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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时廖耀湘犯了哪一个低级错误 葬送了10万国军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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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开始了第一场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
我们已经知道，这场规模前所未有、持续52天的战役，最终是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战胜了卫立煌率领的国民党部队，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47.2万国民党部队。
不过，身处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并不是至始至终，东北野战军就占据着绝对优势，掌握着战役进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国民党部队面临着不少扭转局势的机会，只要高级指挥官稍微把握一下，他们就不会输得那么难看。
但是，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不但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还因为频出昏招，使得国民党部队陷入更加尴尬的地步，最终被东北野战军重重包围，彻底的输掉了这场大决战。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廖耀湘。
在国民党部队里，廖耀湘是少数几个敢打硬仗的高级将领。黄埔军校出身的他，一度到法国圣西尔军校和骑兵学校深造。回国后，历经抗日战争的洗练，立下赫赫军功，特别是在远征缅甸时，参加缅甸反攻战役，率领新22师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敌200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廖耀湘任命为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下辖5个军，开赴东北作战。廖耀湘兵团中，新1军和新6军均是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之一。另外战斗力稍弱的52军、71军，也曾经在缅甸对日作战表现不凡。来到东北后，蒋介石又慷慨地给予了重炮、骑兵等部队，这就使得廖耀湘兵团总兵力接近20万。
这样一支实力强大的兵团，包括林彪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敢轻视。
为了防止这支部队退回关内，放虎归山，林彪调集了东北野战军所有部队，参与围攻廖耀湘兵团。廖耀湘试图向南退却，被拦截在黑山一带。再往营口逃窜，也被一支地方部队拦住了。
廖耀湘只好北上往沈阳，企图与卫立煌靠拢。
然而，他已丧失了所有的机会。日，东北野战军50万大军团团包围了廖耀湘兵团。
这实际上是一场乱战。东北野战军打乱建制，哪里有敌人，他们就往哪里打。在乱战中，廖耀湘的指挥系统都遭到了破坏，使得国民党部队也陷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
就在这时，身经百战的国军名将廖耀湘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由于通信联络中断，他操着广东话通过无线报话机命令所部：“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
结果，所有参战东北野战军都听到了。大家一起向二道岗子蜂拥而去……
结果可想而知。到10月28日，三天的激战结束了。廖耀湘5个军12个师，共计10万精锐部队被东北野战军消灭得干干净净，连廖耀湘本人也在化妆潜逃时，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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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辽沈战役看林彪的才能：从战果读出廖耀湘指挥所位置
导读：辽沈战役打响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每天深夜都要进行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上来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包括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支、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对战报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的和尚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
