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小夫妻辞职创业养狗，打造“良心犬舍”年入上百万！
80后小夫妻辞职创业养狗，打造“良心犬舍”年入上百万！
从西直门出发，走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宠物街记者终于抵达了位于北京通州张家湾镇的沐云秋田柴犬屋。沐云秋田柴犬屋的“屋主”叫沈意辉，是个操着一口地道京腔的80后，给人一种随和、健谈的感觉。沈意辉打小就喜欢狗，大学毕业后当时他们从网上搜了一个纯种犬繁殖基地，他们俩便稀里糊涂地花7500元买了一只英国斗牛犬。养了几个月之后，却发现狗狗的嘴长凸出来了，这才知道买的是串儿“这件事也坚定了我们做犬舍的决心。”沈意辉说，说到真正想要开犬舍的原因，这还是妻子的。决定作用更大。因为在楼房养三只狗狗不方便，两口子在离城40公里京郊租了一块地，亲手搭建了一个犬舍。现在夫妇俩每天的工作生活都很规律，早上六点半左右就起床去犬舍查看一圈，看看每只狗狗的状况，喂食早餐；中午小睡一会儿，下午与狗狗们聊天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百家号 最近更新：
简介: 爱它，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440767 人聚集在这个小组
(不知道叫什么)
(可爱坏女人)
第三方登录：净额（亿）
同花顺财经官方微信号
手机同花顺财经
专业炒股利器
同花顺爱基金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告诉我们？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向您反馈结果
提交成功，感谢您的支持！
收益宝·活期
7日年化收益率
理财宝·短期
7日年化收益率重读抗日战争文章集锦 2
我的图书馆
重读抗日战争文章集锦 2
5.04.22 总第017期 编辑：兰台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谁都知道他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叛逃日本，在沦陷区建立了日本傀儡伪政府，从而堕入卖国贼的深渊。但谁又知道，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张学良都还停留在避战时，汪精卫就率先高呼抵抗，之后更曾对张学良以辞职相逼要求其抵抗。高呼对日抵抗的汪精卫又是如何蜕变成求和卖国的汉奸的呢？这期《重读抗战》我们就来聊一聊。&率先呼抵抗：九一八后汪精卫确定边抵抗边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提出，成为此时一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庐山讲话止国民政府应对日本的长期策略。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时避战的态度上转变，接受了汪精卫“边抵抗边交涉”的战略。九一八后汪精卫倡导对日抵抗汪精卫自日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而沦为在野之身后，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力图恢复失去的权位。为此他与胡汉民结成同盟，一致展开对蒋介石的斗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了胡、汪联盟的机会，在之前叙述两广军阀真相的那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说到。也正是抓住这一机会，汪精卫在公开场合高调主张对日抵抗。9月24日，他出席广州各界抗议日本侵略大会，并发表演说，称：“当此危亡之秋，我们应持勇与定态度，纵外交不能收效，四万万同胞为救国而死，亦觉值得。”11月16日，汪精卫根据宁粤上海和会的上述决议，强调指出：“至对日问题，不能专倚国联之助我，尤恃我有抵抗之能力及牺牲之决心。”与同样高唱抵抗但却不愿走上前台带领政府负起责任的胡汉民不同，汪精卫高喊抵抗的同时，也做好了进入政府承担责任的准备。从此，胡汪分道扬镳，胡汉民留在广东做他永远的反蒋派，而汪精卫则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共组政府。在汪精卫上台前夕，在对日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出长行政院后，汪精卫本此方针来行事。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天，汪精卫入主行政院，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形成蒋主军事、汪主行政的再度合作局面。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并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迁都洛阳。1月30日，汪精卫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签发了《国府迁洛宣言》。汪精卫解释政府迁移的原因及对日主张：“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最大精神即在如此。……此后必入了长期奋斗的境况，断然无疑。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或对日宣战。为什么不主张对日绝交呢？因为日本对我们所用手段，已经甚过绝交，胜过宣战，已经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为什么不主张对日宣战呢？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华盛顿九国公约、海洛格非战公约，不但侵害中国，而且侵害各国，不但中国对日本有正当防卫之权利，各国对日本亦有干涉其野蛮举动之义务。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人民予以积极支持。汪精卫手中虽然没有军权，但他也报以积极支持。汪精卫的支持行动不可谓不努力。当十九路军受到来自浏河登陆日军侧翼威胁时，汪精卫曾派李济深、陈公博北上求助张学良，虽然没有搬来救兵，但还是从山西阎锡山那里为十九路军捐来十万个手榴弹，当然这只是杯水车薪。但作为没有军权的行政首长，也算尽到努力。汪精卫也开宗明义地公布：“我们现在应该抱定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主张，不是今日才定的。兄弟从去年十月由广州到上海之时，已经抱定这个主张了；兄弟对于那时从南京来请愿的学生及各民众团体，都是以此来答复。因为中国的国难，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他还说：“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提出，成为此时一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庐山讲话止国民政府应对日本的长期策略。日，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余自去冬来沪，即表示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无变。此主张不但不相反，而且相成，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也。”他在这里道出了抵抗与交涉的相互关系。13日，汪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谈话之要旨。关于抵抗，他说：“此次中国不屈于日本之暴力，而出于正当防卫，必须有最大之决心，极巨之牺牲，方得最后之结果，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吾人认清此点，即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世界上有可败之军队，无可亡之国民，切须牢牢记住此二语，苟行之不懈，日本必有力竭之日，列强亦必群起而共踣之。”全面抗战、长期抗战，汪精卫在这次谈话中都提到了。虽然他所主张的抵抗是一种自卫性的消极的抵抗。但在日本的侵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心时，汪精卫的对日主张中将军事抵抗作为口号公开提出，较之国民政府过去的政策有了根本的转变。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时避战的态度上转变，接受了汪精卫“边抵抗边交涉”的战略。而汪精卫的主张，为他赢得了相当的赞誉和名声，也为后来的“逼张抗日”埋下了伏笔。热河危机：汪精卫用辞职逼张学良对日抵抗虽然，汪精卫没能逼张学良抗战，但他“先见”般的声誉伴随张学良的下野达到了最高潮。汪张之争不完全是抵抗与不抵抗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军权的争夺，其中的幕后人物则是蒋介石。辞职逼张让汪精卫走向高峰日，日军侵犯热河，形势危急。22日，汪精卫通电全国，称：“国难日深，望我军政长官，督饬所属，同心戮力，共谋捍卫。”同时，他电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张学良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精卫无奈，请蒋介石回南京共商对策；但蒋介石出于对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相助的感恩，对张学良持包庇态度。因而蒋介石既未回京，也不表态。张学良又屡屡借口抗日，向南京中央政府索要巨款。汪精卫忍无可忍。他一气之下，于8月6日提出辞职，并致电张学良。汪精卫在电报中历数张“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事实，致使“敌气益骄，延及凇沪”，“寇氛益肆，热河告急”。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指责张学良“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抵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款）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款）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此浪掷。”汪质问张学良：“当此民穷财尽之际，中央财政竭蹶万分……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知是何居心？”汪扬言：“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实行抵抗以前，弟以断不忍为此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勿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言下之意，你张公子兵最多，武器也好，事情也发生在你防区。无论从指责，还是说便利，哪怕是作为中国人，你都毫无疑问应该抵抗，可你就是不肯抵抗，反倒借抵抗之名向中央伸手要钱。一笔笔巨款给了你，你还是不动，那么好，哥哥我不伺候了，我辞职！我劝你也要点脸，不抵抗就别赖在这个位子上，你有点羞耻也该辞职了。可有蒋介石的偏袒，张学良反而有恃无恐。当天就汪电发表谈话称：“汪先生如欲余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于电文内栏入远于事实之语。自九一八以还，余个人身家性命，均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惟余为负有地方治安责任之人，事实上去留颇难自由。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绝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8日，张学良又复电汪精卫，对汪6日电责张“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等情，用事实解释，并表示“良如在职有碍于内政或外交之进行，自当立时引退”。“顷已遵照公意，电请中央罢免本职”。