(92%的政治精英,94%的经济精英)对于德国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深信不疑。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对德国的影响?59%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德国的周期性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0%的中国人认为,德国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对德国的投资?48%的德国民众(64%的政治精英,61%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对德国的投资对于德国的就业位置来说有积极影响。这说明,德国社会精英比民众更加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人对于德国投资的看法要积极得多。80%的中国民众认为,德国投资对于中国的就业岗位来说有积极影响。中国政治精英(91%)和经济精英(86%)的看法比民众更加积极。德国人如何看待进口中国产品的影响?49%的德国民众(44%的政治精英,60%的经济精英)认为,进口中国的产品将会排挤德国的生产商。经济精英在这一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反过来,只有20%的中国民众认为,进口德国产品会排挤中国的生产商。政治精英(21%)和经济精英(20%)的看法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68%左右)完全不认为会出现这种影响。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德科技合作?41%的德国民众(32%的政治精英,40%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德两国都将从科技合作中获益。但有39%的德国民众(54%的政治精英,48%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获益少于中国。反过来,认为中德两国都将从科技合作中获益的中国民众为80%,政治精英82%,经济精英(87%)。由此可见,中国对两国科技合作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而德国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则心存顾虑。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抄袭仿造问题?85%的德国民众(89%的政治精英,90%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首先代表的是大众产品。只有5%的德国人认为,中国首先代表的是创新性产品。80%的德国民众(89%的政治精英,88%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企业通过经济间谍盗取德国的科技。64%的德国民众(73%的政治精英,72%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企业主要是抄袭西方的产品,而不是发展自己的产品。反过来,67%的中国民众(66%的政治精英,77%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首先代表的是创新性产品。20%的中国民众(24%的政治精英,13%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企业通过经济间谍盗取中国的科技。至于德国企业抄袭他人的问题,调查中没有问到。可能是调查者觉得德国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德国人如何评价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52%的德国民众(48%%的政治精英,40%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低。只有10%的德国民众(13%的政治精英,18%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高。不过,54%的德国民众(66%的政治精英和66%经济精英)认为,中国产品的性价比好。反过来,85%的中国民众(90%的政治精英,92%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的产品质量高。70%的中国民众(72%的政治精英,70%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产品的性价比是好的。德国人知道中国的哪些品牌?问及德国人对中国品牌的熟悉度,结果如下(括号里是知道该品牌的受调查者比例):联想(36%),华为(30%),阿里巴巴(15%),英利太阳能(12%),上汽集团(6%),青岛啤酒(6%),中兴(6%),海尔(5%),中国一汽(3%),小米(3%),腾讯/微信(1%)。从回答者比例来看,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熟悉中国品牌。而且除了“联想”之外,只有少数德国人认为这些品牌有创新性。中国人对德国品牌的熟悉度明显高多了(括号里是知道该品牌的受调查者比例):宝马(89%),奔驰(88%),大众(87%),西门子(82%),阿迪达斯(76%),妮维雅(64%),麦德龙(48%),博世(43%),拜尔(37%),Persil/汉高(34%),SAP(20%)。而且多数中国人认为,德国这些品牌具有创新性。德国人如何评价中国品牌的国际声誉?57%的德国民众(73%的政治精英,69%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品牌的国际声誉差。反过来,83%的中国民众(89%的政治精英,92%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品牌的国际声誉好。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水平?54%的德国人认为,中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83%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教育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强调成绩压力。68%的德国政治精英和60%的经济精英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对于中国的竞争力起到积极的作用。84%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去国外学习或工作。81%的中国人认为,德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57%的中国人认为,德国教育体制不比其他国家更强调成绩压力。32%的中国政治精英和67%的经济精英认为,德国的教育体系对于德国的竞争力有积极作用。57%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有高度的积极性去国外学习或工作。德国人如何看中国人口问题?53%的德国人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的特点。只有26%的德国人知道中国社会也面临老龄化问题。而67%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老龄化问题有着清楚地认识。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德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态度有些多元。37%的德国人表示喜欢中国文化(如音乐,电影或文学)。多数德国人(54%)欢迎中国人移民到德国。88%的人甚至可以想象,和中国人交朋友。但与此同时,81%的德国人不想在中国长期或短期生活。55%的德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感到陌生。65%的中国人喜欢德国文化(音乐,电影或文学)。62%的人欢迎德国人移民到中国。