每份战报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枯燥数据。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人们已经疲惫不堪，指挥所一屋子的人中恐怕只有定下这个规矩的林彪和读电报的参谋会用心留意。
必做“功课”辽沈战役打响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每天深夜都要进行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上来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包括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支、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对战报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的和尚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每份战报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枯燥数据。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人们已经疲惫不堪，指挥所一屋子的人中恐怕只有定下这个规矩的林彪和读电报的参谋会用心留意。日，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重镇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敌人原以为坚不可摧的阵地，全歼守敌10万余人。之后，我军不顾疲劳，又挥师北上，与从沈阳出来增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集团20余万人在辽西相遇，一时间形成了混战。战局瞬息万变，谁胜谁负实在难料。在大战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无论多忙，林彪都要坚持每晚必做的“功课”。分辨细节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读着一份某师上报的战斗缴获报告，那是该师的下属部队偶然碰上的一个不大的遭遇战，他们歼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一些战利品，敌人余部逃走。表面上听起来，这份报告与其他报告并无明显差别，林彪听着听着，突然叫了一声“停”。他眼中一下子闪出光芒，欣喜地问周围的人：“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大家满是睡意的脸上现出茫然，因为像这样的战斗每天都有几十起，只是枯燥的数字稍有不同罢了。林彪扫视一周，见无人回答，便接连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那儿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的战斗略高？为什么那儿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为什么那儿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歼敌略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胸有成竹的林彪已大步走向铺满军用地图的墙壁，用长杆的尖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随后，林彪口授命令，全力追击从胡家窝棚逃走的那股敌人，一定要把它彻底打掉。各部队要迅速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把失去指挥中枢后会变得混乱的几十万敌军切成小块，逐一歼灭。东北野战军统帅部的命令随着无线电波立即发向了各部队……抓住敌将此时的国民党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还庆幸自己在意外的遭遇战中幸免于难，准备和自己的另一支部队汇合。刚刚安全脱身的他来不及休息就急忙指令各部队尽快集结，欲回师沈阳大本营或经辽宁的营口港从海上突围撤回关内。可是好景不长，追击而来的解放军指战员很快就把他的指挥部团团围住。廖耀湘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脱下将军服，穿上满是油渍的伙夫衣服，由亲信保护，在混乱中择机逃走。但他们钻来钻去跑了好几天，都无法逃脱。因为满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不断有人高声喊道：“矮胖子，白净脸，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用对方指挥官的长相特征编成的一句“顺口溜”，居然有无比巨大的威力。乔装打扮的廖耀湘只好从俘虏群中站出来，沮丧地举手投降，无奈地说：“我就是廖耀湘。”对自己精心隐蔽的精悍野战司令部被迅速发现、打掉，廖耀湘实在感到不可思议。当他得知林彪是如何做出判断的之后，这位出身黄埔军校又曾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身为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首的指挥官说：“我服了，败在他手下不丢人。”细节决定成败，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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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国军看辽沈战役5
