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57岁：谁是红军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兵？
年已57岁：谁是红军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兵？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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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徐特立竟然义无反顾的随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向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进发，成为红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征老兵。师秋朗：他那时候已经57岁了，他很少骑牲口，配给他的马他都是给病号，或者体弱的，或者女同志骑，他都是走。
凤凰卫视11月2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徐特立（）
18岁开始教书
28岁开始创办多所小学
51岁加入共产党
57岁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
63岁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曾子墨：1937年1月，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要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当中党内年龄最大的，从雪山草地跋涉走过来的徐特立老人，破例在延安搞一次祝寿活动。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共产党内的一致拥护和支持。在全党范围内公开为一个人祝寿，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徐特立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的尊敬和爱戴，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又是怎样的呢？
解说：就在徐特立2月1日60岁生日的前两天，也就是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正在陕北保安的徐特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愿你，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师秋朗（86岁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朱总司令有句话嘛，叫他当今一圣人，或者叫现代圣人，他是圣人啊，那孔子是过去的圣人，徐老是现在的圣人，所以他受人尊敬，他比其他老的更受人尊敬。
解说：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徐特立竟然义无反顾的随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向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进发，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龄最大的长征老兵。
师秋朗：他那时候已经57岁了，他很少骑牲口，配给他的马他都是给病号，或者体弱的，或者女同志骑，他都是走。
解说：据徐特立后来回忆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骑马的时候大约有二三千里，而且从不给其他人造成负担，在战士的眼中，徐特立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身体力行的时候，他经常身背手拉一些红军小战士，一次次把地他们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
谢绍明（85岁，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谢子长之子）：他就讲他们在长征路上，怎么走啊，怎么苦啊，怎么互相帮助啊，有些小孩，也有小的呀，长征也有些红小鬼，也有十一二三岁的，他说掉队了，我们得拉上，我还得背他呢，徐老给我说，我一边拄着棍我还得背着他要走呢，他说你们现在不就是娃娃么，他就说你们现在娃娃，我们都是年纪大的大人。
解说：1934年12月初，准备抢渡广西全州境内湘江的中央红军，与围歼的国民党军队苦战数日，最终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伤亡巨大，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戴永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血战湘江的时候，大家情绪很低落，击退了敌人以后，那个军队死伤惨重，可是老头就从山坡上跑到高处，振臂高呼，许多想掉队的年轻人，红军战士，看到徐老头那个样子，也就站起来跑了。
解说：除了给红军官兵鼓励，打气之外，为了缓解紧张、单调的气氛，徐特立常常利用战士们行走的时候，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文字，在挑战生命极限的行军途中，给战士们带来了一丝乐趣。
师秋朗：他也教战士认字，怎么认字呢？每个人有个草帽，他给草帽上写上字，前进啊、红军啊，他们写上，那么后面的人就认前面人草帽上的字，而且他有事干，他走路也不疲劳，所以他在长征中间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解说：除了每天教战士们一两个字之外，徐特立还利用部队宿营和休整时，挤出时间教大家学习新文字，大多数战士看到外国字有抵触情绪，学习兴趣不高，有些女战士们更是不愿意学。
徐禹强（徐特立嫡孙女）：我祖父就跟我她说，跟她们说，他说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字，你们应该学，将来条件好了的时候，外国文字我们也要学，他说中国的妇女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上翻身，也要在文化上翻身。
解说：红军总政治部还要求每个战士每天写三条标语，以此来促进战士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此，徐特立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徐禹强：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战士们自己编的：人民教育家徐老，长征路上事文化，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每天学习二三字，一年学会八九百，学好文化好当家。你将来要做中国的主人，所以那时候教起来就比较快。
