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究竟欠中国多少钱？为何要免除日本的战争赔款
日本欠了中国多少钱？你知道吗？
在亚洲，一直把中国当假想敌的周边国家，是日本！
在亚洲，拉拢，狐假虎威，频繁搞军演，企图围堵中国的国家，是日本！
在上，一直强占及其附属岛屿的国家，也是日本！
在中国领海上，用军舰撞沉中国渔船，还要求中方赔偿1000多万（折合人民币110万元）的国家，仍是日本！
本是邻国，日本历来对中国不友好。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这相当于当时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军火工业和事业。然而，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先后残杀中国公民2400多万人，致伤、致残1600多万人。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战败后，全世界许多国家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1972年，中国却向全世界宣布：免除日本。
免除日本战争赔款，日本却并不领情，以至于现在，经常与中国打“口水战”。
4000万人死伤，意味着几千万个家庭的残缺，给无数的家庭带来痛苦与悲伤？要说国家的可以免，4000万人的死伤怎能一个“免”字就可了结？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二战结束后，美国、、等国家制定了要求德、意、日等战败国实施战争赔偿条约。经过谈判，日本向亚洲各国进行了赔款：向缅甸赔款2亿美元，向赔款7亿美元，向赔款4亿美元，向柬埔寨赔款15亿日元，向老挝赔款10亿日元。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40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90亿日元。
没有参战的中立国家也索赔3000万美元，索赔3亿美元。索赔10多亿日元，索赔30亿日元，索赔10亿日元，丹麦索赔10亿日元。
也有浑水摸鱼的：二战时期，外蒙古属于，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二战期间独立国家资格，但外蒙解决要求赔款，最后还是获得了50多亿日元赔款。新加坡没受二战之苦，却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在70年代获得日本3000万美元赔款。
据统计，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向20多个国家赔款约10000亿。
在亚洲，中国是受日本残害最大国家。死伤4000万人不说，无计其数的城市建筑、民房被毁，按照日本给其他亚洲国家赔偿标准，中国战时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
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1949 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 年4月，印度、、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
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
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1952 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
纵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战败后，日本一心发展经济，到60年代，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
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1972年，日本人并不缺钱，并已做好了与中国建交、向中国赔款的思想准备。
60年代前期，中国政府放弃1200 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1952 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
70年代，如果中国成功向日本索赔这笔钱，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差距至少缩短30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先进武器、高科技民用产品研发与发达国家差距也会大大缩小；如果死伤的4000万人的家庭及时得到日本赔款，中国的贫穷人口也不至于这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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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附&&
中国为什么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 进入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态度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8日，田中内阁通过了对在野党国会议员提出的中日关系问题所作的答复，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8月11日，日本大平外相在会见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为了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外务省组织了由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负责的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工作小组所顾虑的是如何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又不否定日台和平条约，此外便是中国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明确态度。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日，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胀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中国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　日本国外务大臣&&&&&&&&&&&&&&&&　姬鹏飞 （签字）&&&&&&&&&&&&&&&&&&&&大平正芳（签字）
&&&&&&&&&&&&&&&&&&&&&&&&&&&&&&&&&&&&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馆藏&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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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
一、如何得到这笔钱？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一处理对日本来说是异常宽大的，而美国的外交说
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一、如何得到这笔钱？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一处理对日本来说是异常宽大的，而美国的外交说服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后不久，Wilson总统就提出14点建议（包括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民族自决），这一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欧洲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这个“自命为耶稣第二，来到地球改变人们信仰”的家伙深为反感，而另一些人则予以高度推崇——蒋廷黻曾说，他当时对此“每一字都信以为真”。美国是一战后对德国战争赔款态度最为超然的大国，同时却坚持向同盟国政府收回战争债务。法国人对这一点极为厌恶，一度引起两国外交关系恶化。美国当时无法阻止英、法对德的报复措施，但在二战中，它以更强的姿态出现，重申自己的主张，这一次，别人必须倾听它的见解了，即使态度温和，其建议也是“无法拒绝”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半年，美国向日本提出八项条件，日本同意即可劝和中国政府，其中第4条是不索取战争赔款。不久美日开战，但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变仅一个月后就提出：美国将在战争期间以租借法案帮助盟国，并不得向敌国索取赔偿。这一政治姿态一直贯彻到美国战后的外交活动中。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的讲话，暗示放弃战争赔款。蒋的姿态引起诸多猜测，包括其早年在日留学经历及美国的压力。但在当时对美高度依靠的情形下，无须美国直接、明显地施加压力，蒋也会意识到，一个政治上的高姿态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美、英、苏、荷等诸大国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形势下，中国坚持索赔也将是孤立的。虽然中国损失远大于以上四大国，但至少我们也并不是唯一高尚的。1946年国民政府的数据称八年抗战经济损失为133亿美元，如果以此作为日本战争赔款的标准，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战后菲律宾向日本索赔100亿美元，最后仅得到8亿。194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60亿美元（人均$86）。在战后一片残破的情形下，13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求将是日本完全无法承受的，也根本搜刮不出这笔钱来。