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口兵灾：日军屠城杀人2万余 日俄残害百姓_日本频道_新华网
旅顺口兵灾：日军屠城杀人2万余 日俄残害百姓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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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之梦想——
奋起直追，书写全面开放新篇章
旅顺，一度不顺。
从甲午战争起，旅顺口先后被日本屠城占领、被沙俄强行租借、被日本再次侵占。日本战败后，旅顺口交由苏军管理，至1955年才正式归还。除港澳台外，旅顺是闻一多“七子之歌”里最后一个回到祖国怀抱的孩子。
“鉴于其重要的军事地位，旅顺口对外开放开发较晚。”张景范主任介绍说，直到1996年，旅顺口区才将北部区域开放，其范围不足全区面积的二分之一。南部以军港为主的区域仍旧封闭，外国人进入需经过严格审批。
当改革开放潮涌神州，周边地区发展得风生水起时，旅顺口这颗昔日的明珠，却因承担特殊使命而限制开放，发展脚步慢了下来。历经苦难的旅顺口，以淡泊的心偏居一隅，守着近代史上那些伤痛，捍卫着祖国北方门户。
日，对旅顺口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天，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旅顺口区正式全面对外开放，开启旅顺口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时代之门。百年沧桑的旅顺口，迎来发展的春天。
大干、快干，旅顺口雄心勃勃，奋起直追，绘制了新的蓝图：打造东北亚旅游胜地、国际航运中心组合港、历史文化名城和科技创新主城区，建设辽宁对外开放最前沿，成为大连乃至辽宁沿海经济带新的增长极。
旅顺口有底气，有优势。“暂且不说生态优势、产业优势等，单说区位优势，环顾环渤海，旅顺是该区域内少有的集港口、铁路、火车轮渡、高速公路、城市轻轨‘五位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昔日的东北陆路交通末梢如今已转变为国际交通枢纽，成为连接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以及世界各地港口的重要节点。”旅顺口区港口与口岸局副局长贾蕾说。
在旅顺经济开发区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开发区正全力打造千亿元现代临港产业集群，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新的经济增长点。园区船舶制造、轨道交通两个主导产业已被纳入大连市十大千亿元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置身对外开放最前沿，旅顺口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孕育着发展史上新的重要跨越。旅顺口的新梦想，并不遥远。（记者杨祖荣牛辉通讯员王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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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旅顺屠城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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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军在的经过（一） 日军发出屠杀密令对于这场由日本侵略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无从查到屠杀密令档案原件。至于屠杀密令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直接签字下达的，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因此，日本方面从实施大屠杀之日起，到100多年后的今天，始终讳莫如深，拒不承认上级下达了屠杀令，甚至根本不承认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惨案。但是，不管日本如何狡辩或否认，近2万名被屠杀的平民尸体累累、血流成河的事实是永远抹煞不掉的。从战后发现的日军回忆录及有关战争期间记载屠杀事实的文献和屠杀旅顺平民的规模看，这次大屠杀绝不是日本侵略军中个别的所谓“违纪”行为，而是由攻城主将、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由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所同意和批准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屠城暴行。对此，日本军事间谍向野坚一《从军日记》中的记载是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向野坚一，1893年毕业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4年在上海被选为日军间谍，在甲午战争中任从军翻译官。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向野坚一与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山崎羔山郎、钟崎三郎等6人被编为“特别任务班”，秘密潜入战地，搜索军事情报。日军据其提供的情报，改变了原定计划，首先一举攻占了金州。向野坚一是同时被日军派遣的6名间谍中惟一生还者，并随日军攻占了大连旅顺等地。向野坚一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所以当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士兵路过民家，见“有二个士人”，“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注：向野坚一：《从军日记》，1932年油印本，大连图书馆藏。）向野坚一还在日金州民政署纪念日谍三崎（注：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甲午战争时，被金州副都统连顺派兵捕获，并在金州西门外被处决）被处死的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城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注：向野坚一：《三崎山追记》，1932年油印本，大连图书馆藏。）另据与大山岩大将是同乡、在甲午战争中任第1 师团第2旅团第1大队士兵的小野次郎回忆，山地元治确实下达了屠杀密令。小野次郎在回忆他第一次杀人时说：“11月20日晚上，大山岩大将下达了进攻旅顺的命令。……攻占了椅子山炮台后，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了命令：‘除妇女老幼外，旅顺口的男人都格杀勿论。’”（注：转引自木森著《旅顺大屠杀》，第126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显然，这些直接参与旅顺大屠杀的日本军人的记述，明白无误地表明，旅顺大屠杀是由侵略军最高指挥官下令，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二）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关于屠城的记述对于旅顺大屠杀，中日双方及西方目击者均有记述。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大屠杀便开始了。屠杀是从旅顺东部开始，并逐步向西部推移的。执行大屠杀命令的日军在旅顺口挨门挨户进行搜杀，逢人便杀。从城里到市郊，反复搜索，男人被枪杀、刀劈、火烧，女人则被强奸、凌辱之后杀死，残暴的日军终于把旅顺口变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空城、死城、血城。偌大的一个旅顺口区仅逃出六七百人（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手抄本。）。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折报日兵占领旅顺大加杀戮并图往攻威海的电文中指出：“……倭自二十四日（公历21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八日（公历25日）自双岛、小平岛逃来弁兵、匠十人，今早供称，二十四夜，倭自小平岛西老龙头另股上岸万人。目下大队皆扎水师旗营，住帐房。