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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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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学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
高校改革面临哪些问题？如何理解大学教育目标？如何看待高校腐败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
大学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林校长好！”
昨天上午的小组会议结束后，林建华被来自浙江和北京的媒体包围了起来。浙江媒体熟悉他，因为他是浙江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曾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北京媒体关注他，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现任校长，他毕业于北大，也在北大教坛深耕了二十余年。大家对他感兴趣，还因为，他当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后，曾因进行学部制改革等而获称“改革校长”。
“总理的工作报告提出，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大学就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这位“改革校长”一张口，便把高校改革和时下最热的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
记者：为什么说高校改革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一环？
林建华：对国家来说，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校的作用至关重大，转型、创新、产业发展……必须要有人才支撑，培养不出优秀的人，任何发展都是没有基础的。
我和很多企业家聊过，听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其实教育也面临着相似情况。老百姓都希望获得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但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也面临着很多体制上的困惑、障碍、束缚。对大学来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怎样把原先的束缚和问题理顺。
记者：大学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中面临着哪些问题？
林建华：任何一个机构和行业都有内在的潜力，要发挥出来，必须考虑这个行业内在的利益诉求。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这一点，满足了诉求，就能释放出潜力。但各行各业包括高校，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解放生产力时一定要围绕着使命去做，这样才不至于偏离方向。
党和国家希望，大学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和更高质量的学术支撑。要求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大学不能偏离的底线。
记者：近些年来，高考录取率大幅提高，会不会带来大学“产能过剩”问题？
林建华：（哈哈一笑）如果用国家层面的产能问题来理解教育，也是很有意思的。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不小，但是质量有很大差距。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大学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当建立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应当是多样化的，能够适应学生自身特点，也能够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要。我们说提高培养人才质量，是要使学生接受不同类型的、最适合他们发展需要的教育。
记者：既然把教育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那么大学在专业设置上，是否也需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
林建华：我觉得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本质上说，教育需要适应社会发展，根据实际社会的需求，调整学科布局和结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能仅仅根据眼前的需求考虑教育。育人是一个长线的工程。在做学科布局时，必须要有远见。例如，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不同，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必须要有长远布局，这是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基础；但应用学科和应用人才的培养应当更多地与实际结合。
大学教育不能仅仅以就业为目标，但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一定要能就业，要具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潜力。我们必须考虑大学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的就业和未来职业发展。
记者：有的教育界代表提到，高校需要更多的自主权，您如何看？
林建华：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我们遇到很多的障碍就来源于此。应该从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出发，真正分析一下各方的真正利益诉求是什么，各方的底线是什么。大家都守住底线，放开其他，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大学的潜力和优势，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办好。总理曾经讲过，对很多行业，要建立负面清单，划定哪些是不能做的，对大学来说也是如此。
希望在今后5年，能够推动大学教育的综合改革，真正释放出教育的潜力。
记者：总理也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校如何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林建华：创新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过去教育偏重知识传授，轻视启发和把学生的潜力真正发挥出来。
对大学而言，创新创业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纳入大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纳入每一个课堂当中，让学生主动发挥潜力，这也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记者：怎样看待高校腐败问题？
林建华：应该肯定的是，大学整体风气是好的，如果说存在腐败现象也是个别现象。但是教育是培养人的，出现任何腐败现象都是不允许的，所有的教职员工应该清楚，我们的行为将会影响下一代人。因此，高校中的任何违反道德底线或腐败的现象比其他行业危害性更大，一定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并且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同时也应指出，高校中存在经费使用不当问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也涉及到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我们也应当不断改进制度，让老师能够高效地去使用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避免不规范的行为。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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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作者：张学军 来源：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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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高校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
