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特务戴笠死亡之谜：或遭蒋介石“鸟尽弓藏”|戴笠|蒋介石_凤凰历史
国民党大特务戴笠死亡之谜：或遭蒋介石“鸟尽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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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蒋介石
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
核心提示：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释。但造成DC-47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未解的悬案。
戴笠，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青网，作者：李战喜，原题为：戴笠死于蒋介石谋杀？ 日，龙华机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参谋长李崇诗冒着大雨来接戴笠。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迟迟不见戴笠专机的到来，李崇诗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 3月19日凌晨，神秘失踪两天两夜的戴笠专机，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戴笠专机坠毁在当地。媒体报道，因为恶劣天气，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很多人对戴笠死因表示怀疑。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 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蒋介石得知后很平静。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来到上海，精于心计的戴笠竟与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由此他结识了蒋介石。1928年，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却毅然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戴笠的命运也从此青云直上。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他还是很勤快地为蒋介石做些情报工作。随后，蒋介石再度复出。重回政坛的蒋介石，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敌对势力，于是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日下午，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军统少将秘书毛人凤接到电报后，将此事报告。但蒋介石平静的竟连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好一会儿，蒋介石终于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询问飞机去向。当得知飞机确实神秘失踪后，蒋介石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所有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作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产党那边，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戴笠从北平出发，来到青岛寻求美国海军的帮助。 1945年8月，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和平建国&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实际上，这就等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戴笠。戴笠第一次感觉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来自民众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此外还有颇有顺水推舟之意的蒋介石。 一时间，各种猜测随之即来。有人说戴笠会继续特务生涯，有些人认为他会退休回家孝敬母亲，还有人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已经猜测到回去的结局。几天之内，戴笠连续收到重庆发来的多封电报，搅得戴笠实在有些心慌意乱。 日，戴笠准备最后一搏。这天，戴笠从北平出发，不过目的地不是重庆，而是来到了青岛。他去青岛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的帮助，运兵、抢占战略要地，要是利用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可能会改变看法。第二，要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只好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
[责任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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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一封密电让蒋介石几个小时未说话
戴笠跟随蒋介石 资料图
　　日，“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
　　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也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随着“军统”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戴笠小心提防。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干，也永远无法摆脱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不甘削权，“斗法”老蒋
　　1946年1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是极度的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了全国的肃奸工作，回家乡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交通警察总局的主要力量由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约有十万人；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以上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各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蒋介石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脱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此时，戴笠为了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
　　密发电报，惹祸上身
　　就在戴笠在反共产党的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
　　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是思绪万千，并且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内室召见了文强。当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
　　据文强后来的回忆，说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地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蒋介石看后会怎么想？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临终“托付”，死因成谜
　　1946年3月的重庆，仍旧是潮湿和阴冷。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后的通牒。那电文里所用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
　　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这毕竟他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这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话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
　　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都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
　　蒋介石召见宣铁吾的当天下午，宣铁吾秘密地离开了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七人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得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
　　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由，顿使郑介民有了种凶险难测之惑。
　　那么，戴笠是否已预感到了什么呢？
　　日近中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没有过多少时间，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戴笠死了，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戴笠确是位特工奇才，对这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使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地步。
　　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由于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蒋介石也说不清和道不明了。
　　尽管，后期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蒋介石因为没有弄清戴笠的真实实力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也正因为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心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了，随后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戴笠无疑成了威胁。当蒋介石感到这种威胁他已无法掌控后，那么戴笠当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运已经决定了戴笠，在这个时候必须踏上死亡之路。
　　当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极一时之盛。揭秘戴笠五招讨好蒋介石：挨打无怨言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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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对付“老头子”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戴笠也知道，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对美外交，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运用各方面关系，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将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责任编辑: 赵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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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免责声明谋杀杨虎城：蒋介石每次下野杀大将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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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文章摘自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日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拥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被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痛。(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页)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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