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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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考察
作者：于飞
内容提示：继承着佛教中国化传统的“人间佛教”，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先导。历史证明，太虚、星云等大师建构的“人间佛教”理论及其实践，无论是在与中国文化交融，还是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都显现出相当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华佛教国际化的主流。但作为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人间佛教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和跨文化传播程度还有待提高。最后，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及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加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化解文化冲突有着积极意义。关键词：
&佛教&中国文化&文化交融&文化传播&&
&&&&一、引言 &&&&按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所谓跨文化传播，就是“一个文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群体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渗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1]简言之，跨文化传播就是指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必有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永远是变动不居的，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 通过促进不同文化的兼容和重塑，使异质文化之间彼此吸收、借取，从而实现文化的增值效应。 &&&&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在交流中非但没有走向衰落，而是越来越异彩纷呈、丰富繁荣。佛教东来，由于与儒、道文化存在质的不同，在中国也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可是，两千年来，儒、佛、道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是取长补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一方面，佛教与儒、道交融，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即其典范。另一方面，儒学吸取了佛、道的文化养分，形成了宋明理学，阳明心学即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当代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积极入世的观念影响，而文化交融与传播理念更是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一方面，星云大师正是本于佛教优良传统并吸收现代化的新观念，创造了“人间佛教”的佛光山模式，使佛光文化从东方传播到西方，开拓了遍布世界五大洲的中华佛教传播新格局。 &&&&当今是信息时代也是跨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全球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正迅猛地冲突与交融着。在这样文化多元更加凸现的时代，更需要通过这种跨文化传播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纵观世界上几个古老民族之间的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开始几乎无不是通过宗教的传播和吸收而进行的。”[2]可以说，宗教常常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媒介。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就始于佛教的传入。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度里，佛教能成功地汇入中国文化洪流中，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值得深入考察。 &&&&二、人间佛教及其文化传播理念倡导的成就 &&&&人间佛教理论在开创之初，不无应对社会变迁的动因。这里所谓社会变迁，就佛教的生存乃至传播环境而言，有时间和空间两重涵义:其一为某一特定地域之社会形态转型所产生的历史变迁，如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再转型到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等，此即所谓现代化、后现代化等全球思潮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其二为不同地域之间的空间转换所导致的社会环境变迁，如古代佛教从其发源地——笼罩在种姓制度下的印度先后传入有着完全不同之文化特质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并从中国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家，尤其是在近现代，佛教在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复兴之后，不断从以亚洲为主体的东方文化圈拓展播散到世界各个异质文化圈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影响了当地社会风貌，此即被所谓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所加强的社会变迁。[3] &&&&首先论述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变迁。具体的社会环境是以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等社会文化形态的特定形式体现出来的，故社会的变迁或者转型，无不表现于社会文化形态的改变和转型上。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包括有三个层面，即:一为物质文化；二为&“心”“物”结合的智能文化与规范文化；三为属于深层核心结构之精神文化。佛教无疑属于深层核心结构之精神文化的范畴。而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完成，必然涉及到社会文化的上述各个层面。就“人间佛教”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来看，主要应对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即怎样因应着社会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和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满足不断变迁的社会提出的新需求。 &&&&众所周知，20世纪初，中华大地正经历着西方文明的挑战和社会大变动，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同步进行，佛法应“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继而提出&“人间佛教”思想。