二十六日（公历23日）又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注：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卷第657～658页，中华书局，1989。）12月5日，李鸿章又奏报日兵杀掠事：“据从旅顺后城逃出的张万祥称：贼马步实有万余人，商民被杀甚多。南省新旧街船坞局皆未烧。”（注：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卷，第662页。）对于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一些日本记者和军人也留下了一些较为客观的报道和记述。日本《万朝报》新闻特派员杉山丰吉，在11月22日亲眼看到了旅顺市区内被日军屠杀后仅能看到几十名贫民的惨境，在写给该报的《旅顺通信》中指出，这里已经是“如我巡视的所见，市内仅看到六七十名贫民。”（注：《万朝报》日。）在23日进入旅顺的一名士官发回日本的信中清楚地记载道：“市内到处都是日本兵，除了死尸之外看不到支那人，这里的支那人几乎灭绝了。”（注：《中央新闻》日转载。）《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相岛勘次郎《从军记》的报道详细描写了死者的身姿：22日一早，寒风袭人。进入旅顺市内而被击毙的敌兵（注：即停止抵抗的清军官兵和旅顺市民--编者。），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有的俯伏在壕沟里还在呻吟，有的则横尸街头；有的被刺刀刺死在藏身的房内，有的则手握刀剑依石阶倒下；有的半个身子悬在石阶上，有的则仰天倒下死不瞑目；有的半倚着箱柜，有的则倒卧在门槛上；有的死在后院，有的被刀劈于门前。日本特派员以笔名枕戈生写的《旅顺杂报》中记载：“旅顺市内真正是尸山血河”（注：《国民新闻》，日。）。日本特派员崛井卯之助写的《征清从军记》中记载：“敌兵往往试图抵抗，以至结局惨不忍睹者众。其尸堆积成山，其血流淌成河。街头巷尾，所到之处无不是敌之死尸。眼下，此地生存之清人已为数极少……”（注：《时事新报》日。）日本特派员甲秀辅《第二军从军杂记》中记载：“旅顺街头，所到之处尸陈遍地。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则被砍去半个脑袋；有的脑浆溢出，有的则肠肚外露；有的眼球迸出，还有的被砍去胳膊或被炸碎腿骨而倒毙在粘稠的血滩中。见之，令人毛骨悚然。若使翠帐红闺中的贵妇少女见之，则会当场骇死也未可知。”（注：《东京日日新闻》日。）日本特派员以笔名铁严生写的《征行录》中记载：“死尸狼藉满街巷，但见敌人（指平民）或五六人或十余人头挨着头倒毙成一排，若从旁经过则腥气扑鼻。……吾未闻阿修罗之城，然则，如此凄惨之情状非想象所及。”（注：《日本》，日。）日军上等兵伊东连之助是在22日傍晚进入旅顺的。翌年1月9日，经他确认之后报纸上刊登了他写给友人的信。“我认为，旅顺口战斗中敌兵的实际死亡人数要比报纸上报道的多。田野里、山中河海上，死尸累累、腥风刺鼻。旅顺街头的实际情形是，一时之间，街道上堆满了敌兵的尸体，行人须在死人堆中穿行。”（注：《国民新闻》日转载。）1896年，伊东的友人将他的来信汇总成册，题为《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付梓上印。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吾等于22日薄暮时分至旅顺，其时尸积如山。市区内外，尸横遍地，腥风刺鼻。碧血滑靴行路难，不得已踏尸而行。清兵狼狈不堪，投海溺死者不计其数。谓之血流漂杵，实乃言之妙极。”报纸上连载的第2联队第4中队的一名二等军曹写给其父亲的信中叙述自己所见及心情：“一边是造船所等气派非凡的建筑物，而另一边则是堆积在街头巷尾的尸山，真是痛快之极至也。”（注：《邮便报知新闻》日转载。）22日上午9时，高柳直所在连队在毅字军操练场集合待命，数小时之后接到命令向旅顺市内进发。高柳在其《从军实记》中，也记述了市内的惨状：“市街上，所到之处敌兵累累死尸横卧街头；室内也必有两三具敌尸，家具散乱；民心疑惧。其腥风惨状不由让人联想到爱新觉罗之末世，顿起怜悯之念。下午3时，进驻宿营地。营房原为当地民宅，共有十余户人家。余等将死尸收集起来虚以埋之，权当作大扫除。死尸达百余具，由此推知敌人死者之众。”一些西方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也都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报道。美国《世界》记者克里曼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便是比较详尽记叙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之一。克里曼1894年成为《世界》杂志战时特派员随日军行动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前线，他是与日本友善的外国记者，亲眼目睹了“旅顺大屠杀事件，写下了长篇报道”，并于日在纽约的《世界》新闻，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克里曼的报道中有吹捧欧美列强，美化日军，污蔑我国军民的言论，但在通讯中还是较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暴行。他写道：“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连日屠戮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多至无数，残体死尸堆满街衢。我目下执笔书此，仍闻枪弹之声……”“日人夺去此坚固之地，不过死兵五十名，伤兵二百五十名。若以欧洲或美国之兵守之，非死万人不可。日人竟仍横恣，足见其国外具教化，内藏野性……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街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在我(住所)之下，亦有医所一间，悬挂红十字旗。但日兵见有无械在手之人出门外，亦即放枪。有一商人头戴皮帽，屈膝拱手乞命，兵放枪弹之，其人以手覆面上。次日，我见其尸已斩到不能辨认。”（注：罗浮山人译《倭寇残杀记》，载思复生编《中倭战守始末记》第2卷，第24～25页，光绪二十一年石印出版。）2.残杀俘虏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是打着所谓“文明战争”的旗号，并将其侵略军队自诩为“王者之师”，还自称是“按照战时国际法进行战争的”，但是，就是在这些所谓“文明战争”、“王者之师”、“遵守国际公法”等华丽辞藻下，日军却在进行一场最野蛮、最残忍、践踏国际公法和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侵略战争。还需要指出的是，日军为了给大屠杀制造根据和否认屠杀，竟颠倒和歪曲事实真相，制造了一个杀人者总是有理、而被杀者理应该杀的强盗逻辑。明明是不管男女老幼，见人皆杀，却说没有杀害平民、杀害妇女儿童之行为，明明是残杀了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士兵，却说杀的仅是脱下军服、换上老百姓衣服、坚持抵抗的清兵（注：陆奥外务大臣日给驻英、美、俄、法、德、意各公使函，《日本外交文书》第945号附件。）。同时，日军又为大屠杀制造了三个借口：一是借口金州副都统连顺处死了罪有应得的日军三名军事谍报员而实行“报复”。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和藤崎秀奉命装扮成中国农民摸样，刺探清军大量情报，为日军大肆进犯金州、旅顺提供了根据。连顺为根除后患，视其罪行，果断地将三人处死（注：《中日战纪本末 朝警记 奉天之战四》卷4，第45页。）。二是借口徐邦道等在土城子击毙来犯的日步兵小队长中万德次中尉以下12人，打伤浅川敏靖大尉等43人。三是以清廷曾令旅顺驻防官兵要守到最后一个人，15岁以上的男子皆须抵抗，民家藏有武器等等为借口（注：《日清战争写真帖--伯爵龟井兹明の日记》，柏书房株式会社1992年版。）。然而，日军的所谓“报复”、“报仇”，不过是杀人藉口而已。对于日军屠杀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暴行，无论日本方面怎样否认，通过研究、分析，还是能够发现大量的材料予以证明的。日军随军记者龟井兹明，在其所写《从日本出发至日军退出辽东半岛》的日记中也有屠杀俘虏的记载，不同的是，龟井兹明以所谓清朝将领曾经命令旅顺附近居民抵抗日军为借口，而悉数杀戮，无一遗留。“2团刚一受命，立刻猛进冲锋，先屠杀潜伏在旅顺市街的敌兵，在这之前清将晓谕旅附近的居民、15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抵抗我军，所有民家每户几乎都多少藏有一些武器弹药。于是苟有抵抗我军者悉被杀戮，无一遗留。2团8连的人员总计230人中，斩杀敌兵15人以上者18名，斩杀30人以上者两名，同时在3团的宿营地也斩杀700余人，由此可知其杀戮之多。”（注：龟井兹明撰、高永学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第16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伊东连之助是第1师团的上等兵，他就曾把五六十名清兵追至双台沟，与十名同伙一起“毙其过半”。