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风暴谓台风，一岁几闻数平常--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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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排名世界第五位的香港房价平均价格美元平方米，这个数字仅次于第四位的东京美元，由于香港长期房地产开发，导致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变成了的城市化发展。现在无论是水果蔬菜、粮食、牛奶、淡水、肉食品等都要靠进口。尽管香港政府规定人均月收入不能低于港币，但是持续多年的高房价一直让左右的工薪阶层望楼惊叹！依靠政府的廉租房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稳定。一心想成为高房价房地产的所有权人，也只能积蓄年，花上万元港币，买到不足平方米的政府福利房。
　　香港除了住公房阶层以外，其他的私房购买者千姿百态，一般有钱的生意人都有几处住房，一些有名商号的连锁店老板也是多处拥有门面房，一些更大有影响的老板都有几栋或几十栋楼只租不卖，至于李嘉诚、李兆基、郭炳湘等富豪拥有的楼房更是不计其数，而花上亿元以上在半山购买别墅随处可见，其中郭炳湘家族在浅水湾别墅超过了亿元，而笔者在春节后香港楼市调查中发现，每天都在报纸上刊售亿元以上别墅。例如，月号星岛日报刊售的维多利亚港湾平方米别墅卖价亿元港币，月日香港经济报刊售的平方米别墅卖价亿元，同样是一块土地，香港半山的别墅均价约万平方米。在香港九龙等地均价卖到多美元平方米。然而，相距仅一山一水之隔的珠海、深圳等地房屋，却在美元以上价格。那么珠海、深圳比香港底倍的价格肯定要飞涨的，近日传来深圳价格反弹回暖，显然是在广东出台十五项政策刺激下，比照内地人购房待遇的港澳客商肯定会洪水猛兽般涌过来购买广东低廉的积压房屋的！这或许也是广东政策救市的一道曙光！
[转载]汉语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近读新书《汉语的危机》，被里面的文章所吸引，更被“汉语”与“语境”、“汉语”与“危机”、“汉语”与“失语”、“汉语”与“暴力”等篇章名所震撼，感觉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涉及的问题是沉重的。
　　　　我们的国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产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为什么歌词不改呢？因为要激励后人。危急时刻存在，我现在要说的，是汉语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此话怎讲？先抄录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大约1000年前的汉语诗歌，有怪异词语吗？没有！其中每个汉字现在还都流通。但是，不用说普通国人，就是当今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们，恐怕也不能写出如此美妙的诗篇！
　　　　为什么不能？因为汉字虽然没变，但汉语的习惯用法已经根本改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此话怎讲？汉字是我们民族精神之魂。几千年了，中国人的情趣、信念、音乐、逻辑，就藏匿在汉字中。可是，恕我直言，汉字的精华，不是正在死去，而是已经死去。简单说，汉字正以超人的速度，迅速变成一种“外国文字”，好像是一门外语，此话绝非夸张。
　　　　汉字的精华，首要的是音乐性，所谓“平平仄仄”是也，以上苏东坡的诗词是也。严格说，中国文学史，就是韵文史，三言五言七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所有这些，是以什么划分阶段呢？是音乐性，也就是不同的语言节奏，或者一句话字的多寡。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犹如汉字书法。按照这样的标准，小说或者白话文，是最低级的汉语表达，诗词，是最高等的阳春白雪。
　　　　汉字中的阳春白雪，肯定是没有了。这就是20世纪汉字的实际发展史。上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消极后果，就是使汉字中的“阳春”渐逝，“白雪”融化。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形象地把汉字比作典雅的贵夫人，而把西方拼音文字比作一个实用的女仆。现在国内教育的时尚，就是大家都抢着做这个“实用的女仆”，至于那“典雅的贵夫人”嘛，对不起，她已经死了。倘若不相信，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问问50岁以下的文科研究员和教授们，还有几人会写平仄押韵的古诗词？如果说这太难为他们了，那么，让他们用繁体字写一篇风格优美的散文吧——对不起，繁体字嘛，认，他们还是认得的，至于写嘛，肯定得像学外语一样，要借助于字典了！
　　　　唉，真是“无处话凄凉”！我们自己亲手打倒了汉字的优雅性。掉下的头颅，是再不会活在身体上了。随着一个又一个“孤僻”汉字的死去，它的用法和含义也死了。更严重的，是那汉字包含的微妙感情，也死掉了。
　　　　于是乎，汉语变成了一门地位远比英语低下的“外语”，现列举几种主要现象：
　　　　1、以套话或标语口号式的方式说话，这些话，好像是可以不经过脑子思考的，随口就来，而且日益成为公共场合的流行语言。此其一。
　　　　2、根本就没有什么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界限，书面语就是口语，这是汉语最大的损失，几乎无法弥补。此其二。
　　　　3、以拼音文字或英语的方式说汉语，这现象大量流行于网络语言中，一开始，有点儿像“座山雕”的“天王盖地虎”之类的黑话，渐渐在社会中流行开，其基本构词规则，就是故意写错别字。上海著名学者王文元感慨地提到他在网页上收到的一封短信：“王老实：你号。在你的王爷上读到了你的打坐，我很受气阀，以后请多执教。在建。”（注：短信应为“王老师：你好！在你的网页上读到了你的大作，我很受启发，以后请多指教。再见。）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每个汉字的发音，直接当成拼音字母使用。此其三。
　　　　还可以列举很多……