20世纪70年代，星云大师创建了佛光山，并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并融古汇今，初步实现了佛教的现代转型。在佛光山的目标中进而明确宣示：“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5]& &&&& &&&&其次论述社会环境的地域空间的变迁。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佛教虽然已经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有一定地位，但就地域而言，过去佛教主要是在南亚、东亚，即所谓的东方文化圈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但远远不及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广泛和普及。其原因则在于，作为一种特定地域的文化积淀和产物，佛教在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尚难以真正融入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基督教文化圈的异质社会文化之中。那么，佛教是否具有因应地域性社会变迁而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特质呢？20世纪前，随着殖民者东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最早接触到的是南传佛教。20世纪以来，日本佛教、中国藏传佛教也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这证明了佛教本身具有这一特质。但迄至上世纪80年代，汉传佛教仍相对较少地被西方了解。 &&&&而人间佛教主要继承了汉传佛教传统，作为形成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组成部分，太虚大师在1924年就构拟了佛教大文化体系，意欲把世界宗教学术，包括科学，一并囊括于佛教文化中，“体现了佛教的进取性和开放性。”[8]&随后在《新与融贯》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乘佛教新本位说。他认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于一般人倾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他主张的“新”，“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异时异地异代的新谬见。”他主张的“融贯”，即是在“新”的基础上，融贯佛教各宗派，并进而迎摄近代科学、哲学、艺术等，铸成佛教大文化。[9]&1930年，太虚讲学欧美归来，修正了以前的文化观，认为，人类文化可依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线索分别进行研究，再“将三大系的文化熔冶在一炉”，铸成“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10]&太虚坚持佛教人文主义胸怀，对科学与世俗哲学、艺术采取尊重并接纳的态度极为可取，更重要的是他的大文化理念使佛教文化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此外，除了弘法欧美外，太虚还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际佛教徒联合组织的思路。1950年5月，太虚弟子法舫赴锡兰，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大会，建立了世界佛教徒联合组织──世界佛教友谊会，这是国际佛教合作交流的划时代的开端。此后，频繁的国际佛教交流活动，特别是世界华僧组织的建立，为汉传佛教走向世界铺垫了基础。 &&&& &&&&太虚早就看到近代一般“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于欧化”，[11]因而萌生了先将佛法传播于欧美，再反过来影响中国人心的想法。他并为此出访欧美。但由于社会因缘还未具备，他的设想没有实现，但对星云应有启发。星云在台湾的人间佛教大本营建成与巩固之后，进而看到，如果不进一步在海外开拓，本土的发展也会因此受限。换句话说，以远带近，以古唤今，升起国人的敬仰心，这也不失为一条方便的途径。于是，随着机缘到来，星云开始着手实现他的中华佛教全球化设想。中华佛教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结晶，因此，中华佛教向西方的传播也是东学西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星云大师提出的中华佛教国际化包含多种意蕴，一是继承太虚提出的国际佛教联合与引起西方对汉传佛教的重视。二是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融和。三是大力推动中华佛教的全球传播。四是推动佛教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其核心是随着华裔遍布全球，使中华佛教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依托华人社会支持，实现各项目标。不过，现时流行的简约的佛教国际化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公元前后，当基督教刚在希伯来诞生时，佛教已经国际化了。本文的中华佛教国际化，主要指以往为西方所不了解的汉传佛教的海外传播。 &&&&三、人间佛教的社会时空适应性问题 &&&&人间佛教自太虚大力地倡导以来，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从人间佛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已成为两岸三地佛教主流，促进了中华佛教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其提倡改变了过去佛教中人只关心自己修持，不问世事的弊端；改变了汉传佛教僧人修习大乘而实为小乘的不足，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投向了大众，加深了与群众的联系，更多地参与了社会。特别是星云大师等发扬推进的人间佛教，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硕的成果，使当代台湾佛教初步展现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主体化、理性化、普世化和事业化等鲜明特征，并对大陆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引起普遍关注。 &&&&“佛教从传统的‘丛林’走向现代的‘人间’，是对佛教精神的一种重新诠释，或者说是对佛教原典本来所具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复兴’(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一样)，是一种发扬光大。”[12]简言之，人间佛教运动是关怀与提升世俗社会生存品质的一种宗教复兴运动。从宗教的角度看，就是利用佛教积极的人文思想资源来建设“人间净土”；从世俗的角度看，就是发扬佛教的慈悲人文精神来关怀社会和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换言之，人间佛教运动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佛教的现代化和社会化（但决不是世俗化），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佛教原典精神进行新的诠释与实践。 &&&&从佛教的产生发展来看，表现出了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和社会普适性特质。佛教可以随着时代、地域、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改变其外在的形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诸如大乘、小乘、显宗、密宗以及历史上的诸多宗派，但佛法的基本精神则始终如一。