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详细描写了当时的情形：“我有生以来首次尝试了杀人的滋味，第一次杀人时感到非常恐怖，二三次之后就非常熟练了。譬如第二次，一刀下去敌人身首异处，头向前飞出三尺余远，鲜血顿时向天空喷涌而出……我这才首次尝试真正了的击剑，从我的经验来看，杀人并无其他方法只取决于胆力如何。因此，随着杀人次数的增加手法越来越巧妙，以至无须胆力相助（注：转引自井上晴树《旅顺虐杀事件》第187页，筑摩书房1995年版。）。日军步兵洼田仲藏在他所写的《从军日记》中清楚地写道：“看见中国兵就杀”，同样是杀俘虏的罪行。11月23日，这一天是日军的“新尝祭”节。而日军的疯狂屠杀并没有因为占领旅顺或因“新尝祭”这个节日而停止。在23日下午1时，日军第2军司令大山岩大将下达训令划分了各部队的辖区，命令各军守备营区，而就在这一天下午2时，第2军在造船所的船坞举行了攻占旅顺的所谓“祝捷宴会”。一大群将校以上军人、随军议员和国内外新闻记者都出席了这个宴会。而就在此时，士兵们还在疯狂进行屠杀。正如步兵第1联队所属的一名中尉在信中所说，“23日，在联队赶回旅顺市内宿营的途中，小生接到了参加战场扫除队的命令，对敌人残兵败将潜伏的村落进行了彻底的搜索。结果，搜出了20余人并将他们集中到一处惨加杀害。”（注：《读卖新闻》日。）在旅顺目睹日军屠杀平民和俘虏并剖腹挖心暴行的美国新闻记者克里曼记载：“剖腹刳心。次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处，看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持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隐而回避。旅顺之战场所死者，（我亲见）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虽则日军见其同侪一体被敌所杀，天性愤激亦可谓报仇。但既入教化之国，断无有如我在旅顺所亲见之残忍也。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阿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教化一国人，一代时候尚不足也。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未得旅顺之前，无事可污日本之名，至既得旅顺后则大不然矣。”克里曼还亲眼看到“仅一条马路上就有227具尸体”。而在这些尸体中“至少有40名是被反绑着双手击毙的。”（注：克里曼：《倭寇残杀记》，见思复生编《中倭战争始末记》第2卷，第24～26页。）柯文也写道：“我看到一群俘虏被反绑着双手连成一串，五分钟之内被枪打得遍体弹孔，随后又被用刀砍得七零八落。”“战争中，难免要有无辜者被杀害。只有这一点，我不去谴责日军。清兵扮成农夫形象手拿着武器化装隐蔽了起来，可能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起攻击。因此，不论是否穿军服一定程度上允许把所有的清国人当成敌人。显然，在这一点上日军是正当的（这也是为日军滥杀无辜暴行的辩护--引者）。然而，即使把清国人视为敌人，但杀人是不符合人道的。他们理应被活着俘虏。我看到，有数百人被抓住捆绑起来之后遭到杀害。也许这算不上是野蛮行为。无论如何，这就是真实情况。”（注：《泰晤士报》日。）在20世纪50～90年代后人对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惨案的调查中，很多事件的幸存者都揭露出日军无视战争法和人道主义，公然杀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或俘虏、并且疯狂残害他们的罪行。这是关于日军杀害虐待俘虏的铁一般事实和有力的证言。而在大屠杀暴行中的日军自供，更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提供了证明。《东京日日新闻》于日登载甲秀辅特派记者手录里记载了如下内容：“海中死者无数，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后我步兵第二联队攻向黄金山炮台，先欲扫荡旅顺市街，窥其院内，各户落锁悄然无声，当我兵毫无警戒闯入时突然从墙壁间隙开始阻击。从此乱入家屋，蹂躏居室，搜索角落，俘获清兵七八名。这绝不是粗心大意的地方，随后捣毁每户门窗，搜寻潜藏者，遂俘三十余名敌逃兵，全部斩杀，暴尸街头。搜查越严，使他们无法隐藏，遂三三五五由海岸跳入海中，企图潜水逃遁，受我兵阻击，恣意杀戮，其数量多少不得即知。”在旅顺大屠杀惨案中，不但日军毫无人性地杀害俘虏和平民，就连日本随军记者还拿起屠刀残杀俘虏，据甲秀辅特派记者供认，这样干的并不只他一个人。有的记者也观察到日军把俘虏与平民捆绑在一起杀戮。还是这个甲秀辅特派记者，以11月24日发私信的形式记事，其中叙述：我于二十三日在旅顺市街用日本刀斩杀了中国军的败残兵，可是“屠杀中国人的不止我一个人，别的随军记者还有很多。……我与其他新闻记者不同，利欲的抢掠一次也没干。”（注：《东京日日新闻》日。）还有海军的随军记者佐伯安特派记者记述他乘高千穗舰，在旅顺陷后第三天登陆，在市街巡回会同检察，看到市街里尸体散乱，住屋尽遭抢掠。东京《朝日新闻》的横川勇次特派记者乘吉野舰于11月26日在旅顺登陆，就是在那时还亲眼目睹了有潜藏的中国人被搜出，如串珠似的被捆绑成一串（注：《东京日日新闻》日。）。欲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士兵和居民乘坐的船，恐怕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岸上的枪击，有的沉没，有的触礁。这就是海上的情景。有的溺水而亡，有的则是船被击中后在海浪中挣扎的时候，被用枪击毙。所以，尸体的残破情状与市区没有差别。另外，海里的尸体有些并不是欲乘船逃跑的。因为在21日的进攻和随后的扫荡当中，有不少人被逼赶到了海里。这些人也成了日本兵的狙击对象，以至“悉遭屠戮，其数不知几何。”
（注：《东京日日新闻》日。）在日《日本》杂志上有一篇题为《俘囚入水》的报道，详细的描述了日军押解的清军俘虏，在跳进海里被日军在岸上射杀的情景：有卫兵押解10名俘囚偶尔从海边经过时，俘囚们相约突然跳进海里。然而，由于水太浅不能淹没身体，因此他们像马在水中游行一样以手扶地匍匐爬行，只有脑袋露出海面，卫兵不得已而以枪射杀之（注：转引自大谷正《对旅顺屠杀事件的考察》。）。参与旅顺大屠杀的不仅是日军士兵，就连武装起来的军夫也参加了对旅顺居民和俘虏的屠杀。龟井兹明在其《甲午战争亲历记》中也有记载。他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称：“三三五五的败兵（清军俘虏）逃来，每次都被击退。向旅顺告急，请求援兵，于是到午后4点从旅顺来了一个营，此时跟在这些人后边，来了清兵2000多人，整整齐齐排着队，其中有200多人假装成俘虏，倒背着双手戴着白帽子站在最前边，准备瞒我们通过这里。此日从午前10点，屡与败兵战斗，过了正午，还没有吃午饭。旅顺援兵到达方有点空闲。营外朝旅顺方向的大道几百米的地方有一眼井。因此，两个脚夫与一个兵为了洗米出营往大道来，偶然与清兵遭遇，清兵看着我兵，面带微笑，企图欺骗我们，其举动可疑，是以兵士在离清兵10来米的地方骤然开了一枪，听见枪声，兵站部的卫兵及从旅顺来的援兵，一齐向清兵射击。这时清兵已到了离兵站部仅10米的地方。忽然遇到我军射击，狼狈不知所措，进退维谷，有的请降，可是我脚夫等人用以前曾与敌人战斗过的经验鼓起了勇气，呐喊着冲入敌群，奋战数刻，此时我军想开枪，但因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不能射击。此刻俘获白马数头，清兵多达300人。此日俘虏大半被枪杀，剩下的把辫子吊在柿子树上，其中4人咬断了辫发，藏在高粱地里。第二天早上发现都刎颈而死，其余的俘虏也准备自刎。军夫争着每人要了一个俘虏，借来战刀全都杀死了他们，这时军夫的勇敢不亚于军人。以前军司令部曾有严令，故都没有武器，身无寸铁，赤手空拳投入战斗，若有利器，敌兵2000人可以一个不剩全部被击毙。”（注：龟井兹明撰、高永学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第199页。）此外，从日本国内报纸上也可看到，日军是决不留俘虏的。就连日方自己都对在日军侵入旅顺后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仅有300多名俘虏的事情感到奇怪，甚至发出质疑。他们自己分析了俘虏少的原因，认为日军把清军俘虏都杀掉了。日本的《万朝报》日发表文章提出疑问：为什么俘虏人数比较少呢？最后做了回答，认为，沿岸有海军巡逻，陆军扼守着金州，若想俘虏残兵败将的话，恐怕一个也逃不掉会如愿以偿的。然而，俘获大量的俘虏只会增加各种麻烦，俘虏并不受第2军的欢迎。“因此，凡携带枪炮刀剑或抵抗者统统予以击毙或用刀砍死，这就是俘虏少而死者多的原因。”关于海外对日本占领旅顺屠杀的谴责，有贺长雄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中记述了日军大山岩对俘虏处置这一问题的辩解：针对批判谴责的第二点答复称，22日以后，俘虏中间虽然仍然有人被杀戮，但这都是些冥顽不化、或负隅顽抗或图谋逃跑之徒，实是为了惩戒才不得已而为之。