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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着力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撰写时间: 日
来源:济源网
作者:王会 通讯员 段来成
　　近年，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优质粮食、生态畜牧、薄皮核桃、蔬菜、烟草五大主导产业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在全省领先，被评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和推广示范市”，成为“全省农产品生产记录和包装标识试点”；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选“2015中国改革年度案例”十佳单位……一项项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扩大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近年，我市作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努力拉长农业这条“四化同步”的“短腿”，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着力探索一条符合济源实际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农业结构布局逐步科学化。我市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初步形成了“一城、一廊、两带、四区、五大主导产业”的发展布局。目前，我市在东部传统农业提升区建成10万亩高标准粮田，全市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2亿公斤以上，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43.8%，薄皮核桃产业基地面积14万亩，蔬菜产业种植面积12.5万亩，烟草产业种植面积1.5万亩，亩均收入4000余元。
　　农产品品质呈现优质化。率先在全省开展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率先在全省建成市级动物疫病监测预警信息平台，率先在全国创建动物防疫、养殖保险、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三方联动的畜牧业发展“济源模式”，并在全国推广……我市农产品质量监测监管工作可圈可点。同时，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在全省领先，创建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3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8个，被评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和推广示范市”，成为“全省农产品生产记录和包装标识试点”。此外，我市大力实施品牌战略，13种农产品被认定为“济源市名牌农产品”，寺郎腰大葱荣获“2011消费者最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并入选《2015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生产方式渐次融合化。今年3月份，渠马线休闲农业观光带被省农业厅列为向社会重点推荐的13条精品线路之一。这是我市休闲观光游亮点项目之一。我市充分发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引导农民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重点打造“一园三带十农庄”，先后引进双汇、伊利、隆平高科等国内知名企业，同时加快培育壮大八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年销售收入突破200亿元。“十二五”以来，我市争取上级项目资金2亿余元，积极破解产业融合发展资金瓶颈。
　　生产成本呈现减量化。我市大力推广节本增效技术，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降低农业生产物化成本、管理成本、人工成本，推动农业节本增效。目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在95%以上。我市推广化肥机械深施技术50万亩，秸秆还田率在85%以上，累计流转土地30.5万亩，流转比例达70.9%。
　　脱贫攻坚走向精准化。目前，全市有贫困村49个，贫困人口人。我市把脱贫攻坚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尝试，实行市级领导、责任单位、帮扶单位、帮扶企业“四级联系帮扶机制”，找准贫困症结，对症下药建立任务台账，细化到户，做到“一村一业、一户一策”。今年，我市累计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以脱贫攻坚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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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力&真学真抓真干
李纪恒：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开创内蒙古“三农三牧”工作新局面&布小林主持&任亚平等出席
日15:39&&&&来源：
原标题：李纪恒在自治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用心用情用力 真学真抓真干 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开创我区“三农三牧”工作新局面 布小林主持 任亚平等出席
3月20日下午，自治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专题研讨班在内蒙古党校开班。 记者 袁永红 摄
3月20日下午，自治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专题研讨班在内蒙古党校开班，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在开班式上作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准落细落实，不断开创我区“三农三牧”工作新局面。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开班式，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李纪恒指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特点，作出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顶层设计，必将引领“三农”领域的全方位调整和深层次变革，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迈出更大步伐。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行动，作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际行动，作为做好新形势下“三农三牧”工作的必修课，充分认识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中央一号文件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义，切实做深做细、做好做活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
李纪恒强调，要在优化供给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促进产业融合、加快科技创新、补齐农村牧区发展短板上聚焦聚力，加快构建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畜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内蒙古由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要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落实好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要求。要加强党对“三农三牧”工作的领导，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维护农村牧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基层组织基础，加强能力和作风建设，保障和促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布小林指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深刻理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深刻理解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意义，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落实，努力推动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开创全区“三农三牧”工作的新局面。
各盟市、旗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研讨班。（记者 刘晓冬）
(责编：杨丽娜、程宏毅)