导读：　　再其次乃为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乃「民众即战场，民众即後方」，所谓「军队如鱼，民众如水」，乃为千真万确的事，所谓「民众即战场」，即大学上所说「有人斯有土」，没有民众积极支持，也就没有土，军队成为两脚不若地与敌人作战，将被敌人一推就倒，通常所称之「战争面」，此乃仅是一个抽象之名词，这个「面」不是死的土地，乃是活的人，也就是广大的民众；所谓「民众即後方」，因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但实质的後方就是民众，军队祗要得到广大的民众积极支持和保护，到处均是安全的後方，到处均可得到补给
再其次乃为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乃「民众即战场，民众即後方」，所谓「军队如鱼，民众如水」，乃为千真万确的事，所谓「民众即战场」，即大学上所说「有人斯有土」，没有民众积极支持，也就没有土，军队成为两脚不若地与敌人作战，将被敌人一推就倒，通常所称之「战争面」，此乃仅是一个抽象之名词，这个「面」不是死的土地，乃是活的人，也就是广大的民众；所谓「民众即後方」，因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但实质的後方就是民众，军队祗要得到广大的民众积极支持和保护，到处均是安全的後方，到处均可得到补给；因此，我战地党、政要员，在观念上不是等待或依赖军队规复土地後，再去开展地方政治、发展地方党务，而是要「未收其土，先收其民」，在作法上不是坐在衙门内办公，而是要深入群众，昼夜不停的做民众工作，并努力使自己的宣传诺言实现，唤起民众，继则尽全心全力的将民众广范的动员、组织、武装起来，以支援军事及巩固既得胜利。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其所不同於一般战争者，乃在武装斗争中，区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乃为正规军，执行正规战，解决战争中决定性问题，地方兵团乃为地方武力，此为民众自动参战之结果，以於原地方支援主力兵团作战，及保卫地方政治为主，除特殊情况外，不行超越地方性作战。地方兵团支援主力兵团作战，通常担任敌情、地形之侦察，补给及时准确之情报，为主力兵团担任内线及外线之警戒，使主力兵团获得充分之休息，及提供先期情报，防敌袭击或奇袭；担任先期作战、扰乱、消耗、疲惫敌人，使主力兵团达「先疲後打」，担任佯动、谋略作战，使主力兵团达「先惑後攻」，掩护主力兵团之进攻及转进，以及掩护运输和俘虏、伤患之後送等；总之，在此没有战线之新型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与我相对抗之状况下，地方兵团为主力兵团之丰富羽毛，没有丰富之羽毛，主力兵团将飞动不得，仅能猬缩於城市或据点中，作消极防御，即勉强采取攻势，不是「无的放矢」，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到处遭受敌人伏击、奔袭、後退包围歼灭等；国父说：「使用革命武力之方法，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因地力兵团乃为民众武装，亦为民众自己之武力，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即为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地方兵团之保卫地方政治，因在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政冶如无武力相随伴，则绝难产生效果，毛匪曾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了枪就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匪所谓「有了枪就可以造民众运动」，也就以枪杆子、刀把子裹胁民众，进行其所谓「人民战争」，故在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唤起民众或争取民众对军队之友谊，此仅为开端，尚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戡乱战争，不仅战地民众均倾向於我，即连共匪其所谓「老解放区」内之民众，亦无不倾向於我，然每当我军事行动向民众询问匪情，民众明知匪军即身旁，但民众不仅是一问三不知，并多方掩护及协助匪军，或当我军尚未到达前，早就携带锅碗食粮避入山中，以坚壁清野以对我军；民众既倾向於我，为何又甘愿与我为敌而有利於匪军。此决非为民众甘心情愿，因无组织、无武装，而又无人领导之民众，在共匪枪杆子、刀把子屠杀恐怖下，乃如羔羊般之驯服，为共匪裹胁而任其驱驶。