张学良言下之意，你要我辞职直说，犯不着你先辞职来要挟我，公子我不吃这套。辞职是没门，我打报告上去要求中央罢免我，你有能耐就直接把我职务撸了。这样，两人你来我往，明争暗抗。汪张之争不完全是抵抗与不抵抗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军权的争夺，其中的幕后人物则是蒋介石。据陈公博讲，“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劝汪先生不要管军事，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而汪精卫要张学良出兵抗日，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并没有站在汪精卫这边。汪的辞职逼张虽然对张学良毫无用处，但争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胡适曾在同年8月14日的《独立评论》上发文指出：“行政院长用自己辞职的手续来劝一个疆吏辞职，是很失政府体统的。”同时，“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这多少代表了当时社会舆论的看法。他一方面同意张学良辞职，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取代北平绥靖公署，自己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另一方面又准张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这使汪精卫大为不满，他决定消极抵抗，称病住院，后又于当年10月汪精卫的“辞职逼张”没有成功，保留了张学良继续坏事的机会。1933年2月下旬，日伪军大举进犯热河，该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3月4日，随着省会承德的失陷，热河全省为日军占领。对热河沦陷负有直接责任的张学良，在国内、党内的舆论重压下，于11日宣布下野。虽然，汪精卫没能逼张学良抗战，但他“先见”般的声誉伴随张学良的下野达到了最高潮。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国内局势动荡，蒋介石企盼汪精卫回国以解燃眉之急。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数电催促下，汪精卫“不待病体痊愈，仓惶回国”。不久，热河沦陷，蒋介石迫于舆论不得不北上督师。3月20日，奉命回国的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会上发表讲话说：“时至今日，除了抵抗两字，更无话说，固然抵抗与交涉并行，但应付时局之根本原则，但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他表示“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否则无交涉之可言”。直到此时，汪精卫依靠高调宣传对日抵抗，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转折点：长城抗战使汪精卫抵抗决心逆转汪精卫由力主抵抗蜕变为汉奸，最关键的转折就是长城抗战一战，打掉了汪精卫对武装抵抗日军的信心。经过长城抗战一役，汪精卫对借助像张学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抗日更加失望，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日趋悲观。汪精卫认知的逆转但是，长城抗战反而成为汪精卫思想180度大转弯的起始点。日，汪精卫复职的次日，他即对外界发表抗日意见，称：“本人素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精神，现国际一切公约，被日破坏无余，公理无可伸张，更无交涉可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除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积极继续抵抗外，别无他法，同时并须妥筹充实军备，以期达到最后胜利。”至此汪精卫鼓吹抵抗的论调臻于极致。但随着进入4月份后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转为被动不利的形势，汪的抗日高调逐渐低落下来。原因是，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北上“劳军”。陈到达北平后，恰值长城抗战各军溃退下来，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一筹莫展。为稳定军心，何只得央求陈公博以“中央已有办法，不要他们作无谓的牺牲”来哄骗溃军。此举奏效。军心暂时稳定了，但仗实在没法再打下去。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回到南京后，对汪精卫据实相告。军事抵抗既难以奏效，只得走外交途径。于是便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设置和《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汪精卫自己都承认：“热河失守以后，华北军队在长城各口苦战三月，力竭援尽，向后撤退，平津失守，就在目前，所以我负责停战。”对于汪精卫思想上的变化，作为他心腹，后来一起投日的陈公博曾剖析：“汪先生对于日本问题的态度……最初他主张积极抗战，‘一二八’十九路军能够在上海作战，不能不说汪先生是一个幕后的支持者。他看见张汉卿（学良）不抵抗，愤而辞职下野，这也不能说他纯粹出于冲动，他的确有爱国的诚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欧洲居住几个月，他已明了国际的形势，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联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定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外援靠不住了，那靠自己的力量抵抗呢？经过长城抗战一役，汪精卫对借助像张学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抗日更加失望，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日趋悲观。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汪精卫由力主抵抗蜕变为汉奸，最关键的转折就是长城抗战一战，打掉了汪精卫对武装抵抗日军的信心。如果说汪精卫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话，那么长城抗战失利和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不仅不敢提“抗战”，就连“交涉”也变的谨小慎微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他寄望于国联制裁日本的尝试没能成功，而美、英等西方大国又对日本侵华听之任之，这就使汪的外交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外交态度诚然有些改变了，但不过由‘鸣钲求救’而转为‘默守待援’。”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外交不能为外交而办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交”，以当时中国军事财政情形看，此时的中国“除了努力预备做比利时，更无第二条路”（所谓“做比利时”，指在强敌面前暂时低头而待机复兴）。在汪精卫看来，中国是一块肥肉，不象欧洲的一些小国如丹麦、瑞士之类，只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两狼相争，各不得饱，争夺起来，未必划算，因而这些小国反而能够生存。汪精卫虽然认为列强对中国的援助很重要，但却不易，除了上述的列强绝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得罪日本外，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阔佬和阔佬拉交情是容易的，穷佬和阔佬拉交情是难的”。从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来看，中国是一个“破落户”，日本是一个“暴发户”，中国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多少的外交支持不问可知。既缺乏抵抗的勇气，又对争取外援失去信心，汪精卫选择“求和”之一路，也就顺理成章了。路径锁定：汪精卫走上对日求和不归路而汪精卫比任何人走得更远，他甚至不惜推行对日亲善外交。当年并未最先喊出抵抗的蒋介石此时仍相信抵抗到底，而早早高呼抵抗的汪精卫，已经不相信中国能够抵抗日本了。汪精卫铁心求和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国内形势大坏。晋系徐永昌对此时的形势之坏曾评价：“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长城抗战的结局使产生了与汪精卫观感的各方势力不在少数。正如之前我们在剖析两广军阀和四川军阀的专题中提到的，当时各地方实力派以口号高喊抗日，但实际行动却多巩固自己实力，力拒国民政府中央的控制为多。北方地方实力派受日本各种暗中拉拢至为常见，至于南方军阀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更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费和武器高唱“反蒋抗日”。国府本身内部便是各怀鬼胎，也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而战者”的高调（阎锡山）。如徐永昌所述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批对抵抗日本持悲观态度的政界人士。除了汪精卫之外，还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等，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而汪精卫比任何人走得更远，他甚至不惜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声称：“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2月20日，汪精卫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广田演说”做了关于中日外交根本方针的报告。他说：“中国对于任何友邦，都愿意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增进友谊与和平的关系，何况对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种族上，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邻国日本呢？”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固然在极严重的国难当中，但我们终相信，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既有过去如此悠久的历史，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谈到“广田演说”，他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我现在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总之，如中日两国的人士不拘于一时的利害，不鹜于一时的感情，共以诚意主持正义，以为两国间谋永久的和平，则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这篇报告可谓是汪精卫对日亲善的代表作，它表明汪的“抵抗与交涉并行”的对日方针已偏向“交涉”，而“交涉”的主要内涵则是对日友好亲善。当年并未最先喊出抵抗的蒋介石此时仍相信抵抗到底，而早早高呼抵抗的汪精卫，已经不相信中国能够抵抗日本了。