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青春中华”
日08:26&&&来源：
【字号 】&&&&&
E-mail推荐：
1918年，李大钊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
在“少年中国运动”过程中，李大钊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涵义：“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李大钊指明，复活民族精神之“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立意是“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他们意识到创造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民族觉醒的关系。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这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期待和探求，时时眺望新世纪的曙光，探索民族复兴的出路。
（作者：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新玲、孙琳)
热点导航[新闻热词][社区互动]
&&&推荐新闻
&&&& &|&& && & &|& &|& &&& &
48小时排行榜
48小时热帖排行
1.2.3.4.5.6.7.8.9.10.
&&?频道精选
基础|||会议|||文献|||事件|||专题|||图集|||视频|||新文化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
[摘要]哪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甚至鲁迅，都在学术、思想上遭到全面清算，那也不是他们的敌人——君主专制、复辟者、剥削者、孔教会或孔家店的胜利。【编者按】在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之际，有关其百年反思接踵而来。5月16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接受澎湃新闻专访，阐述了他眼中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遗产。他表示新文化运动的遗产里确实有不少需要检讨的东西，但不应像一些“儒生”那样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当年对传统的否定有多彻底，今天的‘儒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就有多彻底。这样的‘儒生’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镜像’甚至孽种。它比新文化运动的正统传人更象新文化运动。因为它憎恨父亲对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样是憎父者，更像父亲，而非祖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澎湃新闻：我们总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你是否认同？丁耘：这种概括虽然比较通行，也有利于去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重要特征，但毕竟并不全面。这种描述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舒衡哲，在中国更加出名是因为李泽厚先生，而李先生已经指出除了“启蒙”之外，新文化运动也包含了“救亡”的主题。张灏更是为新文化运动罗列了一系列的“两歧性”。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复杂的面相。除了“启蒙”之外，当时也有部分“文艺复兴”的诉求。当然复兴指向的，是被儒家压抑的、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其他小传统，例如墨、法、名家等等。同时，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一个支流，可归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后来新儒家的滥觞，虽然新儒家后来的发展，也蕴含了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但主要不是复兴被儒家压抑的其它思想传统，而是复兴儒家。但对待儒家的方式与康有为之前大不相同，是以断裂为前提的，是“复兴”式的，而非“延续”式的，是弃经学而用哲学的。哲学以及整体现代学科权威地位的建立，和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有很强的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面相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之后也被革命的面相所取代。当然“革命”与“启蒙”的关系比“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有如此之多的复杂情况，一个经过重新解释和扩充的启蒙概念，还是可以为概括与研究新文化运动提供很多便利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甚至“保守”的面相，都可以同启蒙兼容。日4卷5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澎湃新闻：那你个人如何定义“启蒙”？丁耘：对启蒙运动，中西方有许多定义。这些定义有可通之处，也有不少差异。我愿意举出启蒙运动“越权威而任理性”这个特征，这大概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其中“越权威”这个特征更普遍一些。中世纪教会权威至上，世俗政权则受到诸多复杂限制。早期现代化是王权从天主教会那里争取世俗权威的“绝对主义”过程。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冲击教会的组织权威，但有利于君主的主权权威。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冲击宗教的权威，不止于组织，而是针对宗教的教义、经典、精神乃至人类的宗教现象本身。并开始冲击君主主权。天主教会的组织和教义权威被宗教改革冲击过的地方释放了一些压力。而保留天主教会的地方如法国，历史欠账太多，所以其启蒙是最激进的。新教国家没有发生最激烈的革命。在中国，所弃的权威是同皇权、科举、宗族与士绅传统紧密联系的儒教，主要不是康有为要搞的孔教，就是传统儒教。不过，“任理性”就会带来差异，因为理性观差别很大。法国的、苏格兰的、德国的，都有差别。这都既反映在观念史里，也体现在政治史、社会史里。但理性对于中国思想传统并非什么新东西，理学传统就是理性（或“性理”）传统，本来就试图将儒家经典重新奠基于“天理”而非圣人的权威之上。可以说理学是最早的现代启蒙，欧洲启蒙的源头之一。而成于轴心突破的儒家，则是早熟的启蒙，且蕴有对启蒙过火的内在克制。我目前倾向于对启蒙做温和的保守主义解释，不是用保守主义拒斥启蒙，而是对启蒙重新解释，即《大学》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启蒙。明与enlighten若合符节。差别在于所明之“明德”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之间。