73%的中国人可以想象和德国人交朋友。47%的中国人对德国文化感到陌生。45%的中国人愿意在德国长期/或短期生活。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67%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与2014年相比,这一比例下降了四个百分点。57%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灵活和务实。与2014年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五个百分点。41%的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包容。反过来,68%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69%的人认为,德国人包容,62%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灵活和务实。这一看法多少让笔者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德国人之前给人的印象一贯是“排外”和“死板”。当然,调查问得都是主观看法,并不一定与客观情况相符合。总结与反思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人对德国各方面的评价和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和开放的,而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则显得复杂、多面、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比如,一方面,德国人认为中国的商品质量低,缺少创新性,认为中国企业主要抄袭西方的科技,而不是发展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德国人又认为中国企业具有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德国具有重要影响,认为中国投资对德国就业有积极影响。甚至认为德中经济关系比德美经济关系更重要,因此,德国需要加强和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德国人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担忧,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感到担忧,认为进口中国产品会排挤本地的生产商。再加上,德国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言-论-自-由、媒-体-独-立等领域的做法颇有微词。因此,德国人对和中国这个伙伴合作常常感到矛盾和纠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德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关系发展恐怕很难绕开德国民众这种矛盾和纠结的心理。德国媒体时常会发出的一些有关中国的“不谐和音”,也可从中得到解释。认清德国人对中国态度矛盾和纠结的症结所在,全面了解德国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不回避和掩饰其负面评价,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中德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此次调查还表明,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德两国人民在情感层面的不对称关系(中国人喜欢德国,但德国人不喜欢中国)之外,这里显然还存在着一种认知层面的不对称关系,即: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要好于德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虽说在情感层面,单方面喜欢德国让中国人的境地略显尴尬,但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在认知层面更熟悉德国的中国人显然比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德国人更有优势。当然,中国人倾向于神话德国的问题仍然存在。对德国的偏爱让中国人倾向于将所有积极的特征都赋予德国,因此容易失去对德国的客观认识,认识不到德国同样是一个存在很多问题的社会。最后,知道有些德国人不大喜欢中国,我们也不必转而不喜欢德国。中国人喜欢德国自有其合理的理由和需求。德国人不喜欢中国,也有他们的原因。这种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认知自我和他人的契机。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或许不应将对中国有负面看法的责任全推到德国身上(德国媒体的负面报道,德国人的自傲、无知或偏见等),而是应该认识到,一个正处在转型之中的、复杂而多元的中国对于德国乃至世界而言构成了不小的认知挑战。让世界更好认识、了解、理解乃至喜欢中国,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行走德国(see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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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中国企业该向德国企业学习什么
作者:杨佩昌 曹可臻
  德国企业往往偏安一隅,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透过贝格咨询公司的落地窗,汉堡港一览无余。高高低低的起重机在海港一字排开,色彩斑斓的集装箱有规律地叠放在海港两岸。每天这座德国第一深水良港吞吐着几百万吨的货物。在海港的游览区,游人如织,一座歌剧院正拔地而起,这里将成为世界第二大音乐剧院。
  繁忙的汉堡港是德国经济繁荣的缩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一蹶不振甚至深陷债务危机,唯有德国率先走出泥潭,一枝独秀。2010年,德国GDP增长3.6%,在七大工业强国中位列第一,失业率也由2007年的8.6%下降至6.9%。
  然而就在10年前,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大展拳脚,风光一时无两;德国却被滞涨所困扰,被讥讽为“古板的阿伯”跟不上新时代。
  一场金融风暴后,形势逆转。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稳健的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2010年,德国占整个欧元区GDP增长份额的60%,在2000年时这个数字仅为10%。
  德国企业在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伦敦和华尔街沉迷于次级债和抵押债时,德国企业专注于制造业。不仅仅对诸如和西门子这样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公司而言如此,对成百上千不知名的中小型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尽管德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高,但是因为发货期有保证、产品性能高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客户还是源源不断。2010年,德国出口增长14.29%,依然傲视其他发达国家。
  德国企业的强竞争力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学习美国企业,而忽略了德国企业。究竟是什么样的特点使德国企业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中国企业又能从德国企业的经验中学习些什么?