解说：在徐特立的鼓励和帮助下，受益的许多红军战士通过学习，初步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徐特立说，红军北上时，我忘记了我的年龄，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的愉快如故，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徐禹强：这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幸存者，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工农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就是这个政治意义就非同一般。
解说：大雪飘飘的宝塔山下，来自各战区的贺信贺电也如雪片般飞来，最先给徐特立寄来贺信的是朱德总司令，他专为徐老写了题为，《你是一个老怪物》的贺信，信中说，徐老头，你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我俩在同一战线奋斗，从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和行动真是可钦佩的，你是革命的模范，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多快，你总是推着它向前进。祝徐老头万岁。
徐禹强：那么按着湖南的风俗，就是他生日的那一天，应该是前一天有一个暖寿，那么这个暖寿当时是在延安的天主教堂。
解说：雪花纷飞的当天晚上，中央机关科长以上，红军大学队长以上的干部参加了这次活动，与以往那些传统的祝寿方式不同，没有了封建礼仪那套烦琐刻板的仪式，却突出了共产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政治氛围，餐桌上的四菜一汤，也使得暖寿活动显得简朴而热烈。
徐禹强：开始之前，主席按照湖南的风俗习惯，给徐老戴上一个过去的那种礼帽，就是镶了一个红边，另外一个锁就给他戴上了，完了以后主席就讲了话，最后说的是，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也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希望全党的同志学习你，祝你长寿。
解说：日，当时延安的苏维埃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专门为徐特立祝寿活动发表社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2000多件的贺信条幅，诗歌散文等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如此盛大的祝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顽强生命力的一次生动展示，是一次革命力量的大检阅。
曾子墨：1927年5月，徐特立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在武汉科密加入共产党，不久他又与林伯渠、张国基等人辗转到江西，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暴动，年届51岁的徐特立，此后便始终跟随共产党一起闹革命，打拼天下，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徐特立在湖南已经是地位显赫，名霸一方的教育界“长沙王”了。
解说：日，徐特立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寒的家庭，早年丧母，只读了三年私塾，失学以后，他就开始自学。1895年，18岁的徐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教蒙馆做老师，边教书、边自学。
戴永增：但是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这个知识不足，还不行，但是他要上学又上不起，他就呢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自己买书读书，通过读书走这条道路，计划是十年，所以他历史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叫十年破产读书，最后他读了，读到了28岁，他感觉到好像是可以了，可是他觉得呢，这还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读了不少书，可是也没有证明自己哪个地方算是成功了，没成功啊。
解说：不久，徐特立借钱赶赴岳阳，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厚积薄发的他，在众多考生中终于脱颖而出，金榜题名，名列第19位，但是接下来的复试却让徐特立望而却步。
戴永增：复试的话要交一个银元的复试的费用，他自己当时呢交不起这一块银元，他都想不复试了，因为后来他写过一首诗，这首诗他说明，所谓言志，他就是说受人恩惠立朝难，就是将来做了官，你受了别人的恩惠了，你就不好主持正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没有复试就回去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他原名叫徐懋恂，自己后来就改了名字叫徐特立，这个特立就叫，他当时想的叫特立独行，高洁自守，就是高尚的情操。
解说：1905年，徐特立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一年后在周南女校做教师的他，后来还兼任这个学校小学部的校长，徐特立还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经常给这个学校的师生做时事报告，湖南境内的一些进步青年闻讯后，也纷纷赶来驻足旁听。
戴永增：大概是1909年毛泽东初到长沙，他是后来才知道这个讲演的人就是徐特立，他后来又是我上第一师范的时候的先生，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现代来讲做时事报告，讲当时外国人如何欺负中国人，这样他非常愤慨，讲到这个时候心情非常激愤，他都跑到那个厨房里去，大概可能讲演的地点离厨房不太远，拿了一把菜刀，当众就把自己左手的一个小指砍断了一截。
徐禹强：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么八个字，他当时就昏倒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叫彭国钧，就是所在演讲的学校校长叫彭国钧，彭国钧他因为怕这个事情搞大，当时那个场面呢，会场就很沸腾，同学们都起来了，情绪很高，怕这个事情搞大了他不好交代，所以他就用我祖父流在碗里的血，就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这几个字，交给当时不是好多人都到北京来请愿吗，有一个叫宁康石的，他们要到北京来，就把他写的这个给了宁康石带到北京来了。