故以国民革命抗击共匪人民战争，当唤起民众，必须乘机将民众迅速组织、武装起来，并领导民众，对匪展开武装斗争，民众有了组织，又有了枪可以自卫，并有人领导，更有主力兵团为其撑腰壮胆，不但不怕共匪屠杀恐怖，不受共匪裹胁，且将由恐惧走向无畏，敢与共匪展开斗争，此即国父遗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但武装民众，并非每人均须拿枪，祗有战斗员始须拿抢，以村(里)为根本环节，向上组织各级之地方武力，此即谓地方兵团，其余民众，行分门别类组织，担任情报、情报封锁、运输供应、放哨盘查、锄奸肃伪，及积极展开生产，不疲不倦支援前线，使每一有枪之战斗员，均有一大群有组织、有任务之民众予以积极支持和保护，这样就可保证一定打胜仗。最後说到地方兵团如何保卫地方政治，乃当强敌来犯时，不可采消极防御或固守城镇，而要与民众同生共死的结合在一起，以小武装帮助大武装，大武装支持小武装，於原乡原土内以非正规战法与敌行艰苦坚持，及与敌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竟管敌进我退，或是与敌旋回打转，或是化整为零，或是暂时融化於民众之内，但绝不丢弃民众逃跑，绝不流亡至他乡他县，有时敌不进我亦进，一有机会即迅行化零为整袭击敌人；真正之「党、政、军、民」联合作战乃在地方兵团，党乃各级地方的党，政乃各级地方的政，军乃各级地方武力，民乃广大的民众，亦即各级地方所辖的民众，亦唯有地方兵团始能真正与民众相结合。戡乱战争之初期，我对地方武力作错误之使用，使其固守城镇而作消极防御，地方武力因装备寙劣且教养不足，如固守城镇作消极防御，乃为自取灭亡，而遭匪各个击破，至中期我地方武力不是流亡至他乡他县，就是以正规军固守之城镇为避难所；乃完全与民众及地方脱离，至後期为应急扩军，而将全部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军，但又未能及时建立新的地方部队，此无异是拔除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行孤军战斗，地方政治亦全面撤退至正规军据守之城镇内避难。地方部队升级为正规军，本为战时扩军或於战地行应急之单位补充良好制度，但须迅速建立各级地方新的地方部队，使环绕在正规军周围，遍布在广大的乡村，永远是广泛的地方武力，及环绕在正规战周围、散布在广大乡村，到处仍是活跃的非正规战，共匪人民战争的方法之一为「乡村包围城市」，摧毁共匪「乡村包围城市」唯一方法，就是我各级地方与匪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则功效百倍。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阵地战结合运动战：这是匪军的战略战术名词，简单说：在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为确保侧背安全和彻底集中兵力，没有单纯的攻击或防御，乃攻防混为一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交互运用，以此去了解「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之军事思想，虽不中亦不远矣。共匪说：「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此为其阵地战结合运动战的一般解释和运用；运用於围点打援时，围点於分进合击时为运动战，合围之後为阵地战，打援为运动战；阻援打点时，阻援为阵地战，打点於开始时为运动战，待合围後行阵地攻击时又为阵地战；当实拖机动防御时，为争取敌我兵力平衡或优势，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之机动部队，待敌兵力已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实施主动反击，行以多胜少；於实施机动会战时，以少兵先与敌人对战，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机动打击部队；待敌兵力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时，即以此控存之强大机动打击部队，行机动奇袭使用向战场突进，造成敌人突发事件，使敌人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自认战败。就辽南会战而论，第一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於塔山、高桥占领大纵深阵地，以行阻援，此为阵地战，其主力依一点两面战术对锦州包围运动，乃为运动战，待合围後对锦州行阵地攻击，乃转变为阵地战；第二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於塔山、高桥阻援，为阵地战，另以一部於黑山、大虎山之忌蚪区占领大纵深阵地，阻击我廖耀湘兵团先头，亦为阵地战，其主力对我廖耀湘兵团包围攻击，为运动战；无论如何变化或交互运用，其基本精神乃在各个击破；尔後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共匪均采此同一之作战方式。