人间佛教继承着佛法真谛及教义基本精神及其巨大的文化包容性和社会普适性特质，因应着现代社会时空变迁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但另一方面，其本身的跨文化传播也面临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拿包容性和普适性特质来说，“它固然能因应社会时空变迁的要求，但又决定了这种宗教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易变性，因而具有某种不稳定性。这体现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她易于生存，但也易于产生变异。”[13]“适者”在适应环境时为了生存，不免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产生一些变异，并很易在不同程度上丢失佛教的原典精神——本源的超越性。人间佛教几十年的发展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关键在于既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相适应，又坚持了佛教本源的超越性，注重满足个人解脱烦恼、精神得以提升的普遍愿望。 &&&& &&&&中国古代有些佛教徒为得到解脱，只管个人修行，与社会隔离。而当代人间佛教坚持“空”与“有”的中道，因为对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而言，佛教一贯追求的解脱的实质是一种“心灵”的成熟，去做利益众生与社会的种种善举，不仅不妨碍其个人的修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增上缘”，能够帮助个人通过对他人烦恼痛苦的理解，从而减轻自身烦恼痛苦，促进和提升自身人格，并由此影响与改造社会，去消解造成烦恼与痛苦的社会根源。 &&&&四、人间佛教跨文化传播的启迪意义 &&&&佛教自从印度产生、传入中国乃至走向世界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始终显示出其宽容性、普适性和跨民族性的强势文化特征，与另外两大世界性宗教相比，佛教并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暴戾性。所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性宗教的独断性和排他性决定了它们只具有改造异质文化的特质而不具有融合进异质文化的特质；佛教则不然，特别是继承着佛教中国化传统的“人间佛教”，她不仅可以改造异质文化，还可以将自身融合进异质文化之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不管是谁先采取主动向另一种文化进行传递，都需要抱着一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态度，这样才能通过彼此间的磨合与渗透，达成交融与和谐，从而为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做出贡献。[17] &&&&正因如此，放眼全球，凡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民族，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不管是在中亚还是在非洲，几乎都是原有民族文化被不同程度消解，而基督文化的同一性凸现，伊斯兰文化圈的各民族也类似；而佛教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南亚、东南亚还是东亚，不论其民族或国家或地区原本的传统文化特质差异如何巨大，都能够接受佛教文化的传入，并且在时间的长河中与其融会整合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文化面貌，从而使佛教也呈现出与佛法精神基本一致而外部形态各别的不同流派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地体现出佛教的文化普适性、包容性特质。佛教这一特质也避免了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极易出现的民族中心主义取向，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与长足发展并最终成为华夏文化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传统的宗教一元化尤其是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社会，并没有多大可供多元文化尤其是异质文化的自由发展空间。例如古代伊斯兰世界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欧洲。近代以降，欧美已经经历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多元社会已形成，故不排斥异质文化因素的进入，从而为佛教提供了一定的传播和发展的公共社会空间。但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异质性以及由此所建构形成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心理，仍然是人间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难题。这一难题，如星云大师所提出并实践的，只有通过宗教对话与交流才能开解。 &&&&不管怎样，在中国文化将经历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更新的21世纪，“人间佛教”业已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并走向全球的先导。由此反观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及跨文化传播、会通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人类文化走向未来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亦即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曾产生两种倾向，即拒绝与吸收。如果一个社会要发展，在其行进过程中就必须不断扬弃自身，不断接受新的、外来文化内容的挑战和冲击，而不应自我封闭，固步虚骄，否则，社会就会失去跃动的活力，跌入老化衰残的境地。因此，为了发展，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审视与定位的同时，还要能动的接触异质的外来文化并进而积极的容受吸收，使它同传统文化相融合，开拓民族文化新格局。也就是说，要利用外来文化的冲击激发出本民族的历史内力，推动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原有文化就是新的刺激因素，而在双向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改变着自身，寻找契合，最终二者都开发出了新生面。 &&&&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各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而这些冲突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如何做到化解冲突、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当我们重新考察佛教在华的这段跨文化传播历史时，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因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无疑就是一部冲突与融合相交错的历史，而最终它又实现了文化增值的传播效果。& 鉴古知今，展望未来，在世界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愈加频繁，发掘异质文化间的契合点与沟通要素，对于促进全球多元文化（宗教文化乃其深层内蕴）的更加文明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然，佛教乃其中最和平的能够推动文化增值的一元。 