在22日至24日三天内，有贺本人也目睹了“偶尔有日本兵把支那人三三两两地绑起来”从市内经过的情形。他认为这是“因为对日本军所犯多多才予杀戮。”事实上，有贺长雄在与克里曼、柯文、威利阿士的谈话中早已提出了杀害俘虏的所谓理由：“我们曾在平壤俘虏了几百人，因此我们知道又要供他们吃饭，又要监视他们，这样不仅费用大幅增加而且很麻烦。事实上，在这里（指旅顺）我们不留俘虏。”（注：克里曼《倭寇残杀记》，见思复生编《中倭战争始末记》第2卷，第26页。）美国驻日本武官欧柏上尉在旅顺，把亲眼所见到日军杀人情形报告给该国驻日公使谭恩。欧柏日从辽东半岛的金州给谭恩的私函中写道：亲爱的谭恩先生：关于旅顺不幸的情况。自然，我仅能说我所看到的。但是我遗憾地说，就是这一点点，就足以使（日本）军队受到最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因为这与大山元帅的宣言所向人们说的完全不同（指大山不杀俘虏百姓等的宣言）。我曾亲眼看到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这些人本来是可以作俘虏的，他们不但没有抵抗，而且显然是没有武装又是最恭顺地投降了的。我又曾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创伤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谭恩虽是站在袒护日本的立场上，但接到欧柏的报告后，在给美国国务卿格莱锡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关于我日我的公函内所述的旅顺事件，兹奉上本使馆武官欧柏上尉日从中国金州给我的私函的摘录一份，其中叙述了日军攻占旅顺的不幸情形。欧柏上尉的报告与帝俄驻中国及日本的武官卧假克上校的报告相符合，也与日本运输舰的美籍指挥官康纳报告相符合。日军占旅顺时他就在旅顺。从这些人的报告里，似可以清楚地看出日对旅顺的中国兵曾有一次屠杀……（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卷，第459～462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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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本文内容于
21:14:25 被悬崖边上的舞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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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正值甲午战争旅顺同胞殉难100周年，为了祭奠近2万名殉难骨肉同胞和教育后人，并建设永久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共产党旅顺口区委和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决定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重修“万忠墓”和新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这项工作得到了省、市、区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纷纷捐款出资，也得到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国际友人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国高野山开白寺御宝派本山布教师不破光顺权大僧正、京都市王智山莲花寺桑田善照大僧正、国际善邻协会小藤清己先生、蔡源商事株式会社董事杉山正义先生等都向旅顺万忠墓捐款（注：《大连日报》日。）。在重修万忠墓时，将原墓迁移，新建一座圆形墓冢，重新安葬。原墓发掘清理工作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自3月26日开始，至31日结束，历时6天，4月5日清明节举行了甲午中日战争旅顺殉难同胞遗骨重新安葬仪式。为了充分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血证，戳穿其掩盖屠杀、否认屠杀我无辜平民和妇女儿童的无耻谰言，特将刘俊勇撰写的万忠墓清理记略即考古所发掘清理报告主要内容原文引证如下：墓穴在享殿后6米处。破土挖掘后，很快露出一个南北1.76米、东西1.9米、高约0.2米的石台，其用途不明。再下面便是墓盖，为两排南北排列的紫色石条，共24块。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墓圹挖在原生黄色板岩中，上部四周用2-5层青砖砌就，以白灰勾缝，主要是起与地面找平的作用。墓室边长3.4米，中间横立两两排列的四块条石，将墓室隔成前后两部分，四块条石上均遗有破石时留下的凹窝，表面满布牡蛎贝壳，证明这是取自海边。清理工作从墓室后半部开始。揭开石条就是累累白骨和呈褐色粉末状的骨灰，人骨大多火化程度较高，夹杂有铁钉、铜铆钉和铜扣等。在距地表约40厘米处，发现有铁管，约80余根，长约1.6～1.7米，直径6厘米，上面有经火烧粘连在一起的人骨。铁管排列很不规则，或顺放、或斜置，直到墓底，其间还夹杂有方形铁器、圆形方孔铁器、圆形圆孔铁器、链环状铁器等。墓室前半部与后半部略同，但未见后半部那么多铁管，只是在距地表约60厘米深处发现两根铁条，上面也有经火烧粘连在一起的人骨和铜烟袋锅等。出土遗物与后半部略同。隔梁石条上有铜钥匙1把。需要提出的是，后半部和前半部出土的数片青花瓷片，经过拼合成了一件小杯。由此可证明墓室中间的横置隔梁,只是为铺石条所设。隔梁底部为纯净的原生黄色板岩，未见人骨和骨灰痕迹，这说明隔梁是筑墓当时设置的。墓内装满人骨和骨灰，有肢骨、头骨、肋骨等，大多火化程度较高。有的头骨片很薄，厚仅1毫米。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木炭、煤炭、铜器、铁器等。许多煤炭已烧成熔硫状，与人骨粘在一起。前面提到的粘满人骨的铁管、铁条，应当是焚尸所用的支架。现已证实，焚尸所用的木头，大部分是木船船板。墓中出土的一块长约70厘米的木头，上面有若干铜铆钉、铜钉，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10工厂几位高级工程师共同鉴定，认为是木船的肋骨。另据专家鉴定，墓中所出的铜器，铁器以及铜铆钉、铜钉、铁钉等，绝大部分是木船上的器物。遗物分为燃料遗物和死者遗物两部分。燃料遗物数量最多的是铜铆钉，共1300多枚，根据长度、直径分为四种规格。其次是铜尖钉和铁尖钉。除此之外，还有铜螺丝钉、补船用铜钉板、铁扒锔，以及其他铜器、铁器等。死者遗物主要有：铜钱，近百枚。绝大多数为中国货币，也有少量外国货币。中国货币有：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乾隆通宝，始铸于清高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嘉庆通宝，铸于清仁宗嘉庆年间（公元年）；道光通宝，铸于清宣宗道光年间（公元年）；光绪通宝，铸于清德宗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以后）。数量较多的是已被火烧变形、残破、锈结在一起的铜钱，面文均不可辨，偶可见背部满文，故可知大部分为清代货币。上列各时代的币钱，都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此外还有银块2件，铜扣250余枚，铜烟袋锅2件，铜钥匙1件，铜佩饰1件，铜子弹壳45件，铜子弹头1件，铜带饰1套，玉石手镯13件，玉石饰品1件，玻璃料串珠1串，玻璃料饰品8件，水晶眼镜片1件，以及白瓷大碗，白釉小瓶等。这些物品都已被火烧毁，许多是与人骨粘连在一起（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40-44页）。旅顺万忠墓的重新发掘清理，重新安葬，揭开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它充分说明：旅顺万忠墓我死难同胞遗骨和遗物，就是日本侵略军野蛮屠杀旅顺人民的见证。遗骨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少年、儿童。墓中有一块骨片厚仅1毫米，经著名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告研究所名誉所长孙守道先生鉴定，证明是幼儿头骨。出土的玉石手镯、玻璃料手镯、玻璃料串珠、玉石装饰品等，显然都是妇女、儿童佩戴的饰物。这些铁的事实戳穿了所谓被杀害者为“清国阵亡将士”的谎言。这次万忠墓清理出土的死难同胞遗骨和遗物，证实了詹姆斯、艾伦和鲍绍武、王宏照等人的回忆是真实可靠的。通过万忠墓的清理，还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毁灭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将大量焚尸所用的铁管、铁条，以及作为燃料的木船板上的铜器、铁器等扔入墓内。