　　　　再说一遍：一种语言濒临死亡的标志，是它的根断了，不是脑供血不足，而是根本就不供血。于是乎，今天的中国人，绝对不是古代的中国人，感情完全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还是一个崭新的民族！“崭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朝气，但还不成熟！
杨梅日 分类：
大红大紫柔生怜，娇嫩欲滴涵酸甜。
丰腴若溢诉心焦，炎夏遍山皆同僚。
雨涤尘了本色欣，一颗入口惬万言！
垂涎闻味最止渴，卅万军中美名联。
普通话的历史只有400年，400年前中国没有现在所谓的这种“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是满人的专用汉语！是满人发明的。深深的打上了满人的烙印。大家如果不相信，去问问语言学家就知道了。孙中山恨满人统治者，曾想用广东话（古汉语）作为国语（普通话），但没有成功。因为满清官话势力太强了。
后来民国政府投票。普通话比四川话多了一票成为了国语。其实四川话和普通话是同一种语系的语言，只是腔调不同而已，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也能听懂四川话。
北京话，明朝的时候是吴语，后来和满清官话（即普通话）相互的影响，逐渐接近。所以北京话和普通话极其相似，但是不会完全相似．他们只是相互靠近的关系。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通俗叫法，是现代汉民族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而在中国大陆则称为普通话。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为普通话下了科学的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在汉代共同语有发展，管共同语叫做通语.明清时期管共同语叫官话.到了19世纪末，日本共同语叫做国语。19世纪末受日本语文影响，国语这个名词由日本传到中国，明清时期我们的共同语叫官话，清末从日本传过来一个词“国语”。19世纪末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辛亥革命之后，有语言改革家提出学习日本，在我国推广国语。国语在民国时得到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正式称呼。汉民族共同语从古至今有好几种说法，有雅言、通语、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名称不同，内容基本一样。新中国建立后，为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也要推广共同语。上世纪50年代，要推广共同语，历史上曾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该叫什么呢？
上世纪50年代经研究，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决定叫普通话。19世纪末已经有文献里提出普通话。19世纪末到民国时期，当时讲的普通话和上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的普通话，内容上不完全一样。普通话这个词原来就是说讲不同方言的人大体上能够听懂这样一种话。我们把这个概念，给它加上科学的内涵，把它的内容科学化，更明确。这就是人民政府建立以来，直到现在我们讲的“普通话”。
据高本汉考证，中国人唐时的口语接近今天的闽南话（台语），宋时的口语接近今天的粤语。
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话，是从明代以后逐渐形成的。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流行于北方，使用当时北方的官话体系写成的。这两本书最早都是说书艺人的话本，在逐渐形成过程中有很多读书人参与其中。具体的作者较有争议，是否就是罗贯中、施耐庵，尚未定论。
今本流行的《三国演义》是经过毛宗纲、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也经过了金圣叹的修改。因此和原作者，或者说别的版本，有一定的区别。
至于文体风格，在流传中经过多人之手，很难说是由谁决定的。
又及：文言文是书面语，白话文是口语。口语上不了台面，但却是一般日常交流用的。因此当胡适倡导白话文写作时，林纾就说那是“引车卖浆”者流。
真的是大师吗，某个时代认定的大师，就能成为穿越时空的大师吗？
《功夫熊猫》电影里的台词有哲理意味：昨天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明天却是个谜，只有今天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要珍爱今天。今天的人用今天的人眼光看历史，也用今天的欣赏力欣赏过去的文学作品，站在昨天立场上看问题的，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情，站在自己立场上发表真诚看法的，才最值得称道。
（作者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
大洋评报栏
饮用矿泉水含有可能致癌物 质检总局制定新标准
网友就不听话：不要认为自己煮水就会好一点，恰恰相反，自来水在未清除有机物时，用漂白粉消毒，也会产生有毒物质。
网友林中仙：强烈要求对“保守行业秘密”的矿泉水生产厂家予以罚款，受害者要进行索赔！
网友小小：如今这个年代，吃什么东西都有问题。吃鸡说有禽流感，猪肉有猪链球菌，鱼有什么毒素叫孔雀石绿，牛肉又有疯牛症，就连蔬菜也有过剩的农药。人类究竟吃什么才会安全啊？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高校录取也“打假”？省考试院负责人为你揭露招生骗术
网友云之彼端：每年中考、高考招生都有大批骗子，骗术层出不穷，但都是换汤不换药。因为骗子们都摸透了家长为子心切的心理。如高校招生信息能更加透明、公开的话，这些骗子的骗术就不会那么容易得逞了。