就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汪精卫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集团依旧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战争，根本原因是他们“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他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战悲观失望。他们坚持认为：中日战争中国是战必大败，认为“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正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他们最终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以为只有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汪精卫集团自以为是“匡过补阙”，反过来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高调，所以自己便戏称自己一伙为“低调俱乐部”了。到后来，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日坏，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这使原有大部分盼望议和的人，望而却步，主和派更形势孤。而对于汪精卫来说，与蒋介石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反倒形成一种攀上大位的吸引，汪精卫等人最后不得不走进日本的圈套落水挡了汉奸，实在是可悲又可怜。从高呼“抵抗”到屈膝投降，汪精卫的对日态度划过了一条怪异的曲线，最终落入了汉奸卖国贼的深渊。如果只看到他在1931、32年的言论，我们恐怕实在无法想象那个高呼抵抗的政治家，会变成中国最大的汉奸，历史的复杂正在此处。15.04.29 总第018期 编辑：兰台长城抗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却在1934年至1935年奇异地出现了一股对日亲善的“风潮”，在全国舆论界收到广泛反对和嘲讽。而似乎真要印证这种嘲讽和反对，日本方面面对这“亲善”的应对是加紧进逼和侵占。这不得人心的“对日亲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目的，而蒋介石密谋的功败垂成居然又是被地方军阀向日本告了密。但这功败垂成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历史推向全国抗战。&对日亲善背后：蒋介石的一石二鸟计划他的基本构想,一是利用日苏矛盾使之相互牵制,达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1934-35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共同推动了对日“亲善”的政策。1934-35年的对日“亲善”政策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做派为之一变，全面向日本示好。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1934年末蒋介石与陈布雷合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将其发表于《外交评论》。在这篇旨在以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倭方之醒悟”的论文中，蒋介石劝告日本：从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着眼，中日辅车相依，只可携手，不应敌对；双方关系之恶化或战争之爆发，结果惟有中日两败俱伤，而苏联等第三国则乘机渔利。据此论点，该文还呼吁日本和中国共同改正错误，打开僵局。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提出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对此，国民政府方面由汪精卫出面，对广田的讲话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回应。、30日，蒋介石打破惯例，主动约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和陆军武官铃木美通，商谈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在这之前，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也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举行了会谈，商讨打开中国僵局的办法。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坚持的对日不直接交涉政策在此打上了句号。蒋介石于1月30日晚宴请中央负责人，席上，由汪精卫出示了一份关于对日外交方针的提案，“内容大致在不丧权之原则下，谋中日之亲善，以打开目前之难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等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中国“应有最低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及从基本上充实国力”。但深受蒋介石信任、被委以华北对日外交重任的黄郛竭力为日本解释，认为现在日方军政意见均已一致。2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央日报》记者问时，也再次肯定广田演说“亦具诚意”，并呼吁：“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在2月6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443次会议上，常务委员提议：根据蒋介石会晤日本人的谈话，今后应切实劝告停止抵制日货及反日团体的活动。对此提议，一些与会者“颇有不满”。辩论的结果，会议决定将此案移交国民党中常会拍板。在翌日的中常会上，仍然“颇有讨论”。但是，“以此事既经领袖方面（蒋汪）所允诺，一般中央委员对于日本之着着进迫实亦感无他法应付之今日，故亦不便作根本上之反对”。最后，中常会不仅通过了该案，还决定由中央分批召集各级党部指示办理停止检查日货及各种抗日组织活动的办法。随之，2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中常会连续举行了几次省市党部负责人会议，汪精卫每次都到场演讲缓和对日运动的理由。当邵元冲在会上发表反对意见后，汪还为之“怫然”。中日“亲善”到5月达到了髙潮。其标志是中日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5月27日，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的命令。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称：“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这里所谓的“友邦”主要指日本，所谓的“睦邻”即指对日亲善。一时间。对日“亲善”之风劲吹。对此中国民间、舆论、知识阶层都给予了极力反对和批评。1935年3月，近百名教授联合发表《反对中日亲善通电》，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合唱的“中日亲善”论。对于前面提到的蒋介石亲自撰写，借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尤其猛烈。鲁迅也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讥讽该文卖国：“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来势汹涌的“中日亲善”和对此铺天盖地的批评背后，国民政府的初衷究竟为何，蒋介石真的想和日本“亲善”吗？虽然我们知道汪精卫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何在？蒋介石的真正算盘是“对倭谅解，使其对俄”，当年张学良想不明白的事，蒋介石想明白了，作为东北三国志中最弱的一国，利用苏日矛盾让他们鬼打鬼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多年后披露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他的目的，亲自写《敌乎？友乎？》一文，推动“中日亲善”，就是为了“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即让日本相信，支持中国地方军阀，颠覆南京中央政府，“以华制华”，是一种无利可图的“谬见”；说中国政府有意引入欧美苏联势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牵制日本，这是一种污蔑，中国无此心；中日携手“以华制夷”，共同对付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一旦能说服日本，蒋介石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实际上，在当时，“日本是虎，苏联是狼”才是国民政府领导层对日苏两大邻国的基本定位。尽管蒋介石在中苏复交及长城抗战的特殊时期，曾一度有过“联苏制日”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新疆问题以及1935年苏联私售中东路予满洲国问题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苏复交前将日苏均视作中国外患的原点。从这一原点出发，他的基本构想，是利用日苏矛盾使之相互牵制，达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寄希望于日苏开战，而使中国能以中立两边获益。一方面“藉苏制日”，暗中联络苏联，进行准备；另一方面，“藉日制苏”，1934年11月，蒋介石基于日本不消除对中国的疑虑就不敢发动对苏战争的判断，设想以中国的“对日谅解”来“促进倭俄冲突”。让日本消除后顾之忧以促进日本和苏联早日开战。而国民政府大规模推动“中日亲善”的目的正是为此。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这个战略的“藉苏制日”，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命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对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会谈，向莫斯科传递了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军阀向日本告密让蒋介石的计划开始就面临失败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华北事变的爆发让蒋介石的中日“亲善”幌子彻底失败。被军阀告密蒋介石出师不利但蒋介石的计划一开始就被出卖了。在之前的《重读抗战》专题中，我们提到过，1934年11月，就是蒋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就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这让日本一下看穿了蒋介石推行“中日亲善”的底牌。虽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应了国民政府的“善意”。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表示，对蒋氏转变对日态度不持疑问。3月2日，广田又称：日中关系确已好转，“如果放弃此天佑之赐，而不为中日之亲善，实为后世子孙担忧”。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诚意与努力，与各方面联络提携，以期早日举出亲善之实”。