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C恩伯、M恩伯著：《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 [2]朱维之：《禅与诗人宗教——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见《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3][12][13]万里《社会变迁与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从比较宗教学的多元视角着眼》，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第4期。第76页。 [4]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革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57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5]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编：《佛光山开山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会，1997年。 [6]陈兵：《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佛学研究论文集·人间佛教》，台湾：佛光文教基金会，2001年。 [7]符之瑛：《传灯:星云大师传》，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347—348页。 [8]&[10]&[16]&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83页,第202页。 [9]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59页。 [11]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04页。 [14]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一期，1934年元月，第11页。 [15]太虚：《再议印度之佛教》，载《海潮音》第二十六卷第十期，1945年十月，第163页。 [17]朱丰俊：《论佛教在古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2页。 &&&&&&&&&&&&&&&&&&&&&&（本文为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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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与文明对话
—— 学诚法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各种宗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了解。约公元一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外来的佛学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历经近六百年的交融，到了隋唐时代，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文化。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佛教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探讨佛教文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当中的地位与作用，探寻丝路宗教对话的经验与世界文明前景的关系，近日，本报记者就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宗教对话与文明交往、佛教理论与佛教发展现状、佛教哲学与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在促进文明交往、协调社会关系、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采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
　　问：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丝绸之路贯通了远东、中亚、南亚、中东、欧洲和非洲，见证了世界诸多宗教的传播与交往，承载着不同宗教的思想创新与历史进程，汇聚了不同宗教的智慧与贡献。在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请您谈谈佛教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及佛教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答：丝绸之路又被称为“佛教之路”。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许多国家和区域均盛行佛教。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的诞生地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在当时有“佛寺数百、僧众数万”。在新疆境内沿丝绸之路遗存大量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吐鲁番的雅尔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闻名的敦煌石窟等，都可以让人看到当年佛教发展的盛况。所以丝绸之路也见证了佛教的发展：从亚洲的中端向东扩展，以它慈悲包容的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南亚、中亚、东亚等广袤地域的宗教意识与文化形态，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丝绸之路是汉唐盛世经济文明的象征，那么佛教就是汉唐盛世精神文明的代表。两种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相互影响，见证了荣耀千年的汉唐盛世。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大幕，而后东汉明帝遣使入西域求法，于公元67年迎请印度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佛教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经魏晋南北朝，佛教到隋代已相当繁兴。在唐代贞观年间，随着国力逐步强盛，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律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等八宗并弘、竞放异彩。这其中高僧大德辈出，玄奘大师是著名的代表之一。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西行求法17年，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在长安与弟子一起翻译大小乘佛经75部1335卷，为中国佛教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汉朝开始到唐朝，沿着丝绸之路的区域（现今的新疆、甘肃到陕西、宁夏、河北等地）就是历史上各国交往最密切、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地带之一，也是佛教弘扬最兴盛的地方。如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取得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佛教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历史和现实，充分印证了“国家兴、佛教兴”：佛教的兴盛与国家的繁荣发展、社会的开放包容息息相关。而佛教和平慈悲思想的弘扬，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和谐和民族交流，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佛教在国家“一带一路”宏伟战略的实施中，将发挥出本有的文化推动作用，为社会和谐发展和各民族友好交往贡献自己的力量。&