解说：徐特立断指血书的壮举，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光复后，徐特立因宣传革命有功，被选为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和昏庸，使这位“长沙王”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不久徐特立相继辞去了，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继1910年创办平民夜校之后的1912年，徐特立又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以培养更多的老师，徐特立认为劳苦大众的孩子，学习最努力，最刻苦，因此他办的教育深得广大百姓的欢迎，老百姓得到了好处，一致要求再继续办学校，经徐特立多方设法，不同级别的学校在五美乡周边相继诞生了。
戴永增：有的时候呢，写的是800所学校，有的时候就说800多个小学教师，我觉得反正是这么个概念，长沙县在那一段的小学教师都是他短训，长期结合的培训出来的。
解说：就在徐特立功成名就之时，1919年7月，这位43岁的“长沙王”竟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师秋朗：他要学西方，西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跟我们国家相比有哪些优越性，我们哪些是可以学习的，所以他到了法国以后，他给家乡写信，就把他认为家乡可以学习的那些东西都写信告诉长沙。
解说：三年后的1924年7月，徐特立几经辗转从法国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戴永增：他就看到了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那现在综合起来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背叛国共合作方针，发动“四一二”清党大屠杀，5月20日，反革命大屠杀波及到长沙，军阀许克祥残杀了数千革命群众，对革命力量来说，正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徐特立决定加入共产党，那年他51岁。
徐禹强：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放弃了家庭儿女，还有三所师范学校校长的地位，把自己的命运跟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是斯诺的话，实际上斯诺的这些话我觉得非常到位。
解说：徐特立加入共产党后，更加坚定了为革命办教育的理念。1930年12月，徐特立从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他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几经辗转来到了江西苏区，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有这样一段关于徐特立的描写。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徐特立刚到江西苏区的时候，当时整个江西全省文盲占90%，当毛泽东征求徐特立对教育工作的意见时，徐特立提出除了兴办学校之外，同时还要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戴永增：没有纸，他就用那个所谓沙盘，弄一个石板，撒上沙土，一层沙土，然后就可以用那树枝在上面写字。
徐禹强：条件很差，没有纸没有笔，木炭就在那墙上写。
戴永增：抓的就是扫除文盲的教育，把什么识字牌插到田头上，后来就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叫什么老公教老婆，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这样一套叫做以民教民的教育方案，就是所谓群众教育。
解说：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部长瞿秋白因滞留在上海，因此徐特立在苏区全面掌管教育工作，他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农业学校，列宁小学以及各种夜班和训练班，开创了崭新的工农苏维埃教育，以兴国为例。到了1933年，全县已有300所小学，约800多名教师，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下。
徐禹强：鲁涤平大概是江西省主席，他给蒋介石的电报里，就是说报告之类的，说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中央苏区从小孩到老人都是赤匪，所以说一个地方，因为一个苏区这个教育，能够得到这种结论，我觉得是最成功的结论，因为都变成了赤匪。
曾子墨：与中央红军一起到达陕北后，徐特立已经是年近60的花甲老人了，1935年12月，徐特立担任中共西北局教育部长，又回到了他一生挚爱的教育事业，面对广袤无垠、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和百姓愚昧无知的落后状态，徐特立所开辟的教育事业，无疑是极为艰难的。
解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徐特立对陕北认识的描写，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1936年8月，徐特立办起了第一所扫盲师范，试用新文字扫盲，学员来自红军中的“小鬼”和年轻家属，人们戏称为“文盲师范”，鲁迅逝世后，为了纪念他后改为鲁迅师范。
吴大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吴玉章孙女）：他说中国如果没有人民大众的教育，是不可能建设以后的中国的，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希望我们将来也从事于教育工作，他是这样，这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刻。
解说：为了更快地在农民中间扫除文盲，针对陕北黄土高原人口稀少，儿童上学不便的状况，徐特立将一部分骨干学员派到乡下去，用同样的方法教农民识字，把学校办到了农民的家门口。
戴永增：就是说给文盲办师范，一方面识字，一方面就让这些文盲回去教那些不识字的，文盲还可以组织这一个村里的，你比方说有一个赵老婆，她就是个文盲，组织一个纺纱的学校，一方面纺线、纺纱，几个人完了以后，纺纱一会累了歇下来以后就识字。也办过这种教育。
解说：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继续深入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新文字活动来普及和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
谢绍明：那时我就在新文字干部学校学习，徐老还兼了一段校长，那时候都是他亲自教课，徐老这个人就是非常和蔼的这么一个老头。