这些粘满人骨和遗物的铁管、铁条，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从万忠墓清理现场分析，此次清理的墓就是1895年春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口时所为。墓室中间石条下面未见人骨和骨灰痕迹，证明石条一定是当时建墓时放置的，顾元勋等并未重新建墓安葬，只是立碑纪念和修整墓上部分。以后的历次重修，都是在原墓的基础上修建墓上部分。总之，此墓至这次清理前，从来未动过。通过万忠墓的清理，证明1896年顾元勋所立石碑背面碑文中所述“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是真实可信的。万忠墓的历史悲剧距今已100余年了。由于“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又因当年幸存者均已逝去，以致这场大屠杀的真相一直不清楚。这次万忠墓的清理，揭示了屠杀与丛葬的真相，也澄清了一些讹传。”（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47～48页。）经过有关部门的重新设计和施工，特别是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修葺一新的“万忠墓”和“万忠幕纪念馆”分别于1994年11月和1995年11月先后落成。重建的“万忠墓”陵园占地1万平方米，内有2000多平方米的祭祀广场，园中青石相围，高台起筑着圆穹形墓冢。墓前立一座百年祭纪念碑。碑石为汉白玉，高3米，宽90厘米，厚25厘米。碑文由韩行方撰写，彭过春书丹。石碑正面“万忠墓”三个字非常醒目，后面碑文中记载了万忠墓的由来和百年来的重修和祭奠活动，特别是甲午百年祭重修万忠墓活动。以中共旅顺口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名义于日立的万忠墓后面碑文中曰：公元一八九四年，岁次甲午，日本挑起战端，十一月二十一日侵入旅顺口，随即开始续四天之血腥大屠杀，我无辜同胞罹难者约两万人，老病妇孺亦未能免。翌年春，日军为掩人耳目，将死难者尸体集中火化，丛葬于白玉山东麓。越明年，清官员顾元勋修筑享殿，题石立碑，始称万忠墓。日本殖民统治旅大四十年间，万忠墓碑石被盗掘藏匿，墓园荒芜，祭扫活动屡遭禁制。直至一九四六年秋，解除桎梏之旅顺人民方得以首次公祭先烈。一九四八年，旅顺民主政府主持重修万忠墓。一九九四年，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旅顺人民政府再次重修万忠墓。全区二十一万民众竞相捐资，海内外各界热心助援。是年清明节，清理死难同胞遗骨遗物，隆重入殓移葬；继而修墓建馆，拓展陵园，遂使当年屠城铁证昭然天下，先烈忠魂安息九泉。值兹百年大祭，刊石记之，以告慰英灵，并警示后人：居安思危，勿忘国耻，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旅顺万忠墓纪念馆占地1000平方米，为现代民族式建筑，亭台长檐，高阶廊栏，庄严肃穆，李鹏题写馆名。纪念馆中陈列着大量真实图片和实物，还建有反映旅顺大屠杀的半景画馆。特别是万忠墓重新清理过程中，出土的我死难同胞遗骨和遗物的展出，都充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掠夺大连地区和与屠杀我旅顺同胞的罪行，也以大量事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众多优秀儿女反抗侵略与屠杀，奋起抗争的英雄事迹。日，旅顺各界人士1500余人在重修的万忠墓前，隆重集会，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殉难同胞百年祭奠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刘华清、李岚清等为重修万忠墓题词，辽宁省、大连市及驻军领导参加了祭奠仪式，曹伯纯、薄熙来、宋黎为纪念碑揭碑。重修后的万忠墓和万忠墓纪念馆，已经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永矢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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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旅顺大屠杀殉难人数考证关于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我遇难同胞的人数，由于日本政府和军方始终采取隐瞒、否认的态度，自然留不下其屠杀人数的记载。而被屠杀的受害者中即使有人侥幸活下来，也因当时的恐怖环境无法搞清楚遇害者的准确数字。在旅顺的少数外国记者如克里曼、柯文、威利阿士等，虽然他们目睹了日军残杀的暴行，在他们的报道中也有关于屠杀人数的报道，但仅凭几个人的记载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对于日军在旅顺屠杀中国军民的准确数字，计算起来困难相当大。但是，不管怎样困难，通过多方面考察、研究，还是可以比较准确地推算出日军屠杀人数的。中国较早记载日军杀害旅顺人数的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提调太仓顾元勋主持竖立的“万忠墓”碑，碑文中记载“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口”。1948年旅顺各界为纪念当年牺牲的中国人民重修万忠墓。《重修万忠墓碑文》载：“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1994年初旅顺各界重修万忠墓碑记中也载：“我无辜同胞罹难者约二万人，老病妇孺亦未能免”。依据旅顺博物馆曲传林考证为1.8万人（注：曲传林《万忠墓记》，见《大连文史资料》第四辑，第73页。）。孙宝田依据长时间实地考察，认为被杀者达1.9万人，其中抬尸队所记“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骨灰，以柳木棺三口盛之，丛葬于白玉山东麓”，另外有家人领走千余具尸体另行安葬”（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手抄本，大连市图书馆藏。）。而日方的说法则差距相当大。日军第2军参谋长井上于12月9日向大本营报告的数字为：“敌人死者在旅顺口方面约2500人，在金州方面及金州与旅顺之间的大概有2000人，总计4500人。”（注：引自大谷正：《对旅顺虐杀事件的考察》。）后来的研究者，如日本的藤岛宇内在月号的《潮》杂志上发表的《从屠杀地“满洲”归来》论文中提出，日军屠杀了6万人。他从詹姆斯&#8226;艾伦的《旅顺口落难记》中得知日军用最新式武器屠杀中国平民、妇女儿童达6万名。但实际上在艾伦的《旅顺口落难记》中，并未提到具体屠杀数字。另外，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在《蹇蹇录》中回避了日军屠杀人数，只在注释中引用了英国国际公法学者胡兰德博士关于全市内仅剩掩埋其同胞尸体的36人的数字（注：陆奥宗光著、中冢明校注《新订蹇蹇录》，第126～127页，岩波书店，1983。）。根据我们的研究考证，其实未被屠杀的不是36人。因为据参与抬尸的鲍绍武说，日本人怕尸体腐烂，引起传染病，就抓了八九十人去抬尸。这些人没有被杀。另外有逃到山东的百余人（注：《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17。），逃往外地的和外出未归者四五百人，还有躲在英国洋行内三百余人，以及和顺戏院演员八九十人（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手抄本，大连图书馆藏。）。据此统计，旅顺口当时未被屠杀者应为800余人。关于被杀者中士兵与百姓各有多少，这是很难统计准确的。桥本说“清兵死于旅顺者凡二千五百人”（注：《日清战争实记》，卷九，第310页，东京博物馆，1895。）。蒲雷说，清军“约死二千人”（注：《中东战记本末三编》，卷二，第18页。）。河村直说：旅顺战役中“华军的死伤达四五千人”（注：《日清战争实记》，第18编。）。克里曼认为：“旅顺之战场所死者，华人（清军--引者）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平民--引者）被杀者至少2000人。”（注：《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二，第26页。）从以上4人提到的日军旅顺大屠杀中我旅顺遇难同胞的数字分析，河村直的数字是未将清军死伤人数分开，克里曼称清军死不逾百人，显然不准确。