　　问：丝绸之路上人类交往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的观照与文明的交往。多极支撑的交往框架、多元并尊的交往姿态、本土为基的交往意识、时空渐进的交往轨迹、平等互补的交往原则、和平友好的交往秩序，是古丝绸之路上人类文明交往实践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通过总结丝路宗教对话的历史经验与世界文明前景的关系，请您谈谈如何发掘中国厚重的佛教文化资源，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的实施？&
　　答：2014年11月份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谈到“一带一路”建设时，指出要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而佛教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层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佛教倡导“一切法皆是佛法”的理念，圆融对待一切宗教，具有不执成见、兼容并包、广纳一切智慧的胸襟，使得正信的佛教徒较易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应机开显，“一切法皆是佛法”。佛陀还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民族的差异，制定戒律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佛教还特别讲求“随喜”的精神，无论任何众生，只要是其思想、行为有可取之处，佛教徒皆赞叹欢喜。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佛教在传入一个国家后，一般都能与原有的宗教友好相处，我们希望这种佛教传统能够流行于世。”&
　　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见证了这一判断。一千多年来，沿着丝绸之路不仅有佛教的繁荣兴盛，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的向东传播。来自不同宗教与民族的文明在这连接亚、非、欧的大陆通道上相遇融合、共同发展。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各美其美、共生共荣。在全球化的今天，我相信佛教依然可以像过去一样，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交往和各民族的友好共处奠定坚实的基础。&
　　问：贸易的交往能促进文化的交流，同时为宗教的对话提供了平台。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也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信仰之路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之路。各国人民在贸易往来的基础上，搁置宗教文化的差异，从而发展经济，同时也消除偏见，促进宗教内外部的和谐。另一方面，宗教的和谐，文明的交往，为新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地区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对此您有何评价？&
　　答：从东西方宗教的传播史上看，不少宗教的传播者是往来于各国之间的商人。宗教的传播路线与当时商人的足迹高度吻合。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等宗教，最初都是由信仰该教的商人来往各地而传播开来。佛教的早期传播主要靠僧人，有不少僧人为了安全的考虑，弘法路径大多沿着商人的贸易途径，所以很多商人也渐渐接受佛教而成为忠实的传教士。不同信仰的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相遇，他们不因为信仰不同而拒绝交往，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文明的交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与合作。&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文化和信仰多元化现象日趋凸显的时代。各大宗教的确在终极信仰上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宗教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反它更凸显了这种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丝绸之路上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欣赏，共同为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宗教可以超越在终极信仰上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实现和谐共容。&
　　实现和谐共容的人类精神世界，将是各宗教为世界永久和平共同做出的伟大贡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除了进行开放性的学习型对话，更应该在对话的基础上加以合作。通过合作，暂时搁置差异，消除偏见，增加信任，而彼此的信任又促进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从而达到良性循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已经为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而在当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各民族除了增强经济合作之外，还必须同心协力应对诸如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自然灾害等全人类的困难与问题。只有进行相互信任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尼特在《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中所说：“宗教间会谈必须面对人和大地日益深重的苦难，把它背后的伦理问题作为最紧迫的议程。……苦难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这使得它成为确立宗教间相遇的共同基础的最合适也是最需要的地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交流，不仅要鼓励信徒们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并以此终极关怀作为道德伦理的根基；同时也要鼓励信徒们积极关注现实的苦难，将此岸的奉献与彼岸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
　　问：您是否认为学界要形成对世界宗教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当前动态的分析能力，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政策和实践的论辩和设置议题的能力，提高我国参与宗教领域公共外交的能力，引导公众舆论以及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能力？&
