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还是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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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还是大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是重点发展小城镇还是重点发展大城市，争论由来已久，至今相持不下。不同观点的学者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笔者主张重点发展大、中城市和都市带，理由如次：　　一、80年代中国城镇化是乡镇企业推动型城镇化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公社化的集体经营分解为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但是，当时城乡严格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在原来微弱的社队工业的基础上，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趁计划经济时代的商品短缺而异军突起。当时的倡导口号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些乡镇企业都分散在乡镇和村庄，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到1996年，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3，成了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了我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1987年，农村中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农村非农产业与农业首次形成了农村经济的“二分天下”格局，此后乡镇企业的比重连年上升，到1992年，农村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的三、四年，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年份，同时也是农村中镇和县城发展最快的年份。　　80年代末开始，出于二、三产业对城镇的依托需求，出于企业对积聚效益的追求，乡镇企业逐渐向乡镇所在地转移，特别是向乡镇设立的工业小区转移。由于乡镇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它向乡镇集中在促进人口集中方面有着特殊的效果。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12536.5万人，占乡村从业人员总数的25.4%。这些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乡镇，造就了我国小城镇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与此相适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道路。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奇葩。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都伴随着城市化，但我国工业化选择的道路相当比重上是农村工业化，是在农民“离土不离乡”体制下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在我国资本积累不足、城乡体制分割的条件下推行的。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举世瞩目，我国农村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不可磨灭的。乡镇企业消化了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工业生产力。对应于我国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作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也就应运而生了。　　尽管农村工业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如农村工业规模不经济，土地资源的浪费，部分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分散发展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由于乡镇企业聚集效应差，服务业也没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影响了就业增长。　　回眸改革开放24年的历程，乡镇企业这个名称，作为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应当说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设在农业部里和各省区农业厅里的乡镇企业局，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职能。我国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藩篱很快就要彻底打破，农民和企业进城的限制已经在逐渐消除，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区分已经没有必要。上规模的乡镇工业将和城市工业一样纳入相关的行业管理，乡镇企业中的中小企业也将和城市中的中小企业一样有它的协调机构，也许将像国外那样成立中小企业局。乡镇企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应当占有其重要的位置。　　新时期的工业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要沿着这条道路，实现产业升级，从消费品生产为主的工业化过渡向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工业化；要加快工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还要通过就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城市人口比率的上升。因此，新的工业化进程必须实行战略性转变，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工业化，将分散的农村工业逐步集中到城市和城镇的工业区里，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和城镇人口。同时，加强现有乡镇小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通过生产的相互关联将乡镇小企业逐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体系中，推进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与相互依存，推进企业的联合、并购，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从而把农村工业纳入城市大工业的范畴。　　二、小城镇的繁荣　　正由于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推动力的城镇化，小城镇在中国一段历史时期的大发展也就顺理成章。随着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发表，一段时间里，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发展道路成为理论界与决策层的主流思潮，全国小城镇遍地开花，小城镇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1949年，全国有建制镇2500多个，经过36年的发展，到1985年也只有建制镇2851个，加上未设建制的县城377个，共有3228个。而到1992年，建制镇就达到14182个，短短几年时间就比1985年增长了约5倍；如果加上30000多个非建制镇，小城镇总数就达到44000多个。建制镇数目在1999年达到19000多个，加上非建制镇总数接近60000个，这两组数据均处于峰值状态（此后开始回调）。（注：秦尊文：《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2期。）　　不过，中国主张发展小城镇的思潮，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者们认为，城里人多了，要吃饭，要供应副食品，要盖房子，要搞城市基础设施，要办学校、办医院，好像多了一个城市居民，政府就要多投许多资，多花许多钱。正因此，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我国的城市规模始终受到严格的控制，多次出现动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的口号叫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似乎城市里人多了需要国家来养，殊不知人多了能生产、能消费、能创造财富，政府也能多收税收，整个社会经济也因此能得到发展。