网友海蓝蓝：各大高校应该在学校的网站上公开招生的最新进展，一方面可以让家长和考生放心，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骗子中介钻空子！ 来源:广州日报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人物传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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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史”，所提供的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史实之繁富，治国经验教训之丰富，可以说古代史书无出其右者。毛泽东很重视阅读“二十四史”，其重要部分读得很细、很熟。他读此书，与史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更强调总结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和兴衰之由。毛泽东留下了阅读“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语，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毛泽东喜读“二十四史”。据曾经给毛泽东选读“二十四史”及《昭明文选》等文史书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说，“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起码读了三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破了。
　　1942年，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家中与徐复观叙谈。徐复观问毛泽东如何读史，毛答：“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留心兴亡之际”，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基本方法和侧重点。
　　对“二十四史”中的很多人物，毛泽东都作出了或褒或贬的评价。并通过这些评价，总结历史上一些朝代的治国经验，和一些朝代的败亡教训，以作为管理国家的参考，并借以教育广大干部。现依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及“二十四史”有关部分、《资治通鉴》等书籍，简要介绍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中三篇人物传的情况如下。
　　汉章帝容许争论
东汉肃宗孝章皇帝刘炟（公元58～88）
　　毛泽东读《后汉书·袁安传》，对书中记述东汉章帝时一次朝廷争论的一段话作了言简意赅的评点。
　　《后汉书·袁安传》写到，汉章帝时，朝廷就北匈奴问题展开了一次激烈争辩。早在公元48年，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就分裂为北匈奴、南匈奴两部，北匈奴留居漠北，南匈奴南下依附汉朝。章帝元和二年（85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朝廷既已跟北匈奴和亲，而南匈奴仍前往北匈奴抄掠，北匈奴单于说汉朝欺负他们，以此为藉口意欲侵犯汉朝边境。臣以为应当归还南匈奴掠得的北匈奴人口，以安抚北匈奴。”章帝下令召集大臣们在朝堂议论此事。
　　公卿们众口一词说：“北匈奴奸诈，欲壑难填。如果归还南匈奴夺得的北匈奴人口，北匈奴就会更加狂妄，故不能同意孟云的上书。”身居太仆高位、掌管宫廷车马和全国马政的袁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采纳孟云的意见，将南匈奴掠夺来的北匈奴人口悉数归还北匈奴，以示汉朝守信。他说：“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
　　司徒桓虞觉得袁安说的有理，遂转而附和袁安的意见。这让太尉郑弘和担任司空的第五伦非常不快，都认为桓虞不坚定，背叛了他们。郑弘甚至给桓虞扣上政治大帽子，说“凡是主张归还北匈奴人口的人，都对朝廷不忠”。桓虞对郑弘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给予了驳斥。
　　有关官员将朝堂争执的情况及时报告了章帝。袁安等人摸不清皇上是什么态度，深恐皇上怪罪他们，立即上交印绶，以示谢罪。
　　章帝下令说：“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訚訚衎衎，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就是说，朝廷的事情通过讨论决定，朝廷的方策由百官决定。中正和悦，这才符合礼制的法则。而鸦雀无声，大家都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对朝廷来说并非好事。章帝采纳了袁安等人的意见，还说他们没有过错，不用谢罪。
　　毛泽东阅读《袁安传》至这一段，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
　　这是对汉章帝容许大臣们在朝堂就国家大事展开争论的明智做法的肯定。朝堂争论有益于朝政。汉章帝通过朝堂争论，正确处理了归还被掠的北匈奴人口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据史书记载，汉章帝颇有“开明君主”的风范。西晋华峤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汉明帝对人苛刻，汉章帝为人宽厚，东汉的这两位皇帝作风大不相同。《后汉书》给汉章帝下了这样的评语：“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他能听取臣下的各种意见，作出较为正确的选择。他下令废除明帝以来的多种苛政，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有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局面的出现，得到了后代史家的好评。
　　梁武帝“专听生奸”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
　　毛泽东读《南史·贺瑒传》附《贺琛传》,对南朝梁武帝萧衍有两段发人深省的评论。