  带着疑问,我们历时三个星期,走访了德国五个城市、数家企业,探寻问题的答案。
  01 产品专注创新,打造高附加值
  还没出发,朋友们的代购清单就已到达:双立人的刀具、菲仕乐的炒锅、碧然德的净水器。虽然这些德国产品在价格上是中国同类产品的好多倍,但“德国制造”的高质量保障仍令生活在制造大国的中国人渴望拥有。
  “这就是德国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实业观念造就了德国企业超强的制造能力。”杨佩昌说。他留学于德国,并在德国长期生活过,是德国经济史博士,在课堂上,他常会和学生们讲起德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区别:中国制造依靠的是低劳力成本,德国制造依靠的是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
  汽车制造业是德国高附加值制造的典范。无论是、,还是宝马、,一台德国车的价格都要比普通车高出5到10倍。在英戈尔施塔特城以北的奥迪工厂外,一群幸福的德国人正等着去提刚刚下线的新车。那里有一条绵延一公里的生产线,每周6天、每天生产2500辆车。“2010年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别的企业想要超过我们或许很难。”酒店里的电视每天反复播放着奥迪总裁施耐德的话。
  在威斯巴登州的陶努斯施泰因,净水器生产商碧然德出产的一个小小的净水滤芯就要近百元人民币。在西北部小镇固特斯洛,美诺出品的洗衣机,一台售价接近万元,是普通洗衣机的3倍多。
  在慕尼黑机场里,几乎每个返程的中国游客都提着一套“双立人”牌锅具。这种锅具的价格是中国生产锅具的几十倍,但它优异的性能让擅长制造日用品的中国人都自叹弗如。很多人不知道,“德国制造”曾经就像今天的“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为了与德国商品做出区别,英国还特地要求德国产品在出口时打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但如今的“德国制造”已成为高品质的代言词。
  强势的货币政策是德国企业创造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罗兰贝格监事委员会主席施万克看来,德国企业对于产品的精益求精也源于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他援引德国学者冉珊鹤(Ulrike Reisach)做的一项研究说:美国代表的是一种寻求短期利润和个人财富的商人文化;而德国则代表了一种努力创造持久永恒产品的手工业文化。
  德国商业的手工业文化发源于德国企业的创始人们。如同西门子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德国企业的创始人大多是科学家或发明家出身,他们对于科学和创新有极大的热情。“从一开始,他们追求的就是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财富。”施万克说。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西门子总部,西门子家族的第六代成员娜塔莉?冯?西门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说:“西门子公司依旧保持着我高曾祖父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对于创新的激情。他总是说他对于科学有着绝对的热情,但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手工业文化使得德国企业能够保持一种长远的眼光,专注于企业最初的目标,并一以贯之,即使在艰难的时刻,也不会忘记既定的方针。正如德国工商总会执行理事,北京分会总代表亚历山德拉?沃斯(Alexandra Voss)女士所说:“德国企业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致力于创造长期的产品差别,专注于创新,而非资本市场。”
  02 员工培养技能,要求忠诚
  风雨之中,我们抵达汉堡。在中心火车站附近的中餐馆,我们见到了通过认识的杜丹和寇莉。她们都是在德国生活已久的老华侨了。她们说,德国企业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而打下这一基础的是德国职业教育系统一直沿袭的“学徒制”。
  寇莉在汉堡附近一所学院任教务主任,她告诉我们,在“学徒制”下,选择职业教育的16岁学生必须当3至4年的学徒。在此期间,一半时间在工厂“做工”,另一半时间返校学习理论。工会在450个行业里也强制规定:劳工必须通过学徒制才能被公司聘用。因为训练完整、实际、专业,德国蓝领工人平均每小时的薪资也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KPM陶瓷厂由腓特烈大帝命名,已有250年的历史。在现代化厂房里,工匠们仍通过手工打造每一件产品。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瓷器都价值不菲,且至少要经过9道制作程序。只要一环出错,就要重头来过。所以,每个工匠都要从学徒开始,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是无法直接在产品线上工作的。
  第二天,杜丹带我们参观了她所在的公司―Vision Tool。这是一家不到30人的小企业,主营演出设备租赁、销售和发行。老板斯蒂芬?史路特(Stephan Schlueter)从学徒做起,白手起家,已经成功创立了两家企业。
  在史路特的口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Know-How”这个词。之后,每一位我们走访的德国企业雇主都向我们提到了这个词。“Know-How”的意思是专有的技术或技术诀窍。在德国企业主眼里,这些具有“know-how”的员工极其珍贵,掌握着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有需要就招人,有负担就裁员”稀松平常,但在德国这并不是传统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与美国不同,大多数德国企业都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或减少利润来保住多余的劳力。在金融风暴期间,演出市场萧条,Vision Tool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最困难的2009年,史路特不但没有裁员,也没有降薪。那一年整个公司的人赚得都没有少,只有他的利润下降了。但他并不后悔:“让员工走,你会损失很多经验。” 因为对“know-how”的重视,“忠诚”成为德国企业主对员工最期待的品质。史路特以及之后我们采访的每一位企业主,都毫不犹豫地将“忠诚”列为最好员工应具备的第一条素质。他们都希望在艰难的岁月里,员工也能和企业不离不弃。事实上,在德国也不难发现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员工。
  03 管理扁平化思维,双委员会制度保险