但实质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对于年蒋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们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搞的“亲善”实际是障眼法。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1月中旬，萧叔暄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1月下旬，当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一文，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时。日本有吉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给予特别重视。日本国内的反应也与有吉相似。蒋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给了瞎子看。3月，关东军不顾正在进行的中日“亲善”，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决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华北，要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渗透；对西南政权，要秘密予以物质援助，以使其能够对抗南京政府。5月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6月9日至27日，华北事变爆发，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面对“亲善”的国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脸人，宣告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张就被胡汉民出卖得濒临破产。峰回路转：日本将蒋介石推向苏联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日本自己将蒋介石和苏联推到了一起。蒋介石被逼选择联苏抗日蒋介石试图一边“以日制俄”，又想同时“以俄制日”，试图利用日俄两强在东北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国也有打相似的算盘。对苏联来说，中国弱小，日本才是在远东真正的敌人，能让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对苏联来说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国和日本越早全面开战，并且使中国拥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苏联的最优局面。对日本来说，渲染中共对国民党的威胁，让国民党将反共放在优先顺位并对日本产生依赖才是日本的最优局面，这样日本就有机会名正言顺消化东北。但是，日本军部的独走，让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矛盾激化。从而让日本失去了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乘机拉拢蒋介石，推进中日对立直至开战，苏联的机会出现了。华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主动出击，开始推进蒋廷黻访苏后一直停滞不前的中苏关系。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未及预约就访问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介绍察哈尔局势后，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渗透至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征询苏方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但鲍格莫洛夫一边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一边却又以国民政府迄今拒绝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拖延对贸易条约的回答为由，拒绝了孔的提议。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核心症结在新疆问题，蒋介石暗中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之间主要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取得第一手根据。邓文仪回南京后，确于10月提交给中央一份促进转向联苏政策的报告。虽然邓的报告根本没有反应出苏联对新疆渗透的严重，但也恰好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减轻了对新疆的忧虑，从而在中国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月下旬，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指出：“华北事件之结果，国民政府虽发表转向亲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党部蓝衣社残党之蠢动及军事分会之潜行的反满行动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导阻止中日提携。此事依据好多实证，已甚明了。”接着，它以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形体为据，强调：比起转向亲日来，国民党转向亲苏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证明“蒋介石有与苏俄结合受其援助，企图妨害帝国政策之证迹”。“多田声明”意在打倒国民党政权。与此相反，此时，蒋介石通过从驻苏大使馆等途径获得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相关情报（特别是苏联和中共代表团的有关发言）判明：苏联已开始改变过去推翻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而转向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国一致抗日。这样，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认：在对待中国政权的态度上，苏联和日本已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日本由不否定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否定国民党政权；苏联则从一心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承认与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日苏两国的这一正相反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政府思考未来对外方针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陈立夫秘访苏联泄密事件的发生。军阀第二次告密未能阻止蒋介石联苏制日日本人的计划成功了，陈立夫被迫放弃了访苏之行，但日本人又失败了，蒋介石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他们一直试图打击的对立面：联苏抗日。苏联才是中间最大的赢家。何健的出卖没能阻止蒋介石陈立夫在1977年发表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和1994年出版的《成败之鉴》中，披露了他1935年底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的秘密访苏，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的经过。1935年底，陈立夫及张冲的访苏之行，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两人的护照均用化名，在前往德国的邮船上，唯一知道真情的只有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据陈自述：为避免暴露，即连程也不来往，只是利用船上电话联络；“船经香港、曼谷、比宁、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苏黎士运河、埃及、意大利而到法国马赛，中间要经过八个检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点名，我则乔装戴墨镜，但我的白发难以掩饰，此外，我则蛰居舱房，托词有病而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在旅程中，每到一处，等别的旅客都上了岸去游览了，我们俩才上去游览一下，匆匆游完尽早赶回”。到马赛下船后，陈等“悄然乘夜火车去柏林”，其后，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程天放在其1968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对这段过程作了大致相似的描述。他写道：“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以上两段由不同的亲历者发表于不同时期的文字，说明：陈立夫的访苏之行是绝对保密的。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正当陈立夫在匈牙利等待访苏时机到来的时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他们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联发动战争”，故蒋令贺转告陈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日，即陈在匈牙利等待入苏时机的紧要关头，上海的日系报纸《每日新闻》和《日日新闻》的晚刊，以独家新闻报道了国民政府要人赴苏密访及已缔结中苏密约的消息，日本同盟社亦发了电讯。秘密是怎么泄露的？在陈立夫衔命访苏之事，至少到1936年3月上旬止，日本对陈立夫的访苏之行还毫无察觉。但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全文如下：“长沙致本官并转大臣电：17日何键派顾问唐炳初向本官转告以下消息：陈果夫最近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综合本人（何键）所获各方情报，陈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质，随形势发展，将来必给中日两国带来恶果，故以个人名义通报之…………（以下详细叙述陈立夫所负任务，从略）南京方面此际尚有众多难于轻易容认之点，陈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预测。然最近中苏之接近系不容忽视之事实。为东亚和平见，贵国政府须重视蒋介石之对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侧面。另，本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对本情报源自何键事，望日方务必严守秘密。”地方实力派又一次把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出卖给了日本人。这个密报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错误：其一、把陈立夫说成了陈果夫；其二、把陈尚在苏联境外待命，说成是已抵达莫斯科。何键密告中的上述两个重大错误，特别是姓名上的一字之差，却使日方堕入了迷雾。得到何键的告密后，日方立即动用一切方面进行了核实。结果，不仅在莫斯科未见动静，在镇江还亲见陈果夫正作为江苏省主席忙于公务。