　　答：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不同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不同的民族生存环境、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构成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人类多元化的宗教是多样性文明存在的主要原因。由此，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共处构成人类多样性文明和谐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天主教思想家汉斯昆认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对各种宗教基础的研究，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宗教研究能力的提高，关乎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因此，学术界提高在宗教领域的研究能力，能够更好地为政府建言献策，促进宗教的健康发展，服务国家与社会。&
　　此外，在佛教研究方面，学术界和佛教界的交流应更加密切和深入。佛法可分为教理和修证两大方面，前者是研究层面，后者是实践层面。学者注重理论研究成果，佛教徒注重实践体会。比如同样看佛教经论，佛教徒是为了寻求修行方法和印证自己的实践体会，学者则为了研究佛教的理论体系。学术领域的思想结晶能够为佛教徒的修行实践提供学理借鉴和理论指导；而理论研究也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辅以身心的实践。以佛教的观点来说，解行相应、心法相应、法法相应，才是研究宗教的最好方法与最佳途径。&
　　此外，有志于佛教学术的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人应提升自身素质，抱着对信仰的虔诚和动力投身到佛教研究中，从而与学界更好地互动交流，互相启发。近年来不少学者来访龙泉寺举办学术讲座，并同僧俗二众进行交流，为学界与教界的良好互动提供了一种范例。我们期待学术界和佛教界能够加深合作，各尽其责，共同为佛教的健康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
　　问：宗教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和资源，政府要从国家对外战略和构建国家安全利益防线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要在宗教公共外交领域更充分地发挥统筹协调的功能。您曾经提出加强宗教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处理好当前面临的宗教问题，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有利于国家全面开放，尤其是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您能详细阐述吗？&
　　答：作为人类一种重要文明，宗教根植于人性深处，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对形成整个人类文明，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宗教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信仰宗教，而在于信奉何种宗教，以及这种宗教是增进，还是遏制人的能力的发挥。”&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和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无论是哪个民族与国家，还是哪种文化与宗教，都在面对来自其它文明或宗教的互动与交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会影响其对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因此，宗教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宗教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的作用，一些抱有特殊目的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就以宗教的名义，对宗教教义进行歪曲和偏激的解释，煽动宗教狂热，制造宗教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反社会、反人类的；但由于它以宗教的形式来包装，对一些普通群众和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从而使被蛊惑的人无比狂热，做出毫无意义的“奉献牺牲”，甚至走上滥杀无辜、残害生灵的道路，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发生在我国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断章取义地利用伊斯兰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对经典、教义作出极端化的解释，鼓吹“宗教至上论”和“神权政治论”，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都当作“异教徒”和“叛教者”，甚至煽动“圣战殉教进天堂”的极端谬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各种宗教信众都坚决反对这种以宗教为名、行分裂和暴力恐怖之实的行径。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教义都提倡和平、仁爱、宽容，反对暴力和极端。这些暴力恐怖活动，恰好说明了正确宗教信仰的缺失，才使得一些人得以利用宗教的旗号欺骗群众。&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强调，要发挥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正面引导，既满足他们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是亚洲人民最普遍的宗教信仰，并广为世界各地所接受。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以慈悲和平的精神倡导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在当前形势下，佛教思想对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佛教看来，宗教极端主义盛行，主要是他们不能真正通晓“因果报应”的道理。佛教徒认为杀生等恶行会使自己感召受苦的果报，所以绝对不会相信滥杀无辜能够升天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彼此融通互涵，以和谐为主旋律。中国历史证明，宗教极端主义与社会为敌、与生命为敌，素来不得人心。要解决宗教极端势力所造成的威胁，除了采取各种措施，还要净化社会风气，劝人向善。宣扬佛教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的道理有助于净化人心，从而有利于国家全面开放，尤其是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