  德国人守旧是出了名的。二战期间纽伦堡被炸得面目全非。战后,德国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废墟上建立起一片新城,而是用旧砖瓦重新将老城一模一样地建了起来。在企业管理上,德国人也一直坚守着双委员会制度的老规矩。德国企业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下必须设有执行委员会和监事委员会两个系统。进入德国企业之前,我们一度以为双重管理制下的企业必定等级森严,管理不灵活;然而在进入企业后,我们发现事实并不如此。在德国西南部厄尔兰根西门子医疗总部,正当我们和公关总监马蒂亚斯?克雷默(Matthias Kramer)先生沟通时,总裁突然进入,对克雷默说:“你有时间吗?我要和你谈谈。”克雷默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德国大型跨国企业里,等级制度也并不明显,德国人务实、注重效率,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德国企业更倾向于一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慕尼黑北部奥林匹克中心边上屹立着慕尼黑市标志性建筑―宝马总部大楼。从1973年筹建开始,宝马就把“沟通结构”放在办公室建筑规划首位。在这座由四个圆柱组成的大厦内除了财务和总裁办公室外,没有单独办公室,员工们都在敞开环境下工作。“目的在于通过缩短距离,提高员工间交流与沟通的效率。”宝马博物馆的介绍上这么解释。 这座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博物馆以很大篇幅介绍了宝马扁平化管理理念。从宝马的经验里,可以看出扁平化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得企业高效,也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管理层与股东、员工以及客户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彼此间信任。 1959年当宝马遇到历史上最大的财务困难时,是股东、经销商和员工在年度大会上表现出的信任,使得公司放弃了奔驰公司的收购,坚持自主经营,最终渡过难关。宝马历史上销售最好的车―3系Touring引擎也是由一位普通员工在自家车库里研发出来的。 “相互之间的信任是宝马公司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是展厅介绍的开篇。 在德国媒体上,很少有像、一样的明星级企业家出现。克雷默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因为德国曾经出现过像希特勒一样的集权领导者,人们对太过耀眼的领导人总是十分警惕。相较于“领导力”,德国企业家们更关注“管理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施万克说,德国人更认同彼得?德鲁克的说法:“好的管理者首先问自己: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而不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他们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 威权并非德国企业领导者的荣耀,引领团队协作才值得骄傲。润滑油制造企业卡尔倍可技术总监乌夫说:“我的成功在于创造团队,不是作为领导,而是团队中的一员。”卡尔倍可在世界7个国家有业务,到哪里,乌夫都会被夹道欢迎。但他享受的并不是一种“巨人”的感觉,而是一种和团队在一起的幸福。 十几年前,德国国内曾对德国特有的双委员会制度有过激烈争论,很多人都认为相较于美国单一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在处理问题上反应较慢,内耗较大。但施万克却很庆幸德国人“因循守旧”地保留了它,他认为监事会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有时候它的存在会使管理层反应速度减慢,但这种减速能让决策者更清醒地认识到要执行的政策是否真正与公司长远利益相一致。施万克说,双委员会体制的存在对德国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也至关重要。目前,在许多德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都已离开了实际管理层,但在监事会中的席位确保了他们对企业的影响力,使企业不偏离最初的目标。
  04 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在汉堡市区的西部坐落着奥托集团总部。这家德国著名家族企业是世界邮购业泰斗,在全世界20个国家拥有123个企业,年营业额超114亿欧元。今年3月刚就任奥托中国总裁的邹果庆正在这里熟悉新公司的商业理念和运作方式。
  短短3个月的工作就有一件事令他震撼。有人问公司创始人奥托先生:你的公司做得那么大,又很赚钱,为什么不上市呢?奥托回答:我不愿意我的员工为利润打工。“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邹果庆说,“他是希望员工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因为这个公司把员工和客户都放在第一,所以它能够长久。”
  以客户为中心也是德国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德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说:“以客户为中心比以竞争为中心更重要。和客户之间保持常年的合作关系是德国企业的长处,这甚至比强大的技术竞争力更有价值。”
  位于鲁尔区哈根小镇的卡尔倍可是一家有177年历史的润滑油制造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内,卡尔倍可一直保持着每年15%至20%的稳定增长。CEO汉斯-奥托?弗朗兹(Hans-Otto Franz)说,在成熟的润滑油领域,各家产品性能都不错,卡尔倍可能够胜出在于服务。
  卡尔倍可有一支专门为客户服务的工程师队伍。一旦客户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封邮件,工程师就会马上飞到现场帮助解决。这种为客户提供的“一对一”服务是BP、Shell等国际大型企业做不到的。“它们太大了。”弗朗兹说,“今天这个负责跟进,明天又换另一个,流动率很高。我们的客服人员都是20多年的老员工,和客户是熟人,当他们提出建议或者新的需要时,沟通理解会容易很多。”每三年,卡尔倍可还会组织一次大型研讨会,邀请所有的客户、合作伙伴一起联谊、交流。
  在弗朗兹看来,接近客户甚至比营销更为重要。他告诉我们,卡尔倍可的兴趣在于细分市场,而非BP、贝壳等大石油公司引领的原油市场。所以寻找特殊的润滑油解决方案是卡尔倍可的专长,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卡尔倍可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已经研发出800种产品,每一种产品的小小变化就可以有150种应用。为了生产出能满足特殊要求的润滑油,卡尔倍可每一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研发、自己制造。