解说：徐特立尤其热衷于师范教育，他认为合格的教师越多，教育才能越普及，徐特立常说，教师是要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就是教学问，另一种是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教怎样做人。就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迅速得到普及的时候，身为边区教育厅长的徐特立，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离开了延安，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回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开辟统一战线工作。远离延安的徐特立仍念念不忘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仍念念不忘为抗战建国培养急需人才。
徐禹强：我祖父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办那个自然科学院，主席看了这封信，就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就说了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斗争，作为教育方面来说，我考虑办政治学校和军事学校的比较多，对于办这个自然科学的学校我很少考虑，你的建议很好，应该重视自然科学，最后说了，一个政党不注意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是没有远见的。
解说：1940年8月，徐特立从湖南回到延安，这一年的12月，他接替李富春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开始了崭新的教育事业。
黎杨（92岁，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徐特立身边工作人员）：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老人，你看见他就像是个农民，像个农民似的，但是他头脑啊就非常的那个近代，那时候是很近代，不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都是非常精通的。
解说：当时徐特立住地在延安城北的杨家岭，而自然科学院则在延安城南的杜甫川，将近有10公里的路程，为此中央给徐特立配备了一匹温顺的毛驴，可是他很少骑，总是步行。
曾宪林（81岁，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原轻工业部部长）：后来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有毛驴不骑？锻炼身体，他说锻炼身体，所以徐老就是健康非常好，他基本上从杨家岭到我们学校来上班，他多是牵着毛驴到学校。
侯光明（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尽管他本人经常和学生一块儿搭伙吃饭，但是坚持自然科学院要为教师开小灶，哪怕这些老师的生活比学员们稍微高一点，他心里也是莫大的满足。
解说：徐特立认为，边区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匮乏，但并不是没有起步条件，为了使学院尽快步入正轨，从专业设置到教师的选调，从教材的编写到改善师生的教学生活条件，60多岁的徐特立几乎每天从早忙到晚。
师秋朗：老师编的教材，徐老都审查都看，而且他跟老师一块编教材，徐老做工作主要是做老师的工作。
侯光明：他花出了相当大的精力，广纳贤才，从海内外、从蒋管区、敌占区、根据地引进了一批批知识分子到学校来担任教师。
解说：当时在校的学生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组织安排选送的，在与学生接触中，徐特立特别注意因材施教，他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给有其他专长的学生创造条件，鼓励他们成才。
师秋朗：徐老对于人才往哪个方向发展非常重视，贺敬之开始到延安的时候是分到自然科学院的，但是他对学自然科学没兴趣，他就在那写曲、做曲，徐老发现了，就把他弄到鲁艺去了，鲁迅艺术学院，那他就如鱼得水了。
解说：作为自然科学院的掌门人，徐特立给师生们讲得最多的，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说，世界观不仅解决科学体系问题，统帅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俭可助廉、廉可守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就可以使我们得到世界观转变的巨大收获，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座标和前进方向。
侯光明：有些老师刚到延安的时候，不习惯延安的生活习惯，也不太懂得很多革命大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徐老和老师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交谈，一起建实验室，一起教学。
吴大兰：他说你们这一代人，就要用科学技术来建设新的中国，你们必须要学好新中国的应需要的东西，那当时就是学以致用那是很联系的，所以对后来对建设新中国来说，也是打下了一些干部的基础吧。人才是教育来完成，所以这个对于科学技术教育从来就是很重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念是在我们脑子里头比较深刻。
曾子墨：1940年8月，徐特立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发展提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理念，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强调，我们不仅要以学者为师去学习，主要的还是要向行动中的大众去学习，一切学者领袖，也都是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这大概就是徐特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育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解说：1942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延安自然科学院也进入整风阶段，这一年的10月30号，在全院的教育方针大讨论中，徐特立再次提出，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
侯光明：在自然科学院，徐特立到任之初就成立了研究部，专门组织老师，针对边区需要，从事各种科学技术的研究，为此，他还提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就是请边区，包括各种知识分子到学校来授课，指导研究。同时让自然科学院的相当多的老师，都成为面向边区需要的研究者，有了各种兼职身份。
解说：徐特立认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