有差异、可会通，但也保留差异。儒家明德可以包容理性。实际上，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就是理学。因此理学传统可以说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宏大的启蒙哲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比康德所谓“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更高明、阔大、整全。其中的新民说如发挥得当，也可把中国的启蒙运动、保守主义和革命传统都包含进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胡适澎湃新闻：如果从“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我们可以用“成功”、“失败”去定义新文化运动吗？丁耘：思想运动不是战争或者球赛，不能给予那么明确的成败判断，而要从影响断定。但只要人类历史还在延续，思想运动的影响评价就会有起伏。因为漫长的历史，总拥有不同的裁判或者法官、法律。但即使象对战争那样判断，我们只要看到新文化运动当初要打倒的那些敌人，都已覆灭；即使它导致的结果，同当初的设想并不完全符合，也能断定，是新文化运动，而非它保守的敌人们，获得了那场“文化战”的胜利。但思想运动和战争不同的地方在于，没有永恒的胜利和失败。最近有朋友提醒我去重读本雅明。本氏说过“过去已向我们反复证明，要是敌人获胜，即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而这个要做胜利者的敌人从来不愿善罢甘休。”当前，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先辈们就要有“失去安全”的危机了。不过起来挑战他们、不愿“善罢甘休”的，当然不是当年的敌人，而正是新文化运动滋养成长的后代们。本雅明还是比较天真的，真正危险的不是敌人，而是后代中真诚的叛徒。没有比被遭到后代的集体背叛更悲哀的了。然而，即使这样，新文化运动仍不可言败。哪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甚至鲁迅，都在学术、思想上遭到全面清算，那也不是他们的敌人——君主专制、复辟者、剥削者、孔教会或孔家店的胜利。陈独秀的落寞、康有为的转运都不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失败了。新文化运动的命运颇似法家，它已化身为制度，而非单纯的主观观念。即使独尊儒术之后，法家仍在起作用。法家的作用甚至是“儒术”的前提。因为法家为秦以后的百代政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后世所有文人都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在智识上远远超越陈独秀李大钊，只要三纲仍然臭名昭彰，只要主权者仍是人民而非君主，只要劳动人民而非地主资本家当家作主仍是可欲的政治理想，只要大学学科的主要划分方式仍然是科学而非四部之学，只要学术的王冠仍然属于哲学而非经学，只要人无法忍受哪怕是高贵优秀的同类的压迫，只要女性不必依附男性、仍有工作权和财产权，只要恋爱和婚姻仍要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只要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共和国……一言以蔽之，只要现代制度及其观念前提仍然存在，那么，胜利的光荣仍然属于新文化运动，而不是聪明人、高明人。历史老人不是小学教员，不会因为谁聪明就偏爱谁。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澎湃新闻：你曾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处于悖论式处境”。这个“悖论式处境”要怎么理解？丁耘：这个处境是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某个阶段一味西化而反传统、反儒家、反理学。其所师法的主要是启蒙之后的西学。而欧洲启蒙在其兴起的时刻，是将理学作为其思想资源吸收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理学传统中包含着某种启蒙的资源。而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既要启蒙，又要反理学，这就是所谓悖论处境。这个处境的本质，是因为对西学和理学，都没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朱谦之先生，后来研究中西交通史，对欧洲启蒙的中国渊源很重视。这在学术上虽也有可商之处，但说明悖论式处境是可以摆脱的，启蒙和传统不是非此即彼的。
澎湃新闻：你认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遗产？丁耘：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其中的许多方面，现仍在发挥着作用。用今天的时髦话说，新中国正当性基石里的重要一块，来自新文化运动遗产的红利。换言之，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提供了内在于历史的观念与行动的正当性。国家不是大学生，它不需要向学院里的教授交作业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恰恰相反，个人和团体活动的合法性需要国家的认证。国家正当性的真正证明，是内在于历史的行动和观念。接收和检验这份证明的，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而人民在检验这份证明的过程中，同样以自己方式参与和影响了证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遗产和观念遗产同样塑造了人民。之前作为教化、统治和压迫对象的庶民，通过新文化运动及其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自我塑造为人民。人民，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政治遗产，同时也是其精神遗产的监护者和支配者。不错，新文化运动的遗产里有不少需要检讨的东西。它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的决绝，对家庭甚至人伦的攻击，对西方文化以及德赛二先生膜拜多于了解的姿态，在文化、政治乃至思想论辩上的天真、偏至、彻底的态度，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现代中国留下了痕迹。不但影响了传人，也抓住了对手。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个性，它的对手们简直不知道为什么存在、怎么存在。新文化运动非但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实施了与传统的断裂，并且将这种“毫不妥协”传染给了“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运动当年对传统的否定有多彻底，今天的“儒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就有多彻底。这样的“儒生”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镜像”甚至孽种。它比新文化运动的正统传人更象新文化运动。因为它憎恨父亲对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样是憎父者，更像父亲，而非祖父。