　　梁武帝本是南齐雍州刺史，乘南齐内乱夺得帝位。他在位48年，想做一番事业，然而不但国家没有治理好，还把自己的性命丢了。公元549年，叛将侯景以10万兵力攻破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宫城后，将梁武帝囚禁于净居殿，不给饮食。这位皇帝饥饿、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荷荷”是象声词，为怨恨之声。时年86岁的梁武帝，要吃一口蜂蜜而不可得，喊了两声“荷荷”，含恨而死。
　　梁武帝在位时，有一位名叫贺琛的大臣曾上书梁武帝。当时武帝年事已高，百官“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奸邪小人纷纷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官场风气败坏。贺琛上书谈四件事情：一是人民不能安居，此乃有关官员之过；二是现今天下官员，罕有清廉，乃由风俗侈靡造成；三是小人“诡竞求进”，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四是目前天下没有战事，而国库空虚。意见提得很尖锐。
　　意见书送上去以后，武帝看了大怒，立即召来负责记录的官员，口授斥责贺琛的敕命，对贺琛所提意见逐条予以批驳。
　　针对贺琛的第二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提出应当倡导节俭，这很好嘛。孔夫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不是这样做的嘛？“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梁武帝把自己如何勤苦，如何操劳，如何节俭，说得非常具体，甚至提到了他的私生活。他说，自己已经30年不过夫妻生活。居住的地方很狭小，陈设简朴。生来不饮酒，不喜音乐。三更就开始处理政事。如事情少，中午处理完；事情多，太阳偏西才能吃饭。一般一天只吃一顿，生病的时候，也有一天吃两顿的。他还说，他的腰围以前有“十围”（两手合拱的长度为一围），因为劳瘁，现今瘦得只有两尺多。他怕人不信，所以特别说明，以前用的腰带还在，可以证明他的话句句属实。梁武帝向人们表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为了救众生于苦难。
　　毛泽东对梁武帝的这段话，下了这样的批语：“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予智自（予）雄”是妄自尊大的意思。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君主，让小人钻了空子，贤能的辅佐大臣都离他而去，他的败亡一点也不奇怪，是势所必然。
　　针对贺琛的第三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指出小人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奏事，不能因噎废食。古人说：“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你倒说说看，要怎样办才好呢？将你的意见写出报来。
　　毛泽东就梁武帝的这段话批道：“‘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即偏听，“独任”即偏信（信用）。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治国，犯的大错之一即是“专听”“独任”，以致“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国家出现内乱。
　　侯景攻破建康宫城之日，梁武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死到临头，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南史》对梁武帝有如下一段评论：武帝留心祭祀，忘情征战，沉溺佛教，法纪松弛，悖逆萌生，祸患将临而不知警惕，最终导致败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就是说，自古开国之君不少，有的举措失当，以致后继者丢失政权。从来没有天下由自己而得、由自己而失这样的事。梁武帝给后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南史》的这段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以上两段批语。
　　唐玄宗能容韩休
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李隆基（685年～762年）
　　毛泽东还就《新唐书·韩休传》写下批语。
　　韩休是唐玄宗时大臣，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任宰相。《新唐书》称他“直方不求进趋”，是一个公正大方，不会钻营的人。他被提拔为宰相有点戏剧性。宰相裴光庭死后，唐玄宗命宰相萧嵩推荐接替裴光庭的人，萧嵩将韩休的道德、品行赞扬了一番，于是韩休被提升为宰相。萧嵩原以为韩休是一个“柔易”（柔和平易）之人，所以举荐他。哪知韩休当上宰相以后，连“恩人”萧嵩的不恰当意见也敢顶，萧嵩便老大不高兴，后悔他对韩休看走了眼。
　　韩休对唐玄宗也敢提出不同意见。担任万年尉的李美玉犯了罪，唐玄宗要将他流放岭南。韩休说：“李美玉是一个小官，犯的又不是大罪。现在朝廷有大奸，请先惩办大奸。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就是这样的大奸，他恃恩而贪，宅第车马超过规定的标准。臣请先处理程伯献，后处理李美玉。”玄宗不许，而韩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连玄宗都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想法。韩休说：“朝廷不能容忍犯了小罪的人，却将巨奸放过一边，陛下如不罢免程伯献，臣是不敢奉命处理李美玉的。”韩休说话、做事，一向如此“坚正”。
　　韩休严肃、耿直，时政得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玄宗常在皇家苑囿打猎，每次打猎，必定要奏乐。而每当乐队的规模超过了标准，玄宗必定问身边的人：“韩休是否知道？”玄宗的话才说出，韩休劝告玄宗的奏疏就送到了。玄宗曾经拿过镜子照脸，看到了自己闷闷不乐的样子。身边的人巴结他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就没有一天愉快。陛下何必老是让自己忧愁，而不把韩休赶走呢？”玄宗说：“我虽瘦，天下肥了。萧嵩每次奏事，都要顺着我的旨意，我退而思天下，不能安睡。韩休论述治国之道，刚直敢言，我退而思天下，睡必安。我用韩休，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啊。”