　　问：释儒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佛教道德思想及其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相通，佛教文化所包含的慈爱感恩的处世方式、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清净恬淡的精神境界、和合共生的生态智慧等，对于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平、弘扬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请您谈谈佛教价值观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通之处。&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用24个字、三个层面来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此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具有深广的文化背景。&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致力于探索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致力于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福祉。佛教徒修行的目标是圆满智慧与慈悲。佛教里的智慧，非常强调“无常”和“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常指世间上万事万物都是以变化的形式而存在，所以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佛教里所谈到的“虚幻”、“空”，不是说没有，而是指一种变化的存在。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存在种种的可能性，使人们愿意努力，希望事物朝着好的方面发展。正信的佛教徒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与努力进取精神，也是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的一种体现。&
　　佛教里的慈悲是建立在“无我”的世界观之上的。因为不再执着自身的种种感受，所以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人的痛苦与快乐，才会诚心诚意地善待和帮助他人。慈能予乐，悲能拔苦。佛教徒内心具有这种慈悲心的力量，所以遇到别人受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尽全力帮助他人。&
　　佛教还特别强调要知恩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说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在封建君主时代，国王就是国家的象征。佛陀当时教导人们要报国王恩，实际就是指报答国家的恩德。所以，佛教徒历来就有爱国爱教的传统。&
　　由此可见，佛教中的诸多理念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广泛的宗教伦理支撑，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适应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
　　问：中国佛教的核心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小乘佛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最终实现的是个人的出离和解脱；大乘佛教慈悲为怀，对一切众生的各种痛苦都感同身受，将拔众生于苦海而给与众生快乐视为自己获得究竟解脱的前提。在儒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传统影响下，中国佛教形成了以大乘为主融合小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一佛乘思想，因此，以慈悲为怀，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普度众生，就成为中国佛教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佛教在弘化和践行其道德思想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其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完备的操作性以及健全的激励机制和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等，对我们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哪些启示？&
　　答：佛教最核心的教义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佛教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佛教徒努力目标的解释。但其义理比较艰深，所以绝大多数佛教徒所理解的，是三法印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因果报应和生命轮回的概念。在具体操作层面实践的，则是在行为、语言和意念方面的规范，即佛教的戒律。所以佛教徒在自律的前提下，能够依照戒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实现心灵提升。&
　　佛教的戒律表面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精要，而且相关的规定比世俗法律更深细。作恶的前期准备，乃至起心动念，都算犯戒，因而也更有道德修身的内涵，能避免《论语》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弊病。同时因为有明确的结罪治罚，戒律比道德更有约束力。例如一位佛教徒犯了根本重罪就丧失戒体，即一般所说的破戒，他就不能再受戒，也不能出家，已出家的要逐出僧团；对于出家人，犯了次重戒、轻戒，僧团也有相应的治罚措施。因此佛教戒律具有世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内涵和功用。&
　　而僧团中戒律的如法行持，为佛教徒实践佛陀的教导提供了有力的外部保障。依戒律运作的僧团会议制度，堪称世界上较早的民主议事制度。当整个僧团需要成办善事或阻止恶行时，就采取集体协商的办法来决策和执行。如果一位出家人无法依靠自律持戒时，僧团就会通过集体会议对他进行帮助、警示乃至于治罚。这样保证了作为个体的佛教徒不会因为内在的烦恼情绪而放弃自我，从而能够长期稳定地实践佛教的道德规范。戒律既是佛教徒个人修学的下手处，又是团结佛教徒的和合规范。就佛法的整体而言，戒律更是佛法住世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已经成功本土化的佛教，其在戒律方面的实践，相信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各阶层制定具体的操作规范、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问：宗教是人类信仰的一种重要表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宗教在社会意义上是对其存在的社会之反映，不应该脱离其社会处境来空谈宗教。而在文化意义上，宗教则保留、反映出人类文化的遗存，显示出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变迁。宗教已成为许多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标识，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有着明显的反映。请您谈谈佛教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存。&