最后，日方采取的措施，是暂由陆军武官室把17日何键密告的内容，部分而又笼统地透露给上海的日系报纸，通过报道，既试探中方的反映，又对中方发出一个模糊的警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上海日系报纸3月19日报道之来由。日本人的计划成功了，陈立夫被迫放弃了访苏之行，但日本人又失败了，蒋介石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他们一直试图打击的对立面：联苏抗日。国民党召开五大，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正式从“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转向“对苏不惜联合”和“对日不惧应战”。其实，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伸手打了笑脸人之前，日本当局一直担心中国联苏抗日，国民政府内部却是因新疆和中共等问题而充满着疑苏、反苏情绪。所以，国民政府除拒绝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对中苏贸易条约的谈判也一拖再拖。他们考虑的“在外交上设法”，当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的。而正是日军的武力，将国民政府完全推到联苏抗日的道路上。对日方来说，要想真正有效地转变中国外交的方向，最根本的首先是改变日本自己的对华政策，靠行使武力只能适得其反。而真正获得胜利的，是苏联。1934到35年突如其来的“中日亲善”背后，是蒋介石试图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尝试，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被军阀出卖给日本而遭到惨败。也正是这一惨败，是日本亲自将蒋介石推到了联苏抗日的道路上。 总第019期 编辑：兰台上一期《重读抗战》中，我们提到蒋介石试图用“亲善”麻痹日本，却被地方军阀告密。日本随即用“华北事变”进逼国民政府。但谁都没有想到，在长城抗战中一战出名的29军宋哲元部在风云际会中入主冀察两省，原本该是日军眼中“死仇”的他们，却成功在南京国民政府和日军之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让日本和蒋介石同时对他们寄以厚望。但也是因此，在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却没能维持他们在长城抗战中的威名，连续误判后主力尚未投入即黯然退出平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用两期来回顾七七事变前后的29军。&翻盘：29军乘虚进据北平独占河北察哈尔他第29军进驻北平已是既成事实，南京于8月28日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绝处逢生的29军进展平津，宋哲元顺水推舟成为最高长官。进退失据的29军如何翻身占平津1935年5月，日本以两个清日的报馆社长被杀及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为借口，挑起了“河北事变”。最终事变以“何梅协定”的形式结束。在事变中，日本逼迫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撤出华北省，平津一带顿时沦入军力真空。接着，日军又挑起了“张北事件”，而事件的主角，就是29军。日军借口29军士兵“侮辱外交官”，强令29军道歉，并一再提出更多侵略要求。交涉中，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被解职，副军长秦德纯代主席继续交涉，交涉的最终结局，以《秦土协定》的签订告一段落，在这份协定中，29军被迫从察哈尔边界后撤，将边境交由保安队维持，而国民党党务退出察哈尔省。而在交涉过程中，代表国民政府的黄郛更透露出拟将29军调往南方“剿共”前线的意图。这让西北军余部整合而成29军诸将领更加感到前途渺茫。但就在《秦土协定》签订的同一天，一个意外事件给了29军大翻盘的机会。就在“秦土协定”成立当晚，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有匪徒百余人下车，于28日0时40分突将车站占据，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推汉奸白坚武为总司令。这群乌合之众胁迫停于丰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1时许抵达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时被击败，向通县方向溃退。事实上，正如我们指出的，当《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央军退出河北，平津军力空虚。这时，在华北最高权力机构北平军分会担任委员的29军元老萧振瀛意识到这是第29军乘虚走出察哈尔，进驻北平，求得发展的好机会。于是，乘何应钦不在之际，萧振瀛以军分会委员的身份指出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向军分会紧急建议，先调第29军一部增防。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点头同意，萧即以电话通报29军军部，请派驻扎张家口的第37师火速向北平增援。不到十个小时，37师部队陆续到达清华园西直门一带，很快控制了北平城郊，并连夜入城。29军乘虚进占平津。宋哲元如何在日蒋间左右逢源在造成这一既成事实后，宋哲元一面以日本人野心勃勃为由向南京政府施压，称“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一面他的对日态度突然发生急剧转变，摆出迎合日本的姿态。他声称对日提携合作，附和日本的各种权益要求，主动与日本进行了秘密联系。表示要捐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虽然也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又认为宋的思想正统，又有抗日战史的单纯军人，还不致于叛国投敌。于是他电召宋哲元前往成都会面。宋哲元不敢去，7月7日，宋哲元给蒋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无奈之下，蒋介石还是决定，将华北大局交由宋哲元负责。7月底，29军副军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庐山汇报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蒋介石指示说：“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第29军进驻北平已是既成事实，南京于8月28日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此时日本人也对二十九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一方面，《何梅协定》只是规定中央军退出河北，29军不是中央军，日本人也无话可说。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宋哲元“一方面属于反蒋的系统，一方面又是热河抗日战争和察哈尔事件的当事人，是反日系统的突出人物。可是，随着帝国堂堂正正的主张和满洲国的日益发展，在自己的背后感到了寂寞，他正处于这样的立场，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建立打开局面的策略。而他在一觉察华北形势的变化，就不失时机地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收揽华北民心，企图扩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要求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由日本予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据日本参谋本部的史料披露，宋曾经有过发表自治宣言的表示，但最终采取的是拖延政策。于是，宋哲元两头逢源，在日、蒋两方的夹缝中，冀察两省成为29军的独立王国。制衡：“以日压蒋”和“倚蒋扛日”在此，宋哲元利用日蒋矛盾，在日本和南京政府间虚与委蛇，“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宋哲元成功利用蒋日矛盾营造独立王国。宋哲元利用日本对蒋介石施压那么，29军的根本态度是怎样的呢？29军的核心智囊元老萧振瀛曾对秘书说：“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中央，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中央难堪，并可利用中央，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而宋哲元留用的原东北军将领，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当时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1935年到了9月，日本大搞“华北自治运动”，日军资料明确记录，当时“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9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10月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土肥原以此方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其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宋哲元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查办殷汝耕，但宋哲元不以为然。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碟，限宋哲元于11月30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一方面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北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时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殷汝耕等大小汉奸也趁势兴风作浪，联名致电宋哲元表示呼应。宋电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南京政府更为惊慌，唯恐华北当局铤而走险，背叛中央。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透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阻，有所不能。”要蒋介石“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介石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以退为进，甩手不干，赴西山休息，说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取代原先的军委会华北军分会和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为华北最高军政首脑。宋哲元不失时机地利用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扩大了其对平津的控制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据何基沣、邓哲熙等回忆，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29军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则想用此委员会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日本人却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利用日本压南京政府成功，宋哲元真正建立了他和29军的独立王国。