　　对《韩休传》的这段记述，毛泽东写下了六个字的批语：“玄宗能容韩休。”可谓画龙点睛。
　　《韩诗外传》说：“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任用韩休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有益于国家；任用萧嵩这样顺着皇帝讲话的人，有害于国家。
　　韩休任宰相是在开元年间，那时唐玄宗还是一位清醒的、很有作为的皇帝，整个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处于兴盛时期。《新唐书》对前期的唐玄宗评论道：“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几致太平”，是接近太平盛世的意思。这段话说得并不过分。这个时候的唐玄宗，还能够听得进韩休的逆耳忠言。
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
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
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
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
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
民国十一年，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他的部将陈炯明叛变了。国父就到永丰军舰上去避难。
这时候，蒋总统正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就决心赶到广州去帮助国父平乱。许多人劝阻蒋总统说：“现在你到广州去，好像是走进虎口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
蒋总统回答说：“我到广州去，世为了撞总理完成革命事业，怎么能够顾到自己的危险呢？”
他救立刻启程，到了广州，登上永丰军舰，来保卫国父。国父看到蒋总统来了，非常欢喜，对新闻记者说：“他来了，好像增加了两万援军。”
两万援军”。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国语课的时候，王老师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王明立刻站起来说：“今天是民族复兴节。”
王老师说：“对！不过，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一时回答不出。
王老师就郑重的告诉大家说：“在民国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时全国军民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正在发愤图强，向着民族复兴的大道迈进。谁知张学良、杨虎城受共匪的唆使，乘着蒋总统到西安视察的时候，偷偷的派了许多兵，把行辕包围起来，并且提出许多无理的条件，强请蒋总统签字。蒋总统不但严辞拒绝，并且大加训斥，说：“我头可断，身可死，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正气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民（引者注：当时的中国人口为四亿）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毁伤，整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
张、杨二人因深受蒋总统伟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国军民的指责，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护送蒋总统回南京。当时全国军民疯狂庆祝，比任何节日都热烈。
同学们听完之后，都觉得蒋总统太伟大了。
在这篇课文里，蒋介石被塑造为气节高尚的英雄，而中国共产党被称为“共匪”，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则成了叛逆。
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
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有点可笑，然而当年的台湾小学生正是读着这样的小学课文成长起来的。
【转载】家乡走笔
城市和农民的十大纠葛
奇幻、悲壮、荒诞却又合情合理，一部社会学的中国教科书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基调是改革开放，美编是655个市长，创作团体则有近6亿城里人和7亿多乡下人。他们演绎着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纠葛。
在中国城乡的进化史上，二元对立的矛盾呈尖锐化、扩大化、剧烈化之势，但又纠结不已，混杂共生，迅猛迁变。它们包括：城市/乡村；工业/农业；水泥/耕地；进城/留守；暂住证/祖籍；回迁房/宅基地；消费主义/谋生主义；全球化/空巢化；出国大军/进城大军；市民阶层/农民工阶层；新经济/集贸市场经济；磁悬浮/村村通公路；英语/方言；第三产业/养殖大王；国企/乡镇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西部、老边穷、欠发达；新新人类/三峡移民；引进外资/承包责任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低碳减排/退耕还林；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小资/小武；章子怡/赵本山；比基尼/基尼系数；忧郁症/因病返贫；乐活族穷忙族御宅族/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富人生二胎/从超生到只生一个好；煤老板/矿工；充满新奇事物/只有新鲜空气；喜吃农家菜/想做城里人；成功人士养二奶/捏脚供弟弟读书......