　　答：在中国佛教建筑、雕塑、绘画和服饰等方面，处处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建筑方面，由于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的寺院结构明显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庙宇：围绕中轴，左右对称；先殿后堂、主次分明。这体现了儒家的礼乐制度，强调有序和界限分明。此外，早期的佛教人物塑像和绘画大多带有西域的特点，符合印度的审美观念，随着本土化的进程，佛教人物塑像与绘画都以汉人的面貌特点创作，符合古代中国的审美观念，更加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在佛教理论方面，汉传佛教融汇中国的儒道文化要素，成功实现佛教的本土化。东汉时期佛教初传，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理解其中的义理，当时的译经者采取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等学说的词汇与概念，去比附和解释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及其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格义佛教。格义佛教尽管会造成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却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重大的意义。两晋时一些僧人受玄学学派启发，力求融会贯通佛学义理，他们只求意达而不拘泥于文字，于是佛教般若学依附玄学而得以兴盛，般若性空之学随《老子》《庄子》之说而风行。他们既是中国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也是汉传佛教圆融儒释道智慧的深入发展。此后汉传佛教的各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一直将中国儒家道家的心性论、伦理观等融摄到佛法中，有力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华严宗宗密进而致力于“五戒”与“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将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的智慧推进到一个高峰。明朝末年“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继续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融合儒道思想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佛教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论，而且延续至今仍有众多的信众在身体力行地践行。寺院不仅是佛教建筑的集合，更是僧人实践佛法的场所，所以保留了诸多传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比如在龙泉寺，规定作息是凌晨四点起床，晚九点半休息，起居规律贴近自然；个人生活崇尚节俭，出家人除了拥有衣物和书籍等必备的生活、学习用品外，尽可能降低对物质的要求；开辟大地心有机农场，不使用农药和化肥，食物残余可用来有机堆肥，减小垃圾的产生和对环境的危害。因此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与佛法教育的中心，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佛教不仅吸收了大量中国本土文化的精华，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汉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仁”的定义，《论语》中孔子并没有明确说明“仁”是什么，只是就着弟子的根器和因缘去点拨。儒者“仁”的实践基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就成为一种等级秩序下有亲疏、差等的爱，是以自身为中心的。道家讲“清虚淡泊”“全性保身”，亦偏重于以一己生命为中心。而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则将人文精神发挥到极致。后世儒者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中可以看出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互关系时，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问：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宗教的影响和宗教文化曾达到的灿烂辉煌。今天我们强调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时，是否需要认真考虑“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在海外以宗教文化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体悟、欣赏、理解、接受我们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真正认识我们儒教的“仁”、“礼”，道教的“道”、“德”，佛教的“禅”、“慧”，以及中国民间信仰对忠义、诚信、廉洁、公正的敬仰、崇拜、持守和弘扬？&
　　答：进入20世纪，伴随西方人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的同时，其它民族的文明也开始文化自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民族情况的建设和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拾自信，中华文化复兴的意识日益强烈。这种“文化自觉”是对本有优秀文化的体认，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儒道二家以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洞察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基质，而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并成功地融入中华文化，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家谈仁者爱人，崇尚礼乐教化；道家讲道法自然，崇尚清净无为；佛家直指人心，崇尚觉悟自在。三者相望相资，相得益彰。所以要想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就不可能舍弃儒释道三家文化。&
　　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需要认真面对一些课题，例如基于“熟人社会”的儒家伦理约束力，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冲击而日渐弱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如何与现代法制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而为当今人类所接受。&
　　随着时代发展，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发受到重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引导。佛教的“五戒十善”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睦的社会秩序，具有直接的教育作用和约束力。而佛教平等圆融、普渡众生的精神和教义，能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化中优秀的部分相协调而得到彰显，具有亘古常新的价值。其次，佛教把人类心的世界分为四个层次：感官层次的世界、理性层次的世界、内省层次的世界、悟性层次的世界。不同层次的心的世界，代表着生命不同层次的自我实现。佛教通过戒、定、慧三学来提升生命境界。戒学，重在规范人们的感官世界，使人们在享受各种物质生活时能有所节制和自我约束，这是走向精神自由和富足的必经之路；定学，重在回归人们内心的宁静；而慧学，则重在启迪内在的智慧之光。佛教的这些认知及实践体系，都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净化身心、获取幸福安稳的指引。&
　　我们相信，中国佛教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担当中，必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