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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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布尼：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是在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情况下，定下这样的宏伟目标的。我们既要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改变。他以生产力为标准，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来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探索和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邓小平还对国际条件的重要性加以阐述，我们因为这个耽误了发展，但亡羊补牢也还来得及的。学会利用这个条件对我们目标的实现大有好处。
二、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据。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条件必然要充分，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源自实践，又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他还吸收了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们的精辟思想，以及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陈云的市场思想。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有关领导人讲话，也用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些思想。与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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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还涉及了邓小平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某些与西方经济学相契合的思想，是邓小平为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既符合人类共同特性，又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做法，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际，加以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方法，不同之处是所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 不能孤立地看市场经济，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关于“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导读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他还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针对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特征及其实现形式的认识不完全清醒而提出的。这个理论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成果的基础上，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一，它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第二，它为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第三，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①概括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经验；②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④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问题。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现在中国仍然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而且在这样的坚持下稳定而快速的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效看，邓小平认为应允许大家保留意见。他说 “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事实也如此，在偌大一个国家，偌大一个民族，要快速成功地推行一些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难度的，人们有一个观望并逐渐接受的过程。古语有云“欲速则不达”，只有认识到这一点，遵循人类认知的规律，才能让政策生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充分照顾到人民的意见了，舟才能驶得顺当。最后，他还纠正了关于“右”和“左”的错误认识，解开了中国人民关于改革开放的疑团，树立了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勇气。
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和教育。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并与周边的国家相比，立足国情，高瞻远瞩，看到了发展的最佳时机。邓小平认为，从我国和国际的经验看，经过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是正常的。邓小平还指出了这与文化大革命的高速是不一样的，消除了大家对发展的怀疑。他在讲话中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经济水平就得不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上不去了。我们还可以联想，今天的建立和谐社会是思想是邓小平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另外，邓小平还提过一个很有名的论断，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他很重视科技，换句话说，很重视人才。所以，1979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才，从欧亚经济腾飞的各国的经验看，人才还是个关键的因素。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实际就是科学技术的较量”。二战结束后，俄国拿了母舰的设计图纸，美国抢了大批的研究人员，事实证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水平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走在了前头。而现有技术与人才的关系，就如金子与会点金子的拇指的关系，所以，邓小平如此地重视科技和教育是值得敬仰的。
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者缺一不可。江泽民同志提出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能不说是此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国家大了，稳定显得尤其重要，乱了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而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吃过这个亏了，毛泽东同志本想以“天下大乱以达大治”的策略，他本想用一两年的时间实现，但是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变化总是比计划来得快一些，文革最终搞了十年，但结果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坚持两手抓是完全有必要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提供保障。这四个关系是：（一）正确处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二）正确处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其他要素分配的关系(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四）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不错，人既可以认识世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世界。至于改造得如何，还得看人的知识技能。他还说“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讲话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渐行渐好，而重新解读
毛毛即邓小平同志的三女儿邓榕，她以平静如水的文字记录了父亲邓小平在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所经历的家人的悲欢离合，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的胸襟与气魄，人伦与胆识。文革影响之深涉及之广，破环之大，都史无前例。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毛毛以一个女儿的角度， 也就是家庭的角度，亲情的角度， 来叙述了十年动荡，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个文革经历者以及一个政治家的女儿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思。毛毛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我的宗旨是通过我父亲及整个家庭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来折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因为父亲的个人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写他，写他的家庭际遇，能如实反映出当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劫难。”书中毛毛时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见解，她把经历过的那一段岁月变成有价值的历史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回忆录。一部整整三十万字的著作，是那段蹉跎岁月的一个缩影，引起的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不平凡人生的回顾。
毛毛以一个女儿的角度去叙述这一段历史，书中无处不在体现着一个“情”字。友情，亲情，爱情，这些都足以催人泪下。生活中的邓小平也是简易的，淡泊名利，生活节俭。除上班外，邓小平很少有特别的嗜好，平时也就打打桥牌，看看孙子，过着普通人家的平凡生活。在林彪，“四人帮”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几次三番的陷害下，邓小平同志一家经历了多少次悲欢离合，悲戚与泪水。体贴的妈妈，慈祥的奶奶，勇敢的哥哥，懂事的姐妹们淘气又冲动的弟弟，就是这样一个家在身边陪伴着邓小平同志，给他鼓舞与安慰，信任与支持，使他在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异常的坚定与勇敢。正是家人的温暖与关怀造就了如此一个让所有人敬仰的伟人。书中有个情节令人难忘：邓小平夫妇一次被“软禁”，他们想到明天是孙子的生日，便托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小萌子明天生日，给他一点水果和两个罐头，两个瓶子留给他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看到这张极普通的纸条，极朴素的留言，不免让人有些心酸，而书中像这样感人的细节比比皆是。
除了这感人的亲情，触人心弦的还有那份友情。那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友情，那是共同心系着国家和人民命运而心心相吸的友情。刘少奇，叶剑英， 周恩来，朱德……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同仇敌忾，共同为拯救中国而努力着。在伟大的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是邓小平忘了自己还在被四人帮批斗，坚持着为周总理办理后世。十年中，刘少奇——这位迄今为止尚由宪法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重病在身，受尽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惨死河南开封。陈毅也被迫害至死，毛泽东也在他的理想和现实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带着无尽的无奈和迷茫离开了世间。“文革”，十年之间就见证了这么多人世的变迁。而这一次次的变迁无不在邓小平同志心中刻下了无比沉痛的悲伤。
书中主要还见证了邓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怎样的受尽凌辱，怎样的不屈不挠，都在书中一一再现。而邓小平之所以能三次复出，这和他的严于律己、为人厚道、办事公正、顾全大局是分不开的。一个领导人以正立身，就永远立于人民群众这个大地母亲身上，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就会倒而复起。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了。这场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十年“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页，也是足以让千秋万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个年代。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10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党，可能还不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长的道路。所以邓小平同志每天除面对种种无理取闹与折磨外，总是在密切的关注着世界的风云变幻，关注着政坛的跌宕起伏，关注着国家的经济情况，关注着人民的生活状态。无论怎么样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斗争。“文革”10年中，邓小平每一天都在“将军楼”的小院里散步，一片红沙地，他硬是走出了一条小路。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去向，为日后他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可谓是邓小平精神的真实写照。10年的浩劫10年的思考。10年浩劫后，是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借鉴国外一切文明成果，将人们从僵化呆板，固步自封的陈旧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让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现代化迈进。也有了邓小平理论带领我们走向富强：“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精神，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
邓小平在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曾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也许，他最深重的痛苦，就在于身处自己打下的天下，却难以做到家庭与主义、慈父与政治家两全吧。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家人的宽容与团结，同时还可以触摸到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乃至好同事、好朋友的邓小平同志的人伦情怀。转眼间，邓小平离开我们已将近10年了，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豁达而自信的笑容，始终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就像这本书所折射出来的邓小平一样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但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位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优秀领导人，如果没有他，或许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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