这首先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显而易见，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关系”（《外交史，》）。美国的支持在当时对蒋政府的重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之后的30年里更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使没有美国的卵翼，中国仍然很难得到这笔钱。因为，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存在赔偿的意愿；如果这一战争赔款几百年也还不清，那么很可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拖延、拒绝赔款，煽动民众的悲情，结果是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苛刻的战争赔款提出不难，难在执行。中国当时虽是战胜国，但如果日本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中国是无力派兵去日本强行索取赔偿的——即使派了兵，最终不但付出大笔驻军费，还可能一无所获，法国一战后占领鲁尔区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一战后德国仅支付了不到30%的赔款（360亿马克[1]，总额为1320亿），同时却从海外借入330亿马克，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没有归还。也就是说，一个破产的德国毫无赔款意愿，只是拿贷款去还。194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更使日本战争赔款几乎不可能：中/共北京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日对立；而朝鲜战争更促使美国加快将日本建设为远东的盟友。1951年旧金山和会两岸均未参加，但在美国主导下，蒋政府不得不承认和会的结果，即中华民国放弃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可以说，在朝鲜战争后，中国再无机会获得日本战争赔款。美英在二战后都放弃对德、日战争赔款。苏联强迫德国支付200亿美元赔偿，其中一半归苏联（考虑到苏联在占领德国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也只得到100亿美元赔款，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当时可以从日本得到多少）但美英对此拒绝同意。1946年5月，美国对德占领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这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无法实现。不久，西方不再向德国索赔。从其一贯的态度来看，美国既能拒绝从自己占领地区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那么，比苏联更弱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就更难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得到一分钱。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个极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如果当时能够理直气壮并且容易地得到一笔巨额赔偿，那么他也绝不会去低头请求苏联援助了。我宁可相信，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或头脑发热，更不是糊涂了、傻掉了，而是他相信，这一高姿态将使中国占有对日本的道德高地，以“中日友好”来打破日美同盟。指责放弃毛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过于慈悲或愚蠢的人，都未能足够意识到他们只是放弃了本来就无法得到的东西。二、战争赔款的利弊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三个对一战造成的世界局势不满的大国成为大战的策源地。而这种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战后对德国索求的战争赔款过于苛刻。近代以来，法德宿怨越积越深。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强迫对方支付10亿法郎战争赔款，1809年又取得每年1.2法郎“贡金”。六十年后两国乃有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支出军费150亿法郎后战败，割地、赔款50亿法郎（相当于10亿白银，是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4倍；或相当于法国政府用于公共建设的拨款总和）。此后不出50年，两国爆发更剧烈的战争——一战中法国损失达2000亿法郎，战胜后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结果却是希特勒上台，法国遭到更大惨败。这是不到140年的时间里法德宿怨的四次爆发，前三次战胜方都拼命压榨战败者，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赔款、割地。俾斯麦曾解释说“把法国打败的越彻底，越能保持和平”，这种举措看似是为了加强自己实力、阻止对方复仇，但每次都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一恶性循环的悲剧在一战后终于达到颠峰，法国在之前的大战中“失血过多”，极力主张“榨干这个小个子”，认为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外交史，》），“德国必须付清赔款”成了竞选宣传的一句极好的口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发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这使当时普遍把赔偿“更多地看做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附带说一下，一战后英法两国人民要求德国赔偿民间一切的损失，最终，凡尔赛和约中列入一条，强迫德国支付战争受害者养老金并给予其家人补偿。“这种规定前所未闻，以前欧洲的和平条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条款”（基辛格《大外交》）。最近十多年中国对日索求民间战争赔偿也属于这一类型。在国际秩序中，对现状不满的大国互相吸引。1922年，苏联和德国恢复外交，并放弃对方的战争赔款，原因是两国都对国际秩序不满。美国在考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首要吸取的就是凡尔赛条约的教训，确保战败国不再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止苛刻的战争赔款——对大国来说，则意味着放弃。二战后除了苏联对德国外，其他战胜的大国实际上都放弃了对德、日的战争赔款要求。基辛格在谈到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根源时说：“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的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日本在二战后的心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战后的德国，像一个输了一次的赌徒，心里总觉得要是再来一次翻牌的机会，自己的运气不会还那么差。对日本而言，太平洋战争即是日美战争，只是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正如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一样，因此不包含对当地力量的尊重——我们在谈到二战缅甸战场时，也很少会谈到缅甸人。现在的不少国人重新谈论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出于日本“不思反悔”态度的反感和愤恨，认为自己的宽容没有带来善报，相反倒姑息养奸了；人们由此推断，假如日本当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不至于这么骄横了。这是一种朴实的逻辑，然而如果当时我们开出巨额罚单，结果或许更糟，而且还未必能拿到钱。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日本态度与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都喜欢将日德的反省态度作比较），那么中国人大概就不会再重提战争赔款问题了，相反，或许提起来还觉得“伤害了中日友谊”——这是中国人情胜于理的思维表现之一。那么或许有人说，苛刻的赔款或许是双刃剑，也难以执行，那么合理的赔款又有何不可呢？这首先要看以多少为合理。1946年国民政府说抗战经济损失133亿美元，1951年北京政府新公布数字为500亿，而现在的说法是3000亿。上面已经谈到，即使以133亿为标准，得到这一赔款也是有难度的。少量的赔款，在政治外交上，实际上还不如彻底放弃更为有效。日本近25年的ODA对华贷款达300多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赎罪援助的味道。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得到了名义上不使用“战争赔款”这一字眼，但如果当初就以战争赔款的名义处理掉，它现在也就不必再背负着那么多历史包袱了，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视之处之一。现阶段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自我证实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同时进一步证实日本人的可恨。这种民族悲情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只要它像目前一样，处于可控制的程度之内。但是，正如俾斯麦曾说的：“我认为令世人相信，我国政策并非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对我方有利。”如果不幸走到了理智的反面，成了为反日而反日，那么，最终我们自己也将成为这一情绪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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