我们不能象今天的某些“儒生”那样检讨新文化运动，因为这种检讨恰恰在传承他们所指责的东西——断裂、决绝、毫不妥协、党同伐异。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在“度”，而不是“质”。它越过了一些界限。而这些界限对于革命之后的政治、断裂之后的文明仍是需要持守的。越过了“尺度”，“质”就会发生变化。但同保守主义所理解或模仿的不同，新文化运动的“质”并不在于“打破尺度”的“彻底”性，而在于从观念上粉粹君主制以保国家，粉碎父权、夫权中心以保家庭，粉碎孔家店以保孔子，粉碎三纲以保人伦，粉碎贵族意识以保高尚。所有这些，都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基础。这些是历史中“实体性”的东西，养育和产生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包括可爱的“儒生”朋友们。真正的历史内容是抛弃不了的，旧传统与旧制度中稳固的东西，都在否定中得到了保留，这就是“扬弃”。对新文化运动的任何检讨，中华文明或儒家的任何“复兴”，都只能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盘上进行。因为它是我们的全部遗产。儒门的祖产几经变卖赎贷，目前有的一点家当，全都含在这份遗产之中，其值随此遗产起落升降。抛弃这份遗产，除去怨恨、诅咒和妄想，中国将一无所有。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junjichen]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青春励志故事：李大钊_资讯中心_新浪四川_新浪网
青春励志故事：李大钊
来源：责任编辑：日13:49字号：|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回国。1917年开始任职于北大，先后担任图书部主任、历史系教授、评议员、校长室秘书等职位。另一方面李大钊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并最终被捕，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少年束发受书
　　李大钊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濒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幼年时，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五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虽然，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如是说，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
　　李大钊少年时代积累了渊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焕发着“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这就为他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
　　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3年，清政府北洋水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李大钊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章士钊，二人时常共同探讨，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从中国攫取巨大利益的“二十一条”要求。李大钊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被推举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回述甲午战争后20年间痛史，提出：中国“待亡”已很久了！所以没有马上亡国，原因在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形成的“均势”，此均势“牵一发，则全身俱动”。所以，欧战爆发，“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而呱呱坠地之中华民国，遂无安枕之日”。不仅如此，他对日本政府的阴谋诡计洞若观火，他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吞并中国之由来，是每一个中国人镌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
　　创造青春中华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李大钊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进入北大的李大钊，很快就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到这个阵营的，还是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青春》。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认为地球也有无尽的青春，人类也有无尽的青春，并且引出民族有无尽的青春，国家有无尽的青春，青年有无尽的青春。也就是说，李大钊所说的“青春”实际上就是生命活力！
　　他认为，青年一方面应当不断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
　　为何这么说呢？李大钊觉得，追求金钱权力不仅是为今天享受，更是为明天的享受，所以放弃这些追求就不仅是为了保持今日的青春，而且也是为了保持明日的青春。他认为，放弃了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便可以完完全全地保持个人人格的独立，才能以这种独立的人格，与进化的宇宙竞进。人只有这样，才能不为物的奴隶；没有物欲，也才能避免为逐物而造成的对自己身心人格的伤害。人若能做到这样，便会大水漫天不怕淹，大旱融化金石、烧焦土地不怕热，居住布满灰尘的小屋，吃糠咽菜亦可以成为尧舜。青春活力不会受到外界千变万化的影响而减弱；人的聪明才智也就不会被历史上陈腐思想观念所塞蔽。
　　李大钊说，这就是通往青春之道，青年应沿着这条道路，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并在自己创造的与自己的生命生活有着不同层次关系的环境中享受无尽的青春快乐。
　　真正的老师
　　1917年11月，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从1918年1月开始主持图书馆工作。他在北大日刊上赠设《新书》栏目，用来定期公布引进的新书。李大钊认为，过去中国介绍马克思的著作非常零碎，最重要的也只是当做一种知识粗略地介绍，介绍的人对这个学问没有什么研究，也并不表示他赞同这个学说。他总是对身边的学生说：“要站在接受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宣传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他于是亲自组织学生翻译介绍马克思著作，组成了第一个研究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小组。在北大的一间宿舍里，李大钊和学生们夜以继日地研究，按照外语的语音，他们把这间“工作室”命名为“亢慕义斋”，今天的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小屋”，从这个集体中成长起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