宋哲元利用蒋介石对抗日本现在，该轮到倚靠南京政府扛日本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鉴于“华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日本对其华北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总体上暂停了直接的军事侵略，转而采取“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即避免使用“自治”、“独立”的名义，而实质上使冀察当局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与日本进行“紧密”的“旧满华合作”，以造成对冀察的实质控制。“一面欲先由（南京）中央承诺增强所谓华北政权，一面先由交通经济人手，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相机进展。”对于日本的图谋，宋哲元的对策是“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微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要求，宋哲元采取了表面亲善、虚于应付的手段，提出“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妥协”。“不说硬话”就是不和日本硬顶，日本说什么都不明说不行，“不做软事”，拖着不办事。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交由南京决定。在此，宋哲元利用日蒋矛盾，在日本和南京政府间虚与委蛇，“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保证了日蒋夹缝间29军独立王国的存在和稳固。分裂：29军领导层内部分裂与险蹈亲日覆辙蒋介石接电报后电询萧振瀛，萧振瀛闻讯后安排阻止了韩复榘、两广的代表与宋哲元的会晤。阻止了宋哲元参与两广联日倒蒋的谋划。宋哲元与萧振瀛的决裂对29军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哲元与萧振瀛决裂之因29军从察哈尔边僻之地一举翻盘进占河北，建立了独立王国。实力大增之际，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日渐开始浮上台面。最严重的，是宋哲元与萧振瀛之间的矛盾。作为29军能够成立出力最多作用最大的元老和核心智囊，萧振瀛在29军的中地位足可与宋哲元匹敌。据秦德纯回忆：“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宋当然不能例外。”手下不与自己一条心，有与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向匹敌的人是军阀的大忌，宋哲元与此也概莫能外。双方的政见之争也越发激烈。据萧振瀛回忆，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壁、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诬蔑攻击。”宋哲元的态度一天天转向亲日反蒋。如果说萧振瀛是当事人，证词未必尽是事实的话，当时身在北平，以医术闻名而专为高层治病的日籍医师矢原谦吉也记载，宋哲元的心腹幕僚常小川、郑道儒等人也“屡于宋明轩前，讽其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而萧振瀛作为29军的对外联络人，特别是与南京政府联络的第一中间人，是持坚定的“拥蒋抗日”态度的。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宋萧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萧振瀛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一次萧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次日，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宋哲元则说：“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萧振瀛毫不犹豫以辞职抵制，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哲元没有马上撕破，而是退了一步：“何如是言，容再议。”决裂的万幸：萧振瀛阻止宋哲元参与两广事变真正形成考验的还是在1936年6月。如之前的《重读抗战》所写，在明打着“反蒋抗日”口号闹出一出联日反蒋的两广军阀搞出“两广事变”，实则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与各地方实力派都有联系。宋哲元也不例外。萧振瀛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可谓图穷匕见。萧振瀛强烈反对，称“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里话说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萧振灜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双方既然已经摊牌，合作也就无法维持，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但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前，还是办了一件对29军和宋哲元影响深远的事。两广事变起，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商定后，由何其巩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通电中立。蒋介石接电报后电询萧振瀛，萧振瀛闻讯后安排阻止了韩复榘、两广的代表与宋哲元的会晤。阻止了宋哲元参与两广联日倒蒋的谋划。随后萧振瀛不得不离开华北，随后出国考察。内部分裂，驱逐了主张拥蒋抗日的萧振瀛后，宋哲元还明确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宋哲元在就职时发表书面谈话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在倾向上倒向亲日的去向更加明显，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下，29军迎来了七七事变。与国民党各个地方实力派一样，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在纷乱局势中确保生存和发言权，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难题。宋哲元与深处西南边陲的龙云、刘湘等不同，处于日本侵华的第一线华北，而且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地位十分不稳。可以说，是日蒋矛盾将宋哲元推上了对日交涉前沿的位置。华北事变时宋哲元一改宣扬抗日的强硬态度，主政冀察，“这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争取生存和自保的行为，与日本的侵略阴谋无关”，他“只是想利用日蒋矛盾以自保”，当主政冀察，成为日本“现地交涉”的直接对象后，宋哲元在对日处置中仍然要面对日、蒋、己三角关系。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宋哲元有两种制约，一是中央对日政策的制约，二是对地方实力派政策的制约。如此，使宋哲元的对日处置夹杂了内外两重因素，充满了复杂性，有时甚至扑朔迷离，一段时期内表现得相当暖昧，甚至有亲日的选择。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至长城抗战后日中关系之间战和不定的“暖昧不明”的特殊状态决定的。依靠“以日压蒋”和“倚蒋扛日”，宋哲元29军在华北建立并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但也正因此，地方实力派以自身利益为先的定位也影响了他们在七七事变中的应对。这在我们后面分析七七事变时的29军表现时将重点分析。 总第020期 编辑：兰台上一期的《重读抗战》中我们谈到了29军在华北事变后翻盘入主平津。这里就牵涉到“华北事变”和《何梅协定》。一直以来，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称其实中日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何应钦也没有签署过相关文件，所谓《何梅协定》其实并不存在。那么史实确实如此？《何梅协定》只是日本的宣传，其实并不存在吗？这期《重读抗战》我们就来聊一聊。&《何梅协定》的前提是长城抗战的失败《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5个月的长城抗战结束。实际上长城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塘沽协定》的成立，直接原因是长城抗战的失利。长城抗战失败导致《塘沽协定》日，长城抗战进入后期。日军突然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古北口的长城一线，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发猛烈的进攻。日军在5月19日占领了密云，当时北平军分会紧急调驻守在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共同保卫北平，蒋介石紧急调动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参加与日作战，保卫北平。在滦河地区，日军的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部队先后渡过滦河，日军又在第29军和第67军的交界处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从而使的滦河西岸的中国守军不得不后退。在5月16日，日军又占领了滦西的丰润和遵化等地。北平军分会与日本方面的代表关于停战的和谈也在秘密的进行，并且谈判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何应钦为了收缩战线，命令中国的军队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同时命令宋哲元的第29军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在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日军顺利的占领了滦西地区。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代表与日方人员进行秘密谈判。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区。傅作义的第59军，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防御工事，正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此时，黄郛与日方代表在北平城内达成了协议。协议提出中日双方要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日军在这时已经突破了长城各口的全部防线以及在滦河地区的防线，中国守军只好退守到平、津附近地区。日军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了包围的态势。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给关东军的作战命令是安定热河，并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长城，此时关东军的行动已经大大超出了限制，因此日军也在找一个体面撤回的机会。