在经济发展没有成为我党的工作中心之前，积极发展城市的观念的确是难以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知道了世界人口向城市城镇集中的趋势，对我国城市、城镇发展的迫切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城市化水平”这个指标首见于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但基于当时的经济水平，总还认为建设大城市的钱花不起，总还认为中国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来建设城市，总还认为城市不可能接纳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只能走小城镇为主的道路，只能走农民自己盖房子、盖集镇的道路。因此，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这个方针也就为一段历史时期以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主定下了基调。　　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基本上受到控制，当时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旧城改造，拓宽道路，拆一些旧房子，盖一些新楼。上海是受规模控制的典型，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面貌和人口规模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段历史时期，只有三个城市例外：一个是首都北京，在行政、教育、科研等机构膨胀的带动下，城市始终在拓展，以“摊烙饼”的模式从二环之外摊向三环之外，现在已经是四环、五环了。再就是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市和珠海市，分别从小城镇迅速成长为大、中城市。三个城市的高速成长对全国各个城市起了示范作用。尤其是上海，面对北京、深圳、珠海的高速发展，上海人发展城市的迫切愿望也在这段时间里充分地聚积起来。　　三、大中城市的崛起　　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经济发展迫使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重新思考“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框框。如所周知，从上海吹响开发浦东的号角起，这个“紧箍咒”实际上已经解体。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每一个大、中、小城市都兴起一轮拓展城市的高潮，中国进入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全面发展的城市化高速成长期，高楼、立交桥、公园绿地、大片大片的新区，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成了工地。而大、中城市的高速成长逐渐成为新阶段的主题。杭州将萧山、余杭并入，提出要脱出原来以西湖为核心的旧城区束缚，建设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核心的新杭州。福州提出城市东扩南移，先建成闽江两岸城市，再向东建成海滨城市。长沙提出要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长沙的规模扩张一倍。郑州提出新建15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成都提出向南、向西建设一个新成都的规划。厦门提出跳出海岛建设海湾城市的方案。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宏伟构想难以一一列举，做大城市几乎是一致的呼声。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积极发展小城镇”，到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不少人一时不能理解或难以接受，其实，这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模式转换，它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以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地区为例，苏州人把城市、城镇的发展模式概括成“80年代造镇，90年代造城”，这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模式选择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最好例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余年里，苏州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乡镇工业的迅速崛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农村。大批乡镇企业及其职工集结到小城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带来了小城镇规模扩大和经济繁荣。而中心城市苏州则由于旅游城市、古城保护等诸方面因素的约束而一度发展滞后，经济的辐射和集聚功能相对弱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只能在农村范围内低层面广覆盖地展开，“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基本方针也只能说是一种势在必然。　　90年代中期以来，苏州成功实施了“外向带动”战略，90年代中后期，苏州市吸引外资迅猛增长，“九五”期间合同利用外资21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3亿美元，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外资的主要落脚点，周边如昆山、太仓、吴江等县市甚至一些镇的开发区利用外资也增长迅速。　　苏州工业园区在苏州老市区以东，1994年与新加坡合办，总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首期11平方公里已摆满项目，二期更大面积的开发正进行之中，2000年底已实现合同外资80.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批准进入的企业只有214家，开工企业只有135家，多是欧、美、日企业，平均规模在3000万美元以上，世界500强中有37家落户该工业园区。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老市区以西，1992年建立，现已是上市公司。开发区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贸区和生活区为一体，规划面积52平方公里。2000年底累计已引进外商投资企业45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44.6亿美元，该区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亿元，财政收入19.33亿美元。（注：严正：《苏州投资环境对我们的启示》，《福建日报》日。）　　随着苏州东部的苏州工业园和西部的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崛起，苏州城市“一体两翼”的城市新格局初步形成，一个苏州摇身一变成了三个苏州，中心城市扩容增量，辐射带动功能逐步恢复并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式由农村推动型转向城市辐射型。尽管这样一种转变实际上至今尚未完成，但这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性转折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又必然要求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换。今日的苏州已经是一个二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力推进特大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和集聚功能，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内在要求。　　四、大城市和都市带崛起的缘由　　现阶段我国转而注重大中城市的发展，这首先是工业化的要求。工业有着强烈的聚集需求，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大用户，需要第三产业的服务，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而这一切都只有大城市能够方便地提供。我国目前已基本上完成了消费品生产的工业化，日用消费品、各类轻纺工业品、家用电器都已经相对过剩，市场上竞相削价的正是这些产品；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生产却相对不足，成套机器设备、各类化工原料、机密器械与仪表、高技术的电子元件与软件等，我国还大量依赖进口，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化正在进行，重化工业和电子工业是这一阶段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新型工业往往是规模工业，向城市和工业区集中不可避免。