　　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很多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受过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还组织了“觉悟社”，号召青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钊开始筹划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1920年，李大钊化装成商人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南下的路上，两人就“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探讨。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准备建党事宜。经李大钊的介绍和推荐，共产国际代表才得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去上 海会见了陈独秀。这年初冬，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以李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又和陈独秀多次通信，明确提出以“共产党”为名。在李大钊的关心下，相继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方各地党团组织。李大钊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他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次年，受党的委托，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后，他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可以说，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战斗“总司令”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全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5000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亲自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威群众。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46人惨遭杀害。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当他看到几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倒在地上时，便一个个地把他们搀扶起来，织力量把他们背走。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险境，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李大钊口走去。兵警见到他，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当时李大钊穿着长袍马褂，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并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个商人的样子。兵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搡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到这儿来，找死呀！还不快走！”李大钊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检查。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了北京党组织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战斗计划。
　　何惧白色恐怖
　　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这种行动固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
　　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 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来源：中国青年网)
&&&&&&&&&&&&&&&&&&&&&&&&分享到：
热点资讯排行
小浪调查51824期
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你如何看？
成都赶公交难的问题在成都交通6大问题中排名第一，对此你是如何看？
旅游||高尔夫||百年回望：历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
&&&&来源：&&&&
&&&&&&字号
原标题：百年回望：历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
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百年后，推开历史的旋转门，百年前的革新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是否有新文化运动之先驱一代的自觉的意识，反思曾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沉淀下来的文化，以此为根基，通过创造适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进未来？
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选择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有论者指出：“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汇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下
回望新文化运动，至少要将历史向前“倒带”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均未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一批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责编：帅筠、毛思远)
善意回帖，理性发言!
使用其他账号登录:
恭喜你，发表成功!
请牢记你的用户名:，密码:,立即进入修改密码。
s后自动返回
5s后自动返回
恭喜你，发表成功!
5s后自动返回
最新评论热门评论
热门资讯|图说中国
热点栏目|环球博览
人民电视|本网关注
24小时排行&|&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