一临战场，永远是感到兵力不足，如何去努力营造优势作为，此为战场指挥官之本分，又战场情况，绝无一厢情愿之事，在敌人意志尚未被屈服之前，乃敌我双方自由意志之竞赛，我在谋敌，敌亦在谋我，若不能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一切战力永无法发挥，若无安全之保证，断无绝对攻击主义之可言，大军作战，应是攻防一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一地固守及外线作战均有其条件：一地固守，其成功乃有其条件，条件之一，为时间有限而非无限，因天下绝无永攻不陷之城池和要塞；条件之二，乃为保有可供补给及补充之後方，以上两条件必须具其一，始可获致成功，否则不可能有其他奇迹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俄军其能守得住史达林格勒，因其始终仍保有伏尔加河方面之後方，可获得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待德军第六军团於史达林枯勒被围後，情况乃完全不同，因其所有後方被俄军完全截断，形成四面被围，仅剩空中通道，大军补给和补充，全赖空中运补实难以思议，最後德军连战斗机均参加运补，但为杯水车薪，未久遂油乾灯熄，此经验教训并未能使我军有所警惕，戡乱战争中我动辙就是实施空中运补，且大多为高空空投，使最珍段之空军兵力，均无效的使用和浪费於该方面；本辽南会战卫立煌自始至终均坚持固守沈阳，但不具备一地固守两条件其中之一，其坚持亦仅是愚而好自用，最後亦仅能由死守到守死，使数十万生灵与此名城同归於尽而已。外线作战，乃强者之战，除兵力须优势外，特须考虑战场上之「时、空」因素，及战场上之统一指挥，首就「时、空」因素而论，分进之各部队相距之「空间」，须在我完成合击之势以前，使敌人无各个击破我军之「时间」，或使敌人无溢出我包围圈之「时闲」，次就战场统一指挥而论，系指由本会之战场指挥官实施统一指挥，非为由坐镇於数千里外之方面军大员或统帅部行统一指挥，否则各部队行动必陷於「鼓响锣不响」，而遭敌人各个击破。戡乱战争中，也可以说我军根本没有「时、空」观念，正如旧式小说一样，不问两地相距多远，人人均可成为孙悟空，说到就到；因此不问两军相距多远，均凭直觉，以两军行「南、北，」对进，或行「东、西」对进，以行夹击匪军，此即当时「一得之喜」的外线作战，其结果不是遭匪各个击破，就是在我军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就溜之一空。例如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晋南会战，以第一战区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九十师)由运城附近，及第二战区第三十四军和暂编三十九师由临汾附近，沿同蒲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晋南陈赓匪军，运城距临汾达一百二十公里以上之空间，结果陈赓匪军先各个击破临汾附近我第二战区部队，我残部北退至灵石附近地区，继则陈赓匪军复转兵南进，於临汾以东之官雀村各个击破我第一战区正北进之整编第一旅，该旅由第一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成立之第一个师。又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张垣会战，以第十一战区之部队於北平附近，第十二战区部队於集宁附近，沿平绥路附近地区行「东、西」对进，夹击华北聂荣臻匪军，北平距离宁远达四百公里以上，幸我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之大骑兵集团行动迅速，我第十一战区部队於怀来附近未遭匪军各个击破，但在我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已溜之一空，仅收复张垣之空城。又民国三十六年二月鲁中莱芜、吐丝口之役，我以欧震兵团於陇海路附近，李仙洲兵团於胶济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鲁中陈毅匪军，陇海路至胶济路间之直线距离在二百六十公里以上，且其忌蛐有难以克服之沂蒙山区，而该两兵团在战场上又无统一指挥，南方欧震兵团前进至临沂附近即停止前进，祗剩北方李仙洲兵团向南独进，该兵团进抵莱芜、吐丝口附近，遭陈毅匪军包围彻底歼灭。辽南会战仍沿用以往之惯例，以廖耀湘兵团於沈阳附近、侯镜如兵团於锦西附近，沿北宁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林彪匪军，沈阳距锦西远达三百公里，其间关山阻隔，匪情阻碍，且战场又然统一指挥，南、北两兵团行动陷於鼓响锣不响，此外线作战乃不卜而知，断无成功之可能，结果锦州城陷兵亡，廖耀湘兵团复遭匪各个击破。於作战中不仅失败之方法不可再用，即成功之方法亦不宜再用，惟我惯於沿用迭经失败之方法，夫复何言。外线作战除前述之「时、空」等因素外，且沿一条主要交通线行「南、北」或「东、西」对进，对敌亦根本未能构成合围之势，匪军作战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就是成功，亦仅是将匪军赶走而已，即匪军一见不能打之状况，早就溜之一空。直接路线与间接路线：所谓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最简明的说注，就是前进路线或接近路线，系采直线和曲线之分，根壉科学「两点间最短之距离为直线」，凭直觉也是直线为最捷近，但所谓「科学」和「直觉」，乃为无敌情、地形等因素存在，直线和曲线若加减敌情、地形等因素後，其实将突为之一变，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也。」