戴永增：而且这里头他选用的这个词，这个位是一位两位的位，把不是用的三为一体作为的为，这个位呢就是在西方基督教教义里头，三位是指的圣父、圣子、圣神，也叫圣灵，这三位一体构成上帝，被称作上帝。那时候他用这个词那就寓意就非常深刻了，只要这三种经济结合三位一体，那么它就相当于上帝，推动社会前进发展，推动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发展。
侯光明：我认为理解“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应该理解这样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核心，它是提出了教育要为社会生产服务，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要为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理念。
解说：徐特立提出“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适逢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处在最为险恶的1942年之时，真是令人无法想像，而这一时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抗战建国的精英，也足以证明徐特立的这一教育思想是多么的具有前瞻性和正确性。
戴永增：这样一种论述作为一个教育家是非常难得的，孔夫子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认为徐特立实践了这种中华民族的身教重于言教的这样一种光辉的思想传统，他力行了，他做到了。
解说：在徐特立带动下，以延安自然科学研为骨干的师生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一道，积极投入到校办实习工厂的研发产品中去，投入到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劳动中去，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收获了可观的物资和资金，改善了边区的生活条件，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师秋朗：那我们自然科学院的老师，帮助当时的化工厂生产出了火柴，开始时候是点棉籽油灯，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小油灯，后来延长石油出来了，有煤油灯了，可煤油灯没有灯罩，那烟熏得鼻子里都是黑的，后来连墙都熏黑了，毛主席也使的那个灯，那怎么办？得想办法生产灯罩，生产灯罩也是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徐老最喜欢的四个青年教师之一，林华他实验的试制灯罩，他的条件就是一匹马，徐老告诉他大胆干，有问题就找我，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生产出了灯罩。毛主席首先鼻子不黑了，用上灯罩了。我们做实验三角瓶什么的慢慢也都有了。
解说：随着边区生活条件的逐渐好转，全党的整风运动也渐渐深入。
侯光明：在后来延安整风教育活动中，他还保护了一批教师，因为他认为保护他们的个性，关心他们的学术成长，就是关心我们的革命事业，关心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一点在延安时期的师生中有口皆碑。
黎杨：有一次我听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说知识分子现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那么讲法，我们听见了又不理解，毛主席怎么会这样讲呢？我们参加了革命，虽然读了书，参加了革命入了党，怎么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啊？不理解，我们就去找徐老了，他说不是，你们就是革命队伍的人嘛，那是我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你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又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应该改造，注意思想改造，就给我们解了这个难题了。
解说：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来自然科学院坐镇指挥学院的抢救运动。
师秋朗：陈伯村领人到自然科学院以后，那就是哎呀这个也是特务，那个也是特务，老师全成了特务，看特务的人也是特务了，炊事员也是特务了，没有人做饭了，简直弄得一塌糊涂，还死了两个人，一个老师上吊了，一个炊事员跳井了。
黎杨：他了解到情况以后马上到科学院来，召开全院大会，整风领导小组也参加，他就讲，你们工作当中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改正，但是呢你们领导小组，你不能把人整得那样，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讲话说，那个马克思说你们给婴儿洗澡，不要把婴儿连着洗澡的脏水一起泼掉。
解说：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不安，他曾当面质问陈伯村，并什么证据把一批批学生抓走，他全然不顾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说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1943年11月，徐特立不再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就要与他朝夕相处的师生们分手了，临别之时，他给同学们留下了五字赠言，学，不断学习；问，不懂就问；思，凡是多思考；辨，辨别是非；行，身体力行。老院长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感染者周围每一个人。
曾子墨：今年是徐特立从事教育事业115周年，在校友们的发起倡议下，北京理工大学先后设立徐特立奖学金和建立徐特立塑像，以永久纪念他们的老院长。2010年9月，就在北京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由学校主办的徐特立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到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热烈，他们一致认为徐特立教育思想，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长远的重要影响。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人类教育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爱育人恩泽当代。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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