根据中外史料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杀害清军应为2500多人，杀害平民、妇孺老幼应是1.8万多人，总计屠杀约2万人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日军在金州等地的屠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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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顺大屠杀万人坑的形成（一）日军焚尸灭证日军在大屠杀后，为了建立统治机构，实行殖民统治，对旅顺市街尽快整顿和清理，以遮掩和毁灭屠杀罪证，从11月下旬到翌年的1月中旬，先是对旅顺市街的我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和草草掩埋，继而进行焚尸灭证。参加清理和抬尸的人主要是由为掩埋我同胞尸体而留下未遭杀害的旅顺平民，也有部分日军、宪兵、军夫参加了清理掩埋。胡兰德在其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叙述了幸免于难的中国人被抓到抬尸队参加掩埋同胞尸体的事。“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注：转引自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4页。）日军随军摄影记者龟井兹明11月24日拍摄的照片上，有日军驱使一些臂上挂有一白布条的人在掩埋尸体的情景，也有在帽子上挂白布条的写真照片，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布条上写有日文“勿杀此人”的字样，旁边加盖日军善后委员会的证章。日军片柳鲤之助在其《远征日记》中也记载了11月27日这天，“虽然本日降大雨，但人夫全部出动，埋葬旅顺口的敌兵死尸。”（注：转引自井上晴树《旅顺虐杀事件》第229页，筑摩书房1995年版。）另根据第一师团士兵下士高柳直的日记记述，他所在部队自22日就有掩埋被屠杀的平民尸体事。“22日市街各地敌尸累累，横躺竖卧，每屋内亦有二三死尸……午后三时至宿营地进入民宅，宿营地共有家屋十数户。我们将其内外尸体集中草草埋下，虽然是大致清理，其尸及百具以上。”（注：转引自大谷正：《对旅顺虐杀事件的考察》。）到了日，日军第2军参谋长井上光通告关于处理尸体清除的通知后，旅顺行政署和驻旅顺的混成第12旅团还对市街及其郊外的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掩埋。直到1月18日基本结束。1月18日，旅顺行政署从金州抓到中国僧侣6名，再加上因慰问日军滞留旅顺的日本僧侣8名，在旅顺北街道当中建立了清军战死者木碑，进行了所谓“超度”，还在碑上写有梵文，明明是无辜被杀，却大讲什么“清人亡魂离苦得乐”云云。混成第12旅团的士兵木村银次郎在《日清战争凯旋みやけ》中做了记载：关于石碑（实为木碑）的表里、左右所有文字都用梵字刻成。其表梵字为：“宝塔为清人亡魂离苦得乐也”。背面梵字为“大日本帝国真言、临济、天台、真宗特派僧建焉。维时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八日。”据木村记载，这个木碑是日本僧侣出资建立的，并得到木村的赞扬，称日军具有博爱之心等（注：参见井上晴树《旅顺虐杀事件》，第234页，筑摩书房，1995。）。在掩埋尸体阶段，日军惟恐暴露出在旅顺大屠杀的罪恶行径，拒绝一切外国人进入旅顺，甚至拒绝红十字会派到旅顺救助清军负伤者的慈善人员进入旅顺。11月28日，一艘中国政府汽船图南号挂着清政府国旗和红十字会旗驶抵旅顺，船上乘有天津红十字会会员组成的由美、英、丹麦等国人参加的救助伤病员小组，这些成员分别持有该国领事的亲笔证明信，不但写有人员身份、职业，还有从天津到旅顺的目的。但在红十字会救助船到达旅顺后，日本海军军舰金刚号将其侦察俘获，并派兵登船检查。被检查的美、英、丹麦红十字会会员说明是新设在天津的红十字会会员，接受这次战争中负伤人员的要求，接其回天津治疗而来的，同时出示了本国领事的证明信以及李鸿章的公文，提出允许其上岸进行医治救助工作。这一要求遭到了日本第2军大山岩司令官的拒绝：“敌国之伤员即是俘虏”，“故想把这些人运回交战国即使有中立国的媒介，也不能不拒绝，这是合乎道理的。同时，如今清国伤员，都在我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故于此尽可放心，并请理解这个道理。各位所乘汽船图南号必须于11月30日午后6时以前离开旅顺半岛近海。”（注：龟井兹明撰，高永学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第216-217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图南号上的红十字会会员无奈，只好将带来的4箱点心等物品交出，请其转给伤员，便乘船返回天津。日军这种无视国际公法，公然拒绝红十字会会员进驻战后旅顺、救助伤病员的蛮横无理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国正义之士痛斥。大山岩司令官不准红十字会人员上岸，一是在旅顺根本没有清军伤病员。大山岩辩称“清国的伤病员都在日军野战医院接受治疗”的话纯粹是无稽之谈。二是作贼心虚，恐怕红十字会人员进入大屠杀后的旅顺，看见满街到处都是被屠杀平民、妇女、儿童的尸体，将其广泛宣传，这样日本政府便会更加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三是旅顺市街不仅有被残杀者尸体，还有日军抢劫焚烧、无恶不作的大量罪证，此时如果允许外人进入，就会进一步戳穿所谓“仁义之师”、“王者之师”的真实嘴脸。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日军残暴屠杀的尸体又出现一些问题：一是经过草草掩埋的尸体随着风刮和日晒又渐渐露出，二是在屠杀后还有一些尸体未得到掩埋，腐烂后造成污染，甚至会导致发生各种传染病的发生。同时，也为了彻底处理掉他们亲手屠杀的无辜平民的尸体，以永远掩盖住屠杀罪行与罪证，为此，日军善后委员会和殖民机构旅顺行政署又决定对所有尸体全部焚烧。据日日本《国民新闻》登载的1月21日从旅顺发回的“旅顺近况”中报道，“几天前死尸发掘开始。”日的《中央新闻》第1版还以“焚烧清兵死体”为标题，报道了已经挖掘出1000余具死者尸体的事。这次焚烧的死者尸体包括已经草草掩埋后又挖掘出的尸体、还未被掩埋的尸体和从各处新清理出来的尸体。焚烧时间约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日军及其殖民机构把从市街里和水师营等处抓来的中国人和若干车辆一起，组成三组抬尸队，分别把尸体抬到三个地方焚烧。第一处为现今万忠墓的沟下，这里焚烧的尸体最多。第二处为修建船坞时的旧窑处，现今为顺山街沟里。第三处是黄金山东麓。这就是由于日军在旅顺大屠杀形成的第一批万人坑。关于焚烧尸体所用的燃料，从1994年在重修清理万忠墓时，发现的木炭、煤炭、铜器、铁器看，燃料包括三部分。一部分为煤炭燃料。许多煤炭已烧成熔硫状，并已和人骨粘在一起。一部分为木船船板和木块。一块长约70厘米的木块上面有若干铜铆钉、铜钉，经专家鉴定，认为是木船的肋骨，其余像墓中出土的铜器、铁器以及铆钉、铜钉等也绝大部分是木船上的器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焚尸中，用了很多木船船板作燃料。其余部分为煤油。焚烧过程中，日军用铁条、铁管做成支架，将死者尸体支起来，以使其充分燃烧。日军将被屠杀的中国军民尸体焚烧后，又命抬尸队将三处骨灰以及未燃烧尽的铁、铜、玻璃制品、玉石制品等物集中一起，丛葬于现在的万忠墓处，埋作三盔坟，坟前立一木桩，写有“清军将士战亡之所”的字样，借以欺骗世人，掩饰屠杀焚烧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和俘虏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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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女，残杀儿童日军占领旅顺后，在进行疯狂大屠杀同时，对妇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淫暴，不管是白发老妪，还是孕妇，或者是十几岁的少女，日军都不放过，许多妇女被施暴后又遭杀害。有的被蹂躏致死，有的在*后还要恣意侮辱，其残暴狂虐程度，前所未闻。许多耳闻目睹日军兽行的中外人士，无不切齿痛恨，称其为“兽类集团”是名副其实。有关日军淫暴妇女、残杀儿童的暴行，木森在《旅顺大屠杀》一书中有详细的揭露：11月22日晚9时，5名日军闯进家住四十八间房的张秀兰家。当时其丈夫外出做生意没回来，张秀兰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守着62岁的婆婆和两个小姑娘在家，两个小姑娘郑玉芬、郑玉花只有十二三岁。3名日军闯进来后，先将两岁的孩子夺过来投进水缸里溺死，然后一名日军将张秀兰摁到了炕上急欲强奸。此时张秀兰正赶上月经期，日兵强奸未成，随手先将刺刀插进她的阴道里，张秀兰昏死过去；随后日本兵又抽出军刀一下子将她的头砍下来。两个小姑娘吓得藏在祖母身后直哭，两名日本兵立即扑上去，老婆婆上前阻挡，日本兵不由分说，又一刀刺死了老太婆，然后将两个小姑娘轮奸达一个小时之久，发泄完兽欲后，又乱刀将两个小姑娘砍死。第1旅团第1大队的几个日本兵，将三个漂亮的青年女子抓回军营，这三名姑娘三天中竟遭三百多名日军的轮奸，两名少佐也参加了轮奸，直至三名姑娘被奸至死。