习近平谈脱贫军令状：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重视农业，夯实农业这个基础，历来是固本安民之要。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就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农村发展新方位作出新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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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努力践行“带好头、领好向”的目标追求，调结构、降成本、补短板、提品质、促融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多年来，我区土壤耕作以旋耕为主，造成土壤板结，保水保肥能力下降，作物抗旱、抗涝能力降低，土壤表层病虫源基数增多，为提高耕地地力保护项目实施效果和技术推广宣传，我区积极组织开展耕地地力保护项目试验，在耕种前期将土地深翻，打破犁底层，把粉碎秸秆全量还田，加快土壤熟化，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耕作层的厚度，进一步改善土壤耕层结构和理化性状。
十八大以来，我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保障农产品供给，持续探索粮食高产创建新模式，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高产创建面积已达21万亩，粮食连续12 年丰产。加快推广潍县萝卜等新技术、新品种3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蔬菜总面积达到12.8万亩，果树、棉花、花卉等作物6万余亩。着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9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3%。着力改善农业薄弱环节，积极探索农业投资新模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高标准农田面积达18.4万余亩，占耕地总面积近48%。同时，严格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今年农业保险覆盖小麦8.38万余亩，惠及202个村的7364户农民。着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基本建成“纵到边、横到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上半年速测农产品样品707个，合格率100%。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工业化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转型，以助推食品谷建设为龙头，着力建设占地5200亩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全力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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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谁来改？改什么？怎样改？
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是对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思路的深化。与1998年中央提出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同，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具体说来，需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谁来改，二是改什么，三是怎样改。
　　谁来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是拥有近2亿农户的农业大国，户均土地不足1公顷，且被分成4块左右，农户经营呈现出高度的兼业化状态。这样兼业化的小农是很难承担建设现代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的。从供给角度看，超小规模农户的显著特点就是同一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农产品供给的“蛛网”特征十分明显，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谷贱伤农的现象周期性出现，不仅农民收入很难持续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也一直十分脆弱，既经受不了较大的自然风险，又经受不了较大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繁出现的蔬菜、水果等不耐储存农产品的卖难现象，本质上就是经营主体不适应市场规律的结果。尽管全国已经注册了150多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平均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数只有不足70人，绝大多数只能做一些提供信息和技术推广工作，对本地市场都产生不了影响，更谈不上区域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单个合作社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小规模农户面临问题的集合。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7亿亩，占比达33.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超过430万户，但单个农场的规模依然偏小。事实上，前述农产品卖难现象，就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背景下出现的。
　　因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新型经营主体的再造，使之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的主导力量。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大问题亟须解决。第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土地制度是农村制度体系的基础，几乎每一项制度都是在土地制度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农村改革也是从土地制度开始的。当前，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做好农户承包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让农民精确地知道自己究竟承包了多少土地，这是实现《物权法》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的基础，也是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只有承包经营权精确并稳定了，其中的经营权才能稳定地转让，土地流转才能稳定并长期化，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才能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起来。第二，家庭农场的联合。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流转土地总面积4.47亿亩，其中，流入农户2.62亿亩，占58.6%。按照430万个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计算，每个平均为609亩，一般为200-300亩之间，不可能单家独户面对市场，依然需要联合与合作。现实中看，由家庭农场联合组建、领办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可行的路径。实际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由专业大户领办的，在山东、安徽等地已经出现了家庭农场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的案例，说明了即使大户也存在着联合闯市场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因此，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就要适应这一趋势，不仅要支持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更要推进它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第三，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有十余个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大都允许除合作社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如企业）加入，从而有可能发展出家庭农场和大户搞经营、合作社搞服务、企业做市场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一是补短板。在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道路上，中国有很多短板要补，其中最紧迫的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新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具体说来，有三大方面的内容。制度建设方面：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息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等方面形成基本的制度框架，形成为农服务的长效机制。