因此，现阶段我国工业更要求向若干工业中心集聚。　　其次，我国正在走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路子，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由于几百万人口、几万家企事业单位都聚集在城市这样一个密集的区域里，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导致大量信息流的涌现，创新的火花才容易在近距离的交往中点燃，城市的活力也才能在信息交往中喷发。因此，尽管在信息时代，住在田园、山庄里的人也能通过网络得到充分的信息，但信息的主流仍然在城市之中。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大城市和密集的城市群至今仍然是信息化的主要载体。　　再则，大城市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城市经济，城市规模越大，意味着用户越多，服务的商机越大。特别是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在小城市和城镇根本无法生存，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发展。俗话说：“人多的地方好赚钱”，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里，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第三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大城市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现代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远大于第二产业，继工业之后，第三产业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了使城市有更多的就业职位，中国必须把城市做大。　　还有，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较为短缺的国家。我们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高山、荒漠地带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面积占据了半壁山河，13亿人口挤在平原和丘陵地区。中国只有19.5亿亩耕地，比10亿人口的印度耕地还少。如所周知，就单位土地面积所容纳的人口而言，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优于小城镇。1995年，我国2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63.23平方米；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105,05平方米；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151.69平方米（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年。）。小城市用地是大城市的一倍以上，小城镇就更不用说了。出于中国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中国不宜盲目发展小城镇，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工业化、信息化往往把一个国家的国土划分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集中的城市和农业经济、自然生态完美的农村这样两大空间。前者的空间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后者，城市规模越大，它的空间效益越好。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把增长极放在城市空间，把粮食供应、自然生态保全的任务交给农村，不应该再向农村追求过多的增长效应。要创造出由城市返还一部分效益给农村的机制。　　我们在发达国家旅行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高速公路上驱车，往往二、三个小时看不到一家工厂，尽是广阔的田野、零星的村落、成片的树林，偶而有一些小城镇。但一旦临近城市，就出现大片大片的厂房，繁忙的车流人流。而在大都市圈和都市带，则是一个个城市和城镇毗邻，中间插花式间隔着一些林地或田地。这种布局实际上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城市就是城市，农时就是农村，而不象我国的一些地方城市松散像集镇，农村却又想建设出一点城市的味道来。　　“农村城市化”在我国理论界曾经是流行的口号，但这个口号本身是值得商榷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的确曾经设想过未来的社会是“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46-647页。）。但一个多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聚集的效益最终导致人口和工业在一定区域的相对集中，导致集中度越来越高，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带越来越大，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成为人口、工业、服务业汇集的载体。一个多世纪来，情况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信息业、服务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时俱进，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我们是否应当审慎地考虑不要再提“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当前的使命倒是急于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扭转过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但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消灭的是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即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差异，是要把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到城市居民、工人、职员的水平上来，像发达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使农民成为全社会的“中产阶层”。应当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消除三大差别，用农业现代化的办法来消除三大差别，而绝不是用城乡扯平的办法来消除，用“工人也种地、农民也做工、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就是劳动者”的办法来消除。　　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异地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大部分也是奔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都市带地区。但是，由于大、中城市生活的门槛高，他们多数人很难在大、中城市中定居下来，光是购买一套住房就不是他们劳动收入所能承受得了的。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大、中城市应当放低门槛，除改革户口制度和子女就学制度外，要以银行长期按揭和小套廉价住宅来留住他们。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城市，都有大片廉价住宅区。廉价住宅区的存在既节省了市政府的大量资金，又及时解决了新移民的住房问题。使城市因有源源不断的新来人口而充满活力，有了人口才能保持城市的税收和市面的繁荣。但是在中国，却急于大规模推倒现存的廉价住宅区，使外来民工难以找到栖身之处，这种做法无助于加速城市化。在极其富裕的国家里，几百年的城市化都没有消灭贫民区。在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短时间内便想消灭廉价住宅区是超越中国的现实的。这样做，必然会使更多的农民在更长的时期里，仍然把根扎在农村，而把进城当作赚钱谋生的短期行为，两头顾盼，这势必大大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减缓了中国城市化的步伐。　　事实上，能留在城里和敢留在城里的必然是进城农民中的优秀者。他们有的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有的已经当起服务业的小老板，只要给政策让他们落户，他们已经具备购房或按揭购房的能力，摇身一变就是市民。