，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後人发，先人至。」，故在作战中必须「知天、知地、知彼、知己」，始可称已进入状况，进入状况後所下定之决心和采取之行动，始不致有误。戡乱战争，我军惯於采取直接路线，攻击亦采正面攻击或为平推战术，此因於战争之前期唯力是视，轻视匪军，至战争後期又成为畏惧匪军，而不敢放胆包围迂回，此乃孙子所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无勇气打开此难关；匪军亦摸清我军行动规律，故无论阻扰打点、围点打援、後退包围、伏击等等，无不十拿九稳，以本会战为例，匪军占领塔山、高桥大纵深阵地，必可阻止我侯镜如兵团之北进，祗要死守黑山亘大虎山之大纵深阵地，其余地区部不置一兵一卒，亦必可阻击我南进之廖耀湘兵团。英国李德哈达在其战略论内说：「当敌人有备时，决不要把你的力量投掷到这个打击之中」，「当一次尝试失败之後，不要再采此同一路线，或采此同一作战方式，以来再发动攻击」。辽南会战，我军明知林彪匪军於北宁路及其以西地区已有备(於该方面部署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北宁路以东地区兵力空虚(仅为匪两个独立师)，而硬将廖耀湘兵团投入北宁路及以西匪军有备之地区，此违反李德哈达前条原则及孙子所说：「趋其所不意」原则；侯镜如兵团於第一阶段作战中，对塔山、高桥匪军大纵深阵它攻击已尝试过失败，於第二阶段作战仍采取此同一路线，对塔山、高桥匪大纵深阵地再发动攻击，此又违反李德哈达後条原则，及孙子所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原则。国父在民权主义第五讲内说：「有一天我从上海法租界要赶到虹口，但祗剩十五分钟时间，很不容易赶到，便找汽车夫问他能否赶到，汽车夫答可以赶到，坐上车後汽车夫不走最捷径的大道，专循弯曲的巷道飞驰急驶，我以为汽车夫在和我捣乱，故意走弯曲道路延迟时间，但不到十五分钟驶到了虹口，我便问汽车夫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条路，汽车夫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走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这就是「以迂为直」的道理。汽车夫是普通的民众，不是哲学家，不懂「以迂为直」之哲理，他是属於「行而後知」，由此可以说明在战争中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之重要性，另应警悟到个人的经验、智慧永远是有限的，唯有群众的经验、智慧才是无穷尽，十五分钟由上海法租界到达虹口，国父当时认为是不可能，但一个汽车夫竟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因此，不要凡事自以为是，不要瞧不起群众，要多听群众的意见，须知三个臭皮匠，是胜过一个诸葛亮的。先之先与後之先：先之先即为「先制」，於作战中乃敌我生死存亡之决斗，务分秒必争，及排除一切无效的时间浪费，以争取先制之利，迫敌追随我之意志及适合我之步调，直至彻底战败敌人为止，但先制并非先敌开始攻击，而是先敌完全有利之形势，及先敌发挥战力；例如外线作战时，於敌人各个击破或企图溜走之前，先敌完成合击之势，先敌发挥战力；遭遇战时，先敌完成作战准备，先敌发挥战力，奇袭乃是以有备击敌之无备，先敌发挥战力。後之先乃先制之利已丧失，须捕捉战机予敌致命之一击，或倾在全智全能，奇袭敌人，以夺回先制，即所谓「後来居上」，使主客易势，例如韩战时联军已丧失先制，经於仁川登陆，奇袭敌後，立即夺回先制；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已丧失先制，经以奇兵於北翼迂回渡过苏伊士运河，奇龑埃及军後方，立即夺同先制，而主客易势。本辽南会战欲以「先之先」掌握先制之利，须确实把握「时、空」因素，及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在聂荣臻匪军尚未及参加决战前，先各个击破锦州附近林彪匪军，当时聂荣臻匪军三个纵队远在归绥附近，两个纵队在察南，另三个纵队在平汉路北段西侧山区，在「时、空」上均与我有利，我军「先制」之可能行动兹拟案如左：作战构想方针：东北及华北国军，以先制及决战为目的，对锦州附近林彪匪军采分进合击，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该匪主力，再击灭聂荣臻匪军。指导要领：为防匪对我实施各个击破，各兵团兵力编组及行动，在我完成台击之势以前，使匪对我任一兵团均无各个击破之可能。本会战采「时间性」向目标地区集中，各兵团预定於九月二十一日十二时到达目标地区，据此各兵团决定开始行动之时间及所采作战速度。为秘密我企图，各兵团在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务倾注全智全能，依秘密行动及采高速运动。为防匪不能打就走，有效运用骑兵快速部队在空军近接支援下，迅速截断匪军之退路，完成合击之势，不分昼夜迅速压缩包围圈，及继迅突破歼灭。义县守军务死守至九月三十日，使华北兵团行动有利及为其於会战时之後方掩护。当匪军向我某一路兵团实施各个击破时，该路兵团依攻防兼施以对匪，其他各路兵团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及精神向匪後突进，完成合击之势。