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与北平军分会的代表徐燕谋参谋在密云进行了秘密的会面，日方代表表示接受与中国方面停战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将关于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全权委任于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而中国北平局分会的代委员长何应钦则将本次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授权给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双方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之后，最终确定了关于停战的相关事宜，同时缔结了停战协定：（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物力团体。《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5个月的长城抗战结束。实际上长城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塘沽协定》的成立，直接原因是长城抗战的失利。长城之战的失败从实质的军事层面来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指挥能力上，都与日军有一大段距离，二十九军喜峰口的胜仗，是可一不可再的。也正因为军力不足，作战失败，中国在《塘沽协定》中不得不吞下屈辱的苦果。从塘沽协定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在不承认伪满洲国，不签订降日卖国条约，以及不危及华北主权与平、津安全的条件下，形式上的对日妥协与让步。都尽可能的忍辱接受。舍弃利用高涨的抗日民气，宁可从事务实的经济、国防建设，以求内政的统一与充实。而相对的，正如之前我们揭示的，蒋介石表面与日亲善，背后联苏制日的谋略被军阀向日本告密，导致日本抓住了蒋介石的底牌，让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这一切正是“华北事变”和《何梅协定》产生的背景因素。华北事变爆发：日本挑起事端逼中国让步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制造或藉口各种事端，压迫中国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尝试。高桥坦却送交军分会一份自拟的觉书，要求何应钦签字后送回，此时的他大概无法设想多年后抗战结束时他奉命接洽投降的场景。华北事变发生始末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即以“分离华北”为侵略中国的近程目标，挑起了“华北独立运动”。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制造或藉口各种事端，压迫中国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尝试。日，天津日租界中的《振报》社长白逾植与《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同时遭人暗杀。白、胡两人都是亲日分子，因此北平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当即发表声明，谓此案系中国官方主使，乃“对日本之非常侮辱”。5月15日，“孙永勤事件”发生，使日方多了一个挑事的藉口。孙永勤系热河农民，因不堪日、“满”压迫，集众反抗，沦为绿林。当其活动于热河境内时，伪“满洲国”颇受其扰，故国民政府方面有称孙为义勇军者；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侧的河北遵化县，依旧抢掠烧杀，华北当局遂将其视为土匪，由战区保安队会同日军加以剿灭。但事后日军却表示遵化县长接济孙永勤，违反塘沽停战协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除抗议白、胡暗杀案外，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暗中排日，于学忠恃张学良为后援，不奉中央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将领），要改善华北中日关系，必需去除此两大因素。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亦发表声明，指责中国佯装亲日，实际上专事抗侧活动，谓孙永勤在热河与停战区内，均受于学忠支持，故华北驻屯军将“依停战协定所赋与之权利，采适切有效之自卫手段。酒井隆当时已取得参谋本部主管课及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默许，决定向中国施压，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党务机关，及排日人物退出平津一带。5月26日起，北平、张家口已有日本飞机示威，27日，武装的日军在天津街上游行，故意在河北省政府（设天津）、天津市党部门口喧闹。何应钦也知道平津日本武官已向军部建议，先去于学忠与张廷谬（天津市长），减少中国驻军，要求党部及宪兵团撤退，以去除蒋、张在华北的势力。酒井与高桥在29日共同发表声明，藉口白、胡暗杀案及孙永勤事件，污蔑中国以平津为据点。破坏塘沽停战协定，故日军认为有越过长城，强使平津成为非武装区之必要。当日下午，酒并与高桥先后至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北平军分会，质问暗杀案指使者、接济孙永勤之责任、蒋介石对日亲善之真诚等问题，并要求撤换官吏、撤退对日不友善机构、撤退部份军队等。从5月29日至6月9日，酒井与高桥先后三次往见何应钦，提出各种要求，日方同时增兵平津与北宁路沿线，酒井并公开表示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攻势，明示威胁。何应钦一方面应付，一方面连电中央请示，对日方迭次提出之要求，先后应允并采取行动的项目包括：一、撤换人员方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职，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团副丁昌、天津市长张廷得、公安局长李俊襄、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等免职。二、解散、撤退”排日“机关方面：军分会政训处、军事杂志社、宪兵第三团特务处、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等解散，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党部停止工作，励志社北平支部撤退。日本人另要求解散蓝衣社，何应钦则否认有此团体。三、军队撤离方面：五十一军随于学忠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撤出河北，中央军的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廿五师以”剿匪“为名，调离河北，宪兵三团也调出北平。四、排日行为之禁止：何应钦以军分会代委员长名义，于6月8日发下手令，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国民政府更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虽未明示”睦日“，实际上是禁止排日令。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日本人视于学忠为张学良的代理人，必欲去之而后快。早在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议将河北省政府自天津迁往保定，以免日方藉口寻衅，但于学忠则受命而不行，迁延不遵。而日日方施压后，于学忠就马上于5月31日将省府匆忙迁往保定。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此时迁保，系出被动，似应从缓。”于学忠仍于6月3日离天津赴保定。对此，汪精卫颇不谅解，曾指责于学忠迫于“日军在省府门前示威，始仓皇迁保，中央命令，不若强邻恫吓之有效，思之可为痛心”。6月9日，何应钦当日用电报告知蒋、汪，电文如下：今日酒井来见，对于此间已办诸事认为尚未满足，并谓以下四点仍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理：（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以二）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郁离开河北省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并谓（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并请于文日（12日）正午前答复等语。如何，乞赐示。此后大约两小时，何应钦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蒋、汪，内容是：酒井顷托人来告，彼接军部电，河北省内党部取消及中央（军）撤离冀境两事必须办到，并需于文日以前答夜，又云如将今日所提各项办到，则河北问题即可告一段落；又谓此事完全由驻屯军负贵办理，如我方再向外交界进行接洽或其他策动，则恐事态益致扩大不易办理等语，谨闻。对于酒井最后要求的这四项，蒋、汪的反应稍有不同，蒋在6月9日回电复何应钦表示：中央军南移问题，决难接受，应一面暗中布置固守，以防万一；一面多方设法，尽力打消其要求。其余各节，准可速办。事机急迫，一切仍请兄相机处理。至中央军不能南移，及南移后不特不能消饵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另详复汪先生电中，已另录奉达矣。蒋《复汪先生电》解释的中央军不能南移理由是：中央军一旦撤退，则两广更有辞可借，发动开府，内外交逼，是时我国政府对国际固难措手，对民众大失信仰，诚益陷窘境，无可为计矣。汪的看法与蒋不同，他在6月9日回复何应钦的电文是：顷约中央负责同志会商决定，佳未来电所开四点，均宜由我方自动先办，其一、四两点，明晨临时会议通过，即行奉闻，其二、三两点，请先即办。若此四点我方已自动先办，而日军仍进占平津，则只有出于一战。当时蒋因围剿长征的红军，身在成都，未能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会议。河北事件初起时，蒋、汪曾有默契，在事急紧迫不及相商之际，由汪负责先行决定，蒋若不赞成，再行改正。6月10日，汪在南京主持国防会议，虽然蒋前一日已有反对中央军南撤之意见，但汪认为：“中央军现驻河北，只有二师，即使撤退，其他军队为数尚众，忍痛承诺，较之平津重开战祸为害较轻”，故会中仍决定接受酒井的四项要求。汪并将结果立即电告何应钦：“今展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到6月10日止，日方各项要求均系以口头方式提出，何应钦亦以口头方式应允，且出以具体行动，故何应钦本以为事件到此已告一段落。没想到6月11日高桥坦却送交军分会一份自拟的觉书，要求何应钦签字后送回，后来引发了是否有“何梅协定”的争议。各说各话：何梅协议引争议何应钦否认协议存在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何应钦多年来一直力辩没有《何梅协定》，抗战胜利的受降让他大出一口气。何应钦否认有《何梅协定》何应钦认为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撤军。以获得军事冲突之藉口，而当时河北各中国驻军并无作战之部署，“战守皆自为难”。他在6月9日已向蒋建议下令中央军调驻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国家元气，留作持久抗战之基础”。10日上午得汪之指示后，他于当日下午约晤高桥，口头告以：“（一）河北省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结束；（二）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需延长数日；（三）第廿五师、第二师己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内运毕；（四）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高桥对何应钦之答复表示满意，无异词而去。