身份纠葛：后现代的农民
农民是谁?务农者、进城务工人员、打工族、民工、农民工、第三产业服务者、保姆、农贸市场供应商、小商贩、劳动力市场散工、装修工、走鬼、送外卖与快递。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难以定义农民身份。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经典回放：孙志刚事件、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最近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此后多少学者钟情于乡村实验，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缓慢地发生变化，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并未饱受冲击，而是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经典回放：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经济纠葛：消费新农村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农业税费的改制取消，行政打白条的减少，农业科技的发展一度促使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年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说，农民开始变得有钱了。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发现，回家继续务农是个不错的选择：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自然，种种菜、养养猪，一年的收入不比打工少。
从杭州机场通过市区的高速路沿途，一排排气派的小洋楼都是农民盖的，他们养花、养菜，是华东富裕的农民阶层。在2009年新年，某个小镇上，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除夕夜放了半宿的烟花，还是腰包有钱。
中国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说不好，但农村正在拯救中国的城市经济。一方面，两千万失业人口可以返乡务农，形成就业的蓄水池；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决策者的想法是，只要产品对路，只要他们有钱花，消费就能持续，中国经济就不会垮。
因此，电视下乡、节能电器下乡、电脑下乡、银行下乡，一时间消费新农村成为一则手机短信的续句：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当然，也有外电记者报道，当洗衣机被买回去时，全村人都会来参观，把它当作富有的象征。但因为没通自来水，户主需要拎水来洗衣服。
另外，农村土地扭转正在决策层形成共识，并有推进之势，而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下一个30年的动能。
经典回放：茅于轼山西龙水头村小额信贷实验；国际小母牛组织四川支农
文化纠葛：精神的乡愁
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返乡。
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对于莫言，可能就是高密，对于一个要在城市驻扎下来的大学生，可能就是他出生之地。
一代或两代进城的人，并未完全丢失他们的根基。无论如何追逐时髦，但朴实、感恩、念亲怀旧总是随着年岁渐长心思益深。越是时代变迁，越是日新月异，越是不可追，越是成追忆。
当再也不回农村了，农村也都变样了，子女都不知魏晋了，这乡愁就更无可凭照，无可依托了。
所以说，这便产生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奇怪观照，先锋作家往往写乡土题材，刚往城里扎的作家则写都市人的欲望、冷漠与异化。
还有田园诗般的乡愁，将乡愁当作田园牧歌，玩高调隐居，大隐隐于城市边缘。这是城里人的精神生活。
经典回放：路遥《平凡的世界》
教育纠葛：子弟跃农门
上学贵，上学难。难倒的都是乡下人。
教育问题成为一套经典的讲述模式：全家人供一个最聪明的孩子上学，其他的兄弟姐妹养家糊口挣学费。
这造成另外一个负担，当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肩上不仅扛着自己的前途，还有对一家人付出的回报。所以，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勤奋、上进、敏感、自尊。还有一点，就是活得累，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他要为一家人而活。
子弟跃农门，唯读书一条，去城市上大学，拥有城市户口，从而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城市就是这样形成的。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一是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大学教育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的政策，力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却很少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自我的调整来完成。调整不好，在择业、求偶、与朋友相处等事件上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做城市人，是几代人正在进行的奋斗，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90后。
经典回放：择校费、歌曲《爱拼才会赢》
福利纠葛：社会主义的礼遇
南街村、大邱庄曾经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样本：按需分配了。
但这仅对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有意义，后半段，响应者无。孤立的个案和试验难以全方位推广，但福利下乡的政策，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却是千真万确的。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10元钱办一个本，看一年病。各级医院都设有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措施。
在华南地区，一位刚刚结婚的打工女子，将自己的户藉从内地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每年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
全民发红包在这两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壮举了，而是具有普遍色彩的方式。而红包又都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社会主义的福利特色体现了它的关怀性。