第1大队的军营和第1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的指挥所相隔不到200米，乃木任其军士们大施淫暴。在一家裁缝店，十几名日军将两名女裁缝轮奸后，又拿打碎了口的酒瓶子扣在两人的乳房上用力拧动，乳房被划得不成样子，血与肉块从她们的身上掉下来，后来又将滴血的酒瓶子塞到两人的阴道里，直至折磨致死。几乎所有被杀的女子都被强奸轮奸过，残暴的日军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在旅顺通天街，德来顺烧饼铺的掌柜黄世俭的妻子，怀孕才四五个月，日军进城后，就将黄世俭的妻子野蛮地轮奸后杀害，并将黄妻肚子里的胎儿挑出来，黄也被活活烧死，全家三口都被日军残暴地杀害了（注：木森《旅顺大屠杀》，第89～91页。）。对于日军占领旅顺淫暴妇女、残杀儿童的罪行，连原来支持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西方人士也难以为其辩护。英国知名的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就是这样一个从支持日本侵华，但在旅顺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倍感难堪，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人面前名誉扫地，不得不作点表面文章的一个人。他不得不承认日军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的事实。他在自己撰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写道：“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规……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注：胡兰德：《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见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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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残杀平民日军攻占旅顺后所进行的大屠杀，杀害最多的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这在人类近代战争史上是十分罕见和骇人听闻的。在旅顺，日军“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沿户搜杀，甚至医院之医师，护士，病人亦皆刃之，破腹穿胸，血流成渠。”（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手抄本。）大屠杀时正值风雪交加，大街小巷响遍了枪声，炮声，杀声和嚎哭声，各处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日军挨门挨户的搜查，逢人便杀。“马车夫王作春，被一群从南道上下来的日本兵发现了，他回头就跑，后面七八个鬼子尾追上来，被追得穷途无路，逃到傅士声房后一座草房里躲起来，鬼子随后就朝着傅士声家追来，一进门就开枪杀死了正在吃饭的傅学文的父亲和大爷，接着又转到前屋枪杀了唐、袁两家七口人。赵家河有家姓赵的也被日本兵杀死了全家。姜元财一家，当日本兵杀进来时，都逃到了外村去。二十二日他二哥提议往别处去避难，大哥说：不要紧，听说外边已经不杀了。大家略有些放心，可是，刚说完话，忽听外边门响，进来四个鬼子，吓得全家抖成一团，鬼子们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揪住他两个哥哥还有东院的父子三人，一块拉到大街上，只听得几声枪响，五个人就这样被枪杀了。当鬼子兵闯进旅顺，杀得最凶的时候，孙玉金全家老少都逃到艾子口。一天他们走到前大王村，看见祖父正站在村头迎着他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还没等讲一句话，后面就一下围上来四五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将他们的祖父按倒绑起来，说他是“勇兵”，（指清兵）这时就有一些街坊跑过来跪下苦苦哀求，说他是庄稼人，不是“勇兵”，鬼子一听不但不理，反而照头一刀砍死了。接着，鬼子又七手八脚地把他老祖父连拖带拉拽到一条沟边，将肚子用刺刀戳开，掏出血淋淋的肠子观看着，并狰狞地狂笑。日本兵就这样，在旅顺口连杀了数天，马路、通衢到处都是鲜血，通天街和四十八间房两条街道，几乎完全被尸体塞满了（注：也石：《旅顺人民的血泪仇》，《旅大人民日报》，日。）。大连玻璃厂职工于国成的父亲于文江，旅顺龙塘人，生于1867年，1889年入旅顺船坞做木工，甲午战争时，目睹了日军对旅顺人民的血醒大屠杀。他的儿子于国成回忆父亲曾经亲口对他讲述的日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凌晨两点多钟，旅顺口周围就开始响起了炮声。根据当时清军在旅顺口的防务看，百姓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围攻旅顺口没有几年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先父和工友们也不害怕，仍是照常上班，始终没有离开大坞。两军正在酣战中，卫汝成、黄仕林等统领又先后逃跑，于是日军就攻进了旅顺城内。……先父和工友们正准备吃饭时，忽听男女老少的惨叫声由远渐进。大家感到不好了，大难要临头了。出门一看，只见日本兵正向这边杀过来，大家慌忙退回屋内，爬上顶棚藏起来。但门没有关上，日本鬼子闯进屋里来，见地上有几个小板凳东倒西歪，柴草满地，锅里还冒着热气，门又没关，以为这家人已经逃散了。但他们仍四处搜寻，幸运的是没有上棚搜查，搜完房内就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可能是表示已搜查过的标志），然后就向别处搜寻去了。先父等幸免于难。战争结束，先父回到大坞，但没有再见到那几位工友。看来他们几个都惨遭不幸了。”（注：于国成《蒙难余生片断》，原载《大连文史资料》，第4辑，第64～65页。）鲍绍武是在日军屠杀时因被抓去掩埋收尸、抬尸才得以幸存者之一，当时住在旅顺口太阳沟，全家9口人，除他以外，全部被日军残杀，后来在收尸、抬尸时，亲眼目睹了同胞被屠杀的惨状，他于1963年接受林基永调查时叙述了日军疯狂屠杀的暴行：“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日)日落后，日本兵已侵入市内。在上沟一带到处都可听到哭叫惊呼的声音，惨不忍闻。日本兵往西搜杀，到半夜已到达太阳沟西岔道附近。我家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在天棚上藏了起来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顾不得掩埋亲人的尸体就往外跑，走到将军石(现解放桥附近)，又被鬼子给抓去了。当时，被抓到兵营里共有十几个人，日军把我们头上的辫子两个人一对结在一起，头发连着头发，牵着往外走，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听到一个日本兵咕噜了几句，又把我们押了回来。我们十二个人被留在兵营里干活，挑水、砍柴、洗碗、清扫等。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天气渐渐暖和，许多被害者的尸体还没有掩埋，有的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日本鬼子怕引起传染病，就抓了八九十人去抬尸体，我也是被抓进抬尸队的。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3～4页。）日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苏万君，当时是个8岁的孩子，因日军占领旅顺时他正躲在附近赵家沟村姑姑家里，幸免于难。1977年，91岁的苏万君老人接受周祥令调查时，用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日军的暴行：“甲午战争时我八岁，日本人打进旅顺那天，我正在旅顺赵家沟姑姑家里。头两天躲在家里没敢出门，不料第三天我姑夫也被日本兵用绳子绑起来带走了。我姑姑全家放声大哭，姑姑叫我跟去看看。我就和一个小孩儿一起去了，跑到小南山草地里趴着，看见大医院前(今后勤部门前)，日本兵把抓到的许多人用绳子背手绑着，十几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水泡子边上，用刀砍一个往水里推一个。不一会又牵来一群人，只见刀一闪一闪，一群人就没有了。我们俩看了一会，害怕了，就顺着山坡往家跑。半路上遇见逃离虎口的姑夫，我们俩就赶紧把我姑夫搀回家。可是由于受到惊吓，我姑父不久也就去世了。住刀(即停止杀人)后，我们俩到西大街(现得胜街)，看见大坞北面机器磨房里尸体躺了一地，到处都是血。在一个小铺里，看见人都倒在地上。我走进几处住家，看见老的、小的都被日本兵砍死在炕上、地下。还看见一个小孩在炕上躺着，不知是怎么死的。我当时光着脚，回家一看脚底都沾满了鲜血。”