本会战由最高统帅部指派战场高级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本会战之陆、海、空三军，最初指挥所设於葫芦岛，会战时亲临主决战方面。兵力部署及行动：华北剿总：现有兵力计十一个军，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以六个军、四个独立师，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确保张垣、承德、北平、天津、塘沽等战略要地；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彻底隔离聂荣臻匪军与林彪匪军会合。以五个精锐军、三个骑兵师，编组为东进兵团，秘匿向承德附近集中，继经平泉、叶百涛、朝阳各附近，以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疾进，并以骑兵集团在空军近接支援下，先期进占叶百涛、朝阳，及支援义县守军，为兵团主力开路，暨截断林匪退路。东北剿总：沈阳附近现有兵力计八个军、两个纵队、一个骑兵旅。以一个军及两个纵队，守备主要机场，及於沈阳选择要点守备，诱匪来攻，使其与匪军主力分离。彻底集中七个军及一个骑兵旅，编组为南进兵团，置沈阳及背後连络线於不顾，采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该兵团前进部署及行动如左：以一个军及一个骑兵旅，沿北宁路附近向南突进，实施佯动以欺骗匪军，及掩护兵团主力右侧背。以四个军於沈阳附近经辽中、盘山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以两个军於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突出，袭占海城、牛庄後，以一部袭占营口，主力转盘山前进，与主力会合後继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锦州兵团：现有兵力计三个军又一个独立师另第三十九军由烟台经海运葫芦岛。锦州空城以待敌，以一个师之主力固守锦州车站坚固据点，准备死守，该师以一部於锦州城仅部署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情报，诱匪来攻。为了更好之一跃，原在锦州之两个军秘匿向锦西行後退集中，编组为北进兵团，保持高度机动，配合东北东进兵团及沈阳南进兵团之行动，开始向北突进，为防林匪实施「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空心战术，向华北突围对进，该兵团须预为计划阻击林匪向南之进路，伏击、奔袭、侧击其主力。葫芦岛附近海面之海军特编混合舰队，北平、沈阳基地之空军，倾全力支援本会战；但沈阳、锦州基地之空军，须准备适时向北平基地转移，以策安全。对各兵团训令各兵团於运动中如遭匪军阻援时，务避免强攻，由各兵团指挥官临机独断，行大胆迂回前进。各兵团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时，均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置後方连络於不顾，华北东进兵团以空投补给为主，沈埸南进兵团以迅速取得海上滩头补给为主，锦西附近北进兵团由葫芦岛补给为主，会战期间各兵团以葫芦岛及大小凌河口暨其间滩头补给为主，空投补给为辅。在当时匪军「五虎将」中，以林彪最为慓悍，刘伯承最为狡诈，聂荣臻几为最弱之一员，故在作战构想上隔离聂荣臻匪军，先行各个击破林彪匪军，绝非纸上谈兵，乃确具其可行性。就「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而论，当会战地尚未能概定时，认真说来，无「战略要点」，但有「战场焦点」，此「焦点」乃敌我兵力「分、合」之点，此点为敌人「兵力合力」为我「兵力分力」之际，我应自主主动避免与敌人於此决战，如相反时我应自主主动强迫敌人於此与我决战；徐蚌会战，徐州为陈赓、刘伯承两匪「兵力合力」之焦点，为我华东战场兴华北、华中、西北战场「兵力分力」之点，辽南会战，锦州为我东北、华北两战场「兵力合力」之焦点，林彪、聂荣臻两匪「兵力分主」之点，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正加於老虎口中拔牙，我军若不能自主主动把握此战机於此歼灭林匪，实显无能。至十月一日我义县守军已兵败城陷，锦州业彻底被围，此际我军「先制」已完全丧失，由塘沽经海运到达战场之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如能於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直拊匪後，以及沈阳廖耀湘第九兵团对最高统帅之命令能拼命执行，尚可争取「後之先」，於匪军手中夺同先制，至少亦可与林匪打个平手，不致造成辽南会战最後悲惨结局。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乃千古颠扑不破之真理，戡乱战争中我自始至终均陷於「不知彼不知己」之情况。「不知彼」之根本原因、乃为我以单纯之军事力，与共匪之「人民战争」相对抗，在共匪之「全民情报、全民情报封锁」下，使我军永陷身於五里雾中；其他乃为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匪情，不是以少报多，就是以多报少，但对匪情通常是不明，所报之匪情完全为臆测，或为仅凭少数谍报人员经道听途说得来之消息，而远在後方之上级恰又均信以为真，对匪情判断错误，一切决策及作战计划亦均随之错误。