  像卡尔倍可如此与客户紧密合作的企业在德国并不是少数。这令施万克对德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不仅有超强的制造能力,我们还有能力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许多专家所期望的建立在网络之上的虚拟型知识社会并没有实现,高价值的服务只存在于工业中心,而非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工业与服务之间的重叠在不断增长,德国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5 环境:植根于社区,全球地方化
&&& 很多德国企业建立在远离市区的小镇,比如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厄尔兰根,奥迪总部在巴伐利亚名不见经传的城市英戈尔斯塔特,卡尔倍可在鲁尔区的边缘小镇哈根。这并非偶然。相比在大都市,员工在这里找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要小;另一方面小镇优质劳动力有限,所以企业也更依赖它的员工。这种情况创造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相互依赖,造就了相互认同,避免了对立关系。
  对于当地社区来说,企业通常是最大纳税人,所以居民也很关心企业状况。“如果西门子咳嗽了,那整个厄尔兰根都不会好过。”一位西门子员工说。当地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西门子员工。社区尽力让这位“纳税人”心情舒畅,而作为回报它向许多协会、博物馆和文化活动提供赞助。施万克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各地政府对企业都给予了很有力的帮助。
  驻扎在小镇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干扰和精力分散。大城市对人的干扰实在太多,要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人需要聚精会神,在安静的环境里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德国企业将植根于社区的理念发挥在海外拓展上。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统计,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上要明显优于美国、日本企业。2010年,欧洲企业产品的40%销往欧洲以外国家;超过美国或日本企业30%。
  任职奥托前,邹果庆是美国新蛋网的中国区总裁,帮助新蛋网开辟中国市场。在进入德国企业后,美国和德国企业不同的全球化方式令他感触颇多。
  “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使用的是核心式的管理方式。他们的逻辑是我在美国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你在中国刚开始,没有经验,就必须照我的做。所以一般美国企业到中国还是由美国总部说了算。而德国企业―至少奥托集团―就不同。他们会很谦虚地问你认为在中国应该怎么做?经营理念是什么?”
  以前邹果庆对德国企业的印象是一板一眼,现在他发现并非如此,在适应国际市场上,德国企业非常灵活。他说:“在德国,奥托有相当多的子公司,其中大多数都由集团直接控制,小部分也是集团占大股权。但在中国,管理层已经表态有一些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做大股东,可以拥有小股权。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公司非常了解他们不能依照德国的做法,必须适应当地的习惯来做事。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中国企业向德国学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企业的经验很少被提及。一是因为美国几乎主宰了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和规则制定。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企业故事大都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不太受媒体欢迎。
  德国考察一圈回来,德国企业的性格逐渐明晰。它就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有长远目标、专业技能、精益求精的做事方式以及谦卑态度。
  在罗兰贝格汉堡办公室里,我们问施万克:“中国企业能像德国企业学些什么?”
  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成功因素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学习也要适应当地情况。”
  的确如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下,要照搬某国经验很难。我们不敢说,中国直接引进“学徒制”就能解决专业技能人员缺乏问题;或者直接复制双委员会管理系统,就能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德国企业之所以成功有它的历史和环境原因,而这些经验在中国稍有变形可能就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经验就不值得借鉴。那么中国企业究竟能向德国学习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德国企业提供了某些新的关于企业成长甚至个人发展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受美国商业文化影响较深,成功变得简单粗暴,似乎上市就是成功,进入全球企业500强就是伟大。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近期出现的许多社会和商业事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企业要追求短期利益、追求暴利,所以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达芬奇事件;政府要追求短期政绩和利益,所以接连出现了桥梁倒塌、城市积水、高铁事故。
  回头看看很多成功的德国企业,它们不像中国人所追捧的Google、Facebook能在一夜间迅速积累财富,也不像微软、GE那样富可敌国。它们往往偏安一隅,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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