（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4～5页。）家住在旅顺黄金山下的李长发，是从日军屠刀下侥幸乘船逃脱掉，他经历了日军在他家的房屋西院屠杀二三十名由旅顺街内逃到此避难的难民的恐怖之夜。1964年他在接受孙厚淳调查时叙述说：“我家当时住在黄金山下，十月二十四日(日)那天，日军打进旅顺口。晚上一群日本兵闯进俺西院一个空房子里，当时正好有二三十个山东人由街里逃到这里避难，不幸被日军发现劈开门，进去乱砍乱杀半个多钟头，房内传出一片惨叫声。我父亲听人说，把门窗打开可以免遭杀戮。于是赶紧把大门、房门都打开，全家人都躲在炕上。日本兵在西院杀完，就到俺院里站了一会，看到门大开，认为全跑了，就没进屋。当晚我们全家和西院死里逃生的两人一起，乘藏在草里的一只小船逃出虎口。”（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14页。）胡崇真老人在1964年接受孙厚淳调查时已经85岁，他清楚地记得日军“大队人马开过来，逢人就杀，将旅顺街内的买卖人（即小商人）全部杀了。”大屠杀后，他到旅顺口，“看见大医院南的东菜市，尸体堆满街，车不能行。双岛曲家村被杀100多人，一户老李家被杀3口。有一个女人一家9口人被杀。”（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7页。）日本侵略军屠杀旅顺人民，不问老幼残废，一概枪毙刀刺。泥河子87岁的王世令家当时有10间草房被鬼子放火烧掉。他两个叔叔与鬼子搏斗，也死于敌人屠刀之下。独身老人蒋家瞎婆以为鬼子根本不会杀盲人，没有逃跑。但鬼子闯进她家，一见瞎婆，立刻刺死。南山岗鞋匠孙瘫子的同伴都逃走，他身体瘫痪无法逃走，只好藏在席子里，被日军拖出去刺死。大榆树下老张家逃走时，慌乱中把3岁婴儿丢在家中，哑哑哀哭。鬼子闻声闯进来，举起孩子摔死在地（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8～9页。）。袁明广老人姨妈家10口人被杀了9口。姨奶奶趁混乱时躲入窗外一口空缸，死里逃生（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7页。）。王宏照老人全家在日军进城后，都躲到一个院里。11月21日，其叔伯二哥和叔伯爷爷藏在洞子里被发现，两个人被拖到水师营南门外，用刺刀活活刺死。在旅顺只见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推，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14～15页。）。日军野蛮暴行，使旅顺的天后宫及其道徒们也未能幸免，残暴的日军将圣洁的殿堂也变成了屠杀场。当日军一路奸抢烧杀而来的时候，天后宫的众道徒正在70多岁元君道长的带领下，于太虚殿内做大道场，为前一天与日军作战时阵亡的清军将士超度亡灵。一群日军士兵破门而入，冲进太虚殿，举枪朝大殿梁上一阵乱射，压住众道的诵经声。一日军军官上前当胸揪住元君道长的衣襟，追问道：“你们在为谁做道场？”元君道长答：“自然是为亡者。”“什么亡者？”“大清朝军队的阵亡者。”日军军官立即从刀鞘里抽出战刀，刀尖抵着元君道长的咽喉，要他立即改为日军阵亡的将士做道场，否则的话，就将这里的道徒一个一个地全部杀光！日军见元君道长闭目垂首，不再说话。两名日军士兵将一道徒架到元君道长跟前，日军军官举刀迎面劈下来，从肩到腰劈成了两半，一股鲜血直扑扑地溅了元君道长一身。但是元君道长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依然闭目垂首。日军军官这次让士兵们把4个道徒，用大铁钉穿其手掌钉在了大殿内的4根圆柱上，然后扒下他们的裤子，让士兵们排成一行比赛射击，看谁能打中这些道徒的生殖器。一时间，大殿里血肉横飞，枪声、日军士兵们的狂笑声和道徒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日军军官再一次厉声地逼问元君道长，肯不肯为日军的阵亡将士做道场。元君道长依然不为所动。日军军官气得暴跳如雷，指挥士兵们抱来一捆捆干草，密密麻麻堆放在元君道长的四周，点起火来。干草立即燃起烈焰，但是元君道长直到全身都烧成了一团火球，也一直不动，巍然直挺挺坐在大火中。大火很快就四处蔓延，整个太虚殿都燃烧起来。日军军官指挥士兵们退到大殿门外，枪口对准殿门，只要道徒往殿外跑，便开枪射击。不一会的工夫，大殿便烧塌了，所有的道徒不是被烧死被砸死在殿内，就是被日军的子弹打死在殿门口（注：木森著《旅顺大屠杀》，第76～77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日军还把金光教主鲍世昌等信徒全部杀死。大屠杀进行时，金光教主鲍世昌同信徒们跪在佛堂前，捧经吟诵，祈祷慈佛保佑。日军破门而入，见经卷有“戒杀”两字，愈触其凶杀之气，将鲍世昌及十几名信徒赶到白玉山南麓，一阵枪弹把佛门弟子全打死（注：《旅顺口文史资料》第2辑，第8页。）。对于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残暴行径，当年参与大屠杀的日军有的作了详细的记述。日军步兵洼田仲藏在《从军日记》中写道：“看见中国兵就杀，看到旅顺市内人皆屠杀，因此道路上满是死人，行走很不方便，在家里住的人也都被杀，一般人家也都有三人到五六人被杀，流出的血使人作呕。”（注：转引自陈舜臣《江河不再流&#8226;小说日清战争》下，第194页，日本中央公论社1981。）英国海员詹姆斯&#8226;艾伦在旅顺大屠杀期间因故滞留旅顺，险遭日军杀害，几经辗转，侥幸逃出虎口。回国后，艾伦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如实记下了他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亲眼看到的这场惨绝人寰大屠杀的一些真实情况。他写到：“我朝造船厂的方向往后逃，为的是迂回到城南，离日军正在进军的地方尽可能近些。我从未料到会有大屠杀，只想回旅店，呆到一切恢复平静为止。我欣慰地感到总算不必在这个被包围的城中长期呆下去了，因而起初我没注意人们正在四处乱跑。我想除了在日军得胜气焰平息之前应躲过他们，没有任何需逃难的理由。没过多久，我就恍然大悟了。致命的复仇和杀戮，使充满惊慌失色的人们拥向街道。我向前走时，传来了越来越大的步枪声、盛怒日军的喊叫声以及受害者临死前的尖叫声。我清楚，武装抵抗早已停止。而当这些恐怖之声有增无减时，我突然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我记得一个城市被武装占领后，往往会遭到何种命运。我记得对日军战俘施加的暴行，亦记得所有东方军人的共同特性。我停住脚步便考虑自己的处境。我已从船坞外的临河一侧绕了过来，拐入街道，沿着一条我极熟悉去东港的路线，直奔旅店。我四周皆是仓惶奔跑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恶魔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我被人流挤倒了，反挨了踩。过了一会儿我才站了起来。在我蹒跚站起时，一个日军就在我近旁，用步枪向我瞄准。步枪筒离我不到一英尺，我立即给他一拳，正好闪过飞来的枪子。我除了这天生的本领，身边什么武器都没有。日本兵没来得及捡起步枪，我用右手对直朝他眉宇间猛击一拳，这英国式漂亮的一拳把他一下子打翻在地。十有八九这是第一桩引起他注意的事。显然他很不适应这种攻击，直挺挺躺在地上，似乎还在细细回味呢，而我趁机拔腿溜之大吉。我决计仍回旅店，心想这样就比较安全，因我认为这种狂怒之发泄大约仅局限在街上。我也清楚离旅店不远，但我行进速度极慢，为了躲避日军，不得不常常离开街道。日军很快向全城各方推进，凡他们撞见的人都给射倒了。几乎在每条街上，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而闯见一群群杀人魔鬼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一次又一次，我闯入这场屠杀的漩涡之中，而不时要遭到来自从狭窄街道射来子弹的夹攻……终于我回到了沈先生的旅店，发现刽子手已光临过了。屋里黑洞洞的，我从大门上摘下灯笼，上面用中文写着旅店和店主的名字，我点着灯笼后，就开始巡视。我看到的第一种东西是店主的尸体，直挺挺躺在有天棚的院子里。他的脑袋差点被割下来了，腹也破了。底层屋子的门都朝院子开着，一个女仆的尸体横躺在门栏上，被剐得无法形容。旅店里共有十至十二人，我发现其中大人被杀死在店内不同的地方。哪儿还有活着的人的影踪？旅店被彻底洗劫一空，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席卷走了。当我在巡视这凄惨屠杀的现场时，肺都快气炸了。”（注：詹姆斯&#8226;艾伦《在龙旗下》，载《中日战争》第6册，第395～408页。）美国纽约《世界》新闻记者克里曼对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残暴行为十分震惊，他连续几天目睹了日军的屠杀：“次日，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注：罗浮山人译《倭寇残杀记》，载思复生编《中倭战守始末记》，第2卷，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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