能力较弱的，则可能选择定居在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的交通便捷的小城市和城镇中，那里定居的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大城市要创造条件吸引“民工精英”留下来，中、小城市和都市带、城市圈中的小城镇更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变“候鸟式”的民工为定居下来的新居民。　　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是人口进一步往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聚集，内地农村的人口必然要绝对地下降。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应当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高速公路连接线、铁路车站、大江航运码头的附近地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同时发展，形成人口稠密的城市群、城市圈、都市带。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应转向这些城市群、城市圈、都市带。其中，作为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的发展，应摆在城市化的首要地位上。　　当前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城市建设用地紧缺。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已经使城市动弹不得，反而是偏僻的小城镇无用地之忧。其实，这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就人均占用土地而言，城市比小城镇要节约得多，经济得多。因此，对需要发展的城市，应当在严格控制之下适当放宽用地的限制，让它们有发展空间。如果城市和城镇能真正吸纳异地转移出来的农民，如果出去的农民“后顾之忧”能解除，将来大批农村的老屋将拆除，我国耕地面积将因此而增加。有人估计，真正走出一个农民，可以腾出近1分土地。因此，在经济欠发达而交通条件也较差的偏远农村，现在不要过多地鼓励所有的农民都去盖新房，不要过多地鼓励农民把辛苦打工赚来的一点钱过多地投入农民新村的建设，而要更多地鼓励和引导一部分农民走出去，鼓励他们成为城里人，成为沿海地区的浙江人、广东人，或至少成为县城里的人或镇上的人，以免将来农村出现大量无人居住的空房。将来，这些空房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到头来免不了是要卖要拆的。　　另一方面，小城镇在农村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有其十分重要的作用。小城镇是农村的区域经济中心，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样板，中国的城镇化，对于广大农村而言，重点是建设好2000多个县城，把相当一大部分县城发展成小城市，有条件的甚至是建成中等城市。县城作为县域经济的核心，是一个县加工工业的积聚地，是全县农产品和各类物资的集散地，也是文化、教育、卫生设施的集中地。县城既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又是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把县城做大做强，一个县的经济才能带动起来。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个县县城繁荣，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这个县的经济往往比较好；而县城较小，县城人口只有全县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这个县的经济往往比较差。做大县城的关键，当然还是发展二、三产业，人口的积聚是靠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对于城市圈、都市带以外的广大农村，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地区，强调乡镇所在地小城镇的普遍发展是不明智的。由于就地发展工业十分困难，一般农村的乡镇所在地并不可能普遍发展。我国的建制镇，一半以上的镇，镇区的连片建成区人口不足五千人，有的只有二、三千人，非农产业的发展十分困难，普通乡所在地条件就更差了。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处在都市带、城市圈中的小城镇，均可视为大城市的卫星镇来发展；而不处在都市带中的每一个县，最多选择交通条件较好，非农产业发展基础条件较好的二、三个镇，作为县域经济的次中心加以发展，规模小的县，选一个次中心也就够了。是否可以用能形成2万人口聚集地作为小城镇加以规划发展的起码标准。一般说来，一个小城镇，要有供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城镇的基本基础设施，5万人口才是比较经济的规模。可以理解，层层领导都想把他的乡镇所在地建设好，都想自己的所在地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城镇，殊不知这种好心将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那种遍地开花地建设小城镇、建完小城镇将来再来建设大城市的思路，是绝对不可取的。　　还有一种疑虑，认为当前城市化模式的转换，可能会给小城镇的发展带来影响甚至出现萎缩。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小城镇作为城镇体系的一个基础层面，与中心城市的兴衰紧密相连。如果中心城市没有发展起来，周边的小城镇也不可能持续繁荣。只有在中心的大中城市不断增强的辐射带动下，小城镇才有可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大、中城市的发展不会影响县城的发展，也不会削弱为数不多的次中心城镇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发展最快的是大、中城市，其次是小城市，最慢的是小城镇。世纪之交，人口向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带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上第一个都市带是美国东北部的纽约都市带，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40个大小城市。都市带长965公里，宽160公里，占美国面积的1.5%。人口约70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重要的加工制造业中心。20世纪世界相继形成的大都市带还有美加五大湖大都市带，即由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为核心的北美制造业密集带；日本以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为核心的占日本全国总人口60%的大东京都市带。欧盟中以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安特卫普、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德国科隆、埃森等40多座城市组成的大巴黎都市带；英国以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组成的大伦敦都市带。上述五大都市带人口3亿多，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近半个世纪，发达国家人口和生产力向都市带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都市带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我国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大城市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带，人口7200万，占全国GDP约20%，国际上常与上述五大都市带一起并称为世界六大都市带之一。还有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带，以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带，也是人口四、五千万的世界级都市带。我国三大都市带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他们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都市带进行集约，三大都市带将成长为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地区。此外，还有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福州――厦门、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正在形成的都市带，这些都市带将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处，也将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