当前，我们出现的带有全局性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高校由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局面。作为传授知识、输出人才、科技创新的供给方，高校理应有所担当和作为。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特色流失严重。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在2016年两会上说，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经济升级、产业转型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就学校来说，追求大而全，升格、更名、建新校区等，一时成为主流。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的学校比较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学校比较少，千校一面、特色流失，学校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我们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尽吻合。
其次，存在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悖论。大学生&就业难&存在结构性矛盾，即社会需要与供给之间脱节。从社会用人需求的角度看，&用工荒&最突出的是学历层次更低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服务人才，而不是大学生。但供给上呈现了结构性问题，近五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与招生人数持续下降。
从大学生的就业情况看，长期以来的特点：从学历层次看，两头易中间难，即研究生与专科生(高职高专)相对容易，中间的本科生相对困难；在本科生中，最难的是一部分地方普通本科生，技能上不如专科生，学历能力与综合素养上不如&985工程&&211工程&毕业生，&拿不起，放不下&&高不成，低不就&现象突出；从专业看，工科类专业普遍好于人文社科类专业；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
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对实体经济、消化落后产能贡献率不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论文发表引用数、拥有的专利和新增专利数，稳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大学生创业率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大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巨大的剪刀差说明我国高校创新创业的状况与全社会对创意、技术和人才的海量需求极不匹配。
对于以上三点，笔者建议，发挥高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以人才需求为导向，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契合度。我国正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迫切需要大量应用型人才。调整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教育整体性改革的突破口。建立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求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高校设置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善民生急需的专业；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探索建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完善高端创新人才和产业技能人才&二元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此外，高校还要融入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协同创新能力。高校融入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要找准自身的位置，坚持在最擅长的领域内做精做强，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等资源集中于优势特色方面，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看家本领&。高校技术研发要主动与地方产业接轨，形成以高校及科研院所为创新源头和人才储备方，企业为创意、技术需求和资本提供方，政府为政策扶持方的合作格局，实现更大范围的、更便捷的和更充分的创新资源整合，完善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系统的力量支撑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作者系石家庄铁道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本报记者高长安整理）
《中国科学报》 (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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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0条评论吴敬链：供给侧改革如何发挥市场、政府作用？
（原标题：吴敬链：供给侧改革如何发挥市场、政府作用？）
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6年会上解读，以及市场和政府如何在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作用。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20年，成效不大的原因是“体制性障碍”，实现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消除体制性障碍。政府和市场如何改革他强调，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时已经认识到，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联系的“体制性障碍”。现在的供给侧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吴敬琏称，市场的两项基本作用，首先是有效地配置和再配置资源，实现帕累托改进。今年要实现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刺短板都是典型的资源再配置工作，主要要靠市场机制实现。&第二，要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实现奖优罚劣和优胜劣汰，目前官员“懒政”和企业家缺乏积极性，根源在于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吴敬琏表示，第一，政府不应该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而是推动改革，建立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第二，政府在利益结构大调整中用社会政策“托底”；第三，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怎样有效地支持创新和创业。依靠创新提高效率吴敬琏介绍，他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供给质量＋结构性改革。2016中央经济会议强调的是提高供给质量而非扩大供给数量，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和效率驱动，而信息化应当是其中的主力。吴敬琏表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过去欧洲人常用，而在中国比较生僻的用语。据structural reform 的倡导者《经济学人》的解释，意指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政府怎样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我们也可以作此理解。
他介绍，2009年以来最流行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分析法，由此得出的对策：靠增加投资提升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说，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Y = C + I +（ Ex- Im）+ （G-T ），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从实践上看，投资收效递减和杠杆率不断推高，都使我们不能继续把增加投资作为保增长的主要手段，直接结果是到到一定阶段，我们的增投资的收效递减，杠杆率（债务对P比率）加速提高。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应当从供给侧因素的分析寻找问题和提出对策： & Y = A · Kβ · L1-β，这一分析框架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 A，即提高供给的效率(TFP)，对索洛余值A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有不同界定，总之是依靠创新提高效率。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任万顺_NF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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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嘴炮 只管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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