　　主体建设方面：首先要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等公共服务机构，并逐步建立村级农业服务站点。其中，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改革是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之一。这类机构的服务一般都应该是免费的，是公益性服务。其次，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市场化主体等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这类机构的服务一般都是收费的，是经营性服务（合作社、协会为成员服务除外）。再次，要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最后，各级供销社改革要按照中央11号文件的要求，为农、务农、姓农，联结公益性服务机构和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断探索新的为农服务模式，如土地托管等，通过改革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市场建设方面：主要是市场秩序和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农村流通的现代化，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市场环境。
　　二是去库存。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库存主要表现在玉米、稻谷等，其中东北地区的玉米库存可能达到一年的产量，南方地区质量较低的稻谷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库存。库存过大，一方面国家要花费巨额保管费用；另一方面，粮食在库里保存的时间越长，新粮变旧粮，再变成陈化粮，价值越来越低，对粮食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去库存，首先要把财政对粮食收购、储存的费用由暗亏变明亏，库存的粮食按饲料、燃料酒精等途径进行限期消化，除了企业库存等民间库存外，要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年消费量17%~18%为基础，加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弹性，计算出国家库存的粮食数量，正常情况下不要超过这个数量。其次，着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前，玉米流通政策正在以前临时收储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要点是由价内补贴改为价外补贴，价格随行就市。其市场化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如何保护粮农的利益，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在玉米价格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在保障供给的基础上，提高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去库存还有一个被政策界和学术界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蔬菜、水果等不耐储存农产品产销不衔接，导致区域性卖难，大量农产品积压在农民家中烂掉，甚至由于收获成本高于销售价格而任其在田间腐烂。这一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长期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除了给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外，最重要的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靠新型经营主体的再造联结生产、市场与消费，减少流通环节，延长农产品价值链。
　　三是降成本。新世纪以来主要农产品成本持续、全面上升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仅以2009年以来的变动为例，2009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亩均成本分别为683.12元、567.00元、551.10元，而美国同类农产品生产成本分别为952.03元、325.79元、615.12元，稻谷、玉米的生产成本均低于美国；到了2014年，三种作物亩成本分别为1176.55元、965.13元、1063.89元，美国同类产品分别为1030.8元、318.71元、696.84元，稻谷、玉米的生产成本均高于美国，小麦成本从2009年高74.07%上升到高3倍以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从成本结构比较看，中国农产品生产的人工成本上升快是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是降成本的根本手段。
　　四是调结构。这次农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树立大国土、大粮食观念，即从单纯的粮食拓展到所有食物，包括肉、蛋、奶、菜、水产品，以及马铃薯主粮化以后所带来的膳食结构和营养结构的变化；从单纯的20亿亩耕地视野拓展到所有可以利用的国土资源，包括46.9亿亩林地、58.9亿亩草原，以及大量的荒山荒坡和海洋、河流的滩涂等，如果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生产出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的食物。其次，要促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草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扩大青储玉米种植面积，推进粮改饲、经改饲，用地养地相结合，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水平和收益率。再次，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比较优势，在不断提高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对于个别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大豆），也要制定一个对我有利的进口策略，并逐渐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一是始终把粮食产业放在首要位置。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具有公益性产业的特征，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不能把饭碗完全交给市场，这就必须行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产业又具备一般产业的特征，必须通过竞争获得生存地位，通过市场实现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政策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目前又到了平衡二者之间关系的关键点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会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农业部门已经制定规划，要调减“镰刀弯”地区玉米的种植面积，去年和今年玉米价格下调，东北和华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也会调减。但不管怎样调，一定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在调整中逐步提高粮食产业的竞争力和粮农的种粮积极性。
　　二是始终坚持农民是改革的主体。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尊重农民的选择，改革就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走弯路。当然，在新时期，农民群体也在发生分化，有430万家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数千万个经营面积以承包地为主的专业农户（微型家庭农场），也有很多的兼业小农。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就要兼顾所有农民的利益，但改革要以专业化的农户为主，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微型家庭农场。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三是始终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中，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竞争力提高一直是矛盾的统一体。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提高了农业竞争力，能够比较有效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促进产业融合，要以新型经营主体为核心，充分挖掘农业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体验、休闲、养生等第三产业，实现农产品的多元化、多维化、多功能化、高附加值化，以三产带动二产和一产，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全面发展。（作者：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前线》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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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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