次为谎报及夸大战果，远在後方之上级不但信以为真，且始终不明匪军伤亡损失，系以军区部队升级立行单位补充，及将我军被俘人员「即俘即用」；匪军即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在一夜之内即补充完毕，无奈我远在後方之上级对匪军战力之判断，均以匪军伤亡损失如何如何为基准，此一错误影响我兵力使用错误，亦即每战我兵力均处於劣势，而遭匪军各个击破。再次为对匪军从不加研究，例如匪军在其「人民战争」下依「面的交通、面的补给」采「小後方」制度，根本不要大後方，辽南会战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进兵彰武，截断林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不可思议。「不知己」乃多由於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部队到达之位置或兵力驻地，所报到达某某地点，就一师兵力而言，其实际到达者仅为一营或一连之兵力，有时根本都未到达，因当时各部队多采「尖兵战术」，例如上级命令派遣一个团，至团通常派遣一个营，至营通常派遣一个连，此种见怪不怪现象实乃通常之事，因上级永远是坐镇在後方，各级幕僚亦永远是坐在司令部办公，而足不出门，对前方此种实际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有时虽知，亦睁只眼闭只眼，以示「大智若愚」。次为隐瞒部队伤亡损失、逃亡，以及「吃空」等等，除排、连长心里明白外，任何人均不知该部队确实之人数和确实之武器装备；部队一个团或一个师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隐瞒不报，实乃常有之事。再次为上级或高级幕僚，多凭图上作业及依部队番号计算战力而指挥作战，至戡乱战争後期，诸多部队经迭次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尚未获得补充，或初经补充之新兵尚未及训练，或有兵没有枪、有枪没有兵，此为当时诸多部队之常事，故诸多军、师实际乃仅存其番号而无实质，有时上级虽亦明知如此，但作战命令仍视其为完整战力而下达，更见怪不怪的是作战命令只赋与各部队之任务和行动，从不管或不过问各部队後勤支援，有时明知匪军是两三个纵队之兵力，常令一个师或一个团去击破敌人，此等作战命令不是将匪军视为稻草人，就是令部下「挟泰山而超北海」。前述亦仅为举例而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上级之指挥，又过於操切，事事成为包办，如此欲求战胜，只有祈祷天佑我军。应以二十一世纪思想使用二十世纪装备：戡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於二十世纪对抗共匪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於「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０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０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０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０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於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後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匪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寙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匪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敏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於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战争」；今日匪军不仅已具有海、空军，且已处於优势之地位，我必须以二十一世纪之军事思想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始能战胜匪军；因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决非全凭斗力或成为装备新旧之比赛，而主凭斗智，战败者乃多为智不如人。故在战争中土地窄小不足畏，人民寡少不足畏，文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装备落伍不足畏，兵寡亦不足畏，巨人常被妏蚋致死，猛狮常为蚂蚁屈服，唯有军事思想落伍始足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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