这导致了近两年农村的新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使得安居乐业变得可能。更多的人从农村搬进小镇，小镇也开始有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了。
经典回放：南街村、东莞发红包
城市化纠葛：CBD与城中村
在广州，CBD与城中村互相咬合；在北京，CBD驱走城中村；在上海，CBD避开城中村。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发展之痛、之败笔，都在于发展模式的单一。早期城市发展有工业、后来有私营经济、再后来有虚拟经济、然后就开始卖地了。中国市民的消费热潮也从家电、家居、数码产品向品牌服装、车、房转移了。
后来发现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既有GDP贡献，又有税收，兼顾修马路与绿化，还有城市形象与政绩。城市化运动中，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是最常见的模式，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钉子户。北京人曾笑言，本地土著都被赶到四环外了，拆迁获得一笔补偿金，又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楼，只好到四环外买房子，后来四环外也买不起，就往五环外搬。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住的不是老市民，而是新城市人：新富阶层、创意阶层、白领阶层。常常叫什么魏家村、史家屯的地名，其实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城郊结合部不断外移，城市包围圈扩容，城市容纳更多的混居者。
但城中村的风景亦屹立不倒：大杂院、小弄堂、牵手楼，城中村的村民顽强地在城市里展开拉锯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租住城中村的，以外来务工人群为主，里面多有农民兄弟，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的很多工作，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也使得城市变得更加舒适、方便、成本变低。
经典回放：重庆钉子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典回放：《河南人惹谁了?》
就业纠葛：农民工交响曲
1.2亿农民工是不久前的官方统计，人们这样描述，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还可以这样描述，在城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奇迹，在区域中心城市，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旧城保护者宣讲无效，城市仍然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裂变。问外国小孩喜欢北京什么，答曰：一自行车多，二楼房新。
一砖一瓦，一钉一铆，都是农民工创下的奇迹。打火机、玩具、服装，这些外贸生意，也是他们一针一线，一板一眼做出来的。当然，假冒伪劣山寨版，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食品安全尤成为城市人担心的话题，农民从来不为此发愁，但别以为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差了，相反，他们是最懂得生活的人，城里人好蒙，生意好做。早期手机流行的段子说“钱多、人傻、速来”不正是农民投奔城市的心态写照么?
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农村吃婚宴，如果主人招待的不是土鸡土猪，而是从超市里买的话，就会被乡亲说闲话，不受待见。他们懂得贵贱好坏健康。
大凡过年，农民工返乡退潮，城市里便空空荡荡，早点没处吃了，小商品没地买了，娱乐场所只剩下KTV了，休闲也无处可去，没有人送水送煤气送外卖送快递。没有农民工，城市冷清，运营不灵，御宅族也宅不起来了。在城市循环体中，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进城、务工、得到承认、实现价值，不仅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构成。
经典回放：2600万失业大军
生活方式纠葛：风俗的蜕变
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晚睡晚起、吃快餐、缺少运动、人和人之间充满距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羡慕：旅游、逛商场、看电影、享受消费的丰盛。
那些在城里过老乡聚居生活的农民工，还是将老家的风俗移到城里来：说方言、打牌娱乐、热情款待来客、注重每一个民间节日、使用农历，婚丧嫁娶，不比城里人隆重，但绝对更热闹。
有时，城里人回老家能找到那份感觉，但又想背弃它。有学者分析，乡村的风俗需要宗族亲朋好友抱成团，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松散的互助团体、抵御各种风险。所以，乡里人走动频繁、交往密切、注重亲缘。而城里人什么都买保险，除了老板和客户，不用看别人脸色，自然就独门独户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干不了的活，一个电话到家政服务，修理工、搬运工就都来了。
起早贪黑闲不住，是农民的本性。勤劳是农民的本性，这一点，第一代第二代城里人是丢不掉的，这些具有农民本性的城里人，比别的城里人自然要收获得多一些。农民最鄙视的就是一个懒字，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但风俗还是在发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冲击，一年一度的返乡高潮，就是一大景观。返乡这种近乎仪式般的行为依然是人们最重要的年度庆典。
中秋节、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也是在固化中国民间的风俗。要不然，没有时间保证，这些节日也无从过起了。城里人更讲究带薪休假和黄金周。
人们发现，乡村青年比城里青年穿得更时髦，发型更讲究，而这被看作另一种土气，因为城里人早已不再标新立异了，30年来，他们获得城里人的自信与气度，更懂得让自己舒适与随意。
我亲爱的农民兄弟
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说：“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城市要回答乡村，城市人要回答农民和农民工。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这个以农业立本、从农村起家、以农民为主要国民的国家，其社会阶层和城乡观念正在发生质变。
你貌似城市的主人公。