因此何应钦原认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11日）高桥又到军分会，会见军分会办公厅副组长朱式勤。要他转交一份日文觉书，要求何钦照缮一份后盖章送回。该觉书全文如下：甲、在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实行之事项如左：（一）于学忠及张廷得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擞去。（四）军分会政训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撅退河北省外。（/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撇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乙、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附笔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旧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觉书，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给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文书，在各种机构中广泛应用，大多包含一些约束性条款，中文可译为“备忘录”。高桥送来觉书之目的，一则希望中国方面将口头承诺加以书面文字化，增加其约束力，二则增加“附笔事项”，使华北行政用人皆须符日方意旨，三则高桥自抬身价，欲在文书上造成与何应钦具对等地位之错误印象。何应钦对于高桥将他视为此次交涉之对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派朱式勤将觉书送还，并向高桥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同时电告中央，表示已拒签高桥觉书，并得南京之同意。6月13日，何应钦以河北事件已了结。并为避免高桥仍来纠缠。于是离北平赴南京向政府报告事件交涉经过。高桥于同一天又来军分会，仍提出文字与前述“高桥觉书”完全相同的书面文件，只是将“觉书”正式改为“备忘录”，要求由高桥代表梅津美治郎，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表何应钦，共同签字。但这一要求仍被何应钦拒绝。高桥此后与中国外交部驻北平人员继续交涉，表示此备忘录是奉东京军部之命办理，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中国方面则一再坚拒。日方于是稍示让步，放弃索取备忘录，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经双方一再磋商，并修正文字，最后在7月6日，经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由何应钦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梅津，全文如下：透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24年7月6日高桥接受了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此打字便函，根据何应钦的说法，仅系一单纯的“通知”，他本人未签字、盖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场，则视为双方“协定”已经成立。起初日本人多称为“华北协定”，以此为藉口，破坏中国在华北的行政主权。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河北省主席商震苦于应付。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公开否认有何梅协定。虽然中国一再否认。但日方并不理睬，可以说，在“便函”发出之后，“何梅协定”的有无之争已经开始了。是真是假：何梅协定无名有实毋庸讳言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日本并未笑到最后，《何梅协定》的背后是国民政府的忍辱发展建设。《何梅协定》不存在的说法为何不对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这些说法，都是针对何、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的。然而，何、梅之间却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何应钦这一“便函”虽不合条约的形式，但与“通知”类似，是一种“类似条约的文件”；而且，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于“单方行为”，但在国际法上，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也具有法律效果。“类似条约的文件”常因用语不精确，而导致内容与法律效力之争议。何应钦“便函”中，很机智地将承诺对象针对为“6月9日酒井所提各事项”，而未明白列举，因用语甚不精确，以致引发歧义。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指的是什么？据后来整理的“口头交涉全卷”所载，6月9日酒井等三度访何应钦时，曾“留下”一份三页的书面文字，从当时双方以“口头交涉”为主的情况分析，这三页文字当系类似便条纸上的任意书写（因此文字用语并不顺畅明白），作为双方交谈时的佐助，并非正式“文件”。此所以何应钦当天两度发电报报告蒋、汪有关酒井提出最后四点要求经过时，并未提及酒井留有书面文件；军分会辑录当时双方交涉经过的“河北事件概述及有关文电抄件”中，也没有所谓“酒井文书”，酒井在6月11日向军部报告其6月9日与何应钦会见经过之电文中，也无一语提及留下书面文字；6月10日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中说明酒井6月9日提出要求四项内容时，更明言系“口头声述，未具书面”。因此，这三页的“酒井文书”，事实上等于不存在。6月11日高桥自拟的“高桥觉书”，才是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正式书面文字，若将“酒井文书”与“高桥觉书”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完全相同。但前者文意杂乱，字句不全，后者则列举条目，文字清楚明白。何应钦“便函”中刻意回避了高桥觉书，笼统以“酒井所提各事项”为对象进行承诺，原因应在于酒井所提乃“口头”内容，而且依何应饮上蒋、汪佳未电所示，“酒井所提”，重点在最后四项（取消党部、撤军、禁止排日等），而非“酒井文书”或“高桥觉书”之全部内容。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何应钦所“承诺”的“酒井所提各事项”，仅指（二）五十一军之移防及（三）第二师、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为军分会权限所不及，何应钦无权表示诺否。所谓“酒井三款”，亦即“高桥觉书”中的“附笔事项”三条，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项”中，是水远无法澄清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口头交涉”上，双方交涉均以口头方式，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契，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高桥觉书文字清楚。何应钦拒不签字，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因此中国所“承诺”者如何界定。中日双方就各说各话。中国可以强调“便函”所应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国“自主的”加以实行，既是“自主”的将党部、军队撤出华北，而非在承诺日方要求下所为，将来自可重新进入，更不用谈“酒井三款”或高桥觉书中“附笔事项”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华北的用人内政。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该“协定”虽仅系口头性质，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何况“协定”之部分内容，早经中国加以实行，故可视为“默认”协定成立之事实；何况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为由，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则中日之间的“口头”协定可视为塘沽协定之续订条款，既为续汀条款。则具有条约约束力。仍可对中国提出要求。总之，由于“协定”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而实质内容双方又各基于立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争议自然没有尽头。1936年2月。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何梅协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对中国影响如何，曾作过专文分析并呈外交当局参考。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何应钦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构成承诺”，且中国亦难以称该函未经批准。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的影响。只能在所“承诺”之事项上作严格解释，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事项系“自动之措置”，并非“被动的”履行承诺之举。换言之，中国将来有何举措，不受日方束缚。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之间确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任何协定的作用，在其约束力，中国既已实际受制于《何梅协定》这个争议的协定，而又强调协定不存在。从实际意义上说，这种否认除了在形式上维护主权外，再难有更多实际意义了。 总第021期 编辑：兰台提起七七事变和29军，大家马上能想到的是卢沟桥上的枪响、保卫宛平、血战南苑、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殉国。可是，事实上，自七七事变爆发到29军撤出平津。在29军高层，始终作为主导的是媾和而非作战。甚至张自忠将军还一度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期《重读抗战》我们就来聊一聊七七事变中的29军。&事变初期：宋哲元全力媾和中缓兵之计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与日军先进行了媾和。宋哲元一心媾和七七事变，中日之战终于打了起来。各方对此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事变发生当日，29军的领袖宋哲元不在北平，而是回了老家山东乐陵。代理军长的秦德纯第一时间派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132师师长赵登禹、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乘飞机赶到保定，转往乐陵去找宋哲元。同时，据何基沣等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29军总参议）、秦德纯等人就给宋哲元打电报报告此事，当时：“（宋）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南京政府方面，7月9日，蒋介石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