你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闽三角的工厂里生产“中国制造”的一切，为之做包装，又为之做搬运；你修路建桥搭起大厦，为之装修，又为之保安；你铺好大街铺好地铁栽好行道树，为之养护，又为之清洁；你在餐馆烹饪在超市收银在发廊洗头，你送报送水送奶送外卖送煤气送快递，你做劳务做家务做业务甚至做义工。你做了城市的365行，城市产业的链条和生活的齿轮若离开了你，一天也不能运转。
但是，你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二等公民。
你被要求“户籍”的招聘启事和征婚启事拒之门外，又被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条款淘汰。你不能进人才市场，只能进劳务市场。你要随身备着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你很难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街道干部或公司经理。你被欠薪时连起诉和要求劳动仲裁都无门。你是潜在的和被高度戒备的犯罪嫌疑人。你的孩子即使交了借读费也很难在城里上学。你为城市贡献了GDP和财政收入，但政府计算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一定将你排除在外。无论你如何努力工作，你不会获得养老保险。就算你交了个人所得税买了商品房，你仍然是这个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本来，你跟城里人一样。
受一样的传统文化滋养，被一样的东方水土哺育。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样爱国。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产品，一样上网。一样的青春飞扬着一样的梦想和欲望，一样的奋斗感受着一样的发展和严冬。一样想安居乐业，一样盼心想事成。一样素质参差，一样个性不一。一样收看央视和湖南卫视，一样着迷星光大道和快男超女。
但是，有的城里人这样说你——你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你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这么原始这么效率低下？你为什么没考上大学？你为什么这么脏还来挤公交车？你为什么总是大包小包地拎着家当进城出城？你为什么春节一定要回家，搞得跟暴动似的？你为什么这么极端，要以爬塔吊和跳楼的方式来讨薪？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你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市民待遇？从幸福指数调查来看，你不是比城市市民还幸福么？
城里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中什么人都有，干着“技术含量”不等、收入不低的各种职业。其中多数人是通过大学和职业完成了身份转换，抹去了自己的来自，并换上了时尚的妆容和衣服——其实他们来自农村和小镇，或者他们的爷爷辈就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他们热爱自己的城市新身份，乐得成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强化了一种新的“出身论”，在认同你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你的机会。他们甚至以“你怎么这么农民啊”之类的字眼来嘲讽人，“农民”在他们眼里俨然成了落伍的代名词。他们其实多么害怕在欧美人士和更有钱更有权更有名更时尚的人面前，显得像“农民”。
你肩负着家族和家庭的希望。
你是家里的壮劳力，最精明最聪明最有闯劲的那个。你是父母的寄托、伴侣的心爱和孩子的依靠，你是最相信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人，并不畏惧脸朝黄土背朝天。你热爱你的家乡和亲人，在城里每每忍着思念和牵挂，希望创造财富和未来。你们汇向农村的钱，占了中国农村收入的1/3。你把乡音、口味和风俗都隐藏，学习城市的规则和知识，普通话和城市方言，摸索着新的职业和饭碗。你的妻子成了留守妇女，缺乏关爱；你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还缺乏教育。
但是，你回不了家。
你的工资被克扣、亏欠。你排了几天的队也没能及时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你熟悉和赖以维生的乡土已经“沦陷”。你的耕地已被招商引资、企业建厂和开发区的名义圈没。农村变成了第三世界，变成了单向街，水利设施老化了，义务教育不停收费，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粮贱菜贱卖的都贱，农资贵肉贵买的都贵。你不敢生病，但生、死、嫁、娶、育儿、养老和人情交往都要花钱。你非城非农，成了被牺牲的一代人。
你呆在农村，失地或收入菲薄不足以养家；你呆在城里，失业或被骗被欠薪；就算打工之路顺畅，最终要被户籍和机会紧锁的城市赶回老家。你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肯干，你什么坏事恶事违心事都没干，但是，你成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病，这个社会的社会问题，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缓慢人群，城市中的不速之客和弱势群体。
他们在看顾着你，政府、经济学者、慈善企业家和为民鼓与呼者。
政府年年以你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一号文件”，誓言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减了你的“皇粮国税”，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还给你种植补贴。经济学者设计出无数种拯救你的改革方案，慈善企业家为你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为民鼓与呼者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唤起全民对你的重视。
但是，中国对你的重视远远不够。农村除了贫穷和落后，一无所有——这种把农村妖魔化的观念，也把城市化夸大成改造农村的“包青天”和必由之路。其实正是你一手一脚地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而社会把城市化的代价部分转嫁到了农村。你无缘分享到中国的发展红利，无人在乎；你背负了社会的软弱，无人看见。
你是谁？你是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你是被忽略的中国骄子，你是7亿中国农民，你是已经占到中国建筑业的80%、制造业的60%和服务业的50%的2.3亿中国农民工。你是我的来自，你是我的日常生活供给者，你是我自